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当代人的生存困境2

陶渊明与当代人的生存困境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china.com.cn　　时间： 2010-09-21 14:29　　责任编辑: 任子鹏
三、陶渊明与当代人的生存困境
如果说陶渊明时代的“樊笼”还是由“木头”制作的，马克斯·韦伯则认为在工业时代“木笼”已变成了“铁笼”，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谈陶渊明，话题很多，因为时间有限，我这里只打算选取陶渊明诗文中的三个关键词：樊笼；回归；田园，探求一下陶渊明对于身处困窘的现代人可能产生的某些启示。
1、“樊笼”：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往往成了囚禁自己的樊笼
“樊笼”是陶渊明诗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处境，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有时也被他叫做“罗网”，“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
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支撑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却把人束缚在文明的种种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这种生存的悖论，也往往成为许多哲学家思索人生、变革社会的起点。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国际歌》曾唱遍全世界：“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看，“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难，“新世界”要完全冲破牢笼却难办得多，哪怕仅仅是冲破思想的牢笼。
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农业时代“樊笼”还是由“木头”制作的（“樊”字从木）；那么，到了工业时代，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木笼”变成了“铁笼”：“这个铁笼是机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从形式理性那里借来抽象力量将人禁锢其中”，它“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它最终要无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按照通常的说法，人类文明在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比如，房地产业、汽车制造业迅速崛起，却同时造就了千百万的“房奴”与“车奴”，作为现代文明象征的豪宅与名车竟又成了有形与无形的牢笼。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确实有一套自我粉饰的招数，能把牢笼打理得如同五星级宾馆，使囚犯忘记自己还是囚犯，使囚犯们积极踊跃地甘当囚犯。牢笼固然可恶，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笼”与“回归自然”的自觉意识。
2、“回归”：返回的道路才有望把我们引向前方
在历代人的心目中，陶渊明的名字总是与“归”联系在一起的。陶诗中“归鸟”、“归人”、“归田”、“归心”、“归田园”、“归空无”屡见不鲜。至于《归去来兮辞》，钱锺书先生曾借前人之口盛赞“两晋文章，唯此一篇”，仅只一篇，就足以奠定陶渊明在中外文学史中的地位。
现代人普遍相信“进步论”，相信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论若是以地球生态的尺度衡量，是不足以证实的。我们的地球生态不但现在不比过去好，未来更让人担忧。尽管如此，现代人还是一心“向前进”，没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
诗人陶渊明则是一个例外。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或曰：回归诗学。查阅一下中外文学史，所有真正的诗人，尤其是那些被冠以“浪漫主义”名号的诗人，差不多都是信奉这种回归诗学的，回归乡土、回归民间、回归自然、回归传统。在德国，有施莱格尔、诺瓦利斯、荷尔德林、里尔克；在英国有华兹华斯、科勒律治、布莱克、艾略特；在美国有哈代、梭罗、惠特曼；在印度还有一个泰戈尔。在长长排列的“回归诗人”的队伍中，我们的陶渊明无疑是一位“先驱”。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也是一种“回归哲学”。海德格尔认定：思想实行的是“返回步伐”，“甚至返回的道路才能够把我们引向前方”。这话在我看来似乎又接近于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思想的“返回之路”，不会是通衢坦途，更不是金光大道，而是一条人迹罕至却又令人神往的“林中路”。这样的道路，我们在陶渊明的诗中似曾见过：“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陶渊明的“桃花源”或许就是海德格尔的“林中路”。无论是“桃花源”还是“林中路”，回归道路上历来人迹寂寂。现在更是如此。
当代人一心期盼乘载着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甚至宇宙飞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往直前，如此的“飞速发展”，现代人果真距离幸福美满的天堂越来越近了吗？那也许只是现代人的一厢情愿。海德格尔的告诫值得我们留心：我们急促前进企望切近前方的目标，但当我们走进看到它时，它却与我们更加疏远了。
3、“田园”：一个失落的、破碎的农业文明梦幻
陶渊明作为“田园诗流派的创始人”、“田园诗派的象征”，描绘田园风光，抒发乡土情感，是他对中国文学史做出的最大贡献。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著名诗人如王维、李白、白居易、柳宗元、苏东坡、黄庭坚、辛弃疾、陆游都是陶渊明的仰慕者、追随者、效仿者、继承者，都是他的超级“粉丝”。如果不怀有过多偏见的话，陶渊明田园诗中所描绘的情景，当属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正常时期的真实情况。我们常说的“中华文明五千年”，实际上就是“农业文明五千年”。
在农业时代，“农为天下之本，务莫大焉”，读书做官与做不成官时退隐归田，都是社会认可并鼓励的生存方式。更因为这种生存方式较为贴近自然，在人与人之间（如乡曲邻里间）也保留了更多天然的亲和关系，因而使得生活中的悲欢离合容易被诗意感染。田园诗因此又可以看做农业时代特有的生活情调，是农业文明精神的升华。英语生态学ecology的字头eco,其希腊文的原意为 “居所”、“家园”，陶渊明的“田园诗”也是“生态诗”。
在大陆文学批评界，有人把年轻诗人苇岸、海子的死去（一个是贫病而死，一个是卧轨而亡）看作一个田园抒情时代的最终逝去。在我看来，一个更为确凿的证明，是“打工诗”的出现。
固有的乡土或者已被现代化的进程拆解得七零八落，或者正在被工业社会、市场经济所同化，变成农副产品的生产流水线。乡村中往昔的一切，不是在迅速失去，就是完全改变了模样。用打工诗人们自己的语言来说：“樟树在昏睡”、“青山在颤抖”、“阳光积满灰尘”、“河流漂着油腻”、“风声中夹着铁片”……工业化的挖掘机“伸出巨大的钢铁巨齿”，“从大地深处挖断了祖先与我血脉相连的脐带”。传统的农业生产已经被滥用的化肥、农药、转基因技术严重污染，传统的田野风光已经消失，传统的农村文化已经解体。现在的农村已经难以给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农民）提供一个有效的生命意义系统，昔日的田园风光再也难以寻回。
人类历史的去向，应当允许有不同的探讨与选择。
人类历史长期以来是建立在农业文明的根基之上的，农业文明的一大特性是人与自然尚且保留着较为密切的亲和关系。人类毕竟还有着“性本爱丘山”的天性，田园风光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案例，毕竟还拥有永恒的魅力。我想，“后现代”要成为一个比“现代”好一些的时代，有必要从“前现代”汲取更多的生活情调与生存智慧，其中也包括陶渊明的田园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