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利安人是外来的吗——印度河文明引发的思考

雅利安人是外来的吗——印度河文明引发的思考 徐劲光 单位： 深圳依达舒服装公司     （1）

    你的名望并不取决于你所做的事，而在于我碰巧怎样记录下来。
    ——据说亚里士多德的侄子卡利斯瑟尼有一次这样告诉亚历山大。

    对于外邦人来说，印度一直是一个神话的国度，有着无穷无尽的财富和神秘莫测的事件。如是想象已存在了许多世纪，或许它还将延续下去，因为有谁能够肯定自己能把握住那从古一直延绵至今的神秘的印度气质呢？
    说到印度，首先不可避免地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印度”这个称谓进行一番理解。无论如何必须记住：“印度”这个称谓并不出自印度，而是来自古希腊。在穆斯林来到南亚之前，那个地区的任何一个居民连想都没想到过用这样的一个名称来称呼自己的国度。印度河在梵文中为“信度”（Sindhu），印度河地区（现在它的大部份在巴基斯坦）在成为伊朗阿黑门尼德帝国的一个州，被称为“欣都什”(Hindush)，按这两种语言之间固定的变音，印度的s变成了波斯语的h 。希腊人从伊朗人那里借用了这个词，称这条河为“印度河”(Indos)，称这条河流流经的国度为印度(India)。看来，对希罗多德来说，印度河盆地就是整个印度。
    至少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时代起，也许还在此之前，希腊人就知道在印度河流域的那一边还存在另一条更大的河流，他们称那条河流为恒河，出自梵语名称“甘伽”(Ganga)，顺便说一下，这后一个名字，现在不仅在印度语言中，而且在英语中都被正式用于印度，它是该河两岸居民在约3000多年间已知的称呼这条圣河的名字。后来的古典时期作家，尽管其地理知识很不准确，却经常用印度这一术语来指称喜马拉雅山延伸至海的这一大片土地。阿拉伯语“信德”(Hind)和波斯语“欣都斯坦”(Hindustan)在较后的一个时期具有同一涵义。于是2000余年来，欧洲和西亚不顾政治边界地将“印度”一词用于整个南亚次大陆，在这样的情况下，像“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的说法就显得累赘了，我们只得保留“印度”之称，即令它超出了今天印度共和国的版图。
    “印度”一词的来龙去脉或许已告诉了我们要去追思印度的历史绝非易事，因为印度的国民缺乏记录历史及其社会变迁的爱好，他们固有的这种民族性所带来的结果是，即便像他们这样一个有着非常古老文明的国家，但其历史得交由外人来叙述。这并非说印度人浑然不理自己的过去，而是他们自己的说法由于各种原因始终得不到应有的尊敬和重视。传统上印度人是这样叙说自己上古的历史：
    印度的第一位国王是摩奴。摩奴是大神梵天直接生下来的，并且是个男女同体者，他的女身那一半，生了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从他们那里又传下许多的摩奴，其中一位叫普里图（Prithu）的，成为第一位在大地上就圣职的国王，并把大地命名为普里西毗(Prithvi)。他开辟森林，躬耕田地，并且介绍了养牛、商业和其他与定居生活有关的生产活动。但是，他们中间最负盛名的是第十位摩奴，就在他统治凡世时，暴发了一次特大洪水，扫荡了一切，唯有摩奴幸免于难。当时是毗湿奴神给摩奴发出了洪水警告，因而摩奴建造了一艘船，船上载着他的家人和古代七位圣贤。毗湿奴变为一条大鱼，而船则紧靠着这鱼，穿越洪水，停泊在一处山顶。摩奴、他的家人和七位圣贤留在山顶，直到洪水退去，他们这才平安返回，正是这些幸存者繁衍出了人类。摩奴有九个儿子，长子是男女同体者，从此他以两个名字——伊勒（Ila）和伊拉（Ilã）——而著称。从这位长子引出了王室后裔的两大派系：从伊勒引出太阳王朝，从伊拉引出太阴王朝。
    这就是《往世书》和《梵书》所记载的传统历史，《往世书》追述的是摩奴的子孙后裔直到史诗时期的国王们，即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中的王室英雄们，然后继续就历史时期的诸王朝编年了下来，国王们前后相继，从未间断过，并且遵循着一种显然是经过周密思考的模式。
    可是，到了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初期，一些欧洲的学者认为有必要对印度的上古史予以重新确定，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在当时，一种被称为语言学的科学兴旺了起来，一些欧洲的学者发现梵语——古代印度的一种语言，在公元后的数个世纪里相当流行——在结构上并且也可能在发音上与希腊语和拉丁语有联系，并且这种联系是紧密的。其实早在16世纪末，就有一个意大利人菲利普在印度给国内写信时提到了梵语的有关情况，并指出梵语和拉丁语的词语有不少相似之处。之后，德国人舒尔策和法国的格尔杜神父也注意到了梵语和一些欧洲语言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相似的地方，直到1786年，有个叫威廉.琼斯的英国人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亚洲学会”上宣读了他的一篇论文，论文中说：“无论梵语有多么古老，它的结构极为独特，它比希腊语更完备，比拉丁语更丰富，并且比这两种语言更为典雅，然而它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上却同希腊语和拉丁语极为相似，这决不可能出于巧合。确实，它们的相同点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任何一位语言学家在研究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时，不能不相信它们出自某种共同的始源语，虽然这种共同始源语现在也许不存在了。”琼斯的这篇论文确立了梵语同希腊语、拉丁语和日耳曼诸语言有着历史上的亲缘关系。
    正是根据以上语言学的发现或者说证据，并根据以下的逻辑推理：（1）梵语同希腊语、拉丁语和日耳曼诸语言有着历史上的亲缘关系，所以使用梵语的人同使用希腊语、拉丁语和日耳曼诸语言的人也有着人种上的亲缘关系，而且他们共同的始源祖先被设想为是印欧雅利安人；（2）由于存在着梵文的《吠陀经》，所以《吠陀经》是雅利安人的创作，而且，当然书中记述的也就是他们的历史；（3）由于《吠陀经》是目前所知的印度最早的文字资料，那么，印度的文明始自雅利安的到来——印欧雅利安人从理论上讲一定不能发源于印度。我们还必须特别强调：雅利安人之入侵印度，至今没有任何书面文献的记载，人们也未能从考古发掘中发现它的踪迹，仅仅是依据比较语言学的“证据”，它们被确凿地认定为一件历史事实。就这样，西方学者“科学地”修订了印度的历史：
    大约在公元前1500左右，或许在这个估计年代之后200多年，白皮肤高大的雅利安人来到了印度。由于要将一种语系的语言从遥远的地方带往印度，唯一可能的是说该种语言的民族大规模地迁徙才不致于被沿途的民族所同化——如果上帝不施以比他在以色列人身上曾施展过的更大的奇迹，那么从理论上讲（比如食物等）这在古代是不可能的——而如此可歌可泣的历经漫长岁月和路途的迁徙及可能的无数战争，这些印度的雅利安人竟然忘得干干净净而没留下片言只语的回忆，只有“科学”才能对此作出相应的解释，而血肉之躯显然是无法想像的。开始雅利安人被设想是先到伊朗，而后再到印度，不过由于他们第一次出现在亚述记载中是在公元前9世纪中叶，也就是说他们占领伊朗的时间不会早于公元前1000年，所以现在一般认为，在侵入印度以前的时期里，雅利安人居住在中亚某地，并以此为基地，他们之中的各个分支先推进到阿富汗高原，然后下降到旁遮普平原，从这同一地区，另一些雅利安人朝着相反的方向，西向侵入伊朗。
    如果不拘泥于雅利安人是从哪里来又是怎样来的这些问题，那么以后发生的事情也许是可以说得通的。印度的文明是从早期吠陀文明发展而来，而吠陀文明则是雅利安人创造的，在他们入侵后不久，一些宗教颂诗开始被收编成集，结果就编成了《梨俱吠陀》，该诗集的最后编成大约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梨俱吠陀》展现出当时情形相当清晰的画面：一系列有血缘关系的部落，主要定居在旁遮普及其邻近地区，使用共同的语言，信仰共同的宗教，自称为“雅利安”（arya—）.据说他们与许多被称为“达萨”或“达休”的敌对民族处于持久的战争状态。在后来的《吠陀本集》和《梵书》等典籍描述的时期里，雅利安人主要是向东扩张领土，一直到达恒河流域。
    这种小心谨慎拼凑出来的历史图景，在上个世纪初被打破了。考古学家的铁锹竟然在西北印度挖出了一种前雅利安的文明，它们被称为印度河文明，这是一种相当古老并且十分发达的文明。根据已发掘出的城邦文物的碳14测定，印度河文明兴旺于公元前2500至前1800年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河文明重要的城市遗址之一莫亨焦•达罗还有尚未测定的更低的地址遗层，莫亨焦•达罗位于印度河岸边，由于泥沙沉积，在几千年后的今天，河床已抬高了许多，当考古人员挖到低于河水平面的深度时，渗过泥沙层的河水不断涌出，对此他们只能望水兴叹。而他们所说的这一文明的开始时间，也只是根据已发掘出的内容定出的。
    印度河文明有几点给考古学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首先它事实上远远超出了印度河流域的范围：西起南俾路支海滨的苏特卡根——多尔，东至北方邦恒河——阎牟那河河间地上游的阿拉姆吉尔普尔；北自几乎紧靠喜马拉雅山脉下丘陵地带的鲁帕尔，南到纳尔马达河与塔普蒂河之间的一条小河吉姆河河口的薄伽特拉弗。换言之，占地面积从西至东横跨1600公里，自北到南纵深1100公里，如果未来发掘出来的印度河文明的范围更广的话，那也不足为奇。这是一片比当时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所覆盖的面积合起来还要广袤得多的地区。而且整个地区达到很高的生活水准，它几乎反映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第二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是印度河文明遗址——无论是巴基斯坦的哈拉帕或莫亨焦•达罗，还是印度的卡列班根、洛塔尔或苏尔戈达德——有着周密的城镇规划：主要街道由北向南，横街和小巷与它们成直角，这类精心设计的典型住宅区通常称为“下城”，而它只是整个居民点的一部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那里没有这种精密的设计，主要街道随需要而蜿蜒曲折。哈拉帕和莫亨焦•达罗的房屋都用窑砖砌成，在卡列班根和洛塔尔，虽然多数住房使用土坯砖，但是窑砖大量用于修建排水沟、水井、浴池和船坞。而这样的窑砖在当时的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是罕见的。
    第三印度河流域出土了大量的刻有铭文的印章，这些铭文证明当时的印度人已经有了读和写，这些铭文被认为是象形文字，已发现了近400多个，但尚未被解读出来。而度量衡制的巧妙安排则清楚地表明他们还熟练掌握了第三会算数。
    第四当时生活在印度河流域的人民竟然有各色人种，包括有身矮、皮肤黑、鼻宽、口大的澳大利亚土著人；体态优美而颀长，面部轮廓清晰、鼻呈鹰钩状的古地中海人，他们通常被泛称为达罗毗荼人，但今天的人类学家不主张用这个名称；还有黄皮肤的蒙古利亚高山人种和白皮肤的欧洲高山人种。
    最后人们颇为关心的是印度河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两者有着交往：一方面在印度河文明的遗址发现被公认为源于西方的器物；另一方面，在乌尔、苏萨、温马等西亚遗址发现了印度河风格的印章和印记。据最近的一个报告温马的一个印记是与一捆布匹联系在一起的，显然布是从印度输出的，因为当时印度人已开始栽培棉花，而即使是埃及，也是到棉花在印度河流域种植了几个世纪之后才出产。虽然从目前已出土的文物所测定的时间来看西亚的苏美尔文明要比印度河文明早一千年左右，但印度河文明具有独一无二的印度根基，它完完全全是在印度次大陆这块土地上生成的。哈拉帕遗址的发掘人约翰．马歇尔，在《莫亨焦•达罗与印度文明》一书中，对其发掘总结道：“五千年前，还在从来有听过雅利安人之前，即使印度其他地方不一样，至少旁遮普和信德亨有自己的一种先进的单纯统一的文明，极为接近同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文明，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它们——有一件事情很显然而且不可能有错误，在莫亨焦•达罗和哈拉帕的就是那种文明——在这两个地方不是一种初始的文明，而是在印度土地上面蕴含了数千年人类的努力的一种很成熟定型了的文明。因之，今后必须承认印度与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并列为社会文明过程中自己首创而后发展的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印度河文明的发掘使印度的历史更成为了难解的谜团。首先，从考古学上看，印度河文明之后就出现了断层即突然就衰亡了，什么原因导致了印度河文明诸城市灭亡，是长期争议的问题。一种归于入侵者，这很难成立，而归于雅利安人的入侵，则更为困难；另一种说法将灭亡原因归于水灾及自然条件的变化如河水改道等，但这只可能是部份属实。只要想到印度河文明所覆盖的范围，以及可能的人口，它怎能突然就衰亡了呢？其次，如果说物质的存在——如城市建筑等——可能会灭亡，那么蕴涵于城市文明之中的文化或精神则是不可能灭亡的。可是这种文化的印记又体现在哪里？它与入侵者雅利安人所创造的文明又是如何纠缠在一起？就这样，印度的历史成为了两个似乎不相关的故事的结合体：先是发生了一段印度河文明，接着它就像一阵风样消失了，之后雅利安人来了，又重新发生了新的文明，并延续至今。
    然而西方人强加给印度人的历史是荒谬的！ 

    （2）

    在居鲁士或塞米拉米斯所进行的那种远征中产生的有关印度的报道，到底有几分值得我们相信？麦伽斯提尼实际上同意这种怀疑，他劝告我们不要相信有关印度人的一些古代故事，因为他说，印度人从来没有把军队派到国外去，也从来没有外部的军队侵入到他们的国土和统治过他们，只有赫拉克勒斯和狄奥尼索斯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马其顿人例外。
    ——斯特拉波《斯特拉波地理学》

    以下对犍陀罗艺术的概述，并非为了满足人们对印度艺术史的了解的需要。
    犍陀罗（Gandhara）是古印度十六列国之一，本部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与喀布尔河交合处的白沙瓦谷地。印度河以东的呾叉始罗（Taxila）曾作过犍陀罗首府，白沙瓦谷地北边的斯瓦特河谷，西边的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的哈达、贝格拉姆等地，也往往被归列为犍陀罗艺术流派覆盖的范围。犍陀罗是印度次大陆的西北门户，外族侵入的必经之地，丝绸之路的中转站和东西方文明交合处。
    波斯帝国阿黑门尼德王朝在公元前6世纪征服了犍陀罗地区，大流士一世把犍陀罗列为波斯帝国东部边陲的行省之一。印度容纳了波斯的文化，并通过波斯的中介开始了与希腊的接触。公元前330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了大流士三世的波斯帝国。公元前327春，亚历山大越过兴都库什山侵入犍陀罗，公元前326年马其顿人渡过印度河，占领了呾叉始罗。后来士兵们厌战思归，亚历山大只好顺印度河而下直到其河口，在一些战略要地建立设防驿站即殖民地。然后于公元前325年10月调头西归，公元前323年6月亚历山大在巴比伦死于热病。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分为了三个王国：马其顿仍是其中央核心；亚历山大的一位将军塞卢库斯占据了亚细亚；另一位将军普托拉米占据了埃及。以后三个世纪的政治局面大体是这样，直到罗马征服了所有这三个王国而扩展了它的帝国版图为止。这一新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广泛采纳希腊文化，古希腊文化成了共同文化，因此，人们又把这一时期称为希腊文化时代。亚细亚和埃及的人如果有志于在官场或商界出人头地，除本国语言外，还要学习希腊语，接受希腊的生活方式、思想、艺术和法律。这种影响后来或多或少也波及罗马，而当这个西方巨人征服了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东方，并将东方吞并到其帝国版图时，大部分文明世界已经有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讲闪米特语的耶稣使徒却用希腊文写出了《新约》，因为那个时代的通用语言就是希腊语。
    公元前305年，塞卢库斯进犯印度西北部，被孔雀王朝创始人旃陀罗笈多击败，不得已割地求和联姻通好，并派遣希腊使节麦伽斯提尼驻节华氏城王宫。阿育王当太子时，曾镇压呾叉始罗的叛乱，皈依佛教后，又派遣高僧末阐提到犍陀罗地区传播佛教。公元前250年，阿姆河流域的巴克特里亚（中国史书称大夏）的希腊人叛离塞卢库斯王朝宣布独立。公元前189年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占领了犍陀罗地区。传说犍陀罗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国王弥兰陀向印度高僧那先比丘询问佛教教义，后来编成了一本柏拉图对话式的巴利文经书《弥兰陀问经》，在弥兰陀发行的希腊钱币上镌刻着佛教的标志法轮。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在呾叉始罗仿照希腊城市布局重建了西尔卡普新城，呾叉始罗的希腊人国王安提埃尔基达斯，派遣希腊使节赫利奥多罗在维迪沙树立了一根祭祀毗湿奴的金翅鸟石柱。在巴克特里亚希腊人时代（公元前189—前90年），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已出现了混合的迹象。约公元前90年，中亚的游牧部落沙迦人推翻了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统治，成为了犍陀罗地区的主人，沙迦人爱好希腊文化，同时也信奉印度佛教。
    伊朗北部的帕提亚（中国史书称安息）在公元前250年，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同时从塞卢库斯王朝独立了出来，建立了帕提亚帝国（公元前247—公元226年）。公元25年，帕提亚国王冈多法勒斯击败了沙迦人国王阿泽斯二世，占领了犍陀罗地区，帕提亚人比沙迦人更喜爱希腊文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犍陀罗地区最早的菩萨或佛陀前身的灰泥塑像或雕像。
    贵霜时代（约公元78—241年），犍陀罗艺术逐渐成熟。贵霜（中国史书称大月氏）人原系中国甘肃的游牧民族的一支，约公元前175年被匈奴压迫而西迁，最后定居阿姆河流域，在巴克特里亚希腊人殖民地学会了使用一种希腊字母。公元一世纪初，贵霜翕侯库朱拉.卡德菲塞斯统一月支个部落，并占领了喀布尔河流域。他仿照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国王赫尔梅奥斯和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钱币，铸造自己的钱币。约公元64年，库朱拉之子维马.卡德菲塞斯征服了犍陀罗地区和北印度马图拉地区，结束了帕提亚人在呾叉始罗的统治，驱逐了马图拉的沙迦人州长。波斯拜火教是贵霜人传统的宗教信仰。迦腻色伽（约78—144在位）是最有名的贵霜国王，在他的统治下，贵霜帝国达到了鼎盛：版图从喀布尔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一直延伸到东印度恒河流域中游，东至贝拿勒斯，南抵桑奇一带。当时贵霜与罗马、帕提亚和中国可并称为世界四大强国。据说贵霜国王曾派使节到罗马祝贺罗马皇帝图拉真登基，而图拉真请印度贵宾坐在剧场的元老席上观看演出。贵霜人与罗马人是共同对付帕提亚人的盟友，又是控制东西方商路的贸易伙伴。贵霜帝国统治下的犍陀罗地区作为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贸易中转站和商品集散地，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亚离山大等地的商业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它促进了犍陀罗艺术对希腊、罗马艺术的吸收。
    在贵霜时代以前，印度没有塑造人形佛像的先例，这不得不归功于希腊人或罗马人，因为他们有着拟人化即神人同形的传统。除少数例外，犍陀罗艺术表现的都是佛教徒的信仰和习惯，而没有希腊的故事和传说。因此犍陀罗艺术也以印度——希腊或希腊——罗马艺术这样的名称而为人所知，有一段时期，欧洲学者认为犍陀罗艺术是古代印度唯一能够在艺术领域中够得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学派，许多人还把它看作是印度和远东艺术的一切后来发展的源泉，尽管犍陀罗艺术有其不可否认的价值，但上述见解似乎言过其实了。
    一个问题有感于犍陀罗艺术而发：这些犍陀罗艺术的创造者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语言？或者更直接地说：梵语，是否正如犍陀罗艺术，是亚历山大东征印度之后数百年间所形成的一种语言？
    首先的证据来自阿育王的铭文。阿育王（约273或268—232年在位）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位统一的帝国国王，他曾敕令在孔雀帝国的各交通要道和佛教圣地树立石柱和碑，遗留下来的碑铭有35件，这是印度文化史上宝贵的古文字记录。这些碑铭，除西北边境的两件用佉卢字母——公元前5世纪末波斯帝国统治下的西北印度所采用的语言——以外，其余都用婆罗米字母的某一变体即方言书写，但我们没有发现梵文。实际上最早的梵文碑铭出现于公元前33年，公元2世纪以后，梵文碑铭在印度西北部占据了多数的地位，到笈多王朝海护王（约340—375年在位）时期，梵文成为北部印度唯一的碑铭文字。
    西方学者们这样解释：自从雅利安人侵入印度之后，他们的文字就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者被称为雅言，它仅在上层人物和婆罗门中间被使用，直到公元前3世纪以后，经过文法学者的洗练，就成为了印度古典文学的梵文雅言即梵文；此外的印度雅利安语言，即便写成文字，也只能称为俗语——阿育王的铭文多数就是用这些俗语写的。佛陀在公元前6世纪传教时用的语言，就是俗语中的一种即摩揭陀方言，由于阿育王提倡佛教，所以俗语在他的时代盖过了梵文。可是，佉卢字母都出现在阿育王的铭文之中，为什么梵文却没被采用？如果雅言确如学者们所说是一种高贵的统治者的语言，那么据人类有了语言文字史以来的经验而言，雅言应该是官方语言而且应该是第一个被正式使用的语言文字。我们唯一能作出的解释是：在阿育王时代，梵文尚未形成，而且根本就没有什么雅言。
    第二点，如果印度曾有过一种语言与希腊语相似，如语言学家所指出的它们实在太相似了，那么，无论如何，希腊人应该注意到这一现象，可是充满好奇心、喜欢寻根问底的古希腊人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了这点，他们不仅在印度没有发现这一点，而且在波斯帝国也没有发现，还有谁比希腊人更了解波斯人呢？所能想象得到的原因是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相似的语言。
    梵文，合乎逻辑的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正如犍陀罗艺术，它是亚历山大东征印度之后数百年间所形成的一种语言；它之所以与希腊文和拉丁文相似，乃是因为它本来就由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殖民地语言发展而来的。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波斯人身上，阿维斯泰语甚至直接借用了几个希腊字母。
    在印度的历史上从来就不曾有过入侵的雅利安人，印度确实有雅利安人，但那是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就在印度那块土地上生息的雅利安人。与西方人的偏见相反，现在我们再来探讨另一个问题：被认为是人类文明最早创造者的苏美尔人——这些黑头的东方人的后裔——来自何方？根据苏美尔人的传说，在古城乌鲁克有一个著名君王吉尔伽美什，这位三分之二神性、三分之一人性的英雄曾返回过祖先的土地，并带回来了大洪水的传说。现在我们不是去争论究竟摩奴的大洪水的故事和吉尔伽美什的大洪水的故事谁先谁后或谁来自谁？而是问在可能的东方古老的文明中，哪个地方确实有可能发生过这样毁灭性的大洪水？除了印度河流域，我们找不到更好的地点。最为关键之处是“三分之二神性、三分之一人性”这样一种说法，除了印度人，再也不可能有其他的人能说出如是玄妙的话来，因为那正是印度最高智慧的体现。现在我们应该可以建立起这样的观念来，当然这还有待于考古学家去确证：苏美尔人来自印度，而印度是人类文明的最早摇篮。

    （3）

    位于大洋以北、雪山之南
    的国家叫婆罗多；
    那里居住着
    婆罗多王的后裔
    ——《毗湿奴•••••往世书》

    印度河文明留给后人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就是印章，人们总共发掘出了2000多枚属于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印章。这些印章一般呈正方形，边长约3—5厘米，正面都有阴刻的象形文字的铭文和凹雕的动物，背面有一个凸钮可以穿线。这些印章大部分用冻石制作，也有的是赤陶、玛瑙、象牙等材料制成。印章上的铭文至今还没有被破解，语言学家试图根据这些铭文来解读印度河文明时期的文字，也许难度太大了。根据一种看法，通过这些铭文已经确认了419个字符，如果铭文是字母的文字，那么这个数目就太大了；如果铭文像汉语一样，一个字符表示一个词或字，那么这个数目就太少；于是有些人偏向于认为这些铭文是音意结合的文字，然而这种想法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印章上的铭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文字。显然印章上的铭文只反映出当时文字的一部分，很可能还是很少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是印章而不是像两河流域的认字泥板。
    除了这些尚未解读出来的铭文，印章还被用作研究印度河文明时期雕刻艺术的素材，并发现其雕刻技巧和风格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圆形印章大不相同。后者运用的是钻空和切割技术，造形具有几何抽象的特性；而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印章则主要运用塑造的方式，使轮廓尽量光滑，产生自然的逼真效果，因而更具写实性。
    所有这些说法固然不错，但是语言或艺术上的成就还不是印章的全部意义，或者说根本就不是印章本身的意义，印章代表什么？毫无疑问，它代表着印章拥有者的身份。虽然读不懂那些铭文，但我们肯定能够认出与那些铭文连在一起的栩栩如生的各种动物：公牛、瘤牛、水牛、犀牛、大象、虎、山羊、羚羊、鹿、兔、鳄鱼、蛇等，还有独角兽、三头兽、牛角虎、象鼻牛、公牛∕大象∕虎∕、公牛∕公羊∕大象、独角兽∕海星等幻想动物或复合动物。现在问题就变得很简单了：人的身份怎么和这些动物联系到一起了呢？
    如果一个人对印度稍有认识，那么他马上就能回答出：这是他的种姓，也就是说这是独特的印度种姓制度的表现之一。诚然，印度种姓制度问题几乎是令人绝望的复杂，而论及这个问题的问献不仅浩繁而且各不相同，人们唯一比较肯定的是：它们之中没有一篇可以看作是绝对正确的。无论这个话题展开后是多么的枝繁叶茂，可是当我们回到种姓最初所具有的意义时，情况并不复杂：种姓首先是姓氏。而印度的种姓制度具有以下的基本特征：（1）一切属于同一种姓的祖先都追认共同的祖先；（2）种姓的名称是某动物或植物的名称，所以一个种姓是不吃命名本种姓名称的某种动物的；（3）每个种姓实行严格的外婚制。一个问题随之而来：这些种姓的名称即姓氏是该种姓者的自称还是根据某种制度被赐与的？即相当于中国的姓还是氏？出于理解上的需要，我们有必要简单考察一下中国早期姓氏制度。
    慨括地说，姓与氏的关系主要由姓族和族氏这两种关系决定：姓是纯血缘性的组织；氏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并与政治经济相结合的组织。
    在中国，“姓”的出现大约在五六千年前的伏羲时代。当时盛行的是族内通婚，后来开始族外婚。在族外婚初期，一般是一族的女子与另一族的男子互为夫妻，母亲往往搞不清楚子女的生父，而子女也是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并从母居，从母姓，从母系。这又被称为母系社会的开始，姓便产生于母系时代初期，为的是改变兄妹通婚，所以《白虎通•姓》称：“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而《说文》解释“姓”是意象结构“从女生”，中国最古老的一批姓，如“好”、“姒”、“姚”、“姬”、“嬴”等，均带“女”字偏旁。至于姓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是图腾说即将与姓同名之物奉为神明；另一种称姓从地名。
    漫长的氏族时代之后，便是部落社会。本来只作为一个氏族标识的“姓”，但由于该氏族在部落或部落联盟中居领导地位，其姓也就成为了部落共同的徽记，于是就有了姬姓的黄帝部落、姜姓的炎帝部落，以及姓称不确切的夷族、狄族、蛮族等部落。之后又出现了炎黄部落联盟，并从今天的陕西向中原东进，在这一历史时期，其他部落或归服或以另外的方式与其发生联系。于是阶级社会开始出现，随之而来的是许多在这一进程中有功绩的社会成员，得到了占有新领地的封赏，并被允许带领其家人、部属以及在战争中捕获的俘虏一起前往，共同开辟新的生活区域。这些派分出来的人，原有若干姓称，这些姓在部落联盟中本来占有优越地位，在获得新居住地后，又得到了一种与所得封地相联系的新的标示即氏。《左传》记载，鲁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年），大夫众仲曾对“姓”和“氏”的来历作了叙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随着夏、商、周三代奴隶制国家的形态日趋完善，那些意在标示血缘的古老的姓，在社会生活中已不那么重要性了，反倒是后来的氏，因为只有“建德”、“胙土”者方才具备，从而成为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象征。所以《通志•氏族略序》云：“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到了东周，随着社会急剧动荡，姓与氏的区分不再有意义，一来氏称不在有其象征性的封遇，二来许多无名氏在社会权力和财富再分配过程中获得了利益，士农工商都可以在自己的大名前冠以姓称。当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秦朝建立以后，姓而氏，氏而姓，两者不再有区分了。
    印度种姓的出现显然类似于中国的“氏”的情形，它标志着一种等级制度的形成，但印度种姓的独特之处就是这一制度不是依附于政治，而是靠婆罗门这样一个阶级来维系。在《顺世论》中，印度学者德•恰托巴底亚耶说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摩罗它人辉煌时代的创立者是师婆吉，他是一个首陀罗。他在1664年建立了一个小公国，当他想举行加冕礼时，可是婆罗门却不愿尊奉一个首陀罗当皇帝。于是师婆吉请来了一位学识非常渊博的婆罗门，替他编造了一份家谱并自称是奇塔尔的希梭提亚人的一个家族，还说这个家族由于千百年来忽视了刹帝利的风俗习惯已经变成了缚罗底耶。如果按照诸论书的教导，净化一番就可以举行加冕典礼。就这样，一些婆罗门被请来给师婆吉作了十五天的净化仪式，之后婆罗门才替他涂油尊他为王。
    正由于婆罗门阶级在印度社会中的从古至今所占据的特殊地位，印度的阶级种姓制度才得以从印度河文明时期（很可能更早）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今天它仍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印度河文明地域的辽阔性，便说明了这一点，维系着印度河文明某种共性的不是帝国，如此之大的帝国或数个帝国在当时是不可能存在的，印度河文明城市的规划的一致性告诉了人们，起决定作用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共性，而这种文化就是由婆罗门这样一个阶级来传承的。这正与印度教一样，它也是印度文化或精神统一性的表现，它始终变化着并兼容一切，但其自身根本的特质不变，而这一特质正是源于东方的最高智慧。
    《吠陀经》是印度这种统一性的最好注释。顺便指出一点，《吠陀经》常被援用来证明雅利安人侵入的这种说法，可是如果我们相信神话反映出的是人类童年般的记忆，正如挖出了特洛伊城的德国人施里曼相信《荷马史诗》那样，那么就会发现《吠陀经》所反映出来的历史事件不仅一直可追溯到印度河文明时期，而且还更早。首先要指出的是，诸吠陀经即吠陀本集，据说有许多修订本和评注本，其中的绝大部份已经佚传了，而仅有名字留传下来。这些留传下来的名字的意义绝大部份还不为人所知，但其中少数意义很清楚，令人奇怪的是，意义清楚的这些名字都源于动物或植物之名。《梨俱吠陀》唯一现存的修订本称为萨迦罗（Sakala），原义为一种蛇，《往世书》谈到《娑摩吠陀》有一千种修订本，但大部份都被因陀罗王毁灭了。幸存下来的有7部，而它们都带有动物的名称根源。我们应该明白，这些带有动物或植物之名的名字指的是以该动物或植物名称为种姓的部落版本，因为传承吠陀经的婆罗门散居在各部落或王国之中，而几乎每个部落或王国都有并且依赖于婆罗门来从事精神或文化上的事物，就像今天的计算机离不开使之能够运作的软件那样。《梨俱吠陀》所提及的与因陀罗交战的对手，比如三头怪兽毗斯伐奴婆、九十九臂怪鸟乌兰那、乌蟒阿希、蛇形怪阿尔补陀等，在已发掘出的属于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印章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动物图案。这提示着：那些与印章相对应的因陀罗的对手是指那些以相应动物名为种姓的氏族，而诸神如因陀罗、大神婆楼那、太阳神苏利耶、风神伐尤等指的是以这些神为祭奉对象的部落或部落联盟。而当我们看到一枚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印章，就更能明白这一点，这枚印章刻画的是一个以瑜伽姿势伸臂盘腿坐在长条矮凳上的男根勃起的神，他的头饰有牛角，并有三面，周围环绕的是大象、虎、犀牛、水牛和山羊等。这个神被考古学家立即认出是湿婆神，如此一来，印章的意思就很清楚，即它表示一个信仰湿婆的由大象、虎、犀牛、水牛和山羊等种姓氏族所组成的联盟。而吠陀经中所叙述的许多战争故事，很可能就是发生印度河文明时期。
    而那枚湿婆神印章更是毫无疑义地告诉我们，吠陀经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或心灵的体验就是是印度河文明时期的文化一致性的基础，因为瑜伽是通达这种体验或思想的途径，正如古希腊人是通过逻辑而达到逻各斯。也就是说，当瑜伽作为一门成熟的技术已为印度河文明时期的人们所知时，那么由瑜伽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的运用就不会迟于该一时期，即虽然吠陀经成书的年代尚有待考证，但由其以口相传的诗所反映出来的最早的历史时期不会迟于印度河文明，而且只会更早。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瑜伽所通达的思想。
    《梨俱吠陀》中的“原人歌”被认为是印度阶级种姓制度的最初的理论：
    原人之身，若被支解，
    试请考虑，共有几分？
    何是彼口？何是彼臂？
    何是彼腿？何是彼足？

    原人之口，是婆罗门；
    彼之双臂，是刹帝利；
    彼之双腿，产生吠舍；
    彼之双足，出首陀罗。

    脐生空界，头显天界，
    足生地界，再生四方，
    如是构成，此一世界。
    地界、空界和天界是印度思想中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佛教中也能见到同样的表述，实际上，三界是瑜伽行者对其体验最通常的描述，而且这样的划分正是来自瑜伽的体验而不是对外部世界的某种方式的观察。另一首“婆楼那赞”则说明了这一点：

    祈祷圣主，婆楼那天；
    敬礼神明，风暴神群；
    善护人心，如牧羊群。
    其余怨敌，愿俱毁灭。

    彼以摩耶，揭示宇宙，
    既摄黑夜，又施黎明；
    顺随彼意，三时祭祀。
    其余怨敌，愿俱毁灭。

    最胜明神，测量天师，
    现身大地，创立四维；
    水天行宫，古老辉煌。
    是此神王，我等主人，
    犹如羊倌，如牧羊群。
    其余怨敌，愿俱毁灭。

    彼持诸有，全能通晓；
    太阳名号，秘密奥义。
    彼乃诗仙，禀赋非凡，
    繁荣创作，丰富瑰丽，
    犹如蓝天，恢弘灿烂。
    其余怨敌，愿俱毁灭。

    “摩耶”是印度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它的字面解释是“幻”或“幻象”，确切地说，它代表了这样一种宇宙观，那就是“人即宇宙”：无论什么存在于宇宙中，那么它也存在于人体中。而这观点通常又被理解为典型的唯心主义观点，其实它正是东方最高智慧的体现，只是人们至今还没有真正理解这观点的原本所应该具有的含意，而这也是我们走近印度、走近佛陀的最终的目的。无论如何，应该清楚，这样的观点是由瑜伽得出的。由瑜伽而来的体验最后总是关涉到两个神：毗湿奴和湿婆，所以苏尔美英雄吉尔伽美什身上的三分之二神性和三分之一人性的说法只可能来自印度。
在现存版本的《梨俱吠陀》神话中，婆楼那和因陀罗是两个威力最大的天神，只是到了后    来，战神因陀罗一神独大，而婆楼那（毗湿奴神的一个别称）则降为次一等的一般的神。然而这只反映出某段历史时期发生在某一些区域的事，因为婆楼那所代表的毗湿奴神信仰，一直在印度占居主导的地位，而这一首诗也正反映出这点。尽管萨克蒂崇拜后来为信仰吠陀教的人们所接受，但他们原有的对它的反抗情绪并未完全被压制下来，为了祭祀达刹神，据说除了湿婆外，所有的吠陀神祀都受到了邀请，湿婆不久作为楼陀那的继承者而获得了权力。甚至迟至《往世书》的年代，还反对湿婆崇拜，“那些崇拜湿婆的人和那些追随崇拜湿婆者的人是圣典的敌人，也许应该被列入持异端者一类，让已经失去其纯洁意志的薄弱者，连同乱发、灰烬和骨头，加入视酒和饮料为神的湿婆崇拜吧。”
    而耆那教和佛教正是发源于这些持异端者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