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四种解说

周尚文

      15 年以来，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许多人士对苏东剧变的原因、影响和后果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视和研究，己经出版的著述和发表的论文数量浩繁，观点各异。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本文在这里略加解说和评述。

      其一，体制僵化、经济衰退是根本性的原因。十月革命的胜利，固然不一定像过去苏联教科书所说“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无需讳言，它也绝不是一次普通的朝廷更替或政权转手，它的世界意义在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开辟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尝试。在苏联，这一伟大的社会实验曾经取得过辉煌，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史称“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为应对国内外紧张局势，能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取得工业化和增强国防实力的显著成果，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然而这种体制严重背离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压抑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加上它在政治上无情地消灭各种反对派和压制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严密控制，使整个社会处于僵化、封闭和麻木的状态。二次大战以后，随着时代主题逐渐向着和平与发展转移，这种体制使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更加严重，制度性的弊端进一步凸现。显然，这种体制不但不能完成把俄国建成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反而使俄国在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如果说十月革命后出现了“一球两制”的新格局的话，那么，半个多世纪的比较和竞赛，没有显示苏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体制未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失去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苏联解体的根本性原因。

      其二，领导人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1985 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动荡的世界和困难重重的国内环境。有人比喻此时的苏联犹如一艘满载军火的航船，船体锈蚀，方向不明，运转缓慢，在茫茫大海中濒临下沉。这就决定了戈尔巴乔夫受命之时，必须实行改革，以挽救这艘航船危亡的命运。可是，这名“船长”很不称职，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他仓促应对，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的导向，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在此危急关头，戈尔巴乔夫又只顾自己的得失，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主动放弃阵地，提出改革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就是要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造，改革的含义已经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变更现存制度。直至“8.19”事件发生，苏共处境到了危难关头，“船长”竟弃船而逃，自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使苏共迅速走向衰败。苏共衰败，是苏联剧变的前兆; 苏联解体，是苏共垮台不可避免的结果。从戈尔巴乔夫当政7 年特别是最后时期的言行看，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当然有着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然而，有一种观点值得商榷，国内外有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过多地甚至全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例如，博尔金认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一个所谓“叛徒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过分夸大一个人在历史剧变中的作用，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过: 是时势造成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恰如其分地评价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其三，外部原因与苏联演变。外因论者通常不否认内因及其他原因的作用，但他们往往凸现和平演变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颠覆的一种战略，即以武力为后盾对社会主义国家遏制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手段，全面推出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念，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加速美国式的所谓“全球民主化”进程。应该说，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的剧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只有当苏联国内出现政治、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时候，外因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不容忽视的是，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东西方交流大幅度增加，使苏联人民得到一个了解西方、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作比较的机会，由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短缺经济，使国内民众看到自己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增加了对本国当政者的不满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从而为西方和平演变打开了方便之门。

      有学者还认为，西方大国除有计划地对外渗透、进行和平演变外，特别提到美国诱使苏联扩军备战，开展两国间的军备竞赛，使国家财力过多地投入国防军事预算，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穷兵黩武，发动侵略阿富汗战争，使国防军事开支猛增，国内各类矛盾积聚，成为苏联解体原因之一。

      其四，腐败导致党衰国亡。苏联各级干部的特权现象早就存在，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为特权阶层，享有各种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形成一个个“官僚氏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民心尽失。有一种观点认为，搞垮苏联的不是反共分子，不是外国敌对势力，就是这些官僚特权阶层为维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而造成的。具体地说，20 世纪80 年代末，这个集团羽翼已经丰满，他们已将大量国家财富占为己有，此时，他们急切希望共产党的垮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以便通过国家制度的公开变更，在新制度下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攫取的财富合法化，并能名正言顺地将这些财富传给子孙。基于这样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剧变，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  。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苏联晚期官僚特权阶层所诱发的腐败大暴露，以及这些官僚分子摇身一变，成为“新制度”的显贵，表面看来，似乎就是这些人搞垮了苏共和苏联，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更深刻的历史根源，以及当时苏联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动向，就不难发现，不能说由于党内出现了腐败和官僚特权阶层就导致党衰国亡，世界上有不少存在这类现象的国家，未必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苏联晚期，官僚特权阶层固然在党和国家的上层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作为掌控权力的官僚集团，他们首先要依赖原有的体制和秩序，以维护和保障其既得利益，因而他们既不可能是积极的改革派，也不可能是激进的反对派，由于这个阶层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众多的“关系网”，使其中许多人善于观察方向，见风使舵，最终成为剧变的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