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重庆在改革开放上创意不亚于上世纪深圳开发

2011年10月12日 06:18
来源：华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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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宣传效果有时候不够到位、走样？我觉得和我们做的事情的复杂性有关，和媒体了解事情的深入性有关，和我们自己太忙没有把内在机理说清楚有关

第二个问题主要是为什么宣传效果有时候不够到位、走样？我觉得和我们做的事情的复杂性有关，和媒体了解事情的深入性有关，和我们自己太忙没有把内在机理说清楚有关。如果我们现在的改革事业，是简简单单就能干好的，我相信在座的所有记者一天时间就能搞清楚，写出生动的报道。而现在重庆在改革开放上干的事都是有创新意义的，而创新的事绝不仅仅凭感情凭魄力下苦工夫就干得出来的，它是智力密集型的活，我今天介绍的很多事，如果其内在机理没有搞清楚，大家就会报道不清楚。

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户籍制度改革，是300万农村居民进城。为什么过去不敢碰这个事？因为一个人进城要花十几万元，300万人要3000多亿元，中国2亿人进城要20万亿才解决，听到这个数字当然就不敢动。那我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呢？这里边有一本账，我们需要的3000多亿，一分为三，各种企业要担掉1000多亿，政府也当然要背掉1000亿，此外社会各方面也要解决1000亿，但是三个1000亿不是一年要花的，是一个15年、20年的时间的过程，当把这笔账算清了，操作才有底数。对这个问题，很少有记者搞得清楚，除非花工夫去研究，但是现在有哪个记者会花长时间调研呢？基本上没有的。这样就很容易出现你说的以讹传讹，坏事传千里的情况。真要下工夫，重庆户籍制度改革这件事没有几天时间是深入不下去的。

又比如，我们海外投资搞了50亿美元，似乎每个项目都是成功的，都能赚钱，为什么会成功？这里边有很多工夫的，真要展开的话，每个项目，都可以写一个整版故事，而且非常生动，但是也没有人去下工夫。当然也因为我们工作太忙，没有太多时间去做宣传，所以有些人不理解，甚至是误解。这些改革措施不是皮毛的，不是肤浅的，是关系长远的深刻的改革，这些改革的成功，一定是需要大智大勇的人，有创新思维和务实操作的人，重大改革的事都是智力密集型的。

包括我讲到的“渝新欧”铁路、五定班列，现在表述一下听起来比较简单，但其实里边涉及到五个国家的海关和铁路部门，需要大量的协调、讨论。并且核心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个眼界，根本就不会想到会去打通这样一条铁路线，有了这个想法，你才会去跑通“安智贸一票通”、“五定班列一票通”。其实就为“渝新欧”写一个整版，保证内容会非常丰富生动。

重庆现在做的这些事，在改革开放上的创意，一点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开发、90年代的浦东开发。因为任何一个人、一个地方要站在时代的前列，都要有勇气，都要有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尽管内容不同，但需要的精神和智慧是一样的，改革开放创新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以前沿海率先改革开放，媒体朋友都聚焦在沿海，花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和报道。现在，不少人讲到西部的时候，认为西部就是傻大黑粗的后进者，不肯花精力、花工夫去调研，怎么能写出好的报道。

要通过法治让我们的事业持续稳定地发展

第三个问题实际是关于法治的问题。在熙来书记的领导下，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心齐、气顺、风正、劲足，12位常委以及各位副市长配合都很默契，这个默契不是形容词，而是内在很默契。大家想现在这个班子这么默契，换一个班子会不会又是另外的情况，这是很正常的联想。我感觉，一个好的领导至少要有三个特征，才是真正的好领导：第一，他在的时候这个地方风风火火，发展有成就；第二，他走了以后，由于制度安排得比较好，干部选择得好，事业能持续稳定地推下去；第三，他干的事符合法规和顺应民意，是顺理成章的事，是大家都认可的事，不是用权威强制推行的，所以不会出现翻烧饼的事，而是继续干下去。这里边有法治的精神，有制度安排的概念，有干部选拔得当的保证，总之，要通过法治让我们的事业持续稳定地发展。

任何国家的交易所一定是国家级的一种制度安排，不是一个乡镇、一个省市想搞交易所就搞得出来的；重庆建设的每个交易所都凝聚着我们的智慧，并且得到中央有关部门认可，批准同意我们做的，重庆这几个交易所是名副其实的

香港大公报高级记者马浩亮：香港有一家报纸今天有一篇报道《内陆交易所泛滥，大部分是面子工程》，其中说到重庆现在多达六家交易所，您怎么看这个报道？今天我们参观了药交所，会员大多数是重庆本地的医院，作为全国唯一的药交所，将来是不是考虑辐射到全国或者更大？还有一个问题是重庆如何利用香港金融中心这个平台，加强渝港两地金融合作？

黄奇帆：交易所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核心环节。所谓世界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三个概念形成的一体化。第一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设计、生产、销售、结算体系；第二是交易所，交易所把全球的要素、资源、资金一体化；第三是全球贸易。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交易所的发展更受到大家的关注。谈到交易所的发展，任何国家的交易所一定是国家级的一种制度安排，不是一个乡镇、一个省市想搞交易所就搞得出来的。比如我国设立证券交易所，国家规定就是在上海、深圳两个地方搞，用不着每个城市搞，因为证券交易有集聚性。其实交易所都是由国务院、国家有关部门批的，比如期货交易所一定是证监会批准才能搞，远期商品交易所要商务部批准，诸如此类真正跨地区、跨国的一定是国家级部门批准。当然，我们有时候交易所的名字用滥了，一个乡镇里边卖猪肉的交易市场，也可以叫交易所，交易中心，交易市场，大家用滥了，就这么叫了，但千万别将其当做香港证券交易所一样的交易所，谁把中国各种交易所、交易市场都当做香港证券交易所那样的交易所，是自作多情，然后写愤怒的、批评的文章，可能有些无的放矢。从我们国家的法制来说，审批任何一个交易市场，都是管得比较严的，不是随便就可以搞的。

你说的文章我还没有看过，不知道他批评的哪些范围，但是如果用知识分子的良知批评国内各种交易所偏多，我认为至少90%是正确的，因为这是批评一种浮躁心理，都想自己这里成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想搞许多交易所，国家级的交易所不能搞，自己搞的各种各样的不上不下的交易所都把它叫做世界级交易所，拉大旗作虎皮，这种现象有。他这么批评几句，有好处，让大家都冷静一点。重庆现在建设的几个交易所都是国务院3号文件给我们的，是国家批准的。比如我们土交所是国务院同意，国土资源部批准的；我们药交所是向李克强副总理汇报过，是作为我们国家医疗体制改革探索的一个试验产生的。

我们国家医疗体制改革，一是医保制度的问题，二是药品价格太贵的问题，三是医疗单位管理体制的问题。药品太贵的问题大家一般在批评医院以药养医，卖高价药赚钱以后补医疗开支，但是中国药品贵一半贵在以药养医，还有一半贵在药厂到医院的销售环节太多，1块的药经过几道买卖可以卖成10块。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通常采取的行政手段就是招投标，但面对成千上万的药厂和经销商，各地对统一药品拍出来的药价往往不同，是否有猫腻呢？所以行政管理也不见得管得好药品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