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式太极拳34式:储建国：阴差阳错：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

　　重庆模式热了一段时间之后，另一种模式终于被梳理出来，努力在公共话语中竞争优势。如果抛开利益上的考虑，这种争论是有某种意义的。中国发展到今天，矛盾积累相当严重，这个已大体成为共识。但严重到什么程度，则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什么贫富差距、特权腐败、黑恶现象等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一个个局部地应对就行了。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正面临一次总体性危机，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层面，需要有总体性的动作才能有效应对。

　　在这种背景下，局部动作还是总体动作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在位者更多地倾向于局部动作，不在位者更多地倾向于总体动作。为了缩小总体动作诉求的影响，一些人便将局部动作包装成总体动作，从而形成似乎是一揽子解决方案的总体性模式。

　　无论是重庆模式还是广东模式，都是局部性动作经过包装后的概念，其共同的效果是排挤了总体动作的诉求。正如肖滨所言：“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其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并未超出中国模式的框架”。这种争论的一个不经意后果，就是用地方模式之争转换了中外模式之争，将民间话语中的激烈冲突柔化为体制内话语中的温和冲突。中国模式提出并被热炒后，遭遇了激烈反弹，其结果可能会违背提出者的初衷，壮大总体动作的诉求。地方模式之争实际上将“中国模式”从话语困局中解套，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充满多样性的地方实践，而不是总体性的中国体制。

　　在这种局部动作的争论中，人们似乎不必上纲上线，大动肝火。我们有时候得跳出文字工作者的各种符号，不要陷入这些符号所编织的政治幻象，而是要进入真实的地方实践，看看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有些什么差异。我们可能一听到重庆大唱红歌，就想到极左的时代，一听到广东解放思想，就想到西方的主义。但我们这样联想的同时，应该知道，重庆一边唱红歌，一边引进着富士康；广东一边解放思想，一边增加着维稳经费。

　　差别究竟在哪呢？主要在于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方式，尤其是管理经济的方式。关键人物的心中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的蛋糕论反映了争论的一半实质。薄熙来被指责为土包子，但他的毛式话语充满着感召力。“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观点鲜明，朗朗上口。简单的一句话表达了其核心的施政理念，也就是先公平地分蛋糕，再快速地做蛋糕，对老百姓来说，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汪洋与薄熙来都是有个性，能干事的人。也许是因为突现特色，汪洋抛出了自己的蛋糕论，认为当前“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而且特别强调“这不是新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强调它就有新意。”

　　其实，二位都知道，在压力型体制下，作为地方大员，当前头等的任务仍然是要把GDP搞上去，也就是说，只有蛋糕做大，才能有更多的蛋糕来分。这样说来，汪洋的话似乎更正确。但薄熙来说：“只有先公平地分好蛋糕，大家才有做蛋糕的积极性”。其实，在实践中，大家都在边做蛋糕，边分蛋糕，很难看出孰先孰后。总体而言，当前的中国，地方领导的重点是做蛋糕，汪洋如此，薄熙来也如此。差别在于你这样做的同时，究竟如何地分了蛋糕。更准确地说，不是看市场如何地分了蛋糕，而是政府如何地分了蛋糕。

　　在分蛋糕手段上，政府没有更多的花样，无非是如何把钱生出来，如何把钱花出去。政府生钱、花钱的手段是有限的，生钱的办法主要是收税、卖地和经营，花钱的办法主要是保障、服务和投资。各种办法所占比例不同，以及政府分配的蛋糕量不同，便形成了不同的模式。

　　现代化发展趋势与当前中国老百姓的预期大体是一致的，经济越发展，政府越应该分蛋糕。这样说来，广东的老百姓与重庆的老百姓相比，前者更有理由期待政府分蛋糕，后者更有理由期待政府做蛋糕。然而，两位大员的表达恰好阴差阳错，该强调做蛋糕的却在强调分蛋糕，该强调分蛋糕的却在强调做蛋糕。

　　据某种估算，在各省基尼系数排名中，广东为0.65左右，重庆为0.45左右。根据比较政治研究，广东的这个水平意味着极容易发生社会动荡。如果不花更多的精力来分蛋糕，广东省的维稳工作再怎么出色，其前途也是非常不妙的。重庆的基尼系数是低一些，但老百姓在过去和外来的观念双重作用下，对公平的期待也非常强烈。但从发展阶段来看，分蛋糕的压力的确没有广东那么大。譬如说，湖北省与重庆市的发展水平差不多，基尼系数也差不多，湖北省就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口号，那就是“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政府要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如果广东模式的话语还注重意识形态正确的话，湖北模式的话语则将这件外衣也脱掉了。对于很多地方领导来说，解放思想的问题是个伪问题，他们已经解放得只剩下光屁股了。真正的问题不是思想问题，而是行为问题。湖北省可以这么提，这么干，也许说明了中西部地区的公平问题没有沿海地区那么严重。当然，这是在全中国总体严重的情况下相对不严重而已。基尼系数的差异能更好地说明这一点，重庆、湖北的基尼系数大体是中国的平均水平。

　　如此看来，重庆、广东模式之争的阴差阳错就很明显了。应当更多地强调效率的地方却在强调公平，应当更多地强调公平的地方却在强调效率。

　　在这种话语之争的阴差阳错下面，是现实发展的阴差阳错。强调分蛋糕的重庆实现了GDP的惊人增长，2010年达到了17.1%；强调做蛋糕的广东增长尽管也很快，达到12.2%，但低于重庆。

　　至于重庆的高增长是不是分蛋糕所产生的积极性带来的，不好确定。但薄熙来的强势话语显然将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极容易获得老百姓的认可。汪洋感受到了现实与话语的双重压力，对于一个本分的实干家来说，更多地会考虑现实的压力。GDP的差距让他选择了说实话，强调重点是做蛋糕。他的蛋糕论也许并非想与薄熙来一争高低，而是要广东的官员保持他所认为的清醒头脑，不要因薄熙来的蛋糕论而迷失了方向。

　　作为广东省的地方大员来说，分蛋糕的压力比内地更大，也的确到了花更多的精力来分蛋糕的阶段。一个能力强且运气好的政治家也许能够在降低基尼系数的同时实现高速增长。但这种情况是很难的。

　　这意味着中央在评估地方大员的政绩时，可能会因地而异，GDP增速在不同地方的政绩权重应该是不一样的。对于广东来说，或许应该将基尼系数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并减轻GDP指标的政绩权重。只有这样，广东才能有相对较低的压力来从事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改革。

　　相关的人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广东已经进入拉美化，而拉美正在走出拉美化。如果想有效地应对这个问题，汪洋就不必计较与薄熙来的口水之争，而是应该向重庆学习一些具体经验。可以不用学如何唱红歌，但必须学如何以更快的速度缩小贫富差距，并且增加社会的流动性。

　　地方模式之争可以暂时缓解中外模式之争，但中国模式的弊端，尤其是体制机制障碍是躲不开，绕不过的，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大家不必在意谁能够上位，不必在意谁打赢了口水仗，真正需要在意的是，地方模式的竞争是否为走出中国模式的困局提供了关键性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