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当劳外卖菜单:精彩卷首语十篇：追求卓越

精彩卷首语欣赏：追求卓越

文/社会学家茶座

目录

1. 追求卓越
2. “区隔”
3. 天地大戏场
4. 读书与行路
5. 精英主义耶，民粹主义耶？

6. 纵与横
7. 说“戾气致异”
8. 荤面与素底
9. 大狮搏兔
10. 街市上的苏格拉底

1. 追求卓越

　　希腊人的精神，是不甘平庸、勇于创新和超越自己的人类精神。

　　遥想古希腊时代，无论是雅典学园的睿智辩论，行吟诗人的啸歌吟唱，还是爱智者对于宇宙人生底蕴的追索，特别是奥林匹亚及遍布全国赛会上的竞技运动，希腊人在人所能有的所有方面，在在都呈现出一种当下已日见稀薄的精神。用希腊史家基托的话说：这一贯穿在所有领域之中的精神“就是卓越（excellence）的精神”。希腊人不肯把自己冷冻在某一僵化的环境中，成为固定的存在物，他们将人视为无限的可能性。他们纯真活泼，奖掖优秀，赞美杰出，渴盼出类拔萃，在人类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为后人留下了永恒的范典。古代希腊人那种壮健活泼的精神，至今令人神往。

　　中国史上的春秋战国，尽管偏重于向“文”的一面发展，却也一样是富于创造性的时代。诸子百家，比智量力，竞出争胜，仿佛天地间的钟灵毓秀之气，唯独对这一时代情有独钟。如果视文体为承载这一精神的形式，那么庄周的汪洋恣肆，老聃的溥博沉雄，孔子的雍容典雅，屈赋的芬芳悱恻，纵横家的诡谲谬悠，名家的邃密精深，为华夏文化同样奠造了不朽的范典。

　　因此，有人称那个人类文化突破的时代为“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的辉煌，已成既往。一个大众文化支配的社会，固然使人类所欲的平等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体现，但对结局平等而非权利平等的追求，同时又往往流为拥有独创性趣味之个人的苦难。这却是一种不甚可喜的现象，有可能阻遏人们对于卓越的追求，斲丧文化的灵明与生机。英国思想家伯林指出，现代人的典型困境之一，即是分裂于平等与卓越这两种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现代人已然认识精英层级的不公，却又珍惜他们所特具的思想与道德自由及美学观点。那种将卓越牺牲于平等的做法，导致的往往是密尔所谓美学与伦理上都令人厌恶的“集体平庸”，而个人在这一海洋中却往往陷于灭顶。伯林因此呼吁人们，在卓越与平等之间保持平衡。

　　人文与社会方面追求卓越的创新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体制中进行的。在变革的时代里，我们的社会建制与公共生活，是否有益于鼓励人们的各种创新？在功能效率优先的时代里，能否给那种追求卓越的精神气质，也留下一方小小的呼吸空间？

       这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2. “区隔”

　　已故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1979年曾出版过一本名叫《区隔》（La Distinction）的书。该书的副标题是《品位判断的社会批判》（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品位之道，由来尚矣，《区隔》一书又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新异的见解？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文化鉴赏能力往往被视为人的自然禀赋，布迪厄的研究却发现，这一能力其实是后天培养与教育的产物。而文化资本其实也如经济资本一样，受到阶级的决定性影响。布迪厄尽管自承具有贵族气，但他依然指出，不同的文化资本决定了不同阶层的品位（gout），现代社会中个人和团体的身份与地位，只有通过诸如生活方式、阶级品位及消费模式等广义的文化资本方能得以体现。在这一基础上，他进而认为，阶级的区隔是由对文化资本的占有决定的，在这方面同样凝结着社会的不平等。

　　布迪厄的《区隔》强调文化场域的相对自主性，反对庸俗社会学把一切问题都化约为经济因素的决定论，不过他的观察，主要还是基于像法国那样的发达国家。就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物质基础依然是重要的。秘鲁有位享誉全球的经济学家德·索托也有一个新发现，其意义可以说与布迪厄异曲同工。

　　索托观察到，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富悬殊，是因为有一个“钟罩”隔绝了贫富两个阶级。这个用以区隔两种人的“钟罩”不是别的，就是用以保护财产权的法律。这些国家的法治之所以落后，就在于它只保护富人的财产权，而不保护穷人的财产权（关于索托理论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启示，请参见《社会学家茶座》第26辑王建军的文章），因此穷人的资产便成了被冷冻的“僵化的资产”，而不能为他们带来财产性收入。结果，就形成了人们在穷国常见的现象，越是穷国，贫富差距越如天地悬隔。

　　布迪厄的文化阶级论是为了颠覆经济决定论，这与索托大异其趣，不过他所提出的符号—文化暴力概念却很有意义。根据这一概念，审美（趣味）判断在社会世界中时常成为一种文化暴力，被用来强化阶级，区隔上等人与下等人。

　　晚近中国的“新土改”，力图逐步将财产的保护覆盖到农民的土地上，无疑是还权于民的一大进步。在反对者那里，提出的理由尽管形形色色，却依然不能不让人担心，这是否就是期望永远将贫穷与富有、城市居民与乡村农民加以区隔的一种“文化暴力”呢？  

3. 天地大戏场

　　旧时的戏台上常挂有一副楹联，道是“天地大戏场，戏场小天地”，用以解说戏剧与社会生活的相关关系，十分形象贴切。京剧名伶程砚秋先生当年说得好：“人生即是演戏，社会即是舞台，人人都是演员。”而所谓伶人，“不过是戏中串戏罢了”。

　　还有一副常见的戏台楹联，道是：

或为君子小人，或为才子佳人，登场便见。

有时欢天喜地，有时惊天动地，转眼皆空。

　　上联是要人入戏，演好角色；下联却是要人出戏，摆正心态。言外之意是，能入能出，方为大英雄。虽然是一副联语，说起来却暗合于当代表演理论的两种体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布莱希特。前者强调要入戏，演员与角色要合二为一；后者却主张要出戏，更强调间离效果，要演员成为自身角色的裁判者。据说曾有一位男演员由于入戏太深，乃至假戏真做，竟至于非礼了扮演情人的女演员，结果，他得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称赞，却受到布莱希特的严厉批判。

　　入戏太浅，固然演不好角色，可入戏太深的人，又往往“啄不破螺蛳壳，跳不出猢狲圈。其间恨塞鬼胸，冤迷胎舍，以至雄伏雌飞，阴颠阳倒，总如空里之华，梦中之物”［（明）李廷谟语］。所以又要出戏，高明的戏剧家戏中常要设置一位角色之外的旁白者，解说剧情，倚摭利病，评点人物，就是要通过间离效果叫人出戏。

　　不妨说，政治是表演艺术的最高形式，政治家就是在政治舞台上表演出一场场政治和改变社会的大戏的演员。当年一位美国人里根，由于深谙表演艺术的真谛，从好莱坞一路演到白宫，演得真是有声有色，至今仍被舆论界评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有人说，终极而言，统治手段是由人性、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决定的。意识形态不过是一种商业包装，生活方式无非就是一种戏剧表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戏亦真，真亦戏。

　　在清人龚自珍看来，治学也如演戏，“不善入者”，如“垣外之耳，乌能治堂中之优也耶”？“不善出者，必无高情至论，优人哀乐万千，手口沸羹，彼岂复能自言其哀乐也耶？”所以，面对“优人之在堂下，号啕舞歌，哀乐万千”，治学者则要如“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如此，才可谓“出矣”。演戏如此，治学如此，如果入主出奴，终非上流。其实，我辈身处大千世界，承担各式社会角色，又何独不然？

    听，锣鼓又起，众生行将粉墨登场，如郑逸梅老人所说：“从此为悲剧，为喜剧，或生或旦，或丑或净，甚至或跑龙套，或打锣鼓，各凭前因，来了现世。” 至于究竟演得如何，那就要看列位的修为了。  

4. 读书与行路

　　古代有狂生，囿于识见，道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后来眼界渐开，始知求取真知，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晚明的文人张岱，就是这么一位。他少年时代“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不想年至半百，遭逢家亡国破，由此痛加反省，才懂得纸上亲闻不如实地亲见。他在《快园道古》中说：“视燕图者言燕，而燕不核也；及至燕，而始能言燕，则空言之无当于实见也。”

　　近代欧风东渐，让国人引进了社会学与人类学。老一辈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如费孝通等前辈，没有模仿那些没出息的古之士大夫，他们不走“安乐椅上的人类学”、“书斋里的社会学”一路，而强调“实见”的重要，讲究读书思考与田野调查并重。这在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其重要性已经为人们充分认识。

　　不过，求取知识，也不一定非得正儿八经地去做田野调查不可。现代交通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的活动半径大大拓展。无论是旅游也罢，休闲也罢，参加会议也罢，有心人胸中如具灵光，屐痕所至，处处都能有所发现。但也有人每天做将要远行状，以为近处不足观；有人足蹬耐克鞋，开着进口豪华车，行旅半中国；有人周游世界，甚至绕了地球不止一圈。可他们却空行了万里路，归来还是大脑空空。他们不懂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关键是要有一双社会学之眼，才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具备穿透表象的洞察力量。无论面对的是荒丘埂莽，残垣断壁，还是帝国胜迹，繁华市井，都能看到常人见不到的东西，真正增长知识见闻。社会学家米尔斯则认为，想象力比观察力更为重要。而要具备这种想象力，就要能“从个人烦恼看出社会议题，结合小我生命和大我生命以及社会结构来思考问题，要打破学科的僵化界限而以问题为中心”，而最最重要的，则是“要将人类的理性与自由，常萦胸际”。  

5. 精英主义耶，民粹主义耶？

　　无论是社会学家帕累托（V. Pareto），还是米歇尔斯（R. Michels），他们提出的精英理论都认为，不管是在自由民主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精英在一个社会组织机构内，只要有机可乘，便会想尽办法谋取更多的资源和财富。在他们的笔下，精英（elite）可不是个好词。精英主义（elitism）就更是“斯为下矣”。

　　那么“民粹（people）”如何？民粹主义（populism）又怎么样？“民粹”一词原非中国本有，不知何所从来。如果从西文字面上看，其实是应当译为“平民”、“平民主义”的。不过，译为“民粹”也还是很传神的，因为“民粹”者，民之精英也。主张民粹主义的人，大都自居为人民的代言人。如果没有权力做后盾，未经沉默的“人民”授权，谁敢认为自己就代表人民？这一精英口吻实在是更为吓人。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其实已经在自居为“精英中的精英”了。

　　不管是精英主义，还是民粹主义，两种主张看似对立，其实都是精英阶层内部的思潮。无非前者将自己视为倨傲的封闭流品中的一员，患的是广场恐惧症；后者则自认为能代表底层人民的老羊皮袄，患的是幽闭恐惧症。两者都不知华夏文化中做人的最高境界，是谓“平常心”。

　　雅典城的哲人苏格拉底，却从来不肯自我标榜，不自高身份，而是整日在街市上同大众一起厮混，用普通民众能懂的语言，引导他们将意见上升为知识。苏格拉底有平常心，他才是真正的精英。

　　彩云易散，琉璃易碎。帕累托的精英理论还认为，历史是精英的坟场。精英往往阻碍下级群体中最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的成员向上流动，同时为了个人利益而非集体福利任意运用权力。他们总是在取得权力后，剥夺他人，为他们自己的毁灭创造条件，然后为再次开始循环的他人所代替。这就是他提出的精英循环论。

所以，如果我们信任帕累托对于历史的观察，那么遇到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争论的相持不下，就不妨对他们说，嗨，你是天上星，他是地上英；你是社会上的精粹，他是民众中的精英，都是国家民族的宝贝，莫争莫争！ 

6. 纵与横

清人龚自珍，尽管在鸦片战争前一年即已辞世，但与当时承接乾嘉余风沉溺于“注虫鱼、吟风月”的学人不同，更与官场上那些整日文恬武嬉的庸俗官僚有异，他以诗人的敏感，率先呼吸领会到历史社会即将沧桑巨变的时代气息，强调“尊史”的重要。

    马克斯·韦伯在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时候，社会学在欧洲的大学中还没有为自身赢得正式的地位。说起来这位后人眼中的经典社会学大师，当年却是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身份在学术界立身的。直至中年精神崩溃后病愈，他才转而关注社会学。那个时代流行的意见认为，历史学与社会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对立。而在韦伯看来，由于社会作为整体性结构的历史性格，社会学原本就应当是一种历史社会学。对社会整体的历史性分析和结构性的理论分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他以“理想类型 ”的独特方法论将因果说明与意义解释融成一体，实现了两者的打通。就此而言，韦伯也是一位“尊史”的社会学家。

    然而，自韦伯去世以后不久，伴随着学科建制化，社会学与历史学便渐次分手，出现了所谓社会学“向当下的退却”这一不甚可喜的现象；而历史学则满足于对过去的个别性事件的爬梳……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分立，使得那种缺乏社会学视角的历史学，与缺乏历史学视角的社会学，大行于世。结果，导致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双重衰落。

    当此之际，法国年鉴学派的诞生，却标志着历史学开始向社会学的进军。第一代费弗尔、布洛赫等人出而扬其波，第二代布鲁戴尔继后坚其厉，年鉴学派遂蔚为学术上的大国。在布鲁戴尔看来：“社会学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可理解性的一种特殊方式，一种纳入某个特定社会背景中的特殊知识。”只有“把社会学纳入历史之中，才能使历史这门学科摆脱目前所处的不景气状态”。

    以此回看龚自珍的“尊史”观念，其中包括纵与横（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包含着天才预见而并不褊狭：

    是故民之丑生，一纵一横。旦暮为纵，居处为横；百世为纵，一世为横；横收其实，纵收其名。  

7. 说“戾气致异”

于怀的《板桥杂记》，记叙明季文人的流风余韵，其中有这样一则轶事：

    莱阳姜如须，游于李十娘家，渔于色，匿不出户。方密之、孙克咸并能屏风上行，漏下三刻，星河皎然，连袂间行，经过赵李，垂帘闭户，夜人定矣。两君一跃登屋，直至卧房，排闼行，势如贼盗。如须下床，跪称：“大王乞命，毋伤十娘！”两君掷刀大笑曰：“三郎郎当！三郎郎当！”

    有明一代，因其处在１６世纪中西发展的大分叉时段，故而特别受到学界的关注。前年适逢夏历甲申，再祭甲申还成了网络讨论的热门题目。赵园教授几年前从事明清士大夫的研究，以女性研究者特有的细心与敏感，从明代文献中拈出了“戾气致异”一语，为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与文化氛围形容写照，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从上引方以智等人的轶事可以见出，当时，连文人促狭，玩笑中也不免带有三分“戾气”。

    何谓“戾气”？古来训释者有谓：“乖，戾也。”认为二字可以互训。有说：“戾，贪也。”还有的认为：“戾，暴也”；“戾，虐也”；“戾，恶气也”。清代乾嘉学派的巨擘段玉裁则总结道：“戾，了戾，乖戾，狠戾，皆其义也。”晚明之际，盖因各种社会政治矛盾交集，既有的政治社会体制难以容纳，遂导致社会冲突加剧；文人间蛮触交争，相互仇视。他们对于即将来临的全新时代，既缺乏敏锐的识见，也丧失了价值的共识。此“戾气”之所由生也。

    王船山所说的“戾气”，指称的是政教习俗的乖戾。法国社会思想家托克维尔则将这一政教习俗称之为“民情与风习（ｍｏｅｕｒｓｅｔｃｏｕｔｕｍｅｓ）”。在他看来，影响一个政治社会共同体的因素有三，一是自然环境与资源?熏二是典章制度包括政府机构组织与各种法令?熏三是民情风习。三者之中，尤以民情与风习最为重要。它指称的是一个社会所共同遵循的价值规范与一般心理习惯。作为社会状况的主要构成部分，它最终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与结构。

    从儒家的“致中和”到墨家的“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华夏民族自古即有关于社会和谐的理想。同为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总结明季戾气致异的教训时曾慨乎言之：百年养之不足，一旦毁之有余。而王船山所关切的，则是如何透过“慈以生和，和以生文”来转变政教习俗，让“百年嚣陵噬搏”之戾气，“硔衰硔微，以消释于无形”。

    若论甲申之祭，这一“戾气致异”的教训，或许更值得今人记取。 

8. 荤面与素底

中国古代文体学中有“荤面素底”一说，最初被人们用于谜语。它的谜面都是软玉温香，情色缠绵。试举一例：“嘴儿亲，舌儿伸，双手尖尖搂抱子身。按着窍儿通口气，呜呜咽咽作娇声。”

    这样的情色文字很容易让人想入非非，但它的谜底却是音色凄清淡远的古典乐器“箫”。后来，这一文体技巧也被拓展到散文方面。自表面上看来，这类文章似乎都是桑间濮上，不离衽席，实际上却意在彰显自家机智，而不在乎情色，其主题倒是异常严肃的。

    史家陈寅恪先生当年也曾以“论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作为自己在燕京大学学术讲座的题目。当时不少沉浸在革命狂热中的知识青年，都闻而却步。直到几十年之后，钱钟书先生访美，还因此指摘陈寅恪先生“琐屑（ｔｒｉｖｉａｌ）”。

    钱先生素以博学机智见称于世。这一次却未免看走了眼。他未曾看出，陈先生的这个题目不仅是“荤面素底”，而且还体现了史家“纳须弥于芥子”的高超技艺。正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陈氏的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做“ｔｒｉｖｉａｌ”。陈先生给出的是一个 “荤面”，却藏着一个“素底”，看似琐细，实则宏大。对于从事人文社会研究的学者来说，能够养成见微知著，小中见大，在微观与宏观之间循环往复的能力是异常重要的。而社会学的洞察力，正建基于这种能力之上。

    欧洲古典社会学大师，都是擅长这一惊人技艺的高手。从哲学到社会学，从宏大的形上学到微观的具体社会现象，他们自由往复，腾挪跳越，打通了一道道人为设置的学科建制的高墙壁垒。其学术理想，不是当代美国那种分割琐细的标准化、计量化的社会学，而是由孟德斯鸠、托克维尔、韦伯等人开创的古典社会学传统——社会思想的传统。按照思想史家休斯（Ｈ．ＳｔｕａｒｔＨｕｇｈｅｓ）的说法，这一社会思想的广阔领域，不仅包含狭义的社会学，而且“还包含了哲学、心理学，历史与政治理论的某些层面等”。其最终目标，不仅仅是要开掘出具体社会领域中的隐秘，而且要展现给人们更为宏阔的学术视野，更具整体性的关于社会的知识构架。在这种意义上，具体的社会学研究只是“面”，而最终构建起体大思精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体系，才是他们真正的“底”。  

9. 大狮搏兔

学人论学，文字往往不免冗长。清人廖燕却对短文小品情有独钟。他说：“大狮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小，不可忽也”；“短，不可轻也”。廖燕一生所作，多为小品，但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却不可轻估。

王元化先生是当今中国的硕学耆宿，他在学术上不但有鸿篇巨制行世，晚近尤致力于短文的写作。他的随笔短简，上承清人论学文字之长，尽管篇幅短小，却义蕴宏深，大有缩龙成寸、尺幅千里之妙。本辑承他惠赐稿件，论及的是社会学也是人类学中的重要问题。在西方社会学史上，能够既撰写砖头般的学术大著，也能小中见大，挥洒清灵隽秀的短论随笔者，当推德国学者齐美尔（Ｓｉｍｍｅｌ）。他的短文，涉猎广泛，似乎信手拈来，却能触处成春，充满灵光洞见。

上引几位中西学者，都是“大狮搏兔用全力”的典范。由此可见，大家为文，并不一定惟长是尚。

说起学术文章，当以用论式的方式写作的论文为大宗。但这不意味着对短文就应当意存轻视。其实，比起那些高文典册来，小文章往往更见功力与性情。才子袁枚说得好：“有作用人，放之则弥六合，收之则敛方寸。巨仞摩天，金针刺绣，一以贯之者也。诸葛躬耕草庐，忽然统师六出；蕲王中兴首将，竟能放驴西湖。”窃以为能大能小，方见大家博通的风范。

有人以为，写短文，人文学易，社会科学难，其实也不尽然。美国学者萨缪尔森认为，除了用数学、图表来表达而外，经济学也可以用散文来表达。在数量化方面走得最远的经济学学科尚能如此，遑论其他。我们希望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名家硕学，在从事名山事业之余，也能以其大手笔操觚挥毫，多撰写几千字的短文，嘉惠学林。

这当然不是说，文章越短越好。廖燕后来竟说“有时一二字便抵过一篇大文”，那恐怕又言之太过了。在这方面，有位西方学者语虽近谑，说得却颇中肯榘：好文章“应当像女人的裙子：短得足以撩人，长得刚好遮住羞处”。  

10. 街市上的苏格拉底

还在西学东渐之初，读书心细如发的王国维先生就发现，西文文献中的大哲苏格拉底，给后人留下的其实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前一个是多少有些矫情的哲人形象，自命不凡，总是高踞于哲学的吊篮里，而对世俗社会一无所知；后者则是一个“平民的道德家”（王国维语），整日徜徉于街市上，喜欢与老百姓说说笑话。不肖说，两者的含义也迥然有别。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认为，前者是不成熟的；那后一个跳出吊篮走向街市的苏格拉底，才真正标志着哲学家从幼稚走向成熟。

孔子强调“圣人学于众人”，释家乃谓“是真佛只话家常”，其实也无非此心此志。清代学人章学诚说是：“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仔细想来，这恐怕才是真正的见道之言。施特劳斯认为，哲学以老百姓的意见为引导，这是知识的入口，只有由此上升到知识方才构成了哲学。

   18世纪的启蒙之士曾经感慨：在一个抽象的领域中主持正义是多么容易啊。而直面世俗世界，却要甘冒巨大的风险。但如果学者不愿甚或没有能力（其实两者是一回事）到世俗社会中撑持一番，引领大众的“意见”上升为知识，那其实只是在宣告哲学的没落。无怪乎古希腊的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云》中，最终让民众用一把火把哲学家从吊篮里烧了出来。

    哲学家周国平、何怀宏和博士田松，对于身处学术边缘的另类，以及民间大众的伦理意见，都没有蔑弃不顾。他们依循的正是成熟的苏格拉底引领大众意见走向知识的路径。

    有朋友看了《茶座》后，曾打电话来调侃说，你们的“茶座”，有一半是“老百姓的社会学”，意谓编者关注的，有一半属于老百姓的“日用常行”或意见之类。朋友的话不知是褒是贬，不过古来东西大哲主张皆如上述，奈何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