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部口号:中国经济的增长途径

中国经济的增长途径

　　中国正准备开始由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提升到发达国家的转变。很少经济体(准确地说，有五个而且全部集中在亚洲，即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能在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成功实现这一转变。从来没有像中国的面积这么大而又多元的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

　　中国上个月通过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为以后中国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然而，它事实上并不是一项计划，而是一系列一致且相互连贯，目的是支持经济的结构性调整的重点政策——并在五年内或甚至更长久的期间，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

　　无论是从内部着眼还是从外部考虑，计划都是至关重要的。世界新兴经济的增长目前得依赖中国，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主要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和巴西等的主要出口伙伴。

　　十二五规划的五大转变

　　中国的新五年计划，嵌入了至少五个相互关联的重要转换环节：

　　*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或供应链结构：这是由于劳动成本上涨、中国产品的环球市场份额已大到足以限制其增长、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的放慢也不知何时是尽头；

　　*重新平衡需求：使需求增长从投资、出口方面转移到国内消费方面；

　　*应对快速城市化人口的需求，并确保实行的奖励措施能使得社会变化尽可能有序地进行；

　　*建立必要的体制，以实现包容和机会平等；

　　*承担国际责任：包括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等方面的责任，这也是为了维护稳定、经济增长及可持续发展。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在于如何贯彻这意味着改革和体制变革的计划。国际经验告诉我们，随着国家日渐富裕，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平衡会偏向市场。推动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变革，将日益被市场机遇和企业家的主动性所驱动。中国也需要建立大量的新型企业。

　　须促产业和金融发展并修改法律

　　要实现这一转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中国必须让贸易领域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衰退。很多工厂可能还会生存下来，但它们势必会为求存而转移至全球经济的不同环节，或是提升国内生产链的增值：不提升就会被淘汰。此时，名义和实际上的兑换率上涨会推动经济结构的变化，疲软的货币政策则将造成困境。

　　必须发展金融领域，让储蓄有更多选择，并且有效率地为新兴和成长的行业提供贷款及资本，而这正是中国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所需要的(即使在出口行业在技术和附加值有所提升的情况下)。有许多工作会出现在国内、城市的非贸易服务领域。

　　但城市化又面临着另一阻碍：限制人口流动和禁止农村迁移人口(估计约2亿人)成为正式城市居民的户口制度。中国政府不愿快速取消这个制度，反映了他们认识到其他地方过快或不平衡的城市化进程所导致的社会后果。不过，其他国家的内部人口迁移，一般反映了农村地区缺乏发展机遇，而不是城市有吸引人的机会。

　　随着私营企业规模的扩大，支持竞争、市场准入、市场准出、市场公开、知识产权及社会保障的法律结构也需要加以健全。要实现在国内及全球经济供应链的高附加值环节提升，需要更有效的教育和在经济的知识和技术基础加大投资力度。技术进口和国内创新之间的平衡，将会继续向后者转移。

　　公共部门与国有企业的改革

　　中国的公共部门拥有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包括土地、多样的基础设施、大量的外汇储备、及国有企业的主要股权；而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值占所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的二分之一以上，国有企业的利润也占所有企业利润的三分之一。对所有国家来说，这些资产都应该是政府代公民持有，并用来发展经济和社会。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记录是可作楷模的。与多数国家不同，中国在让公共部门的投资达到可以支持持续高增长上并没有面对什么困难。

　　但现在出现了问题。投资只有在取得高私人和社会回报时，才无可非议，并能够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些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投资组合，已经不能通过这样的检验。

　　公平地说，考虑到国有企业的“传统成本”(源自它们一向承担的社会服务和保险的责任)，及他们在1990年代金融危机时所面对的困境，暂时让他们保留收益，而不通过政府预算来征用，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情形已经不一样了。如果国有企业的再投资收益不受“高回报准则”的制约，增长最终将放缓。不能达到标准的部分，必须被重新分配到高回报的公共或私营企业、家庭收入，或是关键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险。

　　国有企业在产品和劳动力市场方面与私营企业展开竞争，但在资本市场上的竞争却较少。如今，工资和收入不断上升，并似乎已经挣脱了剩余劳动力市场束缚的铁腕，增长模式就需要更多的在可支配收入、更大的政府消费、和高回报投资这几方面展开结构性的需求转变。我们怀疑，但并不确知消费是否会增加。妥善的重新应用储蓄，包括企业的利润，大部分可以回笼到高回报的公共或私营企业的投资中。这两者都会增加国内总需求，而且如果总需求的“成分组合适当”，加以投资领域中的低回报成分得以消除，那么，供应面的结构性变化也将被带动起来。

　　因此，五年计划的目标是重组总需求(不是扩张)，以便确保持续增长并避免掉入回报递减陷阱，这也正是中国目前的投资模式面临的主要风险。改变这种格局需要重组金融体系，根据财政和资本市场的准则以及公司的治理改革为基础，有效地分配储蓄。设计这种体制将成为实现高回报投资和扩大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中国领导人所要的，也是中国经济所需的。

　　作者Michael Spence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