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手抄报图片大全:近十年四清运动研究综述

(一)关于四清运动成因

关于四清运动形成原因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八届十中全会上为了“反修防修”，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这是理解四清运动源起的关节点，论者大都从这寻觅四清运动原因。林小波[1]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四清运动的成因：人民公社时期的整风整社运动实际上是“四清”运动的预演；在国内，党内高层因对形势的看法以及如何应对存在意见分歧，导致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国际上，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及由此展开的论战使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变修，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以及周边形势的紧张，使毛泽东加紧在国内进行反修防修；毛泽东在理论认识和社会理想方面的个人主观因素。

还有学者从大灾荒、干部作风及包产到户等角度丰富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高华[2]认为，大灾荒使毛泽东对形势做出了脱离实际的判断，农村的危机来自阶级敌人的破坏，欲解决问题必须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扎根串联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李若建[3]看到了四清运动起因于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基层干部的恶劣行为，农村社会内部矛盾的积累引爆了四清运动。基层干部的恶劣行为，不可避免导致民众的愤怒。在基层干部大权在握的时候，他们是敢怒不敢言，当上层要整顿基层干部时，民众的不满就趁机爆发。范晓春、孙宝元[4]揭示了包产到户与四清运动起因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复辟；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的目标出发，就必须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在农村广泛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张素华[5]也认为，四清运动的直接原因就是1962年中国一度出现的包产到户。毛泽东觉得包产到户是对公有制的动摇，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背离，是敌我矛盾的反映，因而他强烈主张通过四清运动来教育群众。王玉强[6]总结四清运动起因时指出，一是“包产到户”等自发力量的拓展，动摇了统一的集体经济；二是在权力与资源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内，公共权力异化现象突出，干群之问矛盾加剧。

有的学者尝试着从体制角度剖析四清运动的根源。洪文杰[7]认为，四清运动的发生，除了与中共在对国内阶级、主要矛盾、国际形势等问题分析上发生严重失误有关外，还与建国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滞后性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不足有密切关系。郑谦[8]进一步认识到，社教运动是在人民公社体制内，在不从根本上触动公社体制弊端的前提下，为反对这种体制所产生的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和农村基层干部权力异化这两种倾向而引起的。

(二)关于四清运动过程

学术界从宏观、中观、微观研究视角考察了四清运动，出现了点面结合、立体式深入研究的态势。

郭德宏、林小波[9]合著的《四清运动实录》是国内较全面、系统研究四清运动发展脉络的学术专著。它既对四清运动从起源、发动、铺开、高潮、转折到最终纳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全方位的历史考察，也重新梳理了运动过程中出现的若干重大事件，如桃园经验、北大社教、《二十三条》的制定、毛刘冲突等等，并对这些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进行了考证和客观的评析。

戴安林[10]则从湖南一省的中观视角出发，运用湖南省四清运动的档案，考察了湖南省四清运动从起源、发动、铺开、高潮、转折到最终纳入湖南省“文革”的历史过程。王刚、[11]曹力铁[12]、钟健英、[13]李颖、方蔚、[14]杨明、清[15]概述了河北省、江西省、福建省、黑龙江省、山东省的四清运动。

叶江华、[16]刘祖万、[17]林小波、[18]秦立海、[19]成波平、[20]张洪林、孙连庆[21]、潘洪伟[22]等人分别从贵阳市、广安县、北京大学、天津小站、连江、通县、珲春等局部地区为切人点，从微观视角考察当地四清运动的大概面貌。李海红[23]、尹颖尧[24]、杨建政[25]等使用当地档案馆资料撰写的论著向世人清晰地展示了开封市、西安市、千阳县的四清运动全过程。

有的学者对四清运动过程中地方与高层的互动、动员模式、运行机制等进行了探讨，从而更深化了对四清运动过程的认识。高华[26]考察了贵州省四清运动，将当年这个重大事件及其背后的北京高层的分歧勾勒出来，揭示了中央对地方政治运动的深刻影响。王玉强[6]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对四清运动动员模式进行了分析：在四清运动中，随着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迅猛拓展，工作队——贫协成为基层社会的非常规权力组织，使重建后的基层政权更加依附于中央政权，强化了中央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郭圣福[27]专门论述了贫协在四清运动过程中的作用。国外学者陈佩华[28]等人则对华南地区一个小乡村的四清运动的实际展开过程做了研究，认为一场运动需要具备这样几个要素：运动的领导，需要运动的人即积极参加运动的人，运动的具体化即运动的普遍目标要与各地具体实际相结合，掌握运动的技巧“两头放”即要同时做到发动群众和控制群众，运动的自我消解。

李若建[3]运用翔实的地方志等资料，研究了四清运动过程中的社会控制问题。他认为，四清运动中，官民矛盾激化→整肃基层干部→民众情绪平息→安抚基层干部→基层干部行为再失控→官民矛盾激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过程，得出靠政治运动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控制问题的结论。

(三)关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思想分歧及其演变

四清运动由刘少奇挂帅，但是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仍能左右运动的走向，这两位领导人的思考直接影响着中共中央的决策。他们关于四清运动的方式、对象等问题产生的思想分歧及其演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大多论者认识到，在四清运动的方式问题上，尽管刘少奇一直努力跟上毛泽东的思路，但是两人仍有不同。在小“四清”阶段，毛泽东强调以说服教育方式为主、惩办为辅，而刘少奇更多地希望借助“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大“四清”阶段，刘少奇却反过来要求用“教育”方式来解决问题，不能将各种问题、矛盾都上升为敌我矛盾，而毛泽东则突出地强调“阶级斗争”。刘庆曼[29]进一步分析了毛泽东在社教运动方式问题上思路演变的原因：毛泽东沿袭并发展了其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

在社教运动的对象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也有区别。王艳元[30]分析了毛泽东在社教运动对象问题上的思想演变。刘少奇主持制定“后十条”时，毛泽东认定刘少奇等人会取代地富和蜕化干部成为最需要“教育”的重点对象，社教运动的矛头由指向下层变成指向上层。这是毛泽东思想转变的萌芽阶段。在1964年5、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发出预警表明他将社教运动矛头由下层转向上层的思想已有了急剧发展。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二十三条”，规定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式把社教运动矛头指向了刘少奇等一批领导人。

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为何出现分歧问题上，薄一波[31]披露了一些细节。他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的严重分歧，除了与两人对当时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以及运动的搞法方面有不同意见外，还和当时正在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各地对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的反映，以及陈伯达在其间所起的不好作用有关。在这一问题上薄一波的看法较具代表性。林小波、[32]高晓岩、[33]常志、郑克卿[34]等人基本上也持相同的观点。任庆银、王颖超[35]的看法略有区别。他们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出现分歧，不仅仅因为对“四清”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意见不一致，而是：是巩固新民主主义还是否定新民主主义呢?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呢?是割封建主义尾巴呢还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呢?

高华[36]另辟蹊径，通过解读《江渭清回忆录》，解释了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不满的主要原因：蹲点问题、“调查会过时论”、批江渭清的教条主义问题、“大捧王光美”及刘少奇呼风唤雨的能量太大。

(四)关于四清运动的影响

四清运动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留下了痕迹，尤其是四清运动对“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影响，更是学术界关注的论题。

大多数学者认为四清运动为“文化大革命”做了准备。林小波[9]认为，四清运动为“文革”做了理论上、实践上的准备，“还为“文革”提供了某种题材和动力。汪春劫[37]从五个方面全面分析了四清运动对“文革”的影响，即：“四清”运动为“文革”的发生作了思想上的动员、理论上的准备；“四清”运动最严重的是使毛泽东产生了对刘少奇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四清”运动为“文革”树立了主要的斗争目标和手段；四清运动为“文革”期间派别的对立和仇恨埋下了伏线；“四清”运动还为青年学生介入“文革”提供了示范和预演。江俊伟[41]疏理了福建省四清运动与备战运动的互动关系。福建备战运动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中共中央“抓运动促生产”社会发展模式的一次实践，这两者在福建互相交织，彼此促进，非但没有缓解“大跃进”运动以来累积的各种社会矛盾，反而使之复杂化和深刻化，并在实践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

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李若建[3]认为四清运动发挥了安全阀作用，在这场运动中，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冲击，同时也让饱受疾苦的农民出了怨气，因此降低了文化大革命中农民对基层干部的批判强度，客观上稳定了农村社会。四清运动中重新划分成份的做法，在扩大打击面的同时，也消除了一些潜在的反对力量。

单世联[39]对陈村的四清运动的分析揭示了运动如何把浓烈的政治意识嫁接、移植到日常关系之中，从而改造了人们的生活世界。他认为，四清之类的政治运动最终会走向自我消解，走向自己的反面，导致群众对政治的漠视，使凡事怀疑和不信任的犬儒主义盛行。

(五)关于四清运动的历史作用与评价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分为二地对四清运动做出了评价，即，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其错误是严重的，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该运动。现有的四清运动研究总体上都未偏离这一评价，只是论述角度、侧重点有所不同。根据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侧重于四清运动的消极方面，另一种是侧重于四清运动的积极方面。

李海红[40]认为，四清运动中如干部下基层蹲点、走群众路线、强调干部参加劳动等一些政策措施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是这场运动的消极面更大，导致其积极面在实际运行中也未能取得良好效果。如，四清运动为“文革”的发生做好了准备；严重扩大了打击面；工作队在农村的过“左”行为，破坏了农村的法制秩序；对包产到户的批判，使家庭积极性未能发挥，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

王连生、朱根生[41]认为四清运动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但是仍有可借鉴之处：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在加强经济管理巩固集体经济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这次运动对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做了有益的尝试等等。金怡顺[42]虽然承认四清运动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全党搞经济建设的注意力，但从这几年党的工作总体来看，社教运动的错误还是属于局部性质的，因为党没有放松经济工作，党采取了一些纠偏的政策措施减轻运动带来的危害，社教运动的影响也是局部的。

就全国范围而言，湖南省、贵州省等是开展四清运动最为积极的几个省份。对这几个地区的四清运动的评价如何呢?戴安林[43]对湖南省四清运动做了全面考察后，得出必须彻底否定湖南的四清运动的结论，因为湖南四清运动作为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的产物，造成的恶果是十分严重的，失远远大于得，造成了很多的冤假错案。周林[44]在回忆中认为，李大章等为首的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在运动中出现了大面积错误的夺权；贵州省四清运动，是贵州历史上的一大灾难，与“文革”的灾难性质是一样的。前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的回忆不乏个人的恩怨色彩，但不失为人们解读贵州四清运动的一种重要叙述。

对其他地区的四清运动的评价又是如何呢?曹力铁[12]对江西省四清运动做了详细考察后，认为，江西全省的工农业生产在四清期间从全局来看是正常的，工农业总产值逐年上升。1964年比1963年增长12％，1965年比上一年增长17．9％，1966年增长11％，各项经济指标都完成得比较好。这说明，社教运动期间，“左”的错误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曹力铁的观点在四清运动开展不甚积极地区的研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