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曜石手链的功效:梁漱溟：学生不能因“爱国”而践踏司法

核心提示:
梁漱溟在文章中指出，“五四”学生大游行及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不论其动机正义与否，其行动本身无疑触犯了现行法律，是毫无疑问的违法行为。纵然曹汝霖、章宗祥罪大恶极，但在罪名未成立之时，他们仍然有他们的自由和权力，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学生纵然是爱国行为，也不能借此侵犯他人的个人自由，对他人施暴。

1917年，因为一篇哲学论文《究元决疑论》得到了蔡元培校长的激赏，梁漱溟应聘来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这一年他只有24岁，不但比他的许多同事年轻，甚至他的一些学生，如冯友兰、顾颉刚、傅斯年等也与他年纪相若。尽管性格孤僻，但他还是迅速地融入到北大的氛围之中，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也很快成了他的朋友。

梁漱溟的父亲巨川先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在清末做过内阁中书，主要工作是为皇室抄录皇家档案。巨川先生为人忠厚，做事认真，讲求实效，厌弃虚文，同时又重侠义，关心大局，崇尚维新。他坚信中国的积弱全是由于读书人舞文弄墨、脱离实际所致，因此虽然身为清代旧臣，他却并不要求子女读四书五经，而将梁漱溟送进了洋学堂。他因为家贫亲老，自己很遗憾没有机会出国看看，因而一再谆谆告诫子弟“务必以出洋当一件正当要紧之事，勿惜费，勿惮劳，即使竭尽大半家资亦不为过”(《桂林梁先生遗书·年谱》)。他少年时很以母亲的严厉为苦，因此很少责打自己的孩子，对于孩子们的事情，哪怕关系极大，他也仅以表明自己的意见为止，从不横加干涉。在他那一辈人中，巨川先生这种开明的态度是十分罕见的。梁漱溟以后曾有过这样的回忆:“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做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他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我的父亲梁巨川》)他的这些言传身教自然予他的后辈以极大的影响，梁漱溟最初的思想与做人，和他的父亲几乎纯出一路。

正是由于父亲的信任与宽容，梁漱溟很早就养成了自学的习惯，小小年纪就自承“天生德于予”，鄙视只谋求一人一家衣食的平庸生活。这种向上心，促使梁漱溟从就读于顺天中学堂时起，就孜孜于人生和社会问题的探求。十几岁时，他就“留心时事，向志事功”，埋头于《新民丛报》、《德育鉴》、《国风报》等书报之中，还写日记不断勉励自己。他读《三名臣书牍》、《三星使书牍》时，非常仰慕胡文忠和郭筠仙，常常称道他们。他这种看轻书本学问而有志于事功的行径很得巨川先生的欣赏，

因此还为他取字“肖吾”(《桂林梁先生遗书·思亲记》)，足见爱惜之深。父子俩经常于晚饭后谈论时事，评点人物，气氛十分热烈。虽然两人时常因为想法不同而争执得不可开交，以致声传户外，但谁也不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反而以此为喜。直至晚年，梁漱溟仍很怀念这种父子相得的氛围，同时这也埋下了他一生顽强追求平等自由的种子。

但随着年岁渐长，梁漱溟对人生与社会的态度也有几次重要的变化，逐步与他的父亲拉开了距离。最初他秉承家学，倾向于变法维新。此后不久，他又转向了革命，并且于中学毕业前参加了同盟会京津支部，积极从事于推翻清朝的秘密活动。这引起了他父亲的不满。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梁漱溟就在同盟会的《民国报》任外勤记者，并因此得以目睹当时政坛上的种种丑行，内心非常苦闷。巨川先生对愈演愈烈的党派丑剧更是深为反感，但梁漱溟为了维护西方政制，事事加以辩护，父子之间经常爆发剧烈的争吵，而且都言辞尖刻，大伤感情。

正如梁漱溟以后回忆的那样，他们经常因为争执，“当午或为之废食，入夜或致晏寝。既寝矣，或又就榻前语不休”。但在巨川先生辞世后，梁漱溟曾为自己“词气暴慢”、“悖逆无人子礼”(《桂林梁先生遗书·思亲记》)而痛悔不已。这时梁漱溟又读到了日本人幸德秋水所著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被书中反对私有制的主张深深吸引，转而热心于宣传社会主义理想。他写了一本名为《社会主义粹言》的小册子，大力提倡废除财产私有制，还把它油印分送给了许多朋友。这些自然都大违他父亲的心意，父子之间的裂缝越来越深。

1913年，由于对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现状深感失望和沮丧，梁漱溟脱离了同盟会，退出了《民国报》。正当其时，中国出现了一个复兴和改革佛学的高潮，梁漱溟立即投身其中。他居家潜心研究佛典，由醉心社会主义而转为倾向出世。

他甚至许愿从今以后不吃肉、不饮酒、不娶妻生子，过和尚式的生活。当时他的大哥结婚很久仍没有孩子，而梁漱溟又不肯成家，巨川先生对此既着急，又无奈，但对于梁漱溟的“越轨行为”依旧没有加以禁止，这种宽放的态度令梁漱溟本人都很吃惊。他无暇顾及父亲的不满，全身心地投入到他喜爱的事业中。1916年，他在上海《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究元决疑论》，文中批评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独推崇佛法。他以此文当面就教于蔡元培先生，遂被先生引入北大任教。

延请一位既没读过大学，又未出国深造的年轻人执教北大，固然可以看出蔡先生的胸襟与气度，由此也可知道，梁漱溟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领地，进入了学术研究的核心地带。出乎意料的是，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但改变了他的认识道路，而且使他更深地介入了世俗生活。

然而，梁漱溟更不曾想到，1918年，他进入北大的第二年，他的心中会留下永生难忘的伤心记忆。这一年的11月，他的父亲梁巨川先生，自沉于北京静业湖。像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样，梁巨川的死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一生的努力。重要的报纸都刊发了他自杀的消息，许多重要人物，包括前清的遗老遗少和陈独秀这样的新式知识分子，都对此事发表了各式的看法。

在许多人看来，梁巨川是为清朝和君主制度而死的。只有梁漱溟清楚地知道，父亲决不是殉清，也不是反对共和，他是为了个人的纯洁理想和正直品质而献身的，“不惜以一死以寤世人”(《桂林梁先生遗书·思亲记》)。梁漱溟被父亲的勇敢举动深深震撼了。他不但深深忏悔以往对父亲的误解与伤害，更下定决心，要像父亲一样，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怀抱着坚定的理想，为原则不惜牺牲自己，坚决维护自身思想的独立与人格的完整。

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梁漱溟所在的北大立即成为运动的中心，许多相熟的朋友和同事也成了“振臂一呼，应者如云”的领袖人物。曾和他讨论过佛教与科学的学生傅斯年，不但创办了颇具影响的《新潮》杂志，而且被推举为“五四”示威游行的总指挥。以“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为契机，“五四”得到了各地的响应，迅速扩展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人们愤怒谴责北洋政府，同情支持学生的行动。

唯有梁漱溟不然。作为一个佛教徒，他自觉地与那些激进的同事们保持着适度的距离，对于游行示威等活动，也只是站在远处，静静地旁观。然而，赵家楼的大火烧过之后，梁漱溟再也无法保持冷静了。5月18日，梁漱溟在《每周评论》上公开发表了《论学生事件》一文，对五四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文章中指出，“五四”学生大游行及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不论其动机正义与否，其行动本身无疑触犯了现行法律，是毫无疑问的违法行为。

因此，对于那些被捕的爱国学生，梁漱溟不主张保释，而提议将学潮交付法庭进行办理，由检察厅提起公诉，审判厅审理判罪，学生遵判服罪。如果审判厅因学生人多检查得不清楚，不好办理，那么，学生尽可以一一自首，情愿牺牲，“心甘情愿地接受给予他们的任何惩罚”。梁漱溟强调，如果不如此，中国民族的损失将更大。因为从道理上讲，纵然曹汝霖、章宗祥罪大恶极，但在罪名未成立之时，他们仍然有他们的自由和权力，受国家法律的保护。

学生纵然是爱国行为，也不能借此侵犯他人的个人自由，对他人施暴。他虽然同情学生和他们的动机，但他仍反复强调，如果中国要想获得永远的安定，那么每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不可以任何理由超越于法律之上。只有起码的公民权有所保证，方可谈进步与发展。

梁漱溟这些令人震惊的言论再一次表现出他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从总体上而言，他的观点实际上也反映了他一生的态度:他只赞成和实践那些与他自己的准则相一致的主张，这样才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虽然梁漱溟的看法不乏因不了解具体国情而导致的幼稚与偏激，他的一生也常常因此而犯下各种错误，但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和不怕逆流而上的风骨始终贯穿于他的一生，成为他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五四之后不久，由于深感新思潮对古典学术的无形压力，梁漱溟开始了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并整理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他在书中提出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可分为三大路向的见解，同时在人生的思想上归结到中国儒家人生，并指出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些见解反映到自家身上，便促使他放弃了出家之念，遂于出版此书的1921年宣布结婚。这或许也可以算是五四对梁漱溟的另外一个贡献了。

（摘自《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 陈平原 夏晓虹/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