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小布什自传《抉择时刻》

     

<乔治·沃克·布什自传：抉择时刻>

第一部分 第1节：中文版序
    中文版序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1975年。那时的我已近而立之年，刚刚从商学院毕业，准备在得克萨斯开始从事石油业务。受父母之邀，我到北京的驻华联络处来看望他们。当时我的父亲正担任联络处主任一职。此前，也就是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历史性的访问，重新开启了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父亲曾获得担任驻欧洲大使的机会，这是个让人艳羡的职位，但他决定来中国，因为他认定中国一定会是一个有所作为的地方。
    1975年的中国还没有从“文革”中摆脱出来。人人都是一身灰色的衣服。脏乱的街道上遍布自行车，但鲜有汽车。我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商业活动。我和父母一起转了北京的很多地方，还和母亲一起到了上海。中国悠久的历史、迷人的文化和非凡的潜力让我感到震撼。我被她迷住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再回来。
    再次来到中国已经是25年之后。在那段时间，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进入了石油行业，步入了婚姻殿堂，并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帮助父亲成功竞选总统，与他人共同拥有一支棒球队，担任得克萨斯州的州长，并于2000年11月当选美国总统。在我上任不到8个月的时间，美国就遭受了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最令人震惊的袭击——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按照原定计划，我将在几周之后开启我出任美国总统以来的首次访华活动。有人力劝我取消此行，但我仍然决定按计划出访。
    正如我的生活在那25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变化则更大。当我们从上海的机场驱车前往酒店时，一路上我几乎认不出这就是1975年我探访过的城市。这里高楼林立，霓虹灯闪烁，我记忆中尘土飞扬的街道已经被一条高速干道所取代。现代化的城市景观展现着中国的崛起和对世界开放的新面貌。2008年，当我作为美国总统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北京通过举办一场蔚为壮观的奥运会，更加凸显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新角色。
    在这本书中，我描述了自己在任职美国总统期间所做出的最为重大的决策。其中一些有关国内政策，另外一些涉及打击国际恐怖分子，特别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斗争。作为总统，很多决策都是关于美中关系的。而现如今，美中关系被很多观察家视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和中国的两届领导人——江泽民主席和胡锦涛主席紧密合作，推动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促进互利互惠。
    通过合作，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两国创立了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协同应对金融危机，这一切使得我们两国的经贸关系得以巩固。通过建立六方会谈的机制，应对朝核问题的威胁，我们促进了地区局势的稳定。通过坚持美国对台湾地区问题奉行的长期政策，我们两国加深了彼此的信任，促进了和平。另外，我在书中也谈到，双方本着坦率真诚、相互尊重的精神，就宗教自由、人权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年多以前，我卸任了美国总统一职。现在，我和妻子劳拉居住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家中，享受着我们的生活。但我对中国的兴趣依然不减。卸任后，我的第一次出国旅行就是来中国。我对两国的关系保持乐观。36年前，当我第一次到北京时，很难想象中国会有今天蓬勃的活力，也很难想象我们两国之间会有现在这般紧密的合作关系。我希望，两国关系能在接下来的36年间得到进一步发展。美中两国能够不断传承这份友谊，共享和平与繁荣。
    我希望中国的读者也对未来有着同样的憧憬。我深爱着美国，并期待着这本记录我曾作为美国总统代表国家做出重大决策的回忆录能够得到你们的喜爱。
    乔治?沃克?布什
    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
    2011年7月
第一部分 第2节：英文版序
    英文版序
    执政末年,我开始非常认真地考虑是否应该撰写一本回忆录。在卡尔?罗夫的引荐下，我会见了十几位知名历史学家。他们每个人都说我有义务撰写，我有必要用自己的话，用自己的视角，记录我的总统生涯。
    其中一位历史学家杰伊?威尼克（JayWinik）问我：“你看过《阿波罗13》这部电影吗？宇航员们成功返回地球的历史结局在美国无人不晓，但是人们却急切地想去看这部电影，了解他们到底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在历史上，阿波罗13号（Apollo13）是阿波罗计划（ProjectApollo）中的第三次载人登月任务，发射后两天发生险情，但宇航员们仍克服重重困难，成功返回地球。——译者注
    这些历史学家几乎都推荐我去阅读尤利塞斯?S?格兰特（UlyssesS?Grant）总统的回忆录。通读全书，我发现格兰特果然利用了他独特的视角去诠释美国内战的历史。在书中，他引用了各种逸闻趣事，忠实再现了他在南北战争时期的传奇经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的著作能够经久不衰，被后人奉为经典。
    我打算参照格兰特回忆录的写作手法，不对我的人生或总统生涯作详尽无遗的记述，而以总统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作为切入点，讲述我在白宫的日子。作为一名总统，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决策。本书的每一章节都围绕一个重大决定或者一系列相关决定展开阐述，因此本书的行文结构是按主题划分，而非时间顺序。我在书中并没有把所有重要的工作拿来逐一讲述，许多勤勤恳恳的内阁成员和白宫幕僚也只是在书中一笔带过，或者没有提到，然而我仍非常珍视他们的工作，对他们的杰出贡献，我永远心存感激。
    我写此书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我希望绘制一幅历史画卷，展现8年的总统之路。无论是对于我自己，还是对于近几十年来的任何一任总统，给我们的是非功过做出定性结论，我认为都为时尚早。随着时间的流逝，激情将归于平淡，结果将自有分晓，学者们也将进行多重比较。但愿此书能够供研究这段美国历史的人做参考之用。第二，我希望利用此书，读者能够用一个不一样的视角了解在复杂的环境下决策是如何做出的。送到总统办公桌前的许多待定问题都异常棘手，难以取舍。在这本书中，我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在各种选择之间权衡，遵循了哪些原则。我希望这能帮助读者们更好地了解我为何会在当时的环境下做出那样的决策。或许这也对大家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有些许帮助。
    《抉择时刻》一书以我自己的回忆为主。在研究人员的帮助下，我把自己的记述与政府文件、同期记录、个人采访、新闻报道以及其他来源的资料进行核对，这些资料中有部分仍属机密信息。鉴于有些事情只能依靠自己的记忆，因此书中若有失实之处，责任在我。
    在随后的文章中，我尽我所能描述了我做出的那些正确决定和错误决定，并反思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将如何重新选择。当然，身为总统，我没有回头路可走。面对复杂的时局，我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并接受最终的结果。8年来，在白宫的日日夜夜，我都遵循着这项做事原则。担任美国总统是我毕生的荣耀，感谢读者们给予我此次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人生故事。
    我写此书有两个目的：小布什自述
    我打算参照格兰特回忆录的写作手法，不对我的人生或总统生涯做详尽无遗的记述，而以总统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作为切入点，讲述我在白宫的日子。作为一名总统，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决策。本书的每一章节都围绕一个重大决定或者一系列相关决定展开阐述，因此本书的行文结构是按主题划分，而非时间顺序。
    我写此书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我希望绘制一幅历史画卷，展现八年的总统之路。无论是对于我自己，还是对于近几十年来的任何一任总统，给我们的是非功过做出定性结论，我认为都为时尚早。随着时间的流逝，激情将归于平淡，结果将自有分晓，学者们也将进行多重比较。但愿此书能够供研究这段美国历史的人做参考之用。第二，我希望利用此书，读者能够用一个不一样的视角了解在复杂的环境下决策是如何做出的。送到总统办公桌前的许多待定问题都异常棘手，难以取舍。在这本书中，我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在各种选择之间权衡，遵循了哪些原则。我希望这能帮助读者们更好地了解我为何会在当时的环境下做出那样的决策。或许这也对大家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有些许帮助。
    《抉择时刻》一书以我自己的回忆为主。在研究人员的帮助下，我把自己的记述与政府文件、同期记录、个人采访、新闻报道以及其他来源的资料进行核对，这些资料中有部分仍属机密信息。鉴于有些事情只能依靠自己的记忆，因此书中若有失实之处，责任在我。
    在随后的文章中，我尽我所能描述了我做出的那些正确决定和错误决定，并反思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将如何重新选择。当然，身为总统，我没有回头路可走。面对复杂的时局，我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并接受最终的结果。八年来，在白宫的日日夜夜，我都遵循着这项做事原则。担任美国总统是我毕生的荣耀，感谢读者们给予我此次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人生故事。
第一部分 第3节：抉择时刻(1)
    酒鬼小布什
    我很容易养成习惯。我从大学起养成了抽香烟的习惯，一直抽了9年，之后我戒了香烟，转而吸鼻烟，又戒了鼻烟，取而代之的是嚼烟叶，最后我又抽起了雪茄。
    一段时间以来，我总是企图为自己喝酒的习惯做辩解。我比老家得克萨斯州米德兰的一些酒鬼朋友要好得多，因为起码我白天不喝酒，工作时不喝酒，而且我身体状况良好，坚持每天下午慢跑——这是我的另外一个习惯。
    后来，我意识到我跑步不仅仅是为了保持健康，也是为了排出体内的毒素。劳拉的这一个小问题却引出了我对自己生活的更多思考。扪心自问，我是想把时间花在待在家里陪女儿，还是想在外面喝酒？我是愿意与劳拉一起在床上看书还是愿意在全家人都入睡后去喝波旁酒？我会与万能的上帝越走越近，还是让酒精变成了我的上帝？答案都了然于心，但拿出毅力，洗心革面，谈何容易。
    1986年，劳拉和我都迎来四十不惑之年，我们的密友唐和苏西?埃文斯也与我们同龄。因此，我们决定一起去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布罗德莫度假胜地好好庆祝一番。我们邀请了儿时朋友乔?奥尼尔和简?奥尼尔，我的弟弟尼尔，以及另外一个来自米德兰的朋友彭妮?索耶。
    正式的生日晚餐是在周六的晚上。我们享受了一顿大餐，喝了好多瓶60块钱（美元，下同）一瓶的银橡树酒。大家互相敬了好多酒，为健康干杯，为孩子干杯，为在家看孩子的保姆干杯。我们把酒言欢，把相同的故事翻来覆去地讲。后来我和唐认为我们可爱死了，甚至应该挨桌去敬酒。我们喝到三更半夜，花了一大笔钱为全场埋单，然后回家睡觉。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感觉自己宿醉严重。之后我和往常一样去慢跑，发现前一天晚上发生的大部分事情我都记不得了。在跑到一半的时候，我的大脑开始清醒了。我生活中的逆流开始聚集。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祷告上帝能指导我更好地寻求他的旨意。经文的阅读帮助我认清了诱惑的性质，让我意识到对世俗乐趣的沉迷能够取代上帝的爱。我的问题不仅仅在于纵酒——这是自私的表现。对酒的沉迷让我把自己置于比其他人，特别是比我的家人更重要的地位。我深爱着劳拉和我的两个女儿，我决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信仰给我指明了出路，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上帝的慈悲助我脱胎换骨。这绝非易事，但在我跑向终点时，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戒酒！
    当我回到酒店房间，我告诉劳拉我再也不沾酒了。她看着我，好像我还未从醉酒状态中清醒过来，然后轻描淡写地说了句：“那很好啊。”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我以前就谈到过戒酒，但我只说不做。然而这一次，她并不知道我内心已做出了改变——这将使得我永远改掉恶习。
    大约5天过后，戒酒的劲头开始减退，宿醉的记忆开始褪去，喝酒的诱惑逐渐强烈。我的身体渴望酒精。我祈祷上帝赐予我力量，让我抵制饮酒的欲望。作为一种自律的方式，我加快了跑步的速度和距离。我还吃了很多巧克力，我的身体急需糖分，而吃巧克力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满足方式。这又给了我另外一个跑步的动力：保持体重。
    劳拉对我的行动非常支持。她感觉到我这次是来真格的了。每当我提到戒酒的时候，她都会督促我坚持下去。有时候，我会故意跟她说自己又想喝酒了，就是为了听到她鼓励的话。
第一部分 第4节：抉择时刻(2)
    我的朋友们也助我一臂之力，尽管他们大部分人仍当着我的面喝酒。起初，看到别人品饮着鸡尾酒或啤酒会让我很受煎熬。但冷眼旁观他人饮酒作乐时，我意识到以前自己喝酒的时候，样子肯定非常愚蠢。坚持戒酒的时间越长，我的动力越大。远离酒精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我非常乐意保持的习惯。
    ***
    在我一生中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中，戒酒是其中之一。倘若没有这个决定，这本书中其他的决定就不可能实现。然而没有我人生前40年的经历，戒酒也不可能成功。我的性格，我的信念，大部分都是在这40年里塑造的。我的戒酒之路充满了挑战、挣扎和失败。爱和信仰的力量如此强大，让我渡过了重重难关，在这种力量的指引下，人是可以变得更好的。我戒酒成功就是这种力量的见证。回首过去，我的戒酒之路意义非凡。
    中学时英语成绩最差
    1959年，我们全家搬离米德兰，来到了550英里以外的休斯敦。当时，父亲已经当上了一家石油公司的CEO，从事近海钻井。该行业在当时扩张迅猛，因此把家搬到墨西哥湾能够更便于管理海上钻井架。我们的新家坐落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经常有暴风雨光顾。这里的气候与米德兰截然不同，在米德兰，你只能看到沙尘暴。我对这次迁居感到紧张，但休斯敦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我在那里学习打高尔夫球，结交到了一群新朋友，并就读于一所叫金凯德的私立学校。当时，我觉得米德兰和休斯敦的差异巨大，但是后来的经历告诉我这真是小巫见大巫。
    有一次放学后，母亲在校车到站停靠的附近接我回家。当时我已经是读九年级的大孩子了，母亲们一般都不会去校车车站附近接我们回家，只有小学生的母亲才那么做。那天她看上去兴奋异常，显然是有什么好消息。当我从车上走下来的时候，她就迫不及待地叫道：“祝贺你，乔治，你被安多弗（Andover）录取啦！”这对她来说是个喜讯，但对我却不见得。
    在前一年的夏天，父亲曾带我去参观他的母校——位于马萨诸塞州安多弗的菲力普斯预科学校。这所学校显然和我以前读过的学校风格迥异。大部分的宿舍楼都是大石砖建筑，围绕广场修建。这里看上去像一所大学。我非常喜欢金凯德中学，但是决定已经作出，不容更改。去安多弗上学是布什家庭的传统，我要延续这一传统。
    我的第一大难题就是要向得克萨斯的朋友解释安多弗的情况。在那个时代的得克萨斯，如果有人被送往外地上高中，多半出于惩罚的目的。当我告诉一个朋友我准备去马萨诸塞州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的时候，他只问了一个问题：“布什，你犯了什么错误吗？”
    1961年秋天，我入学了。我想我的朋友也许说得没错，父母是想惩罚我才把我送到这里来的。不管是去上课，还是吃饭，还是去教堂做礼拜，我们都得打领带。安多弗的冬天漫长而寒冷，我们仿佛被流放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作为一个来自南方的得州人，我在这里认识了四个新的季节：冰雪，新雪，融雪和灰雪。安多弗是一所男校，学校里面除了几个在图书馆工作的女性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女性。渐渐地，这些图书馆的女工作人员在我们的眼中成了漂亮的电影明星。
    这所学校治学严谨，对我来说是个巨大挑战。在安多弗读书是我经历过的最艰难的事情，其艰难程度与我40年之后竞选总统的难度有的一拼。我的学习成绩落后于其他学生，因此必须悬梁刺股，努力追赶。在上学的第一年，我们寝室晚上10点熄灯，无数个夜晚，我不得不趴在地板上借着过道上的灯复习功课到很晚。
    我的英语成绩最差。在我早期的一篇作业中，我抒发了失去妹妹鲁宾的悲伤。我想我一定要用一个比“眼泪”（tears）更好的词。毕竟，我现在是在东海岸了，和粗犷的得克萨斯不一样了，我觉得应该学会使用一些更高深的词汇。于是我拿出之前母亲装进我行李里面的近义词典，查出了tear（在英语中也有“撕破”的意思，作动词）的一个近义词，然后写道：“Lacerates（撕裂）从我的脸颊流过。”
第一部分 第5节：抉择时刻(3)
    当作业批改发下来后，我看到卷子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零分。这无疑是给我当头一棒，让我备感羞辱。我在得州读书总能够得高分，而这则是我第一次成绩不及格。我给父母打去电话，告诉他们我多么可怜。他们鼓励我要坚持下去。于是我决心一定要克服困难，因为我不想做一个轻言放弃的人。
    比起学习上的步履维艰，我在社交生活方面则适应得快得多。在安多弗，有一小群得克萨斯州的老乡，其中一个叫克莱?约翰逊，来自沃思堡，我跟他非常谈得来，不久便成了亲密的朋友。我的交际圈扩大得很快。对于我这样一个喜欢和人打交道的人来说，安多弗是一个适合交友的好地方。
    我发现自己拥有良好的组织天赋。在高年级的时候，我任命自己为曲棍球联盟的主席，自称为特威兹?布什此名源自于老大特威兹（BossTweeds），19世纪纽约臭名昭著的腐败政客。——译者注（TweedsBush）。我也任命了自己的助理内阁，包括一个主裁判和一个联盟心理医生。我们制定了详尽的比赛规则和加赛规则。我们不设外卡（wildcard），我可是一个纯粹主义者。
    我们还想出一个诡计——仿造身份识别证件的设计，印制会员识别卡。这个计划被校方发现。我被勒令立刻终止该计划，我也照做了。卸任之前，我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任命我的继任者——我的表弟凯文?拉弗蒂。
    在安多弗读书的最后一年，历史课的任课老师是汤姆?里昂。他喜欢用自己的拐杖敲黑板，以抓住我们的注意力。里昂先生曾在其就读的布朗大学踢足球，之后他患上了小儿麻痹症。我把他视为自己的学习榜样。他总能把历史人物讲得栩栩如生，讲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时候尤其如此。他非常欣赏罗斯福的政见，我猜罗斯福克服病魔的经历一定让他大受鼓舞。
    里昂先生对我要求严格。他不断向我发出挑战，又时刻培养着我。他批评过我，也表扬过我。在他的鞭策激励之下，我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历史的热爱伴随了我一生。几十年以后，我邀请里昂先生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那一刻对我的意义非同寻常：一个是正在创造历史的学生，一位是曾经讲述历史的老师。
    小布什是怎么读完大学的
    从安多弗毕业仿佛就像脱下了紧身衣。在大学里，我的原则还是大家都信奉的那句老话：拼命地学，痛快地玩。学习的确是坚持下来了，但是我更擅长于玩。我加入了德尔塔?卡珀?爱普西伦兄弟会（DeltaKappaEpsilonFraternity）,参加橄榄球比赛和校内体育活动，开车去女校找乐子，并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与朋友出去玩。
    我生性好玩，这有时会让我忘乎所以。上大四的时候，我们去普林斯顿大学观看一场足球比赛，客场作战的耶鲁大学队获胜。我欣喜若狂，在不少酒精的刺激下，我领着一帮人冲进场地，拉倒了球门柱。看到这一幕，普林斯顿的球迷们可并不觉得有趣。我坐到了球门横杆上面，一个球场保安立刻把我拉了下来，然后拽着我穿过比赛场地，把我送进了一辆警车里。耶鲁的朋友开始拍打车窗，并叫道：“放了布什！”
    我的朋友罗伊?奥斯汀，耶鲁足球队的队长，来自圣文森特岛的大个子，感觉情况不妙，于是大喊着让围在车边的人们都挪开，自己跳进了车里，和我一起被带到了警察局。我们被告知立刻离开普林斯顿校园，再也不能回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重返普林斯顿。而罗伊则继续在打磨他的外交手腕。40年过去了，我任命他为美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的大使。
    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我对于成为校园政治家没有丝毫兴趣。但是我偶尔也会接触到校园政治。在我读大一时的秋天，父亲和一个名叫拉尔夫?亚伯勒的民主党人竞争参议员的职位。虽然父亲获得的选票比得州历史上任何一名共和党候选人的选票都要多，但是总统约翰逊领导的民主党在全国拥有着压倒性的优势，难以让父亲望其项背。在选举结束不久，我找到了父亲当年在耶鲁的旧友，耶鲁的牧师，威廉?斯隆?科芬。我本来指望他能够给我些许安慰的话，但是他却直言不讳地告诉我，我的父亲“被一个更优秀的人击败了”。
第一部分 第6节：抉择时刻(4)
    他的话对于一个当时年仅18岁的孩子来说不亚于一记重拳。30多年后，陈年旧事见诸报端，为此，科芬特意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如果他当时真的说过这样的话，那他对自己的言论表示歉意。我接受了他的道歉。他自以为是的态度让我初次领教到了大学教授言论的刻薄。在我担任总统期间，许多大学教授都对我进行过尖刻的批评。
    耶鲁是个好地方，它让我自由地挖掘并发展自己的兴趣。在学校，我选修的课程覆盖范围极为广泛，其中包括天文学、城市规划、史前考古学、西班牙文学名著，还有我的最爱之一，日本俳句。我还选修了政治学和大众传媒，后者的课程重点是研究大众媒体的内容和影响。最终我在这门课上只拿到了70分，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与媒体的关系总是磕磕绊绊。
    我最酷爱的当属历史，因此我选择了历史作为我的主修专业。我非常喜欢听约翰?莫顿?布卢姆、加迪斯?史密斯和亨利?特纳等教授的讲座。其中一门历史课程讲的是法国大革命。“历史就是我的生意”，斯坦利?梅伦教授总喜欢这么开玩笑道。在学到网球场宣言、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以及拿破仑的崛起的时候，他的讲述总是那么引人入胜。当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时候，受到大革命的启发而产生的思想就被抛弃了，这让我感到很是震惊。
    让我最难忘的课程之一是苏联历史，授课老师名叫沃尔夫冈?莱昂哈德，来自民主德国。莱昂哈德先生童年时期逃离了纳粹德国，在苏联长大，他的母亲在斯大林时期被逮捕。他原本准备成为一名共产党官员，可最终却叛逃到了西方。他用浓重的德语口音描述了他当时看到的各种情形。在听过他的讲座之后，我对苏联或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解有了新的认识。这门课程介绍了自由与集权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是我终身关注的重点。
    到了大四，我选修了“美国演讲历史与实践”，授课老师是罗林?G?欧斯特魏斯。我们阅读了大量美国演讲名篇，从殖民牧师乔纳森?爱德华兹激昂的讲道到罗斯福总统在美国珍珠港遭袭后发表的《国耻日》。我惊叹，语言塑造历史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我的课程论文是分析佐治亚记者亨利?W?格雷迪关于新南方的演说，并起草了一份四分钟的演讲稿，提名波士顿红袜队明星卡尔?亚斯特任布斯基为波士顿市长。欧斯特魏斯教授教会我们如何组织一篇演讲稿：开头，三个主论点，结束语，以及结论。我一辈子都牢记他教给我们的演讲框架，也把它运用在了我的好多演讲当中。
    我说了这么多，并不是要证明我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比起教授们的课堂教学来，我觉得我的学习更多来源于实践。约翰?莫顿?布卢姆教授有一次被问道，对于他的名人学生乔治?沃克?布什，他有什么印象。他回答道：“我完全不记得我曾教过他。”但是我却记得布卢姆教授。
    ***
    毕业那年，国内局势动荡不安。马丁?路德?金在我大四那年的４月遇刺身亡。随后芝加哥和华盛顿爆发了种族暴乱。在毕业典礼举行前的几天，我和几个朋友驾车从纽约上州回学校，在路上，我们听到广播报道罗伯特?肯尼迪遭枪击身亡。车里大家都一言不发。我们感觉一切都失去了控制。
    那几年的耶鲁，民权话题主导了校园的讨论。在我们大四那年，另外一件事让我们神经紧绷。越南战争升级，约翰逊总统启动征兵制。我们当时有两派意见：要么应征入伍，要么想办法逃过征兵抽签。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我要参军！我的父亲曾为国家作出了牺牲，作为他的儿子，逃兵役是一种耻辱。
    虽然我对于战争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但总体认可。我对于战争的战略和约翰逊政府那帮执行战略的人表示怀疑，但是我认可战争宣称的目标：遏制共产主义的蔓延。大四那年秋天，有一天我路过一个征兵站，看到站口窗户上贴了一张飞行员的海报。驾驶战斗机是一个不错的服役方式。于是我向征兵人员进行了登记，并拿了一份申请表。
第一部分 第7节：抉择时刻(5)
    当我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告诉父母我对加入空军感兴趣。父亲把我推荐给了一个叫锡德?阿杰的人，他以前是一个飞行员，与航空界保持着良好联系。他建议我考虑加入得克萨斯空军国民警卫队，那里有一些飞行员的职位空缺。和其他常规的警卫队队员不同，飞行员必须完成一年的培训，接受６个月的专业指导，然后定期进行飞行实践，保持状态。
    我对成为警卫队飞行员充满了兴趣。在那里我会学到一门新技能。如果国家需要，我将奔赴战场，如果不需要，我就有很多灵活的时间去做一些别的事情。当时，我并不打算确定一份事业。我打算把毕业后的第一个１0年用于探索。我不希望被束缚。如果有什么东西让我感兴趣，我就去尝试。如果没有兴趣，我就接着探索。
    我的暑期打工就是一个不断尝试的过程。1963年，我在亚利桑那的一个养牛场打工。工头名叫瑟曼，头发半白。对于那些他认识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总是说：“只会读书，不会干活。”我决心不让他也这么看待我。还有几年的夏天，我在路易斯安那的海上钻井平台工作过，在证券公司的交易桌前工作过，在一家西尔斯?罗巴克零售店当过体育用品销售员。一路走来，我见识了许多有意思的人：牛仔，卡真人卡真人（Canjun），路易斯安那土著。——译者注，石油钻井工人。我一直都认为在那段时间里我接受的是两层教育，一层来自优秀的学校，一层来自扎扎实实做事的人。
    1968年秋天，我在佐治亚州穆迪空军基地报到，接受飞行员培训。起初，有１00来个学员参加培训，到毕业时，只剩下了约50个人。我们在短暂的时间内经历了层层淘汰选拔。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来自纽约的学员，他首次驾驶赛斯纳172飞机回来之后，脸色看上去跟他的飞行制服一样绿——他把午饭吐出来的那一部分的颜色除外。
    起初，我在空军的经历也好不到哪里去。我的指导员可以觉察出学员的紧张情绪，他不会语气柔和地给你鼓励和安慰。在我初学飞行的一次课上，他突然从我手里抓住了操纵杆，使劲往回拉，使飞机失速。机首上扬，机身震动。然后他又前推操纵杆，机首回落，飞机恢复正常状态。指导员第一次向我展示了失速改出。他看着我说道：“小子，如果你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你必须学会控制飞机，而不是让飞机控制了你。”
    我认真记住了他的意见，苦练并最终掌握了飞行的基本要领，包括翻筋斗、滚桶和仪表飞行。当父亲向我授予军衔的时候，我感到了莫大的成就感。在飞行学校完成基本飞行训练后，我来到了休斯敦，在埃灵顿空军基地学习驾驶F-102战斗机。F-102是单座、单引擎的空中拦截机。在你滑行到跑道末端，打开加力，感到引擎发力的关键时刻——无论你的资历多么深厚，你必须全神贯注。
    我热爱飞行，但是到了1972年，我开始有些坐不住了。晚上或者周末，我都会进行飞行练习，记录飞行时间。白天我在一家农业发展公司工作。我在办公室的任务包括研究宾夕法尼亚的蘑菇产业，考察公司收购的植物苗圃。这不算一份吸引人的工作。
    有一天，我接到朋友吉米?阿莉森的电话，他是米德兰的一个从事政治竞选的人，1966年曾帮助父亲竞选美国众议员并获得成功。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亚拉巴马州的布朗特将代表共和党竞选国会参议员，他的竞选阵营里有一个工作机会。这份工作听起来挺有意思，于是我就整装待发了。
    我的指挥军官杰里?基利安中校批准我把服役关系转移至亚拉巴马州，我可以在那里履行规定的服役时间。我告诉亚拉巴马警卫队的指挥官们，在竞选期间有几次例行会议我无法到场。他们告诉我可以在选举后弥补漏掉的服役天数，于是我照做了。之后的几十年，我都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不幸的是，我的服役记录出现问题，记事表内存在服役空白期。当我跨入政坛的时候，反对者利用服役记录的漏洞抨击我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在90年代末期，我请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助手丹?巴特利特去调查一下我的记录。记录表明我的确是履行了自己的服役责任。2004年，丹发现了一些牙医诊断记录，证明当时我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接受过牙齿检查，但是这段空隙期被一些批评人士说成是我缺勤了。丹对着媒体打趣地说道，如果我的牙齿在基地，那我的牙齿也应该非常肯定我身体的其他部分也应该在基地。
第一部分 第8节：抉择时刻(6)
    我以为这个问题就这么过去了。然而2004年９月的一个深夜，当我乘坐海军一号直升机在白宫南草坪落地后，我看到外交接待室里有丹的身影。按照惯例，当一名高级顾问等待迎接总统的直升机，绝不是有什么好消息。丹把一张纸递给我。那是一份用国民警卫队专用信纸打印的备忘录，备忘录声称我在1972年时服役时间不达标。而且这份备忘录上还有我以前的指挥官杰里?基利安的签名。丹告诉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主持人丹?拉瑟将以这份文件为证据，在他的新闻杂志节目《60分》上报道这条爆炸性新闻。
    巴特利特问我是否还对这份备忘录有印象。我告诉他我不记得了，并请他去核实一下。第二天早上，丹走进椭圆形办公室，看上去松了一口气。他告诉我证据表明这份文件是伪造的。文件字体用的是现代电脑里的字体，在70年代还不存在呢。过了几天，调查得出了正式结论：备忘录是假的。
    我既感到惊愕也觉得恶心。丹?拉瑟居然拿一份假文件去报道一篇能够影响总统选举结果的新闻。没过多久，他和他的节目制片人均引咎辞职。在遭受了这么多年的虚假指控后，关于我在警卫队服役期间的疑问终于开始消散。
    我将永远为我在警卫队的服役时光感到自豪。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交到了一些终生的朋友，并光荣地穿上了祖国的制服。我敬佩且尊重那些被派遣至越南的军人。他们中有近６万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家。我的服役和他们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50岁后的性生活如何？
    我喜欢到处与人开玩笑，但是酒精却可以让人把一句戏谑变成侮辱。喝酒时听起来好玩的话酒醒后才发现很傻。有一次在缅因州，当时已是夏夜，我们一行人钓完鱼，打完高尔夫后就聚在一起吃晚饭。我玩得很渴，于是就灌了几瓶波旁和七七解渴。晚餐时，我把头转向父母的一个漂亮朋友，醉醺醺地问了她一个傻问题：“那你告诉我，人到了５0岁后，性生活的感觉如何？”
    大家都默不做声地看着盘子里的食物——除了我的父母和劳拉，他们怒视着我，惊讶不已。这个可爱的女人紧张得笑了笑，然后就接着谈话。第二天起床后，我得知自己前一天晚上的言论，立刻感到宿醉的懊悔。我给那位女士打了电话，向她道歉，同时，我也开始扪心自问，这是否是我希望的生活方式。
    多年之后，当我满了50岁，这位温厚和善的女士寄了一张纸条到得克萨斯州长官邸，纸条上写道：“乔治，那你现在又感觉如何？”
    1975年，第一次来北京
    哈佛商学院的书本学习通过一个意外的实践渠道得到了强化：毕业之后，我踏上中国的土地，看望父母。两个世界的反差巨大。我从资本主义的西点军校来到了社会主义的东方前哨，从一个拥有个人选择自由的合众国来到一个满街人身穿灰色服装的国度。有时，我骑着自行车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偶尔会看到一辆带有滤光车窗的黑色轿车驶过，这是政府用车。除此之外，街上很少有汽车通过，那里毫无自由市场的影子。我惊讶地看到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居然能够变得如此暗淡无光。
    1975年，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政府决心整顿社会，实现国家复兴。“文革”期间，一系列教条灌输系统出现，通过无处不在的大喇叭进行宣传，试图摧毁所有中国古代历史留下的遗产。年轻人猛烈抨击年长人士，攻击知识分子。整个社会分裂成两个阵营，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我想起了法国和俄国革命。革命的轨迹一样：人民掌权，承诺实现某些理想。一旦他们巩固了权力，有些人就开始滥用权力，抛弃曾经的信念，摧残同胞。似乎人类患有某种痼疾，这种病不断地使人类遭受痛苦。这种冷静的思考加深了我的信念：经济、政治和宗教的自由是管理社会的唯一公平和有效的方式。
    母亲的一件私事
    有一天，我刚学会开车不久，父亲出差在外，母亲把我叫到她的卧室。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急促，她让我马上开车送她到医院。我连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上了车再告诉我。
第一部分 第9节：抉择时刻(7)
    我驶出私家车道，她叮嘱我开稳一点，绕开地面障碍物。然后她告诉我她刚刚流产了。我当时吃了一惊。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和母亲谈论这个话题，也从来没想过会看到一个胎儿的遗体——母亲把它放在一个瓶子里面带去了医院。我记得当时自己在想：这可是一条生命啊，这是我的弟弟或者妹妹。
    之后母亲住进了医院，被送往了检查室。我在走廊里面来回踱步，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我几次从一位老妇女身边走过，她安慰我道：“别担心，亲爱的，你的妻子不会有事的。”
    当我被允许进入母亲的病房时，医生说她会好起来的，不过她需要在这里过夜了。我告诉母亲刚才走廊里的那位女士跟我说的话，她放声大笑，笑声和往常别无两样，这也让我能够安心回家了。
    第二天，我回到医院接她回家。她谢谢我这么照顾和负责，同时也让我不要告诉其他人关于她流产的事情，因为她觉得这是家庭内部的私事。我尊重她的想法，所以我在此书中讲到这个故事也是得到她的允许的。那天我为母亲做的事微不足道，但对我却意义重大，因为这件事进一步加深了我与母亲之间的情感联系。
    9?11袭击后的美国
    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我身在科勒尼海滩网球度假村（ColonyBeachandTennisResort）的套房中，此地距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市很近。清晨醒来后，我开始诵读《圣经》，之后下楼跑步。我开始绕着高尔夫球场慢跑，当时外面一片漆黑。特勤局的特工们已经适应了我晨跑的习惯，但当地人肯定会觉得在一片漆黑中跑步有点奇怪。
    回到酒店后，我很快地洗了个澡，吃了点早餐，之后开始浏览早晨的报纸。当天最大的新闻是迈克尔?乔丹复出，重返NBA。其他的新闻头条大多关注的是纽约市市长初选和日本出现一例疑似疯牛病病例。
    大约上午8点左右，我开始听取《总统每日简报》。《总统每日简报》的内容包含高度机密的情报以及对地缘政治深入的分析。这段时间也是我一天当中最为精彩的部分。9月11日，一位名叫迈克?莫雷尔的聪颖的中情局分析员向我进行了汇报，内容包括俄罗斯、中国以及位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暴动情况。
    听取简报之后，我们动身去访问埃玛?布克小学，以强调教育改革的重要性。
    下车后，在我正走向教室的时候，卡尔?罗夫告诉我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这听起来很奇怪，我当时以为是一架小型的螺旋桨飞机由于突然失控而撞上大楼。随后赖斯给我打来电话。我在一个教室里通过一条机密的电话线路和她进行交谈，这个教室当时已经被改造成一个通讯中心，专为外出的白宫工作人员使用。赖斯在电话中告诉我，撞上世贸中心大楼的飞机不是一架小型飞机，而是一架商用的喷气式大型飞机。
    我当时震惊了，心想那架飞机上的飞行员一定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飞行员。他怎么可能在一个大晴天把飞机撞上一座摩天大楼呢？或许是他突发心脏病吧。我告诉赖斯要对事态保持高度关注，之后让白宫通信主任丹?巴特利特写一份声明，表明我们将全力支持联邦应急管理局的工作。
    通话之后，我和埃玛?布克小学的校长打了招呼，校长名叫格温?里热尔，人很友善，她把我介绍给那个班级的老师桑德拉?凯?丹尼尔斯，以及教室中二年级的学生们。之后，丹尼尔斯带领学生们做阅读练习。几分钟后，她让学生们拿出练习册。这时，我感觉身后站了一个人，安迪?卡德凑近我，悄悄对我说：“又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双子塔中的另一座大楼。”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故意带着他那马萨诸塞州的口音，“美国正遭受袭击。”
    ***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愤怒。竟然有人胆敢袭击美国。他们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之后，我看着面前的孩子们那一张张无辜的面孔，这些无辜的孩子与那些残忍的袭击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数百万像这些孩子一样的人们需要依靠我来保护他们。那时，我下定决心绝不会让他们失望。
第一部分 第10节：抉择时刻(8)
    我看到教室后边有一些记者正在通过手机和寻呼机查看新闻。这时，本能告诉我，我的一切反应都会被记录下来，并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整个国家可以陷入震惊，但总统不能。如果我暴跳如雷的话，会吓到孩子们，而且也会使得整个国家陷入恐慌。
    阅读课还在继续，但是我的思绪早已飞离教室。谁会干出这样恶毒的行径？造成的损失有多严重？政府需要做些什么呢？
    新闻秘书阿里?弗莱彻站在了我和记者中间，他举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先什么都不要说。我也没打算说什么，当时我已经想好接下来要怎么做。课程结束后，我会平静地离开教室，去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
    在安迪进入教室7分钟后，我回到了之前的房间，有人在那里放置了一台电视机。当电视机用慢动作重放第二架飞机冲撞世贸中心南侧大楼的片段时，我看得心惊肉跳。现场出现了巨大的火球和滚滚的浓烟，情况比我预想的要更加糟糕。美国人震惊了，我需要立即发表电视演讲。我迅速地写出了我的演讲稿。我要向美国人民保证，政府正在采取应对措施，并且我们一定会把袭击者绳之以法。之后，我希望自己尽快返回华盛顿。
    “女士们，先生们，此刻对于美国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我开始说道，“……两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这很明显是一起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那些电视前的家长们和社区成员们听到这一席话倒吸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本以为这是一次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径是不会得逞的。”我接着说道。在演讲结束时，我提议为殉难者默哀。
    之后，我发现我说的一句话竟和我父亲之前做出的承诺如出一辙。在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后，我父亲说道：“侵略行为是不会得逞的。”但这种巧合绝非有意而为之。在我自己写下的演讲稿中，原本写的是“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径是不会成功的”。但父亲的话一定是深深印刻在了我的潜意识当中，危机再次发生时，便浮现出来。
    ***
    特勤局希望把我送往空军一号，越快越好。我坐车行驶在佛罗里达41号公路时，通过车中加密电话与赖斯通话。她告诉我实际上还有第三架飞机，这架是预谋撞向五角大楼的。我坐在座位上，仔细思忖着她的话。之后，我的思绪逐渐变得清晰：如果只是一架飞机的话，这可能是一次事故，两架的话就绝对是一次袭击，要是三架的话无异于向我们宣战。
    我全身的血液沸腾了。我们一定要查出幕后黑手，决不能放过他们。
    在机场，大家已经表现出了战时的状态。特工们佩戴着突击步枪，在空军一号周围巡视。两名空乘站在悬梯的顶端，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恐惧与悲伤的神情。我知道此时此刻数百万的美国民众也有着同样的心情。我走上悬梯，拥抱了空乘人员，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进入了总统舱，要求单独待一会儿。之后，我想到遇难飞机上的乘客面临的恐惧，以及丧失亲人的家属心中的悲痛。那么多人，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失去了自己至亲至爱的人。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上天能够缓解人们的伤痛，指引美国渡过这一难关。我还想起了最喜爱的一首圣歌中的歌词：“在此危难时刻，赐予我智慧，赐予我勇气。”这首歌的名字叫《优雅之神，荣耀之神》（GodofGraceandGodofGlory）。
    我的心情可能和大多美国人是一样的，但我的责任是不同的。之后会有时间哀悼，会有机会将袭击者绳之以法，但首先我要应对这一危机。自珍珠港事件后，这是我们遭遇的最为惨痛的一次突然袭击。这也是自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后，第一次遭遇敌人袭击我们的首都。在那样一个上午，我总统任期的目标变得清晰起来：在国家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保护人民，维护自由。
    要想成功应对危机，第一步就是安定民心。而这也是我在佛罗里达州就试图去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还需要理清事实，采取行动以保卫国家，并帮助遭受袭击的区域尽快恢复。随着这些工作的进展，我们也需要想出策略，以将这些恐怖主义者绳之以法，遏止他们再次袭击。
第一部分 第11节：抉择时刻(9)
    空军一号迅速飞至45000英尺的高空，这一高度要远远高于正常的飞行高度。在高空中，我打电话给迪克?切尼，他已经被带至位于地下的总统紧急行动中心（PEOC），因为特勤局觉得可能还有一架飞机会撞向白宫。我在电话中告诉他，我将在空中决策，并依靠他在地面执行。
    很快，我就做出了两大决策。军队派出了空中战斗巡逻机组到华盛顿和纽约巡视，这是由一组战斗机组成的机组，被指派拦截无响应飞机。30多年前，我在得克萨斯州空中国民警卫队时曾驾驶过F-102，并受训做空对空拦截。那时候，我们认定的目标是苏联轰炸机。而现在，目标则成了满载着无辜乘客的民航飞机。
    我们需要明确拦截方式。我告诉切尼，我们的飞行员要首先联系可疑飞机，并试图让他们安全着陆。如果可疑飞机拒绝安全着陆，则飞行员有权将其击落，因为被劫持的飞机就是战争武器。尽管击落飞机代价惨重，但能够拯救地面上无数的生命。我，作为战时总司令，就这样做出了第一个决策。
    几分钟后，切尼拨通了我的电话，赖斯、乔希?博尔滕和其他国家安全团队高级成员与他一起，均到达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他们得到消息，称一架无响应飞机正在驶向华盛顿。切尼与我确认是否下达可击落无响应飞机的命令。答案是肯定的。之后我得知，是乔希?博尔滕催促切尼与我确认，以保证命令传达得准确无误。这让我想起了我做飞行员的日子。“我无法想象接到这样的命令会是什么样子。”我和安迪?卡德说道。当然，我希望没有人要去执行这一命令。
    第二个决策是空军一号在何处着陆的问题。我的强烈感觉是应当返回华盛顿，以在白宫带领美国应对这一危机。在首都受到攻击之时，美国人民看到总统身在首都，也会感到更加安心。
    在我们离开萨拉索塔市不久，安迪和埃迪?马林塞尔就开始对这个想法泼冷水。埃迪是一个瘦瘦高高的特勤人员，身体很结实，负责“9?11”的工作。他们说华盛顿现在情况非常不稳定，遭受袭击的可能性极高。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发现总共有6架飞机被劫持，这也就意味着还有3架被劫飞机仍在空中飞行。我告诉他们，我是不会被恐怖分子吓退的，“我是美国总统，”我坚定地说，“我们要返回华盛顿。”
    他们仍然坚持他们的观点，但恐怖分子逼我逃离的景象令我生厌。尽管我非常想返回华盛顿，我也意识到我有责任保证政府能够顺利地延续下去。如果敌人成功杀掉总统的话，对于他们将是标志性的胜利。军队和特勤人员建议我们转向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并在那里为飞机加油。我勉强同意了。几分钟后，我感觉到空军一号开始向西飞行。
    ***
    “9?11”事件中，最让我觉得感到挫败的是空军一号糟糕的通讯技术。飞机上没有卫星电视，所以我们只能借助各地的设施。但通常在观看一个台几分钟后，屏幕就不动了。
    很多的报道我都只是匆匆看到一部分，了解到了美国人民看到这些情景时的恐惧。有些被困者从世贸中心顶层跳下，坠楼身亡；有些人身悬窗外，希望能得到解救。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与绝望。我做着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工作，但那一刻我却感到无能为力。
    某一段，电视信号相对稳定，维持的时间也比较长，我看到了世贸中心南侧大楼轰然倒塌。不到30分钟后，北侧大楼也倒下了。我原本还期盼被困高层的绝望的人们还有时间逃生。但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
    双子塔的倒塌使得事态更加严重。在平日里，有5万人在这里工作。飞机撞击后，有些人撤离了大楼，但我关心的是还有多少人被困楼内，几千人？还是上万人？我不清楚。但我确信，在刚刚的这个情景中，我所见到的美国人民的死亡人数是历届美国总统所见到的最多的一次。
    我给身在总统紧急行动中心的切尼和赖斯打电话，以了解事态的最新进展。我们试着建立起一条保持连通的线路，但电话一直掉线。在之后的几年中，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乔?哈京一直在负责总统紧急行动中心、战情室以及空军一号的通讯系统升级工作。
第一部分 第12节：抉择时刻(10)
    当我们收到情报时，很多都是相互矛盾的，有些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信息。我似乎嗅到了战争的气息。有些情报说，国务院发生了爆炸，国家大草坪起火了，一架韩国航班被劫持了，并正向美国飞来，还有一条电话情报显示，有对于空军一号的威胁。这通电话的呼叫者使用了空军一号的代码名称——天使（Angel），而这一名字很少有人知道。我收到的最奇怪的一条情报称，一个物体正高速飞向我们位于克劳福德的牧场。后经证实，所有的这些情报都是假的。但鉴于当时的情形，我们认真对待了每一条情报。
    但有另外一条情报被证实是真实的：第4架被劫持的飞机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某处。我问切尼：“是我们将其击落了，还是它坠毁了？”没人知道答案。我感到一阵痛心。是不是我的命令造成了那些无辜的美国人民的死亡？
    战争的气息渐浓之时，我听说了93号航班上的英勇事迹。飞机上的乘客们在与地面上的亲人通话后，得知了之前发生的袭击，于是他们决定闯入驾驶舱。在这架注定命不久矣的飞机上，一位名为托德?比默的乘客组织大家集体反抗，他说道：“让我们行动吧。”这也是他说过的最后几句话之一了。“9?11”委员会后来称，93号航班上乘客的反抗使得国会大厦或白宫躲过致命一劫。他们的英勇行为在美国历史中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
    整个早上，我一直在试图联系劳拉。她上午计划要在一个参议院委员会上作证，以支持我们的教育倡议，而这次听证会的举行与双子塔被撞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我给劳拉打过几个电话，但电话一直掉线。我无法相信，美国总统竟然无法联系上他身在国会大厦中的妻子。我对安迪?卡德厉声说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终，在空军一号即将到达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时，我联系上了劳拉。她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地让人感觉舒服，但那一刻听到她的声音，我感到尤为舒心。她告诉我她已经被特工带往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她也和芭芭拉和詹娜通过电话了，两人现在都很安全，我感到如释重负。劳拉问我何时能返回华盛顿。我说，现在所有人都建议我不要返回华盛顿，但我会尽快回去的。我不知道是否能尽快回去，但我确实希望如此。
    降落在巴克斯代尔就像来到一处电影布景地一样。一架来自于休斯敦埃灵顿空军基地的F-16战斗机护送我们进入了基地。埃灵顿空军基地也是我之前服役的地方。机场滑行道两旁停满了轰炸机，场面非常壮观，显示了我空军强大的实力。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些轰炸机就会派上用场，去歼灭组织这次袭击的人。
    巴克斯代尔没有总统车队，所以空军基地总司令汤姆?凯克将军不得不随机应变。特工们护送我走下悬梯，进入车内，之后我感觉汽车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沿跑道飞驰。当司机开始以同样的速度转弯时，我喊道：“慢点，小伙子，空军基地里没有恐怖分子。”这可能是那天我离死亡最近的一刻了。
    在凯克将军的办公室内，我通过机密电话，联系上了唐?拉姆斯菲尔德。想找到他并不容易，因为他是五角大楼第一个对袭击做出反应的人。在事件发生后，他立即跑出去，帮助救援人员将伤亡人员抬上担架。
    我和拉姆斯菲尔德说，我认为此次袭击是一次战争行为，并批准他将戒备状态提高至三级，这也是自1973年阿以战争以来第一次将戒备状态提高至三级。全球的美国军事设施均加强了安全防范，随时待命。我还告诉他，现在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渡过眼前的这次危机。之后，我计划做出军事回应。我说道：“你和迪克?迈尔斯来决定之后如何反击。”
    路易斯安那州时间11点30分，距离我做全国讲话已经有快3个小时的时间了。我担心人们可能会觉得政府已经支离破碎了，劳拉也有此担忧。于是我录了一小段讲话，说明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以应对这一挑战。我的情绪被点燃起来了，但周围的环境——路易斯安那州军事基地中的一个简陋会议室——却并未给予我很大的信心。美国人民也需要看到他们的总统出现在华盛顿。
第一部分 第13节：抉择时刻(11)
    我不断询问安迪何时可以返回华盛顿。特勤人员们觉得局势仍然不明朗。切尼和康迪也这样认为。他们建议我改去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夫特空军基地战略司令部，那里较为安全，且有可靠的通讯设施。我无奈地接受了，这也再次推迟了我返回华盛顿的日期。我们在巴克斯代尔登机的时候，空军一号里装满了食物和水，我们不得不做好准备应对一切可能。
    ***
    我们到达奥夫特空军基地之后，我被送到指挥中心，很多军官因参加预定的演习也都在那里。突然，一个声音从广播系统中传出：“总统先生，有一架无响应飞机正从马德里飞来，我们是否有权将其击落？”
    当时，我头脑中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的事情何时才能结束啊？之后，我简单说明了之前批准的击落条件。我脑子里迅速地想象了一下各种最坏的情况：比如，击落一架外国飞机会在外交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如果我们行动过于缓慢，恐怖分子已经击中目标该怎么办？
    那个声音再次从喇叭里传来。他欣喜地说道：“从马德里飞来的航班已经在葡萄牙里斯本着陆了。”
    感谢上帝啊，我心想。这再一次让我感受到了战争的气息。
    我们转移到了通讯中心，在那里，我通过视频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对于在会议上的发言，我已经深思熟虑。所以，会议开始时，我就明确表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反恐战争。从今天起，这将成为本届政府的一个新的工作重点。”之后，我收到一条最新的紧急情报，于是我转向乔治?特内特，问道：“谁干的？”
    乔治告诉我四个字：基地组织。
    ***
    在“9?11”事件前，大多数美国人从未听说过基地组织。当我还是总统候选人时，在简报中第一次了解到恐怖主义网络。基地组织这一名称的阿拉伯语意思为“基地”，它是一个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者恐怖网络，得到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庇护和支持。基地组织首领是奥萨马?本?拉登，他是一名激进主义者，出身于沙特阿拉伯一个富人家庭。在海湾战争时，因反对美军进驻沙特阿拉伯而被驱逐出境。基地组织持有极端主义观点，把除掉一切阻碍他们的力量作为己任。
    基地组织非常喜欢高调地进行袭击。在“9?11”发生3年以前，恐怖主义者在两个美国驻东非使馆同时实施了爆炸案，造成200多人死亡，500多人受伤。2000年10月，“科尔”号军舰爆炸案也是由他们指使的，17名美国海军官兵在也门附近海岸丧生。截至9月11日下午，情报部门在被劫飞机的乘客名单中发现了已知的基地组织成员。
    在“9?11”之前，中情局担心过基地组织可能会进行袭击，但所有情报均显示袭击会发生在海外。2001年春末夏初的时候，我们加强了海外使馆的安全措施，增加了与国外情报机构的合作，并且通过联邦航空管理局，对有可能遭劫持的国际航班发出警告。在我上任的最初9个月，我们成功协助阻挠了恐怖分子对巴黎、罗马、土耳其、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也门和其他地方的袭击。
    在夏天时，我要求中情局重新审视一下基地组织的威胁，评估其在美国内部进行袭击的可能性。8月初，在一份《总统每日简报》中，中情局重申了本?拉登一直以来要袭击美国的意图，但并未确认有具体计划。简报中这样写道：“我们没有证实一些耸人听闻的威胁……比如有消息称，本?拉登想要劫持一架美国客机。”信息来源（外国的情报机构）仍然处于保密状态。
    “9?11”那一天，很明显情报部门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消息。对于这样的失误，我感到很惊讶，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我知道，在这场危机还未渡过之前，不应该公开指责或责怪谁。那时，我最担心的是在美国还有更多的基地组织成员。
    我在奥夫特基地里仔细观察着显示屏，并告诉乔治?特内特要“把耳朵竖起来”——就是让他注意所有情报信息，并追踪每一条线索。
    我同样也说得很清楚：我计划在合适的时机，在这场反恐战争中使用武力。我们不会仅仅使用一个无关痛痒的巡航导弹轰炸一下而已。就像我之后所说的，我们的军事回应绝不会是“用一个价值100万美元的导弹去炸一个价值5美元的帐篷”。当美国对这些袭击做出反应的时候，那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强大有力且行之有效。
第一部分 第14节：抉择时刻(12)
    ***
    在视频会议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需要讨论：我何时返回华盛顿？特勤局局长布赖恩?斯塔福德说华盛顿现在仍不安全。这一次，我没有再听从他们的建议。我决定要向全国发表讲话。很显然，我是不可能在内布拉斯加的一个地下堡垒中向全美人民讲话的。
    在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安迪和中情局负责向我做简报的迈克?莫雷尔一起到会议室和我见面。迈克告诉我，法国情报机构提供了关于其他在美基地组织成员——也就是所谓的“睡眠细胞”（sleepercells）——的报告，称他们在策划实施第二波恐怖袭击。“第二波”，多么可怕的字眼，如果没有进一步袭击的话，我相信美国能够克服“9?11”袭击带来的困难。但是如果再有一波袭击的话，我们将很难承受。这是那一天最为黑暗的一刻。
    当我正在飞机上观看电视报道的时候，我看到了芭芭拉?奥尔森的照片。芭芭拉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电视评论员，也是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特德?奥尔森的妻子。特德?奥尔森曾对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案在最高法院为我辩护。芭芭拉乘坐了美国航空的77号航班，也就是撞向五角大楼的那架飞机。她是这场悲剧中我发现的第一个认识的人。我拨通了特德的电话，他听起来似乎很镇定。但从他的声音中，我能感受到这场悲剧给他带来的打击和绝望。我向他表达了我的悲痛。他向我描述了芭芭拉如何从被劫航班上给他打电话，并冷静地传达了相关信息，她为了国家一直战斗到最后。我向特德发誓，我们一定会找到那些杀人凶手。
    在返程途中，我还找机会了解了一下我父母的状况。他们两人9月10日晚在白宫过夜，11日上午很早就离开了。在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他们也正在空中。当接线员接通我父亲的电话时，我能感觉出他很焦虑。他并不担心我的人身安全——因为他相信特工们有能力保护好我——但他很担心我所承受的压力过大。我为了安抚他的情绪，说道：“我没事。”
    父亲把电话交给了母亲。我问道：“您现在哪里？”
    母亲告诉我说：“我们在威斯康星州布鲁克菲尔德的一家汽车旅馆。”
    “你们怎么会在那里啊？”
    “儿子，”母亲冲我说道，“你让我们的飞机迫降的。”
    在这样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运输部长诺曼?峰田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负责使4000架飞机安全着陆。我希望此举能够使来自空中的恐怖威胁告一段落。
    我开始思考当晚在椭圆形办公室该对全国人民说些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要告诉美国人民，我们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但在看到电视上的一幕幕惨剧后，我意识到整个国家都已经陷入恐慌，宣战无疑会加剧人们的担忧，所以我决定再等一天。
    但我确实想要宣布我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美国将会让那些庇护恐怖分子的国家为这些恐怖分子的行径负责。这一新的声明推翻了过去的模式。在过去，我们将恐怖主义团体与其支持者分开对待。现在，我们不得不让各国做出选择，要么打击恐怖分子，要么被当做恐怖分子。我们必须要主动出击，在他们再次袭击美国之前，在海外将其消灭。
    在我的讲话中，我还想传达出对这种行径的义愤之情。蓄意谋杀无辜者是纯罪恶的行径。除此之外，我还希望抚慰人民的情绪，并表达我们的决心——抚慰是指我们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决心是指我们会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
    下午6点半刚过，空军一号降落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之后，我迅速转乘海军陆战队一号，飞往距离此地10分钟路程的白宫南草坪。直升机一直在以躲闪模式忽左忽右地飞行，但我并不害怕，我知道HMX-1的飞行员会把我安全送至白宫。
    我向窗外望去，看到的是一个废弃的、封锁的华盛顿。在远处，我看到黑烟从五角大楼处冒起，象征美国军事实力的五角大楼在冒烟。基地组织的飞行员飞行技巧如此娴熟，手段如此残忍，驾驶着飞机径直冲向了这座高度并不高的建筑，我对此感到震惊。我的思绪再一次回到过去，我仿佛见到了现代版的珍珠港事件。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捍卫自由；现在，我也有责任带领新一代的美国人共同保卫祖国。我转过头，对安迪说：“你现在看到的就是21世纪的第一场战争。”
第二部分 第15节：抉择时刻(13)
    ***
    在南草坪降落后，我的第一站就是椭圆形办公室。我读了一下讲话的草稿，并做了几处修改。之后，我进入到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这是冷战初期为应对重大袭击而修建的加固地下堡垒的一部分。中心24小时有军事人员保护，且备有充足的食物、水和电力，以保障总统及其家人长期使用。在紧急行动中心的中央，有一间带有一个大木桌的会议室——地下战情室。劳拉就在那里等我。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说话，而且在这个时刻，我们无须言语，她的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
    我回到楼上，练习了一下我的讲话，然后进入了椭圆形办公室。
    “各位同胞，今天，一系列蓄谋已久、惨绝人寰的恐怖主义行径破坏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自由。”我开始说道，之后我描述了袭击者的凶残和反抗者的英勇。我继续说道：“我已经动用了我们所有的情报和执法资源，以确保找到凶手，并将其绳之以法。对于实施袭击的恐怖分子和庇护恐怖分子的人，我们将一并惩处。”
    讲话最后，我引用了《诗篇》中的第23篇中的话：“即使我走过死亡之幽谷，我也无所畏惧，因为你们与我同在。”我觉得这篇讲话比我在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做的声明要好得多。但我也知道，仅仅团结全国人民是不够的，未来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讲话之后，我回到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我想要了解一下事态的最新进展以及第二天的应对计划。我和他们说，没有人会主动寻求或预计到这一使命的到来，但美国要应对这一挑战。我说道：“自由与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会议大约在晚10点结束。今天自从清晨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忙碌着。总统保卫处处长卡尔?特拉斯科特告诉我们，今晚我们将在总统紧急行动中心会议室外的一个小房间内过夜。那个房间里，靠墙有一个破旧的沙发和一个折叠床，看起来像是哈里?杜鲁门那时候放在那里的。我可以想象，要是在这里过夜的话，整夜都需要和这狭小的床垫和钢床架作斗争，注定无法睡安稳。我明天还有重大决策要做，需要好好休息才能保证清晰的思维。于是，我告诉卡尔：“我没法在这样的地方过夜。”
    他也看出来我是不会让步的。“那回到住处去吧，”他说道，“有问题我们会随时保护您的。”
    想睡着觉并不容易。我的头脑中不断地闪现出白天的一些景象：飞机撞击大楼，双子塔倒塌，五角大楼冒烟。我还想到了无数家庭现在所面临的悲痛，以及灾难中人们英勇的行为——被劫飞机的空乘冷静地呼叫监督员汇报机上状况，首批救生人员奋力扑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火焰。
    在我正要睡着的时候，我看到卧室门前隐约有一个人。他喘着大气，喊道：“总统先生，总统先生，白宫受到攻击了！我们快走！”
    我告诉劳拉我们得快一点儿，她都没有时间带上隐形眼镜，所以只能靠我带着她离开。我一手拉住她的睡袍领着她，另一只手牵着我们的苏格兰梗犬巴尼，并喊着我们的英国跳猎犬斯波特跟上。我当时光着脚，身上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裤和一件T恤衫。我们当时的模样真算是一景了。
    特工们快速把我们带离住处，进入地下防空洞。我们进入隧道后，我听见了重重的关门声和增压锁的声音。之后，特工们带我们又穿过了一道门。“……嘶……”的声音再次出现。我们穿过最后一个走廊，绕过那些在门外的人员，进入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
    几分钟以后，一名军人走进会议室。“总统先生，”他严肃地说道，“是我们自己的一架飞机。”原来是一架F-16沿波托马克河降落时发错了应答信号。这一天，是以早晨在高尔夫球场跑步开始，却以逃到地下堡垒，躲避可能对白宫的袭击结束。
    ***
    9月12日，我醒来后，美国已经截然不同了。所有民用飞机均被禁飞，装甲车在华盛顿路面上巡视，五角大楼的一侧已经彻底被毁坏，纽约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双子塔已经不复存在。在我总统任期内，本计划将重心放在国内，现在已经转为战争。这种转变证明了命运的无常，一个总统所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有时根本无法预测。
第二部分 第16节：抉择时刻(14)
    整个美国的心态动摇了。家家户户都开始储备防毒面具和瓶装水，有人逃离城市，赶往农村，因为他们担心城市里的建筑再次成为袭击目标。那些在摩天大厦里工作的人们不敢再回去工作。在之后的几周甚至几个月里，很多人都不愿搭乘飞机。人们似乎都觉得还会有一次袭击。
    敌人未曾露面，但美国却陷入恐慌，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本教科书告诉我如何让国家镇定下来。我靠的是直觉和自身的背景。在得克萨斯西部所培养的乐观让我在此刻怀有信心。偶尔，我会说话率直一些。比如我会说，对于本?拉登，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在这段难熬的日子里，周围的人给了我很大帮助。白宫的团队表现镇定，是我灵感的源泉。劳拉在后方不断地支持我，奉献着她的爱。我的弟弟马文和妹妹多萝两人也都住在华盛顿地区，他俩经常过来和我们一起吃饭。我的父母也一直在支持我。我的家人让我感到安慰，也使我的思路更加清晰。
    我同样也从信仰和历史中汲取力量。通过阅读《圣经》，我寻找到了慰藉，亚伯拉罕?林肯称《圣经》是“上帝给予人类最好的礼物”。我很钦佩林肯在道德上心如明镜，坚如磐石。他曾说过：“自由与暴政之间的冲突只能通过战争来验证，胜者为王。”反恐战争亦是如此。
    被袭之后，我随即提出三个目标。第一，不让恐怖分子再次得逞；第二，向全国和全世界表明，我们进入了一场新型的战争当中；第三，帮助受害地区恢复元气，确保恐怖分子无法成功打击我们的经济，分裂我们的社会。
    9月12日，我照常在早上7点左右到达椭圆形办公室。那天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众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回电话，他们都纷纷致电表示慰问。我第一个电话回给了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托尼首先对我说，他当时“完全震惊”了，并且他会“百分之百”站在美国这一方，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他的声音非常坚定。我与布莱尔之间的友谊是最为紧密的，而这次对话使我们本已非常紧密的友谊进一步得到升华。之后几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时决策愈加困难，有些盟友动摇了，但托尼?布莱尔从未动摇。
    每一个致电的国家领导人都表示了支持。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言简意赅：“我们与你们同在。”这一承诺确实得以兑现。劫机之后，很多美国飞机绕道飞行，造成数千名美国乘客滞留加拿大，但加拿大人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说他“哭得像个孩子，无法自已”，并承诺与我们合作。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均承诺将尽其所能提供援助。小泉纯一郎，珍珠港事件中袭击美国的国家的首相，称“9?11”事件“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的攻击，更是对自由与民主的攻击”。北约成立52年来，联盟成员国首次投票启用宪章第五条：袭击一国即是袭击所有国家。
    反恐战争中，志愿者联盟正在形成，并且在当时，所有国家都希望加入进来。
    ***
    回完电话后，我听了中情局的简报，并且在内阁室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乔治?特内特确认本?拉登对此事负责。拦截下的情报显示，基地组织成员在阿富汗东部正在相互庆祝。我也说得很清楚，这场战争与其他战争不同，我们面临的敌人不是一个国家，它没有首都，没有传统战场上的军队。击败敌人需要举全国之力，无论是搜集情报，冻结恐怖分子的银行账户，还是部署军队，均是如此。
    这次会议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向媒体发言。我已经准备好将昨晚推迟宣布的消息公开。“昨天，针对我国的这一系列蓄谋已久、惨绝人寰的袭击已不仅仅是恐怖主义行为，”我说道，“这是战争行为。”
    半小时后，我会见了国会两党领袖。我列出两大隐忧。一是自满，当然，在“9?11”痛楚仍然清晰的现在，这很难想象，但我知道，人们早晚会逐渐忘却。作为民众选举出的领袖，我们有责任关注这些威胁，坚持斗争，直至胜利。
第二部分 第17节：抉择时刻(15)
    第二个隐忧是对阿拉伯裔和信奉穆斯林的美国人的歧视。我已经听说有报道称，有人开始对貌似中东地区来的人进行口头骚扰。这让我想起在过去的战争时期，美国有过这方面不光彩的历史。“一战”期间，人们有反德情绪。极端情况下，有些德裔美国人还被监禁。“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支持将大量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诺曼?峰田就是其中一个，当时他只有１0岁。那天在内阁室中见到他，这就很好地提醒了我：政府有责任保持冷静，而且公开反对歧视。我计划访问一座清真寺，以传达这一信息。
    国会议员们也非常团结，决心共同保卫国家。民主党多数党领袖、参议员汤姆?达施勒提出一条警告。他认为我应当谨慎使用“战争”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有着很强烈的暗示。我了解到了他所担心的事情，但我不认同他的观点。如果恐怖主义网络组织了四起连环袭击，并发誓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这还不算战争行为的话，那这算什么？违反外交礼仪？
    在最后发言的几个人中，其中一个是罗伯特?伯德，他是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当时已经83岁高龄。他经历过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冷战结束以及无数其他的挑战。他犀利的言语激励了在场的所有人，“除去好莱坞和电视剧里的情节，”他说道，“现实中也有一群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并且信仰上帝……无敌之师随时听你调遣。”
    ***
    9月12日下午晚些时候，我跨过波托马克来到了五角大楼，两地距离很近。五角大楼还在冒着烟，里面还有些未清理的尸体。唐?拉姆斯菲尔德和我到撞击地点走了走，并对工作人员的辛劳表示了感谢。当时，一群在屋顶的工作人员展开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表明他们绝不屈服，决心反抗，而这也正是整个美国最需要看到的。在那里，我见到的最后一批人是验尸人员。乔?哈京带着他们走了过来。在执行完这一最令人伤心的任务后，他们一身尘土。我向他们表达了感激之情，是他们使得这份工作变得高尚。
    五角大楼一行让我坚信，我必须尽快赶赴纽约。乔?哈京告诉我，这个想法恐怕会有问题，特勤局还不确定纽约是否安全，高级团队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为总统出行做好准备，没有人知道世贸遗址现在状况如何。这些担忧都很合理，但我已下定决心，我要让纽约人民知道，他们不是在孤军奋战。对这次袭击，我和他们一样感同身受。要让他们了解到这一切，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他们面对面地交流。
    周四上午，我决定宣布这一消息。阿里?弗莱舍建议我们邀请媒体到椭圆形办公室，以见证我与纽约州州长乔治?帕塔基和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的通话。我说道：“你们那里的人民以及你们所做的工作令我感到万分骄傲。”之后，我突然说道：“既然你们已经盛情邀请我到纽约，我接受，明天下午我将抵达纽约。”
    通话后，我同意回答几个媒体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涉及航空系统安全，本?拉登的下落，以及我在国会中提出了什么要求。现场的最后一个问题来自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他问道：“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在祈祷什么，心中又在想着什么？”
    在此前的两天，我都设法在公开场合压抑住自己的情绪。但是这个问题让我压抑的情绪释放了出来。我一直在想着特德?奥尔森极度忧伤的声音，想着验尸人员精疲力竭的工作场景，想着无辜死去的孩子，以及那些失去父亲或母亲的人。我心中积聚的哀伤一瞬间爆发。我眼含泪水，几度哽咽。我停下来，人们飞快按下照相机的快门。很快，我恢复了平静，把手放在坚毅书桌上，身体前倾。“我现在想的不是自己。我想的是那些家庭，那些孩子。我是个有爱心的人，但我同时肩负重任，我要履行自己肩上的责任。”
    ***
    之后，劳拉和我到华盛顿医学中心去看望在五角大楼撞击中受伤的人们。有个人全身大部分都被烧伤了。我问他是否是陆战队队员，他立刻回答道：“不是，长官。我是特种兵，我的智商太高了，进不了陆战队。”在场的所有人——他的妻子、医生、劳拉和我——都大笑起来。这是喜悦之笑，受伤人员的勇敢与医生护士的爱心让我备受鼓舞。
第二部分 第18节：抉择时刻(16)
    当我们从医学中心返回的时候，安迪?卡德正在南草坪车道上等候我们。我还没来得及下车，他就拉开车门跳进了车里，对我说白宫里有爆炸威胁，特勤人员已经将副总统安置到其他地方，并且也希望我一同撤离。我让特工再去核查一下信息，并尽可能将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安全送出，但我要留下。我不会让敌人看到我再次匆忙逃离而在暗地里窃喜。之后，特勤部门扩大了保护白宫的安全范围，我们安然度过了这一天。睡觉之前，我心想：又一天过去了，没有恐怖袭击，感谢上帝。
    ***
    “9?11”事件中约有3000名无辜的男女老少被杀害了。我觉得全国应当共同悼念他们，所以我将周五（9月14日）定为全国祈祷和纪念日（NationalDayofPrayerandRemembrance）。我知道9月14日将会是痛苦且伤感的一天，但我没想到那一天会让我颇受启发。
    早上7点刚过，安迪?卡德在椭圆形办公室向我做国家安全简报。中情局相信在美国还有更多基地组织成员，他们想用生物、化学和核武器袭击美国。如果说有什么行为能制造出比“9?11”更加残忍的结果的话，那么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恐怖袭击显然可以。
    我让联邦调查局局长鲍伯?穆勒和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给我介绍一下对劫机者的调查状况。鲍伯告诉我，他们已经查出了大多数恐怖分子，了解到他们何时进入美国的，之前身在何处以及他们如何实施此次袭击的。这是一次让人印象深刻的调查，但这还远远不够。
    我问道：“你们怎样防止下一次袭击呢？”他们有些不知所措了。我告诉鲍伯，我希望联邦调查局现在转入战时状态。我们要做的是阻止袭击的发生，而不是在其发生后进行调查。在会议结束时，鲍伯确认道：“防止袭击现在是我们的新使命。”在之后的几年中，他兑现了他的承诺，完成了联邦调查局百年历史中最根本的一次转变。
    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深知反恐的意义。在与他通话之后，我召开了袭击发生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在我走进会议室时，他们给了我经久不息的掌声。我惊呆了，面对他们真心的支持，我竟一时语塞，两天中泪水第二次充满了我的眼眶。
    在内阁会议前，我们先进行了祈祷。我让唐?拉姆斯菲尔德带领大家祷告。他发表了感人至深的讲话，怀念了袭击中的遇难者，并希望我们“用耐心来衡量对行动的渴望”。祈祷后片刻的寂静让我有时间平复情绪，也想一想之后要在国家大教堂发表的讲话。很显然，科林?鲍威尔在这段时间内也思考了很多，国务卿先生递给了我一张小条。
    “亲爱的总统先生，”他写道，“当我要做这样一个讲话的时候，我会避免使用让我感情失控的词汇，比如‘爸爸、妈妈’。”这一举动非常体贴周到。科林经历过战争，他了解我们心中的情绪，所以想安慰一下我。在我开始会议的时候，我举起了那张纸条，开了个玩笑：“告诉大家国务卿先生刚才和我说的什么吧……‘亲爱的总统先生，不要崩溃啊！’”
    ***
    国家大教堂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屋顶有102英尺高，有着优雅的立柱和绚丽的彩绘玻璃。9月14日，教堂中座无虚席。前总统福特、卡特、老布什和克林顿均偕妻子出席。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国会议员，全体内阁成员，参谋长，最高法院大法官，外交使节和遇难者亲属均来到了大教堂。唯一缺席的是迪克?切尼，因为他在戴维营以保证政府的连续性，这也表明现在威胁仍未消退。
    我让劳拉和卡伦?休斯帮我统筹此次活动，她们做得很好。发言人包括各个宗教的领袖：北美伊斯兰协会的伊玛目姆扎米尔?希迪基，犹太教拉比乔舒亚?哈伯曼、比利?葛培理，柜机主教西奥多?麦卡里克和牧师科尔比让?考德威尔。在仪式最后，该轮到我发言了。在我走上读经台时，我低声祈祷道：“主啊，让你的光芒照耀在我身上吧！”
    在我上任的这段不算长的时间里，在大教堂的这次讲话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了。我之前告诉过讲稿撰写人迈克?格尔森、约翰?麦康奈尔和马修?斯库利，我这篇讲话想要实现三个目标：悼念逝去的生命，提醒人们我们还有仁爱的上帝，并表明袭击者将会被绳之以法。
第二部分 第19节：抉择时刻(17)
    “我们怀着心中的悲痛聚集在这里，”我开始说道，“有太多人承受着巨大的损失。今天，我们举国哀痛。在上帝面前，我们为失踪和故去的人，以及爱他们的人祈祷……对逝去同胞的孩子、父母、配偶、亲属及朋友，我们送上最深切的同情。我向大家承诺，你们不是在孤军奋斗。”
    我看了一下在场的人们。坐在我右侧的三名军人已经潸然泪下。我的首席特派人员夏丽蒂?华莱士也已经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下决心不让自己情绪失控。全场当中有一个方位是我不敢去看的：就是我的母亲、父亲和劳拉坐的地方。我继续说道：
    如若没有这天之事，美国人尚未感受到历史的距离感。但现在，我们的责任已经明晰：应对袭击，消除邪恶。密谋、欺诈与谋杀的行径表明敌人已经向我们宣战。美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但一旦被激怒，则会全力反击。这场冲突开始的时间与方式是别人决定的，但结束的时间与方式则由我们来决定……
    上帝的旨意并非永远是我们所期待的。在悲剧中，我们学到了这一点。但我们个人因痛苦而做的祈祷，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这宏伟的大教堂中，上帝均会知悉，听到并理解……上帝创造的世界是道德的世界，忧虑、悲剧和仇恨均不会长久，善良、回忆和仁爱才会永恒。生命之主将会保佑所有罹难和悼念亲人的人们。
    我走回座位，坐在劳拉身旁。父亲凑了过来，轻轻捏了一下我的胳膊。有人说这一时刻象征着火炬从一代人传给了下一代人，我觉得这是一个了解战争挑战的父亲给儿子的安心一捏。我从他的做法和关爱中汲取了力量。在下一段旅程——访问受袭地点曼哈顿下城时，我需要这种力量。
    ***
    在飞往纽约的途中，我们都很安静。我让科尔比让?考德威尔与我同行。我在电视上看到过撞击时的场景，了解到其造成的破坏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在这一旅途中，有一位朋友，一个心怀信仰的人和我一起，让我安心了许多。
    纽约州州长帕塔基和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在新泽西麦圭尔空军基地迎接我的到来。他们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州长自从周二上午就开始没日没夜地工作，调配纽约州的资源，指挥军队进行救援。在9月11日，恐怕没有人比鲁道夫?朱利安尼更真真切切地看到那历史性的一刻了。他在正确的时间进行了反抗，表达了悲伤，并且始终在前线指挥救援。
    我和乔治与鲁迪共同登上了直升机。在飞往目的地的过程中，飞行员飞过了世贸遗址。我的思绪一下回到了9月11日晚上乘坐直升机时的情景。五角大楼受到了损伤，但并没有被摧毁。可双子塔并非如此。它们完全消失了，那里除了一片废墟外已经别无他物，场面相当令人震惊。
    但与在地面上看到的景象相比，在空中看到的景象简直不值一提。乔治、鲁迪和我前往拥堵的市郊。在我们刚开始驱车前往受袭击地点时，路边的一些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看起来像是一团大而无用的灰色物质，但当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群救援人员，从头到脚全都是灰。
    我让司机停下了车。我走过去，和他们握手，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一直在日以继夜地工作。他们当中有的人流下了眼泪，泪水流到脸庞上，从灰土间辟出一条小路，就如同河水流过沙漠一般。他们流露的情感也预示了即将发生的事情。
    在我们逐渐接近废墟地时，我感觉就像是正在经历一场噩梦。那里暗无天日，烟雾缭绕在天空中，掺杂着悬浮的残渣，仿佛搭建起了一座恐怖的灰色大幕。早晨下过雨之后，地上出现了一些水坑，还有一些救火时留下的水迹。我们穿过了这些水坑，听到一些当地官员的聊天内容：“这里就是原来大楼矗立的地方……那里是单位重新编组的地方。”我试图去听，但头脑中不断地闪现袭击的场景，以及组织袭击的人。他们造成的损害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
    我们步行了几分钟后，乔治和鲁迪带我们到了一个深洞前。在那里，救援人员正在从碎石堆中寻找幸存者。如果说其他地方是一个噩梦的话，那这里简直就是地狱。它比我们头顶上的空气更加黑暗，除了滚滚的浓烟外，还有一堆一堆的碎玻璃和金属。
第二部分 第20节：抉择时刻(18)
    工作人员们看到我后，排起了队。我和他们每一个人都握了手。工作人员们的脸和衣服都已经肮脏不堪，眼中布满了血丝，声音也异常沙哑。他们现在的感觉就有如五味杂陈：悲伤，疲惫，担忧，憧憬，愤怒，荣耀。其中几个人小声地说道，“谢谢”，“上帝保佑你”，“我们为你感到骄傲”。我告诉他们，你们有坚强的后盾，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几分钟后，人们的情绪开始转变了。一名灰头土脸的消防队员告诉我，他们消防站牺牲了很多人。我试图安慰他，但这不是他想要的。他盯着我的眼睛，说道：“乔治，找到那些浑蛋，干掉他们。”直接称呼总统的名字并不常见，但对我来说没有关系，这种对话是我们个人之间的交流。
    与这些工作人员相处的时间越长，越能发现人们更多原始的感受。对大多数人来说，我只是他们在电视上看过的一个面孔。他们并不认识我，未见我经受考验。他们想要确认我和他们有着同样的决心。一个人喊道：“不要让我失望！”另外一个人直接冲着我喊道：“不惜一切代价！”人们的复仇欲望显而易见，我完全可以理解。
    安迪?卡德问我要不要对人们讲几句话，我觉得我应当说几句。那里没有讲台，没有麦克风，也没有讲稿。安迪指了指那里的一大片金属，我看了一眼卡尔?特拉斯科特特工，他点了点头，示意到那里是安全的。一个年长些的消防员正站在那上面，我伸出了手，他将我拉了上去，站在他旁边。这名消防员名叫鲍勃?贝克威思。
    先遣队成员尼娜?毕晓普找到了一个手提式扩音器，让我用来向公众讲话，她把扩音器塞到了我手里。人们能够看到我在铁皮上面，而我后来得知，这堆铁皮是压坏了的一辆消防车。讲话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安慰群众。我告诉他们，美国诚心诚意地在为遇难者、救援者和他们的家庭祈祷。
    有人喊道：“我们听不见你。”我回应道：“我能听见你！”人们欢呼了一下。我希望能够提振工作人员的士气，并表达国家的决心。突然之间，我知道该如何做了。“我能听见你们，世界其他地方也能听见你们，”我说道，这也引起了更响亮的欢呼，“很快，摧毁这两栋大楼的人也将听到我们！”人们沸腾了，他们释放出的能量是我从未感受过的，他们开始齐声高呼：“美国，美国，美国！”
    ***
    在过去的很多年中，我在纽约度过了不少时光。但直到2001年9月14日，我才发现这个城市真正的魅力。在到访世贸遗址之后，我们来到了其北部三英里处的纽约商展中心。在西岸高速公路上，有无数的人在摇旗呐喊，我感到非常吃惊。“总统先生，我真不想告诉你，”鲁迪和我开起了玩笑，“这些人之前没有一个人投票选你。”
    在商展中心，我走进了容纳来自全国各地救援人员的集结地。我和那里的消防人员和救援人员打了招呼，他们有人甚至来自俄亥俄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他们义无反顾地来到纽约做增援。我代表国家向他们表示了感谢，并督促他们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
    大楼的停车场已经变成了一个聚集场所，大约有200名失踪的一线救援人员的家属聚集于此。他们有老有少，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嗷嗷待哺的婴儿。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活在同样的噩梦当中，上次见到或听到他们的至亲至爱是在世贸中心附近，而现在他们想要知道自己的亲人是否还活着。
    我刚刚看到了双子塔的残骸，要是有人能从那里活着出来，那一定是奇迹了。但是他们的家人不愿放弃希望，我们共同祈祷，共同哭泣。很多人找我合影或索要签名，在这样一个悲痛的时刻，签名让我觉得很不合时宜，但我想尽我所能缓解他们的痛楚。我让每个家庭都告诉我一些他们失踪的亲人的信息，之后我会说：“那我签在这张卡片上吧，这样当你的爸爸（或妈妈、儿子、女儿）回家的时候，他们就会相信你真的见到总统了。”
    在我走到最后一个角落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家庭围绕在一个坐着的女性旁边，于是我坐到她的旁边。她告诉我她叫阿琳?霍华德，她的儿子是港务部门的一名警官。9月11日他正好休息，但一听说发生了袭击，便自愿赶去帮忙。有人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是三天之前。当时，他奔向了浓浓的烟雾中。
第二部分 第21节：抉择时刻(19)
    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阿琳从她的包里掏出了一样东西。她伸出手，里面是一个金属物体。“这是我儿子的徽章，他的名字叫乔治?霍华德，请您记住他。”她一边说着，一边将徽章放到了我的手里。我向她保证，我会记住她的儿子。
    ***
    阿琳给我徽章后，我又在总统职位上工作了2685天。每一天，我都将徽章随身携带。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数美国人恢复了正常的生活，这很自然，也是我想看到的。
    这就意味着整个国家正在从悲痛中恢复过来，人们也觉得更安全了。在我记录下这些想法的时候，起火那天发生的事对于有些人来说已经成为了遥远的记忆。年轻的美国人对那天发生的事没有亲身体会。最终，“9?11”也会像“珍珠港被袭日”一样——成为日历上需要纪念的一个日子和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天，而不是心灵上的一块伤疤、继续战斗的一个理由。
    对我来说，“9?11”那一周将永远意味着更多。我还记得五角大楼冒烟、双子塔着火的场景以及那一片破烂的铁板；我的耳中还隐约听到人们寻找幸存者时发出的呼喊，还有救援人员说的“不要让我失望！”和“要尽一切努力！”；我还能感受到孩子们的悲伤，被烧伤者的痛苦以及家破人亡给人们带来的折磨；我也仍然对消防员的勇敢、陌生人的热情和飞机上反抗乘客无比的勇气感到震撼。
    “9?11”重新定义了牺牲和责任这两个词，它也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意义。那一周的事情对于了解我的任期非常关键。之后我又做了那么多决策，很多都颇具争议，而且复杂。但是“9?11”之后，我发觉自己的责任清晰了。只要我在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美国发生的事情。我会倾尽心血去保卫国家，不惜一切代价。
    监听恐怖分子电话
    “9?11”事件之后，我们不能再盲目飞行了。如果基地组织成员向美国打入或打出电话，我们当然要知道他们是打给谁，说了些什么。而且由于威胁十分紧迫，我们不能让自己困在申请法庭批准的程序之中。我让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和司法部去研究我能否授权国家安全局，在没有获得《外国情报监视法案》法院授权的情况下，监控基地组织打入和打出美国的通话。
    两个部门都告诉我可以这样做。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战时对敌人进行监控，符合国会战争决议以及宪法赋予总统为战时总司令的权力。内战期间，亚伯拉罕?林肯就曾给电报机安装窃听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伍德罗?威尔逊就要求监听几乎所有进出美国的电话和电报信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允许军队查阅和审查所有通信。
    在我批准《恐怖分子监视计划》（TerroristSurveillanceProgram）之前，我想确保能够防止权力滥用。我根本不希望把国家安全局变成肆无忌惮的监听机构。我知道肯尼迪兄弟和埃德加?胡佛非法窃听了很多无辜者的对话，其中还包括马丁?路德?金。林登?约翰逊延续了这种做法。我想这是我们历史上让人感到悲哀的一段，我不想重演这段历史。
    2001年10月4日的早上，迈克?海登和法律团队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他们向我保证《恐怖分子监视计划》是经过仔细设计的，以保护无辜者的公民自由。此项计划的目的是要监控所谓的问题号码，因为情报人员有理由相信这些号码属于基地组织成员。这些号码很多来自在战场上被捕的恐怖分子的手机或是电脑。如果我们无意中拦截了任何单纯的民间通话，这种侵权行为将报告给司法部进行调查。为了保证这一计划只在必要时进行，我们必须定期对计划进行重新评估和重新批准。
    我下令推进这一计划。我们考虑拿到国会进行立法，但是对于此项目，接触过高机密简报的两党重要议员均认为监视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对此项目进行立法辩论，我们的方法就会暴露给敌人。
    我知道《恐怖分子监视计划》迟早有一天会引发争议，但是我仍然觉得有必要进行这个计划。世贸中心残留的瓦砾仍有暗火在闷烧。每天早晨，我都会接到情报信息，报告可能发生的又一起袭击。要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监控恐怖分子与美国境内的通话至关重要。
第二部分 第22节：抉择时刻(20)
    批准用水刑
    依照我的指令，司法部和中情局的律师也进行了详细的法律评估。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加强的审讯计划符合宪法及其所有适用法律的规定，包括那些禁止虐囚的法律。
    我看了一下那些审讯技巧。尽管其中有两项技巧也是合法的，我还是觉得它们太过分了。我下令要求中情局不要使用这些技巧。另一项技巧是水刑，这是个模拟溺水的行刑过程。毫无疑问，这是个让人很痛苦的过程。但是医疗人员向中情局保证，这不会造成持久的伤害。
    我知道如此敏感和具有争议性的审讯计划迟早有一天会公之于众。一旦如此，我们就会公开面对人们认为美国政府牺牲了道德价值观的指责。我当然更希望我们能以其他的方式获取信息，但是现实的状况就是要我们在国家安全和价值观之间作出选择。如果我没有授权对基地组织的高级领导人施用水刑，那我就不得不接受一个更大的风险，即国家可能遭遇袭击。鉴于“9?11”事件的教训，我不愿承担这个风险。作为总统，我最为庄严的职责就是保卫国家。因此，我批准使用这些审讯技巧。
    新的审讯技巧被证实是非常有效的。祖巴耶达赫透露了大量有关基地组织架构和行动的信息。他还提供线索帮助我们找到拉姆齐?本?希布赫的藏身之处，该人是“9?11”袭击后勤方面的策划者。巴基斯坦警方在“9?11”事件发生一周年时抓到了他。
    祖巴耶达赫后来告诉审讯人员为什么他又重新开始回答问题。根据他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他在达到一定的忍耐限度之前，不得不对抗审讯。而水刑这一技巧让他到了忍耐的极限，他尽到了宗教义务，然后开始合作。他说：“你必须为所有的兄弟这么做。”
    乔治?特内问我是否准许他对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使用加强的审讯技巧，包括水刑。我想起和丹尼尔?珀尔的遗孀见面时的场景。当丹尼尔遇害时，他的妻子怀有身孕，是个男孩。我想起基地组织发动的“9?11”袭击夺去了无辜家庭中2973人的性命。我还想起自己有责任保护国家免受另一起恐怖袭击。
    我说：“当然准许！”
    中情局的审讯计划挽救了大量生命。如果我们能再多抓几名可以提供有价值情报的基地组织成员，我也同样会用这个计划审讯他们。
    出兵阿富汗：总统的演讲
    “9?11”事件之后不久，可靠稳重的白宫发言人丹尼?哈斯特（DennyHastert）曾经建议我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就像珍珠港事件之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所做的那样。我赞赏这个提议，但是要等到我确实有意见要表达的时候再说。现在我有话要讲，我们把演说日期定在了9月20日。
    我知道美国人有很多问题：谁在袭击我们？他们为何仇视我们？战争将会是什么样？公民们的一般期望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构成我这次演说的提纲。
    我决定邀请一位特别来宾加入我的演说，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我前往国会山的几小时之前，托尼到达白宫用餐。我把他拉到贵宾楼层（StateFloor）一个安静的角落，给他一份有关战争计划的最新信息，其中就有我关于派遣地面部队的决定。他重申，英国将和我们站在同一战线。美国在２0世纪战争中最亲密的盟友，在新世纪第一场战争中，仍然和我们站在一起。
    马上就要发表演说的时候，托尼说：“你看上去连最起码的紧张感都没有，乔治，你难道不需要一点时间独处吗？”在他提到之前，我没有考虑过这一点。我不需要独处。为了做出谨慎的决策，我已经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当然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不过，我依然感激朋友们的陪伴。
    国会的气氛跟9月14日的国家大教堂曾经的气氯大不一样，这里混杂着躁动、愤怒和轻蔑。我后来才知道，有8200多万人在电视机前收看了演说，这也是美国历史上观众最多的一次总统演说。
    “在正常的情况下，总统来到这里，是向美国人民报告国家的发展情况，”我这样开始演说，“今晚，没有任何这样做的必要了，所有美国人民都已看清形势。……我亲爱的美国同胞们，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国家的一举一动，我们知道，美国是坚强的。”
第二部分 第23节：抉择时刻(21)
    我就那些问题和答案一一解释：恐怖分子的特征，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我们即将开始的新一种战争。“我们的回应将远远不止迅速反击和相互孤立进攻，”我说道，“美国人不应该指望只发生一场战斗，而是一场长期战争，这场战争和我们见识过的都完全不同。它将包含从电视上能看到的戏剧般的攻势，以及隐秘的、即使成功也不会有人知道的地下行动。……世界各地的所有国家，现在都要做出抉择：是与美国为友还是与恐怖分子为伍。”
    我对塔利班下达了最后通牒：“他们必须交出所有窝藏的恐怖分子，不然就和恐怖分子一起接受被毁灭的命运。”我们不奢望塔利班的领导人能够注意到这些声明，但是向全世界暴露他们的妄自尊大，将增加我们发动军事进攻的合理性。当我做最后总结的时候，我说：（在）我们的悲痛和愤怒中，我们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和时机。……为了这项事业，我们将用自己的努力和信心联合全世界。我们永不疲倦，我们永不犹豫，我们也绝不会失败。
    和普京的初次会面
    汤米需要帮助的，是得到阿富汗邻国的支持。没有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后勤方面的合作，我们就无法把部队派到阿富汗。我不认识这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首脑们。不过俄罗斯对这些国家仍然保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我认识弗拉基米尔?普京。
    普京和我初次见面，是在斯洛文尼亚的一座宫殿里，那里曾属于一个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在那次峰会上，我的目标是消除一切紧张状态，建立起和普京的牢固联系。我把个人层面的外交手段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了解其他国家首脑的性格特征和其所重视的问题，会让我更容易找到彼此的共同点，或者就容易产生分歧的领域进行交流。这是我从父亲身上学到的一课，他是个人外交技巧的伟大开创者之一。另外一位则是亚伯拉罕?林肯。“如果你想为自己的事业赢得一位支持者，”林肯曾说过，“只要让他相信你是他的朋友就行。”
    与普京的会谈开始于一次小型会见，只有弗拉基米尔和我，我们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几个翻译。他看上去有些紧张。他照着一叠整齐的卡片对我说话，以此作为开场白。第一个议题，是苏联时期遗留的俄罗斯联邦债务问题。
    几分钟后，我用一个问题打断了他的演讲：“您母亲真的给过您一个在耶路撒冷祈福过的十字架吗？”
    当翻译彼得用俄语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普京脸上闪过一丝惊诧。我解释说，这个故事是我在做一些背景阅读的时候注意到的——我当然没告诉他，我阅读的是情报简报——而且我很希望再知道一些细节。普京很快回复平静，开始给我讲这个故事。他的表情和语调都变得很柔和，他讲道，在他把十字架挂在他的郊外别墅之后，那里就发生了火灾。消防队员赶到时，他告诉他们，自己唯一在乎的就是那个十字架。他戏剧性地再现了当一位消防员展开双手，向他展示十字架的瞬间。他说，那时“简直就是命中注定”。
    “弗拉基米尔，”我说，“那么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一个关于命中注定的故事。”我感到紧张气氛从会议室中消散了。
    会见之后，一个记者问我，普京“是否是一个美国可以信任的人”。我说他是。我想起普京对我讲述十字架的故事之时，他声音中所带的感情。“我直视他的眼睛，”我说，“……我能对他的心灵作出判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普京会给我很多理由来完善我对他的看法。
    斯洛文尼亚会见以后三个月，普京正是“9?11”事件发生之后第一个给白宫打来电话的外国首脑。他不能联系到正在空军一号上的我，所以康迪通过总统紧急行动中心和他通话。他向她保证，俄罗斯不会像苏联在冷战期间一样，条件反射似的加强战备水平作为对美国将战备等级（DefCon）提高到3级的回应。当我在隔天跟弗拉基米尔通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已经签署了一项命令，宣布用一分钟默哀表示和美国的团结一致。在谈话末尾，他说：“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我要您明白，在这次斗争中，我们处在同一战线。”
第二部分 第24节：抉择时刻(22)
    9月22日，我从戴维营给普京打电话。在这次冗长的周六上午对谈中，他同意对美军开放俄国领空，并且要用他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影响力，帮助我们的部队进入阿富汗。他甚至命令俄国将军们，向他们的美国同行做一个关于８０年代苏联进入阿富汗所获经验的简报。
    这是一次神奇的谈话。我告诉普京，他能主动从过去那些相互猜忌中走出来，让我感激不尽。很快，我们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就达成了一致。
    萨达姆，萨达姆
    萨达姆不只同情恐怖分子。他为巴勒斯坦自杀式人弹家属提供酬金，为阿布?尼达尔、阿布?阿巴斯之流的恐怖分子提供庇护。尼达尔领导了对以色列航空公司设在罗马和维也纳的柜台的袭击，造成19人身亡；阿巴斯劫持了一艘意大利邮轮“阿奇利?罗拉”号，杀害了船上一名坐着轮椅的美籍老人。
    萨达姆?侯赛因不仅是美国的宿敌。他向我们的飞机开火，发表声明赞扬“9?11”事件，还曾试图暗杀一位前总统，也就是我的父亲。
    萨达姆?侯赛因不止于仅仅威胁他的邻居们。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他先后侵略了两个邻国，伊朗和科威特。
    萨达姆?侯赛因不只无视国际社会一致要求。自从海湾战争开始，他就公开藐视联合国的16项决议。
    萨达姆?侯赛因不只是残酷压迫人民。他和自己的党羽们折磨无辜者，在政见不同者的家人面前羞辱他们，用酸性药剂对反对者施以酷刑，把好几万人埋进万人坑。2000年，萨达姆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任何批评总统或总统家属的人，都必须被割掉舌头。当年晚些时候，伊拉克一位妇产科医生被判犯了卖淫罪，并被斩首。这位妇女真正的罪行，却是对伊拉克卫生部门的腐败直言不讳。
    萨达姆?侯赛因不仅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还使用过这些武器。他对伊朗人使用过芥子气和VX神经毒气；1988年，他在库尔德族聚居的哈莱卜杰村使用化学武器，杀害了5000多名无辜平民。没人知道萨达姆把拥有的生化武器储备用做何处，尤其是他把核查小组驱逐出本国之后。不过只要重新审视一下已知信息，基本上所有国家的情报部门都能得出一个相同结论：萨达姆的军火库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他有能力生产更多。一份情报简报对这一问题做出如下总结：“1998年核查结束之后，萨达姆一直在继续试制化学武器，鼓励发展导弹计划，增加对生物武器的投入。同时，他已开始在核武器领域进行尝试。”
    早在“9?11”事件发生之前，萨达姆就是美国政府必须解决的麻烦。“9?11”事件之后，透过满目疮痍的景象，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当时我看到的，仅仅是19个手拿裁纸刀的狂热分子造成的破坏——如果一个敌对政权的独裁者把核武器交给恐怖分子会是什么样？每一天，都有新的威胁迹象流入白宫，其中包括生化武器或者核武器的可能威胁——这种令人震惊的猜测很有可能就是事实。信任一个独裁者对铁证的否认，无视他对全世界的藐视言辞，风险实在太高了。“9?11”事件带来的教训是，若我们束手等待危险彻底到来，它肯定来得很快。我做出了一个决策：我们要勇敢面对来自伊拉克的种种威胁。
    托尼?布莱尔：最亲密的伙伴和最好的朋友
    2001年2月，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偕同夫人切丽来到戴维营，同我和劳拉见面。为了表达美英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托尼是我们邀请的第一位外国首脑。
    我不知道同托尼的会面能发展出什么结果。我知道他是个左翼工党首相，也是比尔?克林顿的亲密朋友。很快，我发现他坦率、友好又易于合作。托尼和切丽没有带来任何不快感受。晚餐后，我们准备看个电影。他们同意看罗伯特?德尼罗和本?斯蒂勒主演的《拜见岳父大人》(MeettheParents)，这让劳拉和我确信，我们同布莱尔夫妇会相处得不错。
    托尼和我谈论了当时的重大问题。他向我介绍了欧洲的政治局势。我们谈论了一些共同目标，比如扩大自由贸易，缓解非洲遭受的苦难，处理在圣地（HolyLand）发生的暴力问题。我们并未谈太多的社会问题，这方面留给了我和切丽探讨。
第二部分 第25节：抉择时刻(23)
    2001年夏天，布莱尔夫妇邀请我和劳拉前往契克斯（Chequers）做客，那里是一处有传奇色彩的英国首相乡间别墅。契克斯占地很大，到处吱吱作响，带着浓郁乡间气息，里面摆有舒适的家具，挂着历任首相的肖像。布莱尔夫妇没发出什么正式邀请，而是摆了一桌亲切的家庭宴席，还带着他们的四个孩子——包括只有14个月的小里奥。
    交往越是频繁，我就越尊重托尼。多年来，他成为我在国际舞台上最亲密的伙伴和最好的朋友。在我的任期中，他因为会议造访美国30多次。劳拉和我曾在北爱尔兰、苏格兰和伦敦同他见面。2003年11月，托尼和切丽邀请我们去他们在特里姆登?克利尔利的家，那是一个位于乡村的老矿区。在维多利亚风格的红砖小屋里，他们给我们端来一杯茶，还带我们去一家名叫“褐奶牛酒馆”（DunCowInn）的乡村酒吧。
    托尼幽默又不失尖锐。在我们的首次会晤结束后，一位英国记者问到我们有什么共同点。我打趣说：“我们都用高露洁牙膏。”托尼还以颜色，说：“他们马上就要好奇你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了，乔治。”2003年，当他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时，提到了1812年战争，那次战争中英军烧掉了白宫。“我知道现在说这些为时已晚，”他说，“但是……真是对不住。”
    不同于很多政客，托尼是个站在战略层面思考的人，他经常能看到地平线以下的事物。我逐渐感觉到，他和我对自由的力量拥有共同的信念，我们都认为自由有巨大的变革力量。在我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月，我荣幸地为他颁发总统自由勋章，他是为数不多得到此项荣誉的外国首脑之一。在仪式上，我还为被我称作“铁人”的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和无畏的哥伦比亚领袖阿尔韦罗?乌里韦总统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
    最重要的是，托尼?布莱尔有勇气。没有什么比他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行动更能清楚显示这一点。托尼和我都认为，“9?11”事件后萨达姆对全世界的威胁是不能容忍的。英国同样是极端主义者的目标，他们也广泛搜集有关于萨达姆的情报，能从自身角度理解萨达姆引发的危机——萨达姆也在向英国飞行员们开火。
    我没有找到那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萨达姆没有对我们的军队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我感到紧张情绪有所缓解。攻占巴格达以后，当我们没有发现这种武器的库存，我又感到很惊讶。整个夏天过去了，一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没找到，我开始紧张起来。各种媒体经常问这样的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哪呢？”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军方和情报部门向我保证他们在不断寻找。他们搜查了萨达姆在海湾战争中使用过的隐蔽设施，将搜集到的情报传达给行动末端。有一次，中情局听说在幼发拉底河的一座桥下发现了一个大罐子。海军蛙人前往现场，但是一无所获。一位阿联酋的高级官员带来一张地下隧道的地图，他认为萨达姆把军火藏在了这些隧道里。我们挖地三尺，什么都没发现。
    乔治?特内任用戴维?凯领导一个新的搜索小组，后者是1991年联合国在伊拉克的首席武器核查员。凯在伊拉克全境展开了细致搜查，发现了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萨达姆欺骗了全世界并违反了联合国第1441号决议。“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持续了二十年以上，动用了几千人和数十亿美元，即使在‘自由伊拉克行动’结束之后，也被精心隐藏在安全的欺骗性的措施之下。”2003年，他在国会讲话中这样说。但是凯没有找到每个人都认为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左翼组织喊出一个新口号：“布什撒谎，人民死亡。”这个指控完全不合乎逻辑。如果我想引导这个国家误入战争，为什么要发表一个在进攻之后很快就会被公众证明是谎言的论断？这个指控也是不诚实的。一些原先的政府成员，像约翰?克里、约翰?爱德华兹和大多数国会议员，再加上全世界所有的情报机构，他们都和我读到了一样的情报，从而得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论。没人说谎，只是我们全都判断错了。萨达姆没有储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能改变他是一个巨大威胁的事实。2004年1月戴维?凯表示：“伊拉克是迫在眉睫的威胁，这在当时是合理的结论。……同我们在战前所设想的伊拉克相比，我们在搜查中发现的东西，使我们认识到，这个国家是一个更具潜在危险性的地方。”
第二部分 第26节：抉择时刻(24)
    不过，我明白未能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改变公众对于战争的看法。没有萨达姆的世界固然更加安全，但是我将美军送上战场所依据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虚假的。这是对我们的信誉——我的信誉——的巨大打击，几乎会动摇美国人民的信心。
    我们没找到那些武器时，没人比我更震怒了。每次想到这件事，我就有一种恶心的感觉，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抓到萨达姆
    12月13日，周日那天，唐?拉姆斯菲尔德打来电话。他刚同约翰?阿比扎伊德将军通话，后者在6月接替了刚刚退休的汤米?弗兰克斯。约翰是一位头脑清醒的黎巴嫩裔美国将军，他能讲阿拉伯语，非常了解中东。约翰认为我们已经抓到了萨达姆。在我们向全世界宣布这一消息之前，必须对此百分之百肯定。
    第二天上午，康迪打电话回去确认这个消息。那就是萨达姆。他的纹身——手腕附近的3个蓝点，其部落的标志——泄露了自己的身份。我兴高采烈。抓获萨达姆对美军和美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这个消息也会让伊拉克人民的心理状态有所不同，很多人担心萨达姆会重新掌权。现在一切清楚了：独裁者的时代永远终结了。
    几个月后，四个人来到白宫与我会面。他们是抓获萨达姆的三角洲部队成员。他们为我讲述抓捕经过。根据情报指引，他们来到萨达姆家乡提克里特附近的一个农场。在部队搜索这片土地时，其中一名士兵发现了一个地洞。他爬进洞，拉出来一个浑身脏兮兮、怒气冲冲的男人。
    “我的名字是萨达姆?侯赛因，”这个男人说，“我是伊拉克总统，我要求谈判！”
    士兵说：“我带来了布什总统的问候。”
    萨达姆随身携带了三样武器，其中之一是后来士兵们装在玻璃盒子里向我展示的手枪。我告诉他们，我会把这件礼物放在椭圆形办公室外面的私人书房里，以后它会被摆在我的总统图书馆里。这把手枪会提醒我，一个残忍的大独裁者，对无数的亡者和巨大的苦痛负有责任的大独裁者，在向我们的战士投降时，正蜷缩在一个洞里。
    我要是能接住这破玩意儿就好了
    飞机降落巴格达，我们乘直升机前往萨拉姆宫，6年前，这里属于萨达姆和他的残暴政权。我担任总统期间，参加过多次欢迎仪式，而这次，我与塔拉巴尼总统一同站在这个重获自由的广场，看着美国国旗升起，伊拉克国旗在一旁自由飘扬，听着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此情此景前所未有，令人万分感动。
    我们从那里乘车前往首相官邸，马利基与我在那里签署了“驻军地位协议”和“战略框架协议”，最后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场人山人海，听众异常拥挤。一批伊拉克记者坐在我的左前方，我的右手边是国外赶来的采访记者以及外国驻地记者。马利基正在征求第一个问题时，伊拉克媒体区的一名男子突然站起，厉声大喊了几句，似乎是阿拉伯语，但肯定不是在问问题。随后，他挥起胳膊，朝我的方向扔东西。扔什么？一只鞋？
    这一幕以慢动作在我脑海中回放。我感觉自己似乎变成了著名棒球选手特德?威廉斯（TedWilliams），他说每当投球飞来时，他都能看清球身上的纹理。一只皮鞋向我飞旋而来，我似乎也看见了上面的花纹。我马上低头躲开。这家伙身手敏捷，说时迟那时快，他又扔来一只。这只飞得没上一只快，我轻轻把头转开，鞋子从我头上飞跃而过。我要是能接住这破玩意儿就好了。
    人群顿时一片混乱，人们在大叫，安保人员也在紧急行动。
    我此刻的念头，与那时我在佛罗里达州的那间教室里一样，当时“9?11”袭击正在发生，我越慌乱越不镇定，袭击者就越得逞。
    我向我的特勤队长挥手示意，让他停下。我可不想让一群人簇拥着我离开记者招待会现场的画面被拍摄记录下来。我瞥了眼马利基，他看起来被吓到了。伊拉克记者们感觉很丢脸、很生气。有个人一边难过地摇头，一边道歉。我举手示意，叫大家都平静下来。
第二部分 第27节：抉择时刻(25)
    “你们想知道详情吗？他扔的鞋子是10码的。”我说道。扔鞋的家伙是想破坏这次活动，我把大事化小，这样他的目的就无法得逞。
    被一位记者扔了鞋，这算是我非同寻常的经历之一。
    胡锦涛沉着稳重，精于分析
    胡锦涛上任时，我决心与他也建立紧密关系。胡锦涛比其前任江泽民年轻16岁，他沉着稳重，精于分析。与许多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一样，他也是工程师教育出身。一次在白宫东厅的午宴中，我向他提了一个我经常向各国领导人提起的问题：“有哪些事情会让你夜不能寐呢？”
    我告诉他，我担心会有再一次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而彻夜难眠。他马上回答说，他最牵挂的是每年要创造25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我非常喜欢他的回答，这个答案很坦诚。这表明他担心那些不满下岗群众的影响。这个答案也说明了中国政府对诸如伊朗和非洲那样资源富饶地区的政策。这也表明他是一个很实在的领导，关注自己的国家本身，而不是一个会挑起他国麻烦的空想家。
    北京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是我任期最后一年的亮点之一。我和夫人劳拉、女儿芭芭拉、弟弟马文和弟媳玛格丽特，以及我们的朋友罗兰（Roland)、洛伊丝?贝茨（LoisBetts)、布拉德?弗里曼（BradFreeman）一同乘坐空军一号到达北京，与我母亲、父亲和妹妹多萝在那里碰面。父亲和我与雷德（SandyRandt)大使一同参加了美国大使馆新馆的剪彩仪式。雷德大使8年来一直任职于北京。大使馆新馆与30年前父亲所执掌的小小外交办事处相比，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胡主席也表现出异常慷慨的姿态，为我们一行所有人在中南海举行午宴，这次布什家族的团聚堪称是空前绝后。
    北京奥运会最终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并且趣味无穷。我们在水立方观看了男子游泳比赛，美国队东山再起，表现精彩绝伦，在自由式游泳接力赛中争夺金牌，并以微弱优势击败法国队。我也顺道去观看了沙滩排球队员的训练，这个精妙的组合包括两名成员：米丝蒂?梅-特雷纳（MistyMay-Treanor)和克丽?沃尔什（KerriWalsh）。我开玩笑地拍了一下米丝蒂后腰，结果引发了一个国际大新闻，其实按照传统，拍的位置应该更低一些的。在众所瞩目的中美篮球比赛运动员上场对战之前，我们去了队员更衣室。队员们非常亲切和善，令人钦佩。“嗨，老爹！”球员勒布朗?詹姆斯（LeBronJames）一看到我父亲进屋，就大喊了一声。
    奥运会让世界有机会见证中国的魅力与创新。我希望这次奥运会也能让人民看到一幅更加宽广的景象：媒体独立、网络公开、言论自由。时间会告诉我们北京奥运会的长远影响。
    普京机智，喜欢权力
    普京和我都喜欢健身。普京很用功，定期游泳，还练习柔道。我们都是喜欢竞争的人。有一次普京来访戴维营，我给他看了我的苏格兰犬小巴尼（Barney），不过他对巴尼感觉一般。后来我访问俄罗斯时，普京问我想不想看看他的狗，库尼（Koni）。我说当然想。普京的别墅外面种着白桦树，我们正在树下的草坪上面走着，突然一只大大的黑色拉布拉多犬沿着草坪冲了过来。普京闪露出自豪的眼神，他说：“比巴尼更大、更壮、更快。”我后来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朋友，加拿大首相史蒂芬?哈珀。“你很幸运，普京只给你看了他的狗而已。”他回答说。
    巴尼的故事对我很有启发。普京是个热爱祖国、骄傲自豪的人，他希望俄罗斯能再次拥有大国的姿态，并以此为目标，扩展俄罗斯的影响范围。他恫吓周边的民主国家，并切断东欧部分地区天然气供应，将能源作为经济武器。
    普京也是个机智的人。普京支持希拉克和施罗德制衡美国的影响力，普京则说服他们保护他在俄罗斯的权力稳定以当做回报。在一次圣彼得堡8国集团峰会的宴会上，大多数领导都就民主纪录质疑普京，但希拉克没有这样做。他表示，普京把俄罗斯管得很好，但他怎么做到的，不关我们的事。不过比起施罗德的做法，希拉克的言论根本算不上什么。施罗德这位德国总理刚卸任不久，就成为了俄罗斯国有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集团旗下一家公司的主席。
    普京喜欢权力，俄罗斯人民也喜欢他。依赖原油的巨大预算出现超支，没有对俄罗斯产生影响。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地位，亲自挑选接班人，然后又使自己获得任命，担任总理。
    迎接奥巴马
    大选6天后，我和当选总统奥巴马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奥巴马彬彬有礼，很有自信。他给我的感觉和8年前欢迎我入驻白宫的比尔?克林顿总统一样。我感觉到他正在被一种责任感包围。他向我询问了我如何安排一天，如何组织手下工作。我们讨论了外交政策，包括了美国和中国、沙特阿拉伯等重要国家的关系。我们也讨论了经济，其中包括了汽车公司面临的困难。
    后半周，我和我的经济团队坐下召开了会议。“我告诉奥巴马我不会让汽车行业倒闭，”我说，“我不会把这个烂摊子留给他。”
    10点刚过，巴拉克和米歇尔?奥巴马就到了白宫北门廊。劳拉和我邀请他们到蓝厅喝了杯咖啡，就像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8年前招待我们一样。奥巴马夫妇心情很好，很期待今后的旅程。与此同时，在战情室，我们双方的国土安全助理监视着一个针对就职典礼的恐怖主义威胁。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还有很多邪恶的人想要伤害美国，不在乎谁是总统。
    在国会大厦，劳拉和我为就职典礼坐下。我赞叹政权的和平过渡，这是我们定义民主的特征之一。观众都被宣誓就职所吸引。巴拉克?奥巴马在竞选中宣传希望，他也将希望给予了很多美国人。
    我希望人们把我看成是这样一位总统
    我离开白宫当天，开始撰写这本书。写这本书给我很好的机会进行反省，我希望你们阅读时和我写作时一样愉快。
    我决定以我所做的主要决定作为本书的结构时，我知道这意味着有些总统的工作在书中无法涉及了。我没有写外交政策方面的成就，比如和印度签署的历史性的“民用核能协议”，以及和墨西哥一起打击毒品的“美里达倡议”。在能源和环境方面的成绩，我在书中只是写了寥寥数笔。我也没有讲述我建设世界上最大海洋保护区的决定。我同样没有讲述我们如何成功地提高退伍老兵的福利，减少吸毒年轻人数量，解决长期的流浪人群的问题。所有的这些成就都让我很骄傲，我也很感激那些帮助我做出这些成绩的人们。
    我并没有涉及每一个问题，我只是试图让读者了解那些送到我办公桌上的最重要的一些抉择。我希望我已经表达明确了：我认为我的一些决策是正确的，有一些是错误的。但是我要告诉每一个人，我认为我那么做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现在讨论我的一些决定是否有效还为时过早。作为总统，我有幸颂扬过杰拉尔德?福特（GeraldFord)和罗纳德?里根。福特总统给予理查德?尼克松特赦，一度被人们认为是历届总统历史上最糟糕的错误，现在人们认为这是作为领导无私的行为。听到一度批判里根总统是“笨蛋”和“好战者”的评论员谈论这位“伟大的沟通者”如何赢得冷战也是意义重大的。
    从现在开始几十年之后，我希望人们把我看成是这样一位总统：他意识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中心挑战；他兑现了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安全的承诺；他在追求自己的信仰时没有丝毫的动摇，只是在有必要的时候略有调整；他信任每个人，让他们做出生命中的选择；他也利用美国的影响力在全世界推进自由事业。
    对我政绩如何做出裁决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对此，我可以接受。唯有历史才能做出这个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