长春市铣工招聘:程言君：重庆模式之于中国模式的标志性意义

程言君：重庆模式之于中国模式的标志性意义
程言君 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第16次研讨会发言之二
 
重庆模式之于中国模式的标志性意义
                 ——论重庆模式的基本内涵、历史本质和时代意义
 
程 言 君
 
 
【内容提要】重庆模式具有中国模式缩影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乃至标志着中国模式的历史走向。重庆模式充分体现了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和历史本质。如“紧紧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公有经济为主体，不搞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兼顾公平和效率，以分好“蛋糕”保障做大“蛋糕”来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等等。迄今为止，重庆模式已经至少用五个“率先”，揭示了乃至标志着中国模式的历史走向。
【关键词】重庆模式；中国模式；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尤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亦称中国模式，因在这场至今还在往深层发展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应对中凸显的优越性而更加举世瞩目。尽管对于中国模式内涵的界定，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无论学界还是政界，都存在很大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有的甚至还包含了肯定还是否定其社会主义性质的政见分野。但由于这种差异相对于中国模式已经和必将产生的重大历史影响和国际影响，以及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而言，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亦即中国模式的举世瞩目，已足以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①]因而，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中国模式目前所遇到的困难而降低信心或产生失望情绪。更何况，重庆模式的横空出世以及所产生的国内外影响，已经有力地彰显了中国模式的活力和光辉前景。这里的问题是，如何理解重庆模式？重庆模式与中国模式是什么关系？从视重庆模式为中国模式的历史指向看，这个问题似乎是一个关系中国改革开放方向的重大问题。
 
一、重庆模式揭示乃至标志中国模式历史走向的意义得到国内外广泛肯定
 
中国模式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自然历史过程，可以而且应该从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90年辉煌历程来寻觅。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90年辉煌历程，大致呈现为三个30年的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1921-1949），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站起来，为保障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中国模式的建构发展，提供了政治历史前提。第二个历史阶段（1949-1978），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保障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中国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本制度基础和物质技术基础。第三个历史阶段（1979-），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形成为还在发展中的中国模式。或者更全面一点说中国模式的全部内涵，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②]而重庆模式，首先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缩影，但不仅仅是。虽然没有中国模式也就没有重庆模式，但重庆模式诞生的特殊意义或重大意义，在于揭示了乃至标志着中国模式的历史走向和光辉前景。因为重庆模式不仅浓缩了中国模式的历史本质和基本特征，而且其五个“率先”，已经被国内外视为引领中国发展的“即将全线铺开的中国模式”。重庆模式为中国模式更加举世瞩目已经做出的重大贡献，可以说这么说，迄今为止，没有哪一种模式能够像重庆模式那样赢得国际社会的如此高度关注——有的学者用“震动海外”来形容，也没有哪一种模式能够像重庆模式那样被评价为代表着甚至标志着中国模式的过去乃至未来。“《纽约时报》前总编辑西默·托平说，1946年在延安时，最让自己感动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今天在重庆，他看到这种精神依然在闪光，更重要的是，今天的重庆在创造新的价值”，“在我看来，重庆的做法正是中国几代领导人所坚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③]况且，重庆“十二五”的一系列新举措，已经初步展示了重庆模式还将继续为中国模式更加举世瞩目做出更大的历史性贡献。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人民当家作主：重庆模式创新凸显的中国模式的历史本质
 
“紧紧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共产党90年辉煌地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的根本所在，也是重庆模式凸显的中国模式的历史本质。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9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仅仅依靠”表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和推进这三件大事，成就举世瞩目的伟大事业，是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④]“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⑤]并且做到了“紧紧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人民当家作主。[⑥]对此，重庆模式的演绎使之更加凸显。
然而，这些年来，一些地方的领导不是“紧紧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人民当家作主，而是视人民为臣民，使执政性质异化。其严重性，可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前的最大危险，是一些地方党组织和政府脱离群众。其他如新自由主义导致的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分配不公以致两极分化引发的社会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国家主权安全等等，都很重要，但都在其次。基于此况看重庆模式鲜明的人民性，就显得意义重大。薄熙来在重庆市纪念建党90周年时说，我们把改善民生既作为发展的目的，又作为发展的动力。“各级干部经常想着群众，为百姓办事，人民群众自然就会对党产生感情，就会发自内心地亲近我们的党，党就有了根，有了基础，有了力量。”并强调说“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一大作风，如果丢了这一条，脱离了群众，就会有大麻烦。这些年，我们实行的‘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三项制度’，很有必要，要继续抓实。”“转变作风是非常具体的事，关键是把老百姓的事情放在心上。”正是在这一“紧紧依靠人民”的执政理念下，才有了重庆模式的让人民当家作主，依靠人民群众“唱红打黑”等等。据说重庆“打黑”过程中，曾向群众发了二十万信封绝密性质的信，在请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地揭发坏人坏事时，首先考虑到保障好人民群众不因揭发坏人坏事而受到打击报复，或受到黑社会迫害。其中，有四万个回信的百分之八十署了真名字。群众发动起来了，黑社会就没有了藏身之地，打黑就容易多了。社会主义法制，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参与乃至当家作主基础上的法制。没有群众的支持，群众不敢揭发坏人坏事，甚至好人怕坏人，打黑就会困难重重。当然，重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打黑只是重庆模式的亮点之一。其真正意义，在于党的群众路线的发扬光大。在当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做工作，并依靠群众监督政府、支持政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普遍意义。事实上，无论重庆模式还是中国模式，都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政治觉醒并积极参与基础上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都以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政治觉醒和以主人翁姿态积极参与为基本内涵和历史本质，都要求按照马克思揭示的人的异化复归规律，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充分地政治上让人民当家作主，经济上人力产权自主实现。只有这样，其优越性才能不断充分彰显，才能得以成功和不断辉煌。
 
三、共同富裕：重庆模式以独特方式凸显的中国模式既现实又根本的目标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中国模式既现实又根本的目标。对此，重庆模式演绎的独特之处，如薄熙来在重庆市纪念建党90周年时所说：“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就是得讲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越性。”“‘共同富裕’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共同富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私人占有、两极分化是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落后的文化，而共同富裕是人民大众的、充满朝气和正义的文化，所以是先进的文化。”有些人认为只有做大“蛋糕”，才能够分“蛋糕”。其实不然。分不好“蛋糕”，公平缺失，如何有积极性做大蛋糕？薄熙来提出：“我们要转变发展思路，把民生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分好“蛋糕”的过程中做大“蛋糕”。 [⑦]在分好“蛋糕”过程中做大“蛋糕”，这就是重庆模式追求共同富裕路径的独特之处，彰显的是公平正义的社会这一历史本质。
中共重庆市委于2011年7月20至21日召开了三届九次全会，研究了缩小贫富、城乡、区域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思路和政策措施，决定推出“共富十二条”。薄熙来说，当前，共同富裕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万众关注、众目睽睽。可以说，上有中央明令，下有百姓渴望；前有领袖的预言，后有“两极分化”的风险；而我们既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又有不进则退、不治则乱的压力。决不能只是少数人百万、千万地发家暴富，而工农大众却没份儿！现在重庆形势不错，但如果贫富差距扩大，咱经济规模再大，人民群众也不会买账！大家会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打好这个攻坚战！
事实上，重庆坚持共同富裕道路，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具有的迫切感甚至危机感，源自用马克思主义深刻分析新自由主义“精英”的干扰所形成远见卓识。薄熙来针对一些非议和严峻的现实，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浅出地说：“尽管聪明人很多，帽子也很多，但解决差距的问题还是不能等，等到问题多了，再想改，也改不动了！即使下大决心，那时要付出的成本也会大得多！现在解决‘三个差距’为时不晚，如果真正到了‘两极分化’，那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存在决定意识’，到那时候，有了10%或者20%的既得利益者，再加上他们属下的‘精英’，你和谁去讨论这些问题？怎么去解决？”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及其诱致的改革倾向，偏离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结果导致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等严重问题。这也是胡锦涛一再强调“决不改旗易帜”、吴邦国强调“不搞私有化”的主要原因。
由此看来，重庆模式的“共富十二条”，的确极富魄力和远见，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似都不容小觑。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蛋糕”做大了好多倍，收入差距却越拉越大，分配公平严重缺失。其严重程度，诚如薄熙来所说：到了抓住时机解决的时候了。对于重庆此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崇富说：重庆促进共同富裕是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重庆作为西部内陆直辖市，既不是最发达的城市，也不是最富有的城市，却如此旗帜鲜明地提出“缩小三个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并推出“共富十二条”实属难得！这也就是说，重庆的“共富十二条”，在光大中国模式共同富裕特征上，具有率先示范意义。其实，无论对沿海还是内陆，无论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必须高举共同富裕的旗帜。而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却是全国待解的难题。重庆的“共富十二条”，确是一个敢为天下先的重大突破。　　
 
四、五个“率先”：重庆模式之于中国模式历史走向和历史定位的标志性意义
 
毋庸置疑，重庆模式与中国模式一样，都是处于不断发展完善中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如果静态地看，重庆模式之于中国模式历史走向和历史地位具有标志性意义，那么，动态地或前瞻性地看重庆模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不断推出的新举措，可以认为这种标志性意义将会得到不断充分彰显。这种彰显，可以用“五个率先”来概括。
第一，在全国率先于“十二五”大张旗鼓地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搞私有化。当然，也不搞单一公有制，即全面坚持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公主私辅型”基本经济制度，把两个“毫不动摇”[⑧]有机高效地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庆通过创新国有企业运行模式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使国有经济规模已经从2002年的1700亿增加到目前的1.5万亿，总量已经居全国第4位。这一点对于重庆发展的重要意义，用薄熙来最近的话说，就是重庆国企已成为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经济力量，为政府扩大民生支出提供了巨大的财力空间。“只有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薄熙来引用江泽民的这段话，表达了他继续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缩小差距中的重要作用的决心和信心。同时，重庆毫不动摇地加快了非公经济的发展，恰当地处理了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之间的主体与辅体关系。按照重庆市的“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重庆的非公经济占全市经济的比重将由62%提升到69%，非公经济投资总额将达到3万亿，占GDP比重达到70%。当然，这与一些地方受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干扰，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中出现偷梁换柱的“两个异化”[⑨]现象截然不同。
第二，在全国率先开展大规模公租房建设。在宜居重庆建设中，重庆大规模推进“公租房建设”，稳步构建了“双轨制”住房体系。目前,重庆在主城区的21个公租房社区基础上，现又计划从2010年开始的三年内，再建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解决60多万户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公租房的四个特点。一是位置优越。公租房大都处于重庆市交通便利的地区。二是配套设施齐全。公租房社区都配有幼儿园、学校、医院、商业等服务部门。三是租金便宜。公租房租金由政府制定，目前的标准每平米每月10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申请公租房获得批准，最小的一居户型，每月只需300元左右的租金。如果三口小家庭租用二居室，每月租金仅约在500元左右。四是规模大。重庆市的公租房项目全部建成后，能够解决200万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
值得肯定的，是公租房所显示的多重意义。1、从政治上说公租房具有让中低收入者安居乐业，起到社会稳定器的作用；2、从经济上说公租房可以有效平抑房价，有利于解决房产业房产商故意推高房价获取暴利的现象；3、从来重庆创业的创业者来说，公租房可以避免背上沉重的住房包袱，节约创业成本。事实上，公租房展示的是重庆市领导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执政和发展理念。如果单纯按照市场经济观念，公租房这么大面积仅占用的土地增加的财政收入就非常可观。这就是重庆模式的特色，一个从民生负担最沉重的住房问题入手，通过改善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条件缩小贫富差别，不断强化基于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共同富裕趋势的特色。
第三，在全国率先将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写入“十二五”规划，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重要指标。重庆围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直面两极分化，坚决而自信地承诺在“十二五”将重庆的基尼系数从0.42降到0.35。这在我国基尼系数早已越过0.4的警戒线，目前大致在0.5左右国情，有期限的可贵。降低基尼系数就是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重庆此举引起广泛关注是自然的。引起特别关注的，是重庆脚踏实地不搞花架子而采取的具体措施。如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降低民营企业社保缴费门槛以扩大社保覆盖面；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提高高收入人群社保缴费标准；通过征收房产税等措施抑制高收入人群收入过快上涨，等等。其中，有两个方面目前已经在政界学界产生了巨大社会反响。一是将开征高档商品房房产税，让占有财产多的人承担更大税负；二是力争使居民收入占比达到50％左右，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7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翻一番，使全市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左右，率先在西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
第四，在全国率先发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打黑除恶”，赋予党的群众路线以丰富的时代内涵。“打黑除恶”全国各地都有，而且搞过多次。但重庆的“打黑除恶”独特之处，一是广泛发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二是在“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三项制度”、“唱红”等扶正措施的大环境下进行；三是依法办事，持之以恒，不断深入。重庆“打黑除恶”，不仅把“扶正”与“祛邪”有机结合起来，而且建立在较为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法律基础上，踏踏实实，注重解决问题，旨在打造风气正社会环境。事实上，只有这样的“打黑除恶”才可能彻底、高效；才是边固本强本，边标本兼治。而不像有些地方“打黑除恶”很像应付甚至像搞运动，雨过地皮湿，做表面文章。值得特别研究的，是重庆“打黑除恶”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工作作风。通过“唱红”掌握话语权，发动群众，营造“打黑除恶”的语境和社会氛围，如此等等的一系列措施，应该是新形势下对党的群众路线的高超、成功运用。或者说，赋予了党的群众路线以丰富的时代内涵。
第五，在全国率先推出“红色卫视”，广泛开展“唱传讲读”，大力运用现代技术手段与传统教育手段有机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占领精神文明制高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解决一手软的问题。如何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掌握群众，依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应该可以肯定，重庆的做法有所突破，重庆做法的成效显著。其意义，丰富群众生活，净化了社会风气是浅层的表象的，更深层重大的，是通过“唱传讲读”营造广大人民群众相信党、拥护党、支持党的政治信仰氛围，使群众心里有主心骨和底气。群众觉悟了，起来了，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就有了扎实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五、简短的结语
 
当然，无论中国模式还是重庆模式，都还在不断发展完善中，都存在不尽如人满意的地方。这是有人认为提出重庆模式乃至提出中国模式为时尚早的重要原因。其实，古往今来又有哪一种经济社会模式是完美无缺、固定不变的呢？我既不是重庆人，也不是研究重庆模式的学者，掌握的资料也十分有限，没有能力对重庆模式概述的更多更详尽。但感觉上述五个率先所体现的中国模式的标志性本质和特点，应该可以说明重庆模式是成立的。重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正确坚持“公主私辅型”基本经济制度，坚决走共同富裕道路，实行“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三项制度”、“唱红打黑”的文化、治安建设等重大举措，作为重庆模式的基本内容或基本特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时代内涵。即便不说重庆模式将来可能产生的重大历史影响，仅从重庆模式迄今为止产生的国内外影响看，其深远广大的意义，在于重庆模式从让重庆市广大人民群众对重庆市委、市政府信赖、支持开始，再塑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乃至在全世界的光辉形象。这一点在当下，尤为重要。因为新自由主义改革倾向，致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相当大一部分被异化为雇佣工人，使其在直接经济利益关系上主要与私有资本相关，而与党和政府相分离。这种情况下，如何重建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难题。重庆模式在解决这一难题上的突破性尝试所具有的时代内涵，应该做和界定？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应该作何估量？很值得深入研究。
 
作者简介：程言君(1954-),徐州市委党校教授、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理事。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人力产权理论
 
  
[①]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86页。[②]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11年第13期。[③]辛华：《重庆模式：即将全线铺开的中国模式？》，议政网：www.kfzx.gov.cn,2011年7月26日；2011年 3月23日的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中国资金流向西部》一文，对重庆模式预以高度评价。2009年2月，《亚洲周刊》报道“重庆模式”，引起国内外新闻媒体关注。见《热词：重庆模式》，凤凰网：ifeng.com，2011年1月31日。[④]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论联合政府》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出版（1966年改横排版），第932页。[⑤] 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46页。[⑥]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11年第13期。[⑦] 肖竹：《发扬革命传统，牢记党的宗旨》，《重庆日报》2011年 3月23日。 [⑧]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坚持和不断完善“公主私辅型”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毫不动摇”。即“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第三，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 见《中共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23页。对于“统一于”的内涵，中共十七大以来多次完善。中共十七大提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全党“自觉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见《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第10页。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载《求是》2010年第21期。[⑨]所谓“两个异化”，泛指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中出现的以全面私有化为指向，阉割两个“毫不动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现象。具体说来，一是把两个“毫不动摇”异化为只坚持一个即第二个 “毫不动摇”的现象。其实质是通过只坚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放弃“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阉割两个“毫不动摇”中“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二是把坚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异化为对非公经济只“鼓励、支持”而不加引导，阉割“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服务或辅佐公有经济发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导向本质。其间，“两个异化”普遍诱发或派生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大量腐败现象。这些现象，反过来助纣为虐地加剧了“两个异化”对公有经济主体地位的销蚀。以致“两个异化”严重销蚀了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甚至已经导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异化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危险。参见程言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和历史本质》，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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