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三大制度因素”等5则

　　我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多重因素，但从根本上讲在于坚持三大制度。一是坚持民主与集中有机统一，党的领导制度优势充分彰显。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根本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这一制度坚持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既能激发民众热情、凝聚集体智慧,又能形成共同意志、科学统筹部署,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内耗，有效避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效率办成事。这一制度的巨大优势，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得以充分展现。二是坚持执政党与参政党团结合作，政党制度独特作用有效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为基本特征，以团结、合作、协商为主要精神，越是在重大危机和紧要关头，越能形成同心同德、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三是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更加凸显。我国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既避免了计划经济窒息活力的弊端，又减少了市场经济过度竞争的盲目性；既赋予各经济主体自由发展的广阔空间，又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出中国发展奇迹，大大提高了抵御风险能力。当国际金融危机来袭，这一经济制度高效运转，发挥了最直接的关键作用。（《红旗文稿》2011年第4期）

　　在当今世界，中国政治文化有四大优势。第一位是集中效率优势,第二位是政治组织优势，第三位是制度创新优势，第四位是文化包容优势。其中，政治组织优势是关键。我国的制度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取决于我国政治体制的性质、现代化建设的主题和我国特有的文化基因和禀赋。与任何西方政治体制相比较，我国政治体制最根本的性质，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中有共产党的领导。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验证明,只要共产党秉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真正体现和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呼声，制定并规划出能够满足现代化建设发展需要的法律制度和科学的方针政策，共产党的领导就能够形成强大的统一意志和组织力量，就能够把我国一切组织资源、权力资源以及一切政治社会资源，把国家和社会一切积极因素和各种力量，把蕴含在人民群众中无穷的创造力、创业积极性和致富热情,都组织起来、调动起来，一心一意扑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建设，这就是中国政治所独有的优势。（《人民论坛》2011年2月）

　　史天健：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

　　当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逐步认识到，发展民主政治应该建立一套能和当地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历史文化传统配合，能有效运转、提高治理绩效、改善人民生活的民主制度。发展民主不是只有一个唯一、固定的模式。对处在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建立民主政治关键在于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民主? 广大的人民究竟对政府行为存在着怎样的期待? 民主的基础在于人民当家作主，而西方媒体不顾广大民众的愿望和期待空谈民主，只能是“无源之水,无垒之台”。在我国有效地发展民主，需要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政治结构对民主发展的影响。西方传统民主，强调选举、监督以及制衡，其对正义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出决定的程序是否合乎既定的规程。在我国，民主意味着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征求并听取人民的意见，以人民利益为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如果把西方的代议制民主称之为程序民主的话，则可以把我国的民主称为实质民主。这两种对于民主的理解和认知，决定着人们会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政府的行为。我们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环球时报》2011年2月7日）

　　肖鹰：要全面推进文化发展

　　文化产业的壮大是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一部分，但不能代表全部。近些年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层层深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十分迅猛，经济产值颇为可观，但这不能自然消除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所谓“软”，既指文化的力量不能简单量化，不能用直接的经济效益来衡量，也指它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基础意义是无形而根本的。一些人在理解“软实力”一词时，不关注它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也没有把它视作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而是直接关注文化的经济效益，关注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高企业产值和政府财政收入。结果，文化在经济上繁荣了，但在创新力和精神品质上却可能枯萎了。很多人热衷搞文化，热在经济并没有热在精神。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立足于一个核心，就是要维护和强化文化在国家发展中的基础地位。这个基础性地位，不只需要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来充实，更需要文化事业的繁荣来稳固。归根到底，文化的繁荣发展，不只是钱的问题，更是关乎民族和国家的精神的重大问题。（《光明日报》2011年1月25日）

　　黄抗生：走出GDP的纠结

　　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是在得知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消息后，美国《华尔街日报》发出的感叹。在中国，人们更多地是在议论中国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寻找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以及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表现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理智和自信。不过，我们既不可唯总量GDP，也不必将人均GDP看得过重。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贫乏，发展很不平衡。相对于GDP总量的提升，中国人均GDP的提升要困难得多。如果仅从国土面积上比较，中美两国差不多，但美国的可居住国土面积和可耕地面积却是中国的3～4倍，而在人口上，中国是美国的5倍。石油、有色金属、天然气、水资源等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美国的储量皆位居全球前三名。中国的这些资源相当贫乏。因而，在人均GDP上，中国要超越10倍于己的美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太现实。其实，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均GDP并不完全成正比。美国的综合国力无人可比，但它的人均GDP也只位居世界第九。人均GDP最高的是卢森堡，达到10万多美元，是美国2.5倍，但它的综合国力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由此看来，我们既不可为不断超越的GDP总量自高自大，也不必为相对较低的人均GDP过于纠结。关键是要继续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把综合国力和幸福指数搞上去。（《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