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基亚n9软件下载:中国吏治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谢宝富    近十余年来一起接一起的腐败大案表明，中国官员的贪腐堪称面积广、时间长、程度深。尤其是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的“五连腐”（含一位副厅长）、国家药监局连续发生的腐败窝案，凸显中国吏治建设的困境。为什么中国官员会如此大面积的腐败，为什么殷鉴不远，可贪官却“朝杀而暮犯”？乃是令人沉思的时代课题。　　很多中国人都喜欢编排贪官的丑行，实际上贪官的丑行根本不值得编排，若把笑人者放到被人笑者相同的环境，很难保证不出现相似的丑行。贪官之所以贪腐、糜烂，个人因素仅是小的方面，制度及文化因素才是大的方面。　　中国现行监督制度的最大问题是，凡是与监督有关的部门及机构，如纪检、监察、审计、统计等部门及检察、审判等机构，均不同程度地受制于地方党委；而党委又常书记一人说了算，所以书记多能在各自的“领地”建立相对封闭的“小朝廷”，进而公器私用，胡作非为。　　如何改革监督制度，最为关键的应是让监督权与被监督对象互不隶属，彻底分开，将地方监督及其相关部门、机构彻底独立于地方党政系统之外，在地方建立相互独立的监督与被监督体系：一是以党委书记、行政首长为中心的党政体系，是被监督对象；二是由党的纪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为中心、由纪检、监察、审计、统计、检察、审判等机构组成的监督体系，负责监督党政系统。同时，改变现行行政区域与监察区域一体化做法，借鉴汉唐设立十三部刺史、十道的经验，在地方行政层级之上另建大的监察区，以便监督机构能够居高临下，以强制弱。　　任何不受限制的权力都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官员之所以贪腐，权力过于集中是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中国党政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可谓不少，但是很多规章制度一遇到领导的特权及利益，就很易走样。社会各界对官员格外“仰视”、分外“尊重”，使一些位高权重者即使在自己的一亩三分田之外，也能一言九鼎，呼风唤雨。可是，越一言九鼎，越呼风唤雨，想拉他下水的人就越多，他所需承受的灯红酒绿的考验就越多。　　而人性偏偏又很不完美，很易被诱惑。西方有格言道：“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恩格斯说，人类一切努力的目标，无非是让自己身上人的东西多一点、动物的东西少一点，但人类永远改变不了自己来源于动物的本质。面对深度诱惑，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怕都只有敢与不敢的矛盾，而无想与不想的矛盾，除非他很虚伪。胆大与权重合体易衍生腐败　　中国现实政治中太多的模糊性及潜规则，使官员若不胆大则很难办事、很难打开局面。这样一来，官场有“作为”者、仕途得志者，自然多是那些胆大敢为乃至妄为者。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被抓出来的中国贪官大多“很有魄力”、“很能干”的原因。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胆大与权重的合体，恰恰又是盛产腐败的婚床。由此看来，减少政治模糊性及潜规则、约束官员权力、铲除拜官心态，亦是中国吏治建设不容忽视的问题。　　同时，中国吏治上的许多具体做法，在细节上也很值得改进。例如，官员频繁地异地交流任职、挂职，虽可锻炼官员、防止官员与地方关系凝固化，但是让生命力尚处旺盛阶段的青壮年“只身”到异地任职、挂职，失去了家庭这一重要的个体行为约束机制，在基本生理需要和唾手可得的灯红酒绿的诱惑下，官员也很易被“有心人”拉下水，进而控制住。说得夸张一点，这种只身异地任职的做法，无异于把青壮年官员往火坑里送。
平心而论，干部异地交流任职不是坏政策，但其细节确需完善。建议规定，关键岗位的青壮年干部异地任职时，妻子必须随同前往；与该办法相关的技术性问题，操作起来相信不会太复杂。
　　再如，多年来中国官员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现象业已十分严重，以至于很多部门都是尚未发现的犯罪嫌疑人，甚至是事实上的“死刑犯”在主持工作，让这样的人主持工作，哪会有什么真正的治理效果可言？至多不过是大作表面文章而已。建议规定，凡拟晋升关键职位者，在晋升之前对其个人及亲属的财产状况查个八代、十代，采用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对其能力及品行进行严格的调查，而不是现行近于走程序的民意测验。对于严重用人失察者，严格追求其政治责任，如一道丢官等。　　又如，强调官员必须有基层历练确实有好处，可是目前中国基层犹如一个大染缸，在很多基层社会，不送钱就无法办事，不腐败就无法立足，从这些地方一步步升上来的官僚，几乎很少不带病的。建议效法汉武帝、武则天、明成祖敢于简拔、重用资历较轻（在今天看来是所谓“经验不足”）、才能杰出的年轻人的做法，在用人上重经验但决不唯经验是用。对于一些腐败业已成片的部门，应敢于“一锅端”、全部换。　　当然，中国腐败的遍地开花，责任尚不全在于制度及文化上的诱导及激励，还在制度及文化上的“强迫”。源自几千年的封建等级制，以及千百年科举传统的极端重名利心理，使中国历来就不是平民的天堂、“小人物”的乐园，使很多中国人都像是为他人而活着，而非为自己。在中国农村，很多人一辈子都好像在“比房子”：草房时代比谁家先盖瓦房，瓦房时代比谁家的房子更高，乃至在笔者老家的村庄尚未楼房化之前，曾一度出现了一家比一家高耸、既不是楼房又不像平房的、极不实用的平房怪物。　　在官场上，大家都在拼着老命往上爬，不拼命不行啊，如果做了十几年的科长未提副处，一旦由实职贬为虚职，见到老乡、同学就“脸挂不住”啊！过于势利、过于以成王败寇的标准论人生高低的非正常心态，使中国社会対失意者缺乏应有的包容心，使一些失意者在衣食无忧、原本完全可以成为快乐的“小人物”的情况下，却背上了无法承受的“面子”重负，迫使其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无规则的政坛球场上，若朝中无人，那么所能创造的“条件”无非就是行贿、造假而已，由是而有那么多腐败与政绩工程，酿成了一起起不该发生的人生悲叹！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2011-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