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荐轩辕 迅雷下载:国际金融危机催生新一轮产业革命 转型应对机遇期

　　《瞭望》文章：转型应对机遇期

　　国际金融危机会带来发展和改革的双重机遇，危机催生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机遇也会创造新的发展机遇；两大机遇合力将推动我国发展方式深入转型，经济结构快速调整

　　文/辜胜阻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在科学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所得出的重大判断，对我国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2002年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新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且明确提出分2010年、2020年、2050年三个阶段逐步达到现代化目标的新“三步走”战略。

　　面对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从国际上来看，虽然后危机时代经济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大，但是经济全球化仍在继续进行，和平、发展和合作的主题依然没有改变，第四次产业革命刚刚开始，为我国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外部机遇。

　　从国内看，我国正处于“十一五”规划完美收官、“十二五”规划扬帆启航的交替之年。未来10年将是我国从新“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迈向第二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金融危机为我国带来的危机倒逼机遇，将推动我国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而危机后的产业革命机遇也会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新成就积累新优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把握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机遇、经济全球化机遇、区域经济一体化机遇、信息化机遇、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机遇等，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从国内看，过去十年我国GDP年均增速在10%左右，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人均GDP突破了4000美元，成为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

　　从国际来看，世界银行数据库的分析显示：在2001-2008年间，中国在20国集团国家中经济增长率最高、经济波动系数最低，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形成了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中国模式”。

　　应该承认，这个基础上，我国在把握战略机遇、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比如：

　　一是坚持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相配合，重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我国在把握战略机遇、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利用市场的价值、供求和竞争规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重视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越性，弥补市场失灵，有效推进了经济平稳较快运行。

　　二是坚持改革与开放相结合，改革开放相互促进。在利用经济全球化机遇的过程中，我国实现了改革与开放的紧密结合、相互促进。一方面，改革为开放提供了制度环境，清除了障碍，促进了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则引进了先进的资本、人才、技术、管理经验和模式等，为改革提供了动力和能源，并要求进一步深化国内的体制改革，从而有效利用了机遇。

　　三是坚持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并重，把人民福祉作为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经济发展为保障民生奠定物质条件，而改善民生则为经济发展创造和平稳定条件、开辟新的空间和增加内生动力。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一方面，我国重视推动经济发展，做大蛋糕。另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增加对民生领域的投入，使得我国能够平稳较快发展，有效把握了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四是坚持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与培育自主创新竞争优势相结合，有效利用了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我国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通过积极吸引国际产业转移，形成“世界工厂”，有效推进了我国经济发展，把握了经济全球化发展机遇。据世界银行估计，我国“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30%以上。同时，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意义，通过财税、金融、产业、人才等政策措施，推进企业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显著提升了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抢抓发展机遇的能力。

　　新变局创造新机遇

　　展望未来，我国发展将面临以下六大机遇，支撑我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

　　一是人口城镇化创造巨大内需，拉动经济可持续增长。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主要创造需求，未来我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将会引爆中国巨大的内需，为我国创造巨大消费市场和投资空间。

　　二是发展低碳化创造绿色经济产业革命新机遇。绿色经济及新能源产业将引发全球第四次产业革命。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提出未来10年我国将重点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为我国企业创造巨大投资空间，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有利于抢占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

　　三是产业高端化会促进企业价值链升级。后危机时代，国际及国内市场面临着重新洗牌的过程，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要素将会重新组合，将为我国企业实现价值链高端化创造难得机遇。

　　四是企业信息化会大大提升经营效益。信息化有利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扩展营销网络和提高管理效率，同时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也释放出巨大的市场机遇。

　　五是经济服务化将拓展市场发展新空间。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未来经济逐渐迈向服务化。以商贸、旅游等为代表的消费性服务业，以金融、保险、物流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以教育、医疗、社保等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业等，将为我国企业拓展发展空间，同时有利于培育中产阶层，提升居民消费，扩大内需。

　　六是经营国际化为企业带来“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双重机遇。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既可以走出去，收购、参股国外的品牌、渠道、专利、研发力量和原材料等国际资源，也面临着以服务外包为代表的国际产业转移良机。

　　除了以上城镇化、信息化等创造的发展机遇外，金融危机暴露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危机倒逼机制为我国结构调整提供了改革机遇。

　　新转型推动新发展

　　在未来10年的战略机遇期，我国需要积极推动发展方式转型，以创新促发展、以转型谋机遇，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创新驱动、均衡共享”的发展模式转变，以更好地把握未来发展机遇。具体来说，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扩大消费需求和民间投资需求，实现经济向“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发展模式转型，推动经济进入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一方面，加大调整经济结构力度，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调整分配结构、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完善消费引导机制等途径扩大居民消费。另一方面，要通过拓展民间投资发展空间、构建扶持民间投资的财税支持体系、畅通民间投资融资渠道、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等措施，激活民间投资，让民间投资接力政府公共投资。

　　二要依靠创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从“高投入、高物耗、低技术、低工资”的低成本竞争战略转向“低物耗、低排放、高效益、高附加值”的低碳高端化竞争战略，实现企业从低劳动力成本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企业要通过培养自主创新的习惯、创新激励机制、优化合作创新机制、处理好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关系、重视关键技术的应用等途径，打造技术优势型核心竞争力；要通过调整企业战略、优化组织结构、创新治理结构、创新企业文化等举措，打造管理型核心竞争力。政府要加强制度创新，通过建立和完善一整套支持企业创新的财税、金融、人才和法律制度体系来扶持企业自主创新，将自主创新的“国家意志”变为“企业行为”。

　　虽然“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中国处于战略机遇期，然而，中国在战略机遇期也要保持忧患意识，无论是从国内来看，还是从国外来看，忧患意识是非常重要的。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是对立统一矛盾的两个方面。□(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

　　《瞭望》文章：和平发展的机遇期战略

　　在各种营造有利于和平发展战略环境的战略举措中，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综合国力。提高综合国力是营造和平发展战略环境的关键举措，必须有清醒认识

　　文/韩旭东

　　当时光的年轮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际，中国迎来了新的发展战略环境。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所处的战略环境，是构建和实施未来十年发展战略的前提，也是我国未来十年健康与快速发展的前提。

　　战略环境仍对我有利

　　目前看，影响我国发展的外部战略环境仍然对我国发展有利。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之间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其中，美国是影响我国发展的重要因素。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认为，在2015-2020年左右不会出现一个对其世界霸权构成挑战的国家。基于此，美国才在世界上纵横捭阖地采取行动，编织对其有利的战略体系，先后采取了武力干涉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内政、突袭伊拉克、发动科索沃战争等军事行动。对不同的对手，美国采取了打、拉等不同策略。如对中国采取的主要是打压的办法，制造了“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南海撞机事件”、不断出现侵犯中国领空领海事件等。

　　“9·11事件”后，美国将关注重点放在“反恐”上，先后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美国在国际上的“反恐”行动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开始大为改观，中美军事关系也大为改善。中国迎来了有利于大发展的国际战略环境。中国综合实力迅速提高。其中重要的标志就是中国经受住了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考验，并于2010年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构筑起较为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并在世界事务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不断调整其国际称霸战略，先后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国家军事战略》报告等，完成了从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的工作，计划2011年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与俄罗斯签署了新的核裁军条约等。

　　从美国发布的诸多“报告”和采取的一系列军事动作看，美国已把其全球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亚太地区。从这些现象中，某些人士对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开始担心。事实上，目前与未来的战略环境仍然是对我国发展有利的：

　　其一，美国与中国发展相互依赖越来越紧密，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其二，中美军事关系正在深入发展，相互沟通、交流越来越广泛，彼此信任不断提高；其三，美国不可能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像北约一样的军事集团，源于亚太地区各国没有一个彼此一致的共同安全利益；其四，中国追求的是一个和平发展方针，无意挑战美国的霸权；其五，未来10年内中国不可能发展到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实力，中国还不是美国最为担心的对其霸权构成直接威胁的现实因素。

　　同样，影响我国发展的内部战略环境仍然对我国发展有利。目前，中国政局稳定。这使中国政策保持连续性有了保证。中国政府正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消除影响发展的内部矛盾，保证了社会稳定。这种势头在未来十年内将会保持下去。这使中国继续抓住发展机遇有了内部支撑。

　　未来十年，相比国内因素，我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对我国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这是应该关注的重点所在。

　　“不确定因素”或将增加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受到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因素的制约。对中国而言，未来十年外部因素是影响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正确认识影响我国发展的外部因素，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

　　中国发展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战略环境当中。进入第二个十年后，中国发展面临的战略环境将面临新的风险与困难。这些“不确定因素”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也是决策层制定发展战略时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首先，美国已把其全球称霸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可以称霸世界。”在这一信条推动下，美国开始将其称霸的重心转向亚太。这主要是因为在世界其他大陆上，没有哪一个像亚太地区一样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发挥出世界性影响。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以及东盟国家集团都对国际事务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为美国不愿意看到，也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

　　其中，中国是国际影响力提高最快的国家，综合实力也是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日益成为美国称霸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中国必将是美国亚太战略关注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对中国将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缩小中国的影响，一个是规范中国的发展走向。如何“缩小”与“规范”？在实施过程中将采取何种策略和办法？是我们未来面对的不确定因素。它可能随着中美实力对比和当时的国际环境等因素而定，但需要关注其动向。

　　其二，日本、印度等一些“二线”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看到中国实力的提高，正对中国采取“措施”。在这些国家中，日本表现最为突出。去年，日本积极造势，不断制造紧张空气，为其出台新军事战略做铺垫。2010年12月17日，日本政府发表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这是一份指导日本未来军事走向的纲领性文件。新大纲提出，日本将把其防卫重点从北部转向西南，从本土向周边，防卫对象由俄罗斯转向朝鲜和中国。这是日本冷战后二十年采取的一个重大政策转变。实质上，日本将其军事重点主要指向了中国。

　　自核爆炸后，印度大力推进其“优势与扩展”战略，一直以中国为“靶子和借口”加速发展其军事实力，并在中印争议地区部署重兵。同时，印度有时还露骨地表达不情愿看到中国的实力影响。如在亚丁湾护航问题上，印度曾经提出印度担任中国在印度洋北部航线安全的任务。

　　不难看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的这些“二线”国家不会放松对中国发展的“关注”，这些国家在未来对中国的发展采取何种策略具有不确定性。

　　其三，周边热点将是影响中国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周边热点问题正成为全球聚焦的地点。其具有数量最多、热度最热、影响最深刻、解决难度大等特点。如朝鲜半岛核问题、中印边界领土争议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这些“热点”中的某些问题被国际化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这使中国的发展未来受到“热点”影响的势头可能有增无减。这些问题将是影响中国发展因素中最棘手的问题。哪一个“热点”何时会温度升高，具有不确定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环境及利益攸关方国内政策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营造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关键在于如何解决这些利益“纽结”问题。这些利益“纽结”问题解决得好就有利于建立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促进我国发展。反之，我国的发展就可能受到影响。

　　延长战略机遇期

　　随着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实力的提高，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将会受到越来越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将会有不同的历史机遇；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不同领域将会有不同的战略机遇。就中国而言，在创造机遇与把握机遇过程中，总体上看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采取正确的政策，解决好与相关国家的利益关系。近代历史上，强国的崛起都是使用武力来解决国家与国家利益分配的，即通过军事手段确立起对其有利的利益分配原则。这种手段已不适应全球化发展形势下国家之间利益分配原则的确立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为强国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但是，如何确立中国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分配原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探索。这种探索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发展以及能否顺利发展的大问题。所以，我们既要借鉴国际上已存在的利益分配原则，也要不断创立和倡导中国特色的利益分配原则。正如国际关系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立和倡导一样，我们必须以创新的思维来建立中国的国家利益分配原则。

　　二是大力促进“中国形象”的树立工作。中国能否有一个和平发展环境，中国能否延长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形象的确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条创新发展之路。能否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一方面在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在于我们的表达。

　　中国的发展，如企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等，都已打破了这一传统思维。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国际形象也需要打破这一传统思维来树立起来。目前，国际舆论仍然为西方世界把持，中国的形象时不时被歪曲甚至污蔑。加大“中国形象”的表现力度已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三是加大提高国民素质的力度。正如现代军事发展已使“战术问题直接产生战略影响”一样，中国的国民素质也将越来越对中国能否有一个和平发展战略环境具有重要的影响。一个人的素质可能对一个国家的利益产生重要影响。加强国民素质，不仅要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也要提高国民的法律水平、道德水平等。未来的国际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软实力的竞争。提高国民素质是搞好国家软实力竞争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同时，提高国民素质也是营造有利的和平发展战略环境所必须的一项要求。

　　当然，在各种营造有利于和平发展战略环境的战略举措中，起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综合国力。提高综合国力是营造和平发展战略环境的关键举措。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瞭望》文章：冷观对华“两论”新变调

　　展望未来5至10年，“中国威胁论”与“中国责任论”仍将长期并存、互有消长；由中西矛盾的长期性、复杂性与西方对华战略的两面性所决定

　　文/陈向阳

　　“中国威胁论”与“中国责任论”是近年西方涉华舆论的两大基调，2010年以来这“两论”又有新嬗变，西方妄图凭借“两论”左右中国走向，“后危机时代”中西互动仍然错综复杂。

　　综观之，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中国崛起与西方不振形成反差，中西磨合异常曲折，西方涉华舆论更加复杂，“中国威胁论”明显“反弹”，“中国责任论”相对“回落”。

　　“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

　　其一，西方指责中国改变了对外行为方式，质疑乃至诋毁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意图，鼓噪“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等；声称中国认为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自己，因而“不再韬光养晦”，转而寻求扩大“核心利益”的范围、“改变现状”。

　　美国智库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史文撰写《解读过于自信的中国》一文，指中国经济越来越成功、经济实力日益扩张，特别是在全球衰退之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据此认为全球重心从西方转到东方、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强国也随之衰落，西方认为中国有意对抗美国、寻求取代美国。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指责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误判国际形势，抛弃了“韬光养晦”。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易明主张“应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革命”，强调中国想要“改变游戏规则”。

　　其二，“中国军事威胁论”向来是“中国威胁论”的“主力军”与“急先锋”，2010年以来又有了新的“杜撰”与“演绎”，其代表有：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卜大年，其一贯为美对台军售摇旗呐喊，近来大肆鼓吹“中国导弹威胁论”；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主任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其“发明”的“空海一体战”源自冷战时期针对前苏联的“空地一体战”，声称足以突破中国的“反介入”与“区域拒止”；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博尔顿，是主张凭借武力干涉与“民主改造”打造美国“单极霸权”的所谓“新保守派”骨干。

　　五角大楼2010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堪称“中国军事威胁论”的“集大成”，指中国在实施“世界上最积极的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计划”，中国的军事理念正从过去侧重保卫国家主权，演变为维护覆盖全球的经济利益，“台湾海峡两岸军力对比仍在朝有利于大陆的方向转变”。

　　新一轮“中国军事威胁论”的重点是所谓“中国海权威胁论”，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称中国正在试图构建军力，在台湾周围海域甚至更远的范围阻断进出。

　　美、日还大肆炒作中国研发新式武器装备。美国推出新的《国家军事战略》，强调海洋、太空及网络等“全球公地自由”受到“崛起大国”威胁；日本出台新《防卫计划大纲》，明确以中国为“假想敌”，主张强化西南诸岛军力。美、日“合唱”“中国军事威胁论”，不仅企图掣肘中国军事现代化，而且也为自身军事与安全战略转型制造口实。

　　其三，“中国经济威胁论”。西方基于中国GDP总量在2010年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以及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大规模对外投资与“走出去”、独占鳌头的外汇储备等，不断炒作中国GDP的世界排名、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制造”导致了美国乃至新兴大国的贸易逆差、中国将外汇储备作为“政治杠杆”、“中国需求”加剧了能源与资源的供不应求、“中国投资”危及“东道国”的“国家安全”，等等。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萨勃拉曼尼亚撰文“中国超过美国”，认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为14.8万亿美元，高于美国的14.6万亿美元。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质问“中国能‘和平’崛起吗？”指中国不久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意味着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与延续多个世纪的西方主导地位的终结，而权力更替将会引发重大摩擦。

　　其四，“中国网络威胁论”。互联网已成美国世界霸权的“关键”与新“制高点”，堪称其霸权的“神经触角”，美国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所谓“网络自由”的“守护神”、企图独占道义高地，另一方面将网络作为实施对外干涉与颠覆渗透的“利器”，同时还加速推进网络军事化与实战化，极力维护其“网络安全”。鼓吹“中国网络威胁论”的主要是美国军方、美国某些互联网高科技公司的高管，以及俨然以“网络自由女神”自居的希拉里国务卿等，其主要论调包括：中国大力开发“网络战”技术、中国严格监管互联网、中国“黑客”大肆入侵西方重要网站等。

　　其五，“中国模式威胁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与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离不开其独特而卓有成效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以发展模式为核心的中国软实力增强，西方对此更为“关注”。

　　马丁·沃尔夫指崛起的中国属于“非西方”，具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强调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认为随着中国变得更加自信，西方应构筑一个“以制衡中国为宗旨”的联盟，其成员应至少包括美国、欧洲、日本以及印度等。

　　西方有“好事者”将中国模式冠名为“北京共识”，认为其不仅与宣扬“市场万能”与“民主自由”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分庭抗礼，而且还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美国智库尼克松中心高级研究员斯特凡·哈尔珀出版专著——《北京共识：中国的威权模式将如何主导21世纪》，强调将“经济自由”与“政治限制”相结合的“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包括中国“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对外援助方式，认为这威胁了“西方模式”。

　　其六，“中国威胁亚太地区论”。美国反复炒作莫须有的中国“南海核心利益说”，极力利用、插手中国和邻国之间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在亚太地区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诬蔑中国“胁迫”邻国、威胁“航行自由”、挑战美国的“亚太领导地位”，为其“重返亚太”施放烟幕弹；日本对中国海军穿越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正常训练大做文章，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上倒打一耙、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大肆欺骗国际舆论，极力维护区域性海洋优势与非法的岛礁权益。为防范与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美、日还不时唱“双簧”，彼此相互利用、加固同盟关系。

　　“中国威胁论”的荒诞与蛮横

　　2010年以来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花样迭出，既有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也有2010年的年度性与阶段性特点，与在此期间中西方发生的诸多摩擦有关。

　　对于“中国威胁论”的荒谬，美国著名战略学者托马斯·巴尼特在“美国为什么要妖魔化中国”一文中直白地提出了10点原因，包括：把美国自己的问题(寅吃卯粮的财政赤字、贸易不平衡等)归罪于中国(人民币汇率等)；把中国看成“假想敌”与“挑战者”、自我限制对华高科技贸易；歧视中国的政治体制；台湾因素；“美国海军和空军需要中国才能生存下去”；“新保守派的美国‘一超’狂想依然盛行”，不仅防务开支要遥遥领先，而且要从军事上控制中国，并且“就在中国的家门口”进行；盲目的对华恐惧；宁愿相信关于中国的传言也不愿正视现实。

　　这也有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西方普遍陷入危机之中，而中国仍然加速崛起、GDP等不断赶超西方大国，致使西方对华心态格外敏感复杂，优越感下降、危机感上升、焦虑感增加、“坏心眼”增多。

　　需要纠正指出的是，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是假，“中国被威胁论”才是真，西方利用其话语霸权，动辄归咎与嫁祸于中国。事实上，明明是美国等在威胁中国，但西方却一再炮制“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反咬一口，妄图混淆视听。

　　“中国责任论”显著弱化

　　“中国责任论”基调有二，一是强调中国已成世界大国，西方凭此压中国承担“大国责任”；二是中国目前还“不负责任”或“负责不够”，西方以此为“紧箍咒”，不时“敲打”中国，企图“规范”、“引导”乃至“误导”中国。

　　“中国威胁论”强调的是防范与遏制中国，而“中国责任论”更多地则是主张利用与借助中国、强调对华合作。“中国责任论”主要来自相对务实的美国行政当局，包括奥巴马总统、希拉里国务卿(十足的“两面派”)、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等，以及前政要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

　　希拉里关于“21世纪中美关系前景”的演讲可谓是当前“中国责任论”的代表，她明确表示不同意把中国的发展视为一种威胁，认为尽管中美两国具有“深刻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世界观”，但“合作比冲突能使双方都得到更大的益处”。希拉里还“动听地”说，“如果中美双方都能履行大国责任，我们未来的关系就会牢不可破。”“世界在期待中国，我们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一位独特的领导者。承担作为21世纪大国的义务将为中国带来更多机会，这意味着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遵守并帮助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中国责任论”的详细“菜单”包罗万象：中国应遵守与维护现有国际体系及秩序；中国应在全球性挑战上发挥“特殊作用”，包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接受强制性减排义务；在朝鲜半岛、伊朗核问题等地区热点上“担担子”；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扩大内需以实现所谓“世界经济再平衡”；在稀土出口、自主创新政策、外资企业待遇、开放中国市场等问题上承担义务；在“军事透明度”与地区安全问题上与西方大国合作。

　　如前所述，2010年以来“中国威胁论”的基调是指责中国“抛弃了韬光养晦”，而“中国责任论”的重点则是责难中国继续“韬光养晦”、不愿“有所作为”。西方一面批中国放弃“韬光养晦”、构成“威胁”；一面又批中国继续“韬光养晦”、拒绝承担“大国责任”，其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暴露的是西方的霸道、虚伪与自私。

　　从容应对“两论”噪音

　　透视2010年以来的西方对华“两论”消长，可以看出以下一些“门道”：

　　一是“中国威胁论”的比重要明显多于“中国责任论”，这与2010年中国加速崛起、西方继续衰退、中西磨合不畅以及中国周边“多事之秋”的特定时期有关。

　　二是反映了西方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加深，即防范戒备与利用借助双管齐下。

　　三是“两论”紧密关联、相互转换、“一体两面”，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有侧重、并不矛盾，目的都是竭力限制中国崛起的影响、维护西方的国际体系主导权。

　　四是“两论”反映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霸权逻辑”：从不或极少反思自己，一有问题就怪罪中国。

　　展望未来5至10年，西方对华“两论”仍将长期并存、互有消长，即便出现新的论调，也大体是“两论”的“翻版”、“升级版”抑或“杂交”，此乃中西矛盾的长期性、复杂性与西方对华战略的两面性所决定。但不管未来“两论”如何演变，中国都将以最大的定力“走自己的路”，同时也以最大的善意和诚意致力于与西方乃至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