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抓四清挖根子直至中央 与毛泽东分歧公开

马永梅  张国新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会议，总结前一阶段四清运动的经验，部署下一阶段四清运动的工作。会议过程中，刘少奇与毛泽东公开了两人之间对四清运动一些问题认识的分歧。

本文原载于《世纪桥》

　　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厚的一笔。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个运动，以及准确全面地研究中共中央指导这个运动的相关指导思想，特别是研究中共中央具体负责领导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的相关指导思想，对于深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对于科学地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对于深化挂帅领导四清运动第一线人物刘少奇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人民共和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的历史环境下开展四清运动，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致决定。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对四清运动极为重视。因此，有必要系统地梳理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思想和实践，这对于科学地全面地研究四清运动是重要的。四清运动，大体分成：发动和试点；铺开和深入等几个阶段。在运动的每一个阶段，刘少奇都提出了指导运动的新观点、新判断、新结论。这些都对四清运动产生着深刻作用。
　　运动第一阶段：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

　　四清运动的发动和试点阶段，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两件事情上。

　　第一，1960年12月24日到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听取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后，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了调查研究的问题，并重申“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观点，强调要重视调查研究问题。1961年1月14日到18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强调：1961年应成为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此后，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纷纷投入了对国情、省情、市情、县情、社情等的调查研究。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对一年多上报的调查研究材料、特别是一些省的典型调查报告的分析研究，一致认为：国际局势与国内情况都向党提出了抓阶级斗争的问题。八届十中全会提出抓阶级斗争是适时的、正确的。抓阶级斗争，抓党的建设，抓阶级队伍，搞“五反”运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是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的伟大的基本建设工作。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质上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搞“五反”，不搞社会主义教育，就会出修正主义。

　　1963年2月6日至9日，刘少奇主持一次中央会议，会议结束时，他说：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会比上次‘三反’‘五反’小，要大一些，涉及的面要广一些，人要多一些，而且这一次不是抓原来的资产阶级，是搞新生的资产阶级，是搞共产党和国家干部中间的资产阶级，是搞劳动人民中间出来的一部分人”[1]。2月11日到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研究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会上，刘少奇多次讲话。彭真作关于‘五反’运动的报告后，刘少奇指出：“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我们已经消灭过资产阶级，现在又有新的资产阶级”。“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2]。2月25日，刘少奇在会上专门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论述现代修正主义的形成过程，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的性质、状况、方针政策以及前途等问题，强调指出：要把正确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人民中进行阶级教育等作为防修反修的主要内容来抓。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3]。很明显，刘少奇是坚决主张搞四清运动的。第二，1963年中央二月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五月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了比较谨慎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并于20日下发。《前十条》实践一段时间后，同年9月，中央召开北京工作会议，邓小平、谭震林、田家英执笔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文件（简称《后十条》）。10月31日，刘少奇主持工作，专门讨论研究对《后十条》的修改。11月14日，刘少奇主持会议，正式通过了修改后的《后十条》，并转发。上述两个中共中央文件，是整个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对四清运动全过程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而这两个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又都是刘少奇参与制定和主持制定的，也就是说，这两个指导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的思想观点，就是刘少奇的思想观点。

　　从上述两件事情可以看出，刘少奇是坚决主张开展四清运动的，他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内产生了蜕化变质分子、贪污腐化分子、意志不坚定分子，中国社会又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家干部中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抓阶级斗争，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但是，这个决定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有的省市贯彻很不得力。而开展四清运动就是抓阶级斗争的一个重大决策，必须进行。二是，他认为，苏联产生了修正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波折，这些都应该引起中国共产党的警惕。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不出修正主义，不仅这一代不出修正主义，而且后代也不出修正主义，必须开展防修反修运动。四清运动就是防修反修的一个重大措施，必须开展。对刘少奇当时坚决主张开展四清运动的这两方面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应当正视，应当深入研究。
 

    运动第二阶段：比土地改革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四清运动的铺开和深入阶段，刘少奇指导运动的思想和实践，集中体现在四件事情方面。
　　第一，起草和批发了一系列关于四清运动的文件。四清运动的铺开和深入阶段，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在总结运动上一阶段经验的基础上，对四清运动的具体方针政策进行了研究及调整。1964年5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五反”“四清”运动指挥部。8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由刘少奇挂帅“五反”“四清”运动指挥部。位居四清运动领导工作第一位的刘少奇，主持了对《后十条》的全面修改，为中央起草和批转了一系列关于四清运动的文件，如：桃园经验、小站地区夺权的报告、白银厂夺权报告、北大社教试点经验、《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等，使四清运动由“小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演变为“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进一步向“左”的方向发展。四清运动各重点县区集中上万人的工作团，撇开当地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基层干部，搞“大兵团作战”，在众多地区开展夺权斗争，不断扩大打击面，致使基层干部人人自危，受到过火的斗争，使“夺权”成为这一阶段运动的突出特征[4]。

　　第二，认定四清运动中很多干部表现出严重的右倾思想，对运动领导不力，必须开展反右倾思想的斗争。1964年6月开始，刘少奇到全国许多地区视察四清运动开展情况，除了在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外，还针对四清运动开展情况作了多次讲话。他认定，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比预想的更为严重，强调说：四清运动中，许多领导干部右倾，要反右倾。6月21日，刘亚楼、吴法宪致信王光美，反映抚宁县公安局的问题，刘少奇看信后于7月3日批示：抚宁县委和县公安局的错误，实质上是严重的右倾思想的表现。7月24日，他在河南省委、各地市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又指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个大革命，实际上比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比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广泛、深刻、复杂得多。领导干部不亲自去蹲点，没有资格当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不下去蹲点，就是右倾思想表现[5]。7月3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我这次在各地的讲话，实际上是批驳右倾机会主义，只是没有戴帽子[6]。8月11日，他在广东听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四清运动情况时，又指出：现在党内严重右倾思想相当普遍[7]。10月12日，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同意，刘少奇批发《李雪峰致刘少奇的信》，再次强调：在目前情况下，不向党内各级干部明确地指出当前的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危险，是不利的[8]。10月18日，刘少奇复信李富春还指出：右倾危险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主要表现在阶级斗争、经营管理方法、干部的精神状态和生活作风方面[9]。此前，9月30日，刘少奇答江渭清的信，就严厉批评过江渭清等领导干部在四清运动中的右倾思想，指出要反右倾。江渭清在回忆录中说：刘少奇同志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强调国内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提出四清运动中要反右倾[10]。从以上引证可知，刘少奇视察四清运动开展情况后，认为四清运动过程中领导干部存在严重右倾思想，应该开展反右倾。这是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一个基本思想，四清运动向更“左”的方向发展，反右倾斗争是一个根本原因。

　　第三，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以反运动中的右倾为基本指导思想，提出“挖根子”主张。前已论及，刘少奇认为，四清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当前的农村革命斗争，是一场新的革命，一场内容十分丰富、具有许多新的特点的革命。现在，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方法，更加狡猾了。他们对干部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的斗争”，我们搞四清运动，就是要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挖修正主义根子[11]，要在运动中摧垮“反革命两面政权”[12]。他强调说：苏联搞了40年，出了修正主义！因此，也要想想我们会不会搞修正主义！凡是不注意的一定会搞。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13]。刘少奇多次指出：在农村里，干部出问题，分为两种，一种是犯一般的“四不清”，一种是犯严重的“四不清”[14]。敢犯严重的“四不清”，有根子。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在听取王光美的汇报时提出：敢犯严重的“四不清”，根子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应该切实查一下上边的根子。犯严重“四不清”，如果没有上面干部的保护，就不敢犯那么严重“四不清”，不敢犯大错误。科员不拉科长下水；科长不拉处长下水；处长不拉部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生产队干部没有大队干部撑腰；大队干部没有公社干部撑腰；公社干部没有上面干部撑腰，就不敢胡搞。因此，可以挖严重“四不清”在上面的根子。

　　自1964年6月起，刘少奇视察全国各地的四清运动开展情况。在这个过程中，刘少奇多次强调：要挖严重“四不清”的根子，要追上面的根子直至中央。6月2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他指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一切有严重问题的人和集团，都要积极向上级领导机关找靠山，找保护人，找代理人，就是找上层建筑来保护[15]。根子不仅上面有，而且上下左右都有根子，就是上下左右都有联系。不仅追下面的根子，上面的根子也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16]。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还把“追根子”思想写入了《后十条》修改案中。 

 由以上引证可知，“追根子”是刘少奇在四清运动铺开后的又一个重要思想。这个思想与他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家干部中间，劳动人民中间”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有着直接联系。

　　第四，把四清运动试点阶段和铺开阶段初期的以“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为主要内容的运动，后来逐渐推进到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基本内容的运动。四清运动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一致主张开展的以防修反修、挖修正主义根子为根本目的的一个重要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试点阶段和铺开阶段初期，在农村以“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为主要内容。很显然，这时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搞经济基础问题，试图通过搞经济问题筑起反修防修大墙。后来，随着四清运动深入开展，在刘少奇挂帅四清运动后，逐步将运动主要内容扩展到政治、经济、思想、组织等各个方面，直至1964年底，将运动基本内容扩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前已论及，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25日，刘少奇在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报告，他指出：要把正确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反对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家干部队伍中以及劳动人民中间产生出来的新的资产阶级，在人民中进行阶级教育等作为反修防修的主要内容来抓。“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17]。可以说，这是刘少奇之所以后来把“小四清”扩展为“大四清”的一个重要原因。

　　1964年，刘少奇视察全国四清运动开展情况过程中，基于反右倾思想、开展夺权斗争和摧毁“反革命两面政权”主张，追根子主张，刘少奇强调：要扩大“四清”的范围。“四清”不只是清经济方面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统统要搞清。可以说，刘少奇视察全国四清运动开展情况是他把“小四清”扩展为“大四清”的催化剂。

　　1963年11月，王光美根据刘少奇的要求下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源大队蹲点，搞四清运动。1964年9月1日，刘少奇经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了由他自己修改的王光美的《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这个“经验总结”即“桃源经验”，它对四清运动的开展具有指导作用。正是在这个经过刘少奇亲自修改过的“经验总结”中，提出了与中央杭州会议上提出的“四清”内容不同的“四清”内容。这个“经验总结”说：现在我们的“四清”内容，已经不是保定地委原来提的那样，清工、清账、清财、清物，现在是政治上的“四不清”、经济上的“四不清”、思想上的“四不清”、组织上的“四不清”，反正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事情都要清[18]。这个“经验总结”虽然不是刘少奇写的，但是却是刘少奇细心指导、精心修改的，这也说明，将“小四清”扩展为“大四清”无疑是刘少奇的重要主张。

　　1964年11月15日，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会议上，王任重说：这一次运动的中心内容就是“四清”，包括经济、政治、思想、组织四个方面，都要彻底搞清[19]。很显然，这符合刘少奇的上述思想，因此，刘少奇在经过毛泽东等的同意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指示：王任重同志的讲话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些很好意见，例如，对“四清”的提法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机关的社会主义教育也叫做“四清”，不再叫“五反”等[20]。可以说，中央这一指示的下发，为全党全国统一认识“四清”的内容，把“四清”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并写进后来中共中央制定的《二十三条》，铺平了最后的道路。

　　由以上四件大事可以看出，四清运动是在中共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估计不恰当的条件下开展的。运动的试点阶段和铺开阶段初期，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开展运动的方针政策，是比较谨慎的。后来，刘少奇负责四清运动工作，以四清运动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右倾，要开展反右倾；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家干部中间以及劳动人民中间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要开展“夺权斗争”等思想为指导，则把四清运动迅速地推向更“左”的发展方向，从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对此，应该正视，并给予认真研究。

　　运动第三阶段：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运动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四清运动的第三阶段，刘少奇与毛泽东在怎样认识运动的主要矛盾、怎样概括运动的性质，以及怎样更好地开展运动等方面，分歧公开化了。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会议，总结前一阶段四清运动的经验，部署下一阶段四清运动的工作。会议过程中，刘少奇与毛泽东公开了两人之间对四清运动一些问题认识的分歧。归纳起来看，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运动中，如何正确对待干部和群众。刘少奇不同意毛泽东对干部和群众的两个95％的估计，认为毛泽东的估计偏右；“四不清”的干部，实际上比估计的多，“比例大得多”。第二，怎样认识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和概括四清运动的性质。刘少奇坚持认为，“四清”与“四不清”，是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矛盾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21]。不同意毛泽东等从整体上论述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和性质问题。十分明确，刘少奇与毛泽东等的上述意见分歧，只是对四清运动这个具体事物在认识上的分歧。应该说，这是正常的。如果说，刘少奇与毛泽东对四清运动的所有问题在认识上都是一致的，那反而是不正常了。

　　归纳来认识，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就刘少奇的思想而论，有三点值得特别重视：第一，前已述及，刘少奇始终坚持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认识，认为，中国的政治形势是严峻的，反修防修形势严重。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家干部中间、劳动人民中间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更狡猾了，搞“和平演变”、搞两面政权，我们必须打垮资本主义、新的资产阶级的进攻。四清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开展四清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挖修正主义根子，打掉反革命两面政权，夺回无产阶级失去的政权。他主张把“小四清”扩展为“大四清”，不同意提“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在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仍然坚持认为：四清运动中存在严重右倾思想和做法。他在与东北地区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员谈话时指出：有什么反什么，有右就反右，“左”还没有出来就慢一点反，出来“左”就准备反“左”，“反右要在具体的问题上反，否则是抽象的”[22]。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讲“大兵团”作战、工作队集中时间学习文件问题时，还明确说：“工作队集中学习文件是为了反右倾”[23]。由此可知，在四清运动中要反右倾，是刘少奇始终坚持的思想。

　　第三，1965年7月，中央召开全国工交系统“四清”座谈会，对工交系统四清运动进行规划和部署。刘少奇对这次会议通过的文件作了批示，他强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集中到一个目标上，就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这就是大是大非”。1965年8月，杨尚昆日记记载：“最近，他（指刘少奇）又提出这个问题，在听取工交汇报时讲了这么四点：第一，要有一个比较坚强的领导核心；第二，要建立一个阶级组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在农村里就是贫协，在工厂里就是工会；第三，为班组服务，在工厂里头为工人服务，为生产的班组服务，不要官僚主义；第四，干部要参加劳动。这四条里，最重要的是一个领导核心，一个群众。”杨尚昆对此解释说：“这跟‘23条’提出的六条标准基本上差不多。”[24]由此可知，刘少奇对运动的性质和要达到的目的的认识，就是在他说“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他仍然强调的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即阶级斗争。

　　从上述能够知道，四清运动的第三阶段，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基本在于：第一，刘少奇认为，四清运动的目的是明确的，应该就四清运动的本身来看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矛盾的性质是什么；毛泽东则认为，四清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群众运动，只是国内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性质的体现的一部分，因此，应该以国内主要矛盾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性质来概括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和性质。第二，刘少奇认为，四清运动“搞无产阶级专政，搞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目的决定了，清的重点是党内、国家干部中间，以及劳动人民中间的“四不清”问题、新的资产阶级的问题，不能只搞党内干部中间的问题；毛泽东则认为，运动的重点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难看出，刘少奇讲的运动重点，内容要散些，范围要宽些。对此，也应该正视，也应该认真研究。

　　总的来说，研究刘少奇对四清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对于深化四清运动研究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对于深化刘少奇研究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全面地系统地正确地研究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思想和实践，不能忽视刘少奇的一个基本问题、两个关键思想。一个基本问题，即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思想认识，是复杂的。复杂的问题，则不能作简单的评说，用简单的方法去分析，用一事一时的说话来判断是非，不能把刘少奇在四清运动全过程中的思想和实践研究清楚。两个关键思想，即第一，刘少奇始终认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家干部中间，以及劳动人民中间，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为了保证党和国家不仅这一代不变质，而且后代也不变质，党必须反修防修，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打退资本主义进攻。第二，刘少奇坚持认为，四清运动中出现了严重的右倾思想和做法，必须反右倾，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把运动搞好，达到预想的目的。研究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思想和实践，不切实抓住这“一个基本问题，两个关键思想”，是不能真正理解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思想和实践究竟是怎样的。

　　参考文献：

　　[1][3][17][23]王双梅等主编：《刘少奇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397、398、398、413页。

　　[2][7][8][9]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71、599、607、607页。

　　[4]参见王双梅等主编：《刘少奇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郭德宏等著：《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张素华著《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5]《刘少奇在河南省委、各地市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7月24日)。

　　[6]金冲及等主编：《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58页。

　　[10]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3－496页。

　　[11]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1964年9月18日）。

　　[12]董边等著：《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9－92页。

　　[13]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8页。

　　[14]《刘少奇在广西区直属机关和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21日）。

　　[15]《刘少奇在中央召集的党内报告会上的发言》(1964年8月1日)。

　　[16]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7页；王双梅等主编：《刘少奇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00－409页。

　　[18]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二室编：《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选编》第5册，第430页。

　　[19][20]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88、783页。

　　[21]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6－1387页。

　　[22]郭德宏等著：《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页。

　　[24]《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54－6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