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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好的经济政策，由于政治支持乏力，人们不能够参与其中，也往往因为利益关系不合理而导致政策在执行环节流产

　　当前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于1977年首次在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一书中提醒世人不要过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数量时，他或许未曾想到，34年后，“经济增长质量”会在中国东北城市大连引发激烈讨论，并成为关注焦点。

　　9月16日闭幕的第五届夏季达沃斯，提出“关注增长质量”的深刻命题，引起了处于经济危机阴霾下的各国广泛思考。“目前我们所处的时刻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个时刻，可持续、可平衡的经济增长和再就业成为重中之重。要克服全球经济危机，需要我们发展和执行具有创新性的全球和国家战略，从而才能够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新一轮的绿色增长”，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的致辞意味深长。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样在发言中对增长质量予以倡导，他认为，关注增长质量反映了大家对推动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共识与期待，只有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增强可持续发展动力。因此，“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漠视质量的全球经济

　　像卡马耶夫以专著形式关注增长质量一样，上世纪中期以来，对该话题的关注不乏其人，但一直没有引起各国决策者足够的重视，从而未对经济发展起到应有作用。

　　这些人当中就有中国西北大学经管学院院长任保平，在1999年前后做博士论文时，他开始关注经济增长质量，数年研究后于去年初出版《以质量看待增长》一书，引起经济学界关注。

　　“此次达沃斯论坛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强调增长质量，显然是因为传统的经济增长路子走到尽头了。”任保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由于此前没有经济危机这样大的问题发生，各国普遍漠视质量，偶有关注也多数停留在理论层面。

　　即便在理论界，增长质量也并非为所有人关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经济学者、《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Gregory Zuckerman 就表示自己并不确定何为“经济增长质量”。

　　何为增长质量？卡马耶夫将其描述为，区别于以往经济增长概念中生产资源和生产量的增加，增长质量应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

　　与增长质量相反的现象之一，是经济上过分追求数量“有增长无发展”。1996年，一份世界银行的报告将其归纳为几个特点：无根的增长，即文化多样性消失；无未来的增长，即环境基础被破坏；无情的增长，即发展导致人们感情的淡漠。

　　任保平认为，各国漠视增长质量的表现不同，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以美国为例，经济危机所显示出的主要是经济结构的问题，发展过快且缺乏约束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严重失衡。

　　中国的两种失衡

　　更多人关注的是夏季达沃斯的举办地——中国，他们对于中国势头不减的增长速度表示吃惊，也对其是否能够对深陷经济危机泥潭的欧美施以援手寄予较高期待。

　　施瓦布就在会上发问温家宝：中国能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有关国家和美国迎接金融领域的挑战？

　　更多的声音认为中国不能盲目乐观，因为中国所面临的增长质量问题更为典型和突出。茅于轼直指中国发展中存在两种失衡，一种是过分依靠出口的外部失衡，一种是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的内部失衡。由此，他认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对于中国的意义尤为重要。

　　茅于轼进一步将经济增长质量的标准归为五个方面：GDP的分配效果、环境保护、通货膨胀率、就业、经济泡沫，而中国在这些要素上均问题突出。

　　史进德则认为，中国政府更关心的显然是内部失衡，如国内通胀加剧、贫富差距拉大等影响社会稳定的严峻挑战，而“解决内部失衡并不容易，就好像政府一直在说要积极拉动内需，但实际做起来却很困难，这是中国经济当前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任保平同样认同中国经济增长严重失衡的观点，“失衡是过去中国模式中的关键问题之一。”他认为，这些失衡问题主要包括了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非一致性失衡；资本回报率和生产要素回报率的长期失衡；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失衡(过低)。

　　另外，任保平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还受到体制性因素的严重影响。“从以往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到现在的注重增长质量，提法都很好，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没有成效，主要是由于体制这一经济增长的支持因素发挥效果不力。”

　　提高国家治理质量

　　体制因素在卡马耶夫的著作中同样被提到。卡马耶夫认为，在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中，人们常常忽视三个关键因素，其中之一是“国家治理的质量”。

　　任保平解释称，所谓国家治理的质量，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公民的参与度，而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同样突出，亟须提高。否则，再好的经济政策，由于政治支持乏力，人们不能够参与其中，也往往因为利益关系不合理而导致政策在执行环节流产。因此，应将国家治理模式由以往的精英治理改变为公共治理，方可实现治理质量的提高。

　　茅于轼则认为，国家治理在中国所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是特权化，权力过分集中且缺乏有效的约束。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对于中国非常重要。”茅于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从表面上看，这和经济增长理论已经相去甚远，但是作为经济增长的配套因素，中国必须下大力气解决这一问题。

　　史进德同样谈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他相信中国老百姓的声音和观点正引起政府越来越多的注意，“不少个案也通过许多新途径(如微博)得到高层重视和解决，这些都是积极的现象”。

　　学界的观点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发言中得到回应，温家宝强调，中国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难题，将继续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加快财税金融、要素价格、垄断行业等重要领域改革，力争取得明显进展。另一方面，坚持依法治国，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本刊记者 赵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