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太太的告白国语:小布什亲笔自传：抉择时刻 （3）

小布什亲笔自传：抉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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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治·沃克·布什        分类：军政界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定价：48元

 （3）

抉择时刻 第三部分

我知道如此敏感和具有争议性的审讯计划迟早有一天会公之于众。一旦如此，我们就会公开面对人们认为美国政府牺牲了道德价值观的指责。我当然更希望我们能以其他的方式获取信息，但是现实的状况就是要我们在国家安全和价值观之间作出选择。如果我没有授权对基地组织的高级领导人施用水刑，那我就不得不接受一个更大的风险，即国家可能遭遇袭击。鉴于“9·11”事件的教训，我不愿承担这个风险。作为总统，我最为庄严的职责就是保卫国家。因此，我批准使用这些审讯技巧。

19.批准用水刑

依照我的指令，司法部和中情局的律师也进行了详细的法律评估。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加强的审讯计划符合宪法及其所有适用法律的规定，包括那些禁止虐囚的法律。

我看了一下那些审讯技巧。尽管其中有两项技巧也是合法的，我还是觉得它们太过分了。我下令要求中情局不要使用这些技巧。另一项技巧是水刑，这是个模拟溺水的行刑过程。毫无疑问，这是个让人很痛苦的过程。但是医疗人员向中情局保证，这不会造成持久的伤害。

我知道如此敏感和具有争议性的审讯计划迟早有一天会公之于众。一旦如此，我们就会公开面对人们认为美国政府牺牲了道德价值观的指责。我当然更希望我们能以其他的方式获取信息，但是现实的状况就是要我们在国家安全和价值观之间作出选择。如果我没有授权对基地组织的高级领导人施用水刑，那我就不得不接受一个更大的风险，即国家可能遭遇袭击。鉴于“9·11”事件的教训，我不愿承担这个风险。作为总统，我最为庄严的职责就是保卫国家。因此，我批准使用这些审讯技巧。

新的审讯技巧被证实是非常有效的。祖巴耶达赫透露了大量有关基地组织架构和行动的信息。他还提供线索帮助我们找到拉姆齐·本·希布赫的藏身之处，该人是“9·11”袭击后勤方面的策划者。巴基斯坦警方在“9·11”事件发生一周年时抓到了他。

祖巴耶达赫后来告诉审讯人员为什么他又重新开始回答问题。根据他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他在达到一定的忍耐限度之前，不得不对抗审讯。而水刑这一技巧让他到了忍耐的极限，他尽到了宗教义务，然后开始合作。他说：“你必须为所有的兄弟这么做。”

乔治·特内问我是否准许他对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使用加强的审讯技巧，包括水刑。我想起和丹尼尔·珀尔的遗孀见面时的场景。当丹尼尔遇害时，他的妻子怀有身孕，是个男孩。我想起基地组织发动的“9·11”袭击夺去了无辜家庭中2973人的性命。我还想起自己有责任保护国家免受另一起恐怖袭击。

我说：“当然准许！”

中情局的审讯计划挽救了大量生命。如果我们能再多抓几名可以提供有价值情报的基地组织成员，我也同样会用这个计划审讯他们。

20.出兵阿富汗：总统的演讲

 “9·11”事件之后不久，可靠稳重的白宫发言人丹尼·哈斯特（Denny Hastert）曾经建议我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就像珍珠港事件之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所做的那样。我赞赏这个提议，但是要等到我确实有意见要表达的时候再说。现在我有话要讲，我们把演说日期定在了9月20日。

我知道美国人有很多问题：谁在袭击我们？他们为何仇视我们？战争将会是什么样？公民们的一般期望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构成我这次演说的提纲。

我决定邀请一位特别来宾加入我的演说，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我前往国会山的几小时之前，托尼到达白宫用餐。我把他拉到贵宾楼层（State Floor）一个安静的角落，给他一份有关战争计划的最新信息，其中就有我关于派遣地面部队的决定。他重申，英国将和我们站在同一战线。美国在２0世纪战争中最亲密的盟友，在新世纪第一场战争中，仍然和我们站在一起。

马上就要发表演说的时候，托尼说：“你看上去连最起码的紧张感都没有，乔治，你难道不需要一点时间独处吗？”在他提到之前，我没有考虑过这一点。我不需要独处。为了做出谨慎的决策，我已经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当然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不过，我依然感激朋友们的陪伴。

国会的气氛跟9月14日的国家大教堂曾经的气氯大不一样，这里混杂着躁动、愤怒和轻蔑。我后来才知道，有8200多万人在电视机前收看了演说，这也是美国历史上观众最多的一次总统演说。

 “在正常的情况下，总统来到这里，是向美国人民报告国家的发展情况，”我这样开始演说，“今晚，没有任何这样做的必要了，所有美国人民都已看清形势。……我亲爱的美国同胞们，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国家的一举一动，我们知道，美国是坚强的。”

我就那些问题和答案一一解释：恐怖分子的特征，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我们即将开始的新一种战争。“我们的回应将远远不止迅速反击和相互孤立进攻，”我说道，“美国人不应该指望只发生一场战斗，而是一场长期战争，这场战争和我们见识过的都完全不同。它将包含从电视上能看到的戏剧般的攻势，以及隐秘的、即使成功也不会有人知道的地下行动。……世界各地的所有国家，现在都要做出抉择：是与美国为友还是与恐怖分子为伍。”

我对塔利班下达了最后通牒：“他们必须交出所有窝藏的恐怖分子，不然就和恐怖分子一起接受被毁灭的命运。”我们不奢望塔利班的领导人能够注意到这些声明，但是向全世界暴露他们的妄自尊大，将增加我们发动军事进攻的合理性。当我做最后总结的时候，我说：（在）我们的悲痛和愤怒中，我们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和时机。……为了这项事业，我们将用自己的努力和信心联合全世界。我们永不疲倦，我们永不犹豫，我们也绝不会失败。

21.和普京的初次会面

汤米需要帮助的，是得到阿富汗邻国的支持。没有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后勤方面的合作，我们就无法把部队派到阿富汗。我不认识这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首脑们。不过俄罗斯对这些国家仍然保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我认识弗拉基米尔·普京。

普京和我初次见面，是在斯洛文尼亚的一座宫殿里，那里曾属于一个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在那次峰会上，我的目标是消除一切紧张状态，建立起和普京的牢固联系。我把个人层面的外交手段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了解其他国家首脑的性格特征和其所重视的问题，会让我更容易找到彼此的共同点，或者就容易产生分歧的领域进行交流。这是我从父亲身上学到的一课，他是个人外交技巧的伟大开创者之一。另外一位则是亚伯拉罕·林肯。“如果你想为自己的事业赢得一位支持者，”林肯曾说过，“只要让他相信你是他的朋友就行。”

与普京的会谈开始于一次小型会见，只有弗拉基米尔和我，我们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几个翻译。他看上去有些紧张。他照着一叠整齐的卡片对我说话，以此作为开场白。第一个议题，是苏联时期遗留的俄罗斯联邦债务问题。

几分钟后，我用一个问题打断了他的演讲：“您母亲真的给过您一个在耶路撒冷祈福过的十字架吗？”

当翻译彼得用俄语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普京脸上闪过一丝惊诧。我解释说，这个故事是我在做一些背景阅读的时候注意到的——我当然没告诉他，我阅读的是情报简报——而且我很希望再知道一些细节。普京很快回复平静，开始给我讲这个故事。他的表情和语调都变得很柔和，他讲道，在他把十字架挂在他的郊外别墅之后，那里就发生了火灾。消防队员赶到时，他告诉他们，自己唯一在乎的就是那个十字架。他戏剧性地再现了当一位消防员展开双手，向他展示十字架的瞬间。他说，那时“简直就是命中注定”。

 “弗拉基米尔，”我说，“那么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一个关于命中注定的故事。”我感到紧张气氛从会议室中消散了。

会见之后，一个记者问我，普京“是否是一个美国可以信任的人”。我说他是。我想起普京对我讲述十字架的故事之时，他声音中所带的感情。“我直视他的眼睛，”我说，“……我能对他的心灵作出判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普京会给我很多理由来完善我对他的看法。

斯洛文尼亚会见以后三个月，普京正是“9·11”事件发生之后第一个给白宫打来电话的外国首脑。他不能联系到正在空军一号上的我，所以康迪通过总统紧急行动中心和他通话。他向她保证，俄罗斯不会像苏联在冷战期间一样，条件反射似的加强战备水平作为对美国将战备等级（DefCon）提高到3级的回应。当我在隔天跟弗拉基米尔通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已经签署了一项命令，宣布用一分钟默哀表示和美国的团结一致。在谈话末尾，他说：“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我要您明白，在这次斗争中，我们处在同一战线。”

9月22日，我从戴维营给普京打电话。在这次冗长的周六上午对谈中，他同意对美军开放俄国领空，并且要用他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影响力，帮助我们的部队进入阿富汗。他甚至命令俄国将军们，向他们的美国同行做一个关于８０年代苏联进入阿富汗所获经验的简报。

这是一次神奇的谈话。我告诉普京，他能主动从过去那些相互猜忌中走出来，让我感激不尽。很快，我们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就达成了一致。

1.萨达姆，萨达姆

萨达姆不只同情恐怖分子。他为巴勒斯坦自杀式人弹家属提供酬金，为阿布·尼达尔、阿布·阿巴斯之流的恐怖分子提供庇护。尼达尔领导了对以色列航空公司设在罗马和维也纳的柜台的袭击，造成19人身亡；阿巴斯劫持了一艘意大利邮轮“阿奇利·罗拉”号，杀害了船上一名坐着轮椅的美籍老人。

达姆·侯赛因不仅是美国的宿敌。他向我们的飞机开火，发表声明赞扬“9·11”事件，还曾试图暗杀一位前总统，也就是我的父亲。

萨达姆·侯赛因不止于仅仅威胁他的邻居们。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他先后侵略了两个邻国，伊朗和科威特。

萨达姆·侯赛因不只无视国际社会一致要求。自从海湾战争开始，他就公开藐视联合国的16项决议。

萨达姆·侯赛因不只是残酷压迫人民。他和自己的党羽们折磨无辜者，在政见不同者的家人面前羞辱他们，用酸性药剂对反对者施以酷刑，把好几万人埋进万人坑。2000年，萨达姆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任何批评总统或总统家属的人，都必须被割掉舌头。当年晚些时候，伊拉克一位妇产科医生被判犯了卖淫罪，并被斩首。这位妇女真正的罪行，却是对伊拉克卫生部门的腐败直言不讳。

萨达姆·侯赛因不仅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还使用过这些武器。他对伊朗人使用过芥子气和VX神经毒气；1988年，他在库尔德族聚居的哈莱卜杰村使用化学武器，杀害了5000多名无辜平民。没人知道萨达姆把拥有的生化武器储备用做何处，尤其是他把核查小组驱逐出本国之后。不过只要重新审视一下已知信息，基本上所有国家的情报部门都能得出一个相同结论：萨达姆的军火库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他有能力生产更多。一份情报简报对这一问题做出如下总结：“1998年核查结束之后，萨达姆一直在继续试制化学武器，鼓励发展导弹计划，增加对生物武器的投入。同时，他已开始在核武器领域进行尝试。”

早在“9·11”事件发生之前，萨达姆就是美国政府必须解决的麻烦。“9·11”事件之后，透过满目疮痍的景象，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当时我看到的，仅仅是19个手拿裁纸刀的狂热分子造成的破坏——如果一个敌对政权的独裁者把核武器交给恐怖分子会是什么样？每一天，都有新的威胁迹象流入白宫，其中包括生化武器或者核武器的可能威胁——这种令人震惊的猜测很有可能就是事实。信任一个独裁者对铁证的否认，无视他对全世界的藐视言辞，风险实在太高了。“9·11”事件带来的教训是，若我们束手等待危险彻底到来，它肯定来得很快。我做出了一个决策：我们要勇敢面对来自伊拉克的种种威胁。

2.托尼·布莱尔：最亲密的伙伴和最好的朋友

2001年2月，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偕同夫人切丽来到戴维营，同我和劳拉见面。为了表达美英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托尼是我们邀请的第一位外国首脑。

我不知道同托尼的会面能发展出什么结果。我知道他是个左翼工党首相，也是比尔·克林顿的亲密朋友。很快，我发现他坦率、友好又易于合作。托尼和切丽没有带来任何不快感受。晚餐后，我们准备看个电影。他们同意看罗伯特·德尼罗和本·斯蒂勒主演的《拜见岳父大人》（Meet the Parents），这让劳拉和我确信，我们同布莱尔夫妇会相处得不错。

托尼和我谈论了当时的重大问题。他向我介绍了欧洲的政治局势。我们谈论了一些共同目标，比如扩大自由贸易，缓解非洲遭受的苦难，处理在圣地（Holy Land）发生的暴力问题。我们并未谈太多的社会问题，这方面留给了我和切丽探讨。

2001年夏天，布莱尔夫妇邀请我和劳拉前往契克斯（Chequers）做客，那里是一处有传奇色彩的英国首相乡间别墅。契克斯占地很大，到处吱吱作响，带着浓郁乡间气息，里面摆有舒适的家具，挂着历任首相的肖像。布莱尔夫妇没发出什么正式邀请，而是摆了一桌亲切的家庭宴席，还带着他们的四个孩子——包括只有14个月的小里奥。

交往越是频繁，我就越尊重托尼。多年来，他成为我在国际舞台上最亲密的伙伴和最好的朋友。在我的任期中，他因为会议造访美国30多次。劳拉和我曾在北爱尔兰、苏格兰和伦敦同他见面。2003年11月，托尼和切丽邀请我们去他们在特里姆登·克利尔利的家，那是一个位于乡村的老矿区。在维多利亚风格的红砖小屋里，他们给我们端来一杯茶，还带我们去一家名叫“褐奶牛酒馆”（Dun Cow Inn）的乡村酒吧。

托尼幽默又不失尖锐。在我们的首次会晤结束后，一位英国记者问到我们有什么共同点。我打趣说：“我们都用高露洁牙膏。”托尼还以颜色，说：“他们马上就要好奇你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了，乔治。”2003年，当他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时，提到了1812年战争，那次战争中英军烧掉了白宫。“我知道现在说这些为时已晚，”他说，“但是……真是对不住。”

不同于很多政客，托尼是个站在战略层面思考的人，他经常能看到地平线以下的事物。我逐渐感觉到，他和我对自由的力量拥有共同的信念，我们都认为自由有巨大的变革力量。在我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月，我荣幸地为他颁发总统自由勋章，他是为数不多得到此项荣誉的外国首脑之一。在仪式上，我还为被我称作“铁人”的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和无畏的哥伦比亚领袖阿尔韦罗·乌里韦总统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

最重要的是，托尼·布莱尔有勇气。没有什么比他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行动更能清楚显示这一点。托尼和我都认为，“9·11”事件后萨达姆对全世界的威胁是不能容忍的。英国同样是极端主义者的目标，他们也广泛搜集有关于萨达姆的情报，能从自身角度理解萨达姆引发的危机——萨达姆也在向英国飞行员们开火。

3.我没有找到那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萨达姆没有对我们的军队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我感到紧张情绪有所缓解。攻占巴格达以后，当我们没有发现这种武器的库存，我又感到很惊讶。整个夏天过去了，一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没找到，我开始紧张起来。各种媒体经常问这样的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哪呢？”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军方和情报部门向我保证他们在不断寻找。他们搜查了萨达姆在海湾战争中使用过的隐蔽设施，将搜集到的情报传达给行动末端。有一次，中情局听说在幼发拉底河的一座桥下发现了一个大罐子。海军蛙人前往现场，但是一无所获。一位阿联酋的高级官员带来一张地下隧道的地图，他认为萨达姆把军火藏在了这些隧道里。我们挖地三尺，什么都没发现。

乔治·特内任用戴维·凯领导一个新的搜索小组，后者是1991年联合国在伊拉克的首席武器核查员。凯在伊拉克全境展开了细致搜查，发现了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萨达姆欺骗了全世界并违反了联合国第1441号决议。“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持续了二十年以上，动用了几千人和数十亿美元，即使在‘自由伊拉克行动’结束之后，也被精心隐藏在安全的欺骗性的措施之下。”2003年，他在国会讲话中这样说。但是凯没有找到每个人都认为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左翼组织喊出一个新口号：“布什撒谎，人民死亡。”这个指控完全不合乎逻辑。如果我想引导这个国家误入战争，为什么要发表一个在进攻之后很快就会被公众证明是谎言的论断？这个指控也是不诚实的。一些原先的政府成员，像约翰·克里、约翰·爱德华兹和大多数国会议员，再加上全世界所有的情报机构，他们都和我读到了一样的情报，从而得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论。没人说谎，只是我们全都判断错了。萨达姆没有储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能改变他是一个巨大威胁的事实。2004年1月戴维·凯表示：“伊拉克是迫在眉睫的威胁，这在当时是合理的结论。……同我们在战前所设想的伊拉克相比，我们在搜查中发现的东西，使我们认识到，这个国家是一个更具潜在危险性的地方。”

不过，我明白未能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改变公众对于战争的看法。没有萨达姆的世界固然更加安全，但是我将美军送上战场所依据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虚假的。这是对我们的信誉——我的信誉——的巨大打击，几乎会动摇美国人民的信心。

我们没找到那些武器时，没人比我更震怒了。每次想到这件事，我就有一种恶心的感觉，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4.抓到萨达姆

12月13日，周日那天，唐·拉姆斯菲尔德打来电话。他刚同约翰·阿比扎伊德将军通话，后者在6月接替了刚刚退休的汤米·弗兰克斯。约翰是一位头脑清醒的黎巴嫩裔美国将军，他能讲阿拉伯语，非常了解中东。约翰认为我们已经抓到了萨达姆。在我们向全世界宣布这一消息之前，必须对此百分之百肯定。

第二天上午，康迪打电话回去确认这个消息。那就是萨达姆。他的纹身——手腕附近的3个蓝点，其部落的标志——泄露了自己的身份。我兴高采烈。抓获萨达姆对美军和美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这个消息也会让伊拉克人民的心理状态有所不同，很多人担心萨达姆会重新掌权。现在一切清楚了：独裁者的时代永远终结了。

几个月后，四个人来到白宫与我会面。他们是抓获萨达姆的三角洲部队成员。他们为我讲述抓捕经过。根据情报指引，他们来到萨达姆家乡提克里特附近的一个农场。在部队搜索这片土地时，其中一名士兵发现了一个地洞。他爬进洞，拉出来一个浑身脏兮兮、怒气冲冲的男人。

 “我的名字是萨达姆·侯赛因，”这个男人说，“我是伊拉克总统，我要求谈判！”

士兵说：“我带来了布什总统的问候。”

萨达姆随身携带了三样武器，其中之一是后来士兵们装在玻璃盒子里向我展示的手枪。我告诉他们，我会把这件礼物放在椭圆形办公室外面的私人书房里，以后它会被摆在我的总统图书馆里。这把手枪会提醒我，一个残忍的大独裁者，对无数的亡者和巨大的苦痛负有责任的大独裁者，在向我们的战士投降时，正蜷缩在一个洞里。

5.我要是能接住这破玩意儿就好了

飞机降落巴格达，我们乘直升机前往萨拉姆宫，6年前，这里属于萨达姆和他的残暴政权。我担任总统期间，参加过多次欢迎仪式，而这次，我与塔拉巴尼总统一同站在这个重获自由的广场，看着美国国旗升起，伊拉克国旗在一旁自由飘扬，听着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此情此景前所未有，令人万分感动。

我们从那里乘车前往首相官邸，马利基与我在那里签署了“驻军地位协议”和“战略框架协议”，最后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场人山人海，听众异常拥挤。一批伊拉克记者坐在我的左前方，我的右手边是国外赶来的采访记者以及外国驻地记者。马利基正在征求第一个问题时，伊拉克媒体区的一名男子突然站起，厉声大喊了几句，似乎是阿拉伯语，但肯定不是在问问题。随后，他挥起胳膊，朝我的方向扔东西。扔什么？一只鞋？

这一幕以慢动作在我脑海中回放。我感觉自己似乎变成了着名棒球选手特德·威廉斯（Ted Williams），他说每当投球飞来时，他都能看清球身上的纹理。一只皮鞋向我飞旋而来，我似乎也看见了上面的花纹。我马上低头躲开。这家伙身手敏捷，说时迟那时快，他又扔来一只。这只飞得没上一只快，我轻轻把头转开，鞋子从我头上飞跃而过。我要是能接住这破玩意儿就好了。

人群顿时一片混乱，人们在大叫，安保人员也在紧急行动。

我此刻的念头，与那时我在佛罗里达州的那间教室里一样，当时“9·11”袭击正在发生，我越慌乱越不镇定，袭击者就越得逞。

我向我的特勤队长挥手示意，让他停下。我可不想让一群人簇拥着我离开记者招待会现场的画面被拍摄记录下来。我瞥了眼马利基，他看起来被吓到了。伊拉克记者们感觉很丢脸、很生气。有个人一边难过地摇头，一边道歉。我举手示意，叫大家都平静下来。

 “你们想知道详情吗？他扔的鞋子是10码的。”我说道。扔鞋的家伙是想破坏这次活动，我把大事化小，这样他的目的就无法得逞。

被一位记者扔了鞋，这算是我非同寻常的经历之一。

6.胡锦涛沉着稳重，精于分析

胡锦涛上任时，我决心与他也建立紧密关系。胡锦涛比其前任江泽民年轻16岁，他沉着稳重，精于分析。与许多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一样，他也是工程师教育出身。一次在白宫东厅的午宴中，我向他提了一个我经常向各国领导人提起的问题：“有哪些事情会让你夜不能寐呢？”

我告诉他，我担心会有再一次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而彻夜难眠。他马上回答说，他最牵挂的是每年要创造25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我非常喜欢他的回答，这个答案很坦诚。这表明他担心那些不满下岗群众的影响。这个答案也说明了中国政府对诸如伊朗和非洲那样资源富饶地区的政策。这也表明他是一个很实在的领导，关注自己的国家本身，而不是一个会挑起他国麻烦的空想家。

北京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是我任期最后一年的亮点之一。我和夫人劳拉、女儿芭芭拉、弟弟马文和弟媳玛格丽特，以及我们的朋友罗兰（Roland）、洛伊丝·贝茨（Lois Betts）、布拉德·弗里曼（Brad Freeman）一同乘坐空军一号到达北京，与我母亲、父亲和妹妹多萝在那里碰面。父亲和我与雷德（Sandy Randt）大使一同参加了美国大使馆新馆的剪彩仪式。雷德大使8年来一直任职于北京。大使馆新馆与30年前父亲所执掌的小小外交办事处相比，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胡主席也表现出异常慷慨的姿态，为我们一行所有人在中南海举行午宴，这次布什家族的团聚堪称是空前绝后。

北京奥运会最终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并且趣味无穷。我们在水立方观看了男子游泳比赛，美国队东山再起，表现精彩绝伦，在自由式游泳接力赛中争夺金牌，并以微弱优势击败法国队。我也顺道去观看了沙滩排球队员的训练，这个精妙的组合包括两名成员：米丝蒂·梅-特雷纳（Misty May-Treanor）和克丽·沃尔什（Kerri Walsh）。我开玩笑地拍了一下米丝蒂后腰，结果引发了一个国际大新闻，其实按照传统，拍的位置应该更低一些的。在众所瞩目的中美篮球比赛运动员上场对战之前，我们去了队员更衣室。队员们非常亲切和善，令人钦佩。“嗨，老爹！” 球员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一看到我父亲进屋，就大喊了一声。

奥运会让世界有机会见证中国的魅力与创新。我希望这次奥运会也能让人民看到一幅更加宽广的景象：媒体独立、网络公开、言论自由。时间会告诉我们北京奥运会的长远影响。

7.普京机智，喜欢权力

普京和我都喜欢健身。普京很用功，定期游泳，还练习柔道。我们都是喜欢竞争的人。有一次普京来访戴维营，我给他看了我的苏格兰犬小巴尼（Barney），不过他对巴尼感觉一般。后来我访问俄罗斯时，普京问我想不想看看他的狗，库尼（Koni）。我说当然想。普京的别墅外面种着白桦树，我们正在树下的草坪上面走着，突然一只大大的黑色拉布拉多犬沿着草坪冲了过来。普京闪露出自豪的眼神，他说：“比巴尼更大、更壮、更快。”我后来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朋友，加拿大首相史蒂芬·哈珀。“你很幸运，普京只给你看了他的狗而已。”他回答说。

巴尼的故事对我很有启发。普京是个热爱祖国、骄傲自豪的人，他希望俄罗斯能再次拥有大国的姿态，并以此为目标，扩展俄罗斯的影响范围。他恫吓周边的民主国家，并切断东欧部分地区天然气供应，将能源作为经济武器。

普京也是个机智的人。普京支持希拉克和施罗德制衡美国的影响力，普京则说服他们保护他在俄罗斯的权力稳定以当做回报。在一次圣彼得堡8国集团峰会的宴会上，大多数领导都就民主纪录质疑普京，但希拉克没有这样做。他表示，普京把俄罗斯管得很好，但他怎么做到的，不关我们的事。不过比起施罗德的做法，希拉克的言论根本算不上什么。施罗德这位德国总理刚卸任不久，就成为了俄罗斯国有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集团旗下一家公司的主席。

普京喜欢权力，俄罗斯人民也喜欢他。依赖原油的巨大预算出现超支，没有对俄罗斯产生影响。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地位，亲自挑选接班人，然后又使自己获得任命，担任总理。

8.迎接奥巴马

大选6天后，我和当选总统奥巴马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奥巴马彬彬有礼，很有自信。他给我的感觉和8年前欢迎我入驻白宫的比尔·克林顿总统一样。我感觉到他正在被一种责任感包围。他向我询问了我如何安排一天，如何组织手下工作。我们讨论了外交政策，包括了美国和中国、沙特阿拉伯等重要国家的关系。我们也讨论了经济，其中包括了汽车公司面临的困难。

后半周，我和我的经济团队坐下召开了会议。“我告诉奥巴马我不会让汽车行业倒闭，”我说，“我不会把这个烂摊子留给他。”

10点刚过，巴拉克和米歇尔·奥巴马就到了白宫北门廊。劳拉和我邀请他们到蓝厅喝了杯咖啡，就像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8年前招待我们一样。奥巴马夫妇心情很好，很期待今后的旅程。与此同时，在战情室，我们双方的国土安全助理监视着一个针对就职典礼的恐怖主义威胁。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还有很多邪恶的人想要伤害美国，不在乎谁是总统。

在国会大厦，劳拉和我为就职典礼坐下。我赞叹政权的和平过渡，这是我们定义民主的特征之一。观众都被宣誓就职所吸引。巴拉克·奥巴马在竞选中宣传希望，他也将希望给予了很多美国人。

金融危机是如何发生的

2011年07月28日15:57 新浪读书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174941_119984.html

“总统先生，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金融危机。”

这令人担心的话语出自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之口，他是美联储主席，性格平和，正面对着我坐在罗斯福厅中。在过去的两周里，政府已经接管了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个大型房产机构。雷曼兄弟提交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破产申请。美林证券被迫出售。美联储借款850亿美元试图拯救美国国际集团(AIG)。现在美联银行和华盛顿互惠银行也濒临倒闭。

金融机构如此动荡，使得信贷市场紧缩。消费者无法为房屋和汽车得到贷款。小企业无法贷款维持运作。股票市场也经历了“9·11”开市第一天以来的最大跌幅。

我们所坐的上方的油画上画着在马背上驯马的西奥多·罗斯福,我们都知道美国正在面对几十年来最严峻的经济挑战。

我转向我金融团队的驯马人——财政部长汉克· 保尔森,他是一个在国际金融方面有几十年经验的天生的领袖。

“情况非常的严重。”汉克说。他和金融团队向我汇报了控制危机的三个措施。第一，财政部要为货币市场的共同基金提供35万亿美元的担保，这些基金面临着挤兑的危险。第二，美联储要开展项目，为商业票据解冻市场，商业票据是全国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第三，证券交易委员会将出台规定暂时禁止金融股票卖空。“这些举措都很夸张，”汉克说，“但是美国的金融系统现在岌岌可危。”

他甚至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提议。“我们需要更大的权力来购买抵押贷款证券。”他说。这些复杂的金融资产在房市泡沫破灭时已经失去了价值，影响到全世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汉克建议我们要求国会拿出几万亿，购买问题资产，恢复人们对于银行系统的信心。

“这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吗？”我问道。

“是的。”本回答。“就金融系统而言，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后再也没有看到这样的状况，而且这个情况可能变得更糟。”

他的回答使我所面临的抉择变得很清晰：我作为总统，要眼看着让这场可能比大萧条还要糟糕的经济灾难发生吗？

局面到了这般田地，让我非常愤怒。一小部分人（多数在华尔街工作，部分不是）打赌房市会永久繁荣。房市并没能这样。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自由市场会做出选择，这群人会失败。他们失败我会很高兴。

但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环境。市场已经停止运作。就像本解释的那样，如果不作为，后果不堪设想。用美国人民的钱财来阻止这场并不是他们导致的灾难是不公平的，而更不公平的是无所作为，让美国人民承受后果。

“行动起来。”我说道，完全赞同保尔森的计划。“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结束了会议，穿过走廊走进椭圆形办公室。乔希·博尔滕，高级顾问埃德·吉莱斯皮以及才华横溢，工作高效的新闻秘书达娜·佩里诺(Dana Perino)跟着我走进办公室。本做的那个历史性的对比还在我的耳边回荡。

“如果我们真的面临着又一次大萧条，”我说，“你看着吧，我将成为罗斯福，而不是胡佛。”

华尔街的人喝醉了，可宿醉的却是我们

2001年9月11日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它同样改变了联邦预算。2001年初的盈余的预测是基于强劲的经济增长。科技泡沫的破灭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使得我们对盈余的预期降低了许多。恐怖袭击造成的经济损失使得预期继续下降。2001年11月，米奇·丹尼尔斯（Mitch Daniels），来自印第安纳州的鹰派财政专家，也是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出色领导，交给我的官方报告称：10个月内，所谓的盈余消失得无影无踪。

很多年来，我都听闻各党派的政客说我把接手来的盈余挥霍一空。这种说法我一直觉得毫无道理。盈余本身就是一个假象，原因是大家错误地以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还会继续。经济衰退和“9·11”的打击，让盈余所剩无几。

2002年底，经济衰退理论上结束了，但是经济增长仍然疲软。2003年1月初，我号召国会加速2001年开始却还没有完全生效的减税计划，并通过进一步减税的法案，鼓励企业投资并创造就业。

2001年减税的通过得到了两党多数的支持（2002年针对小企业的小幅减税也是一样），2003年的减税却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左翼谴责这个计划是“为富人减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布什的减税计划在完全执行时，其实增加了最富裕的美国人在所得税上的负担。

前1%的纳税人所缴税款的比例从上升到了，而后50%的纳税人的缴税比例从下降到。

其他人反对减税是因为它会增加赤字。减税的确在短期内会使得赤字增加。但是我认为减税，特别是针对资本收益和股息上的减税会刺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收，加上开支方面的控制，会帮助减少赤字。

减税法案在参议院以231票对200票通过。在参议院，票数在50票上陷入僵局。迪克·切尼前往国会大厦以宪法赋予他的参议院议长身份投票打破了这一僵局。幸运的是，他投了赞成票。他开玩笑说，自己作为副总统并没有怎么投过票，但是他每次投票，都投给了赢的那方。

2003年5月底，我签署减税法案生效。9月时，经济恢复，开始再度创造就业，而且持续了46个月没有间断。在6月，失业率达到最高值63%，之后的6个月里，失业率连续5个月下降，我在任期间的平均失业率是53%，比20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平均失业率都要低。有些人说经济在减税之后恢复是一个巧合。我不这么认为。

在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也牢记美国还是有赤字的。我很重视自己作为一个良好的财政管理员的工作。我的4位预算主管也是一样：米奇·丹尼尔斯，乔希·博尔滕，罗布·波特曼(Rob Portman)和吉姆·尼塞尔(Jim Nussel)。作为一个执政期间经历战争的总统，我告诉4位主管我有两个最重要的任务：保护国土和支持我们的军队，无论是正在战斗的还是退伍的军人。除了这些以外，我们提交的预算计划在我在任期间每年减少自由开支。

我和国会紧密合作，以达成我的开支目标——这个被我称做“馅饼”的总体框架。我并不是一直赞同国会分馅饼的方式。我反对在开支项目中加入专项拨款。但是我没有办法反对开支项目中的政治分肥。我只能要么完全接受议案，要么完全反对。只要国会能达到我的最低要求（ 事实是后来年复一年他们也做到了），我觉得我就应该做好自己的工作，签署那些议案。

结果是，这些议案成为了激烈辩论的焦点。左翼有部分人抱怨说减税增加了赤字。右翼的一些人则说我不应该签署花费巨大的联邦医疗保险处方药计划。讨论这些政策抉择是合理的，但是这里有一些事实：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收增加，加上预算紧缩，使得赤字从2004年的占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到2006年的，2007年下降到。

在我执政期间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为,低于50年平均水平。我在任期间开支、赋税、赤字和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低于过去30年的平均水平——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低于前任总统们执政期间的平均水平。除了两次经济衰退，历史上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两场战争带来的影响之外，我们的财政记录还是非常棒的。

预算比较表

开支占GDP 税收占GDP 赤字占GDP 债务占GDP 里根(1981年～1989年) 老布什（1989年～1992年） 4 克林顿（1993年～2000年） 小布什（2001年～2008年） 注:债务占GDP的比值是每个日历年年末衡量的平均值。平均支出、赋税、赤字根据财政年度计算，财政年度每年结束于9月30日。所以，计算4或8个财政年度的平均值时不会考虑到总统在为最后3个月20天内出台政策带来的效果。如果把财政年度2009年的数字算入我的平均值，那么数字为：支出=20%，赋税=175%，赤字=27%。这将包括国会预算办公室2009年1月计划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以及初步汽车借款的开支。这些数据夸大了额外开支，因为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多数欠款都是可以收回的。

与此同时，我知道我将留下一个严重的长期财政问题：权益开支不可持续增长，将成为未来联邦债务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努力推动改革社保和联邦医疗保险的融资结构，但是民主党反对我的努力，且共和党的支持也并不是非常多。

部分问题在于，我在位期间，似乎财政危机离立法部门很远。2008年初，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到2023年美国的债务才可能超过国民生产总值60%以上。但是因为金融危机，以及我卸任以后政府的一些决策，2010底美国的债务即将达到这个水平。一场很多人认为遥遥无期的财政危机现在已经迫在眉睫。

“华尔街的人喝醉了，可宿醉的却是我们。”

房地美和房利美（1）

我在任最后一年的开始和上任第一年一样，都很担心泡沫的破灭和如何推进减税的问题。

2007年中期，房屋价格跌至13年最低。无法偿还抵押贷款的房屋所有人数量不断增加，金融公司减记了价值几十亿的抵押贷款相关资产。当时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埃迪·拉齐尔（Eddie Lazear）是一名头脑聪明，受人尊敬的斯坦福教授，他汇报说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他以及经济团队都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及时减税控制影响。

2008年1月，我派汉克·保尔森去和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以及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翰·博纳就一项法案进行谈判。他们提出了一个计划，为企业在税务方面提供暂时的激励措施，以创造就业，并且立即给美国家庭退税，促进消费支出。一个月内，宪法通过，得到了两党的广泛支持。5月时，每户人家都收到了1200美元的退税。

一些现象展示了经济的韧性。经济增长报告带来了好消息，失业率49%，出口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通货膨胀也得到了控制。我当时希望能够躲过这次经济衰退。

我错了。经济基础变得薄弱，卡片搭成的房子就要倒塌了。

3月13日，一个周四的下午，我们得知贝尔斯登这个美国最大的投行之一面临流动性危机。和华尔街上的其他机构一样，贝尔斯登内部杠杆率很高。资本中的每1美元，都被用来借款30美元进行投资，多数还投在了抵押债券上。当房市泡沫破裂时，贝尔斯登暴露了出来,投资者纷纷撤走了自己的账户。与米德兰第一国家银行的挤兑不同的是，人们没有拿着纸袋。

这突如其来的危机让我很惊讶。我关注的一直都是比较寻常的经济问题，例如就业和通货膨胀。我以为所有的大型信贷问题都能被监管者和评级机构发现。毕竟，我通过签署《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加强了金融监管，以应对安然财务欺诈和其他的公司丑闻。即便如此，贝尔斯登差劲的投资决定使得公司命悬一线。这件事情上，问题并不是缺少政府的监管，而是贝尔斯登高层缺乏判断能力。

我第一反应是不救贝尔斯登。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失败的公司就该被淘汰。如果政府干涉，就会制造道德上的混乱：其他公司会认为政府也会挽救他们，这会鼓励他们冒更大的风险。

汉克同我一样坚决反对政府干预。但是他解释说，贝尔斯登破产会严重影响到整个金融系统，2007年房市危机开始之后金融系统已经承受了巨大压力。贝尔斯登和几百家银行，投资人和政府都有金融往来。如果这家公司突然倒闭，会减少人们对于其他金融机构的信心。我担心制造道德混乱的同时，更担心金融系统的崩溃。

“贝尔斯登能找到买家吗？”我问汉克。

第二天大早，我们得到了答案。摩根大通的高层有兴趣收购贝尔斯登，但是担心接手贝尔斯登高风险的抵押债券组合。本同意之后，汉克以及纽约联储主席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制定了一个计划，消除摩根大通的忧虑。美联储将借款300亿美元清理贝尔斯登持有的没有人要的抵押债券，摩根大通以一股两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贝尔斯登。之后经过重新谈判，价格调整为每股10美元。

华盛顿很多人谴责这是救市。而贝尔斯登那些保住工作的员工，和那些眼睁睁看着自己股票在两周内下跌97%的股东，可能就不这么认为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奖励做出错误决定的贝尔斯登。我们为的是不让美国人民经历严重的经济冲击。五个月后，似乎我们做到了。

房地美和房利美（2）

 “汉克，他们预见到了吗？”

“总统先生，”他回答道，“我们的动作会非常迅速，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将会是自己的头撞在地上的声音。”

这是2008年9月的第一周，汉克·保尔森刚刚提出计划，收购政府赞助的两大房产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

政府在2008年所有必要的紧急行动中，拯救房利美和房地美是最令人沮丧的。很多年来，大家有目共睹这两个政府赞助企业的问题。房利美和房地美超出了推广房屋所有权的任务范围。他们像对冲基金一样大量融资，冒巨大的风险。在我的第一次预算中，我曾警告：房利美和房地美扩张得太厉害了，他们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可能“严重地影响金融市场”。

2003年，我提出一个议案，加强对政府赞助企业的监管。这些企业在华盛顿的一些朋友阻止了议案的通过。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高层之前都是政府官员。他们和国会关系紧密，特别和具有影响力的民主党麻省议员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及康涅迪格州参议员克里斯·多德(Chris Dodd)关系甚密。“房利美和房地美没有面临任何金融危机。”巴尼·弗兰克当时说。

一年过去后，这个说法看上去问题更多。在2005年的预算中，我发出了更为严厉的警告。“这些政府赞助企业杠杆率太高，和其他规模类似的金融机构相比，它们持有的和资产相关的资本太少。”预算写道，“鉴于每个政府赞助企业的规模都很大，甚至一个很小的错误都可能影响整个经济形势。”

那年夏天，我们在宪法上做出了又一次努力。约翰·斯诺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理查德·谢尔比(Richard Shelby)一起紧密合作，制定了改革法案授权一个新的管理机构，减少政府赞助企业的投资证券组合比例。

虽然遭到民主党的一致反对，参议员谢尔比——这位亚拉巴马的聪明坚定的立法者，还是在委员会中通过了这个法案。但是民主党在参议院阻止了法案的通过。听到民主党人说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共和党放松管制，我一直觉得很惊讶。

2008年夏天，我已经17次公开要求政府赞助企业进行改革。第18次终于成功了。代价则是我们可能面临全球金融系统的崩溃。7月，国会通过了改革法案，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我们5年前已经提出过：政府赞助企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监管机构。这个法案给予财长暂时权力，如果两房偿还能力出现问题，则向房利美、房地美注入流动性。

这项法案通过不久，由我的好友，同时也是商人的吉姆·洛克哈特(Jim Lockhart)带领的新监管机构重新研究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账目。通过财政部的帮助，审查人员得出结论：政府赞助企业中的资金远远不够。8月初，房利美和房地美双双宣布季度亏损严重。

这个影响是严重的。从小镇银行到中国和俄国这样的大型国际投资者，所有持有政府赞助企业产品的每个人都认为这些产品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如果这些政府赞助企业违约，那么将会出现全球多米诺效应，而美国的信用会受到影响。

根据汉克的强烈建议，我认定唯一避免这场灾难的方法就是政府收购房利美和房地美。要靠汉克和吉姆说服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董事会吞下这苦药。我很怀疑他们会弄出很多诉讼来。但是9月7日星期日，汉克在白宫打电话给我说事情已经成功了。星期天晚上亚洲市场反弹，而道琼斯也在周一上扬了289点。

雷曼兄弟的倒掉（1）

之后的一个星期，从9月13日到14日，我都在指挥政府应对飓风艾克。时速110公里的大风和20英尺的降水淹没了加尔维斯顿，吹裂了休斯敦的窗户，使100人丧生。这是1900年加尔维斯顿飓风之后袭击得州的最严重的风暴，艾克造成了240亿美元的损失。

同一周的周末，另一场风暴席卷纽约市。和很多华尔街的机构一样，雷曼兄弟杠杆率很高，在下挫的房市中暴露出重重问题。9月10日，雷曼兄弟宣布其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损失，一个季度损失39亿美元。人们对于雷曼兄弟的信心荡然无存。卖空者，交易员想从下跌的股价中获利，使得雷曼兄弟的股票从每股162美元跌到每股365美元。雷曼兄弟肯定过不了周末就要倒闭。

问题是，如果有需要，那么政府将扮演何种角色拯救雷曼兄弟？最可能的方法是像处理贝尔斯登那样为雷曼兄弟寻找买家。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汉克飞往纽约监督谈判。他告诉我两个买家有收购的可能性：美国银行和英国的巴克莱银行。两者都不愿意接手雷曼兄弟的问题资产。汉克和蒂姆·盖特纳制订了一个不用纳税人钱的计划。他们说服了华尔街主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捐款建立一个基金，吸收雷曼兄弟的问题资产。简而言之，雷曼兄弟的竞争对手将拯救它。汉克希望能有一个买家最后买下雷曼兄弟。

很快我们发现美国银行其实想买另一家公司——美林证券。巴克莱是雷曼兄弟最后的一线希望。但是在周日，亚洲周一开市前不到12个小时，伦敦的金融监管者告知美联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他们不愿意让英国银行购买雷曼兄弟。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汉克，“我以为我们就要成功了。”

“英国没有准备好通过这个决定。”汉克说。

汉克与我一直在通话，在周日这个本该是休息的日子，我们的对话总是越来越糟。感觉我们俩总在一遍又一遍地进行同样的对话。唯一改变的就是快要倒闭的公司的名字。但是这一次，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多米诺效应的发生。

“我们能解释为什么区别对待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吗？”我问汉克。

“如果摩根大通没有收购贝尔斯登，贝尔斯登也会破产。我们只是没能给雷曼兄弟找到买家。”他说。

我觉得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但是雷曼兄弟已经没有时间了。这个有着158年历史的投资银行在周一，9月15日午夜后，申请破产。

第二天早晨一切都乱了套。立法者决定不做任何干预。《华盛顿邮报》评论说：“美国政府让雷曼倒闭是正确的。”股市的情况也不容乐观。道琼斯下挫了500多点。

恐慌的情绪开始滋生。投资者开始抛售股票，购买国库券和黄金。客户纷纷撤出在投行的账户。信用市场紧缩，因为贷款人牢牢抓住手上的现金不放。依靠流动性作为润滑剂的金融系统这个传送装置停止了工作。

好像这一切都不够一样，巨型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也正面临一场自己的危机。美国国际集团经营财险、寿险业务，并为城市、退休基金、401（k）退休项目以及其他影响着每个平凡美国人的投资工具提供保险。这些业务都运作正常。但是美国国际集团不知为何濒临倒闭。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汉克。

答案是这样的：美国国际集团的一个部门——AIG金融产品，为很多抵押债务提供保险，而且还投资了更多类似的产品。抵押贷款违约数量不断上升，公司要拿出至少850亿美元，而美国国际集团根本拿不出。如果公司没法立刻筹齐钱款，它不仅面临倒闭，而且还会拖垮其他大型金融机构和许多国际投资者。

雷曼兄弟的倒掉（2）

纽约联储试图通过私营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一家银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筹到美国国际集团所需要的钱。只有一个方法能保住公司：联邦政府需要干涉。本·伯南克汇报说美国国际集团和雷曼兄弟不同，它持有足够稳定的保险业务作为担保，有资格申请联邦紧急贷款。他说出了条件：纽约联储将借给美国国际集团850亿美元，集团用稳定且有价值的保险做担保。作为回报，政府会接受美国国际集团的股权。

这笔交易一点儿都不吸引人。其实是将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国有化。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不到48个小时，这时候拯救美国国际集团看起来非常矛盾。但是这比起金融系统崩溃来要好得多。

拯救美国国际集团让我们承受了人们对于金融系统长达3个星期的愤怒。每一天，状况都变得更糟。我开会前道琼斯上涨200点，可30分钟后我开会出来，道琼斯已经下跌了300点。市场很焦虑，我也一样。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船长，正驾驶着一艘不断下沉的船只。财政部、美联储以及白宫的团队都在24小时连续工作，但是我们做的只是从船里向外舀水。我决定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我们要把船补上。

9月18日，一个星期四，也就是雷曼兄弟宣布破产3天后，经济团队在罗斯福厅召开了会议。本提出了经历第二次大萧条的可能性。然后汉克和证券交易所主席克里斯·考克斯（Chris Cox）提出了方案：为所有资金市场的存款提供担保，出台新的借贷工具重启商业票据市场，暂时禁止卖空主要金融股，购买几万亿美元的抵押债券——这项举措是后来大家知道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也叫做“TARP”。

这个策略将很大程度地干涉自由市场。这和我的本能背道而驰。但是这对于停止国内的恐慌来说是必要的。我做出决定：唯一能在长期保证自由市场的方法就是短期干预。

“你们会得到我的支持，百分之百的支持，”我告诉他们，“这已经不是一桩桩个案了。我们试图阻止事态的发展，但是问题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得多。这是系统性的问题。”

我反思了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目睹了美国最大的抵押机构崩溃，

一家主要投资银行破产，另一家投行被收购，世界上最大保险公司被国有化，现在政府要进行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以来最大程度的对自由市场的干预。与此同时，俄罗斯侵略并占领了格鲁吉亚，飓风艾克袭击了得州，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仍在继续。这都让我总统任期的结尾十分难看。

我并没有自哀。我知道有些日子会困难重重。自哀自怜是一个领袖非常可悲的品质。它会给领袖的团队和整个国家带来士气低落的信号。同样，我也坚信上帝不会给信徒一个他无法承受的负担。

会议之后，我在罗斯福厅中四处走动，感谢每一个人。我告诉他们我非常感激他们努力工作，而美国也非常有幸选择他们为国家服务。担任总统和在人生中，你都只能手上有什么牌就打什么牌。可能发给你的牌并不是你想要的，但是你也要尽量地将牌打好。

国际影响

这场金融危机是国际性的，其中最重要的决策之一就是决定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处理这个问题。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混乱开始了。尼右拉斯·萨科奇，这位活力四射、一贯亲美的法国总统，敦促我召开国际峰会。我慢慢开始觉得这是个好主意。问题是邀请哪些国家。我听说一些欧洲领导人希望我们召开七国集团峰会。

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 但是7国集团只占了全球经济总量的2/3。我决定召开一个20国集团峰会，这个集团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印度、澳大利亚、韩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活跃的经济体。

我知道想要这20位领导人达成共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通过努力工作，和施加的一些小小的压力，我们终于还是成功了。

这要归功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坚定的律师丹·普赖斯（Dan Price)以及能力出众的主管国际事务的副财长戴夫·麦考密克（Dave Mclormick)。

11月15日，参加峰会的所有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声明写道：“我们的工作将遵循一个共同信念,即市场原则、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制、受到有效监管的金融市场，将培养活力、创新和创业精神，这些是经济增长、就业和减少贫困所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

代表90%经济产量的国家能够在解决危机的原则上达成一致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和大萧条的时候不同，那时世界上的各国都自顾自。华盛顿峰会建立的框架持续指导着全球经济合作。

经济峰会并不是11月份最大的事情。11月的大事发生在4日，参议院巴拉克·奥巴马被选举成为美国总统。

我支持的一直都是约翰·麦凯恩。我认为在全球战争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他接任总统工作更为合适。我也没有为他进行宣传，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忙于处理经济问题，但主要原因是他并没有要求我这么做。我理解他需要显示独立性。我也料到他会比较担心如果我为他宣传会影响选票。我觉得约翰和我疏远看上去就是自卫。我很自信我本可以帮他。但是这个决定权在于他。我很失望自己没能给他提供更多帮助。

经济不是唯一对于共和党候选人不利的因素。就像1992年父亲的竞选和1996年鲍勃·多尔(Bob Dole)的竞选一样，约翰·麦凯恩的政治年龄太大。麦凯恩72岁，比我大10岁，是历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候选人之一。选他当总统意味着选了更老一辈的人。相比之下，47岁的巴拉克·奥巴马代表的新一代的领袖。他对于50岁以下的选民非常具有吸引力，而且他的宣传非常聪明、有组织并以高科技为支持，吸引了很多年轻选民去投票站投票。

奥巴马胜出越来越明显时，我开始思考如果一个非裔美国人赢得总统大选意味着什么。大选几天前，我遇到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一位非裔白宫后勤人员带着自己一对6岁的双胞胎儿子到椭圆形办公室拍照留念。其中一个孩子扫了一眼办公室，脱口而出：“怎么没有巴拉克·奥巴马？”

“他还没成为总统。”我严肃认真地说道。

选举当晚，看到电视上哭泣的黑人男女，我很感动。他们中的不少人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活着看到这一天。”

我致电当选总统向他表示祝贺。我同时致电约翰·麦凯恩告诉他他很出色，已经为这次选举做出了最大努力。他们两位都彬彬有礼。我告诉当选总统我欢迎他入驻白宫。

我放下电话时，祈祷下一任总统执政期间，一切顺利。我想到了我最喜欢的总统名言，那是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写给妻子阿比盖尔（Abigail)信中所写的：“我祈求上天赐福于这座房屋以及在房屋里居住的人们。希望这里居住的每个人都是诚实和智慧的。”亚当斯的话被刻在国家宴会厅壁炉的架子上。

如何预见金融危机

我经常反思我们是否能够预见金融危机。从某些角度来说，是可以的。我们认识到了房利美和房地美带来的危险，我们不断地呼吁国会加强监督，控制两房的投资组合。我们也明白需要使用新方法进行监管。2008年初，汉克提出方案，改革管理体制，加强对于金融部门的监督，给政府更多的权力管理即将破产的公司。但是我的政府和监管者都低估了华尔街所冒风险的程度。评级机构为问题资产创造了安全的假象。金融公司杠杆率过高，将风险隐藏在资产负债表当中。很多新产品过于复杂，甚至连产品的创造者都不能完全掌握这些产品。以上所有的原因使得我们被酝酿了10年多的金融危机搞得措手不及。

大家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防止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我的第一个答案是我还不确定我们是不是已经走出了现在的这次金融危机。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仍然在减少杠杆率，政府背负了太多的债务。要实现经济全面复苏，联邦政府必须来改善长期财政状况，减少开支，为社保和联邦医疗保险的债务寻找融资来源，为私营部门特别是小企业创造就业提供环境。

经济站稳脚跟之后，我们应该将房利美和房地美变成私人公司，让他们在抵押市场和其他公司平等竞争。应该要求银行具备合理的资金储备，以防止过分杠杆化。信贷评级机构需要重新评估他们用来分析复杂金融资产的模型。董事会的成员应该废除遣散费制度，这会给他们错误的激励，并奖励他们的失败。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不能过分干预。过度监管会减少投资，抑制创新，阻碍创新精神。政府应该慢慢减少对于银行、汽车和保险行业的干涉。解决金融监管问题的同时，国会不应该干涉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金融危机也不应该成为增加税收的借口，这会影响恢复实力必需的经济增长。

除此之外，美国必须保持对自由市场、自由企业、自由贸易的信念。自由市场使得美国成为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一直以来，帮助一代又一代人提高生活水平。在国外，自由市场将一些经济困难的国家转化为经济强国，使上百万人脱离贫困。民主资本主义虽然并不完美，需要理性的监管，但它是目前为止创造出的最成功的经济模式。

总统这个工作的本质就是有时候你无法选择送到你桌前的是什么挑战。你的确可以选择如何应对。我在任的最后几天，召集了我的经济顾问最后在椭圆形办公室召开了简报会议。我组织了一个能力强、经验足的队伍，能够应对任何突如其来的事件，并给予良好的建议。我们做了我们所认为必要的，也明白不见得这些做法都是受欢迎的。对于国内的某些人来说，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已经成为了一句咒语。我相信它使得很多美国人免受这场历史性经济灾难之苦。政府明确表示不会让经济崩溃，本·伯南克所警告的第二次大萧条也没有发生。

我看着我经济团队中男男女女疲惫的脸，想到了我的政府经历的一切。8年里的每一天，我们都竭尽全力。我们为这份工作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经历每一项考验都让我们感到能够为我们所爱的国家效力是很荣幸的。

9.我希望人们把我看成是这样一位总统

我离开白宫当天，开始撰写这本书。写这本书给我很好的机会进行反省，我希望你们阅读时和我写作时一样愉快。

我决定以我所做的主要决定作为本书的结构时，我知道这意味着有些总统的工作在书中无法涉及了。我没有写外交政策方面的成就，比如和印度签署的历史性的“民用核能协议”，以及和墨西哥一起打击毒品的“美里达倡议”。在能源和环境方面的成绩，我在书中只是写了寥寥数笔。我也没有讲述我建设世界上最大海洋保护区的决定。我同样没有讲述我们如何成功地提高退伍老兵的福利，减少吸毒年轻人数量，解决长期的流浪人群的问题。所有的这些成就都让我很骄傲，我也很感激那些帮助我做出这些成绩的人们。

我并没有涉及每一个问题，我只是试图让读者了解那些送到我办公桌上的最重要的一些抉择。我希望我已经表达明确了：我认为我的一些决策是正确的，有一些是错误的。但是我要告诉每一个人，我认为我那么做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现在讨论我的一些决定是否有效还为时过早。作为总统，我有幸颂扬过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和罗纳德·里根。福特总统给予理查德·尼克松特赦，一度被人们认为是历届总统历史上最糟糕的错误，现在人们认为这是作为领导无私的行为。听到一度批判里根总统是“笨蛋”和“好战者”的评论员谈论这位“伟大的沟通者”如何赢得冷战也是意义重大的。

从现在开始几十年之后，我希望人们把我看成是这样一位总统：他意识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中心挑战；他兑现了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安全的承诺；他在追求自己的信仰时没有丝毫的动摇，只是在有必要的时候略有调整；他信任每个人，让他们做出生命中的选择；他也利用美国的影响力在全世界推进自由事业。

对我政绩如何做出裁决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对此，我可以接受。唯有历史才能做出这个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