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杀机技能介绍:芦笛史可法的选择

愚以为，要还原真实的历史人物，必须熟悉他们的思维方式，把自己放在他们的角度去想问题，不能用今日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去强奸古人，这应该是尊重历史的起码态度。可惜某些专业人士竟然连这常识都不知道，反而讥笑这是“冒充心理学家作心理分析”，“本身就失去了客观”，当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因此，在讨论真实的历史人物史可法之先，必须澄清现代人自己制造出来的种种思想混乱。在我这票友看来，大陆史学文字最常见的是两大错误，一是使用“阶级斗争理论”，二是使用后来才从西方引入的民族主义价值观。此文作者就是犯了后一错误，以如今的思维定式去强奸古人，这才会去郑重其事地探讨史可法是不是民族英雄，却全然意识不到这完全是个伪问题。

有趣的是，那文章开头引用的《姚煜题史可法祠墓》之联就泄露了这点：

“尚张睢阳为友，奉左忠毅为师，大节炳千秋，列传足光明史牒；
梦文信国而生，慕武乡侯而死，复仇经九世，神州终见汉衣冠。”

这姚氏不知何许人，从文义来看，当为清末民初同情革命乱党的文士，不会是我大清派到日本去监督留学生的那位姚煜。不过，这对联本身就证明了我在《“民族主义”论之一》中说的话。

在那篇文章中，我告诉读者，古代中国根本没有“民族主义”的观念，只有朴素的世界主义。所谓“夷夏之分”有如说是民族地域之分，莫如说是文明程度之分，而衡量文明的唯一尺度，便是是否信奉圣贤之道。不管你是什么民族，只要掌握了孔孟之道，接受了“教化”，便成了文明人，并不会因为你的种族背景遭到欧洲式的社会排斥或歧视。咱们现在热衷的“民族主义”其实是舶来品，因此，古代只有忠臣义士，并没有现在的“民族英雄”观念：

【有趣的是，现代中国人不知道这一点，却用西方进口进来的民族
主义观念去穿凿历史、穿凿古人。岳飞、文天祥、于谦、熊廷弼、
袁崇焕、史可法等先贤被普遍当成“民族英雄”尊崇，却没有几个
人意识到古代中国根本没有和“民族英雄”等价的概念，这完全是
后人用西洋标准来给古人划阶级成分。这些先贤在古代当然也被尊
崇，但他们是被当成“忠臣”的楷模来尊崇的。岳飞那著名的“精
忠报国”，忠的是万岁爷，报的是君父之国。无论是从这些人的精
神境界还是从后世的评价上来看，我都看不出他们和忠于建文帝、
反对明成祖篡位的死节忠臣方孝孺有什么区别。文天祥死前说：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可那圣贤书只教他如何为君王效忠，根
本没教他如何抵抗异族。您就是把四书五经翻烂了，恐怕也找不到
民族主义的内容。这里倒用得着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没有
西方式林立的不同民族，上哪儿去找“民族主义”？】

那对联将史可法与诸葛亮、张巡、文天祥和左光斗相比，用现代眼光来看，这四个名臣中，只有文天祥可以划成“民族英雄”成分，诸葛亮和张巡都是内战英雄，左光斗则是史可法的老师，是被魏忠贤迫害至死的名臣。由此可见，直到清末民初的姚煜都还没有“民族英雄”的概念，这才会把传统表彰的忠臣和后世追认的“民族英雄”混在一起歌颂。

因为孔孟经典中毫无民族主义内容，对死圣贤的崇拜又剥夺了后人的“原创思维权”，后人便没有指导自己去应对异族入侵的理论依据。于是古人便只能用孔孟之道的君臣大义作为指导思想，去处理外敌入侵，其原则与镇压内敌并无区别。

换言之，古人没有“民族大义”，只有君臣大义；没有“民族立场”，只有臣民立场。外战和内战并无本质差别，外敌需要反对的理由和内敌一模一样：它危及了君王统治，违反了君臣大义，所以忠臣们当然要反对。这就是为何“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就义前告诉他弟弟可以作元朝的官，因为后者并未作过宋朝的官，不存在失节问题。

该文作者不知道这点，却试图引用顾炎武的话来证明当时确有民族主义思想流行：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其实恰好证明了我上面说的历史事实。正因为古代中国没有民族和民族主义观念，又没有“文明”这个词汇，老顾才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发明“亡天下”这种蹩脚说法，试图用它来指出明朝面临的“亡文明”的危机。他恐惧的并非异族入主中原，而是文明生活方式的丧失，而这文明生活方式也就是孔孟之道。那“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乃是孟子对圣贤之道一旦丧失之后的可怕前景的描述，引用此话，本身就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了顾捍卫的是圣贤之道而非民族国家。

满清入关之初，大量士绅南迁，这事实被作者理解为士绅集团民族意识强烈的表现。我认为原因不是那么简单，首先是满清过去曾入关几次，每次都是大肆烧杀屠戮抢劫，给关内人民留下极坏印象。其次就是出于顾炎武式的恐惧，认为满人是未经教化的野蛮人，和“民族意识”其实没有什么相干。

正因为此，当满清最后一次入关时，因为得到汉族降臣范文程、洪承畴等人指点，一反过去作风，军纪相对严明，除非遇到抵抗，并不流窜烧杀抢掠，而是招降纳叛，设官分治，并吸取元朝教训，在定都北京后沿袭了汉族典章制度，以孔孟之道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士绅集团的恐惧便迅速消散了，很容易便接纳了那个异族政权。甚至当清廷在两百多年倾覆后，还有许多汉族知识分子作忠诚的遗老，甚至为此参加“满洲国”政权。

反过来，发匪暴乱，虽然是汉人，但信的乃是洪秀全自创的烂污“基督教”，到处摧毁孔庙，它便从未得到过士绅集团的支持。尽管它一度声势浩大，但与以前的“农民起义”不同，从无读书人大规模投奔。曾国藩《讨粤匪檄》中就喊出了士绅集团的共同心声：“士不能颂孔孟之书，使我孔子孟子痛哭于九原。”说到底，古代中国人不在乎什么异族不异族，在乎的是孔孟之道。这就是咱们退让的底线，只要这条保住了，谁管新君原来的出身是什么，是“贼”（所谓“农民起义”）也好，是“虏”（少数民族）也好，who care china（谁管什么中国）？

史学研究中另一个人为制造的严重混乱，乃是“阶级斗争史”的胡说八道。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持续两千多年的斗争史。而无论是“起义军”还是官军，其阶级意识都非常强烈。世上再没比这更荒唐幼稚弱智的“历史漫画”了。可悲的是，５０多年来，中国史学界竟然备受这种白痴理论的强奸，至今无望突破那可恨的“御制智障”。

其实，古代农民起来暴乱，当然是因为活不下去，不得不铤而走险。不过，他们自己并不觉得那是推翻地主阶级的光荣的正义斗争，反倒认定自己是大逆不道，可耻地“做贼”（当土匪）。哪怕是后来做了皇帝如朱元璋者，内心深处也引当年的“做贼”经历为耻。无论是官府，是良民，还是暴乱者自己，对此看法都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针锋相对的“造反观”。

使用“农民起义军”的谀称去称呼暴乱农民也是个弱智笑话：农民本是一种职业，一旦起来打家劫舍，那就成了职业土匪，再不能视为农民了，因为他们并不耕地种田，是不是？他们造反乃是为了活下去，并不是有意要去实现自己的正义观，有什么“起义”可言？如果根据他们原来的职业便称之为“农民军”，那官军士兵同样来自于农民，也可以如此称呼了。比较中性客观的称呼，我看还是用“叛军”（the rebels）好些。究其本质，中国历史上那些“农民起义军”，与安禄山、史思明率领的叛军到底有什么不同，我还真是看不出来。

把叛军一无例外地吹成救苦救难的天使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暴乱农民当然是因为深受官家荼毒才起来造反，但遭受压迫剥削迫害并不能起到道德净化作用，培养出一种优秀的“阶级品质”来，因此，对叛军的美化不但违反了历史真实，使得黄巢、朱温、张献忠那些杀人魔王成了大英雄，而且凸显了“理论家”们的弱智。

事实上，叛军的军纪很不一样，绝大多数杀人如麻，无恶不作，极少数军纪严明。这区别和他们的“阶级觉悟”毫不相干，而是取决于其领袖是否有夺取天下的野心以及士绅的参与程度。凡由野心勃勃的领袖率领并有读书人作“军师”的武装，军纪一般比较严明，那也不是出于什么“阶级觉悟”或是人道主义，而是出自争取民心的冷静计算。

士绅集团（也就是教科书中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所谓“农民起义”的态度，也不是出自阶级立场的自觉的仇恨──倘若真是这样，那就无法解释在闯贼进京途中，各地官吏何以望风归降了。一般来说，士绅确实支持镇压初起的农民暴乱，那原因是多重的，首先当然是孔孟之道君臣大义洗脑的结果，其次则是大多数农民暴乱完全是土匪行径，严重危及了社会秩序，威胁到良民的生命财产。用现在的话来说，便是人民积极支持政府平定“反革命暴乱”。先母当初给我们讲古时，就曾历历忆起官府“Ｘ大人”是如何平定土匪暴乱、解民于倒悬的。等到我上高中后，才愕然发现，原来母亲口中的那个“贼”乃是“农民起义领袖”！

但士绅集团的态度并非铁板一块，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其实，就连士绅集团的组成也处在不断改变之中。世上根本就没有永久不变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昨为地主，今可为叫化；昨为贫民，今日可以金榜题名而最终变成大地主。明朝最臭名昭著的大贪官严嵩出身就非常贫寒。所以，所谓“统一的地主阶级立场”，只存在于“理论家”们病态的想像中。士绅集团如何看待“农民起义”的问题，根本不能一概而论，并由此得出那种直线标准答案来。

一般来说，士绅集团是以“天命观”的思想方式，而不是以什么阶级立场来决定对待某一特定叛军的态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当然是反对。但如果国家持续动乱，灾荒不断，种种迹象显示朝廷“气数已尽”，“天命”已经转移到了某个在野的“真命天子”身上去之后，则士绅集团便会蜂拥归附。那获得“天命”的叛军首领的最主要的表现，乃是“爱民如子”，因而军纪严明；以及“礼贤下士”，因而从读书人那儿获取了长远的战略眼光，所谋者大。

就是因为这些，华北士绅集团才一度认定闯贼乃是真命天子：明末持续的灾荒、暴乱和边患都提示大明“气数已尽”，李自成军那浩大的声势，严明的军纪以及“迎闯王，不纳粮”的招揽人心政策则提示他是上天选中的接班人。这才使得他在短期内便席卷华北，攻陷北京。但李进京之后，不是像刘邦那样约法三章，安定民心，却现出鼠目寸光的土匪贪婪原形来，去刑讯吊拷文武百官，搜刮金银。能进北京本身就是得到“天命”的有力证明，他却竟然在山海关败回后便主动退出北京城。如此轻易地放弃这“天子合格证”，而且走前还忘不了把土匪旧伎使出来，放火烧毁皇宫，等于向全国人民庄严宣告他是个上不得台盘的草寇。从此民心立刻翻转过去，原来归顺的地区纷纷反水，他无论流窜到哪儿都只会遭到“地主武装”的自发狙击，在短期内便“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其败亡和崛起一般神速。

满清之所以如此轻易地征服全中国，我看这“天命”观也起了很大作用。全国百姓都觉得大明气数已尽，上天已经指定了新的接班人。总而言之，人民已经实在是太厌倦那无休无止的战乱、匪祸与兵祸了。人民真正在乎的乃是保证他们活下去的社会秩序，“民族大义”并不能当饭吃。何况内地人民从无和异族相处的生活经验，上哪儿去获得民族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所谓“天命”其实可以解读为“社会秩序”。谁能结束战乱，为人民带来和平与秩序，谁就是真命天子。崇祯没本事做到这点，李闯也没本事做到这点，但辫子兵却轻易地做到了这点，所以人家当然是如假包换的真命天子，让人民心悦诚服。

由上论述可知，无论是用阶级学说，还是用西方进口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去分析评论古人都完全是笑话。该文作者避免了极左文化陷阱，不幸却用现代民族主义价值观去臧否历史人物，这才会“粗读明、清史，却起了些许的疑惑，等阅至《史可法复多尔衮书》，却看出了一身冷汗，最后不免四处去找些当时平头百姓和官人的笔记、书信来印证心中疑惑，待看完后竟是忍不住的要股栗了”。

既然史可法不是什么“民族英雄”，古代中国也没有什么“民族英雄”，那么，他到底算不算“英雄”？

这就是我想澄清的最后一个概念：世人频频使用这个概念，却很少意识到究竟是其涵义是什么：所谓“英雄”，到底是此人乃道德模范，是说他才干非凡，还是说他做出了一番大事业（亦即所谓“以成败论英雄”），抑或兼而有之？

奇怪的是，现代人的英雄观甚至比擅长模糊思维的老祖宗还混乱。在这个问题上，古人倒是难得的清晰专一：评英雄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挂帅”，言行符合孔孟之道的道德规范的就是英雄。不管你才能如何，官位怎样，只要你恪守君臣大义，那就是忠臣，就是清官。反过来，如果你违反了这道德标准，则哪怕你有曹阿瞒的过人才干并完成了他那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仍然是遗臭万年的大白脸奸雄。

用这个标准来看，则史可法当之无愧是传统的道德英雄（亦即忠臣）。文天祥的绝命词是“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史可法同样可以响亮地这么说。他的确不折不扣地做到圣贤们的教导。至于他没有战略眼光也好，没有军事才能也好，没有行政才能也好，优柔寡断也好，婆婆妈妈作滥好人当“老媒婆”也好，都毫不妨碍他的道德英雄地位。

这就是真正的悲剧所在：圣贤书只教你怎么作忠臣，并不教你作能臣。孔子本人虽然多才多艺，可惜“六艺”并非传统教材。圣贤只负责你的德育，不负责你的智育，遑论体育。培养士子的智力才干这个重要问题，不幸处于孔孟的视野之外。极而言之，哪怕你是白痴，同样可以成为传统社会的英雄。为君王们旌表的那无数贞女烈女孝子们，到底有谁是因为才干和贡献出众而获此殊荣的？这正如过去时代那些英雄一样：向秀丽、徐学惠、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门合……有谁不是道德英雄？有谁又有过人才干，为社会做出了杰出贡献？

这就是孔孟之道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圣贤们不幸长了马悲鸣的“隧道眼”和“直线脑”，在大千世界万事万物中，竟然只看到了道德这件事，所著经典除了谈论道德之外，什么其他话题都没有。问题更在于他们还不是一般的伦理学家，乃是“伦理政治学家”。在他们的直线脑中，安邦定国如同儿戏一般简单，治国只是一个道德完善过程，只要“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则天下也就大治了。圣人哪，请您去跟闯贼、献忠、皇太极、多尔衮诸人讲授讲授这套去，成不成？

这种道德政治观被宋明理学发展成了完备的道德宇宙观后，社会也就彻底丧失了生机。

本来，要培养读书人安邦治国的实际才能并不困难，历代史书就是教材，这就是司马光为何要编写《资治通鉴》，那其实就是针对孔孟的“政治理论”与实践彻底脱离的缺陷而采取的补偏救弊措施。不仅如此，一直到北宋，士大夫还喜欢写作史论，诸如三苏的《六国论》，大苏的《晁错论》等等都是有名的例子。这种写作，为读书人提供了思索古今政务得失的训练，也为他们提供了展示政治才能的机会。

但到程朱理学成为时代主旋律之后，“治经”便成了主要的学习内容。文天祥自己就说：“辛苦遭逢起一经”，只要把那一经读得烂熟，就能做大官管理国事，这还能有好事？选拔上去的官员是否有治国才干，完全靠撞大运：如果他本人碰巧有看史书的业余爱好，天资又聪颖，那国家就有福气了。如果他除了必修经书之外什么都不看，除了写作才能之外什么才干都没有，照样能被选拔去管理国家，请问那和永贵大叔当国务院副总理又有何差别？

总而言之，儒教“进化”成了走火入魔的理学之后，士子的教育和遴选就完全以“道德文章”为唯一标准。中国的第五个伟大发明，乃是科举制度，可惜具体运作从来也没弄对。唐代以诗赋取士，明清以八股文取士，选拔出来的“人才”全是写匠，直到晚清才悟出错在何处，改试策论，可惜已经太晚了。

这也罢了，最糟糕的还是程朱理学把个人道德修养当成了革命路线一类的“纲”，就此制造出并提拔了两种人：傻子与骗子。傻子是史可法那种真的道德志士，而骗子则是后世政工干部的前身，靠装圣贤（＝后世的学雷锋做好事）博得功名后，再以唱道德高调进一步爬上去。自己没有治国本事，便变成后世四人帮那种“路线斗争高手”的祖宗，专门引经据典地去和干实事的人过不去，动辄指责人家违反了圣贤教条。例如海瑞本人没本事考上进士，便先靠装圣贤以举人之身混了个小官作，进而以上疏骂皇帝“讪上卖直”而声誉鹊起，就此作了大官。

可悲的是，张居正那种真正的治国奇才，在历史上的名声还远远不如海瑞那专职道德干部的高。正因为此，尽管清代读书人吸取了沉痛教训，改治所谓“朴学”，但官方从未批判过这套肉麻把戏，于是当遇到外来危机时，类似晚明的“清流”们又再度跳出来误国殃民。清朝第一个改革家“鬼子六”恭亲王受不了清流们引经据典的歪缠，只好跟那些专打道德方天印的政工师们说：你们说的全对，不过，如果背诵圣人语录能打退洋鬼子，请诸位这就去大显身手，行不行？

这也就是为何汉人文官武将在明朝这边毫无能为，一旦投降过去却能大展才能抱负，简直像换了个人一样。皇太极和洪承畴的对话就最能凸显双方优劣，并部分提供了答案。他问洪，崇祯为何如此刻薄寡恩，动辄将将帅弃之于死地？洪说，崇祯身旁文臣太多，谋划国事时聚讼纷纭。皇太极驳道，那是皇帝昏暗，臣子蒙蔽主上，才冤枉乱杀一气。对那些死战被擒或是因为势蹙力竭不得不投降的将帅们，就算是身陷在敌国，人主也该用财货赎回，岂能像崇祯那样，把人家的老婆孩子抓起来杀头流放？

皇太极雄才大略，御下宽厚，后来的多尔衮也如此，与崇祯猜疑残刻（真是朱元璋的嫡传子孙，明亡了当真是特大好事一桩）形成鲜明对比，自然将士用命。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他不是明臣，没有吃过清流们的苦头，所以无法体会老洪吐的苦水。满清毕竟是野蛮人，虽然在关外时就已建立了模仿明廷的官制，但人家毕竟没有遭受理学的荼毒，实行的还是野蛮人的费厄泼赖，任用和提拔官员只看他的武功政绩谋略，不管他的道德高调唱得是否响亮，更没有明朝那种“嘴力分工”──使嘴的与出力的分成两拨人，将士效死在外，道德政工师们聚谗于内。如果没有这群道德动物，则光是崇祯残刻寡恩，恐怕也不至于害死那么多能员干吏。

简言之，理学成了教育与取士的指导方针之后，不但使得毫无治国才干的庸才可以飞黄腾达，变成专职道德干部，而且使得“打道德方天印”成了一种简易谋生之道。哪怕是皇帝撞大运碰上了能员干吏，那些人也得日日夜夜处在那些道德动物的监视暗算之下，最终如于谦、熊廷弼、袁崇焕那样被谗死，那还能指望文官武将们如在清廷一般生龙活虎大有为么？

愚以为，史可法就是这种背时制度的牺牲品。他才具平庸，却是个真正的老好人，性格温和迟疑，婆婆妈妈，在那种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写给太太的信竟然如同写给母亲一样谦卑，根本就不适合在官场上混，遑论是在“山河破碎风漂絮”时，出任名义上的“首席军政长官”和前敌总指挥。如果国家采用了合理的干部制度，则这种老好人根本也就不会被选拔出来，即使作了官也只会当个勤谨的小员司。可惜他私德出众，是左光斗的弟子，又写得一手好文章，竟因此被那背时制度推到最高官位上去，担负起挽狂澜于既倒的历史重任。一个无比善良的庸才处在这种尴尬的地位，能作的也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老史似乎颇有自知之明，心里有苦说不出。记得有人恭维他是诸葛亮，他说，他的才能岂如诸葛亮？能做到的也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看他给夫人的遗书，当真是字字血泪，可知他早就起了死意。的确，死才是他能报效国家的最好方式，也是将他从无法解决的历史难题中解脱出来唯一选择。他最后骂贼而死，当真是死得其所，无论是从国家还是从个人角度来说都是最理想的“交卷”方式。

下面就该文的轻薄指责，逐条为史阁部辩诬。

一、史可法怯懦避战，长期消极无为，只想偏安江南一隅，毫无规
复中原的勇气和决心，在山东河北人民举起义旗并盼“王师”如望
岁之际，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竟然不敢派兵去接收华北大片领土，
致使满清赢得了各个击破的喘息时间。

这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作者似乎把史阁部的头衔当了真，以为他真是大权在握的“前敌总指挥”，其实他乃天下第一空心大老倌，什么实权都没有，有什么可能去光复中原？

南明弘光朝廷的先天残疾，乃是崇祯那疯子造成的。明成祖把京城迁移到北京那死地去，有明一代，京城多次被围，凸显了在那儿定都的荒谬。本来，明太祖选的国都乃是南京，明成祖北迁后，在“陪都”南京留下和北京一模一样的“镜像朝廷”。在这种情况下，朝廷随时都可以、也早就该迁移到南京去了，可竟然就是不这么做。

闯贼包围北京前，崇祯也看出了形势的危险，本想逃往南京，但专职道德干部们趁机出来显示风骨。崇祯最怕人家说他是昏君，于是就不走了。你自己要死也罢，总该把皇太子送往南京去以防万一吧？他偏不。于是闯贼进京，他自己吊死，皇太子被俘。自成也倒没难为他，只是把他押在军中，同往山海关，山海关败回后便把他放了（这一手倒实在漂亮，不能不称赞）。但其时兵荒马乱，太子养于深宫，有什么生存能力？就此从历史上神秘失踪。

这就给南方的忠臣们出了个天大难题。南京倒有个“镜像朝廷”，可没有皇帝。如果太子在那儿，则名正言顺地登位，按孔孟之道，立即就拥有天然绝对权威，谁敢不服从？现在太子生死不明，国家又一日不可无主，只好从权，另立新主。但如此拥立的新主，从根本上就缺乏“真命天子”的权威。

过去明英宗受太监王振愚弄，亲征瓦剌（蒙古一部），兵败被俘，瓦剌君主也先挟英宗而来，兵临北京城下，讹诈明朝政府。于谦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毅然拥立新君，在北京城下大败也先，挽救了国家。但后来英宗被放归，被软禁多年后，终于复辟夺位成功，拥立新君的于谦竟被他挟嫌报复处死。后来的臣子谁不知道这往事？如果皇太子被自成杀了，那倒还减轻了问题的难度。他却偏偏生死不明。万一拥立了新主，他又突然出现，“非法”拥立新主的臣子们岂不是要步于谦后尘？

因此，从弘光朝廷成立那天起，这问题就是史阁部的心病，从他写给多尔衮的回信中一眼就能看出来。多尔衮骂南明朝廷是僭立的伪朝廷，那本来是“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一个中国原则”，意思是既然有了清朝皇帝，南明皇帝就是伪皇帝。可这指责却歪打正着，可可打在史大人的心病上。他心虚情怯，不惜长篇大论并捏造神话，证明“今上”何等英明。可笑的是“碧血汗青”先生却看不出来，斥之为“卑躬屈膝”。

史阁部心虚也倒罢了，关键在于弘光登基的合法性为内争提供了个响亮的借口。弘光被拥立后，有个廉价骗子冒充太子跑到南京去。弘光倒也不敢怠慢，请见过太子的人去证认，并用宫中掌故去考较他。众人一致认出那是西贝货，但消息已经沸沸扬扬地传了出去，以致弘光等人明知是骗子，也不敢处死之，免得让专职道德干部们说嘴，反倒说不清楚了。与此同时还有个类似的“童妃案”，都成了朝野皆知的“特大政治丑闻”。民间传说童妃确实是真货，甚至说弘光并非朱家子孙，乃是冒充的福王，甚至就连黄宗羲都言之凿凿地这么说。

这“拥立”问题就此成了南明一系列政权的催命符，朝廷党争与军阀内战的绝佳借口。南明的功夫全用到自相残杀上去了，谁想得起什么抵抗清兵，遑论光复中原？

这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其实为的还是私利。拥立乃是高回报的政治投资，皇帝对拥立大臣必定要酬报以高官厚禄，清浊流当然要为此打得不可开交。浊流马士英、阮大铖（此人住宅所在街道名称很怪，唤作“裤子裆里”，于是清流们便称之为“裤子裆里软”，可见清流就连嘴都是脏的）等人主张拥立血统比较近的福王，而清流们主张拥立比较“贤”的潞王，其实后来事实证明，福王和潞王乃一丘之貉，捆着吊着都是一回事，皇家的下滥乃是从朱元璋的基因里传下来的，哪有什么贤愚不肖之分？清流们真正的动机，还是因为东林党人得罪过老福王的母亲郑贵妃（不敢肯定姓是否弄对了），怕小福王当皇帝后报复而已。

为了战胜清流，马士英便首创“枪指挥党”，以丘八去压倒秀才们，拉拢“四镇”亦即高杰等四个大军阀参与拥立。史可法虽属清流，也属意于据说比较“贤”的潞王，但他性格温和，也没有私心，顾全大局便同意了马的主张。其余清流不甘示弱，便去交结与之有点渊源的另一大军阀左良玉。双方争相讨好武夫，遂使朝廷彻底失去崇祯时代“党指挥枪”的绝对权威。

当时南明拥有的武装力量主要是称为“四镇”的四只军阀武装，以及表面承认弘光王朝的左良玉的大军。四镇乃是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以高杰军战斗力最强。高杰原是李自成部将，因爱上了自成抢来的妻子，带着她投降了明朝（这其实是很精彩的爱情故事，自成那枭雄竟然会戴绿帽子，而且终生未能复仇，笑死我了）。自成进北京后，高杰吓得往南方逃。适逢南明需要拥立新君，马士英需要枪杆子增加说服力，他就此一跤跌到了富贵中。他的部队完全是土匪，抢劫百姓比自成的叛军还厉害。他和刘泽清一样，本是望风而逃的败将。如果放在崇祯手上，早就砍了脑袋了，可因为拥立有功，竟然加官进爵。其余的黄得功、刘良佐虽然没有这种劣迹，但也没有什么战功，全靠拥立之功封侯封伯。未参与拥立的左良玉也如此，他也是毫无战功的“逃将”，但因为拥兵２０万，竟被封为宁南侯。

滥施封赏，并没有买来武夫们的效忠。５大军阀跋扈自雄，四镇都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自行征税，所得不必上缴，还有权开荒、采矿，完全成了晚唐藩镇割据那套。史可法别说指挥他们的军队，就连自己都曾一度被高杰抓起来，全靠高杰那爱情夫人深明大义才被释放。高杰不但不服从指挥，而且竟曾攻打扬州城，准备将该城洗劫一空，全靠史可法使出婆婆嘴来才让他放弃此念。

没有参加拥立的左良玉更混帐，尽管朝廷看在他２０万兵马的面子上，照样封了他侯爵高位，但他仍然心怀不满。假太子案和假童妃案爆出后，他自以为当董卓的时机已到，竟然捏造“太子密谕”，扬言“清君侧”，全军从武昌顺流而下前往南京，行前竟然下令部下屠城，大肆屠杀武昌人民。南明覆灭乃至史可法壮烈殉国，就是他发动大规模内战的直接结果。这就是复社那夥清流拉拢吹捧的“忠臣义士”！可笑的是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居然还把左说成是个香饽饽。

藩镇割据，乱成这鸟样子，谁有本事扭转乾坤？作者只看见史阁部那显赫的官衔，却忘记了史大人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左良玉全师东下时，正是多铎大军南下之际。不但左在此国家危急时刻悍然发动大规模内战，而且马士英竟主张：“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并严令“有议守淮者斩”，此后又下诏令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去防御左良玉攻势，这才害得史大人独守孤城扬州。他在给夫人的遗书中沉痛地说：“人心已去，收拾不来……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如今后人看不见那个乌烟瘴气的混帐世界，却去指责他畏敌如虎！

要说史可法害怕辫子兵，因此不敢派兵收复根本没有沦陷的山东、河南、河北大部分地区，似乎也不是毫无道理。诚如作者所说，南明小朝廷自成立后，将近一年内毫无动作，耐心地等待辫子兵在陕西结果流贼后，再挥戈东向去接管华北真空地带。南明唯一一次北伐，乃是试图联合满清“友军”，夹攻时在陕西的大顺军，但因高杰被杀，便废然而罢，全师南撤。作者认为，这是史可法的错。

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愚以为，史可法对满清的态度很复杂，恐怕是感激羞愧之心多于害怕，下文还要详论。他不派兵经略山东河南河北，我看还是因为军阀们不听话。其实作者引用的史可法９月间的奏章就说明了这一点：

“各镇兵久驻江北，皆待饷不进。听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后
遂为胡土，我争之非易。虚延岁月，贻误封疆，罪在于臣。适得北
信，九陵仍设提督内臣，起罪辅冯铨，选用北人殆尽。或不忘本朝，
意图南下，逃匿无从，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乞速诏求贤，偏
谕北畿、河北、山东在籍各官及科甲贡监，但怀忠报国，及早南来，
破格用之。”

这说得明明白白：各镇军队以欠饷为由赖在江北，他对此一筹莫展，唯一能想出来的弥补措施，乃是请皇帝迅速下诏，吸引北地才士来归，免得土地无法收复，人才也丢了。从这奏章里，我只看出“史婆婆”的万般无奈，可作者却要使出清流打道德方天印的传统招数来，说什么：

“大量史料表明，南明的军队从来就不缺饷，有记载他们四个月就
发了一年半的银饷，同时比比皆是的还有他们如何搜刮民间的记载。
至此，史阁部的心思就不免叫如我之辈作小人想了。”

当真是小人之想！南明军队当然从来不缺饷，他们不想开拔打仗，正是因为太不缺饷了──上文已经说过，朝廷为了讨好武夫们，竟然授予他们设卡收税的权力。在驻地安富尊荣，谁还会想去打仗？放纵这种尾大不掉的局面出现，史阁部当然不能辞其咎。但不能为此就指责他怯懦。

他倒是确实不想打辫子兵，但日日夜夜都想向闯贼报仇雪恨。如果他能调动部队，早就北上去打流贼了，何必要等到次年正月才动手？后来北伐，也只有高杰军充当主力，那还是因为他作了快一年的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感动了高杰的甜心夫人。在邢夫人战无不胜的枕头风的影响下，高杰才转变过来，开始听史阁部的话了。可惜史大人这点心血也因高杰被杀而断送。

要说怕辫子兵，则我看不光是史可法一人，乃是全民心理。中国人似乎很容易养成一种恐惧心理，将某种人视为“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神兵天将一类。一旦这种恐惧心理传染了全民，则国家的“气数”也就差不多了。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况多次出现，当真没劲。

这很像动物决斗。儿时我就注意到：两只鸡打架，开头双方都非常勇猛。但一方打败后，终生便再不会抵抗，无论对方如何作践都只会扁扁地伏。宋对金、对元，明对清，国民党对共产党，似乎都先在心理上垮了，就此再也无法收拾。反倒是在为许多人诟病的抗战中，中国人的表现还非常出色，一直挺到最后。

“恐胡症”第一次显示迹象，似乎是在南宋。记得辛弃疾在《美芹十论》中长篇大论地痛斥“北勇南怯论”。这一事实本身，似乎就雄辩地证明了恐胡症在当时成了一种普遍心理，所以他才有必要去驳斥之。

明朝军民普遍害怕辫子兵，似乎是个不争的事实。前文已经引用过当时人的记载，说哪怕只有一个辫子兵，南人不管有多少人，只要听得对方一声：“蛮子来”，立刻就乖乖跪倒尘埃，伸长脖子耐心地等人家的大刀向南人脖上砍来，慷慨就义，欢乐归阴，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早在满清入主中原前，辫子兵就多次绕过山海关入侵大明。我记得起码有两次是长驱直入打到山东境内。每次都是孤军深入，每次都抢劫了大量财物，掳掠了数十万百姓（十几万？记不住了。女真乃是奴隶社会，那些汉人是抢回去作奴隶的）。如此劳师远征，还裹胁了如此众多的平民，可知行动何等缓慢。官军要切断退路并包围歼灭之，实在是易如反掌。就算不敢和人家的铁骑对阵，起码可以把辎重和俘虏截下来吧？然而每次辫子兵都是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全师而来，全师而归，仿佛是来领取给养。从头到尾，官军只敢恭迎入境，礼送出境。这种怪事不用“全民恐胡症”来解释，又该怎么说？

论战斗力，汉人军队中最能打的乃是自成的叛军。孙传庭的部队算是官军中的劲旅，竟然被叛军全歼了。自成亲征山海关，和吴三桂决战。三桂所率宁远军乃是官军精华，和大顺军斯（厂斯）杀也顶不住，已现败象。此时风沙大作，昏天黑地，对面不见人，双方自动休战。多尔衮令宁远军退下，辫子军上去。等到风沙停息，大顺军一看对手变成了辫子兵，顿时大惊，狂喊：“辫子兵来了！辫子兵来了！”正是古书所谓“军惊而坏都舍”，山崩海裂一般溃不成军。大众去丹田提一口气，使出绝顶轻功来，气都没换一口便奔到北京，连服无数同仁堂的定惊散，三魂七魄都还没收回来。自成逃出北京后，三桂和辫子兵衔尾猛追。他和辫子兵打一仗败一仗，从来没有赢过，最后又变成了东逃西窜的流贼。

还有个奇怪的现象也颇值得注意。明末有个将军名唤李成栋，和后世冯玉祥、马悲鸣等人一样，同是著名倒戈将军。此人先从贼，后投明，再降清，最后复降明。他当清军将领时勇猛如天神，战必胜，攻必克，先后消灭了隆武帝军主力，生擒绍武帝，平定了华南大部。后来他又反水，归降永历帝，却就此一仗都打不赢，莫名其妙就阵亡了。这种鲜明对比，如果不用“全民恐胡症”似乎无法解释，因为李成栋投降永历帝后，如其他军阀一样，基本是自主的，并未被朝廷捆住手脚。

因此，我认为，当时的情况是“连环怕”，官军怕叛军，叛军怕辫子兵，“恐胡症”相当流行。不把握这个全民心理，却去责备史可法一人，未免太不公平。


二、史可法的“联虏（清）剿逆（闯）”的战略方针违反了民族大
义，开了后世“安内攘外”、“宁赠友邦，不给家奴”的滥觞，在
实际上毫无可行性，乃是一厢情愿。


这种指责，只暴露了作者用现代愤青价值观去苛责古人。在作者看来，满清是民族敌人，自成、献忠等人则是“内部矛盾”，当然应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可惜这不过是上世纪３０年代被中共欺骗蛊惑的爱国愤青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忠臣孝子史可法的思维方式。他对满清和自成的态度，已经详详细细写在《史可法答多尔衮书》中了，而那正是标准的圣贤之徒的反应，以孔孟之道来衡量，一点错都没有。奇怪的是，作者拿那封信作足了文章，却连史可法“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反复强调的中心思想都看不出来。

我在本文第二节已经介绍过古人的思维方式了：古人不懂民族大义，只懂君臣大义；没有民族立场，只有臣民立场。在忠臣孝子看来，当时有两个大敌，一是农民叛军，二是辫子兵。两者都危及君王统治，都必须反对。但自成逼得崇祯自杀，已经不光是敌人而是天下忠臣义士不共戴天的死仇了。儒家的“国”乃是“家”的放大，弑君之仇，尤甚于杀父百倍。“主辱臣死”，而况主死乎？所以，要史可法去招安张献忠还有点可能（当然前提是张必须放弃帝号），要他去和自成联手，当真是做梦！

另一方面，多尔衮得到汉族降臣的指点，采取了旨在收揽民心的极高明的政治策略。他是以“代大明天子报仇”的名义出兵的，进京后为崇祯和皇后发丧，令百姓服丧，并将帝后隆重安葬。这一切不能不使得忠臣史可法既感且愧：感谢的是辫子兵“打抱不平”，不仅代自己打败了汉臣无法打败的逆贼，将之驱逐出北京，而且代汉臣尽了安葬先帝先后之责；惭愧的是自己身受君王深恩，却不但没本事保卫先帝，没本事为先帝报仇，甚至连安葬先帝先后遗骸的起码臣子责任都没尽到，竟然劳外人去为自己作这些事。这种种国家和臣子的奇耻大辱（再说一遍，古人的“国家”乃是皇帝个人的，他们并没有如今的民族国家概念），宁不令他愧生天地间！

因此，满人当然成了汉族忠臣们的恩人，史可法已经在那封信里说得清清楚楚了：

“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
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
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

这话说得非常真诚，乃是典型忠臣孝子的心声。在此之后，再和辫子兵动刀兵，岂非忘恩负义？昔日之敌，今日已经转化为恩公。按《春秋》大义，当然只能结为友邦，“联虏剿闯”乃是他可以作出的唯一道德选择。

从实力对比来看，这也是史可法唯一的选择。当时的情况明摆着：明廷不是联合叛军，就得联合清军，决无可能左右开弓，同时和双方开战。联合叛军的可能性上面已经说过了，根本就不存在。即使史可法能忘弑君血海深仇，叛军也未必会如作者一厢情愿设想的那样，愿意与官军联合。后来献忠部将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确实投降了官军，但那时他们已经势蹙力竭，舍此并无出路。但史可法生前叛军还很猖獗，献忠称了帝，岂愿放弃帝号投降南明？

作者可笑之处，乃是沿袭极左文化套路，痛责史阁部不明民族大义，却毫无根据地假定“农民起义军”深明这民族大义，愿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其实，如果连史可法都没有什么民族意识的话，那请问自成、献忠等人又从何而来这种意识？作者有何根据认定那些人就会顾全民族大局，放弃自己抢夺天下的野心？后来的中共又几曾因日寇入侵而放弃抢夺天下的狼子野心？真要用现代观点抓卖国贼，那该抓的也不是老史而是老李老张。不是他们在国难当头之时起来造反，满人又怎能坐收渔利？

官军不试图与清朝联盟，单独与叛军作战又如何？我看也不行。崇祯在世时，享有“乾纲独断”的绝对权威，内无马士英那种弄权首辅，外无左良玉那种抗命悍将，倾全国之力仍无法镇压叛军，身死敌手为天下笑。如今南明只保有半壁河山，内争如火如荼，史可法根本无法指挥骄兵悍将，要去独立和叛军作战，当真是春梦一场。

从历史先例来看，“联虏剿逆”也完全符合忠臣行为规范：诸葛亮毕生坚持的就是联吴伐魏的战略方针。在他看来，魏乃是篡汉的国仇，而吴虽然大败过蜀军，后来也称了帝，毕竟是两个魔鬼中较少邪恶的一个。他从来是儒家赞扬备至的忠臣楷模，史可法抄袭他的战略，又何错之有？

总而言之，史可法选择“联虏剿逆”的战略方针，从儒家道德上来看毫无过错。从实际国情来看也是唯一貌似可行的选择。任何真正的儒家志士处在他那个地位，恐怕都只会作出这个选择。

而且，这决策似乎是破除上述那“连环怕”定式的唯一办法：官军本来怕叛军，若能和为叛军恐惧的辫子兵联手，定然士气大振，勇不可挡。这方略原也可行，前提是南明文臣精诚团结，将士用命，趁清军西征之际大举北伐，接收华北真空地带，陈兵河南，阻断清军归路，形成威慑，令清廷不敢小看，再效法石敬瑭，割让京畿一带，与满清结盟后合力剿闯。

更大胆的思路当然是趁清兵在陕西与流贼鏖战之际，直取空虚的京城，但此策恐不可行。首先是史可法那至诚君子做不出那种背恩反噬、趁人之危的事来。其次是明军战斗力实在太差，而清廷在关东应该留有战略预备队（据今人研究，满清初入关时倒是倾巢而出，但后来就把部分军队调回关外休整去了）。北京城池坚固，没有现代火器很难攻打，若顿兵坚城之下，关外和陕西清军回救就会被全歼。

所以，还是上面说的那依靠实力与清结盟之策可行，这似乎是当时南明能争取到的最佳结局。但前提必须是内部精诚团结，将士用命，作不到这点，则连偏安江南都没指望。作者只看到大明表面上的虚胖，却不知道那其实是病入膏肓的东亚病夫的浮肿，满清便再瘦小也是神威凛凛不可抵挡的孙猴子。


三、史可法在回答多尔衮的信件中，卑躬屈膝，更违反了明朝一直
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犯了重大政治错误。


这再度说明作者连那封信都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多尔衮和史可法的通信，乃是最典型的传统道德官司。古人打仗，兵马未动，檄文先行，也就是抢占道义制高点，历数对方的大罪或道德缺失，居高临下大义凛然地痛责之，这我已经在《讨王希哲檄》中示范过了，嘻嘻。这其实非常无聊，在实践中似乎也没有什么奇效，可在中国竟然成了传统。

老多和老史的吵闹，就是这种无聊的道德官司。不幸的是，老史占了下风。这倒不是老史文才不及老多，而是老多处处占在理上，咄咄逼人，而老史只能处于自辩的被动地位。纵是武侯复生也只能如此。老史做到这样，已经是难为他了。

老多捏的七寸，以本人的话代他简捷地说，就是：“不报国仇，苟活忍死；偏安江南，拥立伪帝；不迎王师，忘恩负义。”（啧啧，只恨老芦生错了时代，英雄无所用武，惜哉！）史可法根本就无法抵挡这些指责，因为他确实没有兴师复仇，一直是满清在和大明的死仇作战，所以他只能心虚情怯地自辩。

对“不报国仇，苟活忍死”的指责，他的答辩是：当时他已经去勤王了，率军走到淮北便听到了噩耗，五内崩摧，本当立即自裁，追随先帝于地下，“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这才活了下来，为的不是个人而是国家。

“偏安江南，拥立伪帝”的指责，正正打在他不可告人的心病上，前文已经介绍过了，太子生死不明便拥立旁枝，按传统规矩来说有谋篡之嫌。正因为此，他对此作的自辩最长，简捷的说是：１、“今上”是金枝玉叶：“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合法性无可怀疑；２、得到了上天批准：“告庙之日，紫云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柟梓数万，助修宫殿，是岂非天意哉！”（ＮＮＤ，老史那至诚君子大概不会造谣吧？大概是上游发洪水，把森林里的树木冲到下游来了）。３、大量列举历代为了宗社拥立新君的先例，证明这么做完全符合《春秋》大义。

对“不迎王师，忘恩负义”这条，他说，南明并没有忘恩负义，而是感激涕零，已经送了礼物表示谢忱，并愿和大清永结盟好。劝清廷好人做到底，效法“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得了钱就走人，不要为德不卒，反恩成仇，否则“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明鉴之”。

依愚见，以老史脆弱的道德立场，这信写得非常之好，便是请我去也不能做得更好了，特别是结尾软中有硬，棉里藏针，更表明他早就不想活了，并非贪生怕死之徒：“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当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于地下者，实为社稷之故”，令人数百载后读来尚自为之悲从中来，不可断绝，明知传统忠义之无稽，仍不免神驰万里，依稀想见志士胸襟。

而今作者却说那信丧失气节，丢了民族的脸！这都哪跟哪啊？！人家老多完全是用儒家那套，责老史以《春秋》大义，字字占在理上，你怎么去驳？四书五经上有什么依据，可以用去辱骂代大明天子复仇的友邦？遮莫作者心慕爆牙外长李肇星那种超级痞子，以为所谓折冲樽俎如同网战，万万不可在嘴上吃亏，谁能如老芦一样巧妙恶毒幽默刻薄地侮辱对方，谁就是外交大师？

最可笑的就是那“一个中国的神圣原则”，亏作者还有本事说那是天启、崇祯坚持的神圣原则，史可法放弃了那原则，便是犯了类似今日承认疆独一样的叛国罪！

所谓“一个中国”，实质就是“一个皇帝”，据说那是从“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宇宙运行规律”中来的。但那“规律”说的乃是在一国之内，并不适用于全天下。天下有几个国，当然就会有几个国主。古代中国人的态度从来也就没有后来那样僵死。三国、南北朝、五代、宋朝何曾实行过“天下只许有一个皇帝”的荒谬政策？就连宋儒，处理国际关系时都还有点求实态度，并没敢把大辽、西夏、大金等国视为藩属，要人家废了帝号，而是争取平等邦交。

“天下只许有一个皇帝”，乃是汉人从蒙古人那儿学来的。蒙古人的世界大帝国只有一个中央汗国，其他汗国都是藩属。明朝取代元朝后，别的没学会，就学会了这无聊的虚骄。可又没有人家蒙古人的本事，便只能用收买的办法去引诱人家来“朝贡”，自欺欺人把邻国当成藩属。等到天启、崇祯时代，就竟然疯到不但不许后金称帝，而且就连皇太极自去帝号，愿为藩属都不同意，这才闹到后来亡国了事。

因此，史可法以平等态度对待大清国，实在是难得的历史进步，应该肯定而不是否定。传统知识分子中之最难得者，乃是不死守教条，根据实际情形通权达变。清流之所以可恨，正在于那些人是顽固的教条主义者，只知死抱僵死的道德教条，不知灵活应变，这才会“议论高而事功疏”。如果后来清朝早早采取史可法这种求实态度，在最初和鬼子打交道时，及时放弃“中央帝国”的虚骄心态，和人家平等相处并试图了解对方的实情，则后来也不会蒙受那么多的羞辱。

综上所述，作者对史阁部的批判，完全是使用今日爱国愤青的价值观，忽略或故意无视当时中国的国情的信口雌黄。

我个人觉得，史可法的缺失，是性格的缺陷和才干的不足：他太是个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了。如果他能像于谦（ＢＴＷ，我认为明朝最伟大的还不是袁崇焕而是于谦）那样当仁不让，性格更aggressive（张扬）一些，敢于抓权揽权，靠自己的显赫官位与崇高声望，把清流整合在自己旗下，拒绝向马士英低头，充分利用拥立之机，形成自己大权独揽的局面，则也就不会形成后来“枪指挥党”的局面，清浊流的党争也就可以避免了。

这看来完全是可行的。史可法当时在江南人望之高，无人可以抗衡。崇祯吊死之前，他就已经是南京“镜像朝廷”的兵部尚书了。没有他点头，马士英就算是勾结了四镇，也不敢擅自拥立福王。拥立谁其实都无所谓，重要的是要把马挤出拥立重臣的行列，剥夺他弄权的机会，而拥立福王并不能将马排挤出局。如果史可法当机立断拥立了潞王，则马的政治生命从此便结束了。朝廷成了清流一统天下，自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党争。强势的朝廷要指挥武人，困难也就会比后来小得多。古人早就发现“使功不如使过”，把将领们弄成拥立功臣，实在是人类能想出来的最蠢的事。聪明的办法应该是让那几个将领处在戴罪立功的地位，而不是相反。更蠢的是用高官厚禄把他们养成了坐地自肥的地头蛇，使他们彻底丧失了挪窝打仗的愿望。

依愚见，这才是史阁部的缺失，不过，那是才干和性格的不足，并非道德缺失。以传统道德标准来看，他是完美无缺的楷模，古人对他的赞颂一点都没有过头。

用现代道德标准来看，史阁部可以责备的乃是，他自己想死倒是最佳选择，但犯不上把全城百姓拖进去，因为那些人并没有“食君之禄”，没有殉君王之国的道义责任。

在这点上，他似乎显得自私了些。上文已经说过，他的死乃是最完美的结局。在这点上他十分幸运。古人所谓“自古艰难唯一死”其实并不对。若像钱谦益、吴梅村一般，没有勇气自行了断，余生日日夜夜受过去刻意培养出来的“良知”折磨，那才是生不如死。因此，史可法其实是个幸福的人。如果他在获得那理想结局之前，把全城百姓放出城去，那就是完人了。

其实对人民来说，采取不抵抗政策才是最聪明的。国家是君王的国家，并不是自己的国家，亡国只对于君王来说才是祸，又何必去自作多情？古代中国人缺乏民族意识其实非常明智──本来大明也不是汉族的国家而是朱姓皇帝的国家，江山换姓，百姓究竟损失了什么？Absolutely nothing（绝对没有）！更何况历史证明，爱新觉罗的统治比朱家的统治英明宽和仁厚多。由此看来，人民没有大规模反抗清军，当真英明之极。满清为征服中国杀死的汉人，恐怕要远远少于汉族叛军和官军杀的百姓。因不抵抗而使异族征服者做到这点，我认为其实是汉族智慧的表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