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中的三个问题

    本文系作者在“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以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为例”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高全喜：我对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没有多少深入具体的研究，只不过在报刊、杂志上有所浏览，有些问题也只是一般关注，像重庆我好几年没有去了，以前也是到那里去开会，像广东也是有时候去开会，也没有深入调查研究，所以谈不上对这两个模式的具体内容做客观的分析和探讨。但是，我还是想回到理论上，无论是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或者说中国特色的地方治理，确实都面临一些基本的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理论问题。下面我想谈三点：第一，社会建设，或者是经济建设，尤其是公民社会建设问题。第二，财富、国民财富的机制或者动力机制的问题，大家都谈民生问题，民生问题到底和国民财富有什么关系。第三，政府体制问题。这三个问题也有一些交集，基本上都跟今天探讨的所谓两个模式有关。

    第一，公民社会问题。一个社会的发展，应该是综合的、协调的，其关键是公民社会的建立，社会发展的主体，是公民或每个社会成员，不是政府，政府只是为这个主体提供权利和福利的合法保障。但两个模式，它们在这个方面做的怎样呢?广州模式虽然也不是很好，但坚持改革开放，已经意识到公民社会的开放和构建问题，相比之下，广州、深圳，是在我国开放领先的，逐渐开始建立公民自己的家园。私营企业发达，民间社团活跃。下面要进一步的是，法治与民主建设，公民社会的培育，等等。

    重庆模式，从现在来看依然是党政主导。唱红打黑且不说，民生建设，崔之元大力倡导的，也是政府主导。我认为，中国当今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经济上的政府主导的扶助农工，而是政治权利的平等，公共资源包括官职等向社会开放，按照罗尔斯的两原则，政治平等原则居于首位，其次才是差异原则。政府和党来决定平等和差异性分配，扶助农工，决定平等，你垄断权力，有什么资格和能力来干这些呢?王绍光的社会主义30版，说现在的重庆是既平等又有效益，第一个原则都没有实现，何来平等，效益如何能持续。说到底，还是政府和党为人民或工农大众包办，包办分蛋糕，包办国民经济，这与计划经济时代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这是我的疑问。

    第二，国民财富发生学问题。我没有去过重庆考察，据相关介绍，重庆在如何分配国民财富的一些措施上，是有一些制度创新的，这一点值得肯定，值得探索。例如，全民分享改革成果的土地票、全民福利分红，等等。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财富的动力机制，为什么人们要创造财富呢?对此，汪洋提出的如何做大蛋糕的比喻还是没有过时，30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在一个低劣的起点上，富有成效地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我这里强调的是，只是部分，而不是根本性的，因为，改革开放初期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办厂，加工，商业、贸易等等，赚钱吧。但是，目前它要升级版，即需要建立一个合法持续赚钱的法治秩序，我强调的是，合法的，持续的，所以，要搞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通过相对独立的司法，解决经济纠纷，政治权力不干涉司法。此外，要建立国家福利制度，通过福利制度，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生计问题。

    目前的情况是，合法赚钱越来越难以持续，后两个制度如果跟不上，那么，谁还有动力去搞企业呢?私营企业失去活力，社会财富不能增长，仅仅政府卖地、印钞票，这种经济迟早要崩溃，或者再搞计划经济、国有经济，回到过去，这可能吗?创造财富的主体是个人，每个自私自利的个人，而不是政府。每个人都有追求财富创造的权利，但要合法赚钱。政府所做的只是提供相对平等的福利制度。福利制度的本质只是制度性救济，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核心内容。北欧国家有福利病，中国这样的人口基数，也没有本钱搞福利国家。

    相比之下，广东模式在向可扩展的大社会(自由社会)制度探索，而重庆模式不过是向计划经济(专制社会)制度倒退中的一些新探索。这样的探索有一定的价值，但我不知道其价值有多大。

    第三，政府体制改革问题。无论广东模式还是重庆模式，都涉及一个关键的政府体制问题。大家都感觉现在的政府体制难以适应中国当今社会的需要，因此要改革。问题是怎么改。这里首要就要面临一个追问：政府是什么?政府是一种公共权力。如何对待这种公权力呢?关键是要明确这个权力来自哪里?这个问题涉及太大，我这里就不说了。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政府权力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现在的讨论，主要是政府权力大一些还是小一些，干预经济的力度大一些还是小一些，所谓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争论。例如，重庆模式是大政府小社会，广东模式追求的目标是小政府大社会。

    我认为上述争论有一些价值，但没有触及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的本质。关键点不是权力大小之争，而是应该转化为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政府职能首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权界。在权界之内的事情，政府就是要强有力，毫不退让，也可以说是强势政府，例如在执法、公共事务的建设方面，在公民权利保障方面，在国家核心利益的维护方面，在民生福利的救济上，等等;但是，在不该管的，政府要敢于退出，交给社会自我管理，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在此，不但政府要小，而且要设法退出。现在是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强管。政令不通，政府信誉扫地。

    现在，无论是广东模式还是重庆模式，都没有根据现有的宪法、立法法和各种行政法，制定出自己的能够付诸实践的政府权界宪章书，没有这样一个地方政府的宪章或社会契约，政府权界就没有标准可查，最后只能是黑箱操作，几个党政领导者或第一把手说了算。我们看每年的这些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其中有政府权界的报告内容吗?一个连自己的权界都不能向自己的人民昭示的政府，是现代政府吗?

    政府什么都管，包打天下，社会就没有了，社会没有了，经济活力就死了。目前情况下我们的新闻宣传有一种误导，所谓国进民退、民进国退，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是需要对老百姓说清楚的问题，我认为主要还是在政府权界的衡量标准上，而且是需要经过法律规定的。至于国进民也进能，我不知道它的标准是什么?

    徐滇庆：国进民退、民进国退，这些怎么评价呢?是看贷款结构，贷款结构如果国企在增加，民企在缩小，尽管绝对数都在怎么，都是叫做国进民退。或者贷款比例处上国企和民企在GDP中的百分比，明显这几年是国进民退，不可能国也进民也进。

    张木生：这个解释不一样，比如我这解释的话，我就说国企占GDP只有26%，外资大概也是这个水平，剩下是民、国企每年退1.6个百分点。

    徐滇庆：贷款呢?

    张木生：不能光看一个贷款结构。

    徐滇庆：这就是政府政策影响贷款走向，贷款如果还是国企占70%，你占的GDP还小，这就说明更扭曲。

    高全喜：还有一块，除了经济以外，还有非经济生活领域，还有公共领域，而公共生活未必都是政治性的，我们很多公共生活都是非政治性的，它们也需要一个正常的社会机制，而在所谓的两个地方政府的发展模式中，究竟给了它们多少存在的空间?我觉得这也是衡量一个社会综合发展、良性发展的指标。总之，公民社会建设、经济发展方式、政府体制改革，对于上述两个所谓模式来说，都是挑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主政重庆的薄熙来是政治强人，再加上一个经济奇才黄奇帆，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样态，很有创新，但是能持续吗?假如这两个人换了，是否可能人息政亡?而一个正常的社会体制，则不必担心这些问题。我感觉在法制治理、在市场经济，在公民社会等方面，广东的探讨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于茅老师所说的共同的普适原则。其实，普适原则比较虚一些，一个正常政府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运作规则，它们是一种政府治理技艺，没有多少意识形态，也不需要意识形态，谁执政，谁就要治理社会，这里有一个优良与低劣的技艺上的区别，有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政府权界。重庆，我没有去过，不知道他们在这些方面是什么状态，尤其是唱红打黑之后，是否还有一个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存在。

    张木生：他听起来叫做唱红打黑，其实在重庆麻将的声音比唱红打黑声音大得多。

    高全喜：无论怎么说，中国当今的公民社会建设、财富创造的动力机制，还有政府的权界问题，值得关注现实中国的学者们关注，对于两个模式在这些方面给我们提供哪些经验，我们可以详加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