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太太的告白2好看站:小布什亲笔自传：抉择时刻 （2）

小布什亲笔自传：抉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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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治·沃克·布什        分类：军政界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定价：48元

 （2）

抉择时刻 第二部分

1975年，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政府决心整顿社会，实现国家复兴。“文革”期间，一系列教条灌输系统出现，通过无处不在的大喇叭进行宣传，试图摧毁所有中国古代历史留下的遗产。年轻人猛烈抨击年长人士，攻击知识分子。整个社会分裂成两个阵营，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7.1975年，第一次来北京

哈佛商学院的书本学习通过一个意外的实践渠道得到了强化：毕业之后，我踏上中国的土地，看望父母。两个世界的反差巨大。我从资本主义的西点军校来到了社会主义的东方前哨，从一个拥有个人选择自由的合众国来到一个满街人身穿灰色服装的国度。有时，我骑着自行车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偶尔会看到一辆带有滤光车窗的黑色轿车驶过，这是政府用车。除此之外，街上很少有汽车通过，那里毫无自由市场的影子。我惊讶地看到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居然能够变得如此暗淡无光。

1975年，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政府决心整顿社会，实现国家复兴。“文革”期间，一系列教条灌输系统出现，通过无处不在的大喇叭进行宣传，试图摧毁所有中国古代历史留下的遗产。年轻人猛烈抨击年长人士，攻击知识分子。整个社会分裂成两个阵营，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我想起了法国和俄国革命。革命的轨迹一样：人民掌权，承诺实现某些理想。一旦他们巩固了权力，有些人就开始滥用权力，抛弃曾经的信念，摧残同胞。似乎人类患有某种痼疾，这种病不断地使人类遭受痛苦。这种冷静的思考加深了我的信念：经济、政治和宗教的自由是管理社会的唯一公平和有效的方式。

 8.母亲的一件私事

有一天，我刚学会开车不久，父亲出差在外，母亲把我叫到她的卧室。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急促，她让我马上开车送她到医院。我连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上了车再告诉我。

我驶出私家车道，她叮嘱我开稳一点，绕开地面障碍物。然后她告诉我她刚刚流产了。我当时吃了一惊。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和母亲谈论这个话题，也从来没想过会看到一个胎儿的遗体——母亲把它放在一个瓶子里面带去了医院。我记得当时自己在想：这可是一条生命啊，这是我的弟弟或者妹妹。

之后母亲住进了医院，被送往了检查室。我在走廊里面来回踱步，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我几次从一位老妇女身边走过，她安慰我道：“别担心，亲爱的，你的妻子不会有事的。”

当我被允许进入母亲的病房时，医生说她会好起来的，不过她需要在这里过夜了。我告诉母亲刚才走廊里的那位女士跟我说的话，她放声大笑，笑声和往常别无两样，这也让我能够安心回家了。

第二天，我回到医院接她回家。她谢谢我这么照顾和负责，同时也让我不要告诉其他人关于她流产的事情，因为她觉得这是家庭内部的私事。我尊重她的想法，所以我在此书中讲到这个故事也是得到她的允许的。那天我为母亲做的事微不足道，但对我却意义重大，因为这件事进一步加深了我与母亲之间的情感联系。

 1.9·11袭击后的美国（1）

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我身在科勒尼海滩网球度假村（Colony Beach and Tennis Resort）的套房中，此地距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市很近。清晨醒来后，我开始诵读《圣经》，之后下楼跑步。我开始绕着高尔夫球场慢跑，当时外面一片漆黑。特勤局的特工们已经适应了我晨跑的习惯，但当地人肯定会觉得在一片漆黑中跑步有点奇怪。

回到酒店后，我很快地洗了个澡，吃了点早餐，之后开始浏览早晨的报纸。当天最大的新闻是迈克尔·乔丹复出，重返NBA。其他的新闻头条大多关注的是纽约市市长初选和日本出现一例疑似疯牛病病例。

大约上午8点左右，我开始听取《总统每日简报》。《总统每日简报》的内容包含高度机密的情报以及对地缘政治深入的分析。这段时间也是我一天当中最为精彩的部分。9月11日，一位名叫迈克·莫雷尔的聪颖的中情局分析员向我进行了汇报，内容包括俄罗斯、中国以及位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暴动情况。

听取简报之后，我们动身去访问埃玛·布克小学，以强调教育改革的重要性。

下车后，在我正走向教室的时候，卡尔·罗夫告诉我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这听起来很奇怪，我当时以为是一架小型的螺旋桨飞机由于突然失控而撞上大楼。随后赖斯给我打来电话。我在一个教室里通过一条机密的电话线路和她进行交谈，这个教室当时已经被改造成一个通讯中心，专为外出的白宫工作人员使用。赖斯在电话中告诉我，撞上世贸中心大楼的飞机不是一架小型飞机，而是一架商用的喷气式大型飞机。

我当时震惊了，心想那架飞机上的飞行员一定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飞行员。他怎么可能在一个大晴天把飞机撞上一座摩天大楼呢？或许是他突发心脏病吧。我告诉赖斯要对事态保持高度关注，之后让白宫通信主任丹·巴特利特写一份声明，表明我们将全力支持联邦应急管理局的工作。

通话之后，我和埃玛·布克小学的校长打了招呼，校长名叫格温·里热尔，人很友善，她把我介绍给那个班级的老师桑德拉·凯·丹尼尔斯，以及教室中二年级的学生们。之后，丹尼尔斯带领学生们做阅读练习。几分钟后，她让学生们拿出练习册。这时，我感觉身后站了一个人，安迪·卡德凑近我，悄悄对我说：“又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双子塔中的另一座大楼。”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故意带着他那马萨诸塞州的口音，“美国正遭受袭击。”

2.9·11袭击后的美国（2）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愤怒。竟然有人胆敢袭击美国。他们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之后，我看着面前的孩子们那一张张无辜的面孔，这些无辜的孩子与那些残忍的袭击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数百万像这些孩子一样的人们需要依靠我来保护他们。那时，我下定决心绝不会让他们失望。

我看到教室后边有一些记者正在通过手机和寻呼机查看新闻。这时，本能告诉我，我的一切反应都会被记录下来，并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整个国家可以陷入震惊，但总统不能。如果我暴跳如雷的话，会吓到孩子们，而且也会使得整个国家陷入恐慌。

阅读课还在继续，但是我的思绪早已飞离教室。谁会干出这样恶毒的行径？造成的损失有多严重？政府需要做些什么呢？

新闻秘书阿里·弗莱彻站在了我和记者中间，他举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先什么都不要说。我也没打算说什么，当时我已经想好接下来要怎么做。课程结束后，我会平静地离开教室，去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

在安迪进入教室7分钟后，我回到了之前的房间，有人在那里放置了一台电视机。当电视机用慢动作重放第二架飞机冲撞世贸中心南侧大楼的片段时，我看得心惊肉跳。现场出现了巨大的火球和滚滚的浓烟，情况比我预想的要更加糟糕。美国人震惊了，我需要立即发表电视演讲。我迅速地写出了我的演讲稿。我要向美国人民保证，政府正在采取应对措施，并且我们一定会把袭击者绳之以法。之后，我希望自己尽快返回华盛顿。

 “女士们，先生们，此刻对于美国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我开始说道，“……两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这很明显是一起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那些电视前的家长们和社区成员们听到这一席话倒吸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本以为这是一次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径是不会得逞的。”我接着说道。在演讲结束时，我提议为殉难者默哀。

之后，我发现我说的一句话竟和我父亲之前做出的承诺如出一辙。在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后，我父亲说道：“侵略行为是不会得逞的。”但这种巧合绝非有意而为之。在我自己写下的演讲稿中，原本写的是“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径是不会成功的”。但父亲的话一定是深深印刻在了我的潜意识当中，危机再次发生时，便浮现出来。

3.9·11袭击后的美国（3）

特勤局希望把我送往空军一号，越快越好。我坐车行驶在佛罗里达41号公路时，通过车中加密电话与赖斯通话。她告诉我实际上还有第三架飞机，这架是预谋撞向五角大楼的。我坐在座位上，仔细思忖着她的话。之后，我的思绪逐渐变得清晰：如果只是一架飞机的话，这可能是一次事故，两架的话就绝对是一次袭击，要是三架的话无异于向我们宣战。

我全身的血液沸腾了。我们一定要查出幕后黑手，决不能放过他们。

在机场，大家已经表现出了战时的状态。特工们佩戴着突击步枪，在空军一号周围巡视。两名空乘站在悬梯的顶端，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恐惧与悲伤的神情。我知道此时此刻数百万的美国民众也有着同样的心情。我走上悬梯，拥抱了空乘人员，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进入了总统舱，要求单独待一会儿。之后，我想到遇难飞机上的乘客面临的恐惧，以及丧失亲人的家属心中的悲痛。那么多人，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失去了自己至亲至爱的人。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上天能够缓解人们的伤痛，指引美国渡过这一难关。我还想起了最喜爱的一首圣歌中的歌词：“在此危难时刻，赐予我智慧，赐予我勇气。”这首歌的名字叫《优雅之神，荣耀之神》（God of Grace and God of Glory）。

我的心情可能和大多美国人是一样的，但我的责任是不同的。之后会有时间哀悼，会有机会将袭击者绳之以法，但首先我要应对这一危机。自珍珠港事件后，这是我们遭遇的最为惨痛的一次突然袭击。这也是自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后，第一次遭遇敌人袭击我们的首都。在那样一个上午，我总统任期的目标变得清晰起来：在国家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保护人民，维护自由。

要想成功应对危机，第一步就是安定民心。而这也是我在佛罗里达州就试图去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还需要理清事实，采取行动以保卫国家，并帮助遭受袭击的区域尽快恢复。随着这些工作的进展，我们也需要想出策略，以将这些恐怖主义者绳之以法，遏止他们再次袭击。

空军一号迅速飞至45000英尺的高空，这一高度要远远高于正常的飞行高度。在高空中，我打电话给迪克·切尼，他已经被带至位于地下的总统紧急行动中心（PEOC），因为特勤局觉得可能还有一架飞机会撞向白宫。我在电话中告诉他，我将在空中决策，并依靠他在地面执行。

很快，我就做出了两大决策。军队派出了空中战斗巡逻机组到华盛顿和纽约巡视，这是由一组战斗机组成的机组，被指派拦截无响应飞机。30多年前，我在得克萨斯州空中国民警卫队时曾驾驶过F-102，并受训做空对空拦截。那时候，我们认定的目标是苏联轰炸机。而现在，目标则成了满载着无辜乘客的民航飞机。

我们需要明确拦截方式。我告诉切尼，我们的飞行员要首先联系可疑飞机，并试图让他们安全着陆。如果可疑飞机拒绝安全着陆，则飞行员有权将其击落，因为被劫持的飞机就是战争武器。尽管击落飞机代价惨重，但能够拯救地面上无数的生命。我，作为战时总司令，就这样做出了第一个决策。

几分钟后，切尼拨通了我的电话，赖斯、乔希·博尔滕和其他国家安全团队高级成员与他一起，均到达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他们得到消息，称一架无响应飞机正在驶向华盛顿。切尼与我确认是否下达可击落无响应飞机的命令。答案是肯定的。之后我得知，是乔希·博尔滕催促切尼与我确认，以保证命令传达得准确无误。这让我想起了我做飞行员的日子。“我无法想象接到这样的命令会是什么样子。”我和安迪·卡德说道。当然，我希望没有人要去执行这一命令。

第二个决策是空军一号在何处着陆的问题。我的强烈感觉是应当返回华盛顿，以在白宫带领美国应对这一危机。在首都受到攻击之时，美国人民看到总统身在首都，也会感到更加安心。

在我们离开萨拉索塔市不久，安迪和埃迪·马林塞尔就开始对这个想法泼冷水。埃迪是一个瘦瘦高高的特勤人员，身体很结实，负责“9·11”的工作。他们说华盛顿现在情况非常不稳定，遭受袭击的可能性极高。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发现总共有6架飞机被劫持，这也就意味着还有3架被劫飞机仍在空中飞行。我告诉他们，我是不会被恐怖分子吓退的，“我是美国总统，”我坚定地说，“我们要返回华盛顿。”

他们仍然坚持他们的观点，但恐怖分子逼我逃离的景象令我生厌。尽管我非常想返回华盛顿，我也意识到我有责任保证政府能够顺利地延续下去。如果敌人成功杀掉总统的话，对于他们将是标志性的胜利。军队和特勤人员建议我们转向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并在那里为飞机加油。我勉强同意了。几分钟后，我感觉到空军一号开始向西飞行。

4.9·11袭击后的美国（4）

 “9·11”事件中，最让我觉得感到挫败的是空军一号糟糕的通讯技术。飞机上没有卫星电视，所以我们只能借助各地的设施。但通常在观看一个台几分钟后，屏幕就不动了。

很多的报道我都只是匆匆看到一部分，了解到了美国人民看到这些情景时的恐惧。有些被困者从世贸中心顶层跳下，坠楼身亡；有些人身悬窗外，希望能得到解救。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与绝望。我做着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工作，但那一刻我却感到无能为力。

某一段，电视信号相对稳定，维持的时间也比较长，我看到了世贸中心南侧大楼轰然倒塌。不到30分钟后，北侧大楼也倒下了。我原本还期盼被困高层的绝望的人们还有时间逃生。但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

双子塔的倒塌使得事态更加严重。在平日里，有5万人在这里工作。飞机撞击后，有些人撤离了大楼，但我关心的是还有多少人被困楼内，几千人？还是上万人？我不清楚。但我确信，在刚刚的这个情景中，我所见到的美国人民的死亡人数是历届美国总统所见到的最多的一次。

我给身在总统紧急行动中心的切尼和赖斯打电话，以了解事态的最新进展。我们试着建立起一条保持连通的线路，但电话一直掉线。在之后的几年中，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乔·哈京一直在负责总统紧急行动中心、战情室以及空军一号的通讯系统升级工作。

当我们收到情报时，很多都是相互矛盾的，有些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信息。我似乎嗅到了战争的气息。有些情报说，国务院发生了爆炸，国家大草坪起火了，一架韩国航班被劫持了，并正向美国飞来，还有一条电话情报显示，有对于空军一号的威胁。这通电话的呼叫者使用了空军一号的代码名称——天使（Angel），而这一名字很少有人知道。我收到的最奇怪的一条情报称，一个物体正高速飞向我们位于克劳福德的牧场。后经证实，所有的这些情报都是假的。但鉴于当时的情形，我们认真对待了每一条情报。

但有另外一条情报被证实是真实的：第4架被劫持的飞机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某处。我问切尼：“是我们将其击落了，还是它坠毁了？”没人知道答案。我感到一阵痛心。是不是我的命令造成了那些无辜的美国人民的死亡？

战争的气息渐浓之时，我听说了93号航班上的英勇事迹。飞机上的乘客们在与地面上的亲人通话后，得知了之前发生的袭击，于是他们决定闯入驾驶舱。在这架注定命不久矣的飞机上，一位名为托德·比默的乘客组织大家集体反抗，他说道：“让我们行动吧。”这也是他说过的最后几句话之一了。“9·11”委员会后来称，93号航班上乘客的反抗使得国会大厦或白宫躲过致命一劫。他们的英勇行为在美国历史中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5.9·11袭击后的美国（5）

整个早上，我一直在试图联系劳拉。她上午计划要在一个参议院委员会上作证，以支持我们的教育倡议，而这次听证会的举行与双子塔被撞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我给劳拉打过几个电话，但电话一直掉线。我无法相信，美国总统竟然无法联系上他身在国会大厦中的妻子。我对安迪·卡德厉声说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终，在空军一号即将到达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时，我联系上了劳拉。她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地让人感觉舒服，但那一刻听到她的声音，我感到尤为舒心。她告诉我她已经被特工带往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她也和芭芭拉和詹娜通过电话了，两人现在都很安全，我感到如释重负。劳拉问我何时能返回华盛顿。我说，现在所有人都建议我不要返回华盛顿，但我会尽快回去的。我不知道是否能尽快回去，但我确实希望如此。

降落在巴克斯代尔就像来到一处电影布景地一样。一架来自于休斯敦埃灵顿空军基地的F-16战斗机护送我们进入了基地。埃灵顿空军基地也是我之前服役的地方。机场滑行道两旁停满了轰炸机，场面非常壮观，显示了我空军强大的实力。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些轰炸机就会派上用场，去歼灭组织这次袭击的人。

巴克斯代尔没有总统车队，所以空军基地总司令汤姆·凯克将军不得不随机应变。特工们护送我走下悬梯，进入车内，之后我感觉汽车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沿跑道飞驰。当司机开始以同样的速度转弯时，我喊道：“慢点，小伙子，空军基地里没有恐怖分子。”这可能是那天我离死亡最近的一刻了。

克将军的办公室内，我通过机密电话，联系上了唐·拉姆斯菲尔德。想找到他并不容易，因为他是五角大楼第一个对袭击做出反应的人。在事件发生后，他立即跑出去，帮助救援人员将伤亡人员抬上担架。

我和拉姆斯菲尔德说，我认为此次袭击是一次战争行为，并批准他将戒备状态提高至三级，这也是自1973年阿以战争以来第一次将戒备状态提高至三级。全球的美国军事设施均加强了安全防范，随时待命。我还告诉他，现在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渡过眼前的这次危机。之后，我计划做出军事回应。我说道：“你和迪克·迈尔斯来决定之后如何反击。”

路易斯安那州时间11点30分，距离我做全国讲话已经有快3个小时的时间了。我担心人们可能会觉得政府已经支离破碎了，劳拉也有此担忧。于是我录了一小段讲话，说明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以应对这一挑战。我的情绪被点燃起来了，但周围的环境——路易斯安那州军事基地中的一个简陋会议室——却并未给予我很大的信心。美国人民也需要看到他们的总统出现在华盛顿。

我不断询问安迪何时可以返回华盛顿。特勤人员们觉得局势仍然不明朗。切尼和康迪也这样认为。他们建议我改去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夫特空军基地战略司令部，那里较为安全，且有可靠的通讯设施。我无奈地接受了，这也再次推迟了我返回华盛顿的日期。我们在巴克斯代尔登机的时候，空军一号里装满了食物和水，我们不得不做好准备应对一切可能。

6.9·11袭击后的美国（6）

我们到达奥夫特空军基地之后，我被送到指挥中心，很多军官因参加预定的演习也都在那里。突然，一个声音从广播系统中传出：“总统先生，有一架无响应飞机正从马德里飞来，我们是否有权将其击落？”

当时，我头脑中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的事情何时才能结束啊？之后，我简单说明了之前批准的击落条件。我脑子里迅速地想象了一下各种最坏的情况：比如，击落一架外国飞机会在外交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如果我们行动过于缓慢，恐怖分子已经击中目标该怎么办？

那个声音再次从喇叭里传来。他欣喜地说道：“从马德里飞来的航班已经在葡萄牙里斯本着陆了。”

感谢上帝啊，我心想。这再一次让我感受到了战争的气息。

我们转移到了通讯中心，在那里，我通过视频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对于在会议上的发言，我已经深思熟虑。所以，会议开始时，我就明确表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反恐战争。从今天起，这将成为本届政府的一个新的工作重点。”之后，我收到一条最新的紧急情报，于是我转向乔治·特内特，问道：“谁干的？”

乔治告诉我四个字：基地组织。

7.9·11袭击后的美国（7）

在“9·11”事件前，大多数美国人从未听说过基地组织。当我还是总统候选人时，在简报中第一次了解到恐怖主义网络。基地组织这一名称的阿拉伯语意思为“基地”，它是一个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者恐怖网络，得到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庇护和支持。基地组织首领是奥萨马·本·拉登，他是一名激进主义者，出身于沙特阿拉伯一个富人家庭。在海湾战争时，因反对美军进驻沙特阿拉伯而被驱逐出境。基地组织持有极端主义观点，把除掉一切阻碍他们的力量作为己任。

基地组织非常喜欢高调地进行袭击。在“9·11”发生3年以前，恐怖主义者在两个美国驻东非使馆同时实施了爆炸案，造成200多人死亡，500多人受伤。2000年10月，“科尔”号军舰爆炸案也是由他们指使的，17名美国海军官兵在也门附近海岸丧生。截至9月11日下午，情报部门在被劫飞机的乘客名单中发现了已知的基地组织成员。

在“9·11”之前，中情局担心过基地组织可能会进行袭击，但所有情报均显示袭击会发生在海外。2001年春末夏初的时候，我们加强了海外使馆的安全措施，增加了与国外情报机构的合作，并且通过联邦航空管理局，对有可能遭劫持的国际航班发出警告。在我上任的最初9个月，我们成功协助阻挠了恐怖分子对巴黎、罗马、土耳其、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也门和其他地方的袭击。

在夏天时，我要求中情局重新审视一下基地组织的威胁，评估其在美国内部进行袭击的可能性。8月初，在一份《总统每日简报》中，中情局重申了本·拉登一直以来要袭击美国的意图，但并未确认有具体计划。简报中这样写道：“我们没有证实一些耸人听闻的威胁……比如有消息称，本·拉登想要劫持一架美国客机。”信息来源（外国的情报机构）仍然处于保密状态。

 “9·11”那一天，很明显情报部门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消息。对于这样的失误，我感到很惊讶，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我知道，在这场危机还未渡过之前，不应该公开指责或责怪谁。那时，我最担心的是在美国还有更多的基地组织成员。

我在奥夫特基地里仔细观察着显示屏，并告诉乔治·特内特要“把耳朵竖起来”——就是让他注意所有情报信息，并追踪每一条线索。

我同样也说得很清楚：我计划在合适的时机，在这场反恐战争中使用武力。我们不会仅仅使用一个无关痛痒的巡航导弹轰炸一下而已。就像我之后所说的，我们的军事回应绝不会是“用一个价值100万美元的导弹去炸一个价值5美元的帐篷”。当美国对这些袭击做出反应的时候，那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强大有力且行之有效。

8.9·11袭击后的美国（8）

在视频会议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需要讨论：我何时返回华盛顿？特勤局局长布赖恩·斯塔福德说华盛顿现在仍不安全。这一次，我没有再听从他们的建议。我决定要向全国发表讲话。很显然，我是不可能在内布拉斯加的一个地下堡垒中向全美人民讲话的。

在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安迪和中情局负责向我做简报的迈克·莫雷尔一起到会议室和我见面。迈克告诉我，法国情报机构提供了关于其他在美基地组织成员——也就是所谓的“睡眠细胞”（sleeper cells）——的报告，称他们在策划实施第二波恐怖袭击。“第二波”，多么可怕的字眼，如果没有进一步袭击的话，我相信美国能够克服“9·11”袭击带来的困难。但是如果再有一波袭击的话，我们将很难承受。这是那一天最为黑暗的一刻。

当我正在飞机上观看电视报道的时候，我看到了芭芭拉·奥尔森的照片。芭芭拉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电视评论员，也是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特德·奥尔森的妻子。特德·奥尔森曾对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案在最高法院为我辩护。芭芭拉乘坐了美国航空的77号航班，也就是撞向五角大楼的那架飞机。她是这场悲剧中我发现的第一个认识的人。我拨通了特德的电话，他听起来似乎很镇定。但从他的声音中，我能感受到这场悲剧给他带来的打击和绝望。我向他表达了我的悲痛。他向我描述了芭芭拉如何从被劫航班上给他打电话，并冷静地传达了相关信息，她为了国家一直战斗到最后。我向特德发誓，我们一定会找到那些杀人凶手。

在返程途中，我还找机会了解了一下我父母的状况。他们两人9月10日晚在白宫过夜，11日上午很早就离开了。在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他们也正在空中。当接线员接通我父亲的电话时，我能感觉出他很焦虑。他并不担心我的人身安全——因为他相信特工们有能力保护好我——但他很担心我所承受的压力过大。我为了安抚他的情绪，说道：“我没事。”

父亲把电话交给了母亲。我问道：“您现在哪里？”

母亲告诉我说：“我们在威斯康星州布鲁克菲尔德的一家汽车旅馆。”

 “你们怎么会在那里啊？”

 “儿子，”母亲冲我说道，“你让我们的飞机迫降的。”

在这样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运输部长诺曼·峰田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负责使4000架飞机安全着陆。我希望此举能够使来自空中的恐怖威胁告一段落。

我开始思考当晚在椭圆形办公室该对全国人民说些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要告诉美国人民，我们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但在看到电视上的一幕幕惨剧后，我意识到整个国家都已经陷入恐慌，宣战无疑会加剧人们的担忧，所以我决定再等一天。

但我确实想要宣布我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美国将会让那些庇护恐怖分子的国家为这些恐怖分子的行径负责。这一新的声明推翻了过去的模式。在过去，我们将恐怖主义团体与其支持者分开对待。现在，我们不得不让各国做出选择，要么打击恐怖分子，要么被当做恐怖分子。我们必须要主动出击，在他们再次袭击美国之前，在海外将其消灭。

在我的讲话中，我还想传达出对这种行径的义愤之情。蓄意谋杀无辜者是纯罪恶的行径。除此之外，我还希望抚慰人民的情绪，并表达我们的决心——抚慰是指我们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决心是指我们会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

下午6点半刚过，空军一号降落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之后，我迅速转乘海军陆战队一号，飞往距离此地10分钟路程的白宫南草坪。直升机一直在以躲闪模式忽左忽右地飞行，但我并不害怕，我知道HMX-1的飞行员会把我安全送至白宫。

我向窗外望去，看到的是一个废弃的、封锁的华盛顿。在远处，我看到黑烟从五角大楼处冒起，象征美国军事实力的五角大楼在冒烟。基地组织的飞行员飞行技巧如此娴熟，手段如此残忍，驾驶着飞机径直冲向了这座高度并不高的建筑，我对此感到震惊。我的思绪再一次回到过去，我仿佛见到了现代版的珍珠港事件。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扞卫自由；现在，我也有责任带领新一代的美国人共同保卫祖国。我转过头，对安迪说：“你现在看到的就是21世纪的第一场战争。”

9.9·11袭击后的美国（9）

在南草坪降落后，我的第一站就是椭圆形办公室。我读了一下讲话的草稿，并做了几处修改。之后，我进入到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这是冷战初期为应对重大袭击而修建的加固地下堡垒的一部分。中心24小时有军事人员保护，且备有充足的食物、水和电力，以保障总统及其家人长期使用。在紧急行动中心的中央，有一间带有一个大木桌的会议室——地下战情室。劳拉就在那里等我。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说话，而且在这个时刻，我们无须言语，她的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

我回到楼上，练习了一下我的讲话，然后进入了椭圆形办公室。

 “各位同胞，今天，一系列蓄谋已久、惨绝人寰的恐怖主义行径破坏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自由。”我开始说道，之后我描述了袭击者的凶残和反抗者的英勇。我继续说道：“我已经动用了我们所有的情报和执法资源，以确保找到凶手，并将其绳之以法。对于实施袭击的恐怖分子和庇护恐怖分子的人，我们将一并惩处。”

讲话最后，我引用了《诗篇》中的第23篇中的话：“即使我走过死亡之幽谷，我也无所畏惧，因为你们与我同在。”我觉得这篇讲话比我在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做的声明要好得多。但我也知道，仅仅团结全国人民是不够的，未来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讲话之后，我回到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我想要了解一下事态的最新进展以及第二天的应对计划。我和他们说，没有人会主动寻求或预计到这一使命的到来，但美国要应对这一挑战。我说道：“自由与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会议大约在晚10点结束。今天自从清晨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忙碌着。总统保卫处处长卡尔·特拉斯科特告诉我们，今晚我们将在总统紧急行动中心会议室外的一个小房间内过夜。那个房间里，靠墙有一个破旧的沙发和一个折叠床，看起来像是哈里·杜鲁门那时候放在那里的。我可以想象，要是在这里过夜的话，整夜都需要和这狭小的床垫和钢床架作斗争，注定无法睡安稳。我明天还有重大决策要做，需要好好休息才能保证清晰的思维。于是，我告诉卡尔：“我没法在这样的地方过夜。”

他也看出来我是不会让步的。“那回到住处去吧，”他说道，“有问题我们会随时保护您的。”

想睡着觉并不容易。我的头脑中不断地闪现出白天的一些景象：飞机撞击大楼，双子塔倒塌，五角大楼冒烟。我还想到了无数家庭现在所面临的悲痛，以及灾难中人们英勇的行为——被劫飞机的空乘冷静地呼叫监督员汇报机上状况，首批救生人员奋力扑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火焰。

在我正要睡着的时候，我看到卧室门前隐约有一个人。他喘着大气，喊道：“总统先生，总统先生，白宫受到攻击了！我们快走！”

我告诉劳拉我们得快一点儿，她都没有时间带上隐形眼镜，所以只能靠我带着她离开。我一手拉住她的睡袍领着她，另一只手牵着我们的苏格兰梗犬巴尼，并喊着我们的英国跳猎犬斯波特跟上。我当时光着脚，身上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裤和一件T恤衫。我们当时的模样真算是一景了。

特工们快速把我们带离住处，进入地下防空洞。我们进入隧道后，我听见了重重的关门声和增压锁的声音。之后，特工们带我们又穿过了一道门。“……嘶……”的声音再次出现。我们穿过最后一个走廊，绕过那些在门外的人员，进入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

几分钟以后，一名军人走进会议室。“总统先生，”他严肃地说道，“是我们自己的一架飞机。”原来是一架F-16沿波托马克河降落时发错了应答信号。这一天，是以早晨在高尔夫球场跑步开始，却以逃到地下堡垒，躲避可能对白宫的袭击结束。

10.9·11袭击后的美国（10）

9月12日，我醒来后，美国已经截然不同了。所有民用飞机均被禁飞，装甲车在华盛顿路面上巡视，五角大楼的一侧已经彻底被毁坏，纽约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双子塔已经不复存在。在我总统任期内，本计划将重心放在国内，现在已经转为战争。这种转变证明了命运的无常，一个总统所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有时根本无法预测。

整个美国的心态动摇了。家家户户都开始储备防毒面具和瓶装水，有人逃离城市，赶往农村，因为他们担心城市里的建筑再次成为袭击目标。那些在摩天大厦里工作的人们不敢再回去工作。在之后的几周甚至几个月里，很多人都不愿搭乘飞机。人们似乎都觉得还会有一次袭击。

敌人未曾露面，但美国却陷入恐慌，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本教科书告诉我如何让国家镇定下来。我靠的是直觉和自身的背景。在得克萨斯西部所培养的乐观让我在此刻怀有信心。偶尔，我会说话率直一些。比如我会说，对于本·拉登，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在这段难熬的日子里，周围的人给了我很大帮助。白宫的团队表现镇定，是我灵感的源泉。劳拉在后方不断地支持我，奉献着她的爱。我的弟弟马文和妹妹多萝两人也都住在华盛顿地区，他俩经常过来和我们一起吃饭。我的父母也一直在支持我。我的家人让我感到安慰，也使我的思路更加清晰。

我同样也从信仰和历史中汲取力量。通过阅读《圣经》，我寻找到了慰藉，亚伯拉罕·林肯称《圣经》是“上帝给予人类最好的礼物”。我很钦佩林肯在道德上心如明镜，坚如磐石。他曾说过：“自由与暴政之间的冲突只能通过战争来验证，胜者为王。”反恐战争亦是如此。

被袭之后，我随即提出三个目标。第一，不让恐怖分子再次得逞；第二，向全国和全世界表明，我们进入了一场新型的战争当中；第三，帮助受害地区恢复元气，确保恐怖分子无法成功打击我们的经济，分裂我们的社会。

9月12日，我照常在早上7点左右到达椭圆形办公室。那天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众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回电话，他们都纷纷致电表示慰问。我第一个电话回给了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托尼首先对我说，他当时“完全震惊”了，并且他会“百分之百”站在美国这一方，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他的声音非常坚定。我与布莱尔之间的友谊是最为紧密的，而这次对话使我们本已非常紧密的友谊进一步得到升华。之后几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时决策愈加困难，有些盟友动摇了，但托尼·布莱尔从未动摇。

每一个致电的国家领导人都表示了支持。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言简意赅：“我们与你们同在。”这一承诺确实得以兑现。劫机之后，很多美国飞机绕道飞行，造成数千名美国乘客滞留加拿大，但加拿大人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说他“哭得像个孩子，无法自已”，并承诺与我们合作。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均承诺将尽其所能提供援助。小泉纯一郎，珍珠港事件中袭击美国的国家的首相，称“9·11”事件“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的攻击，更是对自由与民主的攻击”。北约成立52年来，联盟成员国首次投票启用宪章第五条：袭击一国即是袭击所有国家。

反恐战争中，志愿者联盟正在形成，并且在当时，所有国家都希望加入进来。

11.9·11袭击后的美国（11）

回完电话后，我听了中情局的简报，并且在内阁室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乔治·特内特确认本·拉登对此事负责。拦截下的情报显示，基地组织成员在阿富汗东部正在相互庆祝。我也说得很清楚，这场战争与其他战争不同，我们面临的敌人不是一个国家，它没有首都，没有传统战场上的军队。击败敌人需要举全国之力，无论是搜集情报，冻结恐怖分子的银行账户，还是部署军队，均是如此。

这次会议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向媒体发言。我已经准备好将昨晚推迟宣布的消息公开。“昨天，针对我国的这一系列蓄谋已久、惨绝人寰的袭击已不仅仅是恐怖主义行为，”我说道，“这是战争行为。”

半小时后，我会见了国会两党领袖。我列出两大隐忧。一是自满，当然，在“9·11”痛楚仍然清晰的现在，这很难想象，但我知道，人们早晚会逐渐忘却。作为民众选举出的领袖，我们有责任关注这些威胁，坚持斗争，直至胜利。

第二个隐忧是对阿拉伯裔和信奉穆斯林的美国人的歧视。我已经听说有报道称，有人开始对貌似中东地区来的人进行口头骚扰。这让我想起在过去的战争时期，美国有过这方面不光彩的历史。“一战”期间，人们有反德情绪。极端情况下，有些德裔美国人还被监禁。“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支持将大量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诺曼·峰田就是其中一个，当时他只有１0岁。那天在内阁室中见到他，这就很好地提醒了我：政府有责任保持冷静，而且公开反对歧视。我计划访问一座清真寺，以传达这一信息。

国会议员们也非常团结，决心共同保卫国家。民主党多数党领袖、参议员汤姆·达施勒提出一条警告。他认为我应当谨慎使用“战争”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有着很强烈的暗示。我了解到了他所担心的事情，但我不认同他的观点。如果恐怖主义网络组织了四起连环袭击，并发誓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这还不算战争行为的话，那这算什么？违反外交礼仪？

在最后发言的几个人中，其中一个是罗伯特·伯德，他是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当时已经83岁高龄。他经历过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冷战结束以及无数其他的挑战。他犀利的言语激励了在场的所有人，“除去好莱坞和电视剧里的情节，”他说道，“现实中也有一群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并且信仰上帝……无敌之师随时听你调遣。”

12.9·11袭击后的美国（12）

9月12日下午晚些时候，我跨过波托马克来到了五角大楼，两地距离很近。五角大楼还在冒着烟，里面还有些未清理的尸体。唐·拉姆斯菲尔德和我到撞击地点走了走，并对工作人员的辛劳表示了感谢。当时，一群在屋顶的工作人员展开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表明他们绝不屈服，决心反抗，而这也正是整个美国最需要看到的。在那里，我见到的最后一批人是验尸人员。乔·哈京带着他们走了过来。在执行完这一最令人伤心的任务后，他们一身尘土。我向他们表达了感激之情，是他们使得这份工作变得高尚。

五角大楼一行让我坚信，我必须尽快赶赴纽约。乔·哈京告诉我，这个想法恐怕会有问题，特勤局还不确定纽约是否安全，高级团队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为总统出行做好准备，没有人知道世贸遗址现在状况如何。这些担忧都很合理，但我已下定决心，我要让纽约人民知道，他们不是在孤军奋战。对这次袭击，我和他们一样感同身受。要让他们了解到这一切，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他们面对面地交流。

周四上午，我决定宣布这一消息。阿里·弗莱舍建议我们邀请媒体到椭圆形办公室，以见证我与纽约州州长乔治·帕塔基和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的通话。我说道：“你们那里的人民以及你们所做的工作令我感到万分骄傲。”之后，我突然说道：“既然你们已经盛情邀请我到纽约，我接受，明天下午我将抵达纽约。”

通话后，我同意回答几个媒体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涉及航空系统安全，本·拉登的下落，以及我在国会中提出了什么要求。现场的最后一个问题来自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他问道：“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在祈祷什么，心中又在想着什么？”

在此前的两天，我都设法在公开场合压抑住自己的情绪。但是这个问题让我压抑的情绪释放了出来。我一直在想着特德·奥尔森极度忧伤的声音，想着验尸人员精疲力竭的工作场景，想着无辜死去的孩子，以及那些失去父亲或母亲的人。我心中积聚的哀伤一瞬间爆发。我眼含泪水，几度哽咽。我停下来，人们飞快按下照相机的快门。很快，我恢复了平静，把手放在坚毅书桌上，身体前倾。“我现在想的不是自己。我想的是那些家庭，那些孩子。我是个有爱心的人，但我同时肩负重任，我要履行自己肩上的责任。”

之后，劳拉和我到华盛顿医学中心去看望在五角大楼撞击中受伤的人们。有个人全身大部分都被烧伤了。我问他是否是陆战队队员，他立刻回答道：“不是，长官。我是特种兵，我的智商太高了，进不了陆战队。”在场的所有人——他的妻子、医生、劳拉和我——都大笑起来。这是喜悦之笑，受伤人员的勇敢与医生护士的爱心让我备受鼓舞。

当我们从医学中心返回的时候，安迪·卡德正在南草坪车道上等候我们。我还没来得及下车，他就拉开车门跳进了车里，对我说白宫里有爆炸威胁，特勤人员已经将副总统安置到其他地方，并且也希望我一同撤离。我让特工再去核查一下信息，并尽可能将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安全送出，但我要留下。我不会让敌人看到我再次匆忙逃离而在暗地里窃喜。之后，特勤部门扩大了保护白宫的安全范围，我们安然度过了这一天。睡觉之前，我心想：又一天过去了，没有恐怖袭击，感谢上帝。

13.9·11袭击后的美国（13）

 “9·11”事件中约有3000名无辜的男女老少被杀害了。我觉得全国应当共同悼念他们，所以我将周五（9月14日）定为全国祈祷和纪念日（National Day of Prayer and Remembrance）。我知道9月14日将会是痛苦且伤感的一天，但我没想到那一天会让我颇受启发。

早上7点刚过，安迪·卡德在椭圆形办公室向我做国家安全简报。中情局相信在美国还有更多基地组织成员，他们想用生物、化学和核武器袭击美国。如果说有什么行为能制造出比“9·11”更加残忍的结果的话，那么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恐怖袭击显然可以。

我让联邦调查局局长鲍伯·穆勒和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给我介绍一下对劫机者的调查状况。鲍伯告诉我，他们已经查出了大多数恐怖分子，了解到他们何时进入美国的，之前身在何处以及他们如何实施此次袭击的。这是一次让人印象深刻的调查，但这还远远不够。

我问道：“你们怎样防止下一次袭击呢？”他们有些不知所措了。我告诉鲍伯，我希望联邦调查局现在转入战时状态。我们要做的是阻止袭击的发生，而不是在其发生后进行调查。在会议结束时，鲍伯确认道：“防止袭击现在是我们的新使命。”在之后的几年中，他兑现了他的承诺，完成了联邦调查局百年历史中最根本的一次转变。

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深知反恐的意义。在与他通话之后，我召开了袭击发生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在我走进会议室时，他们给了我经久不息的掌声。我惊呆了，面对他们真心的支持，我竟一时语塞，两天中泪水第二次充满了我的眼眶。

在内阁会议前，我们先进行了祈祷。我让唐·拉姆斯菲尔德带领大家祷告。他发表了感人至深的讲话，怀念了袭击中的遇难者，并希望我们“用耐心来衡量对行动的渴望”。祈祷后片刻的寂静让我有时间平复情绪，也想一想之后要在国家大教堂发表的讲话。很显然，科林·鲍威尔在这段时间内也思考了很多，国务卿先生递给了我一张小条。

 “亲爱的总统先生，”他写道，“当我要做这样一个讲话的时候，我会避免使用让我感情失控的词汇，比如‘爸爸、妈妈’。”这一举动非常体贴周到。科林经历过战争，他了解我们心中的情绪，所以想安慰一下我。在我开始会议的时候，我举起了那张纸条，开了个玩笑：“告诉大家国务卿先生刚才和我说的什么吧……‘亲爱的总统先生，不要崩溃啊！’”

14.9·11袭击后的美国（14）

国家大教堂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屋顶有102英尺高，有着优雅的立柱和绚丽的彩绘玻璃。9月14日，教堂中座无虚席。前总统福特、卡特、老布什和克林顿均偕妻子出席。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国会议员，全体内阁成员，参谋长，最高法院大法官，外交使节和遇难者亲属均来到了大教堂。唯一缺席的是迪克·切尼，因为他在戴维营以保证政府的连续性，这也表明现在威胁仍未消退。

我让劳拉和卡伦·休斯帮我统筹此次活动，她们做得很好。发言人包括各个宗教的领袖：北美伊斯兰协会的伊玛目姆扎米尔·希迪基，犹太教拉比乔舒亚·哈伯曼、比利·葛培理，柜机主教西奥多·麦卡里克和牧师科尔比让·考德威尔。在仪式最后，该轮到我发言了。在我走上读经台时，我低声祈祷道：“主啊，让你的光芒照耀在我身上吧！”

在我上任的这段不算长的时间里，在大教堂的这次讲话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了。我之前告诉过讲稿撰写人迈克·格尔森、约翰·麦康奈尔和马修·斯库利，我这篇讲话想要实现三个目标：悼念逝去的生命，提醒人们我们还有仁爱的上帝，并表明袭击者将会被绳之以法。

 “我们怀着心中的悲痛聚集在这里，”我开始说道，“有太多人承受着巨大的损失。今天，我们举国哀痛。在上帝面前，我们为失踪和故去的人，以及爱他们的人祈祷……对逝去同胞的孩子、父母、配偶、亲属及朋友，我们送上最深切的同情。我向大家承诺，你们不是在孤军奋斗。”

我看了一下在场的人们。坐在我右侧的三名军人已经潸然泪下。我的首席特派人员夏丽蒂·华莱士也已经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下决心不让自己情绪失控。全场当中有一个方位是我不敢去看的：就是我的母亲、父亲和劳拉坐的地方。我继续说道：

如若没有这天之事，美国人尚未感受到历史的距离感。但现在，我们的责任已经明晰：应对袭击，消除邪恶。密谋、欺诈与谋杀的行径表明敌人已经向我们宣战。美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但一旦被激怒，则会全力反击。这场冲突开始的时间与方式是别人决定的，但结束的时间与方式则由我们来决定……

上帝的旨意并非永远是我们所期待的。在悲剧中，我们学到了这一点。但我们个人因痛苦而做的祈祷，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这宏伟的大教堂中，上帝均会知悉，听到并理解……上帝创造的世界是道德的世界，忧虑、悲剧和仇恨均不会长久，善良、回忆和仁爱才会永恒。生命之主将会保佑所有罹难和悼念亲人的人们。

我走回座位，坐在劳拉身旁。父亲凑了过来，轻轻捏了一下我的胳膊。有人说这一时刻象征着火炬从一代人传给了下一代人，我觉得这是一个了解战争挑战的父亲给儿子的安心一捏。我从他的做法和关爱中汲取了力量。在下一段旅程——访问受袭地点曼哈顿下城时，我需要这种力量。

15.9·11袭击后的美国（15）

在飞往纽约的途中，我们都很安静。我让科尔比让·考德威尔与我同行。我在电视上看到过撞击时的场景，了解到其造成的破坏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在这一旅途中，有一位朋友，一个心怀信仰的人和我一起，让我安心了许多。

纽约州州长帕塔基和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在新泽西麦圭尔空军基地迎接我的到来。他们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州长自从周二上午就开始没日没夜地工作，调配纽约州的资源，指挥军队进行救援。在9月11日，恐怕没有人比鲁道夫·朱利安尼更真真切切地看到那历史性的一刻了。他在正确的时间进行了反抗，表达了悲伤，并且始终在前线指挥救援。

我和乔治与鲁迪共同登上了直升机。在飞往目的地的过程中，飞行员飞过了世贸遗址。我的思绪一下回到了9月11日晚上乘坐直升机时的情景。五角大楼受到了损伤，但并没有被摧毁。可双子塔并非如此。它们完全消失了，那里除了一片废墟外已经别无他物，场面相当令人震惊。

但与在地面上看到的景象相比，在空中看到的景象简直不值一提。乔治、鲁迪和我前往拥堵的市郊。在我们刚开始驱车前往受袭击地点时，路边的一些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看起来像是一团大而无用的灰色物质，但当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群救援人员，从头到脚全都是灰。

我让司机停下了车。我走过去，和他们握手，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一直在日以继夜地工作。他们当中有的人流下了眼泪，泪水流到脸庞上，从灰土间辟出一条小路，就如同河水流过沙漠一般。他们流露的情感也预示了即将发生的事情。

在我们逐渐接近废墟地时，我感觉就像是正在经历一场噩梦。那里暗无天日，烟雾缭绕在天空中，掺杂着悬浮的残渣，仿佛搭建起了一座恐怖的灰色大幕。早晨下过雨之后，地上出现了一些水坑，还有一些救火时留下的水迹。我们穿过了这些水坑，听到一些当地官员的聊天内容：“这里就是原来大楼矗立的地方……那里是单位重新编组的地方。”我试图去听，但头脑中不断地闪现袭击的场景，以及组织袭击的人。他们造成的损害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

我们步行了几分钟后，乔治和鲁迪带我们到了一个深洞前。在那里，救援人员正在从碎石堆中寻找幸存者。如果说其他地方是一个噩梦的话，那这里简直就是地狱。它比我们头顶上的空气更加黑暗，除了滚滚的浓烟外，还有一堆一堆的碎玻璃和金属。

工作人员们看到我后，排起了队。我和他们每一个人都握了手。工作人员们的脸和衣服都已经肮脏不堪，眼中布满了血丝，声音也异常沙哑。他们现在的感觉就有如五味杂陈：悲伤，疲惫，担忧，憧憬，愤怒，荣耀。其中几个人小声地说道，“谢谢”，“上帝保佑你”，“我们为你感到骄傲”。我告诉他们，你们有坚强的后盾，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几分钟后，人们的情绪开始转变了。一名灰头土脸的消防队员告诉我，他们消防站牺牲了很多人。我试图安慰他，但这不是他想要的。他盯着我的眼睛，说道：“乔治，找到那些浑蛋，干掉他们。”直接称呼总统的名字并不常见，但对我来说没有关系，这种对话是我们个人之间的交流。

与这些工作人员相处的时间越长，越能发现人们更多原始的感受。对大多数人来说，我只是他们在电视上看过的一个面孔。他们并不认识我，未见我经受考验。他们想要确认我和他们有着同样的决心。一个人喊道：“不要让我失望！”另外一个人直接冲着我喊道：“不惜一切代价！”人们的复仇欲望显而易见，我完全可以理解。

安迪·卡德问我要不要对人们讲几句话，我觉得我应当说几句。那里没有讲台，没有麦克风，也没有讲稿。安迪指了指那里的一大片金属，我看了一眼卡尔·特拉斯科特特工，他点了点头，示意到那里是安全的。一个年长些的消防员正站在那上面，我伸出了手，他将我拉了上去，站在他旁边。这名消防员名叫鲍勃·贝克威思。

先遣队成员尼娜·毕晓普找到了一个手提式扩音器，让我用来向公众讲话，她把扩音器塞到了我手里。人们能够看到我在铁皮上面，而我后来得知，这堆铁皮是压坏了的一辆消防车。讲话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安慰群众。我告诉他们，美国诚心诚意地在为遇难者、救援者和他们的家庭祈祷。

有人喊道：“我们听不见你。”我回应道：“我能听见你！”人们欢呼了一下。我希望能够提振工作人员的士气，并表达国家的决心。突然之间，我知道该如何做了。“我能听见你们，世界其他地方也能听见你们，”我说道，这也引起了更响亮的欢呼，“很快，摧毁这两栋大楼的人也将听到我们！”人们沸腾了，他们释放出的能量是我从未感受过的，他们开始齐声高呼：“美国，美国，美国！”

16.9·11袭击后的美国（16）

在过去的很多年中，我在纽约度过了不少时光。但直到2001年9月14日，我才发现这个城市真正的魅力。在到访世贸遗址之后，我们来到了其北部三英里处的纽约商展中心。在西岸高速公路上，有无数的人在摇旗呐喊，我感到非常吃惊。“总统先生，我真不想告诉你，”鲁迪和我开起了玩笑，“这些人之前没有一个人投票选你。”

在商展中心，我走进了容纳来自全国各地救援人员的集结地。我和那里的消防人员和救援人员打了招呼，他们有人甚至来自俄亥俄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他们义无反顾地来到纽约做增援。我代表国家向他们表示了感谢，并督促他们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

大楼的停车场已经变成了一个聚集场所，大约有200名失踪的一线救援人员的家属聚集于此。他们有老有少，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嗷嗷待哺的婴儿。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活在同样的噩梦当中，上次见到或听到他们的至亲至爱是在世贸中心附近，而现在他们想要知道自己的亲人是否还活着。

我刚刚看到了双子塔的残骸，要是有人能从那里活着出来，那一定是奇迹了。但是他们的家人不愿放弃希望，我们共同祈祷，共同哭泣。很多人找我合影或索要签名，在这样一个悲痛的时刻，签名让我觉得很不合时宜，但我想尽我所能缓解他们的痛楚。我让每个家庭都告诉我一些他们失踪的亲人的信息，之后我会说：“那我签在这张卡片上吧，这样当你的爸爸（或妈妈、儿子、女儿）回家的时候，他们就会相信你真的见到总统了。”

在我走到最后一个角落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家庭围绕在一个坐着的女性旁边，于是我坐到她的旁边。她告诉我她叫阿琳·霍华德，她的儿子是港务部门的一名警官。9月11日他正好休息，但一听说发生了袭击，便自愿赶去帮忙。有人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是三天之前。当时，他奔向了浓浓的烟雾中。

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阿琳从她的包里掏出了一样东西。她伸出手，里面是一个金属物体。“这是我儿子的徽章，他的名字叫乔治·霍华德，请您记住他。”她一边说着，一边将徽章放到了我的手里。我向她保证，我会记住她的儿子。

17.9·11袭击后的美国（17）

阿琳给我徽章后，我又在总统职位上工作了2685天。每一天，我都将徽章随身携带。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数美国人恢复了正常的生活，这很自然，也是我想看到的。

这就意味着整个国家正在从悲痛中恢复过来，人们也觉得更安全了。在我记录下这些想法的时候，起火那天发生的事对于有些人来说已经成为了遥远的记忆。年轻的美国人对那天发生的事没有亲身体会。最终，“9·11”也会像“珍珠港被袭日”一样——成为日历上需要纪念的一个日子和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天，而不是心灵上的一块伤疤、继续战斗的一个理由。

对我来说，“9·11”那一周将永远意味着更多。我还记得五角大楼冒烟、双子塔着火的场景以及那一片破烂的铁板；我的耳中还隐约听到人们寻找幸存者时发出的呼喊，还有救援人员说的“不要让我失望！”和“要尽一切努力！”；我还能感受到孩子们的悲伤，被烧伤者的痛苦以及家破人亡给人们带来的折磨；我也仍然对消防员的勇敢、陌生人的热情和飞机上反抗乘客无比的勇气感到震撼。

 “9·11”重新定义了牺牲和责任这两个词，它也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意义。那一周的事情对于了解我的任期非常关键。之后我又做了那么多决策，很多都颇具争议，而且复杂。但是“9·11”之后，我发觉自己的责任清晰了。只要我在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美国发生的事情。我会倾尽心血去保卫国家，不惜一切代价。

18.监听恐怖分子电话

 “9·11”事件之后，我们不能再盲目飞行了。如果基地组织成员向美国打入或打出电话，我们当然要知道他们是打给谁，说了些什么。而且由于威胁十分紧迫，我们不能让自己困在申请法庭批准的程序之中。我让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和司法部去研究我能否授权国家安全局，在没有获得《外国情报监视法案》法院授权的情况下，监控基地组织打入和打出美国的通话。

两个部门都告诉我可以这样做。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战时对敌人进行监控，符合国会战争决议以及宪法赋予总统为战时总司令的权力。内战期间，亚伯拉罕·林肯就曾给电报机安装窃听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伍德罗·威尔逊就要求监听几乎所有进出美国的电话和电报信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允许军队查阅和审查所有通信。

在我批准《恐怖分子监视计划》（Terrorist Surveillance Program）之前，我想确保能够防止权力滥用。我根本不希望把国家安全局变成肆无忌惮的监听机构。我知道肯尼迪兄弟和埃德加·胡佛非法窃听了很多无辜者的对话，其中还包括马丁·路德·金。林登·约翰逊延续了这种做法。我想这是我们历史上让人感到悲哀的一段，我不想重演这段历史。

2001年10月4日的早上，迈克·海登和法律团队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他们向我保证《恐怖分子监视计划》是经过仔细设计的，以保护无辜者的公民自由。此项计划的目的是要监控所谓的问题号码，因为情报人员有理由相信这些号码属于基地组织成员。这些号码很多来自在战场上被捕的恐怖分子的手机或是电脑。如果我们无意中拦截了任何单纯的民间通话，这种侵权行为将报告给司法部进行调查。为了保证这一计划只在必要时进行，我们必须定期对计划进行重新评估和重新批准。

我下令推进这一计划。我们考虑拿到国会进行立法，但是对于此项目，接触过高机密简报的两党重要议员均认为监视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对此项目进行立法辩论，我们的方法就会暴露给敌人。

我知道《恐怖分子监视计划》迟早有一天会引发争议，但我仍然觉得有必要进行这个计划。世贸中心残留的瓦砾仍有暗火在闷烧。每天早晨，我都会接到情报信息，报告可能发生的又一起袭击。要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监控恐怖分子与美国境内的通话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