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理论》米尔顿弗里德曼（全书下）

第八章 固定比例条件下的分配理论

　　连带需求分析表面上看起来，是用以说明两种生产要素中每一种的价格形成的，这两种生产要素必须按具有刚性的固定比例相结合以生产一种产品，但只有假设这两种要素每一种的供给曲线都是给定的时，才是如此。现在来看，这些供给曲线，反过来还要依赖于其他产品的市场条件；这些曲线反映了用于生产这种产品、而不是生产其他产品的生产要素数量，这样也就间接地依赖于其他市场的派生需求状况，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连带需求分析是否可以从目前所考察的这种局部分析，扩展为更具一般性的分析。如果每一种产品都满足连带需求分析的条件，或者说，每种产品都是在要素按固定比例组合的条件下，被生产的（“不变的生产系数”是描述这种情况的另一种说法），那么，用什么来解释生产要素的价格呢？

　　我们首先假设，在所有产业中，生产要素组合的比例是完全相同的，比如说，生产一个单位的X，或者生产一个单位的Y等等，都需要用一个单位的A，再加上一个单位的B。在这个例子中，任意两种“商品”在生产过程中都是完全可以互相替代的：也就是，表示比如说可能用任意给定数量的A和B所能生产出来的X和Y的各种不同形式的组合的无差异曲线（或转换曲线），将为一条直线，如图8．1所承，其中A和B的数量均为100个单位。

　　显然，在自由交易的市场上，X和Y必将卖同样的价格，其他商品也一样，不论它们的生产数量是多少。各种商品的相对需求，将会决定它们的生产数量，但不会对其价格产生影响。所以，对生产要素的需求这一方面来讲，不同种类商品的存在并不具有重要意义。既然，它们的相对价格总是刚性地保持不变，因此就好像只存在着一种商品，比如说，Z商品。这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共性，即，生产过程中的替代是消费过程中替代的另一种表现，反之亦然。

　　现在我们按照连带需求分析曲线的思路，画一条B要素的派生产需求曲线。为此，我们需要知道，Z的需求曲线和A的供给曲线。我们如何画出该社会的这种单一商品Z的需求曲线呢？我们的分析所关心的是相对价格，而不是绝对价格，因为我们并没有将“货币”引入到这个经济中来；因此，这个问题涉及到确定价格表达方面上的那个“unmeraire”既然我们的基本问题是总产出在共同参予生产的各要素间的分配问题，并且，既然由于最终产品之间的各相对价格是固定的（这表明，我们将全部产品看成是一种产品的作法是正确的），故并不存在如何计量产出的问题，这样，用最终产品来表示生产要素价格，即把Z做为numeraire，但是这样一来，不论Z有多少，根据定义，Z以其自身作为numeraire所表示的价格显然就总是一个单位。这意味着（依据定义）Z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处于一单位价格上的水平直线，见图8．2。

　　A的供给曲线又如何画呢？假设，存在着可用于生产这种商品的A的最大流量。比如说，每单位时间内使用100个单位的A。如果我们严格地坚持，Z是唯一的最终产品，那么，这些服务也就没有其他的用处了，因此，在任何价格水平，它们都可以用于这利产品的生产，也就是说，A的供给曲线在任何正值的价格点上都是完全没有弹性的，在0点时则是有完全弹性的。这条线在图8．2中表示为OFG（生产要素供给曲线对整个市场的弹性反映了这些要素的生产性服务的非市场因素的存在，这一点根据定义在这里被排除了）。

　　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B的需求等于Z的需求曲线与A的供给曲线之间的垂直方向的差距，由此产生了B的需求曲线，如图8．3。注意，这条需求曲线与B的边际产量价值曲线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当给定A的数量为100个单位时，只要B的数量低于100个单位，则B的边际产量就是1，从B的第100个单位以后，其边际产量为0。要得B的均衡价格，我们还需知道B的供给曲线。像A一样，在任何正值的价格水平上，它都是完全无弹性的，所以可用一单一数字来描述它。假定每单位时间内B的可供量单位数小于100。因此，B的供给曲线（图8．3中的SB）将在P1点或者说将在价格为1时与B的需求曲线相交，所以均衡价格对B来说，将等于1，这当然意味着A的均衡价格为0（用同样的方法分析A，可以直接显示这个结果）。若B的供给大于100个单位（见上图的S’B），则B的供给曲线在P2点与其需求曲线相交，表示B的价格为0，而A的价格为1。

　　这两个例子，相对来说是简单且直观的。如果两个要素中的一种要素相对于另外一种要素是如此的丰富，使得生产并不能使用其全部的可供量，那么，在不存在要素组合的时候（这在我们画供给曲线时已暗含地排除了），它将成为“免费使用的”要素。但是，如果B的可供数量与A的可供数量恰好相反，比如说都是100个单位，又将是什么情形呢？这时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将如图8．4中所画。很显然，B不大于1或者不小于0的价格，与均衡是相协调的。给定B的价格，比如pB，则A的价格显然将是：PA＝1－PB，需要在1A与1B之间分配的总产量，等于1个单位的Z，即他们所生产的数量。

　　这一结论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无法决定A和B单独对总产出的贡献，因此也无法依据它们的边际贡献决定它们各自的经济价值。只有将A与B合在一起才是有经济意义的单位。这一单位的产出是1，所以PA＋PB＝1，任何PA和PB的值都适用，只要两者增加等于1。有无穷多组数值是符合这种均衡形式的。经济势力并没有指定唯一一级PA和PB的值，它们仅仅设置了限制条件，即PA＋PB＝1。PA和PB的实际值依赖于其他因素。如果所有的“非经济”考虑都是无关的，那么，一个完整单位的产出如何在协作生产的一个A与一个B之间分配，就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只有合并起来的一个单位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它只不过像一个人的工资应有多少分到其右手，又有多少应分到其左手一样毫无意义。只有当存在着非经济因素，使得一个A与一个B有显著的区别时，这一产量在A与B之间的分配问题才是有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非经济因素将完全决定A与B之间的分配；我们似乎将会得到由纯粹讨价还价所决定的相对收益。

　　仅当A与B的供给曲线重合时，我们才引入纳粹讨价还价，以便用来解释该产量在A和B之间的分配。也许有人要问，当A与B的供给曲线并不重合时，因这里暗含的关于A与B之间不存在联合的假设将是站不住脚的，那么我们是否就不必再引入这一概念了呢？比如说，若单位时间内要素A的可供量有150个单位，而B只有100个单位，这时要素A的所有者（称之为“A”的），不会通过联合来获得大于0的收益吗？假设在某一时间内，他们确能如此，并且能够达成协议，在他们之间平等地分配他们所获得的任意数量的产品，并且，假设在这一时间内，他们为自己成功地获得了9/10的产品，这样，100个单位B中的每个单位B都（我们假设B没有形成联合）获得了一个单位Z的1/10，同时150个单位A的联合体获得了90个单位的Z。

　　这是一种稳定的状态吗？就所关心的是经济因素而言，显然不是。每个A分别可获得单位Z的6/10，每个B则分别可获得单位Z的1/10。很明显，存在着这样一种刺激，使得一个A和一个B在A的联合以外再实行联合。对于每个单独的A而言，看来如果他脱离该联合体，而其他的A仍留在该联合体中，则他能够诱使一个B脱离该联合体，仍然可以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因为在该联合之外A、B的合作的总产量将是一个单位的3/10，而这个数量大于不破坏该联合时的他的收入合计。这意味着，A的联合是不稳定的，而且，经济力量将不断地趋向于打破这种联合，即使它已经暂时建立起来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这样一种情形，不仅每个产业内部的生产要素比例是固定的，而且所有产业的这一比例都是相同的。现在让我们假定，每个产业内部的这一比例是固定的，但所有行业的这一比例并不是一样的。做为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来看两组产业，称一组产业的（组合）产品为X，另一组产业的产品为Y，并且假设，生产一个单位的X需要一个单位的要素A加上一个单位的要素B。而生产一个单位的Y则需要一个单位的A和两个单位的B。这种生产条件将产生一条如图8．5中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其中，A为100个单位，B为150个鱼位。

　　除了P1点以外，在其他任意一点上，A或B都没有被全部使用，在Y1与P1之间，部分单位的A没有得到使用，在P1和X1之间，部分单位的B则没有得到使用，显然，这两个线段中的任何一段，都使我们回到了前面所提出的问题。在Y1和P1之间，A的价格为0，X代替Y的替代率将由B的需用量来决定，而且将是两个单位的X替代一个单位的Y，所以Y的价格将是X价格的两倍，在P1和X1之间，B的价格将为0，X代替Y的替代率将由A的需用量决定，而且是一个单位的X替代一个单位的Y，这样X的价格将高于Y的价格，最终衡点是否会落在这两个线段之一上将依赖于需求的状况，若我们假设，图8．5是针对某个个人的（比如说，就全社会而言，每个人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可以在该图中再加上这个个人的消费无差异曲线，从而得到三种可能性，见图8．6。

　　在图（Ⅰ）中，均衡点使部分A得不到利用，因此A的价格为0。在图（Ⅱ）中，均衡点使部分B得不到使用，因此B的价格为0。这与前面的例子基本相同。在（Ⅰ）中，就好像有一种商品，其数量可通过把两个单位的X看成为同于一个单位的Y而得到，在（Ⅱ）中，也好象有一种商品，其数量可由把一个单位的X看成为同于一个单位的Y而得到，在这两种情况下，需求似乎只决定X和Y的相对数量，而生产条件决定相对价格。

　　有趣的情况是（Ⅲ）。在这里，生产条件决定相对数量，而需求条件决定相对价格。Y的价格处于X的价格和两倍于X的价格之间，而确切的价格点则依赖于可以促使公众消费与Y相同数量的X时的价格比率。假设，当Y的价格是X价格的1．6倍时，可以使公众消费与Y与数量相同的X，令Px、Py、Pa、Po，分别为X、Y、A和B的价格，那么将会有：

　　（1）Pa＋Px＝Px

　　（2）Pa＋2Pb＝1．6Px

　　从（2）式减去（1）式后，有：

　　pb＝0．6Px

　　从（1）式又可知，此式意味着；

　　pa＝0．4Px

　　这些价格在边界水平上分别等于A和B的边际产量。如果再增加一个单位的A，这个新增加的一个单位A可以通过少生产一个单位的Y和多生产两个单位的X而得到使用，少生产一个单位的Y将会释放出一个单位A和两个单位的B，而多生产两个单位的X，则需要再提供两个单位的A和两个单位的B。因此，A的边际产量等于两个单位的X减去一个单位的Y，用价值形式表示，即为：2Px－Py＝0．4Px。同样，B的边际产量等于一个单位的Y减去一个单位的X，或者用价值形式表示为：Py－Px＝0．6Px。

　　更一般地讲，我们可以推导出每一种要素的边际产量，和各个要素边际产量的价值量，亦即，我们可以推导出边际生产力曲线，在此情况下，该曲线又等于对这一要素的需求曲线。首先，假定有150个单位的B，我们来考虑A的边际产量。如果我们想在150个单位的B之外再增加若干单位的A，当我们使用第一个单位的A时，可以选择是否用它与两个单位的B组合以生产一个单位的Y，或者与一个单位的B组合以生产一个单位的X，或者一部分与B组合用以生产Y，另一部分与B组合用于生产X。既然根据这些条件，Y替代X的比率是一比一（既然B过于富余），则如果要同时生产X和Y，那它们的价格就必定会相等。根据我们向来把X的价格作为numeraire的惯例，这两者的价格将等于1，因而总收入也等于1。那么，在这样的价格水平和收入水平时，需求条件（效用函数）将决定第一个单位的A在生产Y与X之间如何分配。一种极端的情况是，消费者只偏好于Y，另一个极端是，消费人偏好于X。在这两种极端的情况中，都将只有一种产品的价格有定义，但，即使这一价格是Y的价格，把它看作等于1也将是最简单的，而且是成立的。更普遍的事实是，消费者会将其单位收入分配在这两种产品上，所以，这两种产品均会被生产出来。然而，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A的边际产量在初始时都是1。

　　我们继续增加A的单位数量。很显然，在一段时间内，一切都与增加第一个单位的A并用之于150个单位的B的时候一样，B是极为丰富的，所以X与Y的价格是相等的，一个单位A的边际产量的价值是1，而物质产量按照所需要的比例，在X和Y之间分配。在达到使B不再是过剩的、从而不再是免费商品那一点之前，需要增加多少单位的A？显然，这依赖于需求的条件。如果X与Y的价格都是1，X比Y有更大的需求量，这样，总产出每一次增值的大部分都由X构成，那么，直到已有近乎150个单位的A被增加到150个单位可用的B之上时，B才会成为一种“限制性的”要素。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如果X与Y的价格是1，Y比X有更大的需求量，所以总产出的每一次增量的大部分都由Y构成，则当已有略多于75个单位的A被增加到150个单位可用的B之上时，B将成为一种“限制性的”要素。

　　为了具体一些，我们假设需求条件概况如下：

　　（3）x/y＝5／8·PY／PX

　　这一需求曲线意味着，Y与X的比率仅仅依赖于这两种产品的价格比率，而不取决于收入的绝对水平。如果PY＝PX，X与Y的比率为5／8，这意味着在初始阶段，当增加若干单位的A时，其每个单位的5／13都被用来生产一个单位的5／13的X；每个单位的8／13则都被用来生产一个单位的8/13的Y。如此继续下去，B的需要量则由下式给出：

　　（4）b＝5／13a＋16/13a＝21／13a

　　这时，a为所使用的A的数量，b为B的需要量，只要对B的需用量少于150个单位，这一点就可以一直继续下去，即直到：

　　（5）21／13a＝150

　　或者

　　（6）a＝92eq f(6,7)

　　在这一点上，将生产出35又5/7个单位的X，和57又1/7个单位的Y。

　　一旦达到了这一点，A的进一步的增加量不会再以这种方式使用。再多增加一个单位的A将只能通过少生产一个单位的Y来加以利用，使用因少生产一个单位Y所释放出的一个单位的A和两个单位的B再加上另一个单位的A去生产两个单位的X。表现在实物形态，因而就是，A的边际产量为两个的X减去一个的Y。在达到这一点时，所通行的X与Y的价格水平上也就是Py＝Px＝1，边际产量的价值等于2Px－Py，或者与过去一样等于1。但是，当A的单位进一步增加时，Y与X的价格不可能继续保持不变，因为，Y的数量相对于X的数量将减少，所以，Y的价格相对于X的价格必然上升以便引导消费者依照X和Y生产的比例来购它们，这意味着，A的边际产量的价值下降了。只要两个单位的X减去一个单位的Y的值是正数，或者说，只要一个单位Y的价格，低于两个单位X的价格，则新增单位的A就会被用于这两种产品的生产。当Py等于2Px时，A的边际产量的价值为0，此时，则根本不会再多使用任何一个单位的A。

　　在这个具体例子中，当a＞92又6/7时，X的生产数量将等于：

　　（7）X＝2（a－92eq f(6,7)）＋35eq f(5,7)=2a－150

　　（8）y＝－（a－92eq f(6,7)）＋57eq f(1,7)＝150－a。

　　将方程式（7）、（8）代入式（3），则Y的价格为：

　　（9）Py＝Pxeq f(8,5)（eq f(2a－150,150-a)）

　　于是有：

　　（10）边际产量的价值＝2Px－PY

　　＝Px（2－eq f(8(2a-150),5(150-a))

　　＝Pxeq f(（2700-26a）,5（150-a）)

　　当a＝2700/26＝103eq f(11,13)时，上式将等于0。

　　由此得到的边际产量的价值曲线，在图8．7中给出。当A的数量为92eq f(6,7)或更少时，边际产量的价值是1，当A的数量在92eq f(6,7)到103eq f(11,13)之间时，边际产量的价值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递减，而在此后，边际产量的价值为0。如果A的可供量为如前面所假设的为100，则A的价值如供给曲线与边际产量价值曲线的交点所示为0．4，当然，只有b为150个单位时，这条曲线才成立。

　　通过完全一样的过程，可以推导出B的边际产量的价值，而且，你会发现，完整地做一遍这种数学上的推导是非常有益的练习。

　　从前面的图中可以看出，不同产出中的要素比例既是固定的又是完全相同的，它导致的理论上的模糊不清，因为存在着两种可供选择的生产要素结合的比例被完全消除了。如果A的数量小于92eq f(6,7)，它的价格就是1（B的价格为0）；如果A的数量最大于103eq f(11,13)，则它的价格为0（B的价格是1）；如果A的数量介于92eq f(6,7)与103eq f(11,13)之间，则它的价格由eq f(（2700-26a）,5（150-a）)式给定，或者说由图8．7中其曲线的纵坐标给出。这里再也没有工资的“纯讨价还价”理论的一席之地了。

第九章 边际生产力论和生产要素需求

　　我们刚刚考虑的情况——即每种产业单独来看生产要素比例固定的情况——是边际生产力一般理论的一种特殊情况。在那一特殊情形中，一种要素的供给增加以及随后而产生的其价格的下降，仅仅是通过消费过程中的替代而使得对该要素的需求量增加，这种要素价格的降低，使得这些要素在其生产中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那些产品的价格比其他产品要便宜，这导致消费者用它们来取代其他产品。更一般地说，生产中也会发生替代。单独就每一种产品来说，生产者有动力用相对较便宜的生产要素，去替代其他的生产要素，而且通常而言，这是能够办得到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

　　“边际生产力论”有时被说成是“分配理论”。这种说法是令人误解的。边际生产力论不过是用来分析影响某种生产要素需求的困素的，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也依赖于供给条件。之所以产生这种谈论“关于分配的边际生产力论”的倾向，是由于在许多问题和文章中，把生产要素的供给看成是给定的数量、看成是完全没有弹性的非常有用。如果所讨论的问题是关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和非市场应用时，这一点尤为适用。在这些情况中，有这样一种意义，即供给条件只决定要素的数量，而需求条件（如在“边际生产力”这一词组中所概括的）则决定要素的价格。但是注意，即使在这种情况中，供给的变化——即某种要素固定数量的变化——也将会改变要素的价格，除非需求是具有完全弹性的。所以在所有情况中，最好把边际生产力论，仅仅看作是生产要素的需求理论。一种完整的理论，既要有生产要素的需求理论也要有生产要素的供给理论。

　　大体上，边际生产力论是组织有关生产要素需求的各种思考的一种方法。它有一些关键性的内容，但并不多。这反应在我们能够谈论某种抽象的生产要素——要素A或要素B而不必进一步具体解释它能力上的。例如，当我们说工资等于边际产品价值时，对于要素本身就所言较少。它的作用毋宁说在于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线索。边际产品价值不是由个人或社会以外的力量决定的单一数字，确切地说它是多种变量的一个函数或数值表。它依赖于工人数量和质量、工人装备的资本数量、组织其活动的管理水平、雇佣工人和出售产品市场的制度构造，等等。在具体应用中，基本的实质性问题很可能是，什么决定了边际生产力，以及所考虑的变化将如何影响它。

　　对生产要素需求的分析是与产品供给的分析紧密相联的，而且的确，这种需求分析实际只是观察和组织同样资料的另一种方法。在分析一种产品的供给曲线时，我们所感兴趣的是，探索在给定条件下，该产品需求变化对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我们将注意力放在了产业或厂商的产出方面，而把对该产品的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该产品产出变化时，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数量及价格的变化视为理所当然的。在分配理论中，我们的兴趣集中在要素市场，所以，我们集中注意于厂商所做的同一调整的不同侧面。换言之，关于厂商追求其边际要素成本等于边际产值的说法只是厂商追求其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的另一种说法，而不是厂商均衡的另一种条件。

　　正如在产品供给理论中一样，存在着几种不同层次的分析，如果我们把观察的角度从一个厂商的反应转移到一个产业的反应，则需求曲线将会发生变化。而在这一问题中，还存在着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第三个层次，即整个经济，因为许多不同的产业都会使用那种对任何具体问题来说将其视为一种单一生产要素是十分有用的东西。

　　一组特定的需求者（作为特殊情况，可以是一个厂商）对某一种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表明了，在给定条件下，单位时间内这组需求者在每一种价格水平上所购买的这种生产要素的最大数量。和先前的问题一样，这里如何具体描述所谓“给定条件”为好，也存在某种不确定性。它们显然包括：（1）技术知识——技术状况，即现有和潜在厂商的生产函数；以及（2）最终产品的需求状况。这种不确定性主要与其他生产要素的使用有关。一个方式是，把（3）对所考虑的这组需求者的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看作是给定的。第（3）点的问题是，至少就经济整体而言，当我们对这种要素的供给增长做出反应而沿着其需求曲线移动时，其他要素固定不变的供给曲线就意味着整个社会资源的增加。另一种替代办法是，把经过恰当定义的社会“总资源”视为固定不变的，因而把这一要素供给的变化看成是相对于其他要素供给的变化，而不是全社会资源的变化。既然大部分讨论不会受这一问题答案的影响，故我们将尽可能地回避这一问题。

　　应该注意，上述第（2）、（3）条的精确含义有赖于所考虑的这个特定的需求者组，对于一个在竞争的市场上销售产品的厂商来说，第（2）条等于是保持该产品价格不变，对于一个生产单一产品的产业来说，它等于是保持这一产品的需求函数不变。对于一个厂商而言，第（3）条等于是保持它在竞争市场上所购买要素的价格和其边要素的供给曲线不变。特别是，它等于保持“固定”要素的数量不变。对于一个产业来说，第（3）条可能仍是等同于保持部分要素的价格不变，也就是整个产业只购买其全部数量中的一小部分的那些要素，所以，这一要素对整个产业的供给曲线实际上是一条水平线。对于经济整体来说，尤其是即包括市场部门、又包括非市场部门时，第（3）条可能等同于保持其他要素的数量不变（尽管这显然完全有赖于关于第（3）条的不确定性问题如何解决）。

　　还要注意，长期和短期需求曲线的区别体现在第（2）、（3）条的精确含义中。

　　最后，关于“其他因素”所列的项目并未穷尽所有的问题、举例而言，对于许多问题来说，如果能对关系密切的生产要素给予专门的论述就好了。

　　单个厂商

　　在分析单个厂商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时，我们可以再次从定义它的均衡位置的基本方程组开始：

　　（1）eq f(1,MR)＝eq f(MPPa,MFCa)＝eq f(MPPb,MFCb)＝eq f(MPPc,MFCc)＝…＝eq f(1,MC)

　　（2）X＝F（a、b、c……）

　　如果产品市场上存在竞争，自然MR将等于产品价格或Px；如果某种要素是在竞争性市场上被购买的，当然，它的边际要素成本将等于其价格。就目前来说，我们可以假设，任意一种要素要么在竞争中被购买，因而我们可以用其价格替换其边际要素成本；要么对于厂商来说这一要素是固定的，因而我们可以认为，这一要素的可供量是给定的。所考察的时间越短，应看作是给定的这一要素的可供量就越大，反之亦然。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关于供给的讨论中所见，这一点本质上正是时期长度的定义。

　　从纯粹形式的角度看，单个厂商的生产要素需求曲线，可以直接或立即从方程（1）和（2）中推导出来。设该厂商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销售产品，并设要素A、B、……是被竞争性地购买的，而A’、B’在所考察的时期中，对于厂商来说是数量固定的那部分要素，那么，举例来说，要素A的需求曲线将由：

　　（3）a＝h（Pa；Pb；Pc……；a’b’……）给出。

　　在此a’，b’……表示可提供给该厂商的这些要素的固定数量。这一方程是方程（1）和（2）的重新组合。对于方程（3）中自变量的任意一组给定的值，都可以从方程（1）和（2）中解出该厂商所使用各种要素的数量和所生产的产品数量。因此，对于每一组值都可以这样求解，而A的使用量也就可以像方程（3）中那样表示为这些变量的函数。

　　如果产品市场不是竞争的，则方程（3）中的Px将被X的需求曲线替代；如B要素的市场也不是竞争性的，则Pb将被该厂商的B要素的供给曲线所替代，如此等等。

　　然而，如果我们的分析进行得再慢些，再通俗一些，我们对最终结果会看得更为透彻。

　　按照如下形式重写方程（1），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4）MR·MPPa＝MFCa，

　　MR·MPPb＝MFCb，

　　………………

　　如果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同时存在竞争，上式还可以简化为．

　　（5）Px·MPPa＝pa，

　　Px·MPPb＝pb，

　　………………

　　或者说，在更普遍的情形下，是我们所熟悉的方程即：要素的边际产值等于它的边际要素成本；而在有竞争的情形中，该方程为：某种要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等于该要素的价格。

　　考虑方程组（5）中的第一个方程式。它表达了要素A的价格和数量之间的关系：对于A的每一种价格，它都表示出A的一个数量，这一数量将得到一种其价值将等于A的那一价格的边际产量。人们试图把这个式子解释为厂商对要素A的需求曲线，而且事实上，A的需求曲线经常被粗略地描述为由A的边际产量的价值的曲线给定。但只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这才是绝对正确的：即厂商不能自由地改变除A以外的其他要素的数量，亦即所有其他要素都是“固定的”。在这种情况中，厂商针对A的价格变化可做的唯一调整就是改变A的使用数量；除了方程组（5）中的第一个方程式以外，其他方程式都变得不相关了，并且可以被下式所替代：b’＝b’。厂商将会沿着A的边际产量曲线移动，直到边际产量的价值等于A的新价格，而这条曲线将是它的需求曲线。

　　但是，我们假定，并不是所有其他要素都是固定的，举例说，B也是可以改变的，并且是被竞争性地购买的。假设A的价格下降，厂商沿着A的边际产量曲线做出其第一次调整。因而，它将增加A的使用量，直到其边际产量降低到能够满足方程组（5）的第一个方程，剩下的其它方程现在不再成立，尽管开始时，他们是被满足的，并且根据假设其他要素的数量与开始时的数量是相同的。其原因当然是，其他要素的边际产量依赖于A的使用量。某些其他要素将是A的较相近的替代物；这些要素的边际产量将会由于A的使用量增加而减少。另外一些要素的边际产量将会由于A的使用量增加而趋于增加，因为相对于每单位A来说，它们的数量实际上变小了。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期望后者的影响占主导地位，这一点根据我们以前讨论过的可变比例规律应该是很明显的。这样，厂商将乐于改变其他要素的使用量，消减那些边际产量比开始时低的要素的使用量，而增加其他要素的使用量。然而，这些调整反过来又会影响A的边际生产力，即倾向于提高A的每单位使用量的边际生产力；不论是具有竞争性的要素数量的减少，还是其他要素数量的增加，一般都是在这一方向上起作用的。最终的位置将是能够满足方程（5）的那一个。在这最终的位置上，A的价格等于其边际产量的价值，然而，这一点并不在边际产量曲线的初值上。这里的要点在于：边际产量曲线是用于表示其他要素的固定数量的，而需求曲线则是用来表示可变要素的固定价格的。

　　图9．1概括了这一情形。实线是不同数量B（这里用来代表所有其他要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曲线，虚线是单个厂商对要素A的需求曲线。

　　由于假设竞争同时存在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故最终产品价格和可变生产要素价格在该虚线的所有交点上都是相同的。但是，可以看到，B的数量则并非如此；它以不断保持能满足方程级（5）的方式而变化着。因此，需求曲线穿过各条边际产品价值曲线，一般是随着A的价格下降，它依次穿过更高的曲线。

　　如果产品的需求是非竞争性的，则给定的需求条件意味着，当产出变化时价格也不同。边际价值产品与边际产品的价值偏离，并且是一个与单个厂商相关的数量。通过各个术语上的这种变化，图9．1仍能概括此类情形，除非不再假设，其他要素的数量一般会随A的价格的下降而增加，或者不再假设，对于依次增大的B的数量，需求曲线将会穿过边际产值曲线，其原因是，既然由于将A的价格下跌而引起的其使用量的增加，一般来说将会提高给定的其他要素数量的边际物质产量，则这也将意味着产出的增加，产品价格的下降，或许还意味着边际收益的下降。这可能会抵消其他要素的边际物质产量的增加，甚至会抵消有余，并且因此会导致其使用数量的减少。当我们合并竞争性厂商而去考察某一产业的需求曲线时，还会看到类似的效应。

　　如果要素A的市场不是竞争性的，因而该厂商是A的垄断性购买者，则在不同的价格水平上，该厂商会使用多少要素A就不再是一个有意义或相关的问题了，因为该厂商已通过其自身的活动来影响价格，并且同时决定着价格和数量。因此，相应而产生的问题是厂商对于该要素供给的变化所做的反应，而这些变化不能像A的市场是竞争性的市场时那样，通过单一的参数——该要素的价格来加以概括。在其他情况下将会是要素A的需求曲线的那个东西仍然是有意义的。它表示出在各种边际要素成本水平上所购买的A的数量。然而在这样对它进行解释时，人们必须牢记：一条单一的供给曲线，对不同的供给量来说通常有不同的边际要素成本，而许多条不同的供给曲线，对于同样的供给量而言，可能有同样的边际要素成本（这一点在以下几页中做了更详尽的讨论）。

　　在上述的分析中，我们把其他要素不变时A的数量变化作为我们（假设）的第一近似值。当然这意味着，即使在第一反应中，厂商也会改变其产出。因此，当其他要素数量调整、并且这一要素的数量再次调整时，产出会进一步变化。另一种分解厂商的这一反应的方法是，把该厂商保持其产出不变时可能出现的A的购买量的变化作为该反应的第一近似值。这可以说是纯粹的生产替代效应。如果A的价格下降，并且产出保持不变，A将被用于替代其他要素，这通常意味着从A的初始的边际生产力曲线向更低水平的边际生产力曲线移动。在这一点上，除了方程（1）中的第一个式以外，所有其他等式全部成立：在A的新价格水平上企业以最优化的方式生产这一产量。可是，A的价格的下跌增加了各个边际物质产量与边际要素成本的比率的公值；增加了每多花费一美元所可得的单位产出数量，也就是，它降低了边际成本。所以，此时边际成本低于边际收益，这意味着该产量低于最优水平。这样，在替代效应之外又增加了扩张效应。在生产扩张过程中，厂商通常会增加所有要素的使用量。A的使用量的这一增长与由于替代效应而产生的数量增长相加到一起。而对于其他要素来说，这一增加抵消了开始时的下降。和以前一样——既然最终位置是相同的——通常，最终位置趋向于引起更多的使用其他要素，但可能会引起减少A的相近替代要素的使用量。

　　图9．2展示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那三条曲线。P是初始时的均衡点，所以三条曲线全部通过它。最陡的那条线表明厂商保持产出不变时可能购买的A的数量；紧靠最陡的那条曲线表明，厂商保持其他要素使用量不变时，它在给定的产品价格水平上所愿意购买的A的数量；最平缓的一条，则表示在给定的产品价格和其他要素价格水平上，该厂商所愿购买A的数量。

　　你将发现，检验并证明一下关于这些曲线的顺序所做出的解释；说明一下产品市场上的垄断可以改变这些曲线的顺序；并且，用生产无差异曲线的概念重新解释上面所说的内容都是十分有教益的。

　　竞争性的产业

　　厂商在对他们自己所理解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的条件做出反应时，单个厂商显然改变着那些条件：他们把外部影响强加到自己和同一产业内的其他厂商身上，而一个单一产业内所有厂商的联合反应又把外部影响强加给其他产业。

　　首先，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单一产业，对于A要素价格的下降，每个单个厂商所做的反应将是试图沿着它们对A的需求曲线向上移动，这将引起其产出的扩大。但是，所有的单个厂商显然不可能都这样做而又不改变那些需求曲线据以画出的各项条件。一方面，全部厂商的产出增加会降低该产品的价格，而这将使每个单个厂商对A的需求曲线向下移动，因为每条需求曲线是在产品价格固定的前提下形成的。如果这个产业没有使用任何专门的（可变）要素，亦即，如果这一产业仅仅使用了除A以外所有要素的总可供量中的一小部分，因而这些要素的供给曲线基本可以看成是一条水平线，那么，这将是现阶段唯一应予考虑的外部效应。由于要素A的价格下降，而引起的所有厂商最终增加购买的A的数量（仅对这一产业而言），将小于该产业中各个单个厂商需求曲线的合计所表示的数量，见图9．3所示。通过P点的最平缓的曲线，是这一产业内的单个厂商对A的需求曲线的汇总曲线；其旁边的那条较陡的曲线，是整个产业对A的需求曲线。该产业需求曲线上的每一点，都有一条单个厂商需求曲线的汇总曲线通过，它表示如果厂商的产出增加并不能改变其产品价格时单个厂商将乐于使用的A的数量的总和。对该产业产品的需求弹性越大，这两条曲线之间互相偏离的程度就会越小。

　　该产品价格的变化不仅将影响A的使用量，也影响所有其他要素的使用量。如前所述，如果产品价格保持不变，则存在这样一种推测，即其他要素的需求量平均而言将会随着A的价格下降而增长。而一旦考虑了产出扩张对该产品价格的影响，这一推测便不再存在了。这一点可以立即从该产品的需求完全没有弹性的极端例子中看到。在这个例子中，该产品价格将会降到维持总产出不变所必须的任何水平上，而整个产业对A的需求曲线将与前面所画出的单个企业不变产出曲线的总和大致相同（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其他要素价格是给定的）。“大致相同”的说法是必要的，因为该产业中所有厂商的生产函数并不一定是相同的，并且，要素A价格的下降对不同厂商的影响也可能是不同的。结果是，整个产业没有变化的总产出可能会掩盖某些厂商产出的减少，平衡是由其他厂商产出增加所实现的。但是如我们以前所见，这些曲线意味着A对作为一个群体的所有其他要素的替代（尽管不是对每一种要素单独地替代，因为可能有某些要素与要素A是高度互补性的），所以平均而言减少了对其他要素的使用量。正如这个例子所表明的，整个产业对A的需求曲线，如图所示将处于单个厂商的不变产出曲线的汇总曲线与单个厂商的需求曲线的汇总曲线之间，它的确切的位置则依赖于该产品的需求弹性。

　　如果这个产业使用一些特殊的资源，则对这些资源的价格还会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前一段文字中的评论表明，平均来看，我们不能具体地指明这类影响起作用的方向。几乎在任何条件下，与A具有较强竞争性的特殊要素的需求，在A的价格下降时，将趋于减少，因此它们的价格将趋于下降。由A本身所引起的与其具有较强竞争性的要素价格下跌降低了用要素A代替它们的内在动力，但也降低了边际成本，因而增强了扩大产出的内在动力。也许存在着作出这样一种推断的理由，即此种相关的效应很可能是，A使用量的增长要比那些与A具有较强竞争性的要素价格保持不变时的增长数量更小。与A具有高度互补关系的特殊要素的需求，在任何条件下，都将随A的价格下降而趋于增加，所以它们的价格将趋于上升。这一点显然倾向于使A的使用量比那些有高度互补性的要素价格保持不变时增长得要少，这既是通过降低要素A替代其他要素的优势也是通过提高边际成本来实现的。对其余资源的需求可能会沿着两个方向移动。产品的需求弹性越大，对这些其他资源的需求越可能增加，其价格也越可能提高。在这种情况中，特殊要素价格变化的综合作用将倾向于使A的使用量比除A以外所有其他资源的价格保持不变时增长得更少。另一方面，产品需求弹性越小，对这些其他要素的需求越可能减少，其价格也越可能下降，而且可能一直降到足以使得A使用量的增长量比除A以外所有资源价格均不变时增长得更多。

　　当然，除了这些由于A的价格下降刺激而成的生产形式变化所产生的外部金钱效应以外，还可能存在着在讨论供给曲线时所考虑的那些外部技术效应。这些效应可能会在两个方向上对A的使用量起作用。

　　只要我们仅限于考虑在单独一个产业内对A的价格下降的各种反应的影响，则最终总的结果将是，A的购买数量和其产品产出的增加。上述影响对于一个厂商来说是外部的，但对于该产业来说则是内部的，它们可以使这些购买量和产量的增加较之不存在这类外部影响时更大或更小，但它们却不能变增加为减少——或许某些反常的特例除外。正是产出的增长使得产品价格下降，所以使得单个厂商产量的扩张看起来并不如在初始价格时更具有吸引力；除非对它们的需求普遍增长，否则其它资源的价格不可能平均地增长，而对它们的需求普遍增长也意味着产出的增长。但当这些对于整个产业来说是事实时，对单个厂商未必如此。不同的厂商可能会采用不同的生产技术和不同的要素组合。举例说，有些厂商的生产技术可能是偏重于使用那种因外部影响而价格上涨的要素，对于这些厂商来说，要素价格的这一增长可能足以使其降低产出。有些企业可能尤其会受到外部技术效应的影响，如此等等。

　　经济整体

　　如果我们从分别考察单个厂商转入考察做为一个整体经济则前述讨论的大部分内容同样适用。每个产业在对要素A的价格变化做出反应的过程中，都会把外部效应强加到自己和其他产业的身上。

　　那些与要素A有较强竞争性的资源价格会明显地趋于下降，而那些与A有较强的互补性的资源价格则会趋于上升。不论它们的价格如何（即，相对于什么）计算，也不论它们的供给状况如何，几乎都是如此。关于这些资源，我们对前文没有什么可加以补充的。然而，除A以外的所有其他资源一般来说会是怎样呢？显然，A价格的下降，也就是其他资源价格相对于A，因而也就是相对于所有资源的平均价格的上升，而我们始终讨论的只是相对价格。这种发生在相对于最终产品和服务平均价格的所有资源（包括A）的平均价格上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开始讨论时的假设，即关于使A的价格下跌的其供给增长来源的假设（亦即，关于既定的资源供给状况的含义的假设）。如果A供给的增加，仅被看做是相对供给的增加，而这一增加又为，足以保持可用资源总量在适当意义上不变的、所有其他资源供给的降低所抵补，那么，在同样的意义上，总产出也将不会改变，因而，所有资源的平均价格相对于商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也将仍然不变。然而，这意味着除A以外的其它资源的平均价格，相对于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是上升了。如果A供给的增加，是指社会总资源的净增加，同时其它资源的供给不变，那么，这显然使总产出可以增加。但这对相应于最终产品和服务平均价格的所有资源的平均价格会有什么影响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如前例所示，除A以外所有资源的平均价格，相对于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将是上升的。始终重要的事情是，要承认不定义价格依以测度的基准，否则我们就无法谈论整个经济的价格变化。

　　如上所述，依据至少一种关于“生产要素的既定供给状况”的解释，尽管A的相对价格有所下降，总产出在某种意义上必定仍然不变。然而我们已在前一节中看到，如果仅仅考虑一个产业内部的反应，则A价格的下降将会分别导致每个产业产出的增加。显然，对某个产业或大部分产业来说，必定存在某些外部的效应可以根本改变这一结果。经由那些与A有较强竞争性或互补性的特定资源的价格而产生的外部效应就可能做到这一点。然而，更广泛地讲，在这种背景中有重要意义的外部效应，是对最终产品和服务相对价格以及消费中与此相关的替代的影响——是我们在固定比例的例子中从纯形式上看到其起作用的那种效应。在前一节中，我们考察了每个产业以其自身的反应所引起的资源价格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也将外部影响施加到其他产业中，正如我们在前一段中所见，A价格的下降，意味着其他资源价格总的来说相对于A价格的上升，并且，相对于全部资源的平均价格和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也是上升的。对于较大部分使用这些其他资源生产的产品来说，这些资源价格的上升将会抵消A的价格下降而有余。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将会因此而上升，并且。它们的供给曲线将会向左移动。对于这些产业来说，这一现象的出现，不是它们产业自身对A价格下降反应的结果，而是其他产业的反应对它们所形成的外部影响的结果。这些产业的产出会趋于下降，但它们对A的使用量可能不会减少，因为，它们与其他产业一样，会乐于用A来替代其他要素的使用。但是，产出的减少可能足以使得A的使用量也减少。所以，尽管每个产业各自对A的需求曲线是负斜率的，表示一个产业在各种价格水平上对A的最终使用量的曲线（考虑到全部的内部和外部效应）却未必也是负斜率的。一个特殊的产业也可能在A的价格较低时使用较少量的A。当然，出于通常的原因，这种情况是例外。

　　实质上，如果A的供给的增加被看作是社会总资源的净增加，则这些说法同样是适用的。在这种情形中，总产出能够增加，因此每个产业的产出都增加也并非不可能。然而，一般来说，如果使用A相对较少产品的产出没有减少，那么它的增加额将会少于那些使用A相对较多的产品产出的增加额。这大概是我们的解释中唯一需要改变的地方。

　　如果A的供给增加被看作是社会总资源的净增加，并且，如果我们假设其他要素的供给曲线是完全无弹性的、始终处处存在着竞争，而且不存在外部技术效应，那么，经济整体对A的需求曲线就是经济整体的边际产量价值曲线（你会觉得，看一下为什么必须要这些条件是有教益的）。但它并不是每个单个企业的边际产量价值曲线的合计。每个厂商的这种曲线不仅是对其产品的既定价格而言的，而且是对每个厂商分别使用的其他要素的数量而言的。而另一方面，经济整体的这种曲线则考虑了资源在各厂商和各产业之间的转移——它是针对经济整体中的其他要素的既定数量而言的。它表明，如果在各厂商和各产业之间所有资源是以最优化的方式而重行配置的，则在所有其他资源的不变数量之上，每增加一单位A的使用量可获得的总产出的增加值。可能的资源重行配置当然依赖于假设的条件，尤其要依赖于允许的调整时间，所以，这种重新配置在长期比在短期内会更为频繁。由于资源的某些重新配置是可能的，故在任何时间内，经济整体的边际产量曲线要比各厂商的边际产量曲线的合计更有弹性，并且，时间越长，边际产量曲线的弹性就越大，因为，时间越长，重行配置的范围也就越大。

　　无论做出哪一种关于A的供给增加来源的假设，经济整体对A的需求曲线都将处在所有单个厂商对A的需求曲线的合计与单个厂商使用A的固定产出曲线的合计之间，所以，图9．3既适用于单个厂商，也适用于经济整体。

　　关于竞争性要素市场的总结

　　就经济整体而言，某一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既反映了生产的也反映了消费的替代效应。若产品价格和其他要素价格不变，某种要素供给的增加，及由此引起的价格下降，对每个厂商都将是一种鼓励，促使它用这一要素去代替最初生产中使用的其他要素，并且扩大产量。然而，许多厂商都试图做这些调整将会使其他要素的价格相对于产品的价格有所提高，这将使较少地利用这种现在更便宜的要素所生产产品的成本相对于较多地利用这种要素所生产产品的成本要有所提高，导致这些产品的供给并因而导致其价格的变化。这就在各厂商和各种产业内的生产替代中又加上了各产业间的消费替代。这些普遍的效应又将由于因生产要素与消费产品之间的特殊关系而产生的特殊效应而变得更为复杂。那些属于目前价格更便宜了的生产要素的相近替代品的要素，其价格相对而言将趋于降低；而那些与此类生产要素具有较强互补性的要素，其价格将趋于上升，而这些对于在其生产中这些要素是特别重要的产品的价格将具有进一步的第二层效应。类似地，那些在消费中与较多地使用这类现在价格更低廉的要素所生产的产品具有相近的替代关系的产品价格将趋于下降，而那些与其具有相近的互补关系的产品价格则会上升，等等。

　　对于经济中每一个单独的厂商来说，均衡要求每种要素的一定使用数量的边际要素成本等于该要素这一使用数量的边际产值。在一个有竞争的要素市场上，这意味着在此经济对某一要素的需求曲线的每一点上，该要素的价格要分别等于经济中每个厂商使用这一要素的边际产值。这是生产要素需求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中的中心命题。但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它比初看上去要复杂得多。需求曲线上的不同点，不仅仅涉及到所讨论的这种要素的不同数量，而且涉及到其他要素的组织和使用方面的广泛调整，其调整规模则要依赖于所考虑的时间长短。单个厂商，追求边际产值和要素价格两者的相等。它通过改变生产方式和产出数量，也就是改变边际价值产品而不是通过改变要素价格来实现这一相等，因为，厂商对于要素价格无法进行直接的控制。

　　买方独家垄断

　　也许我们值得对非竞争要素市场的情形做略微详细的分析，假设在某种特殊要素的卖主之间存在着完全的竞争，从而这一要素的供给曲线是有意义的，但是假定一个特殊的厂商是这一要素唯一的买主；即买方独家垄断的情形。如上文所述，在这种情形中既然厂商同时决定这一要素的价格和购买数量，则该厂商在不同价格水平上会使用多少这一要素，就不再是有意义的问题了。

　　图9．4描述了这种情见VV曲线（标着假设的需求曲线）正好是厂商为某要素的竞争性购买者时，这种要素的需求曲线的形状，并且恰恰应该像上面推导要素需求曲线那样推导出来。正如我们从那一推导过程中将要看到的，该曲线表明，对A的每一数量，厂商每增加一单位的A的使用量时，它所能够增加其收入的（最大）数量。如果该厂商所能使用的所有其他要素的数量是固定的，则该曲线将是A的边际产值曲线。如果该厂商能够利用的所有其他要素的数量不是固定的，那么，为了保持它们的边际产值等于其边际要素成本，在增加或减少A的使用量时，厂商将会改变这些其他要素的使用量，因此，既然其他要素的使用量在VV曲线的所有点上是不相同的，该曲线也就不再是边际产值曲线了。

　　曲线SS是要素A对该厂商的供给曲线。它表示，在不同价格水平上，该厂商可能购买要素A的最大数量。因此，如果该厂商购买那一点的横坐标给定的要素A的数量，SS曲线上任一点的纵坐标都表示，它的每单位要素A的平均成本。因此，SS的边际曲线（MM曲线）的纵坐标给出了该厂商每增加一单位要素A的使用量，它的成本将会增加的数量，或者说是给出了A的不同使用量时的边际要素成本。只要增加的要素A的使用量使厂商增加的收入（VV曲线的纵坐标）超过这一数量使该厂商成本增加的量（MM的纵坐标），则对该企业来说，增加A的使用量就是合算的。因此，这两条曲线的交点给出了A的最优使用量，在本例中也就是OH。那么，对每单位A所支付的价格就是供给曲线上在H点的纵坐标，也就是OP点

。

　　注意，既然在要素A的某一特定数量上，不同的供给曲线可以有相同的边际要素成本，那么，该要素的许多不同的价格就是与同一条VV曲线以及A的同一使用量相协调的。图9．5描述了一个例子。

　　要素市场失去其竞争性，可能不是由于某个厂商是该要素的唯一买主，而是由于只存在一个卖主。这种情况与产品销售中的垄断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要素的卖主面临的是负斜率的需求曲线，而且他会力求使其边际收入与任何他认为是其边际成本的东西相等。

　　如果一种要素的独家垄断的买主面临着一个独家垄断的卖主，这时就出现了双边垄断的情形。对这两个垄断者来说，其最大收益是由垄断性卖主的边际成本曲线与垄断性买主在上图中的VV曲线的交点来决定的。这一点是两个垄断者互相联合时可能使用的该要素的数量。如果两个垄断者之间的讨价还价没有促成这一要素使用量，则这时的位置就是不稳定的，也就是说，通过结合还可得到进一步的利益，亦即，两个垄断者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够负得起对方一个比后者的垄断地位的价值更大的数额以换取它的垄断地位，所以，两者之间还会有能够使双方都获益的进一步交易。这一论点说明，在这种双边垄断的条件下，存在着一个唯一决定的数量，至少在合并并未由于非经济障碍而被排除时是这样；但是，这一论点未提供一种方法，来决定垄断收入如何在两个垄断者之间分配，而且从这一方面来看，此解必须看作基本上是不确定的。

　　这种买方独家垄断分析的一种有意思的特殊应用在于，它表明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强行实施一种高于目前工资水平的法定最低工资，将会提高劳工就业量。图9．6对此做了说明。实线适用于没有最低工资时的情形，所以，OA是在工资水平为OW1时的均衡就业量。假设法定最低工资OW2得到有效的实施，厂商的供给曲线就不再是SS，而是变成了现在OW2时的CS。因为在低于OW2的工资水平上，厂商无法雇佣任何劳工。因此，边际要素成本也不再是MM，而是OW2CDM，它与VV线在E点相交。所以，这时均衡就业量为OB，大于从前，尽管工资率从OW1，增长到了OW2。很显然，为了产生这一效应，最低工资必须处于W1和W3之间。如果大于W3，就会出现通常的就业递减效应。

　　也许值得明确指出，这一例子不过是理论上的珍品，而不能认为它有多大的实践意义。这部分地是由于买方独家垄断对那些受到最低工资率影响的要素来说尤其不大可能达到那样严重的程度；部分是由于，即使在这类例子中，也不存在作出最低工资率会落在类似OW1到OW3这一区间内的推论的根据。

第十章 边际生产力分析：某些一般性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边际生产力分析并没有提供完整的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理论。它概括了，在生产要素需求后面起作用的因素，但生产要素的价格还依赖于这些要素的供给条件，要完善这一理论，我们还须分析在生产要素供给曲线后面起作用的因素。然而，在做这一工作以前，先考虑边际生产力理论方面的某些一般性问题，即主要与生产要素需求分析中使用的中心命题——要素倾向于得到它们的边际产值——相联，而不是与其供给条件相联的问题，将是有益的。

　　产品的耗尽

　　一个几乎从边际生产力理论刚一提出时就产生了的问题是，按照边际产量所进行的支付是否能确保将总产量全部用完。如果对每种要素都是按照其边际产量进行支付的，那么对要素的所有支付额的总额就不会高于或低于全部可用于支付的总额吗？在这种情形中，这个差额是怎么回事？

　　威克斯蒂德曾给出了在一段时间内对此问题最广为接受的答案。他指出，如果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次的，则欧拉定理表明，以边际生产力为依据的支付额，将会用尽全部产品，令a，b，…，为生产要素的数量。x＝f（a，b，…）为生产函数，则f（a，b，…）是t次齐次函数，如果：

　　（1）f（λa，λb…）＝λtf（a，b…）。

　　欧拉定理断言，对于一个t次齐次函数有：

　　（2）eq f(af,aa)·a＋eq f(af,ab)·b＋…＝tf（a，b…）＝tx

　　如果t等于1，此式变成：

　　（3）eq f(af,aa)·a＋eq f(af,ab)·b＋…＝x。

　　这里的偏导数正是不同生产要素的边际物质产量，并且分别乘以其对应要素的数量。因此，等式左边的每一项是对每种要素用实物形式表现的总支付额（如果每种要素获得其物质的边际产量），而它们合计正好等于可供产品的全部数量。这个等式不会由于乘以该产品的价格而改变，事实上这正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所发生的情况。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结论过于完美了。如果单个企业的生产函数处处都是一次齐次的，那么，以边际产量为根据的支付额将消耗掉全部产品，而不论要素依此结合的比例，而且，要素的收入将与厂商的规模无关。再者，如果存在着垄断，按照边际产值确定的支付额将不会消耗掉全部产品。最后，尽管从充分广泛的角度来看，我们从前面已经知道，把生产函数看成一次齐次的是合理的，但是并不能从这种观察方法得出结论认为，从单个企业的角度看，它们也是一次齐次的。如果事实是如此，也似乎是经验上的偶然现象，而且把经济学中一个基本命题建立在一种经验性的论据上，看来是相当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这一事实的决定甚至已不属于经济领域而是技术领域的事。

　　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是争辩说产品的耗尽完全不是特定技术条件的一个必然结果，而是均衡的一个条件，考虑一种特殊的情况，如果某种资源所有者向所有其他资源所有者支付其边际产量，他所剩下的多于他所拥有资源的边际产量。这样，所有其他这种资源的所有者都会受到鼓励去做此类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减少他们之间所得的差别。相反，如果所得的剩余低于他所拥有资源的边际产品，这就激励他不再继续当剩余收入的接受者，他会结束他目前的行为，出让其资源的使用权以获取其边际产品。结果是，在竞争条件下，单个厂商会试图在其生产函数为一次齐次时的产出水平上，并以这时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从事经营。

　　边际生产力在实证分析及规范分析中的作用

　　在讨论边际生产力分析中，看来越出我们回避规范性问题这一总原则更为好些。原因在于，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之间的混淆，可能是对边际生产力分析产生误解的基本原因，也是造成对此理论持续不断地进行论战的根本原因。

　　也许，这种混淆的最简单的形式是，这样一种论点即，如果这种理论是有根据的，它使得工资率（或任何其他资源的收益率）不可避免地由“自然规律”所决定，而不会被人类的行为所改变，这是如此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以至于边际生产力分析是不能接受的。当然，即使这一推理是正确的，它也不是拒绝接受边际生产力分析的可靠根据。我们可能会哀叹地球是圆的。而我们对它无所作为，可这并不能成为拒绝接受这一事实的理由。但是，先前的分析已很清楚，这样的推断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边际生产力分析正是一种工具，用来分析某一特殊行业中的工资率为人的行为所改变的途径。它可能由于任何将会提高的定量的雇员的边际生产力的行为而提高。这可以通过裁减雇员人数，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提高管理的效率，增加工人所用的资本数量等等来实现。

　　一种更为复杂的混淆形式是，在本科生教科书中——特别是劳动经济学教科书中常常提出的、对边际生产力分析的一整套反对意见，其大意是说，这一理论“假设”了资源的完全的流动性、对可供选择的机会有完全的了解、完全竞争，等等。且不论关于“假设”的这些说法所引起的一般性问题，很显然，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中，如果把边际生产力分析看作实证分析的工具、看作是理解生产要素需求后面的各种力量的途径、因而看作是理解各种资源的价格为什么如此这般的途径，则这些说法就是完全离题了。假设一种特殊劳力在南方与北方之间是完全不能流动的。这意味着北方的这种类型的劳动力与南方的这种劳动力事实上是不同的资源。它们是两种不相同的资源，二者各有其自己的供给曲线。这两类资源的价格将分别由他们各自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交点来决定。北方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将依赖于它的价值生产率，当然后者又依赖于南方劳动力的价格，反之亦然，正如劳动力的需求可能依赖于土地的价格一样。如果在生产中，北方劳工的一个单位是南方劳工一个单位的完全替代品（即南方和北方许多生产活动都可以以同样的成本完成得同样好），则需求条件将支配两个地区的相同的价格；如果它们不是互相为完全替代品，则它们的价格也不相同；等等。所以，边际生产率分析，对于判断不流动性所产生的效应，是十分有用的。同样，无知和不流动一样，也将会影响生产要素的供给条件。而我们已经知道，边际生产率分析怎样可以很容易地说明垄断条件。

　　引入这些“假设”的原因在于，他们与判断按照边际产品确定支付额的规范性内涵有关。假设由于不了解其他家具厂的机会，使一群工厂中的劳工未能到另一群工资支付较高的工厂中去谋职，那么，同样类型的劳工，虽然都获得了他们的边际产品的价值，但一群工厂中的劳工却获得高于另一群工厂劳工的工资率。显然，若排除这种对机会的不了解，将会增加总产量。从支付额较低的工作移转到支付额较高工作的劳工，其新的就业所增加的产量要大于他放弃过去的工作而造成的产品减少的数量。

　　如此例所示，按照边际产品确定支付额的功能在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对劳工支付其边际产量，会鼓励工人去寻求能使其边际产量最高的就业，假设在那两组家俱工厂中的工资率是相同的，尽管其边际产品不同，工人也没有兴趣转移到其边际产品较高的工厂去。同样，按照边际产品确定支付额也鼓励了资源的买者去购买最适于其目的的资源。举例来说，假设有两类劳工，A和B。如果在活动1中，A和B是完全可以互相替代的，而在活动2中，B比A的生产率要高。如果支付额是按照边际产量而确定的，由于B在活动2中有较高的生产率，他将获得高于A的工资率（如果B的数量是有限的，足以使得在均衡时全部可以在活动2中得到雇用）。活动1中的雇主会乐于雇用A而不是B，因为，为了雇用B，他们将必须按照活动2中的边际产量进行支付。另一方面，假设A和B的工资被武断地确定为相同，那就意味着它们不能与边际生产力相符合。这样，活动2中的雇主仍有兴趣留用B而不是A，但活动1中的雇主则没有任何动机仍然雇用A而不雇用B。当然，所有这些例子中，“内在动机”本身却依赖于依据雇主的边际产量来确定对他的支付额，因为他的生产力恰恰在于选择最适用于其目的的资源，而如果他的报酬不依赖于他完成这项工作的好坏，他又到哪儿寻找动机去把它干好呢？

　　更广泛地讲，依据边际产量进行支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手段，它可以使市场购买中的最终产品替代率等于生产中技术上可能的最终产品替代率。这一点通过消除所有的中介人，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假设在其他资源数量一定时，一小时劳动的边际产量等于一蒲式耳玉米或一蒲式耳小麦。那么，技术替代率就是1对1。除非玉米和小麦以相同的价格出售，否则表面替代率就不是1比1，而实际上可供消费者选择的其他替代方案也就是被误用了的。至此为止，这仅仅是要求收益率与边际产量成比例。但是，除非收益率等于边际产量，否则，市场货物与非市场货物之间的替代率将被扭曲。假设在上例中，每小时劳动的价格是半蒲式耳小麦，看起来，这个劳动者以通过牺牲掉半蒲式耳小麦，而获得一小时的闲暇，然而实际上整个社会却整整牺牲了一蒲式耳的小麦。

　　关于这些规范性问题的全面分析将会引出更广泛深刻得多的讨论，尤其是不能确定应属于谁的利益和无人负担的成本所引起的问题（“毗邻效应”，私人和社会产量之间的偏离。）但也许关于无知、非流动性、竞争程度等问题在分析根据边际产量确定支付额的规范性含义中为什么如此重要，已做了足够的说明。另外，关于确保资源适当配置的功能是通过调整单位资源的收益率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调整可识别的个体的总收入来实现的，这个总收入不仅依赖于这种单位收益率，而且依赖于个体所拥有的资源数量，或许也说得够多的了。

　　分配的道德观

　　众说纷坛的规范问题并不是边际生产力在取得资源配置效益中所要完成的任务，倒毋宁问它是否还导致了分配上的公正，边际生产力理论被看作是对现存收入分配的公正性的一种辩护。假定存在一个竞争条件近似合理的情况，那么，人们争辩说，边际生产力理论表明，每个人获得了他所生产的东西。显然，一个人应该获得他所生产的东西。因此，人们就说，现在的收入分配是合理的。

　　对于这一论点可提出的一个反驳意见是，私人产量——个人依此获得一定的支付额——与社会产量可能是有偏差的。举例说，盗贼所使用撬杠的生产者也获得他们的边际（私人）产品。但是，这一反驳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性，它所抨击的实际上是这一辩论中的一个小前提，因为它只争辩说，在某些情况下产量的市场测度不是适当的测度方法，它并没有否认，如果产量是被恰当地测度了，个人应该获得他们的产品。

　　这种论点所赖以成立的基本假定是下列伦理命题，即一个人应该得到用他所拥有的资源生产出来的产品。且不论这一命题的可接受性如何，应当承认，这一命题是被广泛地且不加思索地接受了。对于一个社会的安定来说，有一套信条被看作是理所当然、而毫无疑问的能被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不假思索地接受，是十分重要的。就我个人的判断而言，这一命题就是或已经是我们社会上的这类信条之一，而事实上它也的确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接受了市场体制和与之相关的报酬方式的部分原因。依据边际产量进行支付的功能也许“实际”是为了获得资源配置的效益。然而，报酬的支付被发挥这一功能只是由于人们广泛地、或许也是错误地认为它导致了分配上的公正。

　　说明这一道德命题根植于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念中有多深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我们制度的大部分极端反对者对这一点也是默认的。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他的劳动剥削理论。他说，劳动力被剥削了，因为劳动生产了全部产品，但却只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即便承认劳动生产了全部产品这一点有一定意义，为什么这样的结果是“坏的”或者是剥削的表现呢？说它是“坏的”，仅仅是因为劳动“应该”获得它的全部产品——而这正是上面所说的基本道德命题。如果罗斯金的口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被接受（又一次撇开了由于对能力和需要这两个词进行定义而引出的所有问题），那么马克思的全部论据都将不存在了。这样，为了证实存在着“剥削”，人们将不是必须表明，在某种意义上，劳动的所得少于它的产出，而是必须表明劳动的所得少于它的“需要”。

　　当然，即使人们接受了这个基本的道德命题，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在逻辑上也是荒谬的。显然，部分本期的产品是可以归因于非人力资本的。马克思的回答是，非人力资本是过去劳动的产品——可以说是“物代”劳动。但是，如果事情确实如此（这并不表明我暗示它如此）、马克思的口号就应该重新措词为，“现在和过去的劳动生产了全部产品，但现在的劳动只获得了全部产品的一部分”。这是多不过意味着，被剥削的并不是现在的劳动，而是“过去的劳动”，而且不得不引入一种新的道德命题以便去争辩说，现在的劳动应该获得由现在和过去的劳动所生产的东西。

　　当然，在此提及这个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目的不是要对它进行全面的分析，而只不过是要说明，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本身也建立在接受资本主义道德的基础上。

　　如果进一步详细研究这一命题，即一个人应该得到用他所有的资源（包括他的劳动和非人力资本）生产出的东西。我相信，对它既不能完全接受，也不能完全拒绝。当两个个人处在相似的环境中，并且具有平等的机会时，这一命题是完全合理的，因为，通过市场完成的支付只涉及了资源的部分使用，并且，依据市场化产量进行的支付要求与总收益相等。但对两个具有不平等机会的个人来说，这一原则看起来就不那么合理了。一个人生来就失明，另一个人却有视力，如果前者由于生产率低而比后者所得要少，这是否“公正”呢？困难在于，难以找到其他适用的原则。最根本的“不公正”是初始时的资源分配——也就是一个人生来失明，而另一个却不失明这一事实。实际上很清楚，在这类情况中，我们并不使用依据产量进行支付的原则。

　　有时，人们认为，这一原则适用于对人力资源的支付比适用于对非人力资源的支付更彻底。也就是说，一个人“应该得到”他用自己的劳动或他自己所产出的资本而生产的产品，而不是使用他所继承的资本而生产出的产品。按照上例的结论，这一区别是不正确且不切题意的。如果一个人应该获得他用其劳动生产的产品，这意味着，他有权按照自己意愿消费其产品，只要他不干扰其他人。如果他可以用这些所得过放荡的生活，而可能不留给他的儿子，他是否将得到他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呢？琼斯先生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财产，史密斯先生则继承了罕见而能获得收入的体能和智能。或者换一种情况，琼斯先生用他的劳动所得使他儿子接受了一种技术教育从而将提高他儿子挣钱的能力；史密斯先生使用他的劳动收入为其儿子置办了一份产业，这使他儿子挣钱的能力也将得到同样水平的提高。这两种情况有什么差别呢？

　　这是对复杂而微妙的问题进行的肤浅而又不完整的讨论。其目的并不是要提出什么完整的或令人满意的分析，而是要表明对资源收益率的决定所进行的边际生产力分析并不只具有单一的道德含义。接受边际生产力分析无论如何不是要让人们表示接受现存的收入分配是正确的或适当的分配——也不是让人们因此而去否定这种分配。

第十一章 生产要素的供给

　　生产要素

　　前面我们用高度抽象的措词讨论了生产要素的需求；这种讨论没有考虑各种生产要素的具体特性，也没有给以命名，其原因是，在需求方面，似乎不存在有经验的分类，作这样的分类似乎也没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有用的分类因问题的不同而不同。在需求方面，对要素分类的主要考虑是生产中的替换性。单个要素由若干个这样的单元组成，即它们被认为是在生产中完全可以被替换的东西；不同要素则由这样的单元组成，即它们不是完全可以被替代的。对有些问题来说，区分出许多不同的生产要素是值得的，而对于其他问题则很少需要加以区分。

　　传统上认为，供给条件为用特殊的术语区分生产要素提供了较为坚实实际的、具有经验性意义的基础。古典经济学家区分出三种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他们认为土地是一种永久性的，不能再生产的资源，其数量是固定的，因而从整体而言对经济的供给是完全无弹性的。他们认为资本是一种可再生产的资源，其数量可以通过审慎的生产活动而改变，因而资本的供给并不是完全无弹性的。事实上，他们一般认为这种供给弹性很大。与资本一样，他们认为劳动是可再生产的和可以扩张的，而且，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看，劳动供给的成本是不变的。但是要把它与资本区别开来，因为它具有二重身份，既是生产资源，又是最终消费者。

　　产生这种三分法的根源，无疑是古典理论发展时期所特有的重要社会问题，以及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社会结构。现在也许对于某些问题来说，将土地与其他资源区分开仍是重要的，但对于大多数问题来说似乎已无关紧要。在当前大多数重要情形下，无论从与经济相关的哪个角度讲，土地都是不能与资本的其他形式区分的。土壤的生产能力可以通过灌溉、施肥之类的成本支出而生产出来，显然不是永久性的。即便是通常意义上的地租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在发达国家里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比过去下降很多。

　　从广义上说，作为生产力源泉的资本，有更多的话要讲。我们称之为劳动的大部分生产力显然是有意识投资的结果，同机械和建筑物一样，都是生产出来的。人类生产力可以代替非人类生产力，只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人类生产力可以生产出来，以取代非人类生产力。事实上，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投资中越来越大的比例趋向于采用人力资本形式。所谓财产收入总的来说在愈是发达的社会里，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愈小，尽管同时物质资本的绝对数量大了许多。例如，它在美国所占的比例小于缅甸或印度，也许还小于法国或英国，还可能小于一百年前的美国。

　　尽管我们认为所有生产性服务的源泉均可视为资本，我们的社会和政治机构基于实际需要却认为，两大类资本范畴——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之间的许多方面，存在着重要的区别。我们可以通过研究马歇尔关于特殊的劳动“特点”的论述，来探索这种区别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这些特点使劳动区别于其他要素。他列出五个特点：

　　1．“工人出售其劳动，但保留自己的资本”。

　　2．“劳动的出售者必须自己送货”。

　　3．“劳动是会消失的”。

　　4．“它的出售者在讨价还价时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

　　5．“提供额外的特别本领需要很长时间”。

　　正如马歇尔所承认的，这些特点的前两种的立足点，与其他几种颇不相同。劳动易消失是指（人类具有的）劳动服务源泉的贬值，这主要取决于时间，而不是使用率。如果今天的劳动服务未被使用，它们并未被异常迅速地贮存起来，到了明天并不会有相应更多的劳动服务。而这一点与非人力资本同理。比如桥梁、道路或机器，它们所提供的服务，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贬值，从经济角度上说，比如汽车，它的自然特性在被废弃时仍能够保存，但其经济价值却不能。

　　此外，讨价还价的劣势绝非如马歇尔所指出和经验所充分显承的那样，总在劳动的一方。只要在这方面存在着任何体制上的差别，它总好象是第一条的间接结果。由于非人力资本可以买卖，因而借用这种资本比借用预期能够获利的人力要容易，并可以通过出售其一部分来取得资金。而这一点，于人力资本却不可能。更为概括地说，任何形式的“讨价还价”问题的产生，只能是在市场不处于竞争时，事实上，更严格地说，是在市场的买方和卖方都不处于竞争状态时才会发生。那么，讨价还价的优势取决于哪方是垄断者，或者如果双方都是，则取决于各自相应的垄断力，而从这一点很难知道它本质上取决于所讨论的资源是否为劳动。

　　另外，第五条至多是个程度问题。其他形式的资本同样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只要想一想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以及早期无线电、航空和电视业的投资就明白了。

　　第一二条的立足点是不同的，因为它们源自我们社会的基本制度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只有在奴隶社会才会消失，而且仅仅是对奴隶而言，如前所述，人力资本在我们这个社会是无法买卖的。这一点说明人力资本一般说来不能像非人力资本那样很好贮存，以备紧急之用。其结果是，人力资本收入在既定的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越大，一般说来想节约的愿望也就越强。

　　“一般说来”这一限制词必不可少，原因是这些论述只有在人和财产具有足够的安全保险时才能成立，对于那些时常处于或自身感觉时常处于财产被没收或自己被驱逐出居住地危险境地的人们来说，人力资本的贮存比非人力资本贮存要好得多。比如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难民，60年代的古巴难民和1975年的越南难民具有一般人类技能的人——如内科医生——比拥有大量财产的人的应急准备要好得多。更早些时候的例子是：在这种情形下人力资本的优越性足以说明犹太人在长期流浪时期注重教育的一个主要原因。

　　人力资本不能买卖的第二个结果是减少了市场力量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范围。在一台机器上投资的个人便能拥有该机器，并能保证从投资中获得报酬。而在他人身上投资的个人却无法获得这种保证。人们在自身投资或在其子孙后代身上投资时所具有的刺激性不存在于机器投资上。于是乎，相对于非人力资本而言，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不是过少便是过多。

　　最后，人力资本源泉不能买卖这一点是马歇尔用以说明第二种特点的基本理由：正因为如此，劳动力的出售者必须自己运送。但是，这点说明了非金钱方面的考虑与人力资本的使用有关，而这种方式一般不存在于非人力资本，比如，土地的拥有者无需考虑土地的使用方式是否“愉快”，又比如一匹马的主人无需考虑他给马的工作是否“有趣”，只要这两种工作在土地和马的生产力方面含有同样的结果，而在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主人却需要考虑劳动者的兴趣和爱好。事实上，他必须制定一个连带式合同，他在出售劳动力时候，必须连带考虑工作条件和工作兴趣性等。

　　这些适合于人力资本的特殊考虑会影响到对其应作进一步的考虑，于是我们要转而考虑劳动力在总体上的长期和短期供给，然后是不同职业的劳动供给。类似的考虑在其他要素中却没有必要。

　　劳动的整体供给

　　劳动当然不是同质的：一个挖渠工人的一小时劳动与飞机驾驶员的一小时劳动是不相等的。然而，我们却总是能够想法以某种假定的工资率结构和将不同种类劳动相加的某种惯例来设计劳动供给的一般曲线。例如，我们可以用一个固定的工资系数来确定工资结构，然后用这些系数将实际劳动小时数换算为“相等”的小时数。如果我们假设飞行员的工资固定为挖渠工人的10倍，那么飞行员的一小时劳动可视为与挖渠工人的10个劳动小时相等。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想象供给的总体的劳动小数为各种工资率结构指数的函数。比如挖渠工人的工资率结构，我们承认在每一种工资率结构下，总供给量实际上由挖渠工人的若干劳动小时数和飞行员的若干劳动小时数等等组成，由此推断，我们从不认为相对工资率结构实际上是抛开经济体制或工资率水平制定的，我们仅仅是把问题分别开来，然后一个一个地去考虑。

　　一般来说区分两种劳动供给曲线似乎是合适的：在给定一定能力和一定人口数量下的劳动供给——即短期供给——和不带这种限制的劳动供给——即长期劳动供给。后者显然包含一个人口“理论”问题。

　　短期劳动供给

　　我们所给定的条件显然表明，对于任何意义的短期劳动供给都是完全无弹性，24小时与人口数之积便是每天劳动可供量——如果我们忽略对不同质劳动的修正的话。可是，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显然不是关于任何意义的劳动供给，而是可以通过市场而使用的劳动供给。那么，从根本上说，我们关心的是决定提供给市场销售的这部分劳动力要素。

　　在现代社会里，这个部分相对较小，因而其变化的余地相当大。大约人口总数的一半被划入了“劳动力”，而这些人只将其总时间的极小一部分用于市场活动——大约为1/4时间。此外，这个部分无疑随着时代的不同和国别的不同而发生较大程度的变化。

　　关于短期劳动供给曲线的最广为接受的假定也许是，如图11．1所示，是一条在某些工资率之上向后弯曲的曲线。这条曲线上的每一点应理解为表现了在给定价格条件下提供的最大数量，这正是负斜率部分被解释为“向后弯曲”而不是“向前倾倒”的原因。大量的历史数据均证实了这一结论。首先，随着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实际工资率的不断增长，每周的平均劳动小时数却呈减少趋势，且劳务市场上的童工部分要呈减少趋势。妇女部分未见有系统的变化，可能是增长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对供给曲线作长时期的观察，就会发现它们会导致一个向后弯曲的部分。不发达国家提供了另一方面的证明，在那些国家里，常见的现象是，在工资率相当低的基础上，每小时工资率的增长将导致工作小时数的减少。那里的人们似乎只希望得到一笔钱，而不考虑他们需为之付出多少劳动；如果少工作几小时亦能获得那笔数额，他们就少工作几个小时。

　　关于供给曲线向后弯曲部分的理论上的解释是，随着劳动力需求量增长而导致的实际工资率增长有两个效应：（1）由于一小时闲暇的成本是在这一小时所能获得的工作，因而使闲暇变得更加昂贵。这是替代效应，其自身能导致增加工作小时数的趋势。（2）如果个人将工作相同的时数，则实际工资率的增长使其实际收入增加，这将导致该人购买更多种类的商品，包括闲暇。这是收入效应，其自身能导致工作小时数的减少，除非闲暇没有好处。那么理由就是，超过某点，收入效应支配替代效应。其结果表现为，人们工作小时数减少，辅助性工人（如儿童等）从劳动力中退出等等。这样的解释显然说明，在很大程度上问题取决于通过市场用钱所购买的商品价值，这些商品可以通过非市场性活动获得。在原始社会，使收入效应占绝对优势的最初的低工资率，反应出对市场商品缺乏了解，嗜好范围狭窄。随着嗜好的发展和知识的传播，收入效应支配的点便呈上升趋势。

　　对于以上这样的分析有时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人们并不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工作小时数；这是一种个人非取必舍的制度性论点。这种反对意见几乎完全是似是而非的。首先，我们已经看到，大部分调整会采取调整人们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形式。其次，甚至在任何给定时间里，一个特殊的个人都会留有余地。他可以选择加班或不加班，一年中休假多些或少些，可以选择工作小时数符合其愿望的职业或雇主，如此等等。但这些都不是基本的谬误。重要的是，个人如同是位完全的竞争者；单独就每一个个人而言，每周工作小时数可能是固定的，然而，所固定的小时数正是每一个个人作为一个整体选择的结果。任何时候，如果在给定工资率基础上，这种平均的时间水平超出人们所愿意付出的水平，则表明任何一个雇主，如果他缩短工作时数并调整到工人愿意接受的水平，便能比其他雇主具有更大的雇佣吸引力。由此，他可以吸引更好的工人或以较低的工资率吸引工人。因此就会刺激雇主们将工作条件和时间调整到工人们愿意接受的水平。（用我们前面的术语说，由于买卖的连带性，雇主既是劳动力的购买者，又是工作条件的出售者。）这种竞争的结果是允许个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工作小时数。

　　我们讨论的供给曲线是短期曲线，假定人口不变，我们已谈到实际工资率水平的选择效应，在这里每种工资率水平都被认为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将继续下去。显然，由暂时的高工资回复到低工资，比起永久性的高工资，其反应是有很大差别的。暂时的高工资比永久性的高工资似乎更有可能诱导固定人口数中劳动数量的增加，因为它有很强的诱惑力，使人们抓住这个良机提供劳动服务，宁愿以后清闲一些。

　　在这一点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经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当时在人口中的劳动力部分以及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都远远超过战前时期。乍一看，这一增长似乎没有能够反映出对认为是暂时的较高工资率的反应；货币工资大幅度增长了。但物价亦是飞速上涨，有公开的涨价，也有通过产品质量下降而间接的涨价，因而每个单位时间的平均货币工资，消除经修正质量下降确定的消费产品价格指数上升因素后，或许根本没有上升，甚至还可能下降了。有些经济学家通过引用货币幻觉的观点解释稳定不变的实际工资与增加的劳动供给数量之间明显的矛盾，也就是说，劳动力的提供者就名义工资率而不是实际工资率作出反应。如果出现例如名义物价和工资都加倍的情况，他们会作出不同的反应。

　　然而，引用类似于货币幻觉这样的“提醒词”来解释这一现象是没有必要的。实际工资显然未涨这一点本身就是幻觉，在这方面，有两点能够立即予以合理说明。首先，许多额外进入劳动市场的人员，在现行实际工资率条件下，过去是无人被雇佣的；即使平均工资率没有上升，他们能够得到的实际工资率增加了。的确，分别从每个人看，实际工资率可能是上升的，而平均工资可能保持不变。其次，人们完全可能认为战争期间消费品价格上涨是暂时的，战后会恢复到战前水平。他们从工资中节省下来的部分会由于所预期的战后价格水平而不是战争期间的价格水平而紧缩。但如果是这样，便可看到，实际工资——正如接受这一工资的人们所推测的那样——相比之下较高。这一点将由单按现行价格实行紧缩的状况所表明。这第二种力量尤其重要，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所提供的增加的那部分劳动力，其目的在于利用这一暂时的机会，这将导致劳动者把计划收入增加部分中的大部分存下来，这一点使得预期的将来的物价水平极其重要。许多事实间接地证实了这一解释，其中尤其是战争时期存下来的异常大的收入，和这些储蓄采用以名义价值确定的资产积累形式（如政府债券、现金等），而不是股票或实际商品。当然，对将来物价水平的预期最后是令人失望的，然而，对将来的错误预期与对目前的幻觉是非常不同的。

　　长期劳动供给

　　如果我们转向长期劳动供给问题，必须分析实际工资率对人口规模及其具有的素质和技能的影响。换言之，我们需要一个人口理论和人力投资理论。很显然，这两种理论是相关的，通过增加劳动者人数或增加对每个劳动者的资本投入均可产生更多的劳动力，为简单起见，我们用人口规模描述下面的讨论，尽管讨论中的很大一部分也适于对人力的投资。

　　起初，人口理论被认为是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是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石。在人口理论的最初形态里，马尔萨斯理论认为，劳动是资本的一种形式，与其它资本一样，花费一定的成本支出，它可以被生产出来。这就是说，劳动是在稳定的成本条件下被生产出来。而这个稳定成本的水平是为保持劳动者所需的最低生活标准。如果工资提供了高于这一水平的生活标准，结婚就会提前，出生率会上升，死亡会下降，人口趋向增长，反之亦然。通过这种形式，该理论引出一条完全有弹性的长期劳动供给曲线，如图11．2所示。图中的OW是提供最低生活标准的工资率。

　　即便是这种粗略的形式，该理论也与久经观察的现象保持一致，有些现象在马尔萨斯时代使存在，更多的则是在他之后的经历。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就是一些极其典型的例子。美国在半个世纪里对菲律宾进行了大量的投资，随之而来的是人口大约增加了2倍，平均生活水平没有或几乎没有变化。同样，美国对波多黎各增加的援助，尤其是1933年以来，其主要后果就是人口数量的飞速上升。此类例子举不胜举。

　　同时，如果OW被理解为主要是从技术上确定的数据，则西方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经验与初始的马尔萨斯理论相矛盾。在这些国家里，实际工资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极大地增长了。的确，人口也增长了，但其增长幅度远远达不到与实际平均收入所得相抵的程度。

　　这一明显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矛盾，导致经济学家对该理论的否定，事实上，主要导致了经济理论对人口理论的排斥。据说人口主要取决于大量的非经济方面的考虑，而这些考虑内容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或兴趣范围之内。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承认人口问题，并把这个问题留待人口统计学家、社会学家等去解释。近来，经济学家们再次表现出对人口的兴趣，再次关注将人口理论与经济理论融为一体——这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发展。

　　要致力于研究出一种人口理论，使之既与西方世界的经济相一致，同时又符合总体经济理论，方法之一是重新检验马尔萨斯理论，并用更精确的方式去解释。代替马尔萨斯理论的本质，将是承认一个技术上确定的人类生产成本的存在，我们可以把人口理论的本质看作是这样一个观念，即人类的生产似乎是由报酬和成本的差额确定的一个深思熟虑的经济选择。从这个角度看，儿童可被视为具有双重性：首先他们是一种消费物品，是支出人们的收入以获取满足的一个方式，是对购买汽车或家庭服务或其他商品的取代；同时，他们是经济活动所生产的一种资本物品，是对生产机器、房屋或诸如此类的物品的取代。

　　被视为消费品时，所生产的儿童数量由抚育儿童的有关费用与购买用于各种用途的其它商品可获得的收入以及各人的情趣喜好等相对比而决定。最初，非经济力量会介入决定人们的情趣和爱好。被视为一种资本物品时，所生产的儿童数量由这种资本物品预期能获得的报酬与其他资本物品相比，以及生产儿童和其他资本物品的有关成本决定的。这种资本物品与其他物品有一个重要区别是进行最初的资本投入的个人占用报酬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儿童是一种连带产品，意即两种考虑要结合起来：儿童作为资本物品的报酬可视为减少了他们作为消费品的成本。如果没有这种因素，则十分显然，人力资本总投资的严重不足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将是几乎不可避免的。

　　从这个更广阔的观点看，图11．2中的OW不应视为一种技术上确定的数据，而是刚才讨论的因素的颇为复杂的结果——这种现象在马尔萨斯时代对OW的描述中强调为“常规”最低线，同时强调通过改变人的情趣和价值观使之提高的可能性。

　　按照这些观点，西方世界的人口没有像初始的马尔萨斯理论所论述的那样快速增长，这也许已反映了儿童的成本相对于他们的报酬增加了，甚至不需要情趣的改变。这里，使人联想到大体按此思路发展的几个因素。（1）城市儿童的抚养成本显然高于郊区，而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包含着大量向城市的转移。（2）城市儿童作为资本物品的报酬也低于乡村儿童，因为一般说来他们在少儿时的价值更小，并且，更多的人在少儿时便可能停止将通过生产性使用所获得的报酬贡献给家庭。（3）随着工业化所产生的松散的家庭纽带，使儿童作为一种提供失业保险和老年保险的价值降低了。（4）随着实际收入的增长，儿童作为消费品较之其作为生产要素要重要得多——也就是说，儿童作为一种消费品而产生的服务是一种超级物品。但这一点说明儿童就学时间更长，置身于劳动市场之外的时间更长，这样便减少了儿童对家长的报酬，增加了成本，使得儿童比其他消费品更加昂贵，以上所列并非旨在彻底论述，而是旨在说明，显然有些抵消的因素也需包括在内。

　　修改了的马尔萨斯原理也许不仅符合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也符合许多近期观察到的现象。比如，农村的人口出生率高于城市，这一点显然与以上所述相符。的确，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美国从农村到城市人口净迁入的长期趋向可作出与正常情况下完全不同的解释。通常这种现象被解释为纠正该趋势过程中不平衡状况的反映。但因阻力重重，这一纠正过程的进展缓慢，或者说是“太缓慢”了，因而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所获得的报酬平均低于其长期均衡价值。按照上面分析所得到的另一解释是，农村地区在人力资本和食物的生产方面享有一个比较优势，农村人口一直同时从事着连带进行的两种产业——食物生产和人力资本生产——，从而向城市净出售这两种商品，按照这种解释，农村流向城市的纯流动人口并不是不平衡的证据，而是平衡的证据，农村家庭的部分报酬是他们从儿童身上获得的货币或非货币形式的报酬。

　　另一个观察到的适用这种分析的现象是，“较高”社会经济阶层每个家庭人口数倾向于或小于“较低”社会经济阶层的家庭（比如专业人员和商人家庭人口数小于非技术工人家庭）。但是还不清楚这是否是一种普遍趋势。在同一社会经济阶层中，收入越高者，其儿童数量越少。上面第三四点说明了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的一种方法。由于趣味和机遇的不同，相对的儿童抚育成本对于不同社会经济阶层来说是不相同的。也许一个重要因素是，在较高阶层里，儿童就学时间可能较长，并且更重要的是，儿童得到的是一种由私人付费的教育，而在较低阶层里，更可能是由公众支付或儿童自己用挣来的钱支付的教育。这样，社会经济阶层愈高，儿童相对于其他消费品就愈加昂贵。但这些因素可能不适于解释同一社会经济阶层的现象，因而，人们毫不吃惊地发现，在同一阶层里，收入越高，儿童数量越多。

　　此外，出生率与总体经济条件的关系，为这种解释提供了间接的证据，并且受政府为儿童提供的特别补贴的影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采用了这种补贴，许多家庭补助方案中，例如现行的法国补助方案，就包含这种补贴。似乎有这样的一些证据，即这种方案实际上对于人口增长率有着重大的影响。

　　这种分析绝不能被视作是经过充分论证的或者圆满的。但它似乎的确是一种人口经济理论得以发展的一个颇有希望的方向。

第十二章 工资决定和失业

　　前述关于工资决定的分析与就业和失业总水平出现波动之间的关系如何，是介于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之间的一个难题。若各类工资是由供求相互作用所决定，那么，怎么会存在“非自愿”失业？工资为什么不发生变动以使劳动市场全部吸收。

　　一种回答是经济学家们因为不能对一些观察到的现象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采取的杂货箱式的说法：市场的各种不完全性，在此情况下，表现为“刚性”或“不易变动的”工资。这一观点最简单的形式，如图12．1所示，工资率Wo可以使有Eo单位的劳动力为市场所吸收。但是存在着一些使工资率不能从Wu降下来的不完全性因素，使得在Wu这一工资率水平上，WuU单位的劳动力被雇用了，但仍有UB单位的劳动力得不到雇用，其中，UA部分是“充分”就业水平高于实际就业水平的超额部分，AB部分则是在Wu、而非Wo工资水平上仍有待利用的劳动力单位。

　　这一套说法并不是对上述问题的答案，而只是对问题的复述。工资为什么在Wu水平上不易变动？显然在一些特殊情况中答案是现成的，例如存在着法定的最低工资水平，这时，WuBS取代SS成为有效供给曲线，而解答就是这条（有效）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但这一答案显然没有普遍性。

　　凯恩斯在其《通论》中给出了一个更复杂的答案。他认为，图12．1对于决定实际工资率的各种力量的概括并不完整，因为它省略了对另一类问题的考虑，即在一种和货币条件相协调的利率水平上，一些人想储蓄的量如何等于一些人想投资的量这一问题。这里不宜讨论他的观点，因为他的论述属于货币理论，而不属于价格理论（但关于对这一理论的一部分的分析，请参阅第17章）。对于我们这里的分析，凯恩斯理论的意义在于，根据他的观点，和这些储蓄-投资货币条件相协调的实际工资率可能不同于和“充分”就业相协调的实际工资率，如，可能是Wu而不是Wo。凯恩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工资率的下降会增加就业，但是，这种下降不会因“货币”或“名义”工资率的下降而实现，因为，这一下降会引起“货币”或“名义”价格的同等程度的下降。他认为，工人们因此会抵制名义工资率的下降。他的观点提供了另一种理由，使人们可以将WuBS，而非SS视为有效供给曲线，从而工资率就位于（有效）供给和需求曲线的交点。

　　这一答案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它在“名义”和“实际”工资之间左右摇摆，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详述。第二，也是更基本的，只要经济处在U点，则相当于UB劳动服务量的所有者将愿意以略低于Wu的实际工资提供劳动服务。这一力量是如何保持的？WuU的就业量是怎样在愿意供给WuB的供方之间分配的？“惯例”或工会刚性和类似的东西作为推迟调整过程的因素大概是可能的，但是，把它们作为加强一种在低于“充分”就业水平上的、长期的稳定均衡状况的力量来对待将再次引起实质性争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探讨令人满意答案的方面，又出现了两项有关的进展。一个是所谓联结失业和通货膨胀的菲利普斯曲线；另一个是对导致极短期工资刚性过程中特殊的人力资本和“寻找”成本作用的分析。

　　菲利普斯曲线*

　　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讨论始于1926年，当时的观点是正确的，在以后约三十年中出现了错误，现在又重新回到1926年，回到开始的正确观点。大约五十年是一个完整的循环。你可以看到，分析技术的发展是怎样使无知的产生和驱散过程加快的。

　　费雪和菲利普斯

　　我选1926年并非随意的，而是因为，在那年欧文·费雪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失业和价格变化的统计分析”的文章。

　　费雪方法

　　费雪的文章涉及的正好是阿·威·菲利普斯教授大约32年后在其发表于《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文章中所分析的同一个现象。他们两人都对下述实际观测结果印象很深：通货膨胀倾向于和低失业水平相联系，而通货紧缩则与高失业水平并存。从一个很不同的观点来看，费雪文章中的一个有趣情况是，他的文章一开始就说，他对这一题目是如此深感兴趣，“以致特别是在过去三年中，在我的办公室至少总是有一台计算机不断地在这一课题上工作。”当然，他的意思是指一个操作着一台运算机器的人。

　　但是，在费雪的分析和菲利普斯的分析之间、在1926年的真理和1958年的谬误之间，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它涉及到因果关系的方向。费雪认为价格变动率是经济波动过程中的独立变量。用他的话说就是：

　　“当美元价值下降或换言之当价格水平上升时，企业家发现其收入平均而言增加得和一般价格水平上升的一样快，但他的支出却不是如此，因为他购买东西的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合同形式固定了的，……就业从而受到刺激——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如此。”

　　为了详细说明费雪的分析并用更为现代的词语表述。假设发生了某种导致更高支出水平的情况——或更确切地说，导致比预料更高的支出增长率的情况。生产者一开始会将这种支出的更快的增长率解释为对他们的产品实际需求的增长。鞋、帽或外衣的生产者会发现，他们在以前的价格水平上可以卖出的商品量显然增加了，他们当中没有人一开始就知道这一变化是只影响到他自己还是会产生普遍的影响，在第一种情况下，如费雪所说每个生产者都会被引诱去扩大生产，并且也接受价格上涨。但是，起初，多数或大多数未预料到的名义需求（即以美元表示的需求）的增加将会被就业和产出的增加、而不是被价格的增加（或更快增加）所吸收。相反，不论什么原因，假设支出比率下降，或上升得不如预料的那么快，而且每个单个生产者在第一种情况下，至少部分地把这种下降解释为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某种特殊情况，那么，结果将部分地是产出的下降和失业的上升，部分地是价格的下降。

　　费雪描述了一种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产生于支出比率围绕某种平均趋势标准而上下波动。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强调了区分“价格的高低与价格的涨落”这两个不同方面的重要性。他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在他写作该文时，一种稳定的价格水平被认为就是那个标准。如果他在今天来写文章，他就会强调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动之间的区别（而且或许某位未来的作者会强调其二阶和三阶导数之间的区别！）。重要的区别——而且很清楚，这就是费雪当时所想的——是预料到的和未预料到的变化之间的区别。

　　菲利普斯方法

　　菲利普斯教授的方法正好相反。他把就业水平当作促使经济波动过程得以进行的独立变量，而把工资变动率当作因变量。他的观点是一种很简单的分析——我不敢说是头脑简单的分析，但事实证明如此——就静态供求的条件而言。他说：

　　“当一种商品或服务的需求与其供给密切相关时，我们预期价格将上涨，其上涨率越大，过度需求就越大，……这一原理应作为决定货币工资率也就是劳动力价格变化率的诸因素之一而起作用，看来似乎是有道理的。”

　　菲利普斯的方法是建立在如图12．2所示的普通（静态）供求曲线上的。在交叉点O上，市场在Wo工资率水平上是均衡的，这时能提供的劳动量Eo等于所需求的劳动量。失业是零——这就是说，如实际测量到的水平，等于“擦边的”或“暂时的”失业，或者用我若干年前从威克塞尔那里借用的概念，失业处于其“自然”率水平上。菲利普斯说，在这一点上，不存在对工资的向上压力。再看F点，这时劳动需求量高于其供给量。存在着过度就业，WF点的工资率低于均衡水平，而且存在着对它的向上压力。在U点，存在着失业，Wu高于均衡工资率，而且有对它的向下压力。劳动需求量和供给量之间的偏离越大，这种压力就越大，从而工资上升或下降也就越快。

　　菲利普斯通过将失业水平标在一条坐标轴上，而将工资随时间的变化率标在另一条坐标轴上，从而如图12．3所示，把上述分析转变为一种可以直观地理解的关系。Eo点相当于图12．2中的O点。失业处于“自然”率水平上，所以工资水平是稳定的（或者在一个增长着的经济中，工资增长率等于生产增长率）。F点对应于“过度充分”就业状况，故工资是上升的；U点对应于失业状况，故工资是下降的。

　　费雪谈的是价格变动，菲利普斯则说的是工资变动，但我认为，对于我们现在的问题而言，这一区别并不重要。不论是费雪还是菲利普斯都认为工资是总成本的主要部分，并且工资和价格将倾向于一同变化。所以他们俩人都很愿意把工资变动率当作价格变动率，而我也将这样做。

　　菲利普斯的谬误

　　菲利普斯的分析看上去很明确、很有说服力，但却大错特错了。其所以是错的，是因为经济理论家们从未提出过，劳动的供求是名义工资率（如，用美元表示的工资率）的函数。从亚当·斯密到现在的任何一位经济理论家都会告诉你，图12．2中的纵轴应该代表实际工资率，而非名义工资率。

　　但是，一旦你像图12．4中那样将纵轴标为W/P，这一图形就完全不能说明名义工资或价格会发生什么情况，例如，看一下图12．4中的O点。在这一点的就业水平上，对实际工资既没有向上的、也没有向下的压力。但是，对于W和P分别保持不变，或W和P一年内各上升10％，或各下降10％，或者出现某些其他变化，只要两者均以同一比率变化，等等几种情况，这一实际工资水平都可以保持不变。

　　凯恩斯对于名义和实际工资的混淆

　　像菲利普斯这样思想周密的人——他肯定是个思想周密和极为精细的经济学家——怎么会混淆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他是被当时因凯恩斯革命而逐渐形成的一般学术空气所引导而这样做的。从这一观点来看，凯恩斯革命的关键因素是假设价格相对于产出而言是高度刚性的，所以费雪所考虑的那种需求变动将几乎完全反映在产出上，而很少反映在价格上。价格水平可以被视为一种制度因素。解释菲利普斯错误的简单方法，就是他假设名义工资的变化等于实际工资的变化。

　　但是，菲利普斯实际上并未这样说。他所说的要略微更细致一点，即，预期名义工资的变动等于预期实际工资的变动。在凯恩斯的体系中，有两个部分对该体系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第一，认为价格是刚性的，意思是，人们在计划他们的行为时并不考虑价格水平变化的可能性，从而将名义工资和名义价格的变动视为实际工资和实际价格的变动；第二，事后的实际工资有可能因未预料到的通货膨胀而发生变动。实际上，凯恩斯关于充分就业政策的可能性的全部观点都来自这一假定：让工人接受（至少在凯思斯写作《通论》的30年代）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的更低的实际工资是可能的，即使他们不会以直接减少名义工资的形式接受这一低工资。

　　这两点暗含着预期的名义和实际工资同现实的名义和实际工资之间的明显差别。在当时凯恩斯主义环境下，菲利普斯自然要假定存在这一区别，并认为预期的名义和实际工资是一起变动的。

　　我并不批评菲利普斯的这一观点。科学之所以可能形成，正是因为在任何时候总有一系列惯例和观点被假定是成立的，而科学就建立于其上。如果每位作者都得回过头去对其进行研究的所有前提提出问题，那就没有人能得到什么成果了。我相信，追随菲利普斯足迹的某些人比他本人更应受到更多批评，因为他们没有在人们向他们指出这一论点时注意到其重要性。

　　无论如何，正是这种一般的学术环境导致菲利普斯考虑了名义工资而不是考虑实际工资，这一学术环境在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众所周知，凯恩斯体系是不完整的。它缺少一个方程。人们之所以毫不迟疑地很快就接受菲利普斯曲线方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普遍相信，这一方法提供了那个被漏掉的、联结实物系统和货币系统的方程式。在我看来，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要使凯恩斯体系完善起来，所需要的是一个决定均衡价格水平的方程。但是，菲利普斯曲线涉及的是工资或价格的变动率和失业水平之间的关系。它并不决定均衡价格水平。不管怎样，菲利普斯曲线被广泛地接受了，并立即被掌握用来为政策目的服务。现在，从政策角度看，它仍被广泛用于政策目的，即按照推测来描述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

　　菲利普斯曲线的含义，说明了我们面临着一种选择。若我们选择低水平的通货膨胀，比如说价格稳定，那我们就必须使我们自己去适应高水平失业。若我们选择低水平的失业，我们自己就必须去适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

　　对凯恩斯体系的反动

　　在这一段旨在改变人们的态度和提出若干问题的历史说明中，一共有三项进展。

　　第一项是对凯恩斯体系在理论上的全盘否定，它使菲利普斯曲线把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等同起来的错误明朗化了。

　　第二项进展是菲利普斯曲线涉及到其他数据样本时不能成立。费雪曾经发现这一关系在美国1925年以前的这段时期内是成立的；菲利普斯发现它在不列颠的一个较长时期也成立。但是，可惜人们在其他地方验证时，未得到过理想的结果。没有人能够在其他条件下建立起一条像样的菲利普斯曲线。我可能夸张了一点——无疑有一些另外的成功的例子；但可以肯定，大多数努力都不成功。

　　第三项也是最近的一项发展，是“滞胀”的出现，它使许多经济学家关于以验证合理的菲利普斯曲线为基础的“交换”所说的信心十足的话变得荒唐可笑了。

　　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经验上的失败和理论上遭反对使人们试图通过区分短期和长期曲线来挽救菲利普斯曲线方法。因为潜在的雇主和潜在的雇员都面对着一个较长期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就业合同，故双方必须事先猜测一个对应于一定的名义工资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际工资。所以，双方都必定要预测一下未来的价格水平。被标在供求曲线图式的纵轴上的实际工资因此也就不是当前的实际工资，而是预期的实际工资。若我们假定，关于价格水平的预期变动很缓慢，而名义工资能够迅速变化，并且不经过什么时间滞后就可以为人所知，那么，就短期而言，我们实质上就可以回到菲利普斯起初的公式，除非均衡点不再是一个不变的名义工资率，而是一个与价格预期变动率（在一个增长经济中，还要加上生产力的预期变动率）以同一比率变动的名义工资率。供求的变动因而将首先表现在名义工资变动率的变化上，而这还意味着预期实际工资的相应变化。本期价格的调整速度可以和工资一样快，也可以比工资更快，故实得的实际工资可能和名义工资的变动方向相反，但是预期的实际工资将和名义工资取同一变动方向。

　　用菲利普斯曲线的语言来说明这一点的方法是，如图12．5所示，不是将纵轴标为名义工资的变动，而是标为这一变动减去预期价格变动。即把（eq f(1,p)eq f(dp,dt)）*表示预期价格变动率，从（eq f(1,W)eq f(dw,dt)）中减去。这样画出的曲线所表达的意思，比起菲利普斯的假定，更接近费雪的原意。假定开始时经济处于Eo点，这时的价格和工资都是稳定的（把增长抽象掉）。再假定某种事件，比如货币扩张，名义总需求开始增长，这一增长又导致价格和工资以比如说每年2％的比率增长。工人一开始会将这一增长解释为他们的实际工资增长——因为他们仍然预期价格不变——所以他们会愿意提供更多的劳动（使他们的供给曲线向上移动），即，就业增加而失业下降。雇主对价格总水平的预期可能和工人一样，但是他们更直接关心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而且在这方面信息也更灵。他们一开始将把他们产品的需求和其价格的增加看作是其相对价格的增长，并认为暗含着他们必须支付的以其产品来表示的实际工资的下降。他们因此将愿意雇佣更多的劳动（使他们的需求曲线下移）。两方面综合的结果是向比如F点的移动，这一点对应着“过度”就业状况，这时名义工资以每年2％的比率上升。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雇主和雇员双方都发觉价格是在全面地上涨。正如亚伯拉罕·林肯所说，你能欺所有的人于一时，你只能骗某些人于永久，而不能欺骗所有的人于永久。结果，他们提高了他们对于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估计数，这就降低了预期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并使你最终将曲线下滑加到Eo点。因此，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种短期的“交换”关系，但没有长期的“交换”。

　　图12．6说明了上述分析，其表达方法更清楚地显承出雇主和雇员考虑的不同之处。像在前面几幅图中Eo表示均衡就业，（W/P）o是均衡实际工资率。为简化起见，假定开始处于价格水平不变的均衡点位置。现在发生一些事情，促使名义需求的普遍增长，这样就导致雇主寻求雇佣更多的工人。工人对这一现象将怎么看？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实际工资是由其名义工资除以他们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购价格指数而得出的。只要他们尚没有理由假设价格水平会发生变化，他们也就没有理由改变其供给功能。若我们把P*解释为工人所察觉到的或预期的价格水平，那么工人们的供给曲线就仍然是图12．6中的实线表示的供给曲线。对他们而言，看上去似乎对劳动的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了，移动到虚线表示的需求曲线。在名义工资率（同时也是他们所察觉到的实际工资率）的每一水平上，雇主总是在寻求雇佣更多的工人。新的均衡点将是Aw，标志着一个更高的名义或察觉到的工资率，或等同地说，一个更高的就业水平。

　　从雇主的角度看，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对他而言有重要意义的实际工资不是其对商品和服务的一般支付命令，而是他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和名义工资之间的关系——即，进入第9章方程（5）中的那个价格。如果我们以名义工资除以这一价格的商来表示他对劳动的需求，则他对劳动的需求并无变动，对经济而言，若P*不是被当作整个经济所察觉到的价格，而是当作单个生产者所察觉到的平均价格，那么，对劳动的总需求曲线也未移动。这一曲线仍然是图12．6中用实线表示的那条需求曲线。然而，就这一被察觉到的价格水平而言，供给曲线则不同了。面对着产品名义需求的增加，雇主将期待能够提高价格或者得到类似的结果。从其产品的更高的价格来看，同样的名义工资意味着更低的实际工资。对所有雇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似乎其供给曲线如图12．6所示向右移动到虚线表示的供给曲线位置上了。新的均衡将是Ae点，它导致了更低的察觉到的实际工资率，尽管这时有一个更高的名义工资和更高的就业水平。

　　Ae和Aw对应着同一种就业水平，这不是巧合。从雇主角度来看的供给曲线的右移只是从工人角度来看的需求曲线的右移的又一种说法。这两者的答案必须一致。如图12．6所示，看来似乎工人所察觉到的实际工资，（W/P*w）o超过开始时的实际工资（W/P）o，其超过程度正好约等于雇主所察觉的实际工资，（W/P*e），低于开始时的实际工资的程度，从而，对*我们的例子而言，似乎所察觉到的平均价格的上升（粗略地说，即实际价格水平的上升）约为名义工资上升的两倍。但是，这一结果只是前面那个特殊图形的偶然产物，反映供给和需求曲线的弹性（在绝对值上）相等。所察觉的平均价格上涨得一定比名义工资多，否则雇主所察觉到的实际工资就不会下降，但超过的幅度依赖于需求和供给曲线两者的弹性。一个极端的情况是，若供给曲线是具有完全弹性的，则名义工资根本就不会上升；另一个极端的情况是，若需求曲线是具有完全弹性，则名义工资与察觉到的平均价格上涨幅度正好相等。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供给曲线的弹性超高，需求曲线的弹性越低，则名义工资上涨与价格上涨之比越小。对就业情况而言，两条曲线的弹性超高，则就业扩张的水平就越大。

　　图12．6中所描述的相对于EF点的就业状况是暂时的。有两种力量都倾向于改变这一状况。第一，雇员终将发现价格普遍上涨了，这将如所发生的那样导致他们沿他们的供给曲线Aw点下滑回到O点。雇主虽原以为其他名义价格（或以名义条件表示的要素供给曲线）是既定的，终于也发觉这些价格上涨了，这将使他们在既定的名义工资率对其产品价格之比上减少对他们劳动的（平均）需求。他们如图所示将沿其需求曲线Ae点上滑回到O点。用虚线表示的供给和需求曲线都向左移了，而且仍是互相联系着一起移动。工人所察觉到的价格上涨幅度开始接近雇主所察觉的价格上涨幅度，而两者又接近于名义工资上升的幅度。

　　通过像我这样把价格预期引入菲利普斯曲线，我已经暗地里回避了近来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中的一个主要问题。由于最近经历了“滞胀”，再加上理论上的分析，现在任何人都承认，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明显地被误解了，而且严重地夸大了那种长期替代关系，但是许多人不愿接受这一观点，即长期替代效应是零。

　　我们可以通过把价格预期引入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另一种方法来考察这一问题。图12．7仍将名义工资变动率标在纵坐标上，但是它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曲线，每条曲线对应工资的一种预期增长率。用代数语言表达，可将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写成：

　　（1）eq f(1,W)eq f(dW,dt)－（eq f(1,P)eq f(dP,dt)）*＝f（U），

　　其中U代表失业，我们可以将它写成更为一般的形式：

　　（2）eq f(1,W)eq f(dW,dt)=f[U,（eq f(1,P)eq f(dP,dt)）*]。

　　现在假定发生了某种事件使经济处于F点，在这一点上工资以每年2％的比率上升，而失业低于自然率。那么，当人们调整他们的通货膨胀预期时，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将向上移动，并且最终将停留在其预期通货膨胀率等于本期通货膨胀率的那条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上。现在的问题变成，那条菲利普斯曲线是否形如A线，从而这条长期曲线的斜率像LL线那样是负的，在这种情况下，2％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仍将降低失业水平，尽管不是降低2％那么多；如是形如B线，从而该长期曲线是垂直的，这就是说，预期通货膨胀率为2％时和为0％时的失业水平是一样的。

　　不存在长期货币幻觉

　　我在1967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就职演说词中曾指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这主要是基于我在本书中所概述过的理由：实际上，不存在任何长期货币幻觉。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艾·斯·费尔普斯教授几乎与我同时提出了同样的假说，其理论依据虽然与我的依据有关但是不同。这一假说已开始被称作加速主义假说或自然率假说。其所以被称作加速主义的，因为这一假说认为，一项试图将失业水平保持在长期垂直菲利普斯曲线的水平截距以下的政策，必然导致加速的通货膨胀。

　　假设从图12．7中的Eo点开始，这时没有人预料会出现通货膨胀，但是决定要达到更低的失业水平，比如FF起初，这可以通过促成2％的通货膨胀来实现，如图所示，即沿对应于无通货膨胀的菲利普斯曲线移动。但是，如我们所知，经济不会停留在F点，因为，人们的预期将发生移动，而且，若通货膨胀率被保持在2％的话，经济还会被迫回到它开始时的失业水平。能够把失业水平保持在自然率以下的唯一办法是维持一种永远加速的通货膨胀，即总是使当前的通货膨胀水平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在这一分析和英国实际发生着的情况之间的一致性并非偶然的巧合：近来英国政府就是试图将失业保持在自然率水平以下，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得不使通货膨胀加速——根据官方统计数字，即从1964年的3．9％到1974年的16．0％。

　　对“自然失业率”的误解

　　这一假说最后被称为自然率假说，因为它强调自然失业率。自然率这个词被误解了。它并非指某种不可降低的最低失业水平。毋宁说它是指和劳动市场上的现存实际条件相适应的就业率。可以通过消除劳动市场上的障碍、减少摩擦来降低这一比率。也可以通过引入另外的障碍来提高它。使用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把就业状况的货币方面从非货币方面中分离出来——和威克塞尔在讨论利息率时使用自然这个词的目的完全一样。

　　在过去若干年里，人们对于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否是垂直的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统计研究。有的争论仍在继续。

　　大多数统计检验都是通过把方程2重新写成如下的形式来进行的：

　　（3）eq f(1,W)eq f(dW,dt)=a+b(eq f(1,P)eq f(dP,dt))*＋f（U）

　　或

　　eq f(1,P)eq f(dP,dt)＝a＋b（eq f(1,P)eq f(dP,dt)）*＋f（U）

　　其中方程式左侧或者是工资变动率，或者是价格变动率。因此，问题就在于b的值。原来的菲利普斯曲线实质上假定b＝0；加速假说则令b等于1。我所指的各种检验的作者们则使用观察到的数据，大多为时间序列数据，来估计b的数量值。几乎所有的这类检验最终都得出b的数量值小于1，其含义是存在着长期的“替代”关系。但是，这些检验困难重重，有些处于相当表面的层次，有些则属于更加基本的层次。

　　一个明显的统计问题是，统计拟合曲线拟合的情况在不同时期并不相同，而且对于拟合期以后的各个时期也产生了一些很不可靠的外推，故尽管这些统计结果目的是要测量长期关系，但实际上看来倒更像是在测量短期关系。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了进行这方面的统计检验，必须有某种测量预期通货膨胀率的方法。因而，每个这类检验都是对加速主义假说和关于预期构成的某种特殊假设的联合检验。

　　适应性预期假设

　　大多数这类统计假设包括了所谓适应性预期假设。这一假设在很多问题上是较为适用的，其含义是，预期是以本期通货膨胀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差为基础进行修正的。比如，若预期通货膨胀率的5％，而本期通货膨胀率为10％，则预期通货膨胀率将向上修正相当于10和5之差的某个比例。众所周知，这意味着预期通货膨胀率是过去各期通货膨胀率的指数加权平均，权数值随向前推移的时间长度而降低。

　　因此，即使根据他们自己提供的条件，对这些检验结果也可做两种解释。一种是，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不是垂直的，而是有一个负的斜率；另一种是，对于这一目的而言，这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估计人们预期的方法。

　　关于这些方程的一个重加令人难以解释的统计问题是，如果加速主义者的假设是正确的，则这些检验结果或者只是对一条短期曲线的估价，或者它们在统计上是不稳定的。假定b的真值为1，那么，当本期通货膨胀等于预期通货膨胀（这是长期曲线的定义）时，我们有：

　　（4）f（U）＝－a。

　　这就是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满足其要求的U值就是自然失业率。U的任何其他的值或者反映了短期均衡位置，或者是自然率中的一个随机成分。但是，把[1/P][dP/dt]放在方程左侧的这一计量程序似乎把不同的失业率观察值作为外生量来处理，而且似乎它们可以无止境地保持不变。根本无法从这一方法中导出方程4。实际上，这一方法中暗含地假设了失业可以取不同的值，而这一假设回避了加速主义假设所提出的全部问题。从统计的层次上看，这一方法要求将U或U的函数，而不是将eq f(1,P)eq f(dP,dt)放在方程的左侧。

　　合理预期

　　近来，一些美国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更为基本的批评意见。这一批评源于约翰·马思关于合理预期的一篇重要文章。这种合理预期方法最近被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现在是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和其他一些人在他们的文章中用于分析这一问题。

　　这一批评意见提出，对认为人们是在以固定的权数对过去的经验加权平均的基础上形成他们预期（或任何其他与通货膨胀实际发生的方式不一致的理论）的观点，不能给予认真对待。例如，假定现行价格水平的变动过程如图12．8A部分所示，即通货膨胀是加速的。在使用不变指数加权模式（使权数之和为1）的情况下，如图12．8。B部分所示，预期通货膨胀率总是落后于实际通货膨胀率。但是形成预期的人并非傻瓜，至少部分人不是。他们不会总是执迷不悟。更一般地说，他们不会仅仅在过去价格变动情况的基础上进行预期。有什么人对明年的价格预期不受未来英国大选结果的影响呢？过去的价格史中并未有此记录。预期会不受即将执政的政党所宣布的政策等等的影响吗？所以，马思说，我们假设人们在某种正确的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预测：并不是说他们每个个人都是正确的，而是说，经过一个长时期后，平均而言，他们是正确的。有时这会导致人们在适应性预期的基础上进行预测，但决非总是如此。

　　如果你把上述观点用于目前的问题，结果是，若现实世界的情况是人们在理性基础上进行预期，因此平均而言他们是正确的，那么，假定他们以固定权数加权平均过去的情况来形成他们的预期就会使方程3中的b值小于1，虽然其真实值是1。

　　考虑一下这种状态：有一条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人们合理地进行预期，所以平均而言，经过一段长时间以后，他们的预期等于实际发生的情况。在这一状态下，统计学家们出来假设人们以用固定权数平均过去经验的方式来进行预期，并依此假设对方程3进行估值。他会发现什么？结果是，他将发现b小于1。当然，这种可能性并不证明使用适应性预期的统计检验是错的，而只是对他们的结果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

　　在一系列很有意义而且重要的文章中，卢卡斯和萨金特探讨了合理预期假设的含义，并试图在不做可能导致错误的适应性预期假设的情况下得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斜率的统计检验结果。

　　他们的统计检验运用了一类不同的信息。例如，合理预期假设的一个含义是，在一个价格出现了巨大波动的国家，预期对本期通货膨胀率变化的反应会大大快于价格水平相对稳定的国家。由此可知，观察到的菲利普斯曲线在第一个国家中将比在第二个国家中更为倾斜。在这方面比较各国情况以及通过其他一些检验结果说明，看来与任何负责任的人所预料的完全一致，这就是：既然你不能永久欺骗所有人，则真正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

　　理论和政策的含义

　　上述事实并非全部。我所引述的一些文章尚未发表，有些只是在过去几年中刚发表的。所以，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一问题已经解决了。即使如此，也值得注意一下这一观点不但对菲利普斯曲线问题，而且对于政策问题的意义有多大。

　　其对于政策问题的一个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是，如果你认为人们是在理性基础上进行预期的，那在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就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规则能使你达到自然失业率以外的什么目标，你能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回到我一开始所做的菲利普斯曲线分析——你可以用来降低失业率的唯一办法是通过预料不到的通货膨胀。

　　如果政府按照某种固定规则决策，不论这一规则是什么，只要人们认识到了，他们就能在决策时考虑到它。结果是，除了自然失业率以外，根据固定规则你不能达到任何其他的失业目标。你要能达到其他的失业水平目标，唯一的办法是你总是做到比全体人民都聪明，总是采取新的规则并使用一段时间直到人民充分了解它。因此，你必须发明一整套新规则，而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乐观的。

　　这一分析为我们有些人长期以来一直持有的一种观点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思想背景，这种观点就是：对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来说，更好的办法是说明你将与人民合作，并将你所做的事告诉他们，使他们自己有一个判断的依据，而不是试图去愚弄他们。萨金特－卢卡斯的论点和分析实际是告诉我们，如果你以为你能够愚弄人民，那你就是在愚弄自己。

　　这些大约就是这项争论的现状。我或许还可以这样概括一下：实质上已经没有哪位经济学家再相信最初提出的那种天真的菲利普斯曲线了。目前这项争论已经进入第二个层次，即任何人都同意，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比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倾斜度更大。唯一的问题是，它是垂直的，还是不那么垂直。这方面事实尚不很清楚。但是就我所知，有一系列分析和推理的方法使你能根据长期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假设，自圆其说地说明所有现存的实际情况。

　　一条正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

　　前面的分析解释了，为什么充分就业政策实际上和加速的通货膨胀联系着，但是，它没有解释最近经验的另一个特点，即，平均失业率和平均通货膨胀率一起升高的趋势，亦即，一条严格根据经验得出的长期的、或更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既非负斜率的，也非垂直的，却成了正斜率的。

　　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前面的分析不言而喻是针对“无制约的”通货膨胀局面的。它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即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对预期的调整速度比较慢、长期合同的制约、政府对某些特殊市场的干预以及其他“摩擦”或“刚性”因素的存在，会阻碍价格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调整，而且还考虑到使“自然”失业率高于可以达到水平的可能性。但是，它未考虑到这些“摩擦”或“刚性”本身也会成为通货膨胀的函数。

　　实际上，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通货膨胀不大可能在上述意义上被认为是“无制约”的。当局将被迫试图以通过“施加压力”来扩大政府对特殊产业的干预的方式，或以被委婉地称作“收入政策”的对特殊产业实行正式的物价和工资管制或实行普遍的物价和工资管制和方式，或其他类似办法来抑制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率（实际的或潜在的）越高，对价格系统采取的干预措施就越多。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战争时期，受压抑的通货膨胀可能导致过度就业。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地是由于爱国热情使物价管制的实施比平时更有效，部分地是由于预期这一局面是暂时的，从而使雇员们把当前明显降低了的实际工资率理解为实际工资率增加了，还有部分地是因为需求构成变化了，即大量的需求来自一个单一的买主——政府。

　　但是，在通常的和平时期，在出现高通货膨胀率时增加干预可能意味着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因为这些干预使劳动市场的效率更低了。结果就是在几年的时期内，平均来看，在统计上出现了正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

　　周期性失业

　　前面对于菲利普斯曲线的分析是暗含地以某种最近才明显引起经济学界注意的因素为基础的，其中特别是：不完全的信息，获取信息的成本，人力资本在决定劳动合同形式中的作用。在这些领域中，开创性的工作是由乔治·施蒂格勒在其1961年的文章“信息经济学”中，以及加里·贝克尔在其1964年的著作《人力资本》中所完成的。

　　不完全信息使雇主和雇员所接受的实际工资之间出现差别。对这两个集团来说，更发现价格一般会出现什么变动是困难的和费钱的。对工人们来说，要付出一定代价才能知道有哪些其他的就业机会，但是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很强烈，所以他们可能对于与其有关的名义工资水平比对一般价格水平了解得更清楚。对雇主们而言，了解对他们自己产品的需求情况既是最重要的，也是最不需支付多少成本的，故他们对于他们自己产品和所用资源的价格信息，也比一般价格水平掌握得更充分。

　　获取信息的成本在决定对未预料到的总需求变动作出调整所需时间的长短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近年来在这一领域中的一种思路是强调劳动市场中的“寻找成本”。

　　一个工人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找到另外一些合适的职业。在受雇期间去找一项新的工作是很难的。因此，一个未被雇用的工人，不论是因为他刚步入劳动市场还是因为他离开或失去了那项工作，都可能不愿意接受向他提供的第一个职业。这样做的代价是降低了找到一项“更好的”工作的可能性。只有当作提供的工资水平高到足以补偿他的这一损失时他才会接受这第一次的工作机会。这反过来又有赖于他对劳动市场预期。根据这种解释，通常所理解的失业并不仅仅是浪费和懒惰；毋宁说它反映了“各种工作的间隔时间”，或者说反映了寻求资源最终利用的生产活动。

　　假设发生了某种可以启动我们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分析的未预期到的总需求增加。雇主将努力雇用更多的工人。正在寻找工作的工人在未变动的预期的基础上将更容易找到吸引力足以补偿放弃寻找工作所付出代价的工作机会。工作之间（或者说介于进入劳动力储备和找到工作之间）的平均时间将缩短，并且登记失业的人数也将随之下降。当更有利的就业形势更加广为人知时，找工作的人就会修正他们对于就业机会的预期，并变得更加挑剔，而登记的失业人数则将上升到其“自然”水平。这是对图12．6中从O点到Aw点，又从Aw点回到O点的运动的另一种解释方法。

　　相反地，令总需求出现未预料到的下降，从而雇主希望在所了解的每种实际工资率水平上雇用更少的工人。正在找工作的工人将发现，他们根据自己未变化的预期找到工作的机会更少了。这种工作机会有足够的吸引力，能够补偿他们放弃进一步寻找工作，失业后重新找到工作所需的平均时间延长了，登记的失业人数因此也会增加。随着不太有吸引力的就业状况逐渐广为人知，找工作的人将修正他们关于就业机会的预期，并变得不那么挑剔，而登记的失业人数将下降到自然水平。

　　这一简短的概述与通常存在的劳动供给曲线并没有一致，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的话，那条曲线表示了有一定数量劳动可供利用的最低工资，或在一定工资水平上可供利用的最大劳动量。但是，这一概述是不完整的，因为为了使问题简化，它完全集中注意于找工作的人。雇主寻找工人也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他们提出的条件依赖于他们对于市场状况的看法。他们的需求价格是他们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不过，把前面的论述推广到雇主方面是更为直接的。

　　一个更有趣也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上述现象在劳动市场上如此突出，而在像证券和商品这样的市场上却几乎不存在。在这些市场上，需求未预料到的变动被迅速而完全地反映在价格上。“寻找”行为无疑也存在，但是它进行得如此之迅速而有效，因而并不会阻碍几乎同时完成的价格调整。在劳动市场上与此相似的，恐怕就是支付给工作的工资率的连续的、实质性的变动，可忽略的是当前失业水平，以及失业水平的微小波动或无波动。

　　对于这一差别提出的一种主要解释基本反映在关于人力资本所进行的研究中，这一解释把重点放在马歇尔最初提出的劳动的两个“特殊性”中，即：“工人出卖劳动，但却将资本保留在自己身上”；“劳动的出售者必须自己亲自交货。”由此引起的一个效应是：劳动比起在有组织的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证券和商品更缺少一致性。当然，一蒲式耳小麦可能与另一蒲式耳的小麦不同，但小麦已经被完全很快地区分为各种标准的质量品级，小麦的买者可以根据等级来选购，他不必分别检查每一蒲式耳货物是否满足他的需要。也就是说，寻求成本很小。对于大多数工种工人的雇主来说，情况一般就不同了。在他不是处于上述不同情况中时——像在日临时工市场上一样——市场在发展，价格也在一天一天地变化，从而接近商品市场的条件也在发展。

　　一个更重要的效应是，一个工人的生产不仅很依赖于个人特点，而且依赖于所受过的训练和经验，依赖于他的人力资本。就这种人力资本是“一般的”，即其价值不依特殊用途而定这一点来看，它并不引起新的问题。但是就它是“特殊的”，即对某一特殊的雇主比对其他雇主更有价值而言，就引出新的问题。而许多人力资本都是特殊的，即很多工人对他现在的雇主比对其他的雇主更有用。因为他所受过的训练和所获得的经验与其现在的工作有特殊联系。

　　考虑一种特别简单的、或许也是极端的情况。现设有一个工人，其“一般”边际生产率在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也没有特殊的经验的情况下，对一些潜在的雇主来说是每小时5美元。在受雇于一个特定的雇主一年后，他的“特殊”的边际生产率将是每小时7美元，但是如果他在这时离开他那个雇主转而受雇于另一个雇主，其刚受雇时边际生产率重新回到每小时5美元，先前，存在着竞争。一年以后，如果工资比如说每天确定一次，出现了双向垄断的局面。一个明显的解决办法是在5美元到7美元之间的工资水平上，事先达成一项适用于一个或长或短的固定时期的协议。雇主之间的竞争将把工资推到这样一种水平上，使得在培训期间工资超过边际生产率水平的额度和培训期后边际生产率超过工资水平的额度相持平。

　　特殊的人力资本一方面是与雇员不可分的，另一方面对于一个特定的雇主来说会比对其他雇主更有价值，因此，它使得劳动合同从工资率方面来看成为相对长期的合同。这一特点反过来又增加了对于未来（必然是不完全的）预期的重要性。并使得对工人和雇主来说把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投在寻找的活动上是值得的。

　　这一分析解释了寻找现象和长期合同，但未解释这类合同的形式，特别是所谓这一事实：这类合同使雇主对支付的工资加以承诺而并未使工人对他所应提供的工作量做出承诺。这是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对于总需求中出现的未预期到的变动的相应调整，采取变动就业水平形式而不采取工资变动的形式。更形象地说，当遇到需求减少的情况时，为什么解雇工人？

　　回答是，上述所谓事实最多不过是些尚无定论的东西。许多合同——这里，作为大学在职教授可以大声疾呼——的确可以像保障工资率一样保障就业。但是，这不是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回答，目前，人们正在提出和探索许多其他的解释。

　　即使接受前述那种分析，那么它是否不但适合于解释战后相对温和的经济衰退期间的就业和失业波动，而且也适合于解释大萧条时的大量失业（在1932年和1933年萧条谷底时期，失业人数超过了劳动力的1/5）呢？答案并不十分明确，一方面，总需求有一连串巨大的、预料不到的下降。因而要求对预期做出反复的、越来越大的调整。这是为货币数量的越来越快的下降所要求的，这种下降终于导致在1929年到1933年间货币总量减少了1/3。另一方面，在最近的可比的经济衰退期——1873年至1879年间，名义收入的下降水平大约和1929年至1933年间一样，但名义工资和价格却下降得更多，而就业水平却下降得更少，失业显然不那么严重。很清楚，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工资和价格已经变得更加具有刚性了。对这两次衰退之间的差异，我们尚不能给予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一些明显的选择可考虑包括：生产日益复杂化，使得特殊的人力资本更加重要；农业的重要性日益下降；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增多；工会的发展；以及停止了无限制移民，这一措施在上世纪70年代能缓和失业状况，而在本世纪30年代则无济于事。

　　直到最近仍未解决的一个更为令人困惑的矛盾就是有人假定从1933年至1939年间的连续大规模失业，而当时名义总需求却有一个大规模的扩张。根据普遍接受的估计，失业在1933年达到25％，然后在1937年降到14％，至1938年又回升到19％，只是到了美国卷入二次世界大战前开始实施一项积极的备战计划后才降到了14％以下。从“寻找”理论或“人力资本”理论来看，尚未提出什么令人满意的解释。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知道，上述普遍接受的估计，从现在已被公认的失业定义来看，全面高估了30年代的失业水平。当时的失业包括被联邦、州或地方政府根据“紧急”计划或“以工代赈”计划所雇用的那些人员（虽然对他们的支付，被作为工资计入了国民收入，而不是作为转移支付来处理）。根据迈克尔·达比的估计，按目前的失业定义来计算，失业水平在1933年为23％，达到一个高峰，然后于1937年降到9．2％，同时这一下降又为1937年至1938年的衰退所打断，这次衰退在1938年将失业百分比提高到12．5％。这些数字都是年平均数，故从1933年3月大紧缩的谷底到四年以后的1937年5月又一次经济高涨之间失业量的减少一定更富有戏剧性。其中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劳动市场对总需求变化的反应有什么了不起问题。

第十三章 不同职业的工资

　　在一般地讨论劳动供给曲线时，我们毫无疑问地把各种不同劳动的工资率——即不同职业的相对工资考虑在内。这一工资结构本身是由对不同种类的劳动的相对供求状况决定的。我们之所以可以将这一问题暂时放在一边并能单独对它进行分析，是因为决定特定职业劳动供给曲线的主要力量虽然不能说完全独立于、但也是基本上独立于那些决定劳动总供给的力量的。

　　在任一特定时点，都将存在着不同职业的相对工资率（或平均收入）的某种结构。将这一结构视为是三种导致不同职业工资率之间差别的力量或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分析问题是有益的：

　　1．除工资率以外，影响从事不同职业的个人选择职业的吸引力因素，即使存在着完全竞争，劳动力转移不受成本影响，并且整个人口中每个成员的能力完全一样，不同职业的工资率也决不会相等。某些职业比其他职业吸引力小，因此它们若要吸引人们去工作就必须比其他职业支付更高的工资。在个人兴趣差别的一定条件下，一系列工资率明显差别的产生，不仅依赖于不同职业的特点，而且依赖于需求的状况。如果对某一职业的需求相对较小，可能仅以那些认为这项职业化其他职业更有吸引力的人就能满足这一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其工资率可能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如果其需求较大，只有把一些认为其他职业更有吸引力的人也吸引过来才能满足这一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其工资率就必须相对高些。由这种力量产生的工资率差别可以称之为均衡性差别。

　　2.产生于非竞争集团的因素。由于种种原因，并非所有的人都处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的位置上——他们一生都不会有这样一次机会。这些妨害特定职业招工障碍的存在导致出现一系列部分隔绝的、虽然不是完全不关连的市场，并且抑制了上述力量发挥作用。在天赋能力方面的差别可以被归入这一类，尽管它们或许也可以归入前一类当中。因这类力量而产生的工资率的差别可以称之为源于竞争性集团的差别。

　　3.对于供求变动的不完全调整。不同劳动的供求变动对工资的直接影响可以与其最终结果非常不同。在劳动市场上，要使这种最终结果能够感受到，即直接影响要产生可以导致新的均衡的反应，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在任一时点上，工资率差别的某些方面可以认为是应归因于调整的不完全性的。当然，这类因素的具体内容依赖于个人的观点，并且也依赖于为了某一研究目的而设定不变的条件，既然我们所说的调整是指对某些给定条件的调整。如果这些给定条件是指市场供求曲线，则现存的状况包括了所有对供求变动的调整，从而这类因素就没有什么内容了。时间越长，即所给定的一组条件越窄、越具有终极性，则这类因素就越多。因调整的不完全性而产生的工资率差别可以称作过渡性差别。

　　工资率的均衡性差别

　　为了简化关于不同职业劳动供给的讨论，让我们集中注意于两个特定的职业，比如说A和B。因而，我们可以将这些职业的供给条件归纳在图13．1中。纵轴代表A职业的工资率与B职业工资率之比，两者均以某种共同的或方便的形式表示，比如说，用每小时的工资率来表示。横轴代表提供给A职业的人时数与提供给B职业的人时数之比。因此，该曲线就表示了在不同的相对工资率水平的所提供的最大相对人时数。

　　这一概括供给条件的方法当然不是完全普遍适用的，而且暗含了某种关于供给条件的想法。因为，所供给的人时相对数可能不仅依赖于相对工资率，而且依赖于绝对工资率——例如，在A职业工资率3美元和B职业工资率1．5美元时的相对劳动供给可能不同于A职业工资率为6美元，而B职业工资率为3美元时的相对劳动供给。然而，对于这类影响，我们在这里不想再多说什么，对这类影响的忽视也不是上述归纳供给条件方式的便利所能完全补偿的。当然，这条供给曲线只是在给定的“其他”条件下，特别是在给定各种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的条件下才有效。

　　如果所有个人都有同样的兴趣和能力，并假定都能得到同样的信息，他们就会对不同职业的相对利益作出相同的评价。结果将是：像图13．1中那样的供给曲线将成为水平的，即这种既定的相对工资率会被认为是对该两项职业具有同等的吸引力。在任何更高的相对工资率水平上，所有人都会选择A职业；在任何更低的相对工资率水平上，所有人都会选择B职业。由于个人兴趣、能力和取得这两个职业的信息等方面存在着差别，人们对能使这两个职业有同样吸引力的相对工资率的看法，会出现差别，从而像图13．1那样，使劳动供给曲线产生斜率。

　　为便于讨论，我们将影响该劳动供给曲线的因素分为三类：（1）决定这两项职业相对吸引力的经济方面的因素；（2）这两项职业的收入的可变性；以及（3）这两项职业之间的非经济方面的差别。这样特别区分开的一个主要理由是：第一类因素对所有人（至少是所有能力相同的人）都有同样的影响，因而将主要影响供给曲线的高度。在一个“奴隶”社会中，这类因素几乎是应予考虑的唯一因素，而且它们在刻划有这样或那样用途的非人力资本服务的供给曲线中也有相应的对称物。第二三类因素由于与人力资本有关的一些特殊问题而变得重要。

　　1.能进行精确估值的因素。考虑一个奴隶主，现在他要决定是训练他的奴隶、使他们专业化以从事A职业还是训练他们从事B职业。这一决定当然不是不可改变的，一个为A职业而培训的人以后可以转移到B职业上，但这一般需付出相当代价。奴隶主在做出决定时，将需要知道此两种职业中每小时工资率更多的情况。例如，A职业可能是季节性的，而B职业不是，这可能使一年内A职业的预期劳动时数低于B职业。A职业可能比B职业更多地受于周期波动的影响，从而使A职业的预期劳动年数低于B职业。A职业可能需要更多的气力，从而一个人能受雇于A职业的年限少于B职业，而B职业可能是坐着做的工作，A职业可能需要更长的培训期。

　　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可以如图13．2中那样归结为在每一既定的工资率水平和每个工人的年龄水平上，每一职业的预期净收入。某种职业的年度净收入当然取决于它的职业性支出从总收入中的扣除情况。一个有文化的奴隶主将把一个奴隶的衣、食、住的费用算作其职业性支出，他将只对收入大于这些费用总额的超过部分感兴趣。由于人类社会的两重性——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和作为为满足其需要进行生产的最终消费者的人——要区分一个人的消费中应视作职业支出（作为一种生产资源而维持其生存）的部分和最终消费部分是不可能的，或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许最好的办法是：只将那些显然为某一特定职业所特别需要的职业支出减去，并将超过这一限度的、为维持作为生产要素的个人所需的费用看作在所有职业中都是一样的。这一作法说明了图13．2中净收入为零的那一起始线段。图13．2旨在显示一生纯收入的“典型”模式的诸特点。接下去的负收入的那一段指的是培训期，这时，一些特别的费用——如学费、书本费、设备费等等——很可能超过任何正收入。所以，一般而言，净收入上升到一个顶点，然后下降。除了这些更加明显的职业支出以外，很清楚，所得税也应在计算净收入时减去。

　　既然标出的这些数字是预期净收入，那么，它们就包含了不同的个人之间收入的巨大差别，并且会受到失业可能性的影响。同理，下降的线段不仅反映了有劳动能力的工人的生产率随年龄增长而可能出现的下降，而且反映了，随着一个人变老，由于自愿退休或因健康原因而被迫退休和不能工作，或由于死亡等原因，他取得收入的可能性更小了。还应注意，纵轴所表明的是，假如选择A职业时的收入，而不是表明实际从事A职业的收入。因此，它包括人们在最初选择A职业，以后又放弃A职业而从其他职业取得的收入。理由是，影响不同职业的吸引力的因素之一恰恰是，为从事一种职业而进行的培训对于从事其他职业所具有的相对价值。

　　尽管图13．2中的曲线形状理应有典型性，但在细节上，各种不同职业之间当然会有不同。投资额的差别就很大，预期收入为正数的年龄也随之而不同。曲线的高峰值及可能达到这一高峰值的年龄也差别很大。

　　一生收入的简单平均水平当然不宜用来概括一种特定的生命收入模式的吸引力，即使对缺乏人性味的奴隶主来说也是如此；在一个利息率不为零的世界里，取得收入的时间也是重要的。例如，假定A和B职业的生命收入模式分别如图13．3所示，而且两者的平均水平一样。因此，从财务上看，A职业显然更有吸引力，因为A职业在早期所获得的超过B职业的收入可用来投资生利，从而获得B职业得不到的一笔收入。考虑到这一影响，我们可以计算每种职业预期净收入的资本化现值。令E1，E2…为各年的预期年收入，1，2，…r为利息率。则V＝eq f(E1,1+r)＋eq f(E2,(1+r)2)＋…为第零年时预期收入流的资本价值。

　　人们还会记得，生命收入曲线以及资本价值都是针对特定的工资率而计算的。为了总结我们现在所考虑到这类要素的影响，我们可以提问，什么样的相对工资率将使两种不同职业的资本价值相等。假定这是一种A职业的工资率，相当于B职业工资率的1．4倍。我们就可以说，在这一工资率水平上，两种职业从财务上或从精确计算角度看，吸引力是相同的；而且，如果可精确计算的吸引力是唯一要考虑的因素，则劳动供给曲线将如图13．4所示，是在1．4倍的相对工资率水平上的一条水平线。

　　我们已列举出许多影响相对工资率的因素，这些因素足以使两种职业在财务上具有相同的吸引力。如：就业的季节和周期可变性，培训期的长短，直接培训费的多少，培训后的直接职业开支，税赋结构，一项工作职业寿命的长短，整个职业寿命期间收入的时间模式，等等。无疑对这样那样的特定职业还会有许多其他重要因素，故不可能完全一一列举。一种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的、能齐全分析的工具既是可能的，也是需要的；要求将所有应考虑的经验因素都完全列举出来，则没有必要。

　　2、收入的可变性。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上面提到的计入资本价值时所使用的平均净收入掩盖了个人之间的收入差别。这些差别对奴隶主来说是不太重要的——至少如果我们假定他们拥有足够的奴隶时是如此——因为这些差别倾向于互相抵消，这样奴隶主可以集中注意于预期收入。对在我们当今社会中选择职业的个人来说，这些差别就不能如此轻易地置之不理，他将不仅要求了解预期收入的资本现值，而且还要求知道收入的分布——更确切地说，即资本现值的概率分布。例如，A职业和B职业在财务上可能是同样有吸引力的，然而A职业比如放映员一类的职业，获得高收益的机会不大而获得低收入的可能性却很大，而B职业比如打字员一类的职业，可以提供一定的相当稳定的收入，不大可能会有过多的增加或减少。

　　这一变动性的影响当然有赖于个人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态度。如果我们接受选择的预期效用理论，对某一个人来说，能使两种职业具有同等吸引力的工资率，是指这些职业获得的同等预期效用的工资率，而不是使预期货币收入或资本价值相等的工资率。

　　如果所有的人对于不确定性有相同的态度，则收入不同的可变性效应将会提高或降低供给曲线的高度，而当A职业的相对工资率为1．4倍时，A职业和B职业的供给曲线则为图13．4所示，是一条水平线。例如，若A职业获得高收入的机会小，而B职业收入变动的程度仅为中等，并且，若人们一般愿意选择前一种不确定性，而不是后者，则可变性的效应将会是把这一曲线的高度从1．4降到更低的数字，比如说1．3，这一差额可以说是度量了人们为了得到他们所喜欢的那种不确定性而愿意支付的代价。举例而言，这种情况可能是真实的，即更多的人愿意选择上述用来描述电影放映员收入的那种可变性，而不愿竞选择用来描述打字员收入的那种可变性，结果我想是电影放映员的平均收入（即考虑到他们当中的成功者，也考虑到失败者）低于打字员的平均收入。

　　当然，人们不会都有同样的口味。某些人愿意选择上面指定给A的那种可变性，某些人则愿意选择指定给B的那种。前者在低于1．4的工资率水平上就会被吸引到A职业中来，而后者只有在高于这一工资率水平时才会被吸引过来，因此，劳动供给曲线就会产生一个正的斜率，如图13．5中那样。如果OA超过一个单位，则有理由说，平均来看，人们愿意选择A职业所提供的那种可变性，否则相反。

　　3．不是从经济收入考虑的好处。除了各种不同职业的货币收入因素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对于任何特定个人的吸引力——所参与的工种，从事这项工作的地点，随这一职业而来的社会优越感，如此等等。如同收入的可变性一样，很多人对这类因素的评价可能非常相似；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影响就是使供给曲线向上或向下移动。而如果人们对这些不属于经济因素的优劣评价不一，则其影响将使供给曲线产生一定的斜率。或许极端的情形是，若某些人愿意选择A，而其他人愿意选择B职业，那么，经济收入的多少就无关紧要了。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供给曲线将是完全无弹性的。

　　如果不存在兴趣和能力上的差别，而且有一个真正完全的市场，则所有供给曲线将是完全有弹性的，相对工资率将完全由供给状况决定，需求状况将仅仅决定每一职业中的劳动数量。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收入上的差别都将被拉平，并且对所有个人都是均等的。就是说，工资率结构将处于这一状况：即每个人就其所从事的职业而言将是无差别的，因而将不存在“租金”。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即个人受非经济因素的绝对支配，而且在兴趣上存在着较大差别，供给曲线将是完全无弹性的，并且相对工资率将由需求状况所决定。所有的工资可以说都将是被价格所决定的，而不是决定价格的，“租金”也将是如此。

　　在更一般的情况下，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兴趣和能力并不能完全决定职业的选择，这时，供给曲线将是有正斜率的。在这一情形中，收入上的差别只有在边际水平上才能均等化。就某些个人会愿意在更低的总收入水平上从事他们的职业而言，他们将会得到租金，尽管就这些人把由于工作时间更长一点，更辛苦一点而得到的额外收入看作恰好补偿他们这样做所付出的额外的代价而言，他们也仍将处于边际状况中。就是说，有一个外延的边际和一个内涵的边际。需求的增加通过把更多的个人吸引到这一职业上来而将使外延的边际向外推移。需求的增加对于内涵边际的效应是不甚确定的，其理由已在上面讨论向后弯曲的、短期劳动供给曲线的一般情况时议论过了。

　　4.所得税效应。所得税的影响看来值得单独给予特别的注意：第一，因为所得税的重要性近年来大大增加；第二，因为对它们的作用存在着广泛的误解，而且普遍认为它们不能被“移动”；第三，因为它们被从弗里德曼和库兹涅茨所明确讨论过的各种因素的清单上略去了。

　　如我们所知，对个人来说，在判断两种职业的相对吸引力时所比较的有关数字是税后所得，而非税前所得。经常有人争辩说，所得税并不影响人们在这方面的选择，因为更高的税前所得也就意味着更高的税后所得，从而若一种职业从税前看比另一职业更有吸引力，则从税后看它也将更有吸引力。不幸的是，这并非实情，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因为纳税的基数与考虑经济净收入时的有关数并非一回事，部分地是因为纳税基数并未考虑非经济因素。

　　首先考虑一下没有免税规定的、单独的比例所得税的情形，即使是这种税也会影响不同职业间的相对收入。最明显的理由是，如果在征税基数中不允许扣除被视作在选择职业时所支出的职业性的开支，而且这些开支是随职业的不同而不同的。但是，即使从与选择职业有关的收入角度来看税基是一样的，从其他角度看，税基也肯定会有差别。例如，令一种职业所得到的收入对任何特定的个人来说各年都不同，而且有时是负数，同时另一种职业每年的劳动所得都一样。这时，除非当收入是负值时，政府利用税收给予补助（一种负的纳税），则第一种职业的税收负担就会比第二种职业重，从而使得两种职业的税前资本现值在相关的工资率水平上相等。在把税赋考虑进来后，第一种职业的资本值将更小。这种特殊的效应绝不是新鲜事，特别是当一种职业需要培训，而另一种不需要时，就会出现这一现象，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前者的收入在初期的年份中很可能是负的。在这种情况下，忽略负收入就等于不允许在计算应税收入时扣除培训费用。

　　到目前为止所考虑的这种种效应原则，都可以通过适当地定义税基而予以消除。但是，如果两种职业在非经济的吸引方面有所不同，因而为了使它们两者的吸引力相同需要使一种职业的货币收入高于另一种时，用适当定义税基的方法来消除前述那些效应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两种职业的吸引力相同，就需要使其中一种职业的税后相对收入比税前更高些。实际上，低收入职业的非经济优势是与税收无关的，因而逃税的方法之一就是去从事有较大非经济优势的职业。

　　引入减免税规定和累进税率后，还会有其他的效应。使个人的年际收入发生波动的职业，就一个既定的税前现值而言，一般倾向于比收入常年不变的职业要承担更重的税赋。在这里，为了使收入“均等化”而进行的税法的改革可能消除这一效应，但是当在人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可变性时，就没有什么税法的改变能够消除比较效应。假定A和B职业事先承诺在税前提供同等的平均收入，但是A职业个人之间在收入上的差别比B职业更大。那么，在实行累进税率的情况下，A职业的税后平均收入就将比B职业低。累进税率加强了前面提到的非经济优势的效应，因为实行这种税收后，税后的收入比率将低于税前。

　　由此可知，所得税的存在的确影响职业的选择，从而影响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其实，若就我们前面所讨论的那种劳动供给曲线是水平的这一意义而言，所有收入上的差别都被均等化了，所得税将根本不会有任何再分配效应，不论累进的程度有多大。税后的相对工资对于级差别较大的累进税率和较平缓的累进税率来说将是相同的。理由是：人们将会脱离特别受到较大级差的累进税率影响的职业（如收入较高足以弥补极端不利的非经济因素的职业，或提供高度可变收入的职业，等等）而选择那些受影响较小的职业，直到上述相对工资状况得以实现。对受到高级差累进税影响的职业来说，同样的税后相对工资率当然意味着更高的税前工资率，而这将妨碍需求量适应于已经减小的供给量。

　　更一般地说，择业兴趣上的差别将产生一条正斜率的供给曲线，因而税收形式将影响相对工资率。对于那些特别受到高级差累进税影响的职业来说。那些在非经济基础上对这类职业最少依恋的人的脱离将导致雇佣人数的减少。最终结果将是：税后相对工资将比在较小级差的累进税率时更低了，当然，尽管税前相对工资更高些。

　　很清楚，对所得税的这一分析和通常对营业税的分析是一致的。其实，对应于任何既定的所得税，原则上很可能存在着某些对最终服务所征的营业税，两者恰会有相同的配置和分配效应。

　　源于非竞争集团的差别

　　为了使收入上的差别能够显著地均等化——即前节所讨论的那些因素所产生的差别——显然必须使许多人处于能够自由选择职业的位置上。在很大程度上说，情况正是这样，因此，工资率方面许多现存的差别可以视作均衡性差别。但是大量事实表明，并非所有的收入上的差别都是可以这样看待的。特别是在像专业的和非专业的这样广泛的职业分类之间，其收入差别程度，比之从成本、非金钱利弊及类似因素角度所能解释的程度要大得多。

　　在这些情况中起作用的另一个因素，是得到收入更高职业的这样那样的障碍。只有某些人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用卡恩斯恰如其分的词表述，他们构成一个非竞争集团。有许多因素可能引出职业选择上的障碍，从而导致非竞争集团的建立。择其要者列举如下是有必要的：

　　1．对参与就业竞争的有意限制：例如，限制移民使美国工人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工人而成为一个非竞争集团。在美国要求获得从事某项职业的许可证——如在医药行业、律师行业或类似的行业——可能就是有意限制人们参与这一行业竞争的一种手段。许可证的发放权通常掌握在目前已经取得该种职业的人手中，而他们自然倾向于限制他人的参与。还有，工会力量迫使雇主支付不低于议定水平的工资，也是限制局外人取得这类职业的手段。

　　这类限制细说起来数不胜数，而且近几十年来又有发展。但是，不管这些限制多么令人烦恼，我还是认为，或许除了移民限制以外，其他限制都没有多大的实际重要性，几乎可以肯定，它们不像另外一些将要提到的障碍那么重要。

　　2．地理位置上的不可移动性：这是被提到的收入差别的一个原因，特别是所谓南方和北方以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收入差别。然而，除了某些特殊的或孤立的例证以外，这一原因在美国到底有多大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人口普查数字表明，人们有相当大的移动性，例如，在40年代，美国境内的人口移动幅度之大使欧洲的强制性人口移动（不论是为纳粹所迫还是为苏维埃所迫）都相形见绌。还须提醒人们注意：并非所有的人都必须移动，仅有处于边际状况的人移动即可。

　　3．能力上的差别：到底是将能力上的差别看作是导致了非竞争集团，还是把它们与兴趣上的差别联系起来并看作是引起了均衡性差别，似乎都有些武断。很清楚，它们导致了个人收入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比之为补偿供职所发生的成本等方面的差别所要求的程度要大；实际上，一个人是比另一个人拥有更多的单位劳动力，更多的人力资本。对不同职业的工资率的影响由此而产生，因为不同的职业倾向于雇用——或需要——不同平均能力水平的人。当然，能力的“高”或“低”并没有为市场所尊重的客观标准：一种特殊类型的能力是否将被给予较高的报酬完全取决于对它的需求是否相对地高于现有的供给。

　　某些例子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从与经济有关的意义上很难把“能力”上的差别与“兴趣”上的差别区分开来，以及为什么人们对于将它们包括在引起均衡性差别的因素中很感兴趣。深水潜水员的相对较高的补偿性收入到底应看作是对其愿意在水下或在危险的环境下工作的报酬，还是应看作是对于这一行当的非经济不利因素的报酬？对特技表演艺术家的收入又应怎么看？医生的收入呢？显然，“能力”和“兴趣”在很大范围内是交叉的。

　　4．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分层：国内对于参与职业竞争的障碍或许主要来自人口分为不同的社会层次，对许多国家来说，这一点也是真实的，而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这一点仍然是真实的。一般而言，需要学问的专业及某些其他职业只对上层阶级完全开放，余此类推。当然，分层并非绝对的——总是存在上升的可能性——但是，在这种升迁道路上的种种障碍，足以维持收入率上的巨大差别。

　　在我国，这种严格的社会分层决非像在多数其他国家中那么重要，而且随时间的推移其作用显然地大大降低了，这主要是因为人们普遍地可以就学。办公室职业和体力职业的相对工资的变动已经清楚地揭示了社会分层的重要性在下降。识字的人曾经是非常之少。因而导致了一个非竞争集团的产生，但是很清楚，现在已经不是这种状况了。结果，办公室职业对体力职业的收入比率出现了长期下降的趋势。一般而言，办公室职业的报酬目前可能是偏低，而不是相当高了。在更高的水平上，大学教师的薪水与高中教师薪水之比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这一比率一直在随时间稳定地下降。

　　社会和经济地位之所以能影响一个年轻人在选择职业时的余地大小，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向人力资本投资方面难于或不可能建立一个良好的资本市场。得到高收费培训的可能性依赖于父母或捐助人提供资金的能力，或者这个年轻人“开拓路子”的能力和意志，而且即便如此，也还有赖于这个年轻人的家庭在他不参加培训、本来可以得到的收入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的能力。这些因素对取得某些职业仍是重要的，而且无疑是可以归因于非竞争集团的收入差别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5．肤色可能应该概括在前面的标题下，但是把它单独出来专门讨论一下似乎更好。显然，黑人在选择职业方面并未与白人处于同一地位上。人们不可能得到同样的培训和上学机会，部分地是因为公立教育设施对黑人缺少有效的社会便利条件，部分原因是私立教育机构存在着种族歧视。肤色影响还远不止于此，由于不论是主顾还是同事都存在着偏见，所以，黑人会引起在某些职业中劳动生产率下降，肤色像能力上的差别一样对收入有同样的影响。结果，人口依肤色分层显然成了美国导致收入上的非均衡性差别的最强有力的力量之一。

　　收入的过渡性差别

　　对这个问题无需做多少讨论。显然，一个特定种类的劳动供给在短期内很可能比在长期内的弹性要小得多，因而需求变动最初的影响很可能比最终的影响更为强烈得多。或许需要做充分说明的就是开始所说的那一点——我们称作过渡性差别的点有赖于我们的观察。考虑一下前面所说办公室劳动收入对体力劳动收入比率的变动。约一个世纪以前办公室劳动收入对体力劳动收入的超过额从一种足够广阔的观点来看，可以看作是过渡性的，较高的办公室劳动收入（和其他因素一起）导致为就学提供了条件，并导致白领工作特权的增加。这些经过几代人的过程之后就将降低或消除这种超出额。不过很显然，对很多问题来说，这与其说是合乎需要的，不如说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观察角度。

第十四章 收入的功能分配和个人分配之间的关系

　　前面几章讨论了生产性劳务的价格，这些价格和相应的生产劳务一起决定了我们所说的收入或产出的功能分配，即根据资源所发挥的生产功能而进行的分配。然而，从许多角度来看，人们对于所说的收入的个人分配，即在可识别的收入单位如个人、家庭或居民户之间的分配也很感兴趣。

　　初次的和最终的个人分配

　　收入单位之间的初次市场分配不仅由生产劳务的价格所决定，而且还由生产劳务资源的所有权在各收入单位之间的分配所决定：每个单位得到的数量等于它提供到市场上的生产劳务的单位数量乘以该种生产劳务每单位的价格。

　　初次市场分配由于政府多种多样的税收和补贴所带来的再分配而发生变化，以致最终可用于消费和储蓄的收入的分配可能非常之不同于由市场奠定基础的初次分配。

　　初次分配和最终分配之间的区别是极重要的，然而也是复杂的和含混不清的。考虑一块土地，假定它现为X先生“所有”，X先生又将它出租给Y先生，而且支付了财产税，此税恰等于他得到的地租的一半，他可以被看作在初次分配中得到了全部地租，尔后又在政府强制执行的再分配中付出此租金的一半。对这个简单的例子换个更令人满意的说法是，政府可以看作是拥有这块土地的一半份额的一个“无声的合伙人”，而X先生拥有另一半份额并充当一个执行合伙人。显然，X先生或其他任何人为了买下这块土地所要支付的总价是他得到的那部分地租的资本价值，而不是全部地租的资本价值。他可以给政府开出缴税单，但是说他“缴”税没有任何经济意义，除非对该士地开征一项完全没有料到的税收时，他恰好是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在这一情形下，他将遭受到一项初次的资本损失——一项财产税。

　　这个例子很简单，但其关键之点适用于所有这类再分配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可以被看作拥有每个超过中等规模的公司48％股权的一个“无声的合伙人”，既然这一部分税前收入被作为公司所得税从这些公司收走了。同理，是谁拥有相当于对个人收入所征个人所得税的那部分人力资源？最初得到这些收入的个人（或更确切地说，是人们把这些收入贷给他，既然在收入来源一环节上的预扣税金使这一过程出现短路）？联邦或州或地方政府？或者，个人更应该被看作先得到全部收入，然后又把其中一部分用于购买政府服务——例如像司机需要支付的汽油税，这一税收被用于高速公路的维修和建设。

　　尽管定义有含糊之处，初次分配和最终分配之间的区别还是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实质问题，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几章已经看到。税赋的存在（或政府对资源的部分所有权）改变了执行合伙人管理这些资源用途的动机。税收由此而改变了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资源的供给，同时也更加间接地改变了这些资源的需求及每单位资源的价格（关于这一可能效应的更为复杂的一面将在下一章中再予考虑）。

　　这里不是详尽讨论这些问题的地方，这些问题传统上都是在财政学中才在“税赋的转移和归宿”这一标题下进行研究的。在这里只需强调一下这方面的区别就够了，即：关于“税收与补贴之前”的收入分配和“税收与补贴之后”的分配之间经常进行的比较的经济理论与简单的计算之间的区别。在没有税收和补贴条件下的“初次”分配将非常不同于存在税收和补贴条件下的情况。

　　除了再分配问题外，在这一领域里流传最广的错误之一是相信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从功能分配问题走向个人分配问题。据信，工资和薪水是“穷人”的收入；利息、红利、租金以及私人企业的收入是“富人”的收入；从而，任何可以提高工资对其他要素收入的相对水平的事物都将倾向于使收入不那么多种多样，反之则不然。幸运或不幸的是，这一结论由于两个相当不同的理由是错误的。第一，它整个地回避了个人分配的确切含义及与之相联的各种不同含义的这一问题，在个人分配的一种定义下是真实的东西在另一种定义下就不真实了。第二，它大大地过分简化了各种类型收入之间的联系及人们经济地位的问题。

　　个人分配的含义

　　在多次努力试图全面分析生产劳务价格的变化对收入的个人规模分配的影响之后，我自己的结论是，要令人信服地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诸如某某一个数量会消除或增加收入的多样性或不平等性之类的说法应持保留态度。为了概略地说明这一结论的依据，我将在本节中首先讨论定义个人分配过程中出现的几个关键问题，然后在下一节中大致说明在收入类型方面的一些更广泛的事实，最后考虑两个特殊的例子。

　　要完成收入的个人分配理论，有三个基本问题必须给予解决：（1）收入单位；（2）收入的定义；以及（3）测量收入所用的时间单位。在每个问题中的选择关键部在于分配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对劳动市场理解？还是对资本形成可利用资源的理解？或是对生产资源支配权上的差异的理解？抑或是对生活水平差异的理解？

　　1．收入单位；收入单位应该是个人吗？如果是，是所有的个人吗？所有超过14岁（或其他规定的年龄？）的人？所有可视为劳动力的人？或这些人再加上其他拥有工资以外收入来源的人？

　　或者换一个提法，收入单位应该是家庭吗？如果是，怎样定义“家庭”？仅仅根据血缘关系？根据血缘关系及共同的居住单位？根据血缘关系和收入的“汇集”？抑或收入单位应该是“居民户”，它包括所有可能分享同一居住单位的无关的个人？

　　这些问题根据抽象的分析或经验事实是不容易解决的，然而却对研究结果有很大的影响。例如，考虑一下所有14岁以上的人之间的分配和有两个人以上的家庭之间的分配的差别。你想显示贫穷的程度有多大吗？那就强调一下，在美国，1973年，14岁以上的人中间货币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人占40％。你想显示贫穷的程度有多小吗？那就强调一下，1973年，具有两人以上的家庭货币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不到3％。

　　对于和判断生活水平有关的大多数目的来说，“家庭”是个更合适的单位，但是对这一概念本身也需要进一步深思。我们是否按照格特鲁德·斯坦的方式说：一个家庭，不论它是由一个人构成，还是由一对夫妇带两个孩子或一对夫妇带四个孩子构成，或是其他组合方式，它都是一个家庭。

　　对于有不同数目孩子的家庭来说，许多问题的结论都依赖于观察的角度，如果从父母的角度观察，而且如果把父母选择孩子的方法看作是通过比较花费他们收入的不同方式来进行选择，那么，就没有理由区分不同规模的家庭，收入相同而孩子数目不同的家庭应该视作处于同种经济水平，区别只是在于某些父母更愿意把收入用于得到孩子，而另一些父母则愿意得到轿车、汽船或高保真度音响设备。

　　从孩子的角度看，并将孩子视为是最终目的的人而不是简单地作为对父母的消费性劳务的来源，而且从不能也不愿选择孩子数目的父母的角度来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两个收入相同但孩子数目不同的家庭里，在小家庭里的孩子将会有比大家庭中的孩子更多的可利用的收入来源以满足其个人消费。

　　这决非一个小问题。实际上，从历史上看，相对经济利益的丧失那个主要根源或许就是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上一个世纪或本世纪的每一次社会调查都生动地记录了这一点。两个工人的工资收入一样，如果一个孩子多，一个孩子少，则生活水平就会大不一样。实际上，我猜想，在本世纪西方世界减少相对贫困方面比任何其他事情发挥作用都大的一件事就是关于节育的知识和技术的广泛传播以及由此引起的多子女家庭数量的锐减。

　　至于和两人以上家庭相对而言的“无家庭关系的个人”（在官方人口统计报告中用来指未与任何亲属生活在一起的人委婉说法），同样的收入，从任何观点来看，都不能看作与同样的生活水平相对应（我以为，应该除去由一个成年人加上精心选择一些孩子的家庭）。

　　在试图把不同规模和构成家庭的收入分配联系起来这方面，关于如何照顾到家庭规模影响的不同方法已经有过大量的文献论述。一种一目了然的方法是算出人均收入，但这一做法看来总是不那么令人满意，这部分地是因为收入的定义的缺陷，部分地是因为事先设定了不同人的“需要”上的差别。两个人可能不能比一个人生活得更省钱，但据说，他们肯定比两个独身的人生活得更省钱——即，两个生活在一起的人为了达到在某种意义上同样的生活水平（即，同样的效用水平）所需用的收入要少于两个人单独达到这一生活水平所需用的收入的两倍。

　　儿童不能和成年人同等对待，婴儿也不能和少年同等看待，这一点看来是更加清楚的。因此，许多试图研究家庭的规模和构成影响的方法都包括建立可比的尺度，具体说，例如，如果一个从18岁到45岁的男性被确定为一个单位，那么一个同样年龄的女性则可视为一个单位的8/10，一个从零岁到两岁的儿童则是一个单位的3/10，等等。在这方面，两个最有名的尺度分别称作阿美因和法美因尺度——意为“成年男性的生活费”和“成年男性饮食费”，第一个尺度代表一般消费，第二个代表食物。

　　对于这种可比性的研究部分地与分析家庭收支数据的可靠方法的发展相关，部分地与对客观地定义最低生活水平或贫困水平的长期探索有关。幸运的或不幸的是，无法做到这一点。被视作贫困的生活水平总是由社会根据一般生活水平来判断的。在关于16或17世纪法国的早期著作中，“最低适当生活水平”被定义为每天一公斤面包。在美国我们认为相当于贫困的生活水平对当今世界上多数人民来说还会被认为是丰裕的。关于贫穷的真正客观定义的不可能性并未阻止我们得到一个美国政府关于贫困的官方定义，即“一个3倍于被估计为营养适当的、自由选定的食谱的估算成本的数量”。这些数量的“贫困”线每年都进行修正，以适应价格的变化，而且它们因家庭规模而异，因而使一种暗含的可比尺度具体化了。

　　收入单位的问题因此有两方面：使用什么样的单位以及如何将不同规模和构成的单位结合起来。

　　2．收入的定义：不论用什么样的单位，收入的概念应该用哪一种呢？我们已经考虑了因税收和政府补贴而引起的若干主要问题，在更加广泛的概念层次上，又产生了另外两个问题，即：使用收入概念和使用消费概念的差别，以及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的差别。

　　对于与生产资源的运用有关的问题，通常理解的收入概念显然是更为合适的。然而对于与福利或生活水平有关的问题而言，消费看来显然是更合适的概念。在这一领域，尚有大量的问题未被探讨过，特别是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消费项目的不同的价格运动。从较长时期来看，社会中最富有的人的收入相对于最贫穷的人的收入不论会发生什么情况，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即两者的相对消费水平的差距是大大地缩小了。

　　请考虑一下最富有的人的历史。经济、技术和科学的进步只从两个重要的方面给他们带来好处：医药及保健条件的改善，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在其他方面，人们所吹嘘的、现代社会所实现的改善对他们来说作用很小。24小时的冷热水供应：古罗马的贵族有奴隶为他们运水供沐浴用。电影、电视、收音机；古罗马贵族可以命令他们那个时代最好的艺术家为他们做私人演出，如此等等。

　　至于离现代更近一些的时期，我有一次参观了托马斯·杰斐逊在蒙蒂塞洛的住所，在此基础上我估计了一下今天的一个人要像杰斐逊一样支配那么多人的时间来满足他需要的话，他将必须能够在消费上支出多少。这一数字达到一年几百万美元之巨，今天很少有人能够或实际支出这么多。然而，杰斐逊在他那个时代（当时的人口非常之少）并非一个特别富有的人。

　　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相对应所引出的问题是，财产收入是所计量的、赚取收入时的各项成本包括折旧和资本收益在内的净值，而劳动收入是所计量的许多成本项目（例如，食物、住宅、服装，这些既是成本也是花费已赚得的收入的一种方式）的总值，以及人力资本收益或折旧的总值。这后一个问题常被提到，但又通常把它放在一边。我尚未见过在关于收入分配的著作中对这一问题有什么令人满意的论述。

　　在经验的层次上，收入定义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非货币收入，诸如，来自家庭园艺的收入，来自居民户中妻子或丈夫的服务，得自孩子的消费服务，或来自自有住宅或其他自有耐用消费品的估算收入。人们愿意以非货币形式获取收入的机动显然是受了这类收入可能从某些税收中被排除的影响，因此，对它的忽视——这是典型的作法——很可能把一种极大的偏差引入所测量的收入分配状况中。

　　3.时间单位：原则上，我们可以将收入分配理解为一个时点上的情况，以区别于每一任意时间单位中的收入流量。时间单位问题因此又归结为收入的定义问题：我们要将收入定义为瞬时的流通速率吗？定义为可以无止境持续下去的流通速率吗？在实际意义上还是在名义上无业境地持续？

　　在实际生活中，这方面的数据是作为一个特定时期内的收入所得或消费支出而出现的：一天、一周（一月或一年的数据，显然，所得的结果会依所用的时间单位而大相径庭。为了避免季节变动的影响，大多数收入分配的估算是针对一年期的收入所得而做的。这显然排除了许多可能在较短期情况下会影响数据的人为因素，但也显然还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

　　首先，在图13．2中所描绘的一个人一生的收入模式意味着，恰有同样的生命预期值的人之间在某一特定年份的收入却将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年龄。这方面的考虑要求把人们按照一生收入而非一年的收入来分类，这一点引出了一大堆概念和经验的问题——如果我们问：这样一个概念对一个家庭而非一个个人的含义是什么，某些问题就会变得明显了。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替代办法是着眼于财富的分配，既包括人力的、也包括非人力的财富。人力的财富将被估计为预期未来收入的现值，这一现值在原则上（尽管在实践中几乎不这样做）就每个家庭成员计算出来并予以加总。在实际生活中，这类财富分配如已经完成的那样是只针对非人力财富的。

　　第二个问题是经济移动性对于收入分配解释的影响。考虑两个国家，它们在人口年龄、性别和家庭等等分布上是完全一样的，并且年收入规模分配也完全一致。假定在一个国家里，每个人都年复一年地停留在其所在的年龄——性别组中的相对位置上不动。而在另一个国家，存在很多移动、很多的向上和向下的运动，以致一个人在一年里位于其所在组别的上部，而下一年则可能位于该组的下都了。简言之，影响收入的过渡性因素相对于持久性因素而言是重要的。如果收入根据两年期而非一年期来计量，在第一个国家中的分配就会比第二个国家中更分散，因为移动性会导致第二个国家收入的平均化，这一点在第一个国家中是没有出现的。而且，测量的时期越长，这一差别就越大。

　　我相信，这类别在各国之间是很广泛的，这使得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很不可靠。例如，我怀疑，是否相对比较而言，英国更像前一段所说的第一个国家，而美国更像第二个，因此，与美国相比，年收入分配情况倾向于低估英国收入的差异性。

　　关于收入类型的若干事实

　　即使上一节中提出的所有问题令人满意地——或至少是令人可以接受地一一解决了，要从功能分配过渡到个人分配也仍然是不容易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和家庭收入最终发展到由几种类型的功能成份构成：工资加利息、红利、租金或企业家收益；政府转移支付，如社会保险支付、失业救济、食品券；如此等等。再进一步说，上述这些一般收入类型中，每种又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具体项目。“工资”或“工资和薪金”包括低收入的家庭服务人员和高收入的大公司主要负责人所得到的工资款项。又比如，利息既包括只是在一个储蓄和贷款协会中有一点点积蓄作为其非人力财富的低收入家庭年得到的几美元，也包括持有一大笔免税债券的富翁所得到的更大的数额。

　　通常的印象是，工资和薪水是“穷人”的收入而财产收入加企业家所得是“富人”的收入，这种印象很有道理，但未免过分简化了。从所得税的数据来看，工资和薪金在申报的高所得层次占总收入的比重在肯定高于中等所得层次——但是，十分有意思的是，在低收入层次上也存在这种情况。然而，在收入规模层次的顶端和低都，在财产收入方面则存在着差别。在低部收入水平上，财产收入主要表现为利息和租金的形式，当然，也包括来自私人养老金和社会保险金的收入——由于在商业银行或互助储蓄银行，及储蓄和贷款协会中的储蓄存款以及政府储蓄债券的价值而得到利息；由于拥有供学生居住的房产如带两个以上居住单元的楼房，或拥有其他种类的住房而得到积金，小本生意更需要有人员照看，因而这对那些财产相对较少而时间充裕的人来说就很有吸引力。在收入层次的顶端，财产收入主要是公司红利和资本收益。

　　来自独立经营企业的收入在各个收入层次上都存在。其占总收入的比率作为总收入的一个函数表现为双峰形态的图形，先随收入而上升，然后下降，继而再上升，最后再次下降。在低部收入层次，这种收入来自几百万相对较小的企业——农场、夫妻杂货店、服务站、修理店等等。这类企业业主的平均收入很可能比主要是工资收入者的人的平均收入低。在第二种类型中，不仅包括大农场主和大型企业的所有者，而且更大量的是独立职业者，如医生、牙医、律师、会计等等。

　　收入来源的多样性以及这些来源在各种收入和财产规模层次上分布的复杂形态正是使人们难以推断一项影响功能分配的变化对于个人分配的效应的屏障，下一节中的两个例子将说明这一点。

　　两个实例

　　租金管制：从现在来看，一个古老的事例就是租金管制的效应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实行了全面的物价管制，包括对单元住宅租金的管制。从那以后，又取消了租金管制，但仍允许个别城市继续实行租金管制。纽约是唯一一个仍然实行这项管制的大城市。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又有许多地方政府重新实行了租金管制；而且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实行的物价全面冻结以及其后实行的物价管制也将全国性的租金管制包括进去了，直到1974年物价管制结束为止。

　　一种经常提出的、支持租金管制的论点认为，房东是富人，租户是穷人，因而租金管制是将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的收入再分配方式。就我们的论题来说，且不论如果这一目标实现，此结果是能否证明租金管制的正确性这个规范性问题。这一目标实际上实现了吗？

　　前一节中的若干事实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一些疑问。租金更多地是低收入家庭而非中等或高收入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显然，平均而言，房东比租户穷。但是，这也是一个过于简单的结论，支付的租金是毛收入，申报所得的租金是净收入，更重要的是，租金收益是源于商业以及住宅财产的，而租金管制主要影响的是住宅财产。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很多住宅财产是为公司所有的。支付的租金转化为利息和红利付款，而且在申报的数据中被包括在这些科目而非租金项目下。下面这点并非不可能，即高收入家庭以这种方式间接地得到比低收入家庭更多的租金。

　　即使从这些推理来看，有一点也是清楚的：关于租金管制的再分配效应，尚不能得出什么令人非常信服的简单概括。迪·盖尔·约翰逊几年前详细研究了这一问题并得出结论：“我不想争辩说，这里所提供的事实表明了房东比租户穷，但是这些数据肯定并未说明相反的情况——房东的收入比租户高很多。”

　　石油价格：一个较近的例子是1973年初欧佩克卡特尔将石油价格提高3倍的影响。公众对于美国石油政策的讨论充满了关于更高的石油价格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观点——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较高的油价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特别严重。当然，这些观点可当作是老调重弹，只是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任何有害的变化对低收入者的影响总是比对高收入者的影响更为严重。但是，让我们更严肃地考虑一下这一命题，把它看作表达了一种经验上的判断，即：较高价格的效应是，减少了收入最低的家庭中10％或20％或其他百分比的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或消费中的份额，对美国从整体上来看，更高的进口石油价格约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5％；这是强加到这个国家头上的“实际代价”，即从美国消费者转移到外国石油资源所有者那里的数额。前面所讨论的那种观点因此就是，作为石油价格提高的一个结果，“低收入”家庭实际收入的减少要大于1．5％。

　　对作为石油的一种产品、即用于私人轿车的汽油来说，情况显然正相反。从对汽车服务的需求弹性肯定高于单位弹性的意义上说，汽车是一种奢侈品。总消费支出中用于汽油的部分会随总支出规模的加大而急剧增加。由于汽油提价而引起的对汽油的额外支出减少了对其他东西的支出，而这又降低了它们的相对价格。平均而言，这些“其他东西”的收入弹性比汽油的收入弹性低，因而对低收入者更重要的东西的价格相对地下降了，从而抵消了汽油涨价对他们的某些不利影响，就石油的这一产品而言，较高的油价显然对低收入家庭有一种相对的有利影响。

　　对所有其他的石油产品来说，情况就远非那么清楚了。对用于供热的石油产品的支出，其收入弹性就较小并且可能是无弹性的，它们就会在反方向上起作用。用于商业运输工具的汽油价格的提高会影响使用运输服务的产品的相对价格。那些间接地使用较多汽油的产品的价格相对于使用较少汽油的产品价格而言将会上升。在如此受到不同影响的产品的收入弹性方面有什么系统的偏差吗？要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完成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要想弄清较高的油价对电力成本的最终影响也是如此。

　　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考虑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通过消费项目的成本所发生的影响。问题的另一面，是对生产资源的价值的影响，汽车工业和其他受到特别有害影响的产业中所使用的资源现在面临着相对需求的降低，煤炭工业和其他提供进口石油直接或间接的替代品的产业中所用的资源则面临着相对需求的上升，这一点会在什么方向上使收入再分配？要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同样需要完成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

　　还可以举出更多的这类例子。你会发现，探讨一下其他的事例，如社会保险、累进所得税以及环境控制等措施的再分配效应，是有教益的。

第十五章 收人分配分布

　　传统的分配理论与生产要素价格的制定密切相关（即与资源的收入分配密切相关），这些资源按其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分类，关于社会个人收入分配的论述甚少，也没有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相应的理论体系。现代经济理论中的主要缺陷就是没有令人满意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和联系个人收入分配与生产要素收入分配之间的理论桥梁。

　　起初人们把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看作是个人对市场进行选择的反应；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结合在一起，其价值由最终产品来实现；而下一步则是消费者根据不同技术条件做出的选择，它决定了最终产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就个人的收入分配而论，虽然经过充分的分析，人们还是把它看作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个人通过市场所作的选择，除非这些选择影响到单位生产要素的价格，人们一般将个人和家庭得到的收入总量的差别看作某种情况的反映：或是个人所不能控制的外部环境的反映，例如不可避免的机遇、个人天资或遗产的差别，或是统一行为的反映，如税收或津贴的变化。

　　看来很难从这样两个紧密相关的个人选择中指明其中的明显差别。个人通过市场选择能极大地修正那些对个人收入分配有影响的因素，既包括个人控制之外的环境因素，也包括被设计以影响收入分配的统一行为。而这些统一行为自身即使不是个人通过市场做出的选择，最初也是来自个人选择的某种表现。

　　个人选择能以两种很不相同的方式影响收入分配。第一种方式是，货币收入的种种差别可以补偿非金钱的优势或者说可以补偿与取得各种收入有关的不利因素，虽然人们对这一方式的重要性通常有所估价，因而在这里不作进一步探讨，但这一方式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例如，如果令人满意的职业对人们有吸引力且有同样的竞争条件，那么与此相比，不能令人满意的职业必然会获得更高的报酬。如果居民们不打算离开居住地，那么对于同一阶层的人们来说在没有吸引力地区投资的收入高于有吸引力的地区的收入是易于接受的，如此等等。在这些情况下，人们要求通过货币收入的差别实现实际收入的一致。

　　个人能够影响收入分配的第二种方法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个人满意的可能的收入分配过程中，从不同角度观察，持有不同见解的人可有多种选择。因此，这些人中每个人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要视其对冒险的偏好。假设两个社会的成员都能做同一项选择，一个由对冒险反感的人组成，另一个则是“喜欢”冒险的人。这种对冒险偏好的差别将使人们在有相同选择机会中做出不同选择。这一切将在对资源的不同分配中反映出来（尽管这种反映不是绝对的），这些资源用于创造对个人具有吸引力的冒险活动。例如，保险业将成为前一种社会的主要产业，彩票则是第二种社会的主要产业；在第一种社会，收入和遗产税均采取较高累进制，在第二种社会则是较低累进制或递减税率制。在这两种社会中，收入分配是不同的，在第一种社会中，收入的不平等比第二种社会趋于减少。由此，人们可以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将某一社会收入不平等视为多种被创造的商品，至少是部分地——或许是大部分——将某一社会收入的不平等视为由社会成员兴趣和偏好决定的审慎选择的反应，而不是“上帝的心意”。

　　下面的论述高度抽象地说明和探讨个人在多种可选方案之间进行抉择的这种反应，这些可选方案涉及由风险和收入规模决定的个人的分配。从这种探索或讨论的角度出发，我采用预期效用选择理论，即假定，人们仿佛了解与每个选择相联系的可能的收入分配，他们在有风险的方案中选择，并寻求实现某种数量期望价值（所谓“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是收入的函数。因此我认为将效用看作收入的增函数是理所当然的。

　　孤立的个人

　　作为最简单的情况，鲁宾逊·克鲁兹与世人隔绝，为避免计量收入的困难，假定他只生产一种产品或价值相等的物品，并假定有一组适用于所有产品的相对“价格”或“价值”，它们可用来表示单一产品的总产出。

　　鲁宾逊每时每刻都有许多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即以不同方式利用自己的时间和岛上的资源。他可以对可耕作的土地深耕细作，也可以粗放经营，可以使用不同的资本货物辅助这一过程，可以打猎、捕鱼或两者同时进行，此外还有无限种不同方式。假定他采用某种方式并付诸实施，其结果是随时间产生某种收入流量，我们以I（t）来表示，其中I为每单位时间的收入，t指时间。在他采用某方案的时刻，t为to，当t＞to时，I（t）当然是不会精确地为人所知，鲁宾逊所采取方案的实际结果并不仅由他的所作所为决定，而是要考虑这样一些随机因素的影响，如天气，捕鱼时附近地区鱼的数量，播种种子的数量，他的健康状况等等，我们可以通过假定来考虑这种不确定性，即假定一组未来可能的收入流量，其中每个都与已知的不确定的Po［I（t）」发生关连，且对任何行为过程均有反应。这种不确定的收入流量分配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预期”。

　　鲁宾逊能在任何时刻to选择的预期显然决定于他本人过去已采取的行动过程。但人们又可依次视其为在更早阶段作出相似选择的结果。所以，如果有必要，可以认为他在我们开始分析他以后生活的任一点上做出单一抉择，比如说他那一天登上岛屿，是为脱险而稍事休整。这样的概括程度不能满足所有的要求。对其中的一些，考虑个人的动机而不考虑完整的战略打算要好些，这是按照纽曼和摩根斯顿的命名。然而，在我研究的现阶段，消除不确定的复杂因素要好些。采取这种角度观察，使我们得以省去写在下方的to，因为只有一组相关期望，同时每个期望在同一时期含着其未来收入流量，即最初起点到无限的未来。

　　作为一种更简化的方法——尽管会有更多的疑问——我们能以单一的数学替代每个I（t），即假定或者所有的I（t）都是某一参数族中的所有成分，譬如具有相同斜率的所有直线，或者以某种给定利率将未来收入打折扣至其初始点，再加上折扣收入以得到每个收入流量现在的价值，同时假定在这一利率上，个人对具有相同现值的任何两种收入流量间的选择漠不关心。两个假定都允许每个I（t）被单一的数字替代，比如W（表示Wealth），这样，不必知道个人效用函数就能计算个人收入流量。

　　这些简化的假定意味着累积的不确定分配完全可以说明任何期望，比如P（W），给出一个变量，问题中的行为过程的结果将是比W少的财富价值。假定A’是那组所有的行为过程，任何一组特殊的行为过程，即Pa（W），其期望对a做出反应。

　　仅以效用是财富（在下面的公式中以财富代替了收入）增函数的假定就足以排除一些期望。如果对于所有的W

　　Pa（W）≤Pa’（W）

　　且对一些W

　　（1）Pa（W）＜pa’（W），

　　那么不考虑财富的效用函数的精确形态，a显然要比a’好。假设被减的一组A由这样一些行动过程组成，对这些行动过程的任何期望都不能满足（1）式。于是在A组中的选择就不只取决于效用函数的一阶导数。

　　假定U（W）是鲁宾逊·克鲁兹的效用函数。那么在期望效用假设的基础上，鲁宾逊将选择期望a以使

　　（2）的值趋于最大，除了这种期望效用假设的再说明：在目前概括水平上，就这一特殊情况几乎没有更多的解释。

　　假设许多完全相同的鲁宾逊·克鲁兹面临同样的一组行动，他们与期望有关且相互间完全独立。原则上，所有这些人都将做出同样的选择，比如说期望a’。进一步分析，如果任一鲁宾逊的行为结果（他所实现了的W）在统计中独立于任何其他鲁宾逊的行为结果（其他人实现了的W），那么，Pa’（W）将成为已实现的积累财富在他们中的分配。他们之间收入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审慎选择的产物，他们共有的效用函数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等的量。如果效用函数是一条直线，每个鲁宾逊将选择具有最高期望的收入；如果效用函数处处向下弯曲（即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他愿意牺牲一些未来收入以减少收入的变化；如果效用函数处处向上弯曲（即收入边际效用递增），他将宁愿放弃一些未来收入以使收入有向上的变化，等等。已给定的一组期望的规模充分大且有相应变化，那么鲁宾逊之间收入的不平等在第二种情况最少，而在第三种情况下最多。

　　然而任何一位鲁宾逊已实现的W不必在统计上与其他鲁宾逊实现的W相独立。例如，虽然每个人忽视其他人的存在，但他们生活的岛屿可能在同一地理区，并有同样的气候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假定他们每人只做一种选择，那么Pa（W）将不是已实现积累财富在他们之间的分配。在极度完全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所有的人将实现同量财富，因此尽管效用函数处处向上弯曲，收入也会完全相等。在中间状态下，虽然相互依赖的性质和程度影响已实现的收入分配的形态，但这不是在不等水平上有关效用函数形态的一般结果。

　　社会中的个人：再分配没有成本

　　假定许多相同的鲁宾逊相互建立了联系。由于在鲁宾逊之间确立了将获得的产品再分配的预先联合协议，有可能产生新的期望，因此每位鲁宾逊对将要采取的行动过程所作的决策考虑，目前是基本不变的。我们社会中个人间的许多共同协定包含这种再分配，所以个人没有必要通过“政府”采取统一行动。直接从事保险或经营彩票的私营企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这种现象是非常广泛存在的：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所有企业都在作某种安排，以改变财富再分配的可能性。例如，虽然某一鲁宾逊可以将自己封为保证其他人“工资”并获取剩余产品的企业主，但任何个人也可以另外进行他已经干的其他事情，这样那位企业家就没有任何通常应有的管理和监督能力。结果是要去改变原来的与个人有关并有可能实现的那组期望。为了将这种“创造”新期望的功能视为企业主现代社会中“基本的”功能，人们可以凭借不确定性产生的收入再分配而不是技术的变化或改善，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

　　当然，在一般情况下，通讯传播知识，通讯改变与任何行动过程相一致的不确定财富分配，通讯还通过交换产品，使人们得以开展新的行为过程，从而给劳动力分配和生产功能专业化以余地。然而，由于这些情况主要影响实际收入水平而不是收入分配。因此，我们假定。仅只通讯的建立或商品交换并不改变对每个鲁宾逊的一组不确定收入分配。

　　我们不能轻易忽视另一个复杂情况：成本的管理和执行与再分配的安排有关。这些成本中最重要的是对有关刺激安排的效果。提供资源以防火灾，对于自己承担全部风险损失的人，比加入保险以避免火灾造成房屋损失的人要有刺激。在我们的专用名词中，行为过程a及与它相联系的不确定分配Pa（W）只有当某一位被涉及的鲁宾逊自己直接获得最终W，才是能够实现的。如果一组中的每位鲁宾逊都同意按照行为过程a进行活动，合伙经营最终产品并一起分享这些产品，就是说大家处于同等地位，那么实际实现的财富将与每个人独立采用a的情况下的财富有相当的差别——也就是说，事实上个人不必按a行动。当然，这是为什么只是对于独立于个人生产活动之外的公害，避免损失的保险才是可行的基本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将给予个人的报酬与其生产贡献相分离的一切尝试遇到巨大困难并完全失败的基本原因。

　　我们将把这一复杂问题放到下一节去探讨，在这一节，我们将假定再分配协议没有任何成本：即在两种情况下一组生产过程A及与它相联系的期望Pa（W）都能实现，一种情况是个人独立行动，另一种情况是个人参加再分配协议，协议中W代表个人在再分配前实现的财富，即个人对任何再分配所能贡献的财富总量。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任何一位鲁宾逊的已实现的W在统计上独立于其他鲁宾逊的W，同时对Pa（W）的规范恰到好处，鲁宾逊人数达到所需的足够数量，那么，只有Pa（W）的期望价值决定所采用的行为过程，且只有个人的偏好，决定在相同个人间财富收入的不平等。对于已给定的独立性和大量的人，他们在共同生产过程将要实现的每个人的财富——平均财富或未来财富——的不确定性很小（在这种限制下没有不确定性）。因此，采用每个人所获财富为最大值的生产过程是合算的，因为这将使待分配总量达到最大，并以最适当的方式在鲁宾逊之间分配。更正式地说，假定a’是在前一节所述情况下选择的行为过程，这一生产过程产生未来财富Wa’，行为过程a”产生更高的期望财富Wa”。假定一个将要实现的协议，协议中每个鲁宾逊选择a”，协议将最终产品贡献给公共储备系统，然后抽出由随机过程决定的一笔基本收入，这一随机过程使他得到比W少的不确定的Pa（W）。很清楚，对所有鲁宾逊来说，只有这种基本收入的期望才像a’没有再分配协议一样具有吸引力，Wa”－Wa’数倍于鲁宾逊的数量，这一差额现在留在公共储备里以提供附加收入，因此，具有适当再分配协议的a”比a’更可取。根据同一理由，显然总存在着一种再分配协议，这一协议创造具有更高预期财富的期望，它比任何其他期望更可取，而不论其他具有较低未来财富的期望是否有再分配协议。根据考虑中的特殊情况推断，自然为人们提供的机会决定的只是已实现财富分配的平均价值；财富的不平等则完全是人为因素产生的。

　　假定一财富效用函数处处向下凹，那么最合适的财富分配显然是采取平均主义。鲁宾逊们将集中其财富，每人从中按同种比例分享：在另一个极端，假定财富效用函数处处向上凸，最适当的收入分配显然是尽可能的不平等。鲁宾逊们将集中其财富，每个以同等机会获取一张彩票，只有一人能得到与总财富相等的奖赏。

　　一种更令人感兴趣，对分析实际更相关的效用函数是这样的，它有萨维奇和我提出的形状，使得一些简单的，被广泛接受的实际概括趋于合理，这些概括是指包括风险在内的环境中的行为。我们提出一种函数，它起初向下凹，而后向上凸，如图表15．1的U（W）曲线。

　　假定W是最大的期望财富（当每个人按a”行为时实现的财富）。考虑一种由两种W价值构成的期望，例如WL和WU假定WU≥W≥WL，与可能性pL和pU相联系，假定pLWL＋puWu＝W，联结U（WL）和U（Wu）的弦上，W的纵坐标给出与这种期望相一致的期望效用。几何图形清楚地表明，如果在图15．1效用函数图两点之上有一条切线；并且W位于切线两点横坐标之间，关于这点可以设W1和W2，且W2＞W1，如果WL和Wu与W1和W2分别相等，那么这个预期效用是最大效用。与之相关的可能性PL和Pu分别表示为（W2－W）／（W2－W1）和（W－W1）／（W2－W1）。我们称这一期望为ad（d表示“两点切线”）。

　　可以将任何具有期望值W的更复杂的期望表达为一种可能的结合。这种结合由单值或双值预期构成，每个都有同样的期望值W。因此，可以将更复杂期望的预期效用表达为一种预期效用的期望值，因为这种复杂期望的预期效用可以分解为单值或双值预期效用期望值。因此，这种复杂期望的预期效用不可能超过具有最高期望值的组合单值或双值期望。结论是，ad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每个成员的最适当期望，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有图15．1的效用函数，在我们假定前提下，这也是已实现财富的分配。

　　关于这一结果的更显著特征是它一般总是正确的，附带一个小条件是如我们完全放弃为这一点所做的假定，这一点对所有的个人来说，某组生产A过程和与之相联系的期望P2（W）是完全相同的。在我们已给的其他假定下，财富的事后分配在总体上就只取决于效用函数的状态和每个人为社会提供的最大的预期财富，而决不会取决于相对不同鲁宾逊能够得到的预期的差别。为证明这一命题，假定有两组人，每组的成员都有同样的期望，第一组的最大预期财富W（i）与第二组的最大预期财富W（2）不同。根据前面的分析，各组成员将分别集聚其财富，每个成员将收到一张彩票，获得一次机会，相对W1是（W2－w[i]）／（W2－W1），相对W2是（W[i]－W1）／（W2－W1）。假定第一组含有总人数的～部分N[1]，第二组含有总人数中的一部分n[2]。，所以，n[1]W[1]＋n[2]W[2]＝W，在总体上这是为社会提供的最大的预期财富，最终结果是这样一个分数，它等于：

　　（3）n[1]（W2－W［1］）/（W2－W1）＋n[2]（W2－W［2］）/（W2－W1）=（W2－W）/（W2－W1）

　　这一部分将实现财富W1，其他的实现财富W2。但如果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具有最高预期财富W的期望，那么这是人们将要实现的精确的结果。在更一般的情况下，最终结果是，每个个人采取最高预期财富的行为过程，并将结果贡献给公共积累，作为回报，他可收到获得财富W1的保证，和赢得与W2－W1等值的一份奖金的机会。对每个个人来说，这机会的规模与（W[i]－W）／（W2－W1）相等，这里的W[i]是他贡献的预期财富。这样虽然以财富W2结束的机会随个人期望优劣变化，但是仿佛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期望，已实现财富的最终分配将完全一样。

　　放弃已实现财富（再分配以前）在统计上独立的假定对两种结果都没有大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复杂。考虑一种极端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对某个人的成果的了解暗含对所有人全部的成果了解。首先，假定对所有人可能的W值和某组A中的值——a在W1和W2之间，忽略所采取的生产过程，那么事后将有单一的实际已实现的价值，前面的分析表明个人将集中他们的W’s且彩票进行总量的再分配。因此，这一实现财富的分配将由两组个人组成，一组成员中的每人收到W1，而另一组中的每人收到W2。只是所有始终属于每一组的人的部分才依靠那种实际成果。在前面，伴随着适当的关于再分配的协议，预期效用随预期财富的增加而增加。这样，所有人采用能获得最高预期财富的行为过程再次成为最好的选择。这里也再次说明，个人所能得的期望方面的差异并不影响最终结果，而只影响每个人获得彩票的数量。如果对于一组A的所有可能的W值不在W1和W2之间，那么具有最高预期财富的那个a就不再是最适当的。但这还是非常正确的：事先的协议将是这样的，以至如果实际上实现的W（在再分配之前）在W1和W2之间，这个W将被再分配，以便产出W1和W2值。因此，在所有的情况下，最终已实现财富的分配在W1和W2之间是不存在的。

　　所有人偏好（即效用函数）相同的假定在不影响我们的一般结论的情况下也可以放弃——只要再分配是无成本的——这一结论是：财富的不平等主要取决于社会中成员的偏好，从总体看其次才是依赖社会成员能得到的期望。然而，放弃这一假定的确会改变更具体的结论，即已实现财富分配一般是双值的结论。假定每一个个人分别有相同的一般状态的效用函数，如同图15．1中所承，但假定W1和W2（效用函数的双重切线切点的横坐标）随一个人到另一个人（这只是与现讨论的不相关的两个参数）而变化，并以W1[i]W2[i]为每个人标出函数的值，对每个独立的个人来说，最适合的再分配协议基本与前面分析相同：财富W1[i]的机会为（W2[i]－W[i]）／（Wa[i]－W1[i]），财富W2[i]的机会为（W[i]－W1）／（W2－W1），这里W[i]是对个人所能采取的任一生产过程所能获得的最大的预期财富，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这一协议被采用：每个个人采取能提供最大预期财富的行为过程，将其最终产品贡献给公共积累，作为回报收到一张为他提供上述机会的彩票以获得财富W1[i]或W2[i]。由于每张彩票的竞争机会是“公平的”，因此所有的彩票也是这样；只要Pa[i]（W）正常地运转，且W2[i]有限，大多数定律就还适用。因此，随着个人数量大到足够程度，在总体上看，彩票的不可靠性微不足道。在这种情况下，已实现财富的分配取决于W1[i]和W2[i]，也取决于最大预期财富。偏好差别产生的效果将给财富分配带来附加的离散因素，这里的财富分配本来是以相同偏好为前提实现的。这种离散的总量取决于偏好的偏离程度，如同我们在下节将看到的，再分配成本有与偏好很相似的影响作用。

　　社会中的个人：再分配包含成本

　　充分意义的再分配协议的成本（特别是通过对“刺激”的作用），排除了一些协议，否则这些协议将是人们渴望得到的，随之而来的结果是“自然”（即原始）的一组期望Pa（w）提供的种种机会影响着财富分配的形状，而不只是财富的平均价值。这种效果将产生某种混合体，这种混合体处于两种结论之间，即第一节对独立个人分析结果和第二节对处于再分配无成本社会中个人的分析结果之间。

　　或许联系这两种情况（如同我们将要看见的，其中之一能进行财富或收入的分配，如同实际观察到的，这些财富或收入至少可以赡养一个家庭的最简单的形式）是假定每个个人可能的行为可以划分为两组独立且非竞争情况，设其中之一为As，其结果不易受再分配的影响，设另一个为Ar，其结果可以进行无成本的再分配。然后，个人从一组中选择一个生产过程。在再分配之前，个人的已实现财富由两部分构成，Ws和Wr，在Ws和Wr再分配之后，他的最终财富是Ws＋Wr’，现在，每个个人关心的是Ws＋W’r可能的分配形式而不是分别考虑其中之一。

　　如果效用函数具有图15．1中的U（W）的形状，最适当的再分配协议是什么？同时为了简化分析对所有的个人来说相同的是什么？现在，要想获得最适当的分配形式——即获得具有最高预期价值和适当的可能性的既有W1又有W2的双值期望是不再可能了。因为，无论采用何种再分配协议，虽然，Wr可以取决预期的Pas（Ws），但如果我们假定W’r不取决于已实现的Ws，将无法实现平均或避免与Ws相联系的风险。显然来自Ar的最佳选择还是具有最高预期财富的行为过程，因为人们要求的任何Wr的再分配是有可能得到的，在使总分配量尽可能大的过程中不会失去任何东西。除此之外，既调整对As组的选择，又调整再分配协议是最佳选择，以便尽可能接近最适当的分配方案。

　　为了更确切的表述关于最适当的分配协议问题，进行比前面我们做的更精确的分类几乎是必须的，这就是对一组Pas（Ws）特性的分类，或许还有对效用函数U（W）特性的分类：能够证实几乎任一种再分配协议的Pas（Ws）的存在是可能的。我还没有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详尽的分析，但我推断，对于一个多层次的函数Pas（Ws）和多层次的效用函数U（W），最适当的再分配协议与第二节讨论的是相同的，且即使个人与个人间的期望存在差异也是这样。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将试图接受这一推断，并假定Pas（Ws）和效用函数U（W）具有它所要求的使它更有根据的性质。

　　每个个人可以将这种再分配协议说成是对总量的贡献，即对每一组彩票中某份额的购买，作为回报他得到获取一份确定数额的特定机会，也就是某种奖励的机会。每个个人付出的总量取决于他的已实现的Wr和他从As中选择的期望，而不取决于已实现的Ws，因为这将与Ws不易对再分配产生影响的假定相矛盾。如果所有的个人有同样的期望组，所有的人将选择同样的期望，只是由于已实现的Wr的不同，个人付出的量才出现差别。然而，如果个人有不同组的期望，个人付出的总量既取决于从As组中选择的特殊期望，也取决于已实现的Wr，因为，如果他不赢得一笔奖金，其支付的目的就是将每个个人置于W1的附近。因此，与期望得到相对小Ws的人相比，那些有得到相对高Ws值期望的人将保持比W2较小的量（或除这一量外付的多一些）。这些在付出方面的差别将由获得奖金机会的差异来补偿（即彩票的数票），前者比后者有更多的机会。奖金的数量对所有人是相同的，与W2-W1相等，因为其目的在于将获奖者置于W2附近。

　　随这种再分配协议而来的已实现财富的最终分配，是两种财富分配的不确定量。采取As组的行为过程带来某种已实现财富Ws的分配，它的确切形式取决于特殊的最适当的选择；取决于由不同个人实现的Ws相互间的依赖程度和个人可能实现期望的差别。现在，为彩票的付出修正了这种分配，其效果是将分配的重心转向W，就对个人可获得的期望的不同范围来说，这是减少其变动性，因为不同个人造成的支付上的差别被设计用于补偿可得到预期的这种差别。假定现在彩票已抽出，赢输已定。这一结果使财富分配分为两种类型的分配，一种相对获利者，一种相对亏损者，一般情况下，这两种分配不必一样，因为通常有较好期望的个人有更多机会取胜，同时还因为不考虑平均值或分配参数确定的补偿彩票费用的价值，这些通常由较好期望产生的财富分配与来自其他期望的财富分配存在着系统差别，由奖金支付的W2－W1对于赢者的分配现在转发给每个赢者，最终分配是对损失者和赢得者总量的分配。

　　为说明这一点，假定D（W）是对彩票支付后但在奖金分配前的已实现积累财富的分配；即：D（W）是这一阶段拥有财富比W少的个人的分配部分。假定在这一阶段的分配独立于同意支付以参与抽彩之外，这样，这种分配对赢者和输者就一样了。假定g是赢得奖金的那部分人，W’＝W2－W1是奖金，那么最终财富分配将是

　　（4）F（W）＝（1－g）D（W）＋gD（W－W’）。

　　或许下列情况值得明确提示：即这种分配是总量的两种分配，而不是两种随机变量的总量的分配。

　　如同在上节中提到的，放弃相同偏好的假设基本不会改变这些结果。如果在偏好上有些一般的相似点，个人W1和W2的值将形成大量独特的分配，这种W1和W2中的分散现象主要与Ws值的分散现象叠加，它对最终分配与后者最初较大的离散现象有同样的广泛影响。

　　两种组合的分配在等式（4）或其推导变形中的相对重要性，依赖于抽彩中的赢得者部分，而它又转而依赖于它实现平均财富W规模，W是与W1和W2有关。下面这一点似乎是有根据的：效用曲线的形状和位置依社会平均财富和财富的分配决定，就此而言，我们已经将效用曲线看作简单给定，看作独立于个人所能得到的期望或已实现的财富分配，但是，从比我们目的所需的更广的视角来看显然应将效用曲线和期望看作交互作用的过程。为了适应这些已观察到的事实——由这些事实图15．1中的效用曲线的特殊形状将被推断——我们社会平均财富更接近于W1，而不是接近于W2。这就暗示我们，赢得者部分g趋于零。如果g趋于零，由区别或区分积累财富派生出的不确定和频繁分配，这过程由等式（4）表示——将很不对称，因为以W1为中心的分配组合的第一部分的比重远比以W2为中心的第二部分要多。另外，这一分配可以是单峰值的，其数值与W1接近。而在W之下；第二数组，是第二种分配上升部分与W2接近的数字，可能随W1之后，由于比重很大的第一种分配下降而无法弄清。那么，第二种组合分配的作用将是，使这种联合的分配数组稍微转向第一种分配数组的右边，并熨平和伸展这种分配的其余部分，这种联合的分配图形显得相对瘦尖，在较高财富价值的方面有一条不同一般的长尾，现在，“极大的非对称性，较大的变化性和巨大的尖峰即是收入分配的标志，这种收入分配来自独立的业务专门的实例”，同时来自其他资源，也是已观察到的财富分配特征，这就是当g较小时，人们希望由等式（4）推导来的分配展示的一些特征，所以我们的理论分析引出的分配函数至少遇到最初的考验，即能够重新创造更突出的已观察到的财富或收入分配的特征。

　　当然，等式（4）与已观察到的财富和收入不是明显不一致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与它的是一致的，并不意味着它赖以建立的原型与说明现已存在的财富或收入分配中心要素相隔绝。然而，连同理论结构的似乎有理这一点一起考虑，或许这种情况的确为经验主义研究提出了根据，这一研究是用来观察实际上等式（4）是否为现在进行的财富或收入分配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描述。

　　结论

　　前面进行的分析具有相当的试探性，只是个开端；它包括需要检查的推导，它只是考虑了高度简化的形态，造成了对财富分配的分析极度简化，如将财富分配看作单一选择和在偶然事件冲击下选择的结果，等等。我认为下述证明已经充分：任何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现在存在的财富不平等，大多数可以认为是人为造成的，是人们为满足其个人的偏好和喜好造成的。这一证明使人们想到，在天赋、遗产与已实现财富或收入分配差别间的直接联系，比起一般的假定要少得多和简单得多；许多普通的经济和社会的安排——从经济企业的组织形式到集体征收收入和遗产税——至少在一定范围内能被看作为取得财富分配成功的建议，这种财富分配在与社会成员的偏好和喜好一致的情况下进行。最后，它对关于收入分配和创造的那些协议的标准判断有影响，产生于参加抽彩慎审决定的不平等，显然会引发很不同的标准的收益，这是与从外界强加给个人的不平等比较而言的。

第十六章　利润

　　像利润一词那样具有如此多含义的经济学术语非常少见。利润一词的各种用法中的一个基本因素是其与不确定性的联系，无论这种联系多么模糊不清。就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利润概念使用中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指由生产服务供求决定的生产要素的收益，二是指由诸多随机因素决定的预期和实际收益之间的差额。虽然第一种用法已经是而且很可能还将继续是最常见的，但我们还是赞成第二种用法，不同意第一种用法。

　　在斯密、李嘉图等人的古典经济学著作中，利润概念是指三种要素收益中的任意一种：作为人力资本收益的“工资”；作为非人力、不可再生产资本（如“原始的不会消灭”的土地收益的“租金”以及作为非人力可再生产资本收益的存量利润”。时过境迁，现在这种用法已很少见。非劳动力，可再生资本的收益逐渐以利息和准租金来表示，而利润一词则被用来指管理的收益，特别指承担风险的收益。

　　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利润概念与“利润最大化”关系密切，而利润最大化则假设是从属于市场体系的原则，更确切地说，是从属于一种自由企业货币交换经济的原则。与不确定性的关系对于人们认为有充分自主权的、承担风险企业经营管理的企业家具有的特殊重要性。

　　一种很不同的用法来自垄断利润这一术语，垄断利润是指一种特别的租金，或者说是由价格决定的收益，它与地租不同，是来自于相应的生产要素因制度原因（如专利、许可证，以及诸如此类的制度因素）而产生的缺乏供给弹性，这一用法与不确定性的联系或许是最少的。而它被看作利润只是因为其也是企业家或剩余收入获得者的收益，在这种意义上，它与任何由于限制其他竞争者进入该行业并形成垄断而获得的好处是完全一样的。

　　在现代流行用法中，利润被当作一种簿记概念，用来指收益和契约成本之间的差额，例如，公司利润。其功能的发挥视不同的企业金融结构而定。我们以两个在其他方面完全一样的公司为例，一个公司通过发行固定利息债券获得其所需的大部分资本，另一个则通过发行普通股票筹集其全部资本。假定两个企业所有其他收入和支出都一样，则一项相同的金额在第一家公司簿记上表现为两部分，即“付出利息”和“利润”而对第二家公司则全部表现为“利润”。再假定，第一家公司使用的土地靠租赁，而第二公司自己拥有所需土地，则在第一家公司簿记中列为租金的金额，在第二家将列为利润。

　　就上述所举例子而言，凡是利润概念被用来指一种要素收入时，这种用法都是不确切、重复和易引起误解的。说它不确切是因为这样表述令人很难清楚地区分作为利润的要素收益和作为工资、资本收益、利息收益、股息收益等等不同的要素收益，说它重复是因为许多概念已能表述所有要素收益。说它容易引起误解是因为利润概念有经济实体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含义，而与其他要素收益有明显差异。我们认为经济实体是在寻求效用最大化，更确切地说是预期效用的最大化。经济实体试图使其占有要素的收益最大化是一种中间步骤。工人寻求其劳动收益的最大化，正如土地拥有者则力图使之拥有的资源得到最大的预期收益。因此，更确切地说，一种自由企业货币交换经济的基本原则是收益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

　　显然，人们将继续在企业核算、国民经济核算及一般讨论中不太严格地使用利润一词，用来指一种要素收益。但是，由于上面已经提到的原因，以上述方式在专业经济学中使用利润概念是不恰当的，特别是当我们需要一个术语来表述一个概念，而利润又恰有符合表述目的的那种含义时。

　　另一种办法是采取弗兰克·H．奈特在其经典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的用法，以表述预期收益和已实现收益间的差额，这种差额与风险有内在的联系，但是将它作为承担风险的结果，而不是对承担风险的报酬。

　　可以用抽奖为例极其简单地对此用法加以说明。召集1000人，这些人都出1美元参加一次完全靠碰运气的抽签活动，其规则是：有1人将赢得1000美元，其他人将一无所获。事前，每人都有1美元的预期收益，抽签后，其中一人获得1000美元。用我们现在的“利润”术语来说，这就意味着他获得了999美元“利润”，其他999人则没有得到任何东西，这意味着活动结束时，这些人获得的利润是－1美元。激励人们参加这种抽奖活动的刺激来自人们对这样一种结果的预期，但在利润概念的这种用法中，将参加这一活动解释为谋求利润最大化显然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任何人能事先知道他将获得那种利润，因此它不可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激励作用。

　　我们可以引入举办这一抽奖活动所需费用的情况，使这一问题复杂些。假定这一情况是：举办抽将活动的竞争使其“费用”达100美元，从而使奖金不是1000美元，而是均衡的900美元，或者抽奖活动主办人服务的“均衡”价格是10美分，每个购票的人为参加抽奖付10美分，100美元费用全部用于能实现抽奖活动的消费性服务，即作为举办抽奖活动企业的要素收益。事前，每个购票者的期望收益包括90美分可能获得的奖金的实际价值，再加上对参加者的10美分的消费性服务。事后，获奖者得到900．10美元收益，其中有899．10美元利润，每失败者有10美分的收益，而其利润则为－90美分。

　　这一例子完全可以推广到整个市场。企业在合同的基础上使用一些生产要素并保证给其拥有者以一定的收益。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企业家”或称“剩余收入获得者”只获得不确定的收益。他根据对组织一种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概率分布的预测来决定生产什么及如何生产和生产多少产品。在这一过程中，他选择那些确能为他拥有的资源带来最高预期收益的生产项目而不是任何其他项目（更确切地说，他希望这种收益给他带来最高期望效用）。事后，他实现了某种实际收益，如果实际收益超过其期望收益，他就是实现了利润，否则，他就是亏本了。

　　更一般地说，多数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也都处在这种情形中。例如，工人每小时的工资有保证，但他每年工作小时的数量却没有保证，他或许根据计件工资的条件受雇，或许按照利润分享合同被雇。在上述每种情况中，工人都面临着一种依概率分布而变化的收益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确定的收益。在他的实际和预期收益之间将存在着差额，他可能有利润，也可能亏本。

　　在上述这种最简单的抽奖活动中，我们能否说利润和亏损之和是零？根据定义，在实现预期收益和亏损之前情况确实如此，但在事后情形就不一定是这样了。按平均数计算，实际收益可降至预期收益之下；事前虽然都很乐观，但现在却出现了净亏损。与此相反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实际上，弗兰克·奈特推测这种典型的情况是，参加结果不确定的活动的人们总是持乐观态度，但通常却遭到失败。

　　预期的利润分配能在事前影响人们未来的行为。关于这一点，我在第四章分析在不确定条件下的行为和第十五章分析收入的规模分配过程中已有论述。它影响人们未来的行为，不是由于经济实体寻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因为他们寻求预期效用最大化，同时，不认为依概率而变化的收入分配的实际值是决定预期效用的唯一相关的参数。

　　通过改变参加者对未来益损的概率分布的预测，事后益损分布状态可以影响人们未来的行为。这就是在第十二章中所引述的关于“合理预期”的文献中所强调的那种行为特征。

　　弗兰克·奈特在其开创性著作中勾画出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明显的区别：风险是指那些属于已知或可知其概率分布的事情，不确定性则是指那些不可能确切知道概率数值的事件。迄今我还未曾涉及这一区分，因为我并不认为这种区分是有根据的。我赞同L．J．萨维奇对于个人的不确定性的观点，他认为这些划分没有任何根据。我们可以把人们看成是他们对于一切可想象得到的事件都赋予一定的概率值（参见第四章）。有时人们持肯定态度，那么我们称这种概率是“客观的”，有时人们的认识正相反，我们则称这种概率是“主观的”。但这种分类本身也是会变化的。

第十七章 资本理论与利率

　　在抽象水平上，将经济体系看作这样一个体系是有益的，在这一体系中，生产资源（资本）存量生产出生产服务流量，而生产服务流量又被转变为最终消费服务流量，这种连续不断的流量问题也就是：生产服务在各种用途中的配置，生产服务在向消费服务转换中的结合，以及这些消费服务在该经济的最终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即第一章介绍的弗兰克·奈特的经济问题所包含的5个子问题中的第1、2、3和第5个问题，这些也就是前面各章中所讨论的问题，它们可被看作主要是与不同服务流量的相对价格问题有关。

　　除流量问题外，还有奈特所说的第4个问题：“维持生计与发展的措施”，或生产资源存量、生产服务资源的管理问题，这就是本章所要研讨的资本理论的论题。

　　当然，在实践中，流量问题与存量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为使这两个问题完全分离，我们必须将消费者购买面包及其它食品视为存量问题，而不是流量问题。这时，消费者是在维持一种生产服务资源存量，即食物的存货，同时将这些服务存量与他使用的消费资本（如电冰箱、炉子等）所提供的生产服务结合在一起，以生产出营养这种最终服务。从物理学观点看，能量守恒定律保证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消费掉，它们只是被转换了。一切消费都只是服务的消费，食品存货与电冰箱、炉子的区别仅仅在于食品在生产营养服务的过程中以快得多的速度折旧。

　　对于许多具体问题来说，将分析引到这一点并不会有所收获。把折旧快的商品看作与服务本身相类似常常是有用的。但是，重要的是承认这正是我们所要做的。

　　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看，资本包括一切生产服务资源。资本主要分为三类：（1）物质的、非人力的资本，如建筑物、机器、存货、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2）人，包括他们的知识和技能；（3）货币存量。人力资本与其他资本的区别主要在于，资本市场上现存的制度和社会结构的不完善性，造成人力资本而不是非人力资本对经济压力和刺激有不同的反应。货币存量与其他两类资本的区别在于货币提供的生产服务并不充分依赖于已有的实物单位的数量，而主要是取决于存量的存在这一点。假定两个社会在其他方面完全一样，而只是一个社会拥有比另一个社会多一倍的纸币，每张纸币表示1美元，这种状况所产生的唯一效果是；拥有较多纸币的第一个社会的名义价格两倍于第二个社会。两个社会货币存量所表示的服务总流量是相同的。

　　存量与流量之间混淆不清最普通的例子是这种常见的说法：资本相对劳动变得更便宜（或更昂贵）了，因此资本就会为劳动所代替（或相反）。这种说法暗示工资率可以和利率相比较。然而，工资率与单位时间内每台机器的租金是可比的，两者都是每单位时间每个物质单位的美元数，但工资率与利率是不可比的，利率是单位时间内每1美元的美元数。换言之，一种由工资为机器租金所除而提出的比率完全是以实物单位表示的，这一比值反映出通过在市场上采购而可以用人时替代机器时的比率。这种比值上下波动的意义是明显的，而且这一比值不受所有价格成比例变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工资率与利率之比就很不同了，这一比值不完全是实物单位，而是个经济概念。这一比值可以说是表示人时与每美元时之间的替代率。因此，它受所有价格成比例变化的影响。

　　通常用来比喻资本替代劳动的一个例子是，用一名操作机械镐的人代替一名使用铁锹的人挖掘一条沟。这里实际涉及的是用于生产机械镐的劳动替代使用铁锹的劳动的问题，或者是用于生产机械镐的人力（或其他）资本替代生产铁锹以及使用它的人力（或其他）资本的问题。熟练劳动服务（生产机械镐的人和设计它的工程师）替代不熟练劳动，因为相对不熟练劳动，熟练劳动已经变得更便宜。除此之外，社会或许已经变得更加富有，它或许已在总体上获得了更多的资本。这并不是资本替代劳动，而是获得了更多的资本，一般说来，既获得了更多的人力资本，也获得了更多的非人力资本。以人操作机械镐的形式而不是以人使用铁锹的形式来使用某些现有的资本存量，同时配合以对其他方面的其他资本进行重新安排，是对现有资本存量管理的一部分，即奈特的“维持生计的措施”，利用现有的生产服务来增加资本存量（人力的和非人力的）而不是用来满足当前的消费，属于储蓄和投资过程的一部分，即奈特的“发展的措施”。

　　资本理论中的关键价格通常是利息率。然而，利率的倒数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更易理解的、基本的概念。它从服务流量方面给出一种服务资源的价格。我们假定一块可以无限期地每年产出1美元的土地并且令“这个”相关利率为5％，那么，这块地的价格就是20美元，或用在英国比美国更为常见的说法，需要购买这块地20年的使用时间，这就显示出这一价格的主要性质：即购买能提供永久服务来源的资源本身的若干年服务流量的数量。还请注意，有许多等价的契约形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以每年1美元租借这块土地，与通过借入利率为5％的20美元来买下这块土地将是等价的，或与以5％的利率借入一年期的20美元，下一年继续按此方式借入的购买这块土地等价，然而，在其他条件不确定的情况下，这一切就不等价了，这就造成了各种不同的契约安排并存和多种针对不同短期交易报价并存的情形。

　　利率影响许许多多的决策行为，比如下列情况：

　　1．消费的时间模式。因为不同时间模式的收入流可以互换的条件取决于利率。

　　2．财产拥有形式。货币理论近期的研究工作引起人们注意的一个具体问题是：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其他形式拥有财富。这个问题仅仅是边际原则的延伸，即拥有不同资源的比例应能使一切领域的边际收益相等。

　　3．生产的性质与结构。

　　4．社会产出的组合，即总产出中用于投资品的部分与用于消费品部分的组合比例。利率降低将使服务资源价格提高从而刺激服务资源的生产。

　　5．非人力财富与总社会财富之比以及为对付意外事件而做的储备的规模。在这里，由于我们将自己限定在相对价格理论范围内，因此，我们在这一水平上从利率可能产生的短期效益方面进行抽象。

　　时间交易和与之相关的种种令人迷惑的变化，提出了如何区别各种条件之间的本质与非本质的差别这样一个基本的计算问题。我们将首先讨论这一问题，然后再以房产为例，针对一个特定的问题分析一下两个互相伴生的存量、流量问题（从流量方面对存量进行定价和用流量来增加存量）。最后，将这种存量、流量分析推广到整个资本。

　　利率的计算

　　按照一般说法，资本市场一词是指这样的市场：买卖具有不同规模和发生于不同时间的收入流的票据债权的市场。虽然对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我们使用较广义的资本概念以便与生产服务资源相对应，但要说明涉及比较不同收入流的问题，用相对狭义的资本概念就足够了。

　　例如，考虑下列合同：（1）约定从某时起一年后付105美元；（2）约定从某时起一年后付210美元；（3）约定从某时起一年后付525美元。为简便起见，上述情况中均忽略拖欠的可能性。

　　假定合同（1）的市场价格是100美元。我们可将此价格说成是以1美元购得了从支付日起一年后的1．05美元。如果合同（2）的价格是200美元，合同（3）价格是500美元，我们说三个合同均以相同的价格售出，即将从现在起一年后的1．05美元在现在以1美元的价格售出，或者说以每年为5％的单利出售一年期的贷款合同。

　　请注意，算术或经济学完全不要求合同（2）的价格2倍于合同（1），或合同（3）的价格5倍于合同（1）。正如可能存在着数量折扣使得一打衬衣价格少于1件衬衣价格的12倍一样，或许会有数量折扣（或相反）使得合同（3）的价格少于（或多于）合同（1）价格的5倍（顺便说一句。在说明贷款合同的情形时，需要将相反的情形包括进来，说明了短期合同的两重性。是贷方用现在的资金从借方那里购买未来的资金，从而他可以期望明年对这5倍的数额只支付少于5倍的数额呢？还是借方用未来的资金从贷方那里购买现期的资金，从而他可以期望今年对5倍的数额只支付少于5倍的数额呢？第一种情况导致交易规模越大利率越高，而第二种情况则导致交易规模越大利率越低。）把所有的交易都化简为今天的一美元等于从现在起一年以后的数美元的目的是为了能将非本质的差别与本质的差别区分开来。

　　如果在诸如（1）、（2）和（3）的合同间存在本质区别则套利的可能性就随之产生了，以较低利率条件借入，而以较高利率的条件贷出。这是诸如商业银行，互助储蓄银行、储蓄与放款协会这类机构所提供的一种金融中介服务。这种套利（或称金融媒介）将把本质差别限制在与成本有关的差额之内，这种成本决定中介服务供给另外，由于在每个市场中都有中间人，这种营利意味着可能有必要区分那种似乎是同一合同中出现的购入价和销售价。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忽略这种复杂情况，只讨论一种价格。

　　现在来考察一个略有不同的合同，（4）约定从某时起两年后付110．25美元。这显然是一种较复杂的情况。如果其价格是100美元，它就是一个对今天的1美元在从今天起两年以后付给1．1025美元的合同，这个合同可以简化成两个与合同（1）完全相同的合同，例如，可将这一合同说成是第二年以1．05美元偿付今年的1美元的合同，再加上一个约定在二年以后以1．05美元偿付第二年的1美元的合同（1．05×1．05＝1．1025）。然而，这种分解并不是唯一的。合同（4）与下面的合同也是等价的。第二年以1．03美元偿付今年的1美元的合同，再加上与之相连的第三年以1．07038835美元偿付第二年的1美元（1．03×1．07038835＝1．1025）的合同，类似地也等价于任何其他最终产生同样乘积的一对相连的合同。显然，将合同（4）的条件简化为与合同（1）、（2）和（3）的水平，仅用算术是不够的。

　　市场将分别决定一个合同（4）的价格和一个合同（1）的价格，由这两个价格，我们能为两个像合同（1）一样但却是不同年数的基本合同确定一个独立的价格。例如，如果“按年复利计算两年期的年利率”为0．05（即，合同4现期卖价为100美元）。且本期“一年期的单利率”为0．05（即，合同（1）目前也卖100美元），那么，对于从今天开始的一年期贷款，当天隐含的市场监利率也是0．05。然而，如果本期“一年期的单利率”为0．03（即：合同1卖1.05/1.03＝。101．9417876美元），那么，对从今天开始的一年期贷款，当天暗含的市场单利率是0．07038835美元。

　　请注意，在进行这种分解中，我们不得不回避量的折扣或升水问题。还请注意，如果我们忽略违约（并由此忽略由此产生的担保抵押问题）问题，个人分别签订相互联系的合同是完全可行的。一个人通过同时购入合同（4）并卖出合同（1）——也就是说，借出一笔两年期贷款，借入一年期贷款；他就是在贷出一笔从现在开始的一年期贷款，其结果是，任何短期付款的合同都可以分解为具有不同时间起点的、像合同（1）那样的一系列基本的一年期合同，从原则上讲，对所有这样的合同来说，都存在暗含的市场价格。当然，关于一年期并没有任何自然成分。基本合同可以是对一季度、一个月或一天的。这里的限制就是要连续复计，这样就可以把合同（1）看作是由许多瞬间合同连续起来的一个无穷序列，这些合同的利率为1．05的自然对数即0．04879…。

　　在有同样起讫期的合同，如合同（1）、（2）或（3）之间或基本在同一年的一年期合同之间，进行套利是可能的。但在一般情况下，从讨论已相互抵消因而没有风险的金融的购销合同的意义上说，在具有不同时间单位的两个基本合同间无法进行套利。例如，假定合同（1）的价格为101．94美元（只保留两位小数），合同4的价格为100美无，这样，当年的一年期单利率即为0．3，第二年的这一利率为0．7。看上去似乎当年借入而次年借出是合适的。例如，人们可以通过卖出两个像（1）那样的合同，购入一个像（4）那样的合同而做到这一点，这就含有今年的纯借入和明年的纯借出问题：但如果全面考察收付的计算过程，你将发现没有确定的收益，结果取决于下年一年期利率的实际情况，适当的金融套利可能实现的唯一情况是：如果未来利率是负数，在这种情况下，借出短期并借入长期贷款可获利。在最坏的情况下，以现金的形式保存贷款的收入（产生一种零收益），以便到期时偿还长期贷款。

　　将所有短期合同归纳为互相衔接的基本合同是一种方法，而且很可能是最一般的一种方法，用它可以将不同的合同归纳为某种共同的基础，根据这一基础可以区分价格或利率方面本质和非本质的差别。然而，对于论述资本理论的基本原理来说，有一种可选择的较特殊但却更令人满意的方法。

　　这种可选择的方法就是将一切短期支付模式转换为连续不断的提高收入流。弗兰克·奈特曾采用过这种方法，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曾采用这种方法来定义他的投资边际效率概念。报纸的金融版在报道固定收入债券的“到期收益”时，也采用这一方法。

　　考虑一个一般化的合同：合同（3）同意在从现在起的第一年未支付R1（代表收入），在第二年末支付R2……，在第n年未支付Rn。

　　假定这一合同在市场上以W（代表财富）的数量售出。这样，我们可以写出下式：

　　（1）即，该合同的市场价值为该支付流的贴现值。如果W和R1、R2、……Rn是已知的。那么，满足这一等式的r值就是“内部收益率”。这一公式适用于不连续的数据。在更一般的情况下，假定R（t）是同意在时刻t支付的值，那么在时间为0时这一资本价值可以表达为：

　　（2）在这里ρ是连续复计的利率。如果我们用年复计利率，那么与合同（5）相等的持久收入流为rW，如果我们使用连续复计利率，则与合同（5）相等的持久收入流为ρW。

　　如果我们对贴现过程作详尽的说明，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充分地了解与贴现过程有关的情况。这种将一个有限收入流转化为一个持久收入流的过程的基本要点是：将每一笔收到的款项分为两部分，即收入和折旧费（折旧额可为正数或负数）。以等式（1）的不连续的情况为例，第一年末的收入可以更作是：

　　第一年的收入：rW

　　折旧费：R1－rW。

　　假定下一年起始时资本价值为W1，那么，W1为

　　（3）

　　如果我们以等式（1）中的W值代替W且合并同类项，就有下式：

　　（4）

　　从而建立这样的命题：即在保持资本价值不变的同时，rW是能够用于消费的收入。为在未来年份继续这一过程，我们必须假定该项折旧费以比率r获得收入，比率r为共同的贴现率。

　　这种将所有短期合同转换为一种可比较形式的方法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消除了所有确定时间的问题，一个合同由两个数量来描绘：总资本价值和持久收入，或更简单一些，以一个数量来描绘，即每单位资本值的产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产出不会因合同的其他特性，如规模、支付期限等而有差别，但至少消除了合同的非本质差别。

　　这一方法的另一优点是，它带来了将一种时间形态的收入流转换为另一种时间形态收入流的可能性。如果一种特殊的收入流具有某种形态，且市场利率不随时间而变，我们就始终可以通过适当的借贷折旧的积累或使用，将这一时间形态转换为任何其他时间形态，因此，所有描述收入流所有者各种机会文字过程就形成了与该收入流相等的持久收入流。

　　对于后面理论表述来说，这些优点的代价是它所带来的许多严重缺陷。首先，我们先前的讨论清楚地表明，这种归纳短期合同的方式排除了对未来不同的时间同时存在不同利率的情况，而这一情况是实际资本市场极其重要的特征，对此，特别是在近十几年中，人们已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经济实践研究。

　　第二个缺点是，这种归纳方式使人们产生了一种不正确的观念，即一项产生较高内部收益率的合同（或投资项目）比产生较低内部收益率的合同更可取。如果两个项目收入的时间模式一样，这种观念是对的，而如果收入时间模式不一样，且存在某种市场利率，在这一利率上，可以为该项目筹措资金，那么这一观念就不正确了。例如，考虑下两个项目：

　　　　初始成本　　 第一年年末收入　　第二年年末收入

　　　　 （f）　　　　　　100　　　　　　　　110

　　　　 （g）　　　　　　100　　　　　　　　118.81

　　项目（f）有10％的内部收益率，项目（g）为9％，两者按年计复利。项目（f）比（g）更可取吗？这要看情况而定，如果已知第一年年末将有另一个与f完全一样的项目可以上马。那么，两个这样互相衔接的项目第二年后将产出121美元，这显然比118．81美元可取。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将这两个项目转换为具有相同收入时间模式的项目，但是，假定我们所讨论的这个代理人一般能以5％利率在市场借款或贷款，而且他也可以拥有这两个项目。在这种情况下，项目f的现值为104．76[110/1.05]美元，项目g为107．76美元，显然，项目g比f更可取。当然，到目前为止，根据我们的假定，这个代理人将很有理由同时承担这两种项目，并且还承担其他任何具有5％以上内部收益率的项目。然而，对所描述的这两种项目而言，这或许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项目互相可以选择，例如，建筑一所住宅可采用的不同方法。

　　这当然不是对与投资项目选择有关的原理的充分讨论，但是由此却得出一个重要论点，即：一般来说，不能将那些将要承担把现有资源转化为未来收入流的经济人的目标，描述为使内部收益率最大化。将这些代理人的目标描述为使现值（根据适当外部收益率计算得出）最大化更为合适，对一个处于活跃的资本市场的企业来说，那种外部收益率决定于市场，至于相反的极端情形，一个鲁宾逊决定如何使用其资源，他所要最大化的现值应该解释为效用的现值，他考虑的项目的外部收益率决定于其效用函数，这一函数表示了这样一种比率，在这一比率上，他愿以未来收入代替现在收入。

　　关于利率计算最后一点要说的是，在这种计算中，没有任何条件要求利率为正值。例如，考虑一个卖价为100美元而承诺一年后支付90美元的合同，其内部收益率为－10。在经济中有一些因素妨碍了负利率的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过去每年在征收个人财产税的那一天都常常发生，征税税基包括公司在伊利诺斯州的活期存款，而不包含其他一些金融资产，公司在征税的那一天就宁愿以负利率借出短期贷款而逃避征税。）就名义利率来说，从经济上是要考虑使手持现金的成本接近于零。就实际收益而言，这里经济上所考虑的因素是保持经济上的永久资产的存在，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作更充分的论述。

　　流量与存量的关系：从流量方面来表示存量的价格

　　为了将从流量方面表示存量定价的问题和用流量增加存量或从存量中减去流量的问题区分开来，我们以分析一种固定存量开始，这一存量为持久的，因此没有维持费用，也不会增加价值。接近于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个具体例子是人们收藏的名家绘画。这种作品不会增加（除非伪造），但确实需要维护费用，以防其被盗、损坏，及适时进行清理。然而，为了使两种存量－流量问题用同样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假定住宅单元为例，这些住宅的质量相同且数量确定，譬如由法律禁止建造任何新住宅，至于维修费用，可以简单假定住宅单元存量保存完整，并假定在描绘住宅单元的需求曲线过程中，每单位住宅的租金是纯租金，这种纯租金超过或高于保持住宅单元完整的资源成本。

　　根据这些假定，图17．1给出了一条对住宅单元所提供服务的需求曲线，如果在单位时间内（如一年）能得到A（比如说为100）住宅单元年，每住宅单元年的需求价格为RA（比如1000美元），那么，总租金应付A·RA，即每年100，000美元。如果数年内能得到B个（比如150个）住宅单元年，其需求价格为RB（比如为800）美元，那么，其每年应付的总租金将是B·RB（120，000美元）。

　　现在的问题是：住宅单元自身而不是其所提供的服务的需求曲线是什么形状？如果有一种外生的市场利率，其形成不管怎样独立于住宅市场，那么答案就简单了，住宅单元的卖价将为其产生的持久收入流的资本化价值（请回顾我们已将租金定义为不包括维持修成本的净值），或者如果r是该外生市场利率，那么其卖价为R／r。图17．2中所画的需求曲线与图17．1中的需求曲线极为相似，只是坐标不同，在横轴上，是住宅单元数量而不是每年的住宅单元年数量，在纵轴上是租金与利率倒数的乘积，即如设利率为0．05，那么，图17．2上的纵坐标将20倍于图17．1纵坐标。

　　但是，假定存在一个外生利率，这只是回避了我们所感兴趣的基本问题。因此，我们假定，住宅单元是唯一可以占用和买卖的资源，就是说，假定住宅单元代表全部非人力资本。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利率将与每住宅单元的租金同时决定。根据我们明确给定的假设，即住宅单元不增不减和暗含给定的假设，即生产服务其它来源存量也是不变的，使利率为内生的，不会改变图17．1。因为这些假定排除了将现期收入（即生产性固定资产存量的服务）用于现期消费以外的任何其他目的，因此，对住宅单元的需求只是一个在各种选择的用途之间分配固定总消费服务流的问题。一旦我们允许用本期生产服务增加资本存量，或用尽现有资本以增加消费服务流量，那么要将对住宅服务的需求看作独立于利率的过程是不可能的。

　　图17．3表示出与利率决定有关的需求曲线。横轴给出每年来自住宅单元的美元数量。这一数量与图17．1中的长方形面积相对应——在我们的例子中，相当于与A点相对应的100，000美元，纵轴表示每年1美元的价格。每年对美元的需求对来自住宅服务的效用无任何作用，它倒是更加依赖于人们赋予作为应急储备的非人力财富存量的效用。

　　考察社会中个人对持久收入流各种价格的态度。如果一年期美元价格“低”，那么很少没有人愿出售持久收入流（即一种“资源”）而许多人则愿意购入持久收入流。许多人为了取得持久收入流量而宁愿放弃当前的消费。在我们的假定下，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无法做到这一点；人们愿意这样做只是意味着在这一价格水平上，人们将试图购入比所能得到ARA美元持久收入流更多的东西，于是便会将持久收入流的价格哄抬起来。另一方面，如果一年期美元的价格“高”，这将会诱导所有者出卖其持久收入流，社会将寻求将持久收入流转为当前的消费。但是在我们的假定下，社会不能这样做，社会愿意这样做意味着价格将被压低。有某种中间价格，比如OPA，在这一价格水平上，市场将处于均衡状态，这里均衡的含义在于：在这一价格水平上，社会作为整体不会试图减少或增加收入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想出售的数量与另一些人打算购入的数量相等。因此，相对于不同假设的像OP。那样的收入流供给量的价格的轨迹（DD），就成为我们假定的社会中的一条对收入流的需求曲线。OPA与ARA的乘积是我们假设的社会中的财富总量，或者说是所有住宅单元的总价值。

　　如果资本概念无所不包（即包含人力也包含非人力资本），就没有理由期望持久收入流的需求曲线具有负斜率而不是正斜率。或许最合理的假定是这条曲线具有无限弹性。因为在这样一种社会里，既然所有财富都已资本化，则收入（Y）就等于rW，这里r表示利率，W是财富。1／r——为购买一种持久收入流而必须支付的收入的时间单元的数量，因此就成为财富对收入的比率。这种财富对收入的比率具有时间维度，而不受任何其他绝对的单位的影响。这种比率的期望值怎么会取决于分子或分母的绝对水平呢？其实，除了相对于另一财富或收入，还有什么样的比较标准可以用来说明一定水平的财富“大”还是“小”呢？除了相对于另一收入或财富，又有什么比较标准可以说明一定的收入水平是“高”还是“低”呢？但如果社会期望保持财富对收入的固定比率而不考虑收入的绝对水平，这就意味着一条对持久收入流的水平需求曲线。

　　如果资本概念不是无所不包的，而是指非人力财富，并且如果我们假定人们仍期望保持财富与收入间的不变的比率（但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种非人力财富与总收入之间的比率），那么就有，，这里，WNH是非人力财定的价值，YH为来自人力财富的收入。由ARA给定的固定存量定义为rWNH。我们称这种固定存量为Yp。以Yp/r替代前式中的WNH，则有下式：

　　或

　　这就定义了对持久收入流（即来自人力资本的给定收入）的负斜率需求曲线，更一般地讲，无论财富相对收入的期望比率是否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就有理由期望在在一条负斜率的需求曲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来自人力资本的收入一定时，非人力资本的增长提高了非人力财富对人力财富的比率，以及非人力财富对收入的比率，这样可以期望降低个人所赋予非人力财富的重要性（相对于个人赋予人力财富或收入的重要性而言）。

　　现在，图17．2中住宅单元的需求曲线的推导过程就易于理解了。对于任何给定的住宅单元数量，例如A，找出由图17．1中需求曲线给出的租金，将二者相乘即得到每年总的美元量，将此量带入图17．3中的需求曲线，从而得到每年每1美元的价格。将该数与每住宅单元的租金相乘，便得到前面给定的住宅单元数量下的每住宅单元的价格。图17．2中对住宅单元存量的需求曲线显然是两组完全不同的考虑的混合体；一方面，是赋予住宅服务与其他消费服务比较而言的相对效用，另一方面，是赋予现期收入对未来收入及赋予非人力财富储存的相对效用。

　　图17．3中归纳的对持久收入流的需求是事物的一方面，而另一面则是资本供给。财富拥有者提供资本并需要持久收入流。现在让我们暂停使用不能建造新的住宅单元的假定，那么建造住宅的企业家需要资本，而提供持久收入流，将资本供给曲线表达为图17．4中那样的图形是很自然的，在该图中，利率看作是价格，而财富存量则看作是供给量。请注意图17．3与图17．4的关系。如果图17．3的需求曲线具有单位弹性，这就意味着不论利率情况怎样，总财富为常量，这一性质转移到图17．4中将表现为一条垂直的供给曲线，为使图17．4中的供给曲线有正斜率——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图17．3中的需求曲线必须有弹性。如果图17．3中的需求曲线缺乏弹性，那么图17．4中的供给曲线的斜率将为负值，在极端的情况下表现为弹性为－1的等轴双曲线。图17．3中的垂直供给曲线在图17．4中则转换为对资本的具有单位弹性的等轴双曲需求曲线。

　　观察决定利率的两种方法使不变资本存量概念产生了难以回避的含混之处。假定住宅单元数量及对住宅提供服务，需求是固定的，那么，每年由它们产出的美元数量也是固定的，即图17．3中的供给曲线是垂直的。现在，假定图17．3的需求曲线由于应急储备需求的增加将向上移动，这时，一美元一年的价格将上升，同时产生不变服务流量的不变实物资本存量的财富价值也将上升。从一种意义上看，资本存量仍保持不变，从另一种意义上看，它却增加了。由于未能使这两种含义保持清晰的区别，出现了很多混乱。图17．3中描述形式的一个优点恰恰在于将这一点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

　　为简化起见，我们假定图17．4中的资本供给曲线有正斜率——这似乎是有根据的——由此图17．3中随持久收入流需求曲线具有绝对值大于单位弹性的弹性。这样，我们就可以很简洁地描绘出这样一种关系，即图17．2中对住宅单元的混合需求曲线与该曲线所依赖的图17．1和17．3中的两条需求曲线的关系。假定对住宅服务的需求具有单位弹性，那么，不论住宅单元的数量是多少，总租金将是相同的，这就意味着图17．3中的供给曲线（及图17．4中的需求曲线）将也是如此，这又意味着利率也将如此。那么对住宅单元的需求也将具有单位弹性。增加实物资本存量不会改变赋予来自该存量的服务流量的价值，因此，也就不会改变该存量的财富价值。如果对住宅服务的需求有弹性，那么，较大的住宅实物存量将产生较高的总租金及较低的单位美元收入的价格，住宅存量的价值将由于有较大的租金流量而趋于增加。但将因较低的一美元租金的价格而趋于减少，我们假定图17．3中的需求曲线有弹性是假设了第一种效应将平衡第二种效应而有余，所以图17．2中对住宅单元的需求曲线也将是有弹性的，但其弹性比对住宅服务的需求曲线的弹性要小。同样，如果对住宅服务的需求是无弹性的，则对住宅单元的需求也将是无弹性的，但比住宅服务无弹性的程度要小，因为较大的住宅存量将通过降低总租金提高美元租金的价格。

　　[存量与流量的关系：用流量改变存量

　　现在我们可以转向第二个存量、流量问题，即用流量改变存量的问题，为探索这一问题，我们放弃住宅单元存量固定的假定，相反，我们假定可以建造新的住宅单元，而旧的住宅房损坏了。但我们将继续假定所有的住宅单元不论其使用年限如何是同质的。因此，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一套住宅单元的那项租金，假定建筑业的生产水平将恰能保持住宅单元存量不变。较高的建筑生产水平意味着住宅单元存量的增加——用国民收入会计的话来说，是正的净资本形成；而较低的建筑生产水平则意味着住宅单元存量的减少——是负的净资本形成。

　　图17．5在右边的一幅图再现了图17．2中的住宅单元存量需求曲线。如我们将看见的左边的那幅绘出了对新住宅单元供给情况的一种简单却非常特殊的说明。新增的住宅单元的供给曲线S’S’伸展到了横轴上方的负值区间，因为总存量既可以上升，也可以下降。这条供给曲线画成了始终上升的情形，因为下降率越大建筑业就越小，上升率越大建筑业就越大。为简便起见，我们假定成本始终是上升的。

　　这条供给曲线的一个特征是它被描绘为独立于图中的住宅存量（我们将再次讨论这一特征），然而此住宅存量在供给曲线与竖轴的相交点上决定了图中建筑业的规模。对这种特殊假定的合理化在于住宅业的长期成本是不变的，所以右图的存量供给曲线（SS）是水平的。然而，使建筑业保持在足够高的水平上以增加住宅存量提高了成本，因为这一情况被认为是暂时的，在那种基础上，进入这一产业的资源将必须得到补偿。同样，使这一产业保持足够低的水平以减少住宅存量将降低成本，因为这也被看作暂时情况，而某些资源愿意接受暂时的低收入，因为从长期看有较好的前景。甚至连这一论据也表明，当不同住宅存量的供给曲线可能在同一点上与竖轴相交，它们也可能有不同的斜率。

　　右图中的存量需求曲线DD也体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假定，即这需求曲线并不依赖于住宅单元存量增加的比率而定，我们至少已经注意到为什么这是一个令人半信半疑的假定的一个原因，却如果现期资源用于增加住宅存量，总现期消费将减少，这将影响图17．1中的对住宅服务的需求曲线。

　　我们将在后面再来讨论这些复杂情况。现在，让我们接着把图17．5中描述的特殊情况讨论完。如果我们的分析从初始的A住宅单元存量开始，住宅单元的短期供给在A点是无弹性的，且现有住宅的价格将必须是PA，以使供给与需求相等。如果新的住宅能以比PA低的价格建造，那么显然建造新的住宅比购买现有住宅更可取。因此，新建住宅的数量将上升到图17．5中C标出的一点，在这一点上，新住宅单元的供给价格等于现有住宅单元的价格，新住宅单元将以OC的速率产出。

　　注意存量需求曲线DD和短期供给曲线S’S’是相对某一瞬时的，这就是为何一个固定存量和住宅量单元存量增加的任何速率都协调一致的原因，正如尽管你的车开得很快，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你仍可以同车一起位于某一特定点上。然而，你并不会停留在这一点上。相似地是，在存量为A，价格为PA的时点上，住宅单元存量以OC速率增加，因此点E。严格地说是一种瞬间均衡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均衡点将沿DD向下滑向稳定的均衡点E，在这一点上，存量为OB，价格为PB。这是稳定的均衡点，因为PB是新住宅的长期供给价格，在这一价格上，净产出为零。

　　如果初始住宅存量超过OB，那初始价格将低于PB，净产出将为负值，均衡点将沿DD向上滑动，直至达到D点时停止。

　　均衡点由一点向另一点滑动所需的时间，当然是取决于住宅单元供给曲线S’S’的形状和确切的数量规定。穿过与纵轴相交交点的这条曲线越陡，则接近均衡点的速度就越迟缓，否则相反。

　　我们已经了解到：固定的具有正斜率的新住宅单元的供给曲线（S’S’）的存在，如何意味着具有无限弹性的存量供给曲线（SS）的存在。与之相对应的是，固定的具有负斜率的存量需求曲线（DD）意味着一条具有无穷弹性的对新住宅单元的流量需求曲线（D’D’，），但是，这是一条随时间而变化的曲线。随着均衡点沿DD向下由Eo向E滑动，流量需求曲线下落，并一直保持无限弹性，直至它与位于OPB横线相重合为止上，在这个位置上下滑停止。

　　尽管对于一种其本期产量相对于我们论及的存量很小的产品来说，一条具有无限弹性的流量需求曲线从经验上看可能是一种合理的近似表述，但是，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这条曲线似乎是很难令人相信的。其所以很难令人相信，因为人们对现有住宅愿意支付的价格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将与新住宅单元流量的速率相联系。第一，如同我们已了解的，资源投入生产新的住宅单元将减少目前的总消费，这就有可能使图17．1中对住宅服务的需求曲线向左移动，由此会降低现期的租金值。第二；因为住宅存量的预期增长将使住宅价格下跌；最终趋于OPB，这是更大的住宅存量对租金值和持久收入流量所产生的效应。任何现在以OPA购入住宅的人，知道了住宅存量正在增长后，将不得不预料到在将来承担资本亏损。显然，这一前景将加强第一种效应。在讨论图17．2时我们可以忽略这些效应，因为这里的需求曲线是针对一组可选择的静态社会的。但在住宅存量总在变化的社会里，租金流量的现值必须考虑到变化中的未来租金和利率。

　　我们可以把这些复杂的情况考虑进来，像在图17．6中那样，将曲线DD看作仅仅对可选择的诸住宅存量，每条线都与一个零流量（dH/dt＝O）对应，这意味着在流量方面，OPA点是dH/dt＝O时的需求价格。对于给定的初始存量OA，新住宅单元流量愈大，则该流量和存量的需求价格愈低。如果图17．6中的D’D’是对新住宅单元的流量需求，那瞬时均衡价格应是PC’，C’是流量速率，在右边的存量图上，我们可以通过描绘一条独立的相对于流量速率为C’时的存量需求曲线来表示这一效应。对每一个住宅单元存量来说，dH/dt＝C’时的需求价格比dH/dt＝O时要低。当然，对于O和C’之间的流量速率，在图17．6中所画的两条曲线之间，有着无穷多条其他曲线，相似的情况是，更低的曲线将与更高的流量速率相对应。而在DD（dH/dt＝O）上方的曲线则与负的流量速率相对应。

　　现在E’。是均衡点，但它显然只是个瞬时均衡点。住宅单元的净产出是正值。所以住宅存量不断增长，短期存量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如图所示，图17．6左方的流量需求曲线向下移动，其与纵轴的交点与dH/dt＝O时存量需求曲线上的需求价格相关连。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住宅单元存量为OB时，在这一点上，流量需求和供给曲线在纵横上相交。净产出为零，且在住宅价格等于PB时在E点上达到充分均衡。

　　只要我们继续坚持下列假定，即长期存量供给曲线为水平的，而短期流量供给曲线具有正向斜率并独立于该存量，那么，每当产出增长时，住宅单元的价格肯定比长期价格要高，而只要产出下降则它必然比价格要低。就是说，图17．6右方图中的瞬时均衡点的轨迹（如图所示）必定是向下方倾斜的。然而，正如我们已将存量和流量的需求曲线推广了一样，也需要像图17．7中慎重样把存量和流量的供给曲线加以推广。如果长期存量供给曲线如图17．7右图所示具有正斜率。那么，流量供给曲线就不会再独立于住宅存量了。与纵轴在PB相交的流量供给曲线S’S’仅当存量为OB时才成立。如果存量为OA，则流量供给曲线必定与图17．7左图的纵轴在P’A处相交，P’A为较小的住宅单元存量OA的存量供给价格。

　　请注意，图17.7中的长期存量供给曲线的正斜率，在左图中是通过流量供给曲线与纵轴的交点反映出来，而不是以左图中的流量供给曲线的斜率来反映的。此长期存量供给曲线正斜率反映了与保持不同规模的建筑工业稳定相联系的上升的成本。这些不断上升的成本反映出需要改变这一产业的要素比例并需要吸引不太适合该产业的资源，这种成本上升通常就是长期供给曲线具有正斜率的原因。左图中的流量供给曲线的正斜率反映出一组虽然相关但却不同的效应：即，与使建筑业暂时扩张或收缩到高于或低于其一般规模的相联系的成本。

　　由右图的存量需求和供给曲线，我们知道价格必须位于需求价格PA和供给价格P’A之间，这两种价格与净产出为零相对应。如果它为PA，一所住宅单元的价格将超过建设它的成本，建造商将有增加住宅单元存量的积极性，所以这不是均衡点。如果价格为P’A，价格则与建筑住宅单元所耗成本一致，因此建造商不愿增加该存量，但住宅单元的拥有者和潜在的拥有者则想在这一价格条件下获得更大的存量，由此将会抬高这一价格，因此这也不是均衡点。当存量增长率提高时，需求价格下跌而供给价格上升。如同图17．7左图相对于存量OA的流量需求曲线（D’D’）和量供给曲线（S”S”）所示。恰在这里，瞬时均衡价格将取决于这些流量曲线的弹性。我已将它们在图17．7中画出，所用的方法可以产生一种低于长期均衡价格的均衡价格Pc”，这样是为了说明右图所示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存量由初始的OA过渡到最终的OB这一过程中瞬时均衡价格将上升而不是下降的可能性。但这当然不是必然的。假定流量需求曲线较平缓，流量供给曲线更陡直，则瞬时均衡价格事实上像我们先前所举例子那样可能高于最终均衡价格。

　　正如在图17．6中，我们曾被引导对不同的流量速率画出不同的存量需求曲线，在图17．7中我们也被引导对不同的流量速率画出不同的存量供给曲线。价格为Pc”时的瞬时均衡点位于流量速率为C”时的存量供给曲线和与其对应的存量需求曲线的交点（这一存量需求曲线的位置较图17．6中所画的相对dH/dt＝OC’曲线要低，因为这里的dH/dt值要大些）。当这一存量增加时，存量需求曲线上升，存量供给曲线下降；于是流量需求曲线下降而流量供给曲线上升，直至两条存量曲线最终于E点相交，而两条流量曲线在左图中纵轴上相对于净产出的零，价格为PB的点上相交。

　　存量、流量分析的推广

　　把住宅单元的例子推广到资本一般以及利率的决定问题上是容易做到的。在图17．3中，我们从对持久收入流量的存量需求开始，而不是像在图17．2中那样从对住宅单元的存量需求曲线开始。而是引入建设住宅单元的供给曲线，代替引入住宅单元的供给曲线，我们引入由建设住宅单元而提供的持久收入美元的成本问题，这种成本不仅来自建设住宅单元且来自任何生产或消费服务资源的增加。这一转换把资本存量增加对它所产生的对服务价格的效应从需求方转移到了供给方，这是由于租金降低例如当住宅存量增加时显示了提供一美元收入要付出较高成本，因为为了提供相同的持久收入流量，需要建造更多的住宅单元实物量。如同我们前面讲到的，图17．3中收入流量需求曲线不取决于图17．1中的住宅单元服务需求曲线。但这仅仅是实物内容的改变，由此可知，归纳了一般资本情况的图17．8是图17．7的直接对应物，只是标识有所改变，以及为了说明不同的可能性，使右图中的瞬时均衡点的轨迹向下倾斜了。

　　在图17．8中，S表示储蓄，I表示投资，对持久收入流的长期存量需求曲线与储蓄为零（S＝0）相对应，长期存量供给曲线则与投资为零（I＝0）相对应。我们已将储蓄和投资表示为收入的不同部分，目的在于使它不受数量单位的影响。如果以Q1表示社会拥有的资本存量，那么它即是不可能在I＝0的供给曲线上，也不可能在S＝0的需求曲线上。如果它在前者上，那么资源的所有者将试图购入比所能得到的更多一些的收入来源，从而引起其价格上升，如果它在后者上，生产企业将寻求出售比需求更多的收入来源，从而使其价格下跌，在PA与PB之间某点——比如这里所提定的Pc——是这样一种价格，在这一价格上，新增的收入来源需求量与新增收入来源供给量相等。这种需求价格更低了，这是由于当用于购买持久收入来源的那一部分收入增长时，相对于现期消费的新增持久收入来源的期望减少了；这里的供给价格较高，是由于当用于生产收入来源而不是用于现期消费的生产服务部分增长时，生产新增收入来源的成本也相应增长了。在这一图形的特殊情况下，当生产服务的0．1用于生产新增收入来源，而收入的0.1用于购买新收入来源时，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相等；即S＝I＝0．1。在这一点上，收入来源的存量将会增长。这样，Pc点是暂时的位置，这意味着该点将沿通过Pc和P的线向P点的方向运动。

　　假定我们使用广义的资本概念，那么，正如我们先前所了解的，我们可以期望对持久收入流的存量需求曲线具有无限弹性，我们也可以希望持久收入的存量供给曲线具有无限弹性。用奈特的术语，我们不应期望减少投资收益，决定这一曲线高度的将是任何恰巧是生产一种能够无限期地一年获得一美元的资本来源的成本的那种东西（根据对资本边际生产率这一含糊不清的概念的一种解释，这是这一数量的倒数）。因此，与图17．8相对应的图形可能看上去像图17．9。所有的曲线可能都是水平的，因此经一水平曲线都与某一储蓄水平的需求线或某一投资水平的供给曲线相对应，如果相对S＝0的需求曲线位于I＝0的供给曲线之上（如图17．9所示），此图就描述出一种无限期的进步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就不存在任何一种与静态均衡相一致的资本存量水平。如该图所示，一种“变动的均衡”出现了，在这一均衡状态中，一年一美元的价格为Pc，投资和储蓄以收入的0．1的比无限期地进行下去，资本存量将不断增长。

　　现在，我们将把前面的分析转入财富范畴，我们将不再讨论在持久收入流价格条件下的持久收入流的需求和供给，而讨论资本价值的需求与供给，同时把利率作为独立变量来对待。前一表达方式的主要优点（这也是目前这种表达方式的主要缺陷）在于它表承出一种不变的资本存量。作为两种测度资本存量的方法，其中一种受利率的影响，另一则不受其影响。如果以持久收入流的资本化价值来测度资本存量，这种测度与利率呈反方向变化。一组既定的收入来源产生出一项既定的收入流，而一项不变的持久收入流产生不变的资本存量，将由矩形双曲线来表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根据资本存量产出的持久收入流来测度资本存量，则这种测度就不受利率的影响，因此，这种对资本存量的测度是一条垂线。

　　为了用第二种方法来说明对资本价值的需求和供给，我们必须记住，对资本的需求是生产企业的需求，这种需求在前面被看作持久收入流量的供给，资本的供给则是资本总量的储蓄者方面的供给，这种供给在前面被看作对收入流的需求。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这两条曲线都是指存量，并不测度单位时间内流量速率，图17．10中两条曲线的交点将给出长期稳定的均衡资本存量和利率。和前面一样，这两条曲线具有它们应有的形状，因为这里使用的资本概念不是包罗万象的。考察一下与前面的供给曲线对应的、用这种术语表示需求曲线。根据奈特的论点，我们了解到，由于资本概念被制度的原因或其他原因所限制，故减少投资收益。包括内容更多而不减少收益的资本概念。暗含着一种对资本的具有无限弹性的需求。需求曲线的高度或利率将由“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类似地，如果我们假定，人们期望保持某种不变的财富对收益的比率，如果所有的收入都来自财富（即没有必要区分人力或非人力财富）那么，供给曲线将具有无限弹性，供给曲线的高度由1／K给定，这里K＝W/Y。

　　在社会发展的任一时期，都存在着一种可能不是均衡的资本存量。图17．11中樯有Q1的曲线是一条矩形双曲线，它代表着一项产出持久收入流Q1的资本存量的价值。如果在任何条件下没有东西刺激生产企业改变这种资本存量——即没有任何东西刺激生产企业为更大的资本存量付出利息——曲线Q1将代表这种对资本的需求。在给定的技术状态下，利率越低对生产企业增加资本存量的刺激就越大。因此，利率愈低相对于曲线Q1，曲线D就应该高。如果利率是B，生产企业将没有积极性去尝试增加它们为之付出利息的资本存量。然而，储蓄者将愿意寻求借出更多一些。同样，如果利率为A，储蓄者没有更多借出资金的积极性，而生产企业则愿意借入更多。储蓄者将迫使利率低于B的水平，投资者将促使利率高于A的水平。

　　因此，利率既不会是A，也不会是B，利率的位置取决于人们的储蓄和投资倾向，即取决于如同图17．12中的储蓄和投资曲线。这两条曲线决定了社会从相对于Q1的资本存量移动到均衡存量的速度。和以前一样，图17．11中的资本需求曲线由r和资本总量结合点的轨迹构成，对这条轨迹来说，投资为零。同样，资本供给曲线由r与资本总量的结合点的轨迹构成，对此轨迹来说，储蓄为零。这两种变动函数使我们能够给出均衡资本存量的长期值的定义。另一方面把r与作为国民收入百分比的储蓄和投资的流动速率联系起来。图17．12中所描绘的储蓄和投资函数，是针对既定的资本存量来描绘的。这些曲线使我们能探索通向长期均衡的动态途径。

　　图17．13可以全面归纳上述论点，它是图17．8的对应物。S＝0和I＝0的两条曲线代表了对资本价值的供给和需求。这些曲线的交点向我们说明了长期均衡的情况。其他曲线必须与方向有关，它们给出为保持储蓄和投资不同的流量速率所必须出现的资本价值和利率不同的组合。我们已经假定社会有既定的资本存量，其价值由短形双曲线Q1表示，所以利率必定位于A’和A之间；从社会拥有这一概定的资本存量对所得到的这些储蓄和投资函数，我们确定：利率将位于具有0．1的投资率和储蓄率的C点，C点的这一利率与0．1的投资率和储蓄率是暂时的，因为当社会资本存量增长时，将出现新的投资率、储蓄率和新的利率，并最终导向标有P的稳定均衡点。

　　这一分析可以用一个齐次方程组的形式进行概括，令W＝所考虑的这种总实物财富，

　　r＝利率，

　　YW＝单位时间内来自W的收入（所以YW＝rW），

　　I＝单位时间的“投资”，

　　S＝单位时间的“储蓄”。

　　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将存在一种表达利率与每一财富和投资值的对应关系，即（5）r＝f（W，I）。

　　我们可将此式看作一条对“资本”的需求曲线，即它表示出当现期生产服务的I部分被用于增加资本存量时，生产企业将为之支付利息率r的最大财富量，我们也可将它视为一种持久收入流的供给曲线，这条曲线表示出当生产企业用现期生产服务的I部分创造收入流时的最低价格1/r，在这一价格水平上企业将愿意保持持久收入流在rW的数量水平上。

　　对于资源的所有者来说，将存在另一种表现“资本”的供给或对收入流需求的关系，即：（6）r＝g（W，S）。

　　在短期情况下，我们假定Yw固定不变，比如说Yw位于Ywo，那么，等式（5）（6）及下列等式将给出短期均衡：

　　（7）S＝I

　　（8）rW＝Yw

　　（9）Yw＝Ywo

　　这里有5个未知数——r、W、S、I、Yw，并由5个方程组成的方程组。

　　在长期情况下，相应的方程组是等式（5）、（6）和下列等式；

　　（10）S=0

　　（11）I＝0

　　（12）Yw＝rW。

　　这是具有同样5个未知数的5个等式的方程组。

　　负均衡利率

　　只要我们将自己限制在实物交换经济的范围内，那么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内容中没有任何一个方面对S＝0、I＝0曲线形状有多少限制。特别是，如同图17．14所示，这些曲线有可能在负利率上相交。这就是说，社会将会在某种负利率水平上处于既定的资本存量的某种长期均衡状态。

　　为了使类似这种情况的结果出现必须满足什么条件呢？首先考虑曲线S，它表示那些品种有限的财富存量。这些财富存量适合并可以买卖且其最终的拥有者愿意在各种利率条件下拥它。假定利率为零——这就是说，没有任何能获得收益的拥有财富方式。因此，任何财富的拥有者都不会将拥有财富作为获取现期（金钱）收入的来源。但个人和家庭还是想拥有财富以备急需。显然，即使财富增加成本而不是带来收益，这种情况仍将是真实的。例如，假定人们拥有财富的唯一方式是储备食物，这样为了使之不至变质和浪费就必须支出一定的成本。显然人们仍然希望以食物形式拥有部分财富以使自己免受食物供给波动的影响。表现负利率的图17．14中的存量供给曲线所表示的财富价值就与这种拥有财富的情况相对应。当然，人们实际拥有的存量不会年年不变，所以，该图中描述的这一总量应被作为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平均值来看待。

　　实际上，资本给财富拥有者带来的负收益不只会产生于上面列举的物质的情况，而且可能产生于资本税，这种税收可将税前的正收益转变为税后的负收益。

　　现在我们来考察需求曲线。首先，这似乎与前面的分析矛盾，固为这些分析将不变的持久收入流意义上的固定资本存量描述为一条具有单位弹性的财富需求曲线。这个不变收入流将是拥有该项资本的生产企业对于该资本财富价值所愿意作为利息支付的最大总量，这条需求曲线怎样能具有比上述曲线更小的弹性？显然，如果存在任何能产出一项经济上的持久收入流的资本源，则这是不可能的。假定有一英亩土地，可能获得一项一年产出一美元租金的经济上的持久收入流，而当利息越来越低时，其资本价值将接近无限。换言之，如果存在一种以任何有限的成本创造任何规模经济上的持久收入流的方法，比如通过充填沼泽，那么在足够低的利率条件下借入那项资金以生产该项持久收入流将是有利的。

　　请注意，这里强调了经济上的持久。如同讨论资本供给时一样，由于一些具体原因可能不存在任何经济上的持久收入来源。能够生产、占有和转移的唯一资本来源可能就是不断贬值的食品存货。或许存在物质上的或技术上的持久收入流可供选择，像土地，但税制或其他制度上的安排，如有期限的所有权，可以使它们不具有经济上的持久性。

　　因此，长期均衡利率为负值的基本条件是，在财富的种类中不存在图17．14适用的那种资本项目，这些资本项目能够产出某种经济上的持久收入流。这种负利率与财富所有者支付给照看人以保持财富完整的费用相一致。为使这种情况维持下去，财富的所有者必须拥有其他收入来源，以此获得他们付出的总量（负利率乘财富的价值）。必然存在一些产出持久收入流的资本形式（人力资本，不可转移的非人力资本）。否则，社会就不可能是稳定的。它只会每况愈下，因此，负均衡利率对于一种包罗万象的资本概念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使长期稳定的利率为负值所需要的条件是非常特别的。然而还是值得将它们说清楚。因为负均衡利率与凯恩斯的命题关系密切，这个命题就是：在充分就业情况下，可能本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对这一命题进行一种深刻的阐释的方法由下列子命题构成：

　　1．在一种非货币的、物物交换经济中，均衡利率可能是负值，

　　2．在货币经济中，市场利率不可能为负值；

　　3．因此，在货币经济中，要实现充分均衡或许是不可能的。

　　前面的分析表明，1是正确的，虽然只是在很特殊的条件下才如此。在讨论利率计算时，我们已经了解了2正确的含义。但是，除非货币经济中的均衡利率与非货币经济中的一样，否则，3就不是从1和2提出的推断。但这不是实际情况。凯恩斯在“市场”利息和均衡利率之间进行对比是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在他分析的那种货币经济中，这两种利率都不可能为负值，为了了解何以如此，必须明确地将货币引入我们的分析。

　　货币的引入

　　一旦将货币引入经济，就有必要对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加以区别。名义利率是指在保持资本的美元量不受影响后每美元的美元数。实际利率则是指在保持资本的实际量不受影响后每美元的价格，对于连续计算复利来说，实际利率是名义利率减去价格变化率：

　　（13）ρ＝r－1/P·dP/dt

　　这里，ρ代表实际利率，r代表名义利率，1/P·dP/dt是价格的瞬间变化率。对于货币分析来说，区别已实现的实际利率和期望的实际利率是至关重要的，前者将1/ρ.dρ/dt看作价格变化的实际比率，后者则将它看作价格变化的预期比率。但对于我们分析稳定均衡状态的目的来说，可以忽略这种区别，而将已出现的和预期的实际利率两者视为相等。

　　为简化起见，我们首先考虑各种不同的稳定状态，在其中每种状态中，价格水平是稳定的，因此1/P·dP/dt＝0。这是凯恩斯和他的大多数追随者暗含地考虑的情况。然后，我们将引入改变价格的可能性，我们将始终把货币看作通货的相似物，或它的等价物，即看作一种获得零名义利息的财产。

　　一旦我们引入货币，名义利率就决不可能是负值了，因为单纯持有现金的成本实际上为零。因此如果利率接近零，人们将以货币形式拥有其所有的财富。根据前一节的讨论，现在货币变成为一种能产出零持久收入流的财富形式，因而优越于任何产出负持久收入流的财富形式。

　　图17．15将这一特征与我们的长期稳定均衡图式结合起来。图17．15中的曲线S是前面定义的资本供给曲线（相对于S＝0）。曲线S’表示出每一个与资源的所有者希望以货币以外的其他形式拥有的财富水平相对应的量。所以由曲线S’与S间的水平距离测量出资源所有者愿意以货币形式拥有的财富量，因此，曲线S’给出了在每一利率水平上可能“租给”生产企业的财富供给量，而其与前面定义的需求曲线（相对于1＝0）的交点给出了长期均衡点（图17．15中的c点）。

　　然而，生产企业将用它们为之支付利息的财富的一部分来从资金上支持现金的持有。图17．15通过曲线D与D’之间的水平距离揭示了这些“商业平衡”现象。那么，在均衡条件下，bd是“实际的”货市均衡量，其中Cd直接由资源的所有者持有，bc则是作为“运营”资本由生产企业掌握。因此，均衡价格水平是使现存名义货币量的实际价值与bd相等所必须的任何水平，这一论断是简明陈述货币数量学说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们能了解到，为什么一旦将货币引入这一系统，均衡利率就不能为负值了。在图17．16中，根据目17．14重新画出的曲线S和D在负利率点上相交。这一交点给出了物物交换经济的均衡点。但只要引入货币，均衡点就由曲线S’和D的交点给出，只要可以认为持有货币的成本为零，曲线S’必然与曲线D在正利率水平上相交。这是陈述所谓庇古效应实质的一种方式，该效应说明了凯恩斯第3命题是无前提的推理。

　　如果价格水平是不变动的，我们就不再能像图17．15和17．16那样使用r，既用它来指称名义利率又用它来指称实际利率。假定价格以不变比率上升，因此名义利率超过实际利率。这将影响图17．16中的所有曲线。既然以前来自持有一美元现金的名义和实际收入为零，那么现在这一收入就为负值。因此，对于给定的实际利率（比如给图17．15中Oa），能获得该种实际利率的财产就比现金更有吸引力。这一情况对最终财富拥有者和商业企业都是适用的。所以图17．15中bc和cd的距离将会双双像图17．17中所示那样缩短，图17．17再现了图17．15中的曲线并增加了一些适用于价格上升的新情况并用星号表示的曲线。无论商业企业还是财富的最终所有者都将被诱导以实际财富替代现金余额；所以曲线D’和S’都将向右方移动。然而，现在财富的积累对商业企业来说不那么具有生产力了，对最终财富所有者来说所产出的效用也更少了。所以曲线D和S将向左方移动。这时新的实际均衡利率由标有星号的曲线D和S’的交点来确定，它比先前的实际利率要低。然而，实际利率的下降必定比价格的变化率要小，因为它是由同时存在的更高的名义利率所引起的。作为一个理论命题，关于在较高名义利率和较低实际利率之间划分价格上升的各个部分，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了。作为一个经验命题，其主要影响似乎是在名义利率上，实际利率实质上是没有变化的。其含义在于：需求和供给曲线D’和S’都具有高度弹性，或者说实际货币量与全部资本的总财富价值相比要小。

　　图17．17包含了有时被称为“蒙代尔效应”的命题的实质内容。

　　如果价格以不变比率下降，其效应将会逆转：这时，实际利率将比价格不变时为高，而名义利率则降低。

　　说几句题外话将有助我们把这一分析与对凯恩斯的命题的更一般的讨论联系起来，凯恩斯的命题认为，当资源充分利用时，或许不存在均衡的可能性。凯恩斯争辩说，为使这样的均衡出现，当所有资源都被利用时，商业企业所想要增加于资本存量上的救量，即净资本形成或净投资，必须与最终财富所有者想要增加于其资本存量上的数量，即净储蓄相等。但假定资本的产出很低，以至商业企业所愿进行的投资不如社会在充分就业时所愿意储蓄的那样多。凯恩斯暗示地指出：在物物交换经济中，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利率得到解决，但在货币经济中，名义利率不可能是负值，这一矛盾将通过减少资源的利用来解决，这将把人们愿意储蓄的数量减少到企业愿意投资的数量。

　　但凯恩斯认识到，这种情况不是稳定的均衡：未被利用的资源竞相争取得到利用，从而使它们的名义价格跌落。但凯恩斯认为，这一过程没有终点，较低的名义成本意味着较低的名义价格，意味着投资和储蓄的较低的名义价值，但并不引入任何力量以消除商业企业所愿意增加的生产资本的数量与社会愿意增加的财富的数量之间最初的差异。因此，他引入价格和工资刚性作为一种外在机制来制止价格和工资的无限下跌。

　　庇古则争辩说，公众的愿望最终并不要储蓄，而是要获得所愿得到的财富存量，而且，存在一条在我们图中与S＝0对应的资本存量供给曲线。对于给定的名义货币量（这是凯恩斯所做的假定），这种货币量的财富价值可以是依赖于价格水平的任何一种量。相对于“高”的价格水平，其财富价值将是低的，相对于“低”价格水平，其财富价值将是“高”的，从图17．16来看，总存在着某种价格水平，使该货币余额的财富价值等于OW。在这一价格水平上，人们将得到所希望的财富存量，而所希望的储蓄量在充分就业时将为零。因此，即使所希望的投资为零，也没有矛盾。在货币经济中。这种均衡利率至少为零。

　　这种论点对某种固定的名义货币量和各种可考虑的价格水平来说是完全正确的。总是存在着某种足够低的价格水平以使社会享有充分的财富，或存在某种足够高的价格水平以使货币余额的实际价值减少到社会（最终财富所有者与商业企业）希望以货币形式拥有的总财富的任何一部分。

　　对于固定的名义货币量的情况来说，针对凯恩斯的这些命题有一种更有影响的答案使得即便当资本的物质生产力存在着极限，而公众对于增加（非人力）财富具有一种无止境的欲望时，这些命题也是不成立的。这一答案是由区别定义为生产资源价值的收入和定义为个人分别认为他们的收入所得的那些东西的总和的收入这种方法推导而来的。后者不仅包括对生产服务的报酬，而且包括资本的盈利和亏损。假定凯恩斯的难题能够出现，价格和工资开始下降，下降的价格将增加实际财富的价值。现金的持有者将获得的资本收益，他们得到的收入将超过生产资源的价值。消费将与生产资源的价值相等，所以企业家进行的净投资为零，而财富的持有者可以在任何所希望的利率条件下进行储蓄。在固定的名义货币量条件下，总存在着一种足够大的价格下降率，它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使生产企业投资和财富所有者储蓄的愿望和谐一致，而不论二者是多么难以调整。

　　这一答案没在我们的图式中得到体现，因为该答案所依赖的假定与认为在零利率水平上存在着具有有限的期望财富水平的财富供给曲线的观念相矛盾。

　　图17．17表明，庇古的论点可以很容易地扩展到包含某种变动的名义货币量和某种与之相联系的变动的价格水平。它针对正值的价格上涨率所描绘的稳定图形与等于该价格上涨率的一种货币增长率相对应。相对于这种价格和货币增长率，在每一时点上都存在着一种价格水平和实际利率，它们将同时使名义需求量所能得到的名义货币量和生产企业愿意对其支付利息的财富量都与最终财富持有者所希望的以占有利息的形式持有的财富量相等。

　　最后，这种更有影响的论点——即强调价格变动率而不是价格水平的论点——还可以扩到包括变化的货币量。如果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财富的持有者顽固坚持储蓄比生产企业所希望投资更多的数额，那么价格必将下降得比货币量减少的速度足够快，从而使财富持有者能够以增加现金余额的实际价值的方式实现其目的。

　　庇古的和这种更有影响的对凯恩斯命题的答案，在理论层次上，从保证我们的理论分析没有基本缺陷来看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但我立即要补充说：在我看来，从经验上看，这两个答案都与实际经济所经历的那种经济波动中那种很重要的效应不一致。

　　对包罗万象的资本概念的最后说明

　　稳定均衡的概念在习惯于数世纪经济增长的地方是很不现实的。因此，有必要强调。我们这种分析的稳定特征是由我们多半只考虑生产服务的一种来源，以及暗含地假定生产服务其他来源（主要是人力资本）的数量是固定的这两种方法推演出来的。只是相对于这样一个固定的量，均衡才是稳定的。

　　如果其他资源数量增加，那么我们针对不完全的资本概念，而画的所有曲线都将不断向右移动。这样，稳定均衡就变为一种如同许多所谓增长模型中的变动均衡。

　　还可以做更基本的假定，如果我们将其它资源的数量变化看作是通过比市场买卖更间接的方法而做出的对种种经济考虑的反应，我们就可以像在图17．9中简捷地完成的那样，转移到包罗万象的资本概念上去。如果用利率和财富的词语而不是用年购买量和收入流的词语来说明图17．9中的S＝0和I＝0的曲线，那将有助于说明这种包罗万象的资本概念的复杂含义。图17．18所描述的一种扩张中的经济就是这样做的。

　　请注意，资本供给曲线包括纵轴r1以下部分，需求曲线包括r2以上部分。在任何高于r1的（实际）利率水平上，社会愿意以各种形式积累的财富量没有极限，尽管在每一时点上他的积累的速度都有一个限度，在任何低于r2的（实际）利率水平上，值得为之付出该项利息的生产服务来源的数量没有限度，尽管对值得以多快的速度生产新增加来源而言存在一个限度，根据这一概念，r1应被称作内部贴现率或内部时间偏好率，r2则应被称作资本边际生产率。没有任何东西要求这种内部贴现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以一切财富水平来说都是一个常数，就如同图17．18中所描绘的特殊情况那样，但是，如前所述，对于较大量的资本来说，内部贴现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是更高或更低，我们没有做任何推断，只要资本边际生产率比内部贴现率高，这个经济就将持续增长。

　　如果r2比r1低，该经济将衰退，这种经济状况的相应图象也可以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