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进击的巨人漫画:近三十年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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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简述 陈廷湘
中国现代思想史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三十年来，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开创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繁荣学术的全新政治局面下，中国现代思想史学术研究形成了爆炸式发展态势，研究面的广阔和研究水平的深入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成果之丰富，可谓铺天盖地；著述之众多，堪称汗牛充栋。仅笔者从一个渠道搜集到的各类著述就有数万种之巨。因此，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要对近三十年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作一个较全面的，有较深入研究的综述是不可能的。这里只能就近三十年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最主要方面的成就作初步的简要的回顾式介绍，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一、近三十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整理出版
近三十年来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整理出版较研究状况只算得差强人意。现能见到的资料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整理编辑的资料集。其中重要的有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资料简编》，淅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陆续出版。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文件》上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资料》四册（内部版，主要为会议文件和人物讲话）。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高军、李慎兆、严怀德、王桧林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下，四川人民出版社会1984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 》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年，孙尚扬等到编，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教育论著辑要》，温如敏等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教育论著辑要》，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 民国卷》上下，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二是历史人物的文集选集日记回忆录。重要的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朱德等到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文集》《选集》的民主革命时期部分。《独秀文存》，安微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中、下），三联书店1984年6月版；胡明编：《陈独秀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三卷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永通、刘传学编：《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二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人民出版社2006年，《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1984年，《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至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87、1988、1989、1993，1995、1996、1991、1998年，武衡等主编《徐特立文存》共五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1989年，《彭述之选集》 第1卷第3卷，十月出版社1983、1982年。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化书局1989年，汤志钧编《康有为论证集》中华书局1981年。《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朱执信集》中华书局，1979年，刘晴波编《杨度集》1、2，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胡适文存》共四册，黄山书社会1996年，《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下，中华书局1979年，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共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共八册，安微人民出版社，2001年。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4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日记》(全10册)，华文出版社2008年，胡晓风主编《陶行知全集》（全10卷)(精)，四川教育 出版社2005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安徽省分社，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编《陶行知、黄炎培、徐特立、陈鹤琴教育文选》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吴学昭整流器理注释《吴宓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梅光迪文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张耀南编《知识与文化——张东荪文化论著辑要》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 黄克剑，吴小龙编《张君劢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张君劢儒学著作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国第三势力·――张君劢著作集》稻乡出版社，2005年，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黄山书社，2008年，张君劢《政制与法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张君劢《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詹一之编《晏阳初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梁漱溟全集》共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会1989年，赵清等编《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四川师范学院《张澜文集》编辑组编《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许纪霖等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王国维《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陈美延《陈寅恪集》共1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胡适论学近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第2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述史》商务印书馆1997。钱穆《晚学盲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顾颉刚日记》共十二卷，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 年，洪治纲主编《顾颉刚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顾颉刚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张光直主编《李济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胡绳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胡绳全书》共七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起陆续出版，《胡绳文集 1935-1948》重庆出版社1990年，《范文澜全集》共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翦伯赞全集》共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宗勉，黄春生编《黎澍集外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黎澍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聂荣臻军事文选》《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编《贺龙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中国社会性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均回忆录》共五册，中华书局1983年：徐希军著《理想主义：胡适国际政治思想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周秋光编《熊希龄集》7（外交）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等。
三是报刊资料。报刊资料虽不完会为思想史资料，但其中有不少思想家的时论，评论，论论文，是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综合性资料宝库。现重新影印出版了一部分。重要的有《新青年》，人民出版社1954年，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以下皆为影印），《新青年月刊》，《新青年季刊》《向导》《中国青年》《觉悟》人民出版社1985年，《政治周报》北京人民出版社会1954年，《布尔什维克》电子影印本，《斗争》，电子影印本，《解放周刊》电子印影印本，《少年中国》电子版，《前锋》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每周评论》人民出版社1954年，《共产党》月刊人北人民出版社1966年，《中国青年》人民出版社1956年，《人民周刊》（早期中共广东支部刊物）人民出版社1982年。《新中化报》人民出版社1982年，《解放日报》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红色中华》人民出版社1982年，《红旗日报》人民出版社1982年，《东方杂志》影印本，《学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观察》电子版，《逸经》电子版，《生活》电子版，《新战线》电子版，《北平晨报》人民出版社1980年，《大公报》人民出版社1980年，《申报》上海书店1983至1987年。《现代评论》岳麓书社影印（无时间）《独立评论》岳麓书社影印（无时间），等等。上述只中国现代报刊中重新影印出版的部分，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上存在的报刊中占极小比例。
二、近三十年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
政治思想史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最重要部分，近三十年来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著作和论文数量极其巨大，举不胜举。其中全面论述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专著就为数不少，重要的有林茂生王维礼 王桧林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1919-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高军等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华夏出版社1990年，彭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十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张静如《静如文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许光枨，林浣芬主编《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王金铻李子文《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刘健清，李振亚主编《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义禄，张劲著《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俞祖华，王国洪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陈哲夫等主编《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谭双泉主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1840－1949）》，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田子渝等主编《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档案出版社1990年，谭双泉王天文 沈骏等《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陆卫明，李秀芳，沈沛著《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陕西人民出版社，郑大华《民国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2008年，葛荃主编《认识与沉思的积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出版社1993年版，郭德宏《毛泽东邓小平理论论稿》，周子东《三十年代中社会性论战》1987年，高军《另社会性质质论战》1984年，陈先初《精神版自由与民族复兴——张君劢思想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等等。方立克主编《西化思潮的源流与评价》，2005年，张世保《从西化到世界化：二十世纪前50年西化思潮研究》，2004年，陈廷湘《创建新中国的思考——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探索》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其他专就某一问题，某一流派，某一历史人物的研究专著数量还有很多，论文就更数以万计，此不一一列举。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思想研究
1，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研究
上述论著及大量论文研究的问题和人物数量之大非一文，亦非一本书可以详述。这里只能就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作简要介绍。
中国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显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首要论域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义革命思想史。王桧林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1]一书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体系，包括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来源与发展，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进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思想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路线、纲领和基本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等。林茂生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共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新民主义革命理论的开端，但“由于历史条件、革命实践和理论状况的限制，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还不完备，甚至是有缺陷的，但就总的方面来看，已经初步提出了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民主革命中统一战线问题，农民同盟军问题，以及中国革命必须分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问题”[2]，指出中国四大前党的众多领导人如瞿秋白等就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主张，党的四大确定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政策，并把“独立的领导工农运动看作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主要表现”。四大也确立了农民同盟军的政策。[3]林著还指出，中共四大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大商买办阶级”和“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后经毛泽东的分析，党的统一战线思想也初步形成。[4]关于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林著认为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并指了第二步革命可能在第一步胜利后直接进行并取得成功。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后，进一步肯定了第一步革命胜利后，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进行下一步革命，并取得成功。[5]因此，可以肯定，“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整体上来说，已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义革命思想”。[6]，俞祖华，王国洪则认为“毛泽东的《中国社会性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初步形成的的标志”。[7]他们还认为新民主义革命思想应包括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指出各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都有有贡献，但“毛泽东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他的论著论证了农村根据地存在的原因，明确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1931年1月给林彪的信中全面阐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初步形成了这一道路的基本思想。到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总路线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达到了成熟的程度。[8]与上述观点相较，王金铻 李子文等的见解可谓独树一帜。他们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思想”只限于“无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经历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革命任务”的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的提出，土地革命的理论探索，人民军队建设和红军作战原则的形成，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和方法的建成构。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完整体系则要包括“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人民战争的理论”，“党的建设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法宝（即传统的三大法宝）”。[9]鲁振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尽管在抗战时期达到了系统化，成熟化，但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仍有重大发展，表现在：第一，对“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深刻认识，第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理论”，第三，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和经济政策”。[10]郭德宏则在全面考察新民主主义理论思想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思想发展进程的独到见解，他指出，1921年至1939年5月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酝酿”时期，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作了思想理论实践上的探索，并提出了“新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1939年5月至12月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初步提出时期，毛泽东在此期限间提出了“新民工主主义”的明确概念，并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性质，任务，动力，前途作了详细的论述。1940年1月至1948年9月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时期。在此时期，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并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阶级关系，政权性质与形式作了不断深入的探讨和论述。1948年9 月至1952年9月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长足发展和民生重大变化这之期，毛泽东既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社会的理论，同时又开始盟生轻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11]
围绕各个时期党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发展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论述，提出了众多学术见解。在大革命时期中共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中，陈廷湘的《创建成新中国的思考——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义理论的探索》是一部较早全面阐论这一时期中共早期领导人新民主义思想的专著。本书考察和阐释了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对象，对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农民和农运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和革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等方面的探索及达到的认识水平作了全面分析，提出了众多新观点，是近三十年前期全面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论著。[12]
一些学者对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革命领导权思想作出了评价。指出有众多学者对谁最先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毛泽东[13]、瞿秋白、[14]邓中夏、[15]蔡和森、高君宇，中共中央第十五号通告[16]最先提出说都有学者论及。有学者认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起码应‘包括由谁领导、如何实现领导等基本内容”。“毛泽东关于中国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是随着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的”。[17]有学者指出，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文字上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通篇贯穿着无产阶级领导权有思想”。他在五卅运动中明确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对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对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等方面都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深化作出了重要贡献。[18]赵先軍等则鲜明地指出，1923年6月起，党内一些同志开始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思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也就在批判中首次提了出来”。邓中夏的《我们的力量》，彭述之的《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等文章就是首次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著述。[19]
关于大革命时期党对武装斗争思想的发展，有学者指出，“在大革命时期，对武装斗争的问題是有一定认识的”，在这个认识过程中全党都作了很大的努力，“特别是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邓中夏、彭湃等同志，做出了较大的贡献”。[20]有学者指出，在1921年7月—1927年7月期间，陈独秀在理论理上“承认革命离不开暴力”，但他在武装斗争问题上并未形成系统的思想，“最终是彻底放弃武装斗争的领导权”。[21]另有学者则认为，大革命时期，早期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认识有先后，但陈独秀也并非越到后来越放弃武装斗争。三二〇事件发生后，他在《告全党同志书》中就曾提出要求“共产国际以部分军援资助共产党独立组织武装”，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准备期间，中共上海区委成立了五人军委，陈独秀作为总书记“亲自参加海军委员会的工作”，与两位委员‘每天接洽’”，全心投入发动武装起义的工作。[22]说明陈独秀不仅不是越到大革命脉后期越放彻底放弃武装斗争，而是到后期他已产生了以武装斗争创建政权和捍卫政权的思想。
对于农民问题，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亦颇为丰富。有学者认为，“中共四大以后，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有明显的进步，以毛泽东、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共国党人开始从根本上认识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特别到了大革命的高潮时期，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等共产党人纷纷宣传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把农民同盟军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明确了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民主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下的农民革命”。[23]有论著指出，李大钊和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都有经历了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转变过程，他们于1922年前后和1925年前后在思想感情上开始关注农民问题。他们的思想一经转变后，首先是在理论上“阐明了在中国革命中家民问题的重要性”，并逐步认识到“解决农民问题的前提和核心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对于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们都“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教育下）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特别是武装农民，来推翻封建统治”。[24]王玉顺就毛泽东和彭湃的家民运动思想作了比较研究，指出彭《海丰农运动》是我国现代农民运动初创时期的经验总结，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则是大革命高潮时期“我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深刻见解”，两著“都不愧是经典之作”。两人对农民运动兴起的根源，农民武装，农民政权，土地革命，工农武装割据等重大问题都贡献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也都在指导实际斗争中犯过错误。在农民武装，农民政权，土地革命等问题上，彭是思想和实践的首创者，对毛泽东有启发作用。毛泽东在众多问题上思想接近实际，取得了很大成就。[25]
还有论文对陈独秀的农民运动思想作了客观评价。文章论述了陈独秀对农民问题的重大理论贡献，他对农民阶级性的分析“与毛泽东较为相似”，指出了农民对待国民革命的政治态度具有两面性，但也认定“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伟大势力”，并督促国民党重视农民运动，写了不少文章支持农民运动。但陈独秀对农民的认识的深刻性有欠缺，导致他在大革命时期没有把发动农民参加革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并一度“认为农民运动过火”。[26]
郭德宏的《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是近三十年研究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相当全面深入的一部力作。本书全面阐论了旧中国农村的土地占有，租佃、借贷、田赋等情况及毛泽东旧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的调查研究，分析了孙中山、邓演达有关土地问題的思想。关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土地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本书深入研究和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陈独秀等领导人的土地革命思想。尤其对1927年春围绕土地问题的争论作了相当全面的阐论，指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主张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又主张必须保住国共统一战线，指导思想和政策陷入自相矛盾，引发了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罗易之间，中共党内毛泽东代表的土地革命坚持者和右倾土地革命政策代表者陈独秀之间，国民党内土地问題上两派之间的大论争。由于陈独秀坚持土地革命必须在维持统一战线的条件下，经国民党政府批准而实行，在许克祥、夏斗寅叛变后，武汉政府也出现动摇时，仍对汪精卫等怀有幻想，致使毛泽东等的主张不能得到实行，招致了大革命的失败。本书还对土地革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党的土地问题理论政策作了系统的阐论。本书更以专章讨论了毛泽东、刘少奇、彭湃、张闻天、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土地问題理论，对王明左倾土地革命思想作了深入分析。指出，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从事农运虽然不如彭湃早，但在农问题上的理论贡献、对农民的阶级分析，提出的一系列政确的土地革命主张，必须给以充分肯定。他在此后各个革命时期对农民问題和土地革命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更成就辉煌。王明土地问題上的错误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刘少奇对土地革命理论和实践都有重大贡献，但他思想上有唯上一面，在四十年代的土改中有忽视实际情况而强行执行上级政策之不足。本书第五章集中阐论土改革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对土改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土地所有权的解决，“平分土地”问题，列宁毛泽东关于“平分土地”的论述等重大理论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折，等等。[27]本书的研究堪称是中国土地问題研究的一部力作。
关于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前途思想，现能搜集到的研究不是很多。有学者指出陈独秀早期曾在过从以法美为师到走俄国之路的思想转变。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提倡科学与民主，就是要走法美之路的思想体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由于受到十月革成功的影响，陈独秀产生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就是走俄国人之路的新主张，并开始用和“这个科学的思想武器重新探索改造中国方案”。[28]在谈及二次革命论问题时，有论文认为“二次革命”既可是十月革命的模式，也可是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前途，可称为前途“不定论”。后陈独秀的思想由“不定论”转化为人们常说的“二次革命论”，造成了不良影响。但“二次革命论”大约只占了半年时间，1927年春，共产国际提出中国革命不须经过资本主义，形成了革命“一气呵成论”，陈独秀对此进行了大量宣传，提出了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主张。[29]
有论文分析了大革命时期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来源和含义，考察出这一思想来源于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马克思就指出由于各个民族历史发展不相同，各民放和地区不一定要走相同的发展道路，俄国就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不走西方式发展道路。1922年，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又进一步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落后民族有了很大进步，它们的“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说法究竟对不对？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案是否定的”。“在先进国家无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正基于这些理论，1926年底，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依据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通过了《关于中国形势的决议》，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非资历本主义前途”问题。根据斯大林的讲话，“非资历本主义前途”的含义有两点，一是“要建成一个过渡政权，这个政权应是工农民主主义之类的专政”；二是“向非资本主义发展也就是向社会性主义发展”。在革命紧要关头，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指出“非资本主义前途”不是社会主义前途，而是一过渡性社会形态。作者认为不能依罗易的说法为准，而应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说法理解。“非资本主义前途”理论对共产党生了重大影响，使党认识了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提高了早期共产党人对民主革命与社会性主义革命关系的认识，尤其是为毛泽东在以后的革命阶段科学论证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奠定了基础。[30]
另有学者认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问题，到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争时，瞿秋白等已明确提出在国民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决不可能在中国发展起来，以共产国际为后援的落后民族之幼稚的资本主义“也无继续发展要和可能”。这就实际上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題，但在1926年三二〇 事件后，党的此理论又倒退了，再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结果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直到是年11 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中国革命“非资主义前途”理论后，这一认识才成为中共全党的共识。[31]
还有论著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虽然是共产国际首先提出的，但共产国际并未解决要经过哪些具体途径才能实非资本主义前途（即社会主义前途）。由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非资本主义前途”论在此后的革命中造成了长达八年之久的“一次革命论”的左的错误。幸有毛泽东对左和右的理论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最终阐明了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脉的一部分，这个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但第一步民主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任务完成后，便不是建成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是为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开避了现实的道路。[32]
2、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遭到失败证明了中共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并不成功。因此，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最紧近的问题是探索一条能把革命斗争导向胜利的道路。被后来的历史证明具有正确性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和理论便成为这时期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最重大问题。
近三十年来，中国现代思想史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成果的水平和数量都十分可圈可点。研究的指向之一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重大意义。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论著就提出，“以农要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创，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人民集体奋斗的产物。“毛泽东在其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条道路的开创，涉及到中国革命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成”。[33]有学者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创的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 路，是一条独特的胜利之路，中国人民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但它又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极大的发展”，“是对马列主义暴力革命学说又一贡献”。[34]还有学者指出，在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斗争中，毛泽东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对斯大林的正确意见，虚心听取，创造性地执行，对斯大林的错误指导，用各种适当方式加以抵制，，独立自主地开创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夺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破了长期以来单一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一次新解放，从此，真正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多样化的新时代，为马列主义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南。[35]
在此问题上，学者是们讨论得最多的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问题。对此问題，学者们发表了众多观点，这里只能就一些带总结性的著述加以简单介绍：鲁振祥指出，许多学者认为毛泽东《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农要包围城市”道中理论基本形成的标志不能成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不是这一理论基本形成的体现。他认为，经过长期的斗争和探险索，到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10月发表《论新阶段》，11月发表《战争和略问题》才全面阐明了农村中心观，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到战区和敌后，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最后形成，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方针。[36]王福选不同意鲁文的一些观点，认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没有明确提出乡村中心观，有很多原因所致，是行文问题，从毛泽东的前此的众多论述中，已有乡村中心的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见解，表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已基本形成了。并认为鲁文关于1938至1939年“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已确立为党的指导方针的观点也有商榷余地。[37]他此后进而正式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和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区分说。认为这一理论的形成和确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学者们提出的1930年下半年到1931年形成说，1936年形成学，1938年至1939年形成说都没有把二者加以区别，事实上，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后，自己也还去打大城市。原因就在于，这一理论不仅没为党中央所接受，还遭到了批评，根本不可能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作者认为，此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路线应有三大标志，一是理论本身必须完备，二是此理论须为党中央所接受，并确定为指导方针，三是在思想上全党要对“农村中心论”的正确和“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有明确的认识。按照这一标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经历了1930至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长期发展，才最终被确立为党的指导路线。[38]
还学者认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形成的标准应有四条，第一，是不是认识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第二，是不是产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第三，是不是树立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第四，是不是提出了为实现这条道路的政策原则和战略战术方针。这四条标准既有联系，又不能相提并论，其中主要标准应是树立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依据这一标准，1930年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表，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 ”道路理论已经形成了。[39]另有论著认为，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还只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萌芽状态的思想，可以称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伟大起点，而不能标志这一理论的基本形成。[40]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贡献，学者们的研究提出了多种观点。大多数论著认为毛泽东的贡献最大，也有学者对周恩来、瞿秋白的贡献作了阐论。一些学者指出，周恩来在大革命失败后亲自领导发动南昌起义，对背叛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在1927年以后，周恩来继续指导全国各地的武装斗争，也提出了武装割据的问题。在中共六大，周阐明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区别，必须坚持农村装割据的斗争。特别是1929年9月，周恩来在上海召开中中共中央军事会议，会后，参会者陈毅根据周的讲话和指示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明确指出，“中国地势辽阔”，“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指示信还要求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实行游击战争，扩大自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影响于全国。这些理论的提出表明周恩来此时关于农村包了围城市的思想已基本形成。此后，为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城市中心论的错误，周还在1930年9月给长江局的信中，进一步强调“苏维埃中央局的工作应成为中心中的中心”，10月，他又指示，从中央政治局起，党的干部60%都应加强与巩固苏区的领导。表明周恩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是“农村中心论”者，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重要创立者和实践者。[41]有学者通过分析史料指出，瞿秋白在党内较早提出了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相结合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初步思想理论，并在八七会议时即开始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转移；之后，又从多方而创造性地指导和推动全党深入探讨革命新道路，为毛泽东开创系统完整 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奠定了深厚的基础。[42]“提供了重的思想来源，起了先导的作用，奠基的作用”，“无愧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先驱”。[43]
还有学者根据近年来公布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档案，论证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村包围城市路的理论形成作了重大贡献。他们认为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两次纠正了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提出了农民、红军的武装斗争同已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及土地革命三者的关系，把农民游击战争同全国起义胜利相联系，其中已包含有“农村包围城市”的萌芽。在三十年代初，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并作了大量宣传，在舆论上支持毛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同时，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在组织上的保护，对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党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形成一套完整的革命理论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44] 另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过程中，共产国际“起过某种积极的作用，但总的说来，它的作用是消极的”。[45]
3、关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研究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无疑是新民主义理论形成发展的最重要内容。关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关于毛泽思想提出的历史过程》一文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论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的总结和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 [46]这是对毛泽东思想何时形成和成熟的最权威论断。文章还说，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心如在《共产党人》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最先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此际，艾思奇、陈云、李维汉、王稼祥，叶剣英等先后谈到毛泽东在中国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1942年2月，张心如又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文中使用了“毛泽东主义”的说法（注：言毛泽东本人不同意这一用法）。
史学界的讨论则主要集中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具体标准，但也有学者对毛泽思想的概念最早由谁提出出示了新的证据，指出最先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是《晋察冀日报》主编邓拓，他在
但大多数学者的讨论集中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准上。有学者认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问题的解决，是中国革成败的关键所在，因此，“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居于主体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930年上半年，“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就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形成了。[49]另有学者指出，毛泽东思想形成应有两个方面的标准。一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应包含相对完整的内容。这些内容应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策略、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二是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应有坚实的哲学基础。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具有中国特点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形成还要有四个条件。一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及特点比较充分的展示；二是党心须经历成功与失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三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党事务，制订本党的方针政策；四是党的一些领导人写出一批比较深刻地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著述。以此衡量，毛泽东思想大体形成于1935年12月至1937年7、8月章。标志是毛泽东在此间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实践论》、《矛盾论》等。[50]
1989年，王德木曾对此前的讨论作过一个总结，其文言，到1989年，关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准大体有三类，一是以新民主主革命理论的部分内容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此类中或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为标准，或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为标准，或以党能正确理解有关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及其相互关系为标准，或以中国革命道路和政治策略解决为标准。标准不同，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间就不同。二是以贯串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按这类标准，毛泽东1930年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即是毛泽思想形成的标志。三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基本内容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以及毛泽东思想是否具有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为标准。作者大体同意第三类标准，但尚不满于此，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不仅应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根据这一标准，作者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毛泽东思想已经形成的论断是合乎实际的。[51]
直到最近几年，还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讨论，指出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阶段不宜分得过细，过去的五阶段论，即：党的创立到大革命失败为的萌芽时期；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思想的的形成时期；遵义会议到抗战胜利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时期；解放战争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是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时期；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文革是毛泽东思想曲折发展时期。以及六阶断论，即：除上述五阶段外加上粉碎四人帮以后毛泽东思想的恢复和发展新时期。这些划分都有过细之病。论者持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三阶段论，认为从党的成立到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时期；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和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时期。[52]其它许多文章则是对前期一些观点的加深论述。
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思想来源，大多数学者认可马克思主义是毛泽思想的直接源头，也有部分学者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来源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认为中化民族不畏强暴，反抗压迫，具有顽强的革命反抗力，尤其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荣的革命传统，这是中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创立毛泽东思想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反抗外来侵略，维护民族团结统一的爱国主义传统，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统一战线理论形成的重要条件；中国文化中“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以及优秀的传统道德和高贵品格，对中国共产党人接爱马克思主义，形成其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具有积极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结合”，“民本”思想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观点，为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等等。[53]
4、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研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新型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尤其是在革命胜利即将到来之际，革命后将要建立的新国家新社会的问题便日益进入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考范围，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有关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和理论。学界对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研究集中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历史意义，内容，形成过程，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等方面。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重大意义，有学者提出它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最光辉顶点”，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固然解决了中国无产阶级通过实现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进而掌握国家政权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论更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中国社会向何处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的根本问题”。[54]有学者论定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一，它克服了中国党内存在的“左”的干扰，对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理论方针政策起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其二，这一理论“对中国共产党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有重要影响”[55]。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具有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革命指明前进方向三大理论意义。关于第一点，作者认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不仅在十月革命以后再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科学性，而且进一步突破了马克思关于东方道路从属于西方道路的局限性，证明了落后国家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深化了落后国家在跨越资本主义形态后所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认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利用资本主义一切优秀成果的认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学说。关于第二点，论文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基础上，引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革命发展的最终结果。关于第三点，作者认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提出，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即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56]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内容，杨熙曼等学者提出了三大理论体系说，其一，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国家性质的理论。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国家是与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又与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的“第三种形式”；其二，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国家的主要矛盾的理论。毛泽东指出，在新民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不同要求必然存在，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一矛质可以得到调和；其三，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国家所担负的历史任务的理论。在毛泽东思想中，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国家作为一种过渡形式，一个中间站，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就是为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作好必要的准备。[57]周志初则认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其中主要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纲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主义社会和平过渡。这一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新民主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作用。[58]王敦琴认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毛泽东有没有真正想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二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底有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作者经过分析认定，毛泽东确曾真有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具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有一条贯穿的主线，那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其二，它回答了关于新民主义社会的性质、特征、前途、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等重大理论问题。这个理论体系尽管有不够完善之处，但它确是一个比较科学的理论体系。[59]
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学界讨论更热烈。首先，学者是们讨论了中共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和构成的理论，一种观点认为，按中共领导人的认识，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公有制经济成分占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经济形态。经过共产党人的不断探险索，最终认定这种经济形态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其中“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60]
有学者总结了建国前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次探索，第一次是1947年12 月中央扩大会议。会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毛泽东提出的经济构成，一是国营经济，这是领导成分；二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三是独立小工商业者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第二次是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说明国营经济公营经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新民主义经济不完全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并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过渡性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目的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第三次是“东北提纲”的提出。
还有一些学者专门考察了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指出，毛泽东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主张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一是中国经济后，发展不平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二是民族资本主义在占国民经济百分之十的现代工业中占了第二位，具有十分重在要的地位。三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具有进步性。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既与帝国主义有联系，又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这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甚到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正是基于这些思想，毛泽东主张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性。[62]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其一，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思想与过渡时期的认识之间存在内在矛盾。一方面，毛泽东具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但同时他又认为利用资本主义只是过渡时期的政策，而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就不能再容许资本主义存在。使利用资本主义的长期性成为一个可变性太大的期限。其二，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的价値取向的缺陷。在他思想中，资本主义只是为社会会主义作史前准备，并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这一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基本条件当作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基本条件。其三，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与对资本主义的片面认识之间存在冲突。毛泽认为，利用资本主义可以增产，但这较之社会主义是一条痛苦的道路。同时他还十分强调资本主义的落后性，错误地理解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论断，认为资本主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另一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保夕，快进博物馆了”。这些观点必然影响他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与实践。[63]
更多学者对毛泽东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作了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于光远的《“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给阶段论”》一书指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正式放弃’”。并措出，在总路线提出过程中，“毛泽东把刘少奇作为主要对象进行批评。这种批评实质是批评了毛东泽自己创立和多年中有所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建立了一个“早产儿”“畸型儿”式的社会主义。[64]这一论断实际上是说毛泽东过早地放弃了他自己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对毛泽东为何要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有学者认为主要是党和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第一，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认识发生了改变。毛泽东在建前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建国后，党的文件不再提新民主主义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而着重强调它是一个过渡性阶段。第二，对实现过渡的基本条件缺乏明确的认识。在毛泽东的论著和党的文件中，对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主义过渡的政治经济条件一直缺乏具体的规定性论述。因而当社会上出现某些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的因素时，就很容易把将来才能实现的事情提到当前来做。第三，认为资本主义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不利因素。在毛泽东等看来，资本主义只有利于国计民生，而对国家工业化并不有利。因为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是公有制经济而不是私有经济。在实现工业化的思想指导下，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必然的。[65]另有学者是认为，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有两大深层原因，其一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探索及其实践的独特历史进程决定的。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逻前提下展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局部实践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基础上展开，并为巩固和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成果而不断深化的。因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始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附属物。在新中国建立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附属性和革命性功能并未随之而改变。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越来越难排解，毛泽东等最终选择了对形成于革命与战争年代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放弃。加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部分实践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这种多变性和不稳定性必然影响到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认识的不确定性。其二是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的双重性认识决定的。针对这种双重性，毛泽东十分强调对民族资阶能既联合又斗争。对民族资本主义既利用又要限制和改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二者之间的侧重点有所变化。到1952年，毛泽东已认为在打倒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已是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间阶级，即是说民族资产阶级是斗争对象和将要消灭的阶级。特别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与私人资主义经济的矛盾显现出来后，毛泽东自然会想到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因此，毛泽东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有其内在动力。[66]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与毛泽东思想中两个革命阶段的时间衔接不清有关。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在理论上，第一阶段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立即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不容中间存在一个资产阶级专政，但两个阶段如何衔接，直到民主革命胜利前仍未说明。同时，社会主义的起点和目标在理论上也较含混，毛泽东把生产关系看成决定一切的标准，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的目标当成了起点。因而会急忙改变生产关系，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是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原因，新中国建国后，美国护蒋反共，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政治孤立政策。毛泽东采取一边倒来对付这一压迫。这使毛泽东重新审视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符合世界形势的发展。同时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经济成分共存模式与斯大林单一社会主义模式之间有冲突，斯大林明确指出，“在今天的条件下，单凭自己的力量或自己独特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社会主主义的敌人——民族主义的幻想”。并怀疑中共要走南斯拉夫的道路，这迫使毛泽东为避免南斯拉夫道路的嫌疑，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提前进入社会主义。[67]
（二）党内有重大争议人物思想研究
陈独秀和瞿秋白应是中共党内最具争议性的历史人物。前者因为大革命失败后被党内确定为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人物引起长期争论。后者则因为写了《多余的话》，一度被定为叛徒导致学界的讨论。
1、关于陈独秀右倾路线问题
对陈独秀右倾思想和路线研究的集中点之一是他的“二次革命论”思想。1923年，陈独秀相继发表了《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明确提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控制政权。”据此，中共领导人和中国大陆学术界曾一度判断陈独秀主张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进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称陈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者”。并且认为，他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人为地割裂开来的“二次革命论”，正是其犯右倾错误的深刻思想理论根源。[68]有学者是指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有广狭两种含义。广义的“‘二次革命论’是指中共三大前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对民主革命的系统认识”。狭义的二次革命论是陈独秀个人认为“先由资产阶级取得民主革命的成功，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69]另有学者认为陈独秀的革命阶段理论是混乱的，在强调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时，思想带有“二次革命论”的倾向，在强调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的联系时，又带有“一次革命论”的倾向。思相有很大的摇摆性，表现了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性质认识的浅薄。[70]
一些学者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形成的多种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一是他对中国国情和社会各阶级的错误分析的结果。二是社会上曾流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影响所致。三是国共合作后资产阶级以革命者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为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提供了阶级基础。[71]另有学者认为独秀二次革命论形成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客观原因在于当时历史处于革命衔接时期，形势复杂，陈独秀认识不清形势，产生了思想上的错误判断。主观原因是陈独秀思想转变不彻底。当时，党的领导人都经历了两次思想转变，一次是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次是由社会主义者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者。陈独秀第一次思想转变不彻底，第二次转变又错误地向原有的民主主义思想回归，导致了二次革命思想的形成。[72]也有学者认为，陈独秀尽管说过“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在普遍的形势下，自然是资历产阶级握得政权”，但是否如此，要看彼时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展到何种程度，如像俄国二月革命以后，由于工人阶级力量发展很快，就“发生新的政治组织”。说明陈独秀并非是理论上的二次革命论者。陈提出国民革命后资本主义必然得到发展，但他1924年就确认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观点，而领导权是决定国家经济发展性质的关键因素。并且，他还说国民革命以后，不可能采用私人资本主义开发实业，只能“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来开发实业”。从在经济上看，陈也不是二次革命论者。到1926年，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更明确提出，国民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非资本主义。事实说明，陈独秀只是在开始时对列宁革命分两步走，民主革命直接过度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尚未完全理解，并非一贯反对列宁这一主张、并不是托洛斯基一样的二次革命论者。[73]1990年，日本学者江田宪治亦从陈独秀两篇文章的原意出国发，认为陈文的实际主张是：不管民主革命由谁领导(即使是资产阶级领导)，胜利后由谁来掌管政权(即使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紧接着无产阶级就应该而且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江田先生还指出，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发表的文章和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中，曾经多次明确提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权利，还不能完全解放……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的奋斗是能够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江田先生并以俄国1917年“2月资产阶级革命”到“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为例证，阐述了他关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实际上是“两阶段连续革命论”的观点。
1999年3月，专门研究陈独秀问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唐宝林研究员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历史》学术讨论会上，转述了江田宪治的观点，并且发问道，如果说陈独秀文中所指“国民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的情况”，是指俄国“2月革命”后的状况——资产阶级掌握得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府，但由于紧接着发生“10月革命”，我们能不能说列宁也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者”？与会的大多数学者也承认“不能”![74]还有的学者提出：“现在，当我们总结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又瓦解的历史教训和毛泽东在建国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教训，我们发现，在民主革命后，不管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还是无产阶级握得政权，在社会经济上，必须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或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否则侈谈社会主义就是空想。”“建国后的事实证明，陈独秀提出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中间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要解决‘产业勃兴’、‘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等问题是有预见性的。”[75]也有学者认为，陈独秀之所以写作这两篇文章，是因为他在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政策时，思想上是迷茫和矛盾无奈的。陈独秀为这种政策进行理论辩护，以说服全党接受，是不得已的。[76]
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研究最多之点在其路线何时形成并在中共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的：自从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领导层和大陆学术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内的确曾存在过（并且曾一度在中共党内居于统治地位）名为“陈独秀右倾路线”的错误领导。[77]但关于陈独秀右倾路线究竟是何时形成并且在中共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却一直众说纷纭，至今仍然争鸣不已。比如，蔡和森认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成于中共五大以后。陈伯达于1944年在其《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则提出了“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议，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展到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标志’”之说。李维汉则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提出了“1926年12月武汉特别会议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形成并占统治地位的标志”之说。[78]
在新时期，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讨论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坚持以上观点的基础上，一些学者继续做进一步的深入发挥、考辩和补充性论证：
第一种观点，是继续坚持陈伯达之说法。其理由是：陈独秀在1923年中共党的“三大”前后，就对中国革命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错误观点。至1926年7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后，中共党召开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也未能正确地规定中共党的任务以及具体方针政策：“第一，对北伐战争采取消极态度。会议的时局声明中对已经开始的北伐战争只字不提，而提出以‘国民会议运动’来达到建立全国政权，说共产党人应成为国民会议运动的骨干，这是机会主义的大倒退，是一个方针性的错误。第二，把蒋介石国民党右派看成中派，当作中间力量争取，采取了错误政策。第三，在武装问题上，不提建立中共自己的军队，说‘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第四，强调所谓‘农村联合战线’的策略，对农民运动提出了种种限制措施和错误口号。第五，关于革命前途问题，只提‘工农领导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以革命手段达到资本主义之建设’”。因此，应该以“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议，作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展到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标志’”
第二种观点，是坚持李维汉的观点。其理由是：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虽然有错误，但其最主要的错误是“在实际上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而这次会议也还坚持了中共“四大”以来党的一些重要政策，作出了一些正确的决定。因此，说这次会议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成的标志，是不甚恰当的。而1926年12月的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之所以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形成并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标志，是因为它“大大发展了陈独秀等人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而且使它更加系统化了”。
第三种观点，以
第四种观点，不存在陈独秀右倾路线统治中共中央的明确时期。有著述指出，直到1927年春，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看，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才达到最高锋，1927年3月，陈独秀还在上海亲自领导发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明确指出这就是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实际斗争，并无右倾的表现。至于将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武汉政府也并不真正坚持左派政策，党又毫无实力与国民党对抗，采取退让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有一个右倾路线统治全党的结果。[80]
关于陈独秀右倾错误研究，还有一个重点是他“极力压制工农运动而导致了大革命失败”问题。在过去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大陆学术界曾坚持认为：在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一直否认和轻视工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始终反对农民运动，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去发动与领导农民运动。“极力压制工农运动而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成为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的主要内容。[81]但有研究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比如，针对传统的“农民运动过火论”，郭绪印于1980年在其《重评陈独秀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中，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对农民革命的作用和农民运动的领导权，都是曾有过正确认识并进行了一系列较正确论述的，只是到了大革命后期，才限制农民运动。该文还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陈独秀所指出的农民运动中存在大量“过火”行为，“是尊重客观实际的”，并非像一些教科书所写的那样，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农民运动的污蔑”。[82]还有学者指出，对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出现的过火，共产国际和中共全党都主张要加以纠正。连高度赞扬农运的毛泽东也主张纠正，他只不过不主张由共产党出面，而要由国民党出面纠正罢了。因此，不能把纠正农运过火作为一种右倾行为加在陈独秀一人身上。[83]1986年，曾经领导了湖南农民运动的李维汉也在其回忆录中，以其亲身经历说到大革命时期两湖农民运动中确曾出现了过“左”的偏向，并造成了影响农村统一战线巩固和中国大革命事业发展的不良后果。[84]此外，任全才的《关于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的“左”倾错误的意见》等，也持此种意见。[85]
另外，过去有部分学者一直认为陈独秀在“五卅”运动中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表现，有的学者批评他在“五卅”前夕的中共中央会议上错误估计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绪，反对蔡和森等人的正确主张；有的甚至认为陈独秀在整个“五卅”运动过程中，始终坚持投降主义态度，反对开展“五卅”运动。对此，郭绪印、江沛南等人撰文提出异议，认为陈独秀在“五卅”运动中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身份统筹全局，“居中指挥”，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主张，其积极表现值得肯定。[86]
再如，传统的观点认为，陈独秀是反对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任建树则依据新发现的史料提出：陈独秀作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之最高决策、指挥机关——“特别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不但积极支持和参与了这次起义的领导工作，并且首先提出了以上海工人为主体，把总同盟罢工、武装起义和建立市民政权三者紧密结合的指导思想；而所谓陈独秀在这次起义中的错误，则是在起义胜利后，未能及时地提出反蒋斗争策略，终于因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妥协、退让，而导致了这次起义的胜利果实被蒋介石所窃取的严重后果。[87]
另外，对于“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这一曾长期被认为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代表的事件，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在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武汉地区形势紧张、敌我力量悬殊，工人纠察队既不可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又不可能整体转移这一特定情形，只有自动交枪，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而进行必要、有利的妥协，才是惟一可行的办法。实际上，当时武汉工人纠察队只交出了1000余支坏枪（约占总数的30%），而将大多数好枪隐藏起来，后来交给了叶挺、贺龙部队，成为中共党发动“八·一”南昌起义所用武器的重要来源之一。在政治策略上，交枪使得中共党和工人武装变被动为主动，争取了时间，集中了力量，为我们党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做了一定的准备。因此，不应当将“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看作是右倾投降主义。[88]
对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的思想，学者们也作了大量研究：传统观点认为：开展土地革命是大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正是因为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层不支持两湖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才导致了大革命的惨痛失败。对此，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大革命后期并不具备开展土地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即：（1）、大革命是在国共合作形式下进行的，土地革命只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要保持国共合作，就无法开展土地革命；如果要开展土地革命，就必然会破裂国共合作关系。（2）、大革命时期，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客观形势和军队、政权等开展土地革命的最主要条件都不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3）、当时中共党在农村的领导力量，也还远远不能适应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需要。[89]
有的学者在赞同上述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到：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路线错误的根本之处在于：没有创造出一定的条件，使中共党掌握一定数量的军队及政权，而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则没有什么错误。其理论根据是：(1)中国革命是长期的，在一定的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只能完成一定的革命任务。从大革命时期的全局来看，坚持国共合作，对于推动反帝反北洋军阀的斗争，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和最重要的地位。为了保持国共合作，中共在大革命时期就无法把土地革命作为立即实现的任务，而只能作为一个奋斗的目标，为之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个意义上，陈独秀没有提土地革命的口号是正确的，至少他在此问题上没有犯什么右倾错误。(2)到了大革命后期，由于敌我力量极其悬殊，中共没有一定数量的军队、政权作为开展土地革命的政治保证，如果盲目的去开展土地革命，势必会使革命力量遭受更大、更严重的损失。
也有的学者坚持认为，由于革命政权、革命武装与土地革命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不但在武装、政权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其表现在：(1)与汪精卫之流妥协，天真地想用中共停止发动农民自己解决土地问题，来换取已决心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右派的左转。(2)拒不执行共产国际关于立即发动农民从下面实行夺取地主土地、实行土地革命的指示。当共产国际这一指示下达后，陈独秀不向全党传达，使中共丧失了有利的时机。(3)要求限制农民的武装，不准农民提出过高要求，反对农民进行争取土地的斗争。[90]对上述观点，有学者提出了反驳观点，指出，共产国际当时尽管提出出过从下面解决土地问题的意见，但同时又要求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共同解决土地问题，而当时的左派已经动摇，根本不可能赞成从下面解决土地问题，这一混乱意见根本无法执行。同时，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有很大差别，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革命首先上政治革命，只有在政治上取得政权以后才可能进行土地革命，当时的中共完全没有政治实力，要自下而上进行土地革命只能是一句空话。[91]
对陈独秀后期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陈独秀托派问题上。1929年，中共中央因为陈独秀与托派的紧密关系，将他开除出党，并给他定上了“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大叛徒”等多项罪名。但是，人们并不清楚（也没有人提出异议），陈独秀转向托派以后，为什么会采取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严重对立的立场？他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托派主张?参加和进行了那些托派活动?到底什么是“托陈取消派”?
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从1929年陈独秀与中国托派接触开始，一直到他逝世，他的政治主张、托派活动以及与中共党的争论，都是在少数人知道的范围和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他后期的政治主张和某些重大的托派活动报道，也绝大多数发表在托派油印数极少的机关报、小册子、传单和私人通信上。这些保存在少数留存在大陆的托派骨干分子手中的珍稀史料，于
“文革”结束后，唐宝林在收集陈独秀后期研究资料时，才在有关单位看到了这批珍贵资料，并且运用这些资料撰写了《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一文。[92]在该文中，作者以大量原始档案资料为依据，详述了自1929年春至1942年逝世这一时期中，陈独秀与中国托派从紧密结合到意见分歧，相互争吵至后来分手的复杂过程，以及在这期间，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矛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作者认为，即使是1929年以后，陈独秀在革命与反革命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也始终没有放弃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立场，他在出任中国托派中央领导人期间，还对此采取了许多重大行动；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也做过许多有利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工作。因此，我们不能称陈独秀为“托陈取消派”、“反革命”。至于他与中国共产党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反对中共党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也应该像欧洲共产党那样，为了坚持其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而不能离开城市、离开工人阶级，跑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否则，中国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中国革命就会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样，没有胜利的希望。自然，陈独秀这一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并且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但这一错误的性质，只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思想路线分歧，类似中共党史上的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不应当是敌我矛盾，所以不应定为“反革命”。此后，唐宝林按照这一思路，继续深入钻研而撰写了《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在书中，作者再次全面否定了托派时期的陈独秀是“反革命”的传统观点。随后，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了《陈独秀著作选》（3卷本，收录了陈晚年内容更尖锐的书信和文章，公开发行）。1995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目前收录最全、并作了详细注释的《陈独秀诗集》。通过对这些史料的研读，大多数学者目前已初步达成共识：根据陈独秀与中国托派一时间思想上的合拍和组织上的结合，就定其为“反革命”、“取消派”和“革命叛徒”，应该不能成立。[93]
其次，关于陈独秀“反对共产国际”问题。有学者认为，历史已经证明，中国革命应该并且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和独立自主地进行才能取得胜利，而不能够由共产国际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遥控指挥。具体到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这一涉及到中国人民民族利益的复杂问题，陈独秀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反对中共党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而提出“保卫苏联”这一简单化口号的同时，也提出了“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这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错误。而根据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上的思想理争论，给他扣上“反党、反共产国际”的帽子，则有失公允。[94]
对晚年陈独秀的研究，郭德宏教授提出了十分重要的见解。他在《论陈独秀晚年的社会主义观》一文中，不仅指出陈独秀晚仍然坚持社会性义主张，而且其所持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并提出了在当时的中国，首先要“采用资本主义的办法，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准备条件。这一点在当时无疑是颇有先见之明的。当然文章也指出了陈独秀当时的社会性主义思想的一些缺陷。本文为正确评价陈独年思想提供了十分公正的见解。[95]
2、关于瞿秋白《多余的话》的研究
瞿秋白思想在大多数情况正面的，但由于他在文革中一段时间被定为历史上的大叛徒加以批判，而定罪名的依据又主要是他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因此，瞿《多余的话》中的思想便成为学界长期讨论的问题。
学界对《多余的话》的研究首先是讨论其文的真伪。上海人民出版社刊1979年第一期载文指出，据有人回忆，1935年上《逸经》刊出《多余的话》时，熟悉瞿秋白笔迹的郑振铎和鲁迅审查后一致认为文章是“伪造的，不是瞿秋白的手迹 ”。上海师范大学1979年第一期利载王光兴的文章，指出，1935年年国民党办的《社会新闻》连载了《多余的话》，次年特务杂志《逸经》转载《多余的话》。基用心十分险恶，因此对文章的可靠性有怀疑。1980年丁玲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说，她第一次看到《多余的话》是在延安，洛甫告诉她有人说此文可能是伪造的。她认真读了文章，觉得“仿佛看见了瞿秋白本人”，“完全相信”文章“是他自己写的”。因为她觉得，文章的“语言”，表达的“心情”，她都“十分熟悉”。[96]此后似乎未再有人怀疑《多余的话》的真伪。
1979年，陈铁键在《历史研究》发表《重评多余的话》一文，对瞿秋白在該文中程现的思想作了大胆的重新评价。文章说：“《多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着矛盾的，满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于瞿秋白作为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内心世界的矛盾——政治家与文人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绅士意识的矛盾。它既有长处，也有弱点，既有令人夺目的光浑，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97]陈文尽管指出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思想有灰暗一面，但倾向是对瞿的思想加以肯定。陆定一则为《多作的话》作了另一种正面的解释，他说：瞿秋白的话“不是情绪低沉，而是秋白同志有内疚。《多余的话》说：‘我是一介书生，把我推到领袖的地位上，这是历史的误会。秋白同志所以内疚，是因为他当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失败，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98]
学者们其后对《多余的话》的评说大体分为肯定和否定或倾向于否定两派。肯定派中，有学者认为《多余的话》是一篇心忧书。坦荡的“自我分析”，承认错误，却隐去了别人的一切是非，更没有亮出背景人物的脸谱。甘愿承担一切罪错，为了保全共产国际的威望和某些领导人的颜面。自愿为马克主义的终极理想面献身，是为了促使以后的青年吸取历史教训，免蹈杀身之祸。[99] 另有一些学者评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并不多余，它是一个胸怀坦诚的共产党人对自己坎坷一生的自我总结，是瞿秋白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的自我解剖。[100]还有学者是指出，“瞿秋白的灵魂解剖是大胆的犀利的。刀刃所向，灵魂的各条神经皆祼露出来，给世人看个明白，给后人以肃然起敬之感”。如有不足，那就是没有看清王明博古的错误路线。[101]有的论著还指出，瞿秋白是个病人，1921年他在莫斯科就写过一篇《多余的人》的文章，十二年之后，“多余的人”留下的《多余的话》，瞿秋白又一次把自己作为“病人”，从而颠倒了“医生与病人”的唤醒与被唤醒者，启蒙与启蒙者的关系，倒置恰恰发生在瞿秋白认为政治上出现了危机的时刻，在这个意义上，瞿秋白把自己的“躯壳捐献给解剖室，与其说是为了找到自己多年肺结核的病症，不如说是渴望为现实危机导找答案”。[102]有学者是认为，“瞿秋白《多余的话》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襟怀坦白的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思想感情，它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另一面，从而为我们更好地了解瞿秋白提供了生活的材料”。[103]
在《多余的话》评说中，也有学者持否定或倾向否定的见解。有学者认为，《多余的话》虽不能代替人们对瞿秋白一生的评价，但也不能无视它对一个革命先躯者气节的污损。不管他的陷恻之心是什么，都不能洗刷历史上留下的斑污，也无法改变此文发表后所造成恶劣影响。[104]王维礼等《应该全面评价上瞿秋白》一文也认为《多余的话》主要倾向是错误的。它集中反映出瞿秋白思想上的动摇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反映出瞿秋白对待革命，对待自己、对待生和死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有严重错误。但这是革命同志所犯的思想上的错误，不是投敌的自白书。[105]
三、几次政治思想大论战的研究
中国现代史时期发生了几次次影响很大的政治性思想论战，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关于西化问题的论战，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即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思想论争。其中第四种论争应属文化思想之争，第五种属经济思想的论争，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论争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学者亦多从政治思想的角度进行研究，因此，这里也作为政治思想论争研究加以综述。
对无政府主义的研究曾形成一个很大热点。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的研究对其思想进行批判，林茂生等的专著指出，“无政府主义是与无产阶级科学社会主义为敌的小资产阶级反动的社会政治思潮”，无政府主义者从极端个人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出发，主张绝对自由、民主、平等，反对任可权威、国家和政府。反对社会化大生产，反对按劳分配制度。它经留日学生传入中国，到五四时期，集中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政府。他们说无产阶级的国家、法律是“抹杀个人’、“滥用强权”、“独栽专制”，压制劳动者。说“强权本来就不好，因为他同个人自由立于反对地位，布尔塞维克却事事用强权……这是摧残个人，这就是非人道。”他们还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任务之一在于镇压剥削者反抗的论点。一九二〇年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比判。陈独秀在批判中出了大力，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驳无政府主义的论调。批判集中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绵专政，关于自由和组织，关于生产和分配原则等问题上。经过这场斗争，无政府主义不仅为真正的革命者所唾弃，而且在中思想界败下阵来。这在中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106]此后，学者们在讨论府主义问题时发表了大量论著，批判的重心与林茂生等的著作大同小异。
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主义与西方无政府主义有相通之处，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1918年以前，一些资产阶级、小资历产介级知识发子欢迎它，并不是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破坏工人运动，而是把它看作救国救民的真理面顶礼膜拜的。无政府主义在反对封专制统制，批判封建主义文化，揭露剥削阶级的残酷剥削等方面，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107]郭绪印在评路哲的《中国无政主义史稿》一书时，对该书一些正面评价中国政府主义的观点作了肯定性评说。书评对该书关于中国无政府主义重视农民问题给予高度评价。并指出，1923年以后，中国无政府主义针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均力势力的反动统治，提出革命应该建立组织和进行武装斗争的主张是有价值的。[108]有学者指出，中国无政府主义与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有很大相同之处。新文化运动彻底反传统，持一种彻底的社会改造理论，这种社会性改造具有双重含义，它首先是一场彻底的社会改造，其次是一场全体之革命。这种彻底的改造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国家、社会、两性关系到单个人无一不在改造之列。无政府主义最先提出这些改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罗家伦等也持这一观点。新文化运动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更为显著”。[109]吴沂城在评徐善广等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时，也对该书认为不应对中国无政府主义全盘否定表示先赞同，认为无政府主义尽管整体上反马克思主义，但辛亥革命前的无政府主义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行，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介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对以后马克思想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客观上起了启蒙作用。[110]还有学者论证了中国无政府主义与马克主义关系变化的时间，在1920年各地共产党小组建立之际，在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者不满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压迫剥削，同情劳工疾苦。因此，它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相安无事，一道参加新文化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北洋政府，携手打倒孔家店；而且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直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以后，中国无政府主义才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111]当然，对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的主流是对其进行批判，成果众多，但观点与林著大同不异，这里不一一列举。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的研究，学者们指出张东荪等的错误在否定社会主义的阶级性和科学性，主张社会主义是全人类和各阶级的共同要求。认为古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也可以包括在社会主义概念之内。以冐牌社会主义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12]他们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认为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速度快，效果好。资本主义发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因为中国劳工阶级太少，也不能组织无产阶级政党。[113]
学界认为胡适引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目的也是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以反对“空谈主义”为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功用价値，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已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马克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太偏向申明队阶级的自觉心，养成一种阶级仇恨，造成历史上很本不须有的惨剧。他还说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不是“一种对症下药的药方”。他反对“根本解决”，认为“佷本解决”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死刑宣告”，“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进化的”“社会改造的事，是慢慢的做到的。不是一下子做到的”。对资本家应采取“矫正态度与疏泄态度，不要掠夺太过，对工人应采取救济的政策增加工资，减少縻费来解决。[114]
林茂生等人的著作把张东荪胡适等的主张通称为改良主义，指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等针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指出；“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联合之行动”。“主义制度好比行船的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他们最主要的观点：一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因为，在帝国主义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道走不通，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一人利用他人、压迫他人的事实绝对不会发生”，“生产组织是有秩序有政府的状态”，因而“也没有经济恐慌、人民失业的危险。”“全国的人都变为一种生产的人，没有坐食的官僚；剥夺的资本家、无意识的广告费、以及转运无聊的税，全国人一致的发展产业来供自己的需要。所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
马克思主义者还指出，中国同欧美虽然有“产业发达的先后不同，和发达的程度不同，而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独异的”；“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驳斥了张东苏、梁启超等所宣扬的没有大工业制度“就讲不到社会主义”，中国投有“真正之劳动者”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的观点。指出中国产业不如欧美发达，新式的生产机关少，同样可以实行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有很好的生产方法”，也不必忧虑劳动者没有自己发展生产的资本，它可以从资本家那里得来，因为“资本家的金钱本来是要归还给劳动者的”。
二是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开展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建军立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进行改造，企求资本家改变思想来改变劳动者的处境等于与虎谋皮。无产阶级如果不掌握政权，没有武力，必然被那些企图消灭，被帝国主义者所击败。同时，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保证使生产资料成为社会公有，使社会经济制度得到彻底改造。因此，推翻有产阶级的国家之后，一定要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否则，革命就不能完成，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经过这场论战，批驳了改良主义的谬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新文化统一战开始分化，资产阶级右翼分子从此离开了统一战线。但由于马克思主义者水来还有限，对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批判还不够充分。[115]
其他学者对社会主义的论战的研究大多数与上述观点相似。也有学者认为在“社会主义论战”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指明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较为明确地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及其他社会主义的界限。同时，也不切实际地认为中国在当时应当立即消灭资本主义而实行社会主义，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的认识还不够准确，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116]有学者对此点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由于时代的特点、历史的局限，再加上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掌握尚处于初始阶段，因而对张、梁等人的反社会主义的谬论的批驳，也存在着定一的缺点，在肯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必须建立中国共产党以推进社会革命的时候，由于他们不了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对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步骤、方法，没有做出科学的说明，提不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历史阶段。[117]还有学者认为，史学界长期把当时的张东荪、梁启超看作是绝对反社会主义的，也是欠客观的。不能因为他们后来没有信仰社会主义就说其当时主张“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是“虚伪”，是“暗娼式”的行为。事实上，当时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后来也并未每个人都跟着共产党走。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说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在当时能认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正确的，也是指他们能认定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如果离开了“未来”二字，就不能说其正确。因为历史已证明，在近代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最终使中国取得独立的不是正宗的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因此，我们在评论这次论战双方时，都必须历史地看待他们，在充分肯定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功绩时，对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在讨论中所存在的合理因素，也不能随意否定。[118]
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有学者指出，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是由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引出的。因安福部的报纸‘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之前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胡适从王揖唐的演说中得来的教训便是，主义都是“抽象的名词”，因为，“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为此，胡适提出了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119]另外一些学者则对论战的本身加以研究，对胡适的主张进行批判。有观点认为，在这场争论中，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和作为改良主义者的胡适的“主张互相发明”，相互影响，相互激荡而又各自调整，不断促使对立面的转化与强大，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开启了实践之门。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却点破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机。[120]还有论著主张对“ 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要给予正确的评价。因为，当时胡适和蓝公武、李大钊之间的争论是朋友之间的探讨，而非针锋相对地相互攻击。胡适对蓝公武的批评曾表示虚心接受。李大钊在《 每周评论》第 35 号上发表的《 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语气也是很和缓的。也承认“ 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 偏于纸上空谈的多， 涉及实际问题的少”，“ 表示 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而胡适在《 四论问题与主义》中， 也表示了对唯物史观的某些观念的赞同。主张对一些进口的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要仔细研究。因此， 这场争论的意义也是很大的。一方面促进了当时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 另一方面， 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121]另有见解认为，问题 与主义之争终是一种思想学术上的论争，并非政治上的攻击，更不是胡适故意的挑起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斗争。[122]还有论著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指出，“问题与主义”之争为时不长，却触及一些时代关注的焦点，反映出“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异常丰富而活跃的动态，特别是各种流派混杂难分、阵线混淆的重要特征。关注“社会”的革命或改良是时代的共同点，包括安福系在内的朝野各方都以为不可避免。这样的朝野相似性使“新舆论界”一边希望有所“区分”，以确立自身的特性。有些后来以为冲突的观念，对当时当地的当事人而言，未必就那样对立，反有相通之处。胡适和李大钊的相关言论在一段时间里共同成为年轻一辈的思想资源，提示着这一争论未必像后来认知的那样意味着新文化人的“分裂”。[123]
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生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在理论上更为深刻，周子东、赵庆河、温乐群等著有专书加以研究。论者一般认定这场论战在革命知识份子和国民党及支持国民党的反动知识分之间进行。认为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以上海为中心，在思想理论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及中国社会史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化“围剿”和反‘围剿”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论战起初，反对中国共产党六大关于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社会论断的：一是以陶希圣为代友的“新生命”派。二是以泛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三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及陈独秀派。他们的观点大同小异，都认为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甚至认为“中国已成为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了”。1930年，论战开始转化为中国共党及其知识界“新思潮派”与托派的“动力派”间之的论战，陶希圣胡适等不同意托派的见解，但也反对共产党的理论。
该书指出，“动力派”在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使中国原来已有相当发达的商业资木与高利贷资本，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导致了封建的自然经济完全崩溃。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击了封建主义，中国己进入资木主义社会，封建势力已成为“残余”。论及封建势力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问题，“动力派”抹煞中国社会中封建势力还严重存在。关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动力派”认为帝国土义绝对地破坏了封建势力，因而认定中国的资本主义必然会按一般社会经济发展公律发展，中国民族资主义已发展得相当充分。新思潮派认为帝国主义在经济上需要勾结与支持中国的封建势力以加强其对中国的统治，使中国不能完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针对“动力派”抹煞中国社会中封建势力还严重存在的观点，新思潮派认为中国的军阀是某一帝国土义的工具。所以军阀正是地主、买办、商人与高利贷者的代表。在军阀统统治下，中国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这种剥削关系正是中国农村经济生产力陷于破坏低落，以及农付经济危讥的根本原因。关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动力派认为中国资主义己“发展到了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位”。“新思潮派”指出：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事实上没有任何经济成分能够居于文配的地位。在没落过程中的封建经济固不能居于支配地位，而在畸形发展中的民族资本主义也还没有支配整个国民经济生活。事实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帝国主义的经济，而居于领导地位的也是帝国土义的经济，中国经济明显地居于隶属的地位，成为各帝国主义的附庸。[124]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论战双方主要是革命的“中国农村派”和“中国经济派”。论者指出，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是关于农村经济的研究方法，即以生产力还是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第二 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问题，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性质。“中国经济派”把生产力与生产技术相混同，把生产力当作一个单纯的自然学范畴作为研究农村经济的对象，“中国农村派”则主张必须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中来考察生产力。因此，农村经济研究的对象只能是“中同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中国经济派”以生产力作为农村经济研究对象的方法，夸大了帝国主义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它与国内的工业资本主义相结合，成为中国国内资本市场之外，又和国外工业资本主义相结合，而直按地进入于世界市场。”这种“商业化了的中国农业，步入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的农业”。“中国农村派”则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村的剥削和统治是以维持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帝国主义的侵入，农村经济形态起了变化”，但并未引起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农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仍然保留着。[125]
一些学者对这场论战给予高度评价价。认为这次关于社会性质的论战，是当时政治思想战线上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一场尘说的斗争。在斗争中，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从各个方面驳斥了托派及国民党一些反动文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歪曲，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论断，指明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中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这次论战，是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一次重大实践。他们在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中，扩大了视野，锻炼和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水平，壮大了革命队伍。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对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政治路线有了比较正确的理解。使这个时期在军事和文化两条战线上“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都是似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而告终。[126] 另有学者指出这一初争论最初只共产党内不同意见的论争，因受到共产国际争论的重大影响，继而陶希圣等人加入进来，为镇压武装斗争和制止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而制造理论根据，使问题更加复杂。因此，中共中央为捍卫六大政治路线与反对派进行了斗争。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亲自撰文推动了这场斗争，张闻天继续领导了这场斗争，并撰写了高水平的文章，在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7]
也有学者认为，从生产关系上讲，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两者的性质是相同的，都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没有性质上的区别。而历史作用是指这两种资本主义是进步还是反动，是朋友还是敌人，是革命的动力还是革命的对象，这是从政治意义上讲的，不属于社会性质的问题。民族资本是进步的，是朋友，是革命的参加者，它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官僚资本是反动的，是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敌人，它的性质也是资本主义的。只是由于帝国主义的阻扰，中国没能发展成为一个欧美似的完全资本主义国家，而变成了一个不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即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128]这一见解实际上认为“新思潮派”的认识也不尽然。
另一些学者则明确指出这场论战有成就但也还存在较大的缺陷。认为，“新思潮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反映了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一大进步”。但是由于在三十年代初，南京政府刚刚建立不久，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社会处于何种社会历史阶段，究竟循着怎样的轨迹发展，短短几年未必看得准确。因此当三十年代进行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时，缺乏完整系统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因而很难作出“中肯的科学概括”。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中，“新思潮派”的观点也存在一定的弱点和缺陷，比如他们当时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缺乏完整准确的阐释；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证也显得“粗疏，不乏偏颇”，有“许多文章确实空泛，很不严密”；而且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缺乏历史的考察。我们“不能完全再以半个世纪以前的分析和结论，当作今天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准绳和依据”，而是必须“要对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问题进行新的检讨”。[129]还有些学者根本否认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130]
近三十年关于“西化”问题的论争，主要是一个文化思想讨论，1986年，有学者指出，胡适尽管在1929年一度提出文化“全盘西化”的主张，但很快觉得有弊病，即将口号改为“充分的世界化”。他认为，文化冲碰撞交流是一个自然进化的过程，因此，两种文化充分交流的结果，必然是无生命力的因素消失，有生命力的因素发扬光大。因此，文化交流不应有一个人为的标准。同时，每个文化的核心因素是特定民族人民的心理习惯，或者说就是人民本身，无论怎样交流，这一核心也不会消失。因互“充分的世界”化不会损害中国文化的根本。胡适激进反传统文化，提倡西化的本质不是宣扬民族虚无主义，而是以其理解的社会进化论对中西文化交流加以解释。[131]当时，还有学者认为胡适是基于民族危难的紧迫、中国旧文化的落后腐朽，而且惰性极大极深而提出“全盘西化”思想主张的。他认为，正是这种历史实际决定了我们当前的紧急任务在于进取，要救国建国，而不在于保守。因此，“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充分吸收。具体地说，就是要充分采用，吸收作为世界先进文化标志的西方文化。“西化”之所以要“全盘”，是因为“文明是一个整体”。学习、吸收西方文明，改造中国文明，就必须把它们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以本带末，全盘、整体、同步地进行。否则，折衷调和、舍本逐末，结果不能不以失败而告终。[132]易作贤的《胡适传》亦认为胡适的“全盘西化论”是一种种文化思想，书中言：“全盆西化”，或是“充分世界化”，都是与胡适的中西文化观分不开的，是他对中西文化认识的一个具体反映，两个口号并没有实质上的太大的分别。[133]
此后，由于一些带政治性的人物发表了政治西化的文章，关于“全盘西化”的问题随即进入了政治思想讨论的领域。有学者通过分析“全盘西化论”形成历背景、进程和内容，得出的结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全盘西化”派和“中国本位文化”派、复古派之间曾经争论不休，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致地排斥马列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的错误论调，理所当然地受到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中国文化的出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也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是对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正确继承和发展，而成为近代文化的主流。历史的趋势，是向社会主义文化发展。[134]还有论者指出，“全盘西化”，首先就要按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政治制度，反对党，轮流坐庄。第二，“全盘西化论”者指望中国走私有制道路，全盘西化，“化”到和当初的美国、英国和法国一样，那也是痴心妄想。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欧美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时代条件早已不再存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先进的东西可学。但必须善于批判地汲收各种理论、学说、思想、文化中一切合理成分，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否则，全盘西化，就只能把中国“化”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地的地位上去。[135]有学者认为，“全盘西化”就是走资木主义道路，就是要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全盘”“化”为资本主义国家。从所有制到思想理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全盘西化”，是要在中国大地上，把社会主义“全盘”“化”为乌有。[136]这类文章较多，观点大体一致，都是把“全盘西化论”作为一种反动的或错误政治思想加以批判。九十年代以后，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西化” 问题的研究又大体回到了文化思想史的范畴。
四、对重要非无产阶级思想派别的研究
（一）对戴季陶主义批判的研究
近三十年对戴季陶主义的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是戴主义的主要思想及共产党人对其进行的批判。论者指出戴季陶主义的主要思想一是“纯正三民主义”。他认为，在“文化低微”、“经济落后”的中国“想要以工业的无产阶级专政来达到革命建设的目的”是根本办不到的。因此，他主张民国不能是“工业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以民生主义为本体的“三民主义的民国”；二是把孙中山说成是“继往圣、续绝学”的儒家圣人，把三民主义说成是孔孟道德承续而来的道德理论。三是宣称“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就不能互相合作，并从他的“排他论”和共信不立、互信不生的理论出发，主张纯正党籍。力图把共产党从统一战线中清理出去，以便巩固国民党的革命领导权。
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批判就针针对其三个观点进行。针对“纯正三民主义”说，共产党人指出这是专以反对阶级斗争为宗旨，而以“民族文化”、“国家利益”做假面具，撇开大多数农工民众利益，而说什么“国家民族利益”，实际上更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
对于“纯正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即所谓孙中山的思想来自于孔孟先圣的道统主张，共产党人也进行了批驳。中共北方区委专门作了《关于反对戴季陶主义的决议》，指出：“中山主义的立足点是站在中国民族解放革命运动观点之上，而不是继孔孟之道发挥中国固有文明”；“中山主义是中山革命观，而不是孔子道德说，中山主义是革命的战斗理论，而不是和平的道德学说”
对戴季陶主义反共理论，共产党人揭露其所主张的“共信不立，互信不生”的论调根本不能成立。“国民党的共信……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因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若以为这别信存在有害于党的理想统一与组织强固，主张全党只许有一个共信，不许有别信存在，就分明是想把全党中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根本上是要“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
针对所谓中国共产党“只单纯的利用国民党政治的保护力经济的维持力，扩张自己的生命”的攻击，共产党人指出，国民党自身的政治实力还不足以成为其他党派的保护能力，因此，共产党单纯利用国民党的政治保护力之说十分可笑。[137]
有论著专门分析了戴季陶主义产生的原因，认为原因之一在于他内心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斥，而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的流行以及孙中山对恢复民族自信心的强调给了他一种暗示，“三民主义之原始的目的，在于恢复民族的自信力”。戴季陶认为民族的自信力来自于民族光荣的历史，来自中国已有的古老文化。所以，将三民主义与孔子思想结合起来，强调三民主义的民族性，从而反对外来的马克思主义。这应该是戴季陶儒化三民主义的初衷。其次，戴季陶之所以在孙中山逝世后急切地将三民主义儒家化，是想率先取得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权，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先生事业的继承人。再次，戴季陶儒化三民主义就是想加强三民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吸引力，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以便与马克思主义争夺青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针对中国社会中的具体问题提出来的解决方案，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则显得有些杂乱，也不是那么系统。戴季陶力图改变三民主义的这一特质，为国民党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使三民主义具备了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但“戴季陶主义”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缺陷。[138]
还有论著阐论了戴季陶主义的影响。认为它不仅使得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特点更突出，更重要的是其内容成为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实权派构建其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表现是：其一，戴季陶对三民主义的新阐释，成为国民党理论界系统探讨三民主义本体的起点。戴季陶对三民主义本体的探讨，是为了建立一种更趋系统化的三民主义，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国民党理论界的积极响应，国民党理论界承袭了戴季陶的基本思路，先是对三民主义本体展开探讨，进而开始完善民生史观，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国民党的官方哲学——《唯生论》。这些活动，都是以戴季陶的理论为出发点的。其次，戴季陶的“孔孙道统论”被蒋介石全盘接受，成为蒋介石儒化三民主义的理论根据。蒋介石肯定了戴季陶对孙中山思想的阐释，强调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是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仁义道德思想，将之发扬光大。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就是立基于中国文化的复兴之上。表明戴季陶主义已成为蒋介石立国的意识形态。[139]
（二）对民族主义批判的研究
学界大多数人都把国家主义和战国策派视为民族主义。对国家主义派的政治思想，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作了简介。指出，国家主义派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主张是“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的手段，以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的国家”。信仰国家至上，民族第一主义，达到国内统一，外求独立，实现全民福利的国家。其实，他们的全民革命是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内除国贼是以反对共产党为主，外抗强权是针对当支持中国革命的苏俄和国际无产阶级。[140]
还有学者指出，“国家主义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中国国家主义派是一个产生于二十年代、由一小撮法西斯主义的无耻政客所组成的极端反革命的派别。它和国民党右派一样，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国家主义派的主要思想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他们篡改了五四时期“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口号。所谓的“内除国贼”，并非反对中国革命的敌人之一封建军阀，而是反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而对于真正的国贼封建军阀，他们不仅不反对，却视为同道。他们所谓“外抗强权”，并非反对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帝国主义，而是反对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方面，他们说他们“所主张的革命，是政治革命，是全民革命，是先行对内，而不是即时主张反帝国主义。”“对于外国之一切既成条约，均照旧遵守”，并不主张“收回一切主权，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则咒骂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说“今日所谓苏俄的援助，乃是有心以我们做他们共产主义的试验场，这是足以惹起远东的战祸，而将中国作了牺牲品的。”[141]
另一观点则认为，整个二十年代，在曾琦、李璜等国家主义派理论家这里，对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的论述，理论上倾向于以个人为目的，以国家为工具，工具服务于目的。但国家主义对作为手段的国家的意义也视之甚重。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国家危机，国内各政治派别纷纷探索救国之道。国家主义派此时指出，近代的国际斗争是整体国力的斗争，当前的中国只有将国家整合成一个整体，才能动员整个国力，抵御外侮。这种主张反映在国家主义派的国家观上，就是开始放弃“个人为目的，国家为工具”的观点，逐步转向主张“国家与个人合一”。这种转变首先体现在余家菊的思想中，陈启天对之作了极伦端化的发展，他认为，在国内政治意义上，主权国家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要以国家为中心；在国际政治意义上，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与人类共同体的关系也要以国家为中心。因此，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国家的权威都是毋庸置疑的，它拥有全面的、最高的权力。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上，陈启天完全赞同余家菊的“国家与个人合一”的理论，而且彻底抹杀了个人独立存在的必要和价值，使个人完全成为了国家的附庸。在国家与个人合一的生活当中，“个人是手段，国家是目的”。但这种变异，与国家主义派在二十年代对作为手段的国家的高度强调无疑有着内在的关联。[142]
还有学者指出，“醒狮运动”之初，国家主义派致力建构中西杂糅之文化保守主义体系，以为其运动之意识形态。其现代学理是以欧陆玄学为基础的历史文化哲学，及实证哲学与实证学科(包括实证主义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玄学与实证本相冲突，且因移植国家主义之中西时空错位，导致醒狮派理论之困境及内在紧张，并驱动其由消极强调国家主义之自在性，走向积极营建“新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玄学向为文化保守主义之壁垒，而实证主义之科学、进化精神及反玄学倾向，则促使醒狮派呼唤并回归“五四精神”，走向了文化激进主义。[143]
国家主义派所推动的国家主义运动可以说是确立国家“权威”的过程。他们把国家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积极反对家族主义、个人主义、阶级主义。国家主义派认为在世界大战中及其后，国家之间的斗争处于“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新战国时代”。他们认为新时代的国际斗争，并不限于军事，而是运用了整个国力。为了在这种“新战国时代”维持国家的生命与民族的生存，必须再探索新的理论体系。为此，国家主义派提倡复兴先秦法家思想，以此作为纯中国式的国家主义理论根据，同时又把社会达尔文主义看作为科学理论根据。[144]
上述两种观点的倾向都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解释国家主义派的某些思想。其中把国家主义三十年代的激进等同于五四主义似有不妥。五四的激进是从解放个性反传统，而国家主义的激进则从提倡国家集体进取反对天下大同传统，同时也反对五四提倡的个人主义。二者激进的方向差异很大。[145]
中国作为一个有天下大同传统思想的国家，很难有持久而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战国策派是少有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派别。研究者多将其视为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法西斯派。林茂生在其《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1919－1949）》中指出，战国策派派极力为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进行辩解。他们说：“抗战以来，中国最有意义，最切合实的口号莫过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并把这些口号概括为“第一个就是‘战’，第二个就是‘国’，第三个就是‘策’。他们鼓吹的“战”“国”“策”，就是妄团通过法西斯战争，建立一个在帝国主义卵冀下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这是他们的总出发点，根本指导思想。[146]
上述观点在近三十年研究初期是带普遍性的见解，类似论著较多。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学界对战国策派的研究逐步趋向中性化。有学者指出，抗战时期兴起的“战国策派”是一个民族主义学术团体。他们用“文化形态学”来解释中国历史文化和世界格局，惊呼“战国时代的重演”，批评中国柔性主义文化传统和国民劣根性，大力倡导尚力精神和英雄崇拜，主张恢复战国时期文武并重的文化，以适应激烈的民族竞争，并主张战时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尽管其历史观有非理性倾向，但其文化重建思想和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具有思想史价值。[147]
还有观点认为，“战国策派”是中国抗战期间产生的一个文化学术流派。它的中心内容是历史，而且主要是中国历史。它与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有着直接的思想渊源关系。战国策派最有价值之处，既不在于其历史观(“形态历史观”)，也不在于其方法论(“体相方法”)；既不在于它对中国历史的独特分期(“两周说”)，也不在于它对中国现实的新颖论断(“战国重演论”)，而在于它所具有的独具一格的“历史警醒意识”。历史警醒意识包含两个方面内容：第一，时刻警惕历史和传统给现实和生活可能带来的各种灾难和压抑；第二，时刻注意把握和利用历史所提供给现实发展的各种启示和机遇。这就是历史警醒意识的真正含义。所以，历史警醒意识并不是单纯号召人们不要“忘记历史”，而重要的是，它要求人们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去驾驭历史。[148]
还有学者认为战国策派是与保守主义相对立的两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派别之一，他们”反对传统文化，但反对的目的也是想扫除他们所认为的存在于儒家道德中的假仁假义，提倡尚武风气，从而抗战到底。如林同济曾在不同场合多次疾呼：“这次日本对我们的侵略，可算是强弱的程序中最重要的一大幕。它自始就充满了歼灭被歼灭决心的。有一点甚特别，与一般的‘强与弱’的形势大大不同，就是日本这次来侵，不但被侵略的国家(中国)生死在此一举。战国策派与保守主义者在对战争与传统的看法上都不相同，如保守主义强调战争应分“义战”与“不义之战”两种；而“战国策派”则认为战争只有“取胜之战”与“歼灭之战”的区别，无所谓正义与否。二者都有是非理性的，但这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毕竟缺乏严格的学理基础，尽管它一时也能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怀，却由于其非理性的病疾，这种爱国情怀终难持久。事实上，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战国策派”，都存在难以自愈的“硬伤”，因此不可避免地也影响到其爱国主义功用的正常发挥。[149]
也有学者认为战国策派一时间类似民族主义的鼓噪并非真正西方式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展现，更非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创生，其最终仍未走出传统天下大同的窠臼。他们大谈“战成全体”，“一切为战，一切皆战”，“战在歼灭”，只是对当时大战环境的一种评量，以警醒国人起而奋斗图存。而奋起的目的不在对外扩张，而在争得“谈世界和平的资格”。“战”是实现战后“大同理想” 的“入手的途径”，终极目标仍是“天下大同”，并无深刻的民族主义意识。[150]
江沛的《战国策思潮研究》一书是近年对战国加以全面研究的力作。论著着力阐明：战国策派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形态史学并非历史循环论。他们在引入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观念，不仅用以观察世界文化，也以之考察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他们运用这种理论准确地预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三个大国“称霸世界”的国际政治局势和欧洲国家走向“大一统时代”的前景；策派学人对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批判，对国民党政治的的谴责及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批驳，表明他们尽管提倡“民族至上”，“抗战至上”的口号，正是他们遵奉的文化形态史观的逻辑发展的必然，也是从近代中华民族生存危机认识中得出的结论；这一学派对传统伦理的抨击与五四运动对传统伦理的批判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只是倡导的重点不同而已，前者强调个性解放，后者更多是希望民族在伦理上将家族的孝转为对国家的忠，团结一致打败日本侵略者；论著认为战国策派受到“宣扬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尽管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但决不能论定他们就是“宣扬法西斯主义”“为国民党统治提供学理依据”。他们宣扬“尚力”主义，“英雄崇拜”只是为了改造中国文化的柔弱气质和国民萎顿、颓废的的弱点。论著也指出了战国策派思想理论上的负面因素，诸如他们虽不反对民主政治，却认为民主政治必然带来个人主义散漫等问题，不利于抗战，主张民主政治缓行，等等。同时还分折了战国策派并非有完全统一指导思想与纲领，他们在某些问题上尚存在很大歧见。总之，本书是笔者目前搜集到的对颇有争议的战国策派阐论全面深入，持论平实的重要学术成果。[151]
结 语
近三十年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而且呈现出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水平逐步提高，对历史思想的评价日渐客观化的趋势。但今后研究的发展还应努力之处亦不在少。
首先，资料的整理还应大大加强。
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领域十分广阔，历史发展进程中留下的资料浩如烟海，但已整理出版的资料还十分有限，远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在改革开放前期，整理出版的有关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史的资料相对较多，近年来则学术理想史，文化思想史，民国人物思想资料出版相对集中一些。但总体而言，资料的缺乏仍是研究的最大制约因素。今后必须在这方面下大功夫，作出符合研究展要求的成果。
其次，要大力克服重复研究的弊病，进一步加强学术史的研究。
]近三十年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中，重复研究的现象相当普遍。类似的观点重复发表数篇，乃至数十篇文章者比比皆是。许多问题较长时间缺乏突破性成果，而同一水平，大同小异的论著却大量刊出。这极不利于研究水平的提高。今后凡要写一著述，必须注意研究前人的已有成果，做到每写一文都或在资料发现上，或在角度切入上、或在研究深度上，或在思想方法上对前人有所超越。
其三，加强学术争鸣。
学术争呜是学术发展的重要环节，在改革开放初期，中现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争呜还较热烈，发表的商榷著述较多。曾经在一些起热点上形成讨论热，一些知名度不高的学者也能与著名学者商榷某些学术观点。近年来，这种商榷性论文有减少之势，形成了一种各自研究，不管他人作何研究的局面，学术成果多而局面沉闷。今后有必要在这方面加强，形成学术争呜的氛围，以期产生更多不同观点，甚至形成不同学派。
其四，注重研究总结。
学术总结是帮助学者们克服重复研究的重在方式。近三十年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前半期，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氛围较浓。在许多分枝领域的研究都有近十年，近二十年的研究综述发表。不少综述发表在全国重要期刊上。最近十年来，这种研究成果锐减，很少看见。这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和水平提高也极为不利。希望学者们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从事一个方面研究的学者应多关注本领域研究的现状，到一定时间就要进行一次学术综述。这样的研究对本人学术水平的提高和对同行水平的提高都大有帮助。切不可小视。（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注 释：
[1] 王桧林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党建读物出版社，1998年版。
[2] 林茂生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1919-1949》第23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3]林茂生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1919-1949》第236页。
[4]林茂生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1919-1949》第23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5]林茂生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1919-1949》第242-24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6]林茂生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1919-1949》第24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7]俞祖华，王国洪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7页。
[8] 第318-319页。
[9]王金铻 李子文《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1-249页。
[10] 鲁振祥《新民主主义理论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发展》《文史哲》1991年第4期。
[11] 郭德宏《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变化》《中共青島市委党校，青島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 期。
[12]陈廷湘《创建新中国的思考——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探索》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3] 徐义君《新民主主义国家学说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地位的思想》1983年全国党史学会年会论文。（转自赵春旸《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研究述评》）《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14]宋士堂《瞿秋白是我党最早提出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的》《光明日报》
[15] 赵春旸《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研究述评》《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16] 唐振南《第一次国共合用时期的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毛泽东思想论坛》1989年第3期（转 自赵春旸《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研究述评》）《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17] 赵春旸《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研究述评》《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18] 陈荣勋《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对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贡献》《石汕大学学季》1993年第1 期。
[19] 赵先軍、李竹雪《对大革何时提出无产阶级令导权问题的一点看法》《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六期。
[20] 李明三《党在大革命时期对武装斗争问题的认识》《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
[21] 王光银《陈独秀对武装斗争问鶗认识探 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22] 陈廷湘《创建新中国的思考——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探索》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3] 陶用舒《论大革命时期农民问题理论的发展》《益阳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
[24] 周忠瑜《李大钊、毛泽东与大革命时期的农民问题》《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25] 王玉顺《泽东与彭湃农民运动思想之比较》《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
[26] 张勤等《试析大革期陈俐秀的农民思想》《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27] 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出版 社1993年版 。
[28] 张修成《从以法美为师到走俄国之路——建党前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问题的主张》《党史纵横》1996年第7期。
[29] 文森培《陈独秀的“国民革命前观”——兼论陈独秀“二次革命”的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 期。
[30] 沈建华《中国民主革命的“非资历本主义前途”问题——共产国际的观点及影响》《安微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31] 戴均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对民主革命前途的认识》《探索与研究》1987年第3期。
[32] 李乃义《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关于“非资本主义前途思想的实践和发展”》《广东省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33] 桂魏华《论农会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问题》《马列主义研究》1987年。
[34] 伍婉萍《简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 路的理论对马列主义暴力革命学说的贡献》《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
[35] 尧桐柏《中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36] 鲁振祥《略谈“农村包围城市 ”新闻片这路理论的形成与确立》《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6期。
[37] 王福选等《也谈“农村包围 城市”道 路理论的形成》《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4期。
[38] 王福选《“农村包围城市”道 路理论是怎样确立为党的指导路线的》《党史研究与教学》1992年第3期。
[39] 王建《农村包围 城市道 路理论形成再探讨》《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40] 刘保全《论“农村包围城市”道咱的起点》，《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
[41] 刘焱《周恩来与农村包围 城市革命道 路的开创》《党的文献》2007年第5期。
[42] 刘洪英《瞿秋白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新道路理论形成的重要贡献》《江苏工业大学学报》2004年9月第5卷第3期。
[43] 张和增《瞿秋白是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限政权”的先驱》《江南大学学报 》2004年6月第3卷第3期。
[44] 张雄等《共产国际与农村包围 城市革命道路的新探 》《湘潭大学学报》研究生论从2005年5月。
[45] 孙其明《共产国际和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学术界》1987年第3期。
[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关于毛泽思想提出的历史过程》载中共中央党哄党史教研室編《毛泽东思想怕形成及其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
[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关于毛泽思想提出的历史过程》载中共中央党哄党史教研室編《毛泽东思想怕形成及其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
[48] 孙代尧《“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是邓拓最早提出的》《中共党史研究》1986年。
[49] 徐文学《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50] 韩刚《对毛泽思想形成问题的探讨》《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 期。
[51] 王德木《也谈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问題》《北华大学学报 》1989年第1期。
[52] 刘勉玉《对有关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两个问题的看法》《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2期。
[53] 郭学旺《试论中国传统文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影响》《山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1 期。
[54] 王荣丽《试析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55] 周志初《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建 设理论述评》《党史研究与教 学》2001年第1 期。
[56] 张秀娟《析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意义》《贵阳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57] 杨熙曼等《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5期。
[58] 周志初《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建 设理论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1期。
[59] 王敦琴《“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探究》《毛泽东思想研究》第20卷第4期，2003年7月。
[60] 于桂兰等《建成国前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增刊。
[61] 张春英《建成国前夕学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五次探索》《党的文献》2008年第1 期。
[62] 郭圣福《论民主革命时期毛法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江汉论坛》2005年第7期。
[63] 冯爱珍《底论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江汉论坛》2005年第10期。
[64] 于光远《“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给阶段论”》第6、7页，人民出版 社1996年版。
[65] 李永丰等《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结束的几个主要原因》《北京党史》2008年第1 期。
[66] 李光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嬗变动因探析》《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67] 高民等《试论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必然性》《前沿》2004年第11 期。
[68] 这一说法，最早见于1928年蔡和森所著：《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该文载于《布尔什维克》第2卷第1册，
[69] 蔡文杰等《陈独秀“二次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别》《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
[70] 苏长聚《谈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一次革命论”——兼与罗玉明、杨明楚、邓野商榷》《安徽史学》1993年第1 期。
[71] 罗玉明等《陈独秀“二次革命”探源》《安徽史学》1991年第3 期。
[72] 段治文《略论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形成的原因》《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73] 陈廷湘《创建新中国的思考——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探索》第七章。
[74] 参见日本《东方学校》，1990年第3期。中央档案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77页。郭德宏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年版，第413－414页。其实，
[75] 参见姚金果：《“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郭德宏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年版，第414、64页。
[76] 苗体君：《关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质疑》，《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2期。
[77] 如刘其发等人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策略问题》（载在《江汉论坛》1981年第4期）一文称：“1926年12月至1927年7月，尽管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制定了一些正确的策略，但中国共产党原来的右倾错误已发展成为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78] 参见：孙友军等：《中共党史研究新辑》，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79]参见冯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形成的标志》，《历史教学》1984年第6期。戴鹿鸣：《关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问题》，《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5期。另外，1945年的中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曾提出在这一个时期的约最后半年时间内，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这与“十二月特别会议”一说在时间上亦相吻合。王渔：《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究竟何时形成》，《党史研究》1981年第6期。魏天柱：《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何时开始统治全党?》，《党史研究》1981年第6期。孙友军等编：《中共党史研究新辑》，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134页。
[80]陈廷湘《创建新中国的思考——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探索》结语。
[81] 这一说法，在时下的一些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教科书（如胡华：《中共党史讲义》、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2002年第8次印刷）及若干高教版的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教材）中，仍可见到。
[82] 《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83] 陈廷湘《创建新中国的思考——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探索》第五章第三节。
[8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85] 《四川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有意者可参见：田子渝等主编：《八十年中共党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之相关内容。
[86] 郭绪印：《重评五卅运动中的陈独秀》，《历史教学》1981年第6期。江沛南：《重评陈独秀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上海市历史学会1981年年会论文选》。
[87] 任建树：《陈独秀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4期。
[88] 刘继增等：《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的考察》，《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89] 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322页。
[90] 参见赵刚：《大革命后期土地革命问题讨论中的几种意见》，《党史研究》1987年第1期。田子渝等主编：《八十年中共党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之相关内容。
[91]陈廷湘《创建新中国的思考——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探索》第五章率二节。
[92]《历史研究》1981第6期。
[93] 例如有学者提出，前苏联共产党内的所谓“托派”问题，已经证明是斯大林为了打击政治对手而制造的冤案并得以平反，故中国现代史上不应存在“中国托派”这一组织。不过，有相当多数的学者还是坚持认为有“中国托派”这一组织。参见：胡明著：《正误交织陈独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296—309页。
[94] 唐宝林：《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53页。
[95] 郭德宏 《论陈独秀晚年的社会主义观》，《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
[96]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资料室文《当前学术界对〈多余的话〉的几种不同评价》》1980年第2期。
[97] 陈铁銉《重评多余的话》《历史研究》1979年第3 期。
[98] 陈清泉《谈瞿秋白〈多余的话〉》《炎黄春秋》2003年第2期。
[99] 陆立之《多余的话的历史真实》《炎黄春秋》1994年第9期。
[100] 章秀琴《多余的话：一个共产党人的坦诚表白》《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5第一期。
[101] 刘德华《灵魂解剖的奉献——读瞿秋白《多余的话》》《南京河海大学学报》1988年第8期。
[102] 张慧瑜《作为“病人”的瞿秋白——《多余的话》新解》《读书》2009年第6期。
[103] 黄金艳《如何理解多余的话中所流露出的消极情绪》《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104] 谢百三《多作的话光辉是主要的吗？——与陈铁键同志商榷》《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4 期。
[105]上海师范大学学报资料室文《当前学术界对《多余的话的几种不同评价》》1980年第2期。
[106]林茂生 王维礼 王桧林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1919-1949》第一章第三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107] 张继良《无政府主义在中的传播及影响》《河北师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8期。
[108] 郭绪印等评《中国无政府方义史稿》《文史哲》1992年第2期。
[109] 张亚东《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南京师大学报》1999年。
[110] 吴沂城《一部研究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历作——评徐善广、柳剣平著《中国无政府主义史》》《江汉论坛》1989年第10 期。
[111] 范忠程《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流传及其影响》《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112]林茂生 王维礼 王桧林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1919-1949》第一章第四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113]林茂生 王维礼 王桧林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1919-1949》第一章第四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114]林茂生 王维礼 王桧林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1919-1949》第一章第四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115]以上均见林茂生 王维礼 王桧林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1919-1949》第一章第四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116] 宋连胜等《“社会主义论战”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学刊》2008年第6期。
[117] 王纪河《建党前夕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118] 王国宇《再评五四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4期。
[119]邓野《王揖唐的“社会主义”演说和“问题与主义”论战的缘起》《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
[120]彭继和《“问题与主义”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21]谢志军等《再论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党史博采 》2007年第9期。
[122] 张先贵《重评“问题 与主义”之争》《安徽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123] 罗志田《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 期。
[124] 以上均见周子东等编著《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知识出版社》1987年。
[125]以上均见周子东等编著《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知识出版社》1987年。
[126]马功成《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四川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
[127]余信红《“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新论》《长白学刊》1999年第6期。
[128]左文华《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已有的“定论”需要作出新的解释—答谢本书同志》《云 南民族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129] 曾景忠《重新审视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社会科学》(沪)1988年6期。转引自刘振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讨论述评》《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 期。
[130]易杰雄《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公认提法的质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4年第3期。
[131] 陈廷湘《重评胡适的“全盘西化论”》《人才与现代化》1986年第1 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86年第11期。
[132]储昭华《论“西化”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出路》《社会科学家》1986年第2 期。
[133] 易作贤《胡适传》第11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
[134]龚书铎《“全盘西化”论的历史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135] 编辑部《历史学家刘大年谈“全盘西化”的由来和为什么行不通》《瞭望》1987年第7期。
[136]王成《“全盘西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人文杂志》1987年第2 期。
[137] 陈哲生《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版社2002年。
[138] 马望英论《“戴季陶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影响》《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1期，2009年1月。
[139]吕厚轩等《“戴季陶主义”与国民党实权派的意识形态》《北方论丛》2008年第4 期。
[140]高军、李慎兆、严怀德、王桧林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第29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会1984年。
[141]韩凌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齐鲁学刊》1979年第2 期期。
[142]田嵩燕《国家主义派的国家观》《学术交流》2004年第6期。
[143]敖光旭《1920—1930年国家主义派之内在文化理路》《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 期。
[144] [韩]孙承希《析国家主义派的“新法家主义”与“生物史观”》《复旦学报》2003年第3期。
[145] 陈廷湘《中国新文化史纲》第18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146]见林茂生 王维礼 王桧林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1919-1949》第六章第三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147]田亮《“战国策派”再认识》《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第14卷第1期，2003年2月。
[148]雷戈《论“战国策派”的历史警醒意识》《常德师范学院学报》总第74期。
[149]黄岭峻《试论抗战时期两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思潮—保守主义与“战国策派”》《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 期。
[150]陈廷湘《中国新文化史纲》第19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151] 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