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珊珊陈晓吻戏视频:古典礼乐文化的现代启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6 04:14:53
古典礼乐文化的现代启示
 


前言:

 

古典的中华文化,曾是所谓的“礼乐之邦”,由此看来“礼乐文化”曾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创造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在今日看来,虽然受到现代工商业科技文明的影响,使得古典的“礼乐文化”受到商业世俗文化的挑战,已逐渐失去古典纯朴的“礼乐文化”的精神。不过;我们在回顾古典的“礼乐文化”时,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对我们现代的文化,具有启示价值的意义……这正是本短文想探讨的地方!

(一)“古典礼乐文化”形成的背景在那里?

我们从《尚书》中得知,最早之“礼”是舜帝时之“礼”,“乐”是舜帝时之“乐”。所以说“古典的礼乐文化”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舜第的时代是比较妥当的,传统上我们以周公“制礼作乐”,来说明“礼”与“乐”是政府与民间执行教化的最佳制度。

在古代所谓的“礼”,最重要的功能是为了“祭天”之礼。按司马迁的《史记》一书所记,较完整而制度化的祭天之礼,大概是在舜帝时所完成的,例如:烟祭、望祭……等。这一方面说明了,舜时的政府组织,比尧帝时的更加复杂而庞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舜帝时,有比较多的发展。

“礼乐”的称呼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在恐怕已无从查考。一般而言,恐怕自春秋时代,或孔子之后,方有“礼乐”并称。因为在《尚书》中,并没有“礼乐”并称之说。可是在《论语》与《左传》中都有“礼乐”之说,但从未有“乐礼”之说。按《礼记》(“乐记篇”)所记录的文本看来:“乐”属“天”。“礼”属“地”。所以有:“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

由此;可以看出古典“礼乐文化”的形成背景,是以天地自然的和谐代表“乐”的精神,天地自然的秩序,则代表“礼”的精神。“和谐”(乐的精神),所以万物都能化生。“有序”(礼的精神),所以万物能各具特性。由此可以看出“乐”是形成于“天”的阳刚之气。而“礼”则是由“地”的阴柔之性所形成。这就是“礼乐文化”形成的重要背景的参考资料。

(二)何谓“礼”与“乐”的古典意义?

由上一节的论述中,我们说到:“乐”属“天”,“礼”属“地”。换句话说;“礼”也可以说是“天乐”在社会性功能的一种形式上的制定。所以当“天乐”失落,而社会沦落时,如能有“礼”(法礼)施行,社会仍能维护相当程度的理想性。可是;如果“天乐”的精神失落,而“礼”又徒留形式的制定,又如何能有真“礼”可言!这也就无怪乎孔子有如下的感叹:

“礼云 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 乐云,钟鼓云乎哉?”

这句出自《论语》(“阳货篇”)的话,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诠释:孔子认为“礼”的本质在于“敬”,而“乐”的本质在于“和”。人们如果要学“礼”或“乐”,须从根本上下功夫。现在所谓的“礼”啊!“礼”的,却没有一种恭敬的心作为根本,只在送玉帛礼品上的铺排,其实尧、舜、周公时代的先王所传的“礼”,何曾只说玉帛之类的礼品呢?现在所谓的“乐”啊!“乐”的,也没有一种和谐平静的心作为根本,只在钟鼓乐器上推敲其形式,其实;尧、舜、周公这些先王所传的“乐”理,何曾只讲钟、鼓的乐器形式呢?这全是舍本逐末,把“礼”与“乐”变成一种社会功能的形式吧!

我们从孔子对“礼”与“乐”的批评中,就能见出我国古典的“礼乐文化”的真正内涵和意义在那里了!

也许我们可以再引一段《礼记》一书中的“乐记篇”来进一步的引伸我们对“礼乐”精神内涵的诠释: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从“乐记篇”的这段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乐”是由我们的内心深处发出,“礼”则是在规范人的外在行为。由于“乐”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所以能安慰我们的情绪,使我们心情能舒畅。“礼”是对人的外在行为加以规范,所以能使我们进退有规,威仪有序。因此,最盛大的音乐必定是平易近人的,最盛大的礼仪必定是简朴有序的。音乐的教育如果能通行天下,则人们的心情自然舒畅而无怨恨。礼节的教育如果能通行天下,则人们谦让而没有冲突。以拱手相揖和互相谦让来治理天下,这就是用“礼”与“乐”来治理天下。这也正是古典“礼乐文化”的本义!

(三)“礼乐精神”的文化意涵在那里?

我们如果从人类的历史文明的发展来说;人类的文明是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农业社会”再到今天的“科技商业社会”。所以说一开始的发展,不可能就是所谓“礼乐”并重,或礼重于乐;而是先有简单而自然的“乐”之形成,然后随着历史以及社会愈来愈复杂的发展,才逐渐进入于“礼乐”并重的时代。

所以在《礼记》的“乐记篇”中,才有以下这段有关“礼乐精神”的文化意涵的描述: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故事与时并,明与功偕。”

换句话说;盛大的音乐演奏,具有同天地一样的和谐精神,盛大的礼仪祭典,具有同天地一样的差异秩序。由于和谐的精神,万物得以保持各自固有的特性,由于尊重差异和秩序,于是便祭祀天地以表达报答之情。如果外能提倡礼乐,内能敬奉鬼神,普天之下便能互相敬爱和谐了!

虽然说;礼仪的程序各异,而尊敬之情则相同,音乐曲调彼此不同,而人们友爱之情一样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礼”与“乐”所贯穿的都是敬爱之情。

所以说;历代英明的国家领导人,都相互沿袭以礼乐的精神内涵来治理国家,只不过“礼”的文质损益依据时代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乐”的名称也随同功业的不同,而订立不同的名称。

我们从上面这段的论述中,就不难看出古典的“礼乐”的精神文化内涵在那里了!如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礼”与“乐”的文化内涵,并不在于要能达成某种社会功能的一定效果,而更在于发挥真正的“礼”与“乐”的精神意义。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使“礼”与“乐”的真正基础、精神或动机能保存下来。这也正是《礼记》这部古典文献中,提供给我们最好的参考价值之所在。

(四)探讨“礼乐文化”的现代启示在那里?

从古典中华文明的“礼乐文化”的发展史上看来,不论是在“制礼”或“作乐”的本身,还是它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所占的地位,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看来,其实质的精神意义,仍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不过;从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步骤看来,似乎“分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如以哲学的“分工”观点来看,“分工”有二种:一种是“内在的分工”,另一种则是“外在的分工”。所谓:外在的分工,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工作分工、社会分工、学术分工、技术分工,特别是现代工商业科技社会的“分工”就更细分了!

但所谓的“内在的分工”,具体来说,就是一种“情感的分工”,尤其是在现代商业文明的“外在分工”发展前的分工,都可说是一种“内在的分工”,如古代具有一定宗教仪式的祭祀礼仪,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为在古代的祭祀中,一旦出现一定的“礼仪”,此礼仪必将宗教性的崇高情感与祭典的音乐精神融合在一齐,所以在古代有“雅乐舞”的祭典仪式,以表达古人纯朴又自然广大的心怀。这也正是《礼记》“乐记篇”中所指: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从“乐记篇”中的这段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古典的制礼作乐,是为了维护人们的内在道德情感。所以会认为诗,是抒发人的心志,歌,是吟咏人的心声;舞蹈,是通过人的形体动作,来表现人的情感。因此,心志,心声,情感三者都发自内心,然后诗、歌、舞三者方能得到相应的表现。

所以说;制礼作乐者的心志深远又有纯朴的情感,就能使诗、歌、舞的文采有旺盛的气势,那么它们的影响也将是无远弗届。制礼作乐者和顺的心志,在其内心深处积续越旺盛,表现于外的光华就会越展露。因此“乐”是不可以作假伪造的。

反观;我们现代的商业科技文明,由于太重视商业的利益,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开发,也使人类流传几千年的“礼乐精神文化”,受到割裂的危机……对这种“文化危机”的反思早在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及现代“实证科学”成为社会发展主流时,就有不少哲学家、文学家或艺术家对此危机提出反思了!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伟大的俄国大文豪:拖尔斯泰(Tolstoy,1828-1910),在他的著名评论著作《艺术论》(On Art)一书中,就提出深刻的反思。托氏认为十九世纪以来由于欧洲社会的道德堕落,使“艺术”本身也退废下来,这也就造成“礼教”和“乐教”的逐渐退废下来。

他认为第一个结果就是:“艺术的文化活动”,缺乏它应有的,并且深刻的宗教、道德的精神内涵。

第二个结果就是:“艺术的文化活动”只成为少数上层社会的玩赏范围,因而成为徒有装饰,并且缺乏深刻的文化精神内涵。

第三个结果就:“艺术的文化活动”失其“真”和“善”,而变成“幻想”和“推理”。

托尔斯泰严格的宗教性与道德性的批判,不但指向别人,也刺向他自己的作品。他以那种毫不犹疑的道德上的坚定,使我们震撼,他那种不断自省与上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

(五)结论

本短论文,在此只提供一些我个人在阅读《礼记》一书,特别是其中的“乐记篇”。发现其中一些有关中华文明古典的“礼乐文化”的精神内涵,值得我们今天再提出来反思……古典中国的读书人,认为“文以载道”,我们现在也可以提倡“艺以载道”!记得前“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先生,也曾提倡所谓的“美育教育”。换句话说;就是希望“艺术的文化活动”的学习或欣赏,能使人们达到“教化”的功能。所谓“教”就是人格上的“教导”,而“化”就是指精神上的“感化”。

这也正是中华古典“礼乐文化”所要达到的教化功能,也是给我们现代文化教育的重要启示!

参考资料

1.《礼记读本》台湾,“三民书局”,2004年10月版。
2.《广解四书》台湾,“华星出版社”,1972年,11月版。
3.《史记》司马迁着,台湾,“鼎文书局”,2002年12月版。
4.《尚书》台湾,“地球出版社”,1994年3月版。
5.《艺术与人生》托尔斯泰着,台湾“远流出版”,1981年2月版。
6.《中国哲学精神溯源》史作柽着,台湾,“书乡文化”,2000年4月版。


(作者为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博士,任教于台湾文化大学哲研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