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肯欺负队友:汪浩：比较“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

　　2009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庆模式”首度被提出，解读这一模式，并将之与广东等模式进行对比，是近年来中国学界讨论热点之一。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肖滨教授认为“重庆模式”短期占据优势，“广东模式”更具生命力。笔者认为简单的评价优劣显得肖滨缺乏整合政治实践的能力，研究发展模式的政治目光短浅，我们研究发展模式应该是取长补短，整合优势，提供国家决策参考，而非以肯定或否定一方简单结果。

　　重庆模式：着眼体系的维系与巩固

　　“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均可视为中国模式下的典型范本，短期内，基于各种原因与气候，“重庆模式”可能在中国大陆占据某种优势，但长远来说，中国政治学者肖滨认为，“广东模式”将更具有生命力。

　　概括言之，重庆模式重视“对体系的维系与巩固”，广东模式则“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在评价两个模式时，长期在广东任教与做研究的肖滨，显然更倾向于“广东模式”。

　　近年来，相对于西方模式，中国模式的概念开始被提出，但学界对是否存在这一模式向来存在争议。肖滨认为，如果借用丁学良教授关于“中国模式”的一些说法，“中国模式”当中必然包含六项基本元素，首先是列宁式政党、军队、国家政权，这三者共为威权的权力架构，此外，还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支撑政党国家的意识形态、受控制的市场经济，这六项元素缺一不可，在“中国模式”的框架下扮演重要角色。

　　“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其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两种模式中，以上六项元素无一例外都具备。在政党国家体系内部，两种模式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并未超出中国模式的框架。”(两种模式都不尊重民意，肆意挥霍公共财政，都是举国体制作秀政绩形象工程，社会保障福利都没有根本改观，如在解决全民免费医疗、教育、官场腐败、住房制度等;二是都没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如在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方面没有基本面的突破;没有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如党要在法律法规范围内活动，但是党凌驾于和干预司法活动现象仍然严重，没有改革的迹象，党如何在法律范围内科学执政、依法增强党的凝聚力方面也没有改革迹象)。

　　但另一方面，两种模式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与特点。肖滨指出，在经济领域，重庆与广东都重视经济发展，也关注民生问题，但前者突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后者则更重视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机制。

　　他指出，重庆的经济发展中有鲜明的民生导向，如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建设“五个重庆”(宜居、平安、森林、健康、畅通)，同样，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的“建设幸福广东”，也体现出对民生的重视，“不过，广东和重庆还是有区别，广东更看重市场机制，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更突出。”

　　在涉及意识形态的价值领域和舆论空间，肖滨表示广东一直尝试在体制和价值中增添法治、民主、公民权利等新元素，当局也确有一些具体工作，包括广州近年推进依法治市，实已产生一定效果。另外，在全国各地的媒体中，广东媒体的表现有目共睹，最能体现开放、理性、宽容、竞争与批评的态势。

　　重庆则强调价值重建中的红色话语，试图以“唱红歌”之类的活动来重建民众的价值观。对此，肖滨认为，红歌本身有时代的土壤环境，而且并不孤立，它与狂热革命年代的红色标语、红色口号等连为一体，构成一套具有历史印迹和时代特征的红色话语。他指出，在过去的革命年代里，“红歌的精神基调是革命与造反，哲学基础是斗争哲学，价值内涵是阶级斗争”(我不敢偶同，客观上的积极作用：红歌是一种革命精神，更具有破除一切不合理体制机制的创新精神元素，可以为更进一步的深层次的改革创造更好更宽松的群众干部基础和舆论环境，有此基础，改革可以贴近现实和历史需要来得更好更快。特别是当前改革需要改革者的革命牺牲精神，敢于为国家和人民担当，敢于打破一切不合理的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敢于得罪人民深恶痛绝的官僚集团，树立一种正气和群众观点，让一切阻碍历史进步的人闻风丧胆，自觉支持改革开放。)，这与今日市场经济要求的法治秩序、权利平等、有序参与、协商妥协、竞争共赢不一致，“两者之间互为紧张与对立”。

　　肖滨也指出，重庆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社会控制中主动出击，集中体现在重庆近年的强势“打黑除恶”。而广东模式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体系机制的不断改革，一直在为中国的城市治理与改革开放提供具有创新意义的选项。在广东历任的省委书记里，大多视改革为己任，从早期的习仲勋、任仲夷，到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不仅改革风气一脉相承，而且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让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包括最近汪洋强调要加强法治建设，努力把人情社会变成法治社会，就是坚持这一改革取向的印证”。(广东模式过于空洞，对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黑恶势力视而不见，是一种严重失职，广东东莞治安状况全国臭名昭著，而广东却回天乏力)

　　肖滨强调，广东近年在不同层面的改革值得关注，包括广州政府的预算公开化、顺德的“党政联动”大部制改革、河源与惠州的网络问政、深圳党内民主的试点以及广东各地推行社会管理中的多元共治等，都是广东近十年政治行政层面改革的亮点，“广东这些试点可能会连成线，最后连成面，为中国政治改革探路”。 (都没有顶层改革设计，即没有改革目标，最终达到什么目的没有设计，都是盲目的零敲碎打)

　　他总结说，在政党国家体系里，重庆模式的着眼点在对体系的维系与巩固(目前主观上如此，但是奠定了今后改革基础)，而广东模式是尽量增添新的元素与机制，强调改革与创新，以适应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

　　广东模式：缓解内部紧张性

　　肖滨也表示，在中国模式框架之下，隐含着两个正在运行的逻辑，其一是政党国家奉行的权力和资源的垄断逻辑，其二是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两者看似矛盾，但目前在中国模式中交织、混杂为一体”。

　　他解释说，市场经济有自身逻辑，要求权利与机会均等，除规则之下的经济竞争机制以外，必须有法治民主的政治机制与之相适应，另外，也必须有配套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价值体系与话语形态等，“这就造成中国的这两个逻辑存在紧张性、甚至互相排斥”。

　　两种模式：为发展路径提供选择空间

　　而就广东模式而言，虽然也在中国模式的框架之下运行，但这一模式的重点并非固守旧有的元素，而是试图增加新的元素，肖滨认为，相比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更因循市场逻辑的发展，并试图去缓解中国模式内部的紧张性，推动中国模式按照市场运行的逻辑向前发展。

　　自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治渝以来，吴邦国、习近平、李长春等中央高层近年轮番到重庆视察，中共政治局九名常委中就有五名曾经到访。中共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李源潮也曾高度赞扬重庆“出现了欣欣向荣大发展的景象”，指重庆经验对于破解中国科学发展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表明中国传统的考察模式的典型弊端------工作成绩被“以点带面”取代，而与现实相悖，也就是典型的中国领导事实上的“眼见为虚”，不足以代表重庆模式的实际成绩，可能现实和长远更糟糕。所以他们的表态不代表中央和重庆本地人民对重庆模式的认可)

　　中央领导人的密集性考察与调研，并给予重庆建设经验以肯定，令外界有不同版本的解读，民间更出现“中国向左转”的言论与猜测。

　　肖滨认为：“目前看来，‘左’的势力与声音确实是在放大。”(其实重庆干部群众更具改革开放精神的传统，例如，重庆人民对中央高干子弟的政治分赃更痛恨，对中央领导集体年龄超多公务员法的规定普遍表示需要改革，让一大批年富力强的领导担当中国这种特殊大国的领导重任。所以说重庆向左是对重庆干部群众的误解)不过，他强调说，迄今为止并无证据显示中央最终肯定哪个模式，虽有重量级人物对重庆给予肯定，但也无事实表明有谁在公开否定广东模式，目前作出判断为时过早。

　　他也指出，距中共十八大(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还有一年多时间，关于两种模式的争论，不仅为十八大的人事布局埋下伏笔，也将影响中共高层对下一步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和确立，为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发展方向、发展节奏的调整提供选择空间。

　　肖滨不排除短期内重庆模式可能会因为特殊或暂时原因占据上风，但他对广东模式持有更坚定的信心：“这是更能体现市场经济逻辑的发展模式，长远来看，无疑更具有生命力”。(说明当前现实效果方面创造差异，重庆人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治安恩惠，城市表面的繁荣，但是也感受到了高物价的痛苦，机会的不均等;广东人民感受到了经济发展方面的实惠，但是也感受到了金钱万能的痛苦与治安恶化的苦果。长远看，应该取长补短，社会管理方面，对黑恶势力应该学重庆主动强势出击，对社会治理应该逐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经济发展方面应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建立相适应的民主法治。两个模式均应该建立有效机制制约政府权力，杜绝政绩形象工程发生)

　　他也指出，距中共十八大(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还有一年多时间，关于两种模式的争论，不仅为十八大的人事布局埋下伏笔，也将影响中共高层对下一步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和确立，为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发展方向、发展节奏的调整提供选择空间。

　　肖滨不排除短期内重庆模式可能会因为特殊或暂时原因占据上风，但他对广东模式持有更坚定的信心：“这是更能体现市场经济逻辑的发展模式，长远来看，无疑更具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