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凯拉.马罗尼:李凌:“权力异化”下的体制——“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

　　造成苏联解体，苏共历任的第一把手们当然难辞其咎，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应从制度上去找。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任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的久加诺夫认为：苏共之所以垮台，是由于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这是久加诺夫根据亲身经历，深刻反思得出的结论。

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所谓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即享有不受任何监督、任何制约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只有在一党专政或变相的一党专政情况下才能发生。斯大林统治苏联近30年的劣迹就是这种垄断的恶果。

　　在个人崇拜条件下，斯大林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几乎可以说是神的化身。在等级森严、个人崇拜的条件下，很自然地会出现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在苏联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干部地位的升降往往以领导人的好恶为依据。斯大林周围的人是否官运亨通并不取决于工作成绩，而是取决于“领袖”的赏识。二是最高领导人周围的人物大多对领袖俯首贴耳，唯唯诺诺，卑躬屈膝，胆小怕事，以来保全既得地位，谋求信任与提拔。三是领袖周围的干部与领袖之间有时甚至是一种人身屈辱的关系。

　　“任人唯亲，荫庇亲友，排除异己”是普遍现象。虽然苏共有时强调选拔干部要贯彻民主原则，并在一些基层单位和科研单位表面上实行领导干部的直接选举制和聘任制，但实质上还是缺乏民主，在选拔、任用政府各部和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时，往往以领导者个人的好恶、印象代替考核，以对领导者个人是否忠诚代替德才标准。任命前不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任命后缺乏群众监督，在选举党、苏维埃、共青团、工会等组织的领导干部时，候选人名单实际上由上级决定，并实行等额选举。这种选举很难充分表达选举人的意志，选举只是形式，实质还是委派。

    对经济利益的垄断

　　苏共对经济利益的垄断依靠的是一系列封建性质的特权制度。

　　这种垄断必须和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结合在一起来考察，即包括：住房分配、食品和其他物品的分配、医疗条件、交通条件、子女上学条件、出国旅游……当官的就可以得到一切，当越大的官，掌握越大的权力得到的就越多，而这一切都是在“人民公仆”的名义下得到的，一些依附于当官的各种人物，也多少可以得到一些，但绝大多数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大众则是与此无缘的。

　　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间，纷纷把国有财产变成自己的家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这些企业负责人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者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与庇护。由此，“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

　　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反对进行有损于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1987年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1988年又通过企业法等文件，使这个时期的部长、副部长合法地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并且已经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由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贵阶层以集权方式支配国有资产的途径十分方便，借口也堂而皇之。权贵阶层作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可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官僚支配。同时，由于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国家所有权变得十分抽象与空泛，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

　　苏联解体后，由部长、局长等转变而来的总裁和经理们便利用权力公开掠取国有财富。苏联解体使原来的国家制度消失了，原来国家对财产的所有成了空话，这造成前苏联国有财产在时间和空间上一度出现无人管理状态。但在高度集中体制条件下由官僚变成的总裁、经理阶层还在，他们利用苏联集权体制为他们占有财产所创造的便利，借制度转换之机，搭乘从权贵阶层走向官僚资本阶级的直通车，开始公开地以实实在在的所有者面目自居，分割国有资产。同时，制度的转换急需私有者，以加速制度转换的不可逆转和完成。俄罗斯新的主人便很大方地将苏联时期的国有资产转移给权贵阶层。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开始的人人有份的证券私有化闹剧只是从法律上、政治上承认官僚对财产的事实私有。可以说，俄罗斯私有化本是资本领域的变革，它宣布前苏联权贵阶层对国民财富的滥用合法化，宣布前苏联所创造和积累财富的隐性占有为公开所有，用法律手段保障官僚资产阶级的顺利生成。

对真理的垄断

　　所谓垄断真理，实际上是一种对思想的钳制，它的最初表现形态就是宣称：只有党的理论、理想、文件才是真理，必须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它是一切媒体、言论的导向。“我即真理”，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我说的就是对的，凡有任何一点怀疑，或不同的看法，就是违反真理，就是“阶级敌人”，应予以镇压，甚至肉体消灭。

　　在苏联，很长时期内根本谈不上什么舆论监督，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由官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它们都要按照官方的统一口径，作为官方的喉舌进行宣传。明明某些官员劣迹斑斑，但是不让揭露，说揭露了就是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抹黑；有些官员做的坏事太多，官方无法隐瞒，也只有以党纪、政纪代替国法，让贪官易地做官，甚至易地升官；某些部门、某些地区明明问题很多，民众心知肚明，政府也不让说，媒体只能报喜不能报忧，民众无可奈何，普遍有被欺骗的感觉。

　　因为苏联长期实行的是官员委任制，官员们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下级官员只要取得上级官员和组织、人事部门领导的好感就可以升官。因此，官员们弄虚作假、夸大虚报成绩，缩小、隐瞒工作中的缺点，敢于揭露问题真相的媒体记者往往受到打击。因此尽管下面贪污泛滥，人民怨声载道，而媒体上还是到处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上层的官员们为报刊上虚假的繁荣和表面上的舆论一律而沾沾自喜，因为这些上层官员还有他们的上级，他们可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博得上级的欢心，达到升官的目的。

　　由于对思想的钳制，对思想文化的专制，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认为是异端邪说，就批判、处分，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等等，这就引起一系列灾难性恶果，最终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

　　民族矛盾，生态破坏，教育和健康状况恶化，很大一部分人群陷入贫困，等等，在领导者眼里似乎都不存在。于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各种被掩盖的矛盾终于爆发，貌似强大的苏联崩溃于一旦。

　　（据8月2日《社会科学报》，转载自《思想理论动态》2007年第35期）
 

      http://www.ctlzw.gov.cn/2008-06/19/cms635441article.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