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重庆在改革开放上创意不亚于上世纪深圳开发

2011年10月12日 06:18
来源：华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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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落实科学发展观，调整发展战略，以民生为导向启动内需，缩小三个差距，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三是重庆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围绕民生推进改革，启动内需，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共同富裕。

为什么要用改革的概念？因为这10年、20年，区域、城乡、贫富等差距不断扩大，我们认为凡是长周期、大面积存在的问题，不是道德问题，也不是什么人唯利是图的问题，其本质是制度安排问题，是体制机制出现了问题。

落实科学发展观，如果不从体制机制上动脑筋，光在主观上有好的愿望和出发点，不一定能奏效。因此，重庆围绕科学发展观的落实，调整发展战略，以民生为导向启动内需，缩小三个差距，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如果说细了可以说很多，仅去年推出的“民生十条”就有十件事，条条是改革，今年又出台了“共富十二条”，同样都离不开改革。我重点介绍下住房、户籍制度及创业这三方面的改革。

（一）是住房制度改革。住房是贫富差距一种标志性的表现。衣食住行是人人都离不开的四个环节。吃饭问题上，贫富差距不是最严重，现在不管胖子、瘦人、穷人、富人每天都吃这么点饭，吃不是问题。穿也不是问题，真正衣不蔽体的状态已经很少。住房是问题。富人住别墅，穷人住在棚户区，条件相差何止几十倍、几百倍，所以住房问题是关键，“宜居重庆”建设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重庆就启动了住房制度改革。这项改革有几个要点：一是我们觉得“双轨制”才能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因此，我们推出公租房，3年要建设4000万平方米，去年和今年已经完成2700万平方米，明年再建1300万平方米，就能够满足200万人的居住需要。二是服务对象，就是农民工、新生代大学生和城市住房困难户。这个标准简单明了容易操作，农民工谁都装不了，新生代大学生不管收入多少，只要有工作，暂时买不了房子都可以住，而城市住房困难户有没有住房一查就清楚。目前，重庆已经搞了三批公租房分配，查核下来没有浑水摸鱼的。三是公租房建设的经费。一说建设公租房很多人就说政府没钱，没钱怎么办？那就让房地产商建吧。我们认为这并不合理，房地产商是企业，逐利为本，是建商品房的；如果交给各单位自建，可能变相成集资建房；保障房是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事，就应该公事公办，公管公建，只要认真就一定能办好。公租房造好后提供给老百姓住要收取租金，我们将租金定在一个家庭月收入的15%以内，比如三口之家一个月3000块钱，租金在500元左右，是能够承受的。政府融资怎么解决？大体上4000万平方米要花1400亿元，主要是三方面来源，300亿是土地成本，政府再投入300亿资本金，政府实际需要投600亿元，此外社会融资800亿元。目前，面向社会融资的800亿元基本已经到位，其中300亿元银行贷款，250亿元保险融资，还有其他信托融资250亿元，这也算是一个改革。

（二）户籍制度改革。去年重庆启动户改以来，一年时间，已转户农民工260万，剩下3个月估计还可以转四五十万人，最终达300万，实现原定的转户目标。这个目标怎么来的？重庆有800多万农民工，其中，400万在沿海打工，400万在重庆城里打工。我们对后400万人的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发现他们中有200多万人是在城里打工3年以上的人，我们就定了位，把打工3年以上的人，已经在城里比较稳定的，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转为城市户口，这样的话，这200多万人转了户后会带着自己的家人跟着进城落户，预计人口总量会有300多万。

重庆的转户并不复杂，只要转了户口，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和就业等五个保障一步到位，与城里人享受同等待遇。原先农民工尽管住在城里，政府也关心他们，但他们和城市居民就是有五个方面的不同，所以这件事是绕不过去的，是各级政府的攻坚战。2亿多农民工在沿海打工，年年这么往返回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问题，既不符合以人为本，也没法启动内需，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在城乡资源优化配置上也造成了瓶颈效应。重庆300万农民转户进城，只要一人增加1万元的消费，就是增加了300亿元的消费，也是缩小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

（三）扶持微型企业的改革。要大量解决老百姓就业，除了大规模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外，怎么鼓励自主创业，也是实现富民的一种战略措施。去年重庆推出了扶持微型企业发展的政策，大体上是三招：一个人只要自己有10万元，再带上8个人一起办公司，到工商局登记注册时，政府无条件送你3万-5万元资本金；二是有了15万元资本金后，银行将给予相当于资本金的贷款；三是给予一定的税费优惠，资本金15万元，就享受15万元以内的税收优惠。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约束，不得抽逃资本金，不得用于炒股票，不得炒房地产。在这“三不”前提下，政府放手抓好三个平台：一是那么多民营老板，大多是工人、农民、学生，他们要办企业，需要创业培训，有一个培训平台；二是抓一批龙头企业，这些企业需要各种各样零部件、配套业务，把这些业务发给微型企业，可能一个龙头企业就会带动200个微型企业，因此，政府要组织一批对微型企业有辐射产业链效应的龙头企业；三是搞一个孵化器，就是办公经营场所，一栋楼有50个房间，就变成微型企业街、微型企业楼，也是有效管理的平台。这三个优惠政策扶持，有了三个平台支撑，重庆微型企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1年多时间，已产生4万多个微型企业，解决35万人就业。

我算了一下非常划算。如果政府要解决50万人就业，在工厂里一般一个人能创造50万元产值，50万人就业就是2500亿产值，而要形成2500亿产值，没有1500亿投入根本不可能。但是如果我们搞微型企业，50万人只要5万多个企业，一个企业政府补贴5万，是25亿，他们自己带进10万，就是50亿，加起来75亿，银行放75亿，就是150亿，我就算免税再给他75亿，就是两三百亿投入，他们就自己滚动起来，就能把50万人的就业问题解决掉，所以把这个事情做好也很有意义。

我举这几个案例，既缩小了差距，又促进了民富，就是为了说明重庆的改革是在围绕民生而推进。

围绕提振精气神，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综合管理等方面，开展了唱读讲传、打黑、干部大下访和“三进三同”等活动

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具备与之相匹配的精气神，围绕这一方面，重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综合管理等方面成功地做了四件事。

（一）唱读讲传。就是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红歌实际上是指各个历史时期产生的比较积极向上的歌曲，比如中国的国歌、法国的马赛曲也是红歌，每个国家都有红歌，“人之初性本善”，“善”就是红歌的基因，一唱红歌，情绪高昂，精气神会调动起来，唤起催人奋进的感觉，因此，唱红歌自有它的动人之处。经典，囊括了古今中外所有名家格言，小孩子读一点这些经典很有意义，比如我自己在二十多岁时，就喜欢把各种各样书里好的格言抄下来，印象中30多本笔记本都抄满了，所以现在要用时，脑子里还有印象。因此，年轻一代，多读格言是有好处的。

（二）打黑。重庆历史上一直就有江湖习气，码头袍哥文化传承百年，虽然大规模走私贩毒的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不多，但赌博、欺行霸市等黑社会性质组织还是有一定基础。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是四要素具备，一要有严密组织，二要有固定经济来源，三要有刑事犯罪，四要有保护伞。这些年，重庆打黑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打黑过程中，维护了司法正义，也注重程序正义，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定性，对这些犯罪团伙主要负责人、团伙分子的定性，司法独立都做得还是比较好。我就举一个数据，去年底，检察院起诉涉黑涉恶人员530多人，经法院判决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是370多个，从这个数据就可以看出，法院独立办案，有1/3的人没有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打黑过程中，过去十几年没有破的刑事案件，破获了700多起，同时，和打击保护伞联系在一起，我们查处了公检法司系统副处级以上干部99个，可以说，重庆的打黑一是实现了办案和恶性刑事案件相结合，重大专项相结合；二是和打击保护伞相结合；三是和打击官员的贪污腐败相结合。这“三结合”成效有目共睹。

（三）大下访。社会除了有恶性案件要整治以外，还有一些人民内部的矛盾需要解决。群众有上访，我们就主动下访，20万机关干部走进基层“大下访”，解决了20多万件历史积案，为此我们花了100多亿资金。这100多亿不是出钱买太平，而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老百姓反复上访，大面积上访，肯定有原因，可能是制度规定该修改了，或该付的钱没有到位，可能是恶性的道德问题，也可能是管理上失误，各种原因都有可能。比如说，过去，国有企业破产后，十年时间一过，职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这些钱发光了，断粮了，国家就出台了一个政策，这些破产企业职工，不用找企业要钱了，直接纳入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这个政策一出台，全国几百万人的养老、医疗问题解决了，重庆也有20万人的问题解决了。但重庆还有两类企业，一类是集体企业，也面临同样问题，破产后，职工安置了十年，没钱了怎么办？中央没有政策，地方又不出政策，这些老百姓就不断上访，这也不能怪老百姓，所以，我们大下访就是要把这些事情一条条梳理出来，花钱花精力去解决。因为这些努力，重庆这些年上访人员减少了百分之八九十，说明我们还是踏踏实实解决了一些问题，老百姓怨气消除了，这不是作秀做得出来的，因此，重庆被中央政法委、公安部表彰为社会综合管理最稳定、平安的地方。

（四）“三进三同”。机关干部“三进三同”不是重庆的发明，上世纪60年代我国干部就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现在是广义，到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工厂要下车间、下班组，在基层发现有什么问题直接帮助解决，解决不了的就带回来研究，也就是说因地制宜，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加强干部与群众间的血肉联系。

以上这四方面的内容，是熙来书记带领我们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共同研究确定的重大战略措施，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扎扎实实为民办实事的举措，也可以理解为是外界提出的重庆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