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翅木菜板怎么样:中国通史（教案五）

     第五章、 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消长

第一节、近代中国社会传统经济的根本特征

　　1．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1）自然经济的具体表现："耕"与"织"--即衣、食这两种主要生活必需品生产的结合，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
     家庭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的经济结构，分散的个体生产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
     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耕"与"织"结合的经济结构仍在中国占主要地位。
     2）"耕"、"织"结合的形成：
     广大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由于繁重的地租和赋税，以及家庭人口的生存负担，使农民单靠农业收入根本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因此，全家老少不得不利用一切时间从事手工业劳动，只有兼做手工劳动，才能勉强糊口。
     不仅农民的经济生活停留在自然经济的范围内，中国的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那里剥削来的地租，主要是自己享用，很少用于交换。--地主、贵族阶级的经济生活也基本上停留在自然经济的范围以内。
     2．商品经济的发展
     1）一般意义：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
     商品：ａ.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
     　　　ｂ.供自己消费而生产的劳动产品不是商品；
     　　　ｃ.为他人生产，但不经过交换的劳动产品，也不是商品。
     　　　ｄ.商品是在一定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历史范畴，它的出现是社会分工和产品属于
     不同所有者的结果。
     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究竟能否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还是要看它是否能为资本主义准备大市场；能否积累大量的货币资本和是否有助于改变自然经济的结构。
     中国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社会主导地位--商品生产、交换不断、有所发展……
     2）中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社会主导地位
     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
     农民家庭不能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由于资源分布和所需生产条件的限制；（盐、铁专卖除外，其它生活所需物品，不一定都能自产，需要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换。）
     市场交换是自然经济的必要补充，而且是其必不可少的附属物。 （农民家庭需以自己的部分剩余产品去交换自己不能生产的产品，尤其是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
     马克思：在自然经济下，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生产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
     马克思的理论来自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前的社会环境；
     或者说，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反思、历史的回顾。
     中世纪欧洲：
     庄园制经济单位远大于中国的小农经济；
     生产、生活用品在庄园内就可以解决，不需通过市场和交换。
     中国与西欧同期不同：
     农民家庭所需品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取得；
     地主家庭自给性较强，但消费结构与农家不同，奢侈品需以市场交换解决；
     发达的贩运贸易主要重奢侈品，土特产品或生产者在满足自己需要后的剩余产品。

第二节、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破败

　　在近代中国，农业始终是最主要的经济生产部门，然而，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停滞不前，农业越来越呈现出破败的局面。近代以来农村经济的衰败，原因很多，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用大炮和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侵略者迫使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种种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权。凭借着这种种政治经济特权，侵略者开始向中国输出商品。
     1）商品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
     自19世纪中叶至甲午战争以前，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主要是把中国当做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为主）的基地。
     在1865-1894年间，进口贸易迅速增长，中国首先变成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推销市场（为主）。
     在进口的货物中，除大宗的鸦片外，最主要的是棉纺织品，其中包括棉纱和棉布，此外还有毛织品、铁、锡、火柴、煤、煤油、糖以及其他装饰品等等。
     中国出口的商品中主要是农副产品，而工业产品在出口商品总值中所占比重很少。即使在所谓工业产品中也主要是丝织品、砖茶、糖等，这些工业产品不仅原料仍来源于农副产品，而且其本身也大半是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实际上仍是经过加工的农副产品。在这些农副产品中又以蚕丝和茶叶为大宗，此外还有棉花、蔗糖、豆类、烟草、草帽辫等农副产品也供出口。
     2）甲午战争前后中外贸易变化
     在甲午战争之前的中外贸易中：
     进口货物的激增，是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特权向中国进行商品推销的结果；
     出口货物总值的增加、种类的繁多和各种商品所占比重的消长，完全是为适应外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需要，及其对中国进行原料掠夺所造成的。
     这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侵入和中国社会经济半殖民地化的开始。此时中国的农业生产已经与世界市场息息相关，因而，中国农业经济的性质已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方向转化了。
     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又从中国攫取了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它们不仅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而且将其势力直接伸展到中国农村，利用其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侵略体系，采取更直接的剥削方式，向中国推销其商品和掠夺原料。
     3）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直接侵入中国农村的形式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直接侵入中国农村，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直接对中国农田的侵夺。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就根据不平等条约在各通商
     口岸开辟租界侵占了大量农田。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各地设立教堂，也大量侵占农民的土地和房屋。特别是到20世纪初，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教案"赔款的名义，在全国各地侵占了大量农田。
     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还利用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到处霸占土地。
     外国商人买地建厂侵夺农民土地的情况也很多。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直接干涉中国农业生产活动，推行殖民地农业经济。
     甲午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各国为了把中国农村作为它们的原料供应地，适应它们的需要，便直接深入中国农村，进行种种干涉农业生产的活动。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利用买办以发放高利贷的形式去剥削农民。
     凡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范围内，它们都利用大小买办直接深人到农村的初级市场进行掠夺。一般是采取预购、包销办法去剥削农民。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通过以上几种形式，加紧了对中国农业生产进行干涉和控制，使之更加适应于它们工业发展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业经济便在更大的程度和更广的地域上日益丧失了它的独立性，并逐渐变成了一种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农业经济，这是造成农业破败的主要原因。
     4）小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没有显著变化
     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步分解对于传统农业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鸦片战争以前，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自然经济开始了逐步分解的过程。
     在鸦片战争后最初的十多年里，这个分解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当时，除了几个通商口岸如广州、厦门和上海附近地区的手工棉纺织业，由于洋纱、洋布的输入受到些打击之外，就全国范围来说，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基本经济结构还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侵略者以机制棉纺织品的低廉价格为武器，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进行了打击，使中国耕织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分解。
     其过程大致分为两个步骤：
     首先是洋纱代替了土纱，强制手纺业与手织业分离开来；
     其次是洋布代替了土布，又强制手织业与农业分离开来。
     原来以纺纱织布为副业以补充其生活之不足的农民，不得不放弃手纺织业，陷入进一步的贫困化；或是离开农村，寻找其他的生路。这对小农经济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分解进程大大加速，加快了小农经济的瓦解。自然经济的分解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
     但是，中国自然经济所遭受的破坏力量，主要不是来自中国内部，而是来自外国资本主义，所以中国自然经济遭到破坏的结果并没有迅速地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却使中国变成了外国资本主义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半殖民地。不过，自然经济分解的过程是异常曲折迂回的。大体而言，在沿海、沿江和交通沿线的地区和城市附近，纺织分离和耕织分离的过程完成得较早较快；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和偏僻乡村，这个过程进行得较晚较慢，甚至有的原封未动。
     2.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继续保持
     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继续保持也是造成农业衰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农村的情况和特点是："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中国农村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即地主占有土地，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在鸦片战争以后仍然保持下来。甲午战争以后，经过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土地集中的现象和集中的趋势仍然存在。
     全国土地集中的程度，一般说来，南方高于北方，长江流域高于华北平原。
     由于地租收益比较优厚可靠，地主、军阀、官僚、商人、高利贷者，甚至已经投资兴办近代工业的资本家，都争相购买兼并土地。拥有大量土地的中国地主阶级，仍旧将土地分散出租给贫苦农民耕种，直接向他们榨取封建地租。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实物地租仍占绝对优势，但货币地租也有增长的趋势。而且，晚清到民初很长的时期内，封建剥削仍然十分残酷，它使广大中国农民处于贫困、愚昧、落后之中，顶多只能在简单再生产中不断反复，难免于失业破产的命运。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土地关系和剥削关系是造成近代中国整个社会生产停滞不前、农业破败不堪的社会根源。
     3．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产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不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旧保持着，而且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上的反动政权--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也继续掌握着统治权力，它们对农村加紧进行搜刮，破坏了农业生产，使农业经济陷于衰退的境地。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的财政已感窘迫。厘金制就是清政府为解决当时的财政拮据而设立的。
    3．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产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不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旧保持着，而且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上的反动政权--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也继续掌握着统治权力，它们对农村加紧进行搜刮，破坏了农业生产，使农业经济陷于衰退的境地。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的财政已感窘迫。厘金制就是清政府为解决当时的财政拮据而设立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但代之而起的是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军阀对农村的搜刮更是有增无已。为了筹集军费，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以及各省政府，还大量发行公债。北洋军阀政府自1912年至1926年，年年发行公债，实发额共计6．12多亿元，各省所发行的尚未计算在内。这些公债都是强迫人民购买或进行摊派的。这些公债摊销之后从不偿还，形同捐税。
     北洋军阀政府和地方军阀，无不用滥铸硬币和滥发纸币的办法来剥削人民，以补其财政收入之不足，并从中牟取暴利以饱私囊。各地军阀铸造的铜元，由于表面价值超过实际价值，获利甚大。滥铸硬币，兑价自然跌落，物价更无形抬高。物价腾贵，广大农民的负担必然加重。滥发纸币的后果更严重。这些纸币没有任何储备金，也没有任何信用，不予兑现，随发行随贬值，最后成为一堆废纸。
     物价节节上涨，农民负担极重。北洋军阀时期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正税不断加重，杂税名目繁多，加剧了农村的破败。军阀连年混战，广大农村遭受兵差征发、炮火破坏以及兵匪抢掠的损失已无法统计，这不能不给已破败的农业以沉重打击。
     4．人口压力及灾荒对农业经济的抑制
     1）人口压力及人口过剩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清中叶以后，中国人口数量迅猛增长。
     乾隆六年(1741年)，全国在册人口总数突破有史以来的1亿大关；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五十五年(1790年)相继突破2亿和3亿；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全国人口总数达到了4．1亿；
     咸丰元年（1851年）时更达到4．3亿，成为清代人口数量的最高点。
     过剩人口是近代中国社会人口问题的主要方面。
     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
     一方面破坏了中国原来可以容纳较多劳动力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布局，加速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瓦解，从而造成了过剩人口队伍的日益庞大；
     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缓慢，根本无法也不可能吸收大量的过剩人口，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过剩人口问题难以解决。
     在近代中国，过剩人口存在的最主要形式是存在于农业人口之中"潜在的过剩人口"。中国近代潜在的过剩人口是在农业经济破败凋零的基础上存在的，它的存在又加剧了农业经济的破败。"
     2）灾荒近代中国农业
     灾荒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对于农业财富和社会生产力的破坏。
     近代中国自然灾害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频繁和严重：
     晚清各种自然灾害，包括干旱、水涝、瘟疫、霜雹、沙碱等不仅连年不断，而且波及的范围极为广泛，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需要说明的是，灾荒是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大兵之后，必有灾年"，说的就是人祸与天灾的相关性。
     晚清水利失修，致使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水旱灾害年甚一年。△1850年前后，黄河和长江流域各省都连续遭到了严重的水、旱灾害，
     两广地区的水、旱、蝗灾也连年不断。
     北洋军阀时期，"因国内政治混乱，内争迭起，对于天灾之预防及补救，绝不注意，故水旱、风灾亦成为农民最大之苦痛"。
     由于农业的破败，使农民走上了贫困化和饥饿化的道路，这就降低和削弱了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剧了农业生产的破败。
     近代中国的农业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中。
     正是由于上述一系列因素，近代中国农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农业中的技术作物和商品经济，虽然曾一度有所增长，但这种增长，并不表明中国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它只表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和中国农业经济更加半殖民地化。
     中国农村在外国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联合统治与掠夺之下，地租、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苛捐杂税、战争、天灾等日益增加，农民破产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
     据调查，当时全国耕地面积大约在15亿亩左右，从19世纪70年代起，除新垦区(特别是东北各省)外，耕地一般都没有什么扩大，相反还有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中国农村经济是处于停滞、下降的状态的。
     在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剥削关系之下，广大贫苦农民不仅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单位面积产量也陷于停滞、萎缩，乃至下降的状况。农民的破产和农业生产的下降，必然促使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近代中国的农业陷入日益衰败的局面。

第三节、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

　　1 自然经济与近代农业商品化
     近代中国的农业经济中，一方面自然经济逐渐分解，传统农业陷入衰败、停滞不前的局面，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趋势不断增强，导致了农业经济的畸形发展。
     商品经济是与自然经济根本对立的。所谓自然经济的分解，实质上就是它的自给自足的性质遭到了破坏，组成它的主体的小农经济日益与市场联系起来。因此，农业与家庭手工纺织业的分离仅是自然经济分解的标志之一，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也是自然经济分解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
     中国的农业经济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里，虽然也存在着商品性农业，但是农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进程是异常缓慢的。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的逐步发展，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出现了更为普遍、更为迅速的客观发展条件。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商业性农业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个时期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棉花、蚕桑、罂粟、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有了发展，以及小麦、谷物、豆类等粮食作物的商品率有了提高；同时还表现为某些商品性农产品的生产，开始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需求的影响而起伏。
     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到20世纪初，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于经济作物的发展与粮食作物的商品化。中国早期发展的经济作物，后来由于受国际市场的竞争而衰落了，如茶、甘蔗、蓝靛等，另外又有一些经济作物，由于世界市场的需要而大量发展，如蚕桑、棉花、烟草、大豆、花生、桐油等。
     2 农业产品的商品化发展
     第一，商品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出现了经济作物排挤粮食作物的趋势。
     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大多数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比重都有明显的提高，而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比重，除玉米有所提高外，其余作物不是没有变化，就是有所下降，商品性经济作物排挤自给性粮食作物种植的趋势已经很明显。近代中国发展较快的商品性作物主要有棉花、蚕桑、茶、甘蔗、烟草、花生、大豆、罂粟等，其中棉花最具典型性。
     第二，商品性经济作物，多以出售为种植目的。
     鸦片战争后的最初几年，由于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发展，洋棉入口逐渐增加。到19世纪60年代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棉纺织业的发展，棉花价格提高，入口减少，出口呈现增加，棉花由入超变为出超。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外资本都开始在中国投资创办机器棉纺织业。
     以上原因都刺激了中国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
     不仅原来的产棉区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了，就是许多原来不种棉花的地区，也开始大规模种植棉花。甲午战争以后，棉花种植发展更加迅速。
     由于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和棉花产量的增加，以及国际、国内市场对棉花需求的增长，棉花销售中心市场也逐渐形成。如上海、武汉、天津、青岛、济南、无锡、郑州等地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棉花中心市场。
     蚕桑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蚕丝出口有所增长的，促使国内桑树的种植面积和蚕的饲养不断增加。
     19世纪60-80年代，欧洲和日本蚕丝业的迅速发展，中国蚕丝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欧洲和日本丝的竞争，虽然生丝出口在绝对量上有所增加，但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却大大下降了。1900-1918年间中国生丝的出口一直徘徊不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所增长。
     茶 鸦片战争前，茶在出口总值中占到60％以上。19世纪40～80年代，茶产量突飞猛进，19世纪80年代每年出口茶叶竟在200余万担以上，虽然茶叶的出口占出口货值的比重在不断减少，但出口的绝对数量在不断增加。茶叶的种植几乎遍于南方各省。
     自19世纪80年代起，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茶的生产便大为下降。1919年后，茶的出口量每年都在100万担以下。
     中国茶叶出口减少的原因是因为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叶的竞争。由于中国茶业种植仍旧停留在小农经济生产技术的水平上，加工仍然是落后的手工业，因此在国际市场上无法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相竞争。于是国内茶价跌落，再加上苛捐杂税的盘剥，许多茶农纷纷破产，茶田荒芜，有的改种别种作物。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近代有所扩大，但与粮食作物相比，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比重还是较低的。各类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总耕地面积中始终没有突破20％的情况，反映了中国近代农业商品生产的不发达。
     第三，粮食商品化的发展。
     促进粮食商品化发展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逐渐增加，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排挤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导致了某些农业区粮食总产量的减少，变成了仰给外地的缺粮区。由于经济作物种植得比较多，某些地方反而成了缺粮地区。
     其次，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增加了对商品粮的需要。城市人口的增加刺激了粮食商品率的提高。
     再次，粮食加工工业，特别是酿酒业的发展也增加了对商品粮的需要。
     适应粮食商品化的发展，粮食集散中心开始形成了。当时著名的粮食集散地有芜湖、无锡、长沙等。
     粮食商品化的发展是农业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但是粮食商品率的提高并没有给中国的农民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相反，农民为了换取货币以购买日用品和支付货币赋税与地租，不得不压低生活水平而出卖口粮。便导致了一方面粮食商品化的深化，而另一方面则是农民的粮食短缺。粮食商品化的发展成为中国农村经济日益枯萎和农民贫困化的一种反映。
     第四，中国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带，逐步出现了若干农业专门化区域。
     农业生产专门化区域的出现，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的重要表现，也是自然经济分解的重要标志。
     当时已出现农业专门化区域：
     棉花多产于江苏、湖北、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等省；
     蚕桑多产于江苏、浙江、四川、广东等省；
     烟草多集中于山东、河南、安徽等省；
     大豆主要产于东北；
     花生主要产于山东、广东、安徽等省；
     稻米主要产于江苏、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四川、浙江等江南一带；
     而小麦主要产于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区和东北一带。
     农业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
     近代农业生产专门化区域的形成和扩大，主要是由国内外经济发展促成的。
     近代工业的发展、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是促成农业生产专门化区域形成的主要因素。
     近代农业专门化区域形成和扩大的程度并不太高，小农经济始终在农村中占统治地位。
     甲午战争以后，农业生产的商品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平衡。在交通比较发达的省份和大城市的附近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比较高，而在一些边远的省份和地区要低得多，甚至在一些地区基本上还是自然经济。
     3.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的特点
     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是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就使得农产品商品化有了若干特点：
     首先，中国近代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主要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引起的，与国内市场的关系不太大，而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的变化。
     外国资本主义大肆搜刮中国农产品，是中国农产品商品化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掠夺的扩大和加深，中国近代农业也就被大规模卷入到商品经济中来。外国资本主义需要某种农产品，某种农产品就能获得一时的发展。反之，则会对中国农业经济带来剧烈的冲击，导致市场萧条，田园荒芜，农民破产。由于农产品商品化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不仅制约着中国农产品商品生产的规模和发展速度，而且使中国农产品价格的控制权，旁落于外国资本主义者的手中。这样，最终导致的是中国农村经济的日益半殖民地、殖民地化，以及中国农民日益贫困化。
     其次，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农业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而只是小农经济产品的商品化。
     在一般情况下，农业经济的日益商品化，必然导致农业资本主义的增长。但是，中国的情况则不然。
     鸦片战争之后，农业经济的商品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农业中资本主义并没有发展前途。
     在这一时期的农业中，也出现过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如垦殖公司等，但这些土地所有者占有大量土地宁可出租给农民耕种，也不进行资本主义规模经营。
     这是因为，农业资本主义企业在近代的中国，利润不经常，不保险，反不如坐收地租优厚可靠。所以当时出现的一些资本主义经营者，没有向资产阶级转化，反而更多地向封建地主转化，这就使得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并没有导致农业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为市场提供商业农产品的，并不是农业资本家所经营的资本主义农业，而仍旧是广大农民所经营的个体小农业。既然中国农村中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所以农村中农业生产的商品化问题，主要就是小农经济产品的商品化。
     再次，中国近代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并不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基础上，而主要是以牺牲广大贫苦农民的必要劳动量来维持的；中国小农经济越商品化，便越受外国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操纵、奴役和压榨。
     中国农村中的小农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下，生产力十分低下，产量很少，劳动产品并不足自给。但是为了维持生活，为了完租、还债，农民常常要出卖自己所产的细粮，换回粗粮充饥，所饲养的家禽也必须尽量卖出，有时不得不贱卖贵买农产品。这种现象导致伴随中国近代农业商品化发展的同时，中国农民更加贫困化。
     农民经济卷入市场后，市场价格对它便发生了直接的影响。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操纵下，农民所受市场价格的影响表现为三个方面：剪刀差价(即工农业产品的价格相比较，在上涨或下跌时，有一个差额)、季节差价、地区差价。正是通过这些手段，农业商品化后积累的财富，经过许多商业环节最终集中到支配国际市场的外国资本家手中和小部分为他们服务的中国商业买办资本家手中。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商品化的发展，也就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形成和加深。

第四节、中国人为农业现代化做出的努力

　　在近代的中国，尽管从总体上说来，农业呈现出衰败的景象，但由于自然经济的逐步分解和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中国人也在试图寻求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1、近代中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经济
     这一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寻：
     一方面，是农业经济中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
     一方面，是近代农业科学知识的传播。
     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入破坏着中国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和独立的小手工业；
     另一方面，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原料的掠夺，促进了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因而使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分解。
     同时，由于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外市场的不断扩大，也促进了农民的分化。
     这一切都为农业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1)农业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甲午战争以后，农业中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租剥削占主导地位，其经营方式主要的仍然是分散的小农经济。但是，由于农产品的商品化，农民对市场依赖的增强，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农民分化的加剧。加上农业生产某些部门中利润的刺激也使部分资本流向农业，这一切都促进了农业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所谓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经济，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应当是租地农场主的出现。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实际的耕作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受雇于一个只是把农业作为资本的特殊使用场所，作为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投资来经营的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就其价值构成来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的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在中国近代农业中，这种严格意义的资本主义农业家--租地农场主，在整个农业中几乎没有。
     2)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表现
     在地主经济的变化过程中，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所谓经营地主；在农民的分化过程中，产生了资本主义富农经济，以及在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一些新式农牧垦殖公司。
     富农经济 富农经济是近代中国农业中的主要资本主义经济组成部分。近代的富农经济按其经营情况的不同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新式富农；另一种是旧式富农。
     新式富农经济 在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发展的需要，在有些地区，特别是在大城市附近有所发展。新式富农仿照外国资本主义的方法经营农业生产。
     20世纪初，中国农业中完全意义的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租地农场主已经存在了。虽然他们的数量还不很多，经营规模较小，多使用手工劳动，使用农业机械生产的很少，但表明在农业经济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实已经存在了。
     旧式富农 这是中国近代农业中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形式。这种旧式富农占有土地不多，因为自家劳动力不足，经常雇佣一个或几个雇工耕种，自己也参加些劳动。他们还往往出租一部分土地和兼营商业或放高利贷。旧式富农具有半地主的性质，是一种比较广泛的类型。
     富农经济成分在近代中国整个农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而且经营规模一般都比较小。
     富农经济在当时代表了农业中一种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它们的经营规模比中农或佃农大，资金比中农或佃农多，拥有比较完善的生产工具和较多的肥料，也比较注意改良生产技术，故生产率较高。
     中国的富农经济一般都带有较浓厚的封建和半封建剥削的性质。
     首先，中国的富农经济中，多数是自有土地，雇工经营，有的还将部分土地出租，进行封建剥削。
     其次，在富农中多数放高利贷和兼营商业，对农民进行封建的或半封建的盘剥。
     再次，富农经济雇佣劳动也带有半封建性，如劳动时间很长，工资很低，存在人身奴役，还有"工偿制"的现象，等等。
     最后，富农经济的发展前途，不是进一步去掉其封建性向完全的纯粹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而是资本愈加积累、土地愈加扩大，土地出租的部分也就愈多，甚至最后蜕变为租佃地主，即倒回到完全的封建地主经济。由此可见，旧式富农固然带有某些资本主义性质，同时也具有浓厚的半封建性。
     经营地主 经营地主是一种自己经营农业生产的较大的土地所有者。他们将一部分土地出租，剩下一部分土地雇工经营，本人不参加劳动。
     这种经营地主在华北一带，特别是在河北和山东省比较多见。
     经营地主和富农不同的地方:
     他们占有土地的数量较多，出租的部分也较多，本人不参加劳动。
     雇工经营的规模也较富农大，土地往往由"大伙计"或管家代为经营，本人过着地主式的剥削生活，封建性较重。
     经营地主是一种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不完全的封建地主经济，是由封建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过渡的一种形式。
     农牧垦殖公司 农牧垦殖公司是近代农业中一种新型经营方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清政府放垦官荒政策的推行等多种原因，农牧垦殖公司开始出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几年有所发展。
     这种农牧垦殖公司顾名思义应当是资本主义农业企业，但实质上绝大多数带有极其严重的封建性，或者完全属于封建经济，甚至名为公司，实为收租栈、土地投机机构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02--1912年全国共有农牧垦殖公司171家。
     这些农牧垦殖公司多半在垦殖区，其次是在工商业比较发达或商业性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这些公司的投资人主要是军阀官僚，其次是商人、买办、归国华侨，也有个别的工业资本家。
     经营的范围包括农林牧副渔等，如种棉、植桑、造林、种植桐树或漆树、垦荒、园艺、饲养牲畜等等。
     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个时期农牧垦殖公司的经营成效绝大多数都不大好。许多虽名为农牧垦殖公司，却并不采取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农业经营，仍然将土地分租给农民，按对半或四六分成进行收租；有的实为收租栈；还有许多并不进行农业经营，而是垄断地权进行土地投机。
     从近代中国富农经济、经营地主和农牧垦殖公司等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经营来看，农业中资本主义经营虽有所发展，但极其缓慢，资本主义成分所占的比重十分微弱，封建农业经济仍占据着支配地位。
     近代农业中资本主义经营发展缓慢曲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造成的。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榨和盘剥之下，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利润极少，且极不稳定，反不如坐收地租优厚可靠。这不仅妨碍了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化，同时还经常促使富农、经营地主、农牧垦殖公司向封建剥削方式退化，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没有发展前途。
     2.近代农业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近代农业现代化发展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即近代农业科学知识的传播。近代中国农业科学知识的传播中，农业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1)近代农业教育的兴起
     国家兴农政策
     在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即认识到改良农学的重要性，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请开农学堂地质局折"中，就曾建议各省、府、州、县皆立农学堂。光绪帝因此下诏令各省督抚劝谕绅民兴办农学堂。
     190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联名奏折中也提到："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到1903年，清末新政开始，兴办农业教育成为其中一项内容。
     近代农业学校的建立
     近代农业教育兴起于19世纪末年。中国的农业学校，以1898年张之洞在湖北设立的农务学堂和杭州知府林迪臣于杭州创办的蚕学馆为较早。
     制定了一系列包括发展农业教育在内的近代教育的规章和政策
     1903年，清政府陆续制定丁一系列包括发展农业教育在内的近代教育的规章和政策。
     在农业教育体系上，农业学堂分初等、中等、高等3级，招生对象分别为初小、高小和中学毕业者。农业学堂教师的来源于: 学成回国的留学生担任农业学堂教习。农业教习讲习所培养的师资；聘请外国教习。
     在清政府的政策鼓励下，1906年起农业学堂在全国各地普遍开设起来，其中以湖北、山东、四川、江苏、直隶等省发展较快。到1909年，全国有高等农学堂5所，中等农学堂31所，初等农学堂75所。这些农业学堂的成立，培养了一批懂得农业科学和技术的人才，他们所学习的农业知识已经是西方农学，对于中国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变有很大的作用。民国初年，农业教育发展较快，1913年时，全国乙种农业学校(初等)达244所，甲种农业学校(中等)达42所，高等农业学校达7所，在校的农业学校学生有1.7万多人，这对于中国近代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农业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都有很大作用。
     2）农业技术推广和研究机构的建立
     在农业教育发展的同时，农业技术推广和研究机构也建立起来。
     最早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是1897年罗振玉在上海创办的"务农会"。1898年，上海农务会改为"江南总农会"，是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农业科学传播机构。以后，各地纷纷成立农会。
     1910年建立的农会数已达29个，主要分布在沿海几省，尤其是农业发达的江浙和山东地区。
     江南总农会出版的《农学报》，大量翻译了欧美和日本的农业论著，所做的农业科学实验有在海宁种美棉，在瑞安种日本水稻，在如皋养蚕和种麦，在淮安种引进的葡萄、洋葱、西果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学报》以介绍"欧美日本农书"中的近代农业科学技术为宗旨，从1897年创刊到1906年停刊的十年中，前后刊载翻译东西方近代农学著作171种，以及各种外国农业文章，全面地介绍了农业原理、作物、土壤、肥料、气象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对欧洲农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
     在《农学报》的基础上，罗振玉又主编了《农学丛刊》，共分7集，清光绪末年石印出版。《农学丛刊》中既包括西方农学译著，又包括中国传统农学要籍，体现了利用欧洲农学改造中国传统农学，促使实验农学在中国产生并发展的思想。
     3.中国农业对外在因素的反应和利用

第五节、近代中国农民与土地

　　1.近代中国社会土地状况
     在整个近代中国，由于封建土地关系和剥削关系的存在和继续保持，以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步步深入，农业陷入了危机之中。农业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的尖锐化。19世纪中叶以后，近代农业生产囿于传统制度和土地关系的束缚，无论扩大耕地面积，或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都陷入了艰难的困境。而土地占有不均，更加剧了农民与土地问题的严重性。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全国农村普遍出现农民不断丧失土地，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的趋势。为了解决土地问题，无论是农民本身，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试图按照本阶级的意愿进行尝试。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太平天国后长江中下游的土地关系以及孙中山"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
     19世纪中叶，封建土地关系日趋腐朽，土地问题日趋严重，促使社会矛盾尖锐化。在太平天国革命的策源地广西，土地兼并的程度十分惊人。
     1851年清代人口达到了最高点-4.3亿人，人口压力、剥削的沉重，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2.太平天国制定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把中国农民运动推向了最高峰，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太平天国制定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
     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1853年下半年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是太平天国的基本纲领。
     1）《天朝田亩制度》
     △主要内容
     第一，利用中国古代"大同之世，天下为公"的思想，《天朝田亩制度》以"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作为处理物质财富总的指导原则。对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明确规定其"归上主"所有。
     第二，以家为单位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人多则多分，人少则少分，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
     第三，实行耕织结合的个体小生产经营方式。维持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
     第四，农家产品不得私有，在乡官监督下留足自给部分后，全部上交国库，统一分配。第五，规定了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
     2）评价
     《天朝田亩制度》系统地提出了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土地分配方案，它反映了贫苦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革命精神和对土地的强烈要求，对广大农民群众起了巨大的革命动员作用，使得太平天国运动能够得到迅速发展。
     《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空想和落后的纲领，它超越了当时历史条件所许可的范围，超越了反封建的任务，而企图废除一切私有财产。这就成了无法实现的空想。
     《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的如此平均地分配土地的办法也是无法实施的。
     《天朝田亩制度》所包含的进步和落后两个方面的矛盾，是由于运动的主要动力--贫苦农民和失业破产的小手工业者的阶级意识所决定的。
     一方面，他们从被剥削压迫的地位出发，迫切要求消灭社会上财产分配的不合理现象，迫切要求获得土地；
     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分散的小生产者，并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想像中的社会改革方案，只能是一种根源于绝对平均主义理想的农村发展蓝图。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实现。
     在太平天国占领区里，既然《天朝田亩制度》的各项规定无法实施，太平天国的缔造者不得不采取现实的土地政策：照旧承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承认租佃关系，允许地主收取地租，并督促佃农交纳地租。在太平天国占领的地区，广泛设立监督收租与征税的机构。太平天国发给原来的土地所有者--不论自耕农或地主--一种称为"田凭"的土地证书，以法律形式正式确认各人的土地所有权，进而维护出租土地的收租权。
     太平天国也实行没收土地的政策，主要限于下列两大类土地：
     一是官田、公田，即清政府的官田及寺观田等。
     二是妖官田产。太平天国称清政府官僚为"妖"，没收其一切财产，包括田地在内。
     在太平天国占领区里，虽然《天朝田亩制度》没有贯彻实施，清政权统治时期的一些旧制度、旧办法，仍被保存、沿用下来。但是农民政权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土地所有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受到很大的冲击，部分地区自耕农大量增加。
     3.孙中山的"平均地权"
     20世纪初，各地农民的抗粮、抗捐、抗租的斗争此起彼伏。农业危机的症结在于土地问题--地权不均，中国广大农民为了从封建地主阶级的地租高利贷商业资本的剥削中把自己解放出来，首先要求的是解决土地问题。
     孙中山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提出他的土地纲领--"平均地权"的。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是与"土地国有"、"耕者有其田"结合在一起的。"平均地权"是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中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并列的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
     辛亥革命前，它是民生主义的惟一内容，辛亥革命后，它与"节制资本"并列为民生主义的两大支柱。
     1）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的主要内容
     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的主要内容是，"规定地价，照价征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其具体办法是，先由地主自报地价，交送政府备案，作为永久的土地价格。
     他认为：规定地价后，就可以有利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国家就可以逐渐获得土地。土地定归国家所有，然后，贷给农民耕种，要求农民只向国家缴纳单一的土地税。于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就消失了，土地的垄断和贫富的悬殊现象就可以避免。
     2)评价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思想，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但是，他的平均地权的具体办法是行不通的。
     首先，按地价收税，地主可以把土地税收转嫁到农民身上，对农民的剥削会加深加重；
     其次，国家的经济力量有限，不可能把土地一一收买；
     最后，中国土地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其土地价格不可能上涨很多，那样，涨价归公，照价收买就会遇到困难了。
     平均地权本想防止资本主义，结果将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本想使农民得到土地，结果将对农民无利，却有利于资本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由此断然，"平均地权"不可能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思想不能实现，除了因为具体的办法行不通外，更重要的是这种土地纲领并不是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的。
     孙中山对当时农村中的土地问题、对封建土地关系、对地主土地所有制，都缺乏真切的认识，这就注定它无法付诸实施，也难以获得农民的支持。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本身的局限性与软弱性，使他们在革命运动过程中提不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幻想在不彻底推翻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上解决土地问题，这只能是空想。
     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情农民，并且想团结农民、利用农民，却由于没有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无法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并完成对农民意识的改造，结果，革命的领导权被篡夺，革命的果实被抢走，辛亥革命归于失败。
     客观地说，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在当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孙中山提出以平均地权来解决土地问题，并作为革命运动的主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反封建的、进步的革命纲领。平均地权的主张，只是从关怀劳动者的痛苦生活和同情被剥削者的悲惨境遇出发的。

     第六章 艰难曲折的工业化历程与科技的命运

第一节 、 坚船利炮威逼下的中国工业

   　 工业化是近代化的一个中心内容。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在艰难曲折中寻找工业化的道路。
     西方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次次战争失败使清政府丧失了诸多的主权，同时也逐步认识西方、仿效西方。
     中国近代工业化首先开始于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兴办一系列军事工业，反映了晚清人们对西洋的认识首先来自对西洋坚船利炮的认识。
     以军事工业为起点，为了解决原料、燃料、财源等问题，洋务派又举办了一批民用工业，并赋予这批军事工业企业和民用工业企业以"自强"和"求富"的内容，成为近代工业化的最主要的目的。
     1．抵御外来侵略的军事工业
     中国早期的工业化从军事工业的兴办发端，虽然有对内镇压农民起义的目的，但它是在西洋船坚炮利的威胁下而被迫的回应，必然包含着抵御外来侵略的内容。
     1）近代军事工业企业的建立
     从19世纪60年代起到9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以"自强"为目的，举办了24个军事工业企业，受到清政府极大的重视。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内军械所，仿制洋枪洋炮，成为清末最早创立的近代军事工厂；次年，李鸿章建立"上海洋炮局"，铸造开花炮弹；1863年，李鸿章委派英国人马格里设立"苏州洋炮局"，制造枪弹和炮弹。
     这些军工企业的设备都比较简陋，生产方法基本上还没有脱离手工状态，只能视作近代军事工业的雏形或前奏。
     近代军工企业规模较大的机器局为：
     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奏设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于上海，亦"江南制造局"、"上海机器局"，是清末最大的军事工厂。
     同年，李鸿章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成立金陵机器制造局，简称"金陵机器局"。
     1866年左宗棠奏设马尾船政局于福州马尾，亦称"福州船政局"，为清政府官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
     同年,清政府命崇厚在天津筹办机器局，翌年(1867年)3月成立，初名"军火机器总局"，1870年由李鸿章接办，始称天津机器制造局，简称"天津机器局"。
     1869年，左宗棠率清军到陕西，在西安临时设立西安机器局。不久迁往兰州，1872年成立兰州制造局，制造子弹、火药及旧式抬枪。
     1870年英桂奏设福建机器局，制造子弹、火药。1874年又设广州火药局专造火药。
     1875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在济南泺口建立山东机器局，不久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于1877年成立四川机器局。
     1881年，吴大徵在吉林设立吉林机器局，刘坤一设立金陵火药局。
     1883年刘秉璋在杭州设立浙江机器局，奕環在北京设立神机营机器局。
     1884年岑毓英在昆明设立云南机器局，张之洞在太原设立山西机器局。
     1885年张之洞在广州设立广东机器局，刘铭传在台北设立台湾机器局。
     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设立湖北枪炮厂。
     2）近代军事工业企业的特点
     从各机器局设立的时间来看，19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设立军事工业企业最为集中的时期。
     这一时期，民用工业的兴建只有极个别的数例，并且集中于7O年代后期，军事工业的发展在六七十年代是近代工业的主要内容。
     特别是60年代建立的江南、金陵、天津机器局和福州船政局是军事工业的主要代表性企业，规模相对较大。
     七八十年代建立的军工企业以中小型机器局为主，1890年成立的湖北枪炮厂是与江南制造局齐名的军事工业企业。
     从各机器局分布的地域来看，以东南沿海为主，除边疆外，各省都曾设立军事工业，但规模较大者仍地处上海、南京、福州、天津、汉阳数地。
     这些地方与西方接触频繁，交通相对便利，为设立机器局的首选之区。
     以各机器局的制造情况来看，除了福州船政局专业制造兵轮、炮舰之外，其余各机器局都以生产枪弹、炮弹、火药为主，兼及修造轮船等；有生产枪、炮能力的机器局不多，以江南、金陵、天津三局和湖北枪炮厂为代表，说明近代军事工业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虽然远未完善，且各机器局生产能力参差不齐，但这些近代军事工业普遍地使用机器生产，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
     3）对近代军事工业企业评价
     清代军事工业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始。这批官办军事工业具有严重的封建性，技术上与西洋相比也很落后；
     它们对外国资本主义也存在很大的依赖性：这些企业所用的机器设备和所耗用的原材料，几乎全部依赖外国供应，技术上也是依赖外国人，制造的产品也以仿造为主。
     这表明中国近代工业化启动时，并非来自于本国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机器制造业的出现，而是在西方船坚炮利的威逼下，仿效西方，大量购买西洋机器设备后，开始的工业化运动。在没有工业基础的情况下进行的工业化，注定将走上一条曲折、漫长的道路。
     2."自强"必先"求富"的民用工业
     1）民用工业兴起的原由
     近代工业化以军事工业为开端，很快就发展到民用工业的范围。这是因为洋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的困难，只有扩大举办工业的范围才能解决问题：
     首先，官办军事工业进行的不是商品生产，除极少数例外，其产品都不是商品，其经费由清政府调拨。随着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日趋困难，越来越不能供应军事工业的开支。于是，洋务派从筹款出发，提出了“自强”必先“求富”的口号，决定创办一些“致富”的企业。
     其次，举办军事工业中遇到了原料和燃料问题。军事工业建立之初，机器、煤、铁，乃至木材等原料都要从外洋进口，成本既高，又不及时。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兴办需要大量的铜、铁原料和煤炭等燃料，都从外国输入绝非长久之计。
     1872年李鸿章在奏折中称："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藉此二端耳。闽、沪各厂，日需外洋煤铁极伙，中土所产，多不合用，即洋船来各口者，亦须运用洋煤。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可忧孰甚?"
     洋务派已经认识到摆脱对外国原料依赖的必要性，同时也看到了旧式铜铁矿厂和煤窑的生产，很难满足需要。
     再次，交通运输问题需要解决。新式军事工业无论原料燃料或者成品的运输，都必须有新式的交通工具与其相配合。
     所以，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便打出了兴办民用工业的旗号，提出"求富"的口号，提出"必先富而后能强"，为"自强"而"求富"，创办了一批民用工业。
     2）困境中建立的民用工业
     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的，主要包括采矿业、冶炼业、交通运输业、纺织工业等等。
     其中规模比较大的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基隆煤矿、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汉阳铁厂、兰州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织布官局、天津电报局等等。
     3）洋务派工业企业经营方式
     洋务派经营的近代工业包括近代军用工业在内，从其经营形式上看，分为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三种形式。
     "官办"即由官垄断，禁止民间制造，新式军用工业全部采取"官办"的形式，全部由政府出资开办。
     "官商合办"，就是部分由政府出资，部分由商人出资，虽曰"合办"，实际上仍然由"官"来操纵。
     "官督商办"就是以商人出资为主，政府加入资金很少，甚至一点也没有，但有权对企业进行控制，由官僚来管理。洋务派举办的民用工业中，"官督商办"为其基本形式，在中国近代工业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官督商办的组织形式处于主导地位。
     4）对近代民用工业评价
     洋务运动中的民用工业，移植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构成了新兴的中国近代工业的一个重要部分，代表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新的发展；
     它们的存在刺激并影响了与它们相联系的若干新式工业的发展；
     它们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使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在兴办民族工业时受到启迪，认识到了经营近代工业时基本上应循的方向。
     洋务派创办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在甲午战争后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军用工业继续维持，但在近代工业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
     民用工业大多数发展成官僚资本主义工业，到了北洋军阀时期，官僚资本主义工业更加具有买办性，这是近代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的一个特殊现象。

第二节、 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衰

　　近代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民族工业历经艰难曲折。
     1.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企业开始出现时，纯粹"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也出现了。
     这个时期的民族工业以轻工业为主体。
     1866年方举赞、孙英德合伙开办的发昌机器厂在上海建立，这是中国第一家民族工业企业。最初只是一家手工锻铁作坊，专门为外商船坞打造修配船用零件。
     1869年该厂开始使用车床，雇用十几个工人，70年代初采用了蒸汽动力设备，成为一个近代工业企业。发昌机器厂在1876年即制造了几艘小型轮船，1887年兼造车床、汽锤，除此之外还经营进口五金。80年代末发昌发展到300余人，拥有20多台机械设备，分设木匠、木模、冷作、翻砂、打铁、车床、水汀炉等车间，成为当时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规模最大的一家。
     在70年代一共创办了20多个民族工业企业。80年代逐渐增多，并且出现了规模较大的企业。总计1894年以前共创办了近代资本主义工矿企业一百多个，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和广州两地。
     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业包括缫丝业、轧花业、棉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造纸业、公用事业、船舶修造业、机器修造业等。此外，民族资本还创办了一些煤矿和金属矿。
    机器缫丝业是较早出现的民族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也是较为典型的民族工业。
     最早出现机器缫丝业的地区是广东，主要分布于南海、顺德两县。
     1872年商人陈启沅在南海创办继昌隆缫丝厂。由于机器缫丝业的兴起打击了手工缫丝业，因而引起了手工缫丝工人的反对。1881年，手工缫丝工人纠合数千人捣毁了裕厚昌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被迫关闭，迁往澳门，3年后搬往广州。
     由于机器缫丝已经赢得越来越大的市场，同时缫丝厂给了人们以某些谋生之路，机器缫丝业才算站稳了脚跟。到90年代初，广东的机器缫丝厂已发展到五六十家。大厂雇佣工人达八百人之多，广州一带已经成为民族资本机器缫丝业的中心。
     1882年上海出现了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缫丝厂--公和永缫丝厂。
     上海本临近浙江产丝区，又是生丝最重要的出口地方，条件优于广州，但由于外资缫丝厂的竞争，经营上遭到了很多困难，所以成绩远不如广州。
     2.民族工业的艰难曲折发展
     从甲午战争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和发展趋势如下：
     1895-1898年，是甲午战争后设厂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这一高潮是甲午战后，新式企业利润的刺激以及社会舆论要求"设厂自救"的鼓励下出现的。1900年以后由于外资和外货的压迫，设厂出现低落现象。
     到1905年左右，由于日俄战争(1904年)的关系，某些工业(如面粉业)得到一些发展的空隙，特别是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从1904-1908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更大的高潮。但时间不长，又开始退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呈波浪式，总的趋势是向上发展的。这里所指的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既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包括官办、官商合办企业的发展。
     与甲午战争前的情况相比，甲午战后商办的厂数和资本额增加都比较快。甲午战争前商办工业共设厂53家(1872-1894年)，甲午战争后新设厂矿为463家(1895-1913年)。商办工业资本额，甲午战争前共469．7万元，占资本总额的22％(官办和官商合办资本占78％)；甲午战争后到1913年，新设厂矿资本额为9080．1万元，占资本总额的75％(官办和官商合办资本占25％)。
     1895-1913年民族工业的发展状况，可以从棉纺工业、缫丝工业、面粉工业、烟草工业等部门的发展中看出。
     其他轻工业。如火柴、榨油、造纸、碾米、肥皂、玻璃、皮革等部门，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重工业 在这方面民族工业无法与外国及官僚资本抗衡，仍很微弱，但也有所发展。
     甲午战后的十几年中新设的机器和船舶修造厂家共有24个，绝大部分集中在上海。1905-1919年商办的煤矿增设了25处，但矿的规模比较小，设备简陋。
     甲午战后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还可以从个别企业的资本积累中反映出来。祝大椿、张謇……
     1895-1913年中国民族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民族工业的发展也表现出很大的弱点，如资本薄弱、规模较小、技术落后等，因此它的发展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民族工业仍以轻工业为主，大多数企业无法与外国企业竞争。在资本主义强大的压力下，民族工业深受打击，甚至被迫倒闭或被外国资本兼并。
     同时，苛捐杂税不断增加，封建性高额借贷利率的长期存在，清政府及封建大官僚对民族工业进行公开的掠夺和封建性的垄断等等，民族工业还受到封建势力的束缚。在这样的情况下，民族工业举步维艰，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普遍获得了一些发展，特别是轻工业有比较迅速的扩充。这在民族工业的发展历程中是空前绝后的。所以人们把一战前后的这段时期，看作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得以发展的原因：
     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两大事件的作用不可低估。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推翻了腐朽的清政府，大大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表现出进一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强烈要求，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后来的北京政府为了争取资产阶级的支持也做出了相当的努力。为了鼓励发明与改良工艺品，工商部于1912年12月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规定：凡发明和改良制造品，可给予5年以内的专卖权，从而促进了当时某些轻工业品和机械产品的改进。
     此后，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出台，对民族工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而且，辛亥革命后清政府的覆灭与民主共和国的成立，使全国人民的爱国心日益高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抵制外货作用，从而使本国的工业产品增加了销路，民族工业出现了生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争，一些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中国民族工业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914一1919年的6年间，中国资本新设厂矿共379家，设立资本8580万元，平均每年开设63家，新投资本1430万元，这都比前期19年间有成倍的增长。同时期，中国工厂使用的蒸汽动力、机械动力也增加了l倍。
     3.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特点
     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有其独特的道路。
     工业的发展并没有经过简单的协作、手工工场和机器大工业这样三个紧密相连的阶段，而是在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下，在19世纪7O年代后，由一部分对新式企业的投资感兴趣的官僚、买办、商人从外国输入机器创办起来的。直接由手工工场主兴办的大机器工业为数极少。
     民族工业是以轻工业和小规模的采矿业开始的。
     从事轻工业生产需要的资金较少，建设时间较短，资金周转较快，容易获得较高的利润；同时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也为轻工业产品提供了市场。
     民族工业经营的采矿业发展水平低，没有重工业与交通运输业的相应发展，资本太少，设备技术过于简陋，缺乏生产经验，民族工业中的采矿业发展十分困难。
     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企业中，大部分投资较少、规模较小。
     民族工业资本少，企业规模小，设备简陋，生产效率低下，资金周转困难，因而生产成本也就必然很高，再加上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国内封建势力的束缚，产品很难与进口洋货相竞争。
     因此，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其产生时期，发展是很有限的。
     工业企业的分布很集中。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上海最多，广州次之，其他的也是建立在通商口岸或是靠近通商口岸的地方。这些地方交通比较发达，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比较容易，但民族工业的这种分布情况，主要还与它的半殖民地性质分不开的。
     这些地方向外国购买机器及获取技术都比较方便，也便于商品出口，并可以寻求外国在政治上的所谓"保护"等等。
     民族工业的创办人主要是商人、买办、官僚和地主，还有少数华侨。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一开始便处在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既矛盾又依赖的关系之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从产生起，就受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束缚，得不到充足的发展；民族工业兴办所需的机器、原料、技术、资金等都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存在依赖，且企业多设于通商口岸，有些企业的产品专为出口而生产。民族工业的兴办又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和官僚的支持，需要向政府请求减免税厘及享有专利权等。
     从民族工业的创办人如陈起沅、严信厚、黄佐卿、朱其昂、徐润等人身份来看，就能反映出民族工业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依赖关系。

第三节、阶级力量的变化与新增长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中国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社会中出现了新的阶级力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1.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
     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与中国自己的近代工业的产生同步；并且中国资产阶级的组成情况比较复杂，突出地反映在资产阶级内部经济地位的不同上。
     中国资本主义在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在自己发展中分为两个部分：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与此相适应，在阶级关系上，中国资产阶级也分为两部分，即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的产生，是在作为清政府代表的洋务派官僚，通过国家政权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形式，创办和经营一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过程中形成的。
     清政府洋务派的大官僚通过经办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积累起巨额的官僚资本，成为中国最早的官僚资产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的特点
     官僚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手段与民族资产阶级通过剥削工人剩余价值来积累资本是不相同的，他们拥有各种政治特权，可以任意挪用官款、收取佣金、低价收买企业股票等等，财富积累急剧。
     官僚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联系都十分密切，受到二者的扶植和支持，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和垄断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官僚资产阶级虽然是新产生的阶级，但它并不代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是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反动社会力量。需要说明的是，官僚资产阶级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也是可以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的。在失去与政权的结合后，资本家的性质即发生了变化，向民族资本家转化了。
     2.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特点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19世纪7O年代产生的。这一时期民族企业投资较少，规模较小，大部分是轻工业，因此此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产阶级。这部分人大都是由商人、买办、官僚和地主转化而来。
     1)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产生起，就同封建势力、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间存在着既矛盾又联系的关系。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
     外国侵略者采取各种手段阻碍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其中最主要的是进行商品倾销。
     外国资本主义此时已经在中国经营了一些企业，这些企业倚仗着政治上的特权地位和雄厚的资本力量，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
     外国侵略者还通过技术、设备等方面的垄断和控制阻碍中国民族工业的顺利发展。
     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侵略势力之间存在着矛盾，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扩张也与他们进行斗争。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受到本国封建势力和洋务派的压迫。
     封建顽固势力认为，使用近代机器、轮船和火车等等，会掠夺人民生计，熏坏农田庄稼，甚至有碍地方风水，往往群起反对，根本上反对创办近代工业；
     而洋务派则千方百计地试图垄断和控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
     封建赋税，特别是厘金，也给了民族工业以严重的打击。
     民族资产阶级自然希望摆脱封建势力的束缚，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开辟道路。
     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又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存在着依附的关系。
     许多民族工业企业看中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在华特权，拼命依靠洋人势力，或把企业设在外国租界以求"保护"，或把企业登记在洋商的名下，托求庇护。薛福成曾说："江、浙、闽、广诸商，亦有置买轮船者，大抵皆附西商之籍，用西国之旗。"更有一些企业如缫丝、制茶、制革等等，本身就是依附外国资本在华掠夺贸易而存在的。
     由于中国工业基础极端薄弱，绝大多数民族资本企业的机器设备等，都由外国进口，技术也要雇请外国人指导。因此，民族资本企业对外国资本主义存在依附关系。
     对于本国封建主义的依附就更严重了。民族资产阶级往往依靠某些封建势力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要想减免税收和获得专利权，又必须向清政府申请；
     有的还借垫一部分官款开办企业；
     民族企业的不少创办人本身就是官僚或地主。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依附于他们的一面，力量非常软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这是民族资产阶级最重要的特点。
     他们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有矛盾，因而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对资本主义和军阀官僚政府的斗争；又由于同它们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又易于和革命的敌人妥协。
     2）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来源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个来源：
     一是投资于新式企业的官僚、地主和商人(包括买办商人在内)；
     一是由原来的手工工场主上升而来。
     在近代中国，后者为数极少。
     3）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层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大小和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的联系程度不同，分为上层和中下层两部分。
     一般说来，上层拥有较大规模的企业，经济力量比较雄厚，他们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关系密切。
     中下层企业的规模小，他们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系少而矛盾大，经常遭受破产的威胁，因此他们的革命性较强而妥协性较小。
     无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或是中下层，都带有两重性，因而缺乏彻底的反侵略反封建的精神，具有妥协性的一面。"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其产生之日起，一直在寻找中国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其间既提出了工业化的设想，并通过改良、革命等手段来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也在具体实践中创办企业来实现工业化。但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又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没能完成工业化的任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依旧艰难曲折。
     3. 中国的产业工人阶级
     1）中国产业工人阶级的产生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近代工业的建立，产生了中国的无产阶级。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促使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自然经济开始分解，大批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破产；
     同时农村封建剥削日益加重，也迫使广大农民丧失了生产资料，这样就为发展近代工业提供了广大的劳动力市场。
     随着近代工业的产生，这些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中的一部分，就被吸收到城市工厂，成为近代产业工人。
     产生于外资企业
     中国无产阶级早在中国资产阶级以前就已诞生。中国的无产阶级最初并不是产生在中国人创办的近代工业里，而是产生在外国资本在中国创办的企业里。
     这是因为外国资本的企业出现较早。早在19世纪40年代，外国资本就在上海、广州、厦门等地经营起近代工业，在这些企业中就雇用了中国工人，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工人。
     19世纪四五十年代，依据不平等条约，外国资本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建立的几家船舶修造厂出现第一批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产业工人后，这个群体还随着外国在华经济侵略的加深而继续扩大。
     产生于沿海通商口岸
     沿海通商口岸出现了一批海员和码头工人，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产生于洋务企业和民族资本
     中国无产阶级又随着洋务派大办洋务企业和民族资本的发生而发展。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后，在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中，产生了第二批近代产业工人。
     19世纪7O年代以后，在中国民族资本企业里，又产生了第三批近代产业工人。
     2）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外，还由于它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而具有许多突出的特点：
     中国无产阶级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展开英勇的斗争。
     分布相当集中--集中在沿海各省，以及水陆交通沿线的少数大城市和大企业中，特别是较多地集中在资本主义在华投资的厂矿中。
     与农村有着天然的联系。

第四节、中国近代科技与方法的引进

　　西学的传入，造成了对中国传统科技的冲击，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从此开始发生嬗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建立初步完成。
     1.传统科技向近代科技的转变
     1）1840－1860年开始注重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中国人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第一批重要著作问世。
     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人从时事出发认识到改良朝政的必要性，开始注重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
     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重要著作
     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江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杨炳的《海录》、萧令裕的《英吉利记》、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等，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第一批重要著作。
     他们不仅介绍了西方各国政治、经济、地理、历史等情况，而且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命题，揭开了中国传统科技向近代科技转变的新篇章。
     2）19世纪60－90年代创置一批科技、文化、教育等近代设施。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是史家所称的"洋务运动"时期。所谓"洋务"，除了专门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揽对外交涉外，其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求强求富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二是在同一过程中创置一批科技、文化、教育等近代设施。
     洋务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同时，因其身系要职而与西人直接相遇，他们确实感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从维护清政府统治的"自强"目的出发，清政府的各级官吏纷纷效仿西方，大办洋务。
     文化教育的新设施--西式学校
     文化教育上的新设施是洋务运动中仅次于工业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
     1863年，京师同文馆成立，此为专门培养外语翻译人才为主的学校。
     随后两年，在上海和广州也先后成立了性质类似的广方言馆。
     此类学校多聘外国传教士为教习，除学习外国语言外，多有西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
     京师同文馆即有天文、舆图、算学、化学、格致等课程，其中格致即包括力学、水学、声学、气学、火学、光学、电学、动植物学等门类。
     翻译的书籍
     京师同文馆30年中翻译西书200部，虽然多数为外交和史地政法类，但也有《格物入门》、《化学指南》、《格物例算》、《算学课艺》、《电理例微》等西方自然科学基础书籍。
     1868年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40年中翻译的书籍达199种，尤以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为主。据1909年陈洙编《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统计，翻译馆所出160种书籍中，工程、农学、矿学、工艺、商学、格致、算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学、地学、医学类即有70多种。
     江南制造局所译科学书籍，多为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合作而成，其译员可考者有59人，其中尤以英国人傅兰雅，及中国学者李善兰、徐寿、华衡芳最为突出。
     科普杂志的功用
     洋务运动期间还出版了中国最早的一份科普杂志--《格致汇编》。
     《格致汇编》由傅兰雅一手创办和经营，自1876年正式问世，期间虽曾停刊，但一直到1892年才终刊。此刊绝大多数稿件为傅兰雅自己利用业余时间翻译编写，其中往来信件、读者提问也多由傅氏自己答复。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及中国学者徐寿、华衡芳也提供过部分稿件。
     从《格致汇编》的内容来看，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相当广泛，举凡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医学、药物学等，几乎无所不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科学启蒙和科技实验指导的作用。
     《格致汇编》"互相问答"提问者注明籍贯的有260人次，分布在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山东、湖北、天津、香港、辽宁、安徽、直隶、江西、北京等14个省区，其中以通商口岸和各地中心城市为多。
     《格致汇编》开始每卷印3000册，每卷一出，数日内即告售空。
     自明末清初西学传入至洋务运动时期，是中国传统科技向近代科技的过渡期。
     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首次成批的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但时代的局限制约了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洋务运动期间，中国科学技术实现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化，这不仅表现在当时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中，初步采用了近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而且表现在西方的部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理论，以及新的科学技术概念和观念，在社会的上层，包括一般知识分子中间都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学校、译书、科普刊物等科学技术的基础教育开始出现。然而，洋务运动时期只是中国科技近代化的先声，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初步形成还要延伸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科技具有了近代科学的特征
     甲午战争直至辛亥革命前，《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科学世界》及科学仪器馆等以"科学"命名的报刊书籍和研究机构开始在中国大地出现，中国传统上沿用不太明确的"格致"一词逐渐为"科学"所取代。
     从形态上讲，中国科技已具有了近代科学的特征。
     不仅如此，无论是基础科学新成果的引进和传播，科学方法的引进与应用，还是科学精神的倡导和发扬，以及科学法制化的探索，都比以前有了长足的发展。
     可以说，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体系已经在此时初步形成。
     2.近代科技与方法的引进与应用
     自然科学包括应用科学和基础理论两部分。
     洋务运动时期，引进西方科技的主流是军事工业所必需的实用技术，虽然也有基础理论的内容，但目的却是"资以制造，以为强兵之用"。
     戊戌维新运动前后，亦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技引进的重点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方面，同时兼及实用技术。
     这是中国近代科技引进与发展在洋务和维新时期最大的不同。
     1）西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引进
     就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引进而言，洋务时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所引进的科技成果往往比较零散和陈旧，时人评论说："中国译出各西书，半皆彼中二十年前之著作，西人政学日出日新，新者出而旧者废，然则当时所译虽有善本，至今亦率为彼所吐弃矣"。
     戊戌时期注重翻译新书和及时引进最新成果，避免了洋务时期学术滞后之憾。如
     X射线在法国发现后两年，《时务报》在1897年即以《曷格司射光》为题做了报道；
     1902年居里夫人成功地提取纯镭，1903年留日学生就撰写了《说铂》文章；
     1896年奥国发明来复枪，丹麦为俄国制成破冰船；
     1897年德国研制巨型望远镜、法国医生创彩色照相术、美国试制成功电力机车……
     这些新的科技发明，都在广有影响的《时务报》、《知新报》上做过及时和详细的报道。
     2）西方近代科学基础理论的吸收
     由于戊戌维新时期翻译人员增多，加之传播渠道的拓宽，西方近代科学的大部分基础理论基本上被吸收到中国来。
     数学方面：由华衡芳和傅兰雅合译的概率论专著《决疑数学》1896年首次刊刻，1899年贾步纬又译出《弦切对数表》，三角函数对数表引进中国。
     物理学方面：有关近代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以及重学、声学、光学、热学、电磁学等分支科学的内容，基本上都有了正确的了解"物理学"这一科学名词开始正式使用。
     化学方面：1900年杜亚泉在《亚泉杂志》上发表译文，介绍当时已确认的76种元素概念(比洋务时期增加了11种)，旋又发表《化学原质新表》、《钙之制法及性质》；虞和钦发表《化学周期率》等文，使中国化学出现了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之分。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近代天文学和生物学的基础理论，此时不仅基本完整地被引进中国，而且一代维新志士还将此应用于人类社会，科学技术一时成为激励国人救亡图存的武器。
     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曾将哥白尼的日心说和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说作为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利器，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准备。
     特别是严复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着力宣传，并发表《原强》介绍给国人，特别强调其"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核心内容，对变法维新起到了极大的舆论推动作用，其影响已远远超过了科学技术本身。
     3)注重科学方法的应用
     实验方法、逻辑方法和数学方法是科学技术能否近代化的关键，也是奠定近代科学的三大支柱。戊戌维新时期，中国人已经开始注意对此科学方法的引进与应用。
     实验方法 戊戌时期，人们已开始认识到"泰西各种实学，多籍实验始能发明"，实验当以置器为第一要义。为此，人们对购置科学仪器较为重视。
     谭嗣同组织金陵测量会时，就曾凑集了天文镜、子午仪、经纬仪、纪限仪、叠测仪、地平仪、罗盘、陆地记里轮、水银风雨表、量风器、量雨器、量潮器等20多种科学实验仪器。
     农业科学方面的实验在戊戌时期发展较快，自1898年至1903年，即有上海育蚕试验场、淮安饲蚕试验场、直隶农事试验场、山东农事试验场等农业试验基地先后出现。
     1906年农工商部还专门设立了中央农事试验场，具体负责近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和试验。
     逻辑方法 逻辑方法是此期传入中国最完整的一种科学方法。
     当时译介的西方逻辑学的著作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比较通俗的逻辑读物和教学参考书；
     主要有：田吴绍的《论理学纲要》(日本十时弥著)
     王国维的《辨学》(英人耶芳斯著)
     汤祖武所译《论理学体制图说》
     一种是探讨科学研究中的逻辑方法，尤其是归纳方法的方法论专著；
     主要有：严复所译的《穆勒名学》(英人穆勒著)
     《名学浅说》(英人耶芳斯著)
     严复还身体力行地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逻辑学团体--名学会，系统地讲演名学。
     数学方法 戊戌时期，虽然像谭嗣同等人已认识到"算法为格致入门之始"的道理；康有为在其著《人类公理》时也曾模仿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方法和编写形式来构造自己的理论，但由于没有专业科学家的介入，数学方法并没有被介绍到中国。
     尽管如此，戊戌时期人们对近代科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仍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中国科学研究已有了注重方法论的趋向，也是一个重要的趋向。
     3．近代中国的科学救国
     在注重引进和应用科学方法的同时，戊戌时期人们还相当注重科学的功利精神，而功利精神的集中体现就是科学救国。
     就维新志士而言，他们普遍认为，实行君主立宪可以救中国，但其前提是荡涤封建蒙昧，提高民众知识程度，而只有科学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就一般科学家而言，他们认为，只有近代科学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农、工、商和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大力发展，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4．建立中国科学技术新体制的探索
     戊戌时期人们还开始了探索建立中国科学技术新体制的尝试，其主要表现就是设立学会，创办报刊；试办科学研究机构；奖励发明创造，实行科技立法。
     1）设立学会，创办报刊
     建立自然科学学会在中国始自戊戌维新时期。
     维新派普遍认为，组织学会，对于挽救民族危亡，推动维新变法运动，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在全国各地大量建立政治性学会的同时，一批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学会也开始出现。
     1895年欧阳中鹄和谭嗣同等人在湖南浏阳办"算学社"，又称"算学格致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然科学团体。
     1896年，罗振玉和徐树兰在上海创办务农学会；邹代钧在湖南长沙创办地图公会。
     1897年，杨文会和谭嗣同在南京设立金陵测量会；龙泽厚、吴仲韬在上海设立医学善会。
     1898年，江瑞清在湖南龙南创办致用学会；罗辉山、何盛林在湖南郴州创办舆算学会；
     其他如浙江、温州的农学会，奉化的农学学社、上海算学会、长沙地学公会、福建算学会、上海名学会、湖北质学会等，这类学会一般是学习和讲求一门自然科学，有些办得还颇有成效。
     一批纯自然科学的杂志在戊戌时期也开始出现。
     1897年1月，由陈虬任主笔，浙江瑞安利济医院学堂创办的《利济学堂报》半月刊，是中国创办的第一种医学刊物；
     5月，上海务农总会创办了中国第一种农业科技杂志《农学报》；
     7月，黄庆澄在浙江温州自办第一种数学杂志《算学报》；
     1900年11月，杜亚泉创办并主编中国第一种自然科学综合性杂志《亚泉杂志》，主要刊载数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地学等学科论文；
     1903年3月，上海科学仪器馆主办《科学世界》月刊，刊载数学、物理学、地学、气象学、生物学、化学等重要论文等等。
     2）试办科学研究机构
     地区性学会组织的普遍出现，为建立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创造了条件。
     戊戌时期虽然没有成立过全国性的类似团体和机构，但人们已开始意识到科学家之间或学科之间交流的必要，积极倡导有组织的研究。罗振玉、杜亚泉都曾有过设立全国性学术团体的想法，惟因故未能如愿。
     1903年，周达改良扬州知新算社的旧章程，规定其宗旨为"研究学理，联络声气，切磋讨论，以辅斯学之进化" 。
     该社下设普通研究科、高等研究科、特别研究科、应用研究科，组织专人分门研习。
     自然科学学术团体和机构的具体研究中没有取得明显成就，但却使中国科学由个人单独研究进入集体协作研究阶段，对全国性学术团体和机构的建立有开先河之功。
     3）奖励发明创造，实行科技立法
     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代表人物在要求各种政治、经济权利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要求政府实行科技立法。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除了发布一系列奖励科学发明创造的法令外，7月13日还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实质上是中国第一个科技专利法。
     此章程共12款：
     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对工程技术专家和自然科学家的新发明、新发现和新创造进行奖励；
     同时规定奖励办法除分别给予世职、实官、虚衔、颁给匾额外，据其成果功用大小，准予专利50年、30年、20年或10年不等。
     此章程的颁行标志着以制定专利法规为核心内容的利，技立法的正式出现。
     据记载，此时福州人陈紫绶自创纺纱机器，经有关专家检验，认为灵捷便利，"实足以省民力而为当世合用之新法" ，政府遂发给执照，准其专利15年。这可能是中国人获得创造发明权的最早记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技术方法论的引进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领域，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近代体系的雏形。

第五节、近代中国科技体系的形成

    　中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科学启蒙却对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和《科学》杂志的正式出版，标志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体系的初步形成。
     1.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学制的实行
     1900年清政府颁布"新政"上谕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即联衔会奏变法事宜四条：
     设文武学堂、酌设文科、停罢科举、奖励游学
     20世纪初，颁行"癸卯学制"，初步建立了自初等小学堂直至大学堂的近代教育体制。
     2.兴办学堂的热潮。
     20世纪初的中国出现了兴办学堂的热潮。据清政府学部当时的统计，1907年各省学堂37888所，学生人数1024988人。1908年学堂数达47995所，学生人数1300739人。一年之中学堂增长26.7％，学生增长26．9％，1909年学生数达1626720人，比1908年又增长25．1％。
     3.编印新式教科书
     新式学堂的建立，使原有的教材难以适应，编印新式教科书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一时间，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广智书局、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纷纷编印各类教科书。商务印书馆自1902年起，开始编印教科书，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师范、职业学校图书等，其中即有许多自然科学教科书。
     新式学堂所开课程，除中国传统文化及政法财经外，自然科学也属重要方面。
     一代新式知识分子广泛接受近代科学技术教育，对科技的传播和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派遣留学生热潮
     兴学堂的同时，派遣留学生出国也在清末掀起了热潮。
     早在19世纪40年代，即有容闳等人首批自费出国留学，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也开始派遣官费留学生，但那时的留学人数非常有限。
     20世纪初年，现实把留学与挽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游学译编》曾刊登《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明确提出："惟游学外国者，为今日救吾国唯一之方针"。
     毗邻中国，又被时人视为楷模的日本遂成为中国留学生的集中地。日人青柳笃恒曾描写当时的情景说："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
     据考，1903年后开始出现留日热，是年留日学生人数由
     1902年的608人猛增至1300（1903年）人；
     1904年2400人；
     1905年8000人；1906年12000人；
     1907年lO000人；
     1908年3000人。
     留日学生把译书作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手段。当时最有影响的几个翻译团体是：译书汇编社、湖南编译社、国学社、会文学社、教科书译辑社、闽学会等。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留日学生翻译的多为政法类图书，但也有部分自然科学类图书被译介成中文，如泽田吾一著，赵缭译的《微分积分学纲要》(1907年)，箕作佳吉著，杜新田、许家庆译的《动物学新论》(1909年)，后来都曾一版再版。
     由于大量中译日文科技书籍的传入，一大批新的科技名词由日语转为中文，其中许多名词保留沿用至今，诸如科学、自然、物质、代数、物理、原子等。
     日文新名词被吸收以后，此前由中国译员和传教士由英文所创译的一些词汇逐渐被淘汰。
     为了适应形势，出版机构又不失时机的推出了名目繁多的解释新名词的字典，诸如《日本新名词》、《新尔雅》、《普通百科大词典》等工具书。
     辛亥革命之后，无论是兴办学堂，还是派遣留学生，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组建教育部，1912年9月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即"壬子学制"，此学制彻底剔除厂清末旧教育中的封建成分，并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全新的近代教育体制。
     "壬子学制"自公布后共实行了10年之久，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据1913年统计：
     全国公立、私立大专院校共114所，其中大学5所，专科学校109所。
     大学生人数3084人，专科37002人。
     各类中学1039所，学生117313人。
     师范学校314所，学生34826人。
     职业学校481所，学生34826人。
     小学校(包括幼稚园)共107286所，学生3485807人。
     就派遣留学生而言，辛亥之后，美国和法国成为中国留学生的聚集地，在大批欧美留学生中不仅出现了周恩来、李富春、蔡和森等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而且出现了赵元任、胡适、竺可桢、马寅初、杨光弼等教育家和科学家。
     多数人注重学习理工农医科学知识，是此期欧美留学生的特点。
     据1918年留美学生所学科目统计，1124人中，学习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者即达700多人（占62.3％）。
     清华学堂对庚款留美生的学业分布也有过测算，结果是：学理、工、商、农、医的占62．7％，其中学工程的占31．3％，学理科的占9．9％，学商科的占11％，学农医的占10．5％。其余的则是学文史哲的占7.2％，学政法的占24．5％，学军事的占2．2％。
     5.大量科技期刊的出现
     辛亥革命之后，科学技术的传播和普及还表现在大量科技期刊的出现上。
     据不完全统计，1900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全国创办的科技期刊多达100多种，其中自然科学期刊24种(综合性9种，数理科学9种，地学2种，生物学2种，气象学2种)；技术科学期刊73种(综合性13种，工业12种，交通运输14种，农业29种，水利5种)；医学期刊29种。
     在众多的科技期刊中，一些由科学团体主办的刊物水平较高。
     如1910年创刊的《地学杂志》；
     1913年创刊的《中国工程师学会会报》；
     1915年创刊的《科学》等，
     还出版《科学画报》、《论文专刊》、《科学丛书》、《科学译丛》等书刊，广泛传播科学知识。这些期刊都在近代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科学社还经常开展科学教育、讲演、展览、咨询、图书馆等科普科研活动。
     1922年又创办中国民间第一个科研机构--生物研究所，取得一定科研成果，并派代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推动了科研进步和国际科学的交流。
     自明末清初西方自然科学传入中国，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农业、工程、医学等专门学科的知识和技术，地图说、进化论、相对论等各种理论和学说，都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输入、吸收、消化、接受的过程。
     一代又一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强国富民的立场出发，对传播和推动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不懈努力。科学的地位在中国人心目中提升得越来越快，以至于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与民主一起成为寻求中国历史出路的利器，它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且促进了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

     第七章、 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

　　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制度，是在废除了在中国推行长达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取士制度之后才建立起来的。
     科举取士制度对中国的官、私学校教育影响之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与之比拟的。
     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代之落后，归根到底落后在教育上，而教育的落后，就因为受专制统治者倡导和强制推行的科举取士制度上。

第一节、新学与学堂的兴起

　　1近代中国人对科举制的态度
     八股文之为害，早已"为世诟病，不止一日，当明末朝士书愤，有断送江山八股文之语，有以大柬书于朝堂者曰，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晚生文八股顿首拜"。 "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
     1）清政府的全盘接受
     清政府入关后，以爱新觉罗氏为首的满洲贵族，靠屠刀无法平定的华夏社会，却靠八股文熄灭了汉族士人反抗的怒火。
     清政府全盘接受了科举制度。于是，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推行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和在明王朝已经牢笼了知识分子将近200年的八股文考试，在"留发不留头"的战火中又被祭起。士人们在战场上尽管可以慷慨激昂的抗争，然而却抵不住爱新觉罗氏皇权的谋士们所张开的，而且为他们所熟悉的名位爵禄包容与一体的科举八股考试文网的吸引。
     2）士人的"八股梦"
     数以几十万计的中国士人，还在大做"八股梦"。这也是封建家天下的"八股"牢笼谋略。
     3）地主知识分子呼吁 "更法"
     鸦片战争后，许多开明地主知识分子，呼吁"更法"，首及科举。 指出清政府提倡的"理学"和"考据学"的无用。为此，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要求向西方学习。
     然而，这种师夷主张，如果不加上"制夷"的目的，要在传统文化"夷夏之防"甚严、高度文化专制的中国，恐怕是连提也不敢提的，想实施它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4）早期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教育制度
     十多年后，一些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才用一种极为巧妙的表述方法，在既不伤天朝贵胄们的脸面，又能把夷人的西学引入中国之门的语句，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
     当时设想在中国按照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创办文、武大、中、小学堂。并把他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德国的教育制度做了介绍，强调欲"建非常之业，为非常之人"，则必须"使之练达西学制造、文字、语言、政令、风化"等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知识，总之"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
     5）资产阶级维新志士的废科举，兴学校
     甲午中日战后迅速掀起的维新思潮，其重心，首在废科举，兴学校。
     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被光绪皇帝召见时，对科举考试的害处，说得十分沉痛。
     光绪为之动心，遂决定废八股，并于五月初五下达了废八股取士，考试时务策论的诏书。
     6）保皇（守）派议教育
     张之洞作为封疆大吏，他同样历数科举之积弊，主张变通科举。
     梁、康、张，三人两派，立场不同，角度不一，但就科举制度的看法却颇为一致，都认为科举非根本改造不可。当一种制度在统治阶级不同派别间一致要求废止时，其制度本身必定离结束，为时不远。
     2.废科举与兴学堂
     义和团的狂飙，八国联军的铁蹄，使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浩劫。慈禧太后仓促逃出京城，过了一段流浪生涯。清政府推行变法，进行"新政"，势不可挡。
     清末新政涉及内容颇多，其中教育制度的变革最为显著。
     1）废科举的呼声
     1901年清政府下诏并于第二年废止了八股，但科举仍未逐出历史。1903年袁世凯、张之洞遂上奏亟呼废除科举。
     1905年各省督抚会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折》中，进一步强调了停罢科举的紧迫性。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颁布了一道上谕，明令废止科举。"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举考试亦即停"。
     1905年12月又谕令设立学部，作为管理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自此教育行政才从礼部中独立出来。
     从非议、抨击到最后废止科举，前后经历了数百年的时期，这是耐人寻味的。但它的废止，改变了久遭訾议而不可触动的传统教育制度，做成了戊戌维新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改革。
     2）改革的关键-人才培养
     在近代中国的改革潮流中，呼唤人才始终是中心题目。从龚自珍"更法"提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之日起，几乎所有开明的、进步的中国人都议论过这一话题。
     更多的人能了解人才培养的意义，是在庚子事变之后。
     然而，新时代所需要的人才，旧的教育制度是无法培养出来的。科举制度窒息了莘莘学子们的创造意识，经过理学注释的经书，奴化了士人们的个性。于是，时代呼唤着兴办新式学堂。
     1901年8月，清政府颁"兴学诏书"，鼓励兴办学堂，指出："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嗣后几年间，各省先后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至1909年全国各类新式学堂近59117所，学生人数逾160万。派遣留学生，尤以赴日本者为多，至1905年底，留日学生总数在8000名以上。
     3）新学制的产生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新式学堂的设立，留学生的派遣，新的学制应运而生。
     最早的两部学制分别是《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前者，因欠完备而未施行；后者，对学校系统、课程设置、学校管理都做了具体规定，并经法令正式公布在全国实施。
     △《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包含着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
     从纵的方面看，整个学制分三段六级。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设初等小学堂五年、高等小学堂四年，另设蒙养院，不在正式学制之内。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五年；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设高等学堂和大学预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至四年，通儒院五年。
     从横的方面看，
     与高等小学堂平行的有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
     与中学堂平行的，有初级师范学堂、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
     与高等学堂平行的，有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
     按照这个学制的规定，儿童从7岁入学到通儒院毕业长达二十几年，年龄要到30岁，即使不将通儒院计算在内，学龄也长达21年。
     "癸卯学制"公布后，各级教育体制曾有一些修订和增删，其中重要者，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颁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教育从此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小学教育一律改为四年，为义务教育。
     另外，还通令设立半日学堂、平民补习学堂，专收贫寒子女，不拘年龄、不收学费等。
     总之，"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颁布并在全国施行的新学制。这个学制的建立和施行改变了中国长期封建式的官学、私学和书院等学校形式，为中国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从此新的教育制度代替了旧的科举制度。
     尽管这一学制在教育宗旨、课程设置以及奖励出身(秀才、举人等)方面，还有浓厚的封建残余贯穿其中，但残余毕竟是残余，主体上教育的内容改变了，取士的制度改变了。它对旧中国学校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大，民国以来"壬子癸丑学制"，实际上就是由这个学制演变而来的。
     《壬子学制》。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封建统治后，次年元月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推进教育改革，首先将清政府的学部改为教育部，并任命民主教育家蔡元培为第一任教育总长，作为改造封建教育的第一道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便于1912年的1月19日向全国颁布。
     其内容总共14条，概括起来，约为八项：
     (1)所有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其监督、堂长等一律改称校长。
     (2)初等小学校实行男女同校。
     (3)各科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民国的宗旨，前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
     (4)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
     (5)小学手工科，应加注重。
     (6)高等小学以上体操课，应注重兵式。
     (7)中学校为普通教育，丈、实不分科。
     (8)废止旧时奖励出身的制度。
     与此同时，教育部还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11条，对清末之封建教育进行了重大改革。
     接着蔡元培又于2月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五育"并举的思想。
     9月2日教育部颁布新的教育宗旨，其内容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9月公布《壬子癸丑学制》。
     △《壬子癸丑学制》，也叫1912-1913年学制。
     次年，又先后颁布了各种学校规程，对新学制进行了补充和修改，于是总合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也叫1912-1913年学制。
     / 该学制从六岁入学到二十三四岁大学毕业，共需十七八年，分三段四级，有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个系统。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分两级：初小四年为义务教育，毕业后可升人高小或乙种实业学校；高小三年，毕业后可人中学或师范学校、甲种实业学校。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修业年限四年，毕业后进人大学、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设大学本科三或四年，预科三年。专门学校本科三年毕业(医科四年)，预科一年。
     除上述小学、中学、大学的普通教育系统外，还有师范教育系统，分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两级。
     师范本科四年，预科一年；
     高师本科三年，预科一年，地位分别相当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阶段。
     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种，均为三年毕业，包括农、工、商以及商船诸类。地位分别相当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两个阶段。
     另有补习科、专修科、小学教师讲习所等为上述学校附设或特设之学科。
     在课程设置方面：
     小学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
     初小设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女子加设缝纫；
     高小除初小已有课程继续深入外，增设本国历史、地理、理科，男子设农业，女子仍有缝纫。并视地方情形加设英语或其他外语。
     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分设文、理、法、商、医、农、工等七科，各科再分若干门。
     师范学校以造就小学教员为目的。
     高等师范以造就中学和师范学校之教师为目的，除设有普通学校之各种课程外，还设有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科目。另外，还增设社会生产、生活实用和教育理论等科目。各级师范学校的学生均享受公费待遇。
     实业学校，以教授农、工、商业必需之知识与技能为目的。甲种实业学校实施完全之普通实业教育，乙种实业学校实施简易之普通实业教育。亦得应地方需要，授以特殊之技术。
     《壬子癸丑学制》与清末《癸卯学制》比较，有着明显的进步。
     1）新学制基本上废除了受教育权利上的两性差别，除大学不设女学外，其他各类学校都可以设立女学，反映了资产阶级男女平等思想。
     2）取消了前清末年专门为贵族所设的贵胄学堂，废除了封建特权和等级限制，废止了清末按等级奖给毕业生以科举出身的规定，禁止在教育工作中实行体罚。
     3）小学废止读经课，大学取消经学科，加强了中小学的实业学科和职业教育，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特色，体现了资产阶级实利主义教育宗旨。
     4）特别是新的教育宗旨的颁定，批判了清末学堂的办学宗旨，否定了封建君权的绝对权威，否定了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进步，也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旧教育的一个重大胜利。

第二节、士大夫的角色转换

　　中国传统教育向新式教育的转换，尤其是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使传统士大夫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甲午战争以前，士大夫阶层的变化并不很大，其变化的动因，依然受到科举取士制度的影响。其变化的范围依然局限于平民与绅士阶层之间，其本身仍然属于封建社会结构内的自身成员之间的流变。至于士商之间的流变则与洋务运动有关。
     1．近代士人变化的动因
     洋务运动以后，随着新的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分工的日趋精细，中国社会原有的士农工商的四民定位，开始有了变化。
     1）经济利益的驱动
     传统的功名爵禄已不再是社会惟一的价值指向。
     传统社会中一向被人瞧不起的商人，洋务运动后，竟对一向居四民之首的士人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吸引力。
     所谓"同光以来，人心好利益甚，有在官而兼营商业者，有罢官而改 营商业者"。正是对时人价值取向的忠实记录。
     2）对传统"义利之辨"的诠释
     这种变化，除因洋务运动的推动而外，恐怕与平(遥)、祁(县)、太(谷)一带人们对《四书》、《五经》的特殊理解以及对传统文化中"义利之辨"的诠释有关。
     所谓"利以义，心纔足，交以道，人方睦"，"守义以经营，玉积金堆，不比浮云富贵；秉公而贸易，货真价实，攸然达士风流"等诗句、对联，在这一带人们中普遍流传，这不仅是平、祁、太一带人们对传统文化"义利之辨"的特殊诠释，也是这一带商人对传统社会四民定位"首士末商"的理直气壮的抗争。
     值得特别重视的是，这种词、文的依据都来自儒家的经典，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有这些，说明洋务运动以后，沿海一带的社会在变，内陆省份的社会亦在变。不过，所有这些变化，还局限于士、商之间，还属于家庭、个人在从业方面的自由选择，并不含有任何社会改革的强制性。3）对民族危机、国家前途做出的自我抉择
     出于对民族危机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而做出的自我抉择。甲午战后十分明显。
     状元张謇于甲午战后放弃翰林院编修而混迹于被士人们一向瞧不起的实业，奔走呼号，以实业救国职志，创办大生纱厂，其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
     他们都由于民族危机，救国意识觉醒，自愿地由士人阶层行进到工商行列的社会流变。也可以说是在爱国思想的支配下，士大夫角色的自觉转换。
     4）追求上流社会为目标
     士阶层趋利的社会流变，其身份愈来愈高。
     最初之向新式买办流人者多属商贩、学徒、游民之类，洋务运动中，渐有一般士人和低级官员。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买办职业的优厚经济收入以及有外国领事裁判权的庇护等特殊的优越地位，最终也成为上流社会追求的目标。
     近代中国的洋行买办，虽有依附资本主义洋行的一面，但当他们的资本有一定积累并开始独立经营企业时，往往又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显著特点，这是半殖民地中国赋予这个职业的特殊之处。
     在整个社会流变过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具有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前进潮流的。
     他们的经济力量，对于牢固的封建专制制度下的等级身份结构以及浓厚的封建等级观念的分解和破坏，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都是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辨证看待的。
     2．士阶层的角色转换
     士阶层的这种角色转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实业救国高潮中的蓬勃发展，随着新式学堂的设立与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清政府"新政"的推行，大大加快。其具体表现：
     1）旧士人向新士人的靠拢
     有功名的士大夫，从戊戌维新开始，到20世纪初年群趋西学，他们一改传统的学风，对于圣经贤传，皆束之高阁，而对新式学堂的教育、外语、专门技艺的训练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绅土们通过多种途径进入新学领域。"新政"期间开设的各类新式高、中等学堂，一开始几乎全都被士绅们所独占。
     许多法政学堂则专门开设"绅班"，选招"举贡生监……入堂"学习。
     此外，他们对出洋留学也十分积极。1906年3月的一次赴日留学的浙江籍学生，其中举贡生监就达100余人。
     2）新士人超过旧士人
     新式士人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新学堂的设立，在数量上大增，已经超过了旧式士人。据清政府学部统计，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学校数由719所增加到52000多所，约增加73倍；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学生数由6943人增加到1562170人，增加了225倍。
     旧式士子有多少，没有精确的统计，张仲礼先生估计19世纪下半叶，正途的绅士人数，大约是91万。如果这种估计大体不错的话，新、旧型的知识分子加起来应有240万人之多。
     新式知识分子固然是学新学的，而旧士人，又纷纷研求新学，转向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这一大批由旧趋新或从学堂走出来的新式士人，他们或在改革的推动之下，或在革命思潮影响之下，走进企业，走进学堂，走进报馆，加入军界，做律师，当记者。
     3）追求新学与科学之风弥漫
     当时几乎所有新兴的职业都是由这一批人所承接。在他们的奔走呼号，宣传鼓动之下，整个社会开始趋向重视科学。
     4）国家观念、主体意识普遍增强
     与这种追求新学与科学之风弥漫的同时，绅商的国家观念、主体意识普遍增强。1905年全国掀起的反美爱国运动，商界所发之宣言曰："窃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天下虽分四民，而士商农工俱为国民之一分子……方今拒约事起……而实行之力，则惟商界是赖。"
     这种国家观念与主体意识，不仅在沿海、沿江一带之大城市体现得比较明显，就是在远离沿海、地处太行之颠的山西也有表现。
     5）挽救中国投笔从戎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新式士人，他们在经受了维新思潮的洗礼和革命思潮的推动下，觉得要挽救中国，非推翻清政府不可。许多新式知识分子和曾经有过功名的旧式士人纷纷到清政府编练的新军中应募。
     据统计，当时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1．5万人(按：李春萱回忆为1．6万多人，熊秉坤回忆为1.87万多人)，纯粹革命党将近2000人(均是新式学堂出身的学生或受新思潮洗礼的旧式士人)，经过联络而同情革命的约4000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1000多人，其余则是摇摆不定的。
     除清政府控制较严的新军外，多数地区新军中革命或同情革命的力量到武昌起义前夕，也大都逐步取得优势。
     这一批新式士人加入清政府的新军，使新军士兵的觉悟很快得到了提高，使其由清政府的卫队，变成了这个封建王朝的掘墓人，清政府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与这批士大夫角色的转换，即新式士人从军有着直接关系。这是时代所使然。
     这些士人，尤其是旧式士人，在科举制度废止之前，他们是封建王朝通过科举制度制造出来的专制制度的接班人和卫道士，即使个别先进人士意识到这种制度的弊端，提出变革它的主张，但只要科举制度不废止，那么，麋集在这个制度之下追名逐利的士人，就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清除净尽。而破除这个为害五百多年的八股取士制度，断绝靠科举侥幸获取功名的士子们希望，则是促使其走向新式学堂，从而成为选拔有用人才的最根本的条件。
     旧式士人们急切地为谋生存而转换着自己的角色，与新式士人一起成为近代中国前进的推进剂。

     第八章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动

第一节、 中国传统生活的画面

　　人们的社会生活常常受到特定社会文化传统的强烈影响，受到时代的风俗习惯、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更受这个时代特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制约。
     在中国衣食住行不仅仅是维持基本生存的简单需要，而被赋予强烈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在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的同时肩负着维持社会伦佗理秩序的重任，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所显示出来的差别，不仅是他们的经济地位的不同，而且也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相差悬殊的外在表现。
     为了防止人们逾越界限，清政府继承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创建和维持的各项制度，法律上制定了像《清通礼·冠服通制》和《清律例·服舍违式》这样的法律条文，在实际生恬中更是通过道德伦理的教化宣传和社会风俗的约束制裁等各种手段严格维持，不容破坏。
     1.清代社会生活-衣
     服饰 封建时代官吏的服饰依官品不同具有严格区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衣服冠履的差别大量表现为家境贫富的不同。达官贵人的衣服鞋帽穷极华丽。富室妇女的穿着打扮色彩艳丽，大红、青紫、藕荷、月白、天青等色，或净面，或绣花相互搭配，务趋华美。至于多数普通百姓则仅仅布衣素服也往往耗尽终岁收入。有的地方"冬无棉衣衾者十室三四"。甚至败絮裹身鹑衣百结者城乡各处无地不有。
     无论是多么奢华绚丽的服饰还是普通的布衣素服，绝大多数都是城乡手工业者的手纺家织产品。很多人家靠自己纺纱织布，自己裁剪缝纫满足基本的穿着需要。
     在那些手工纺织不甚发达的地区，家庭纺织也是农民日常生产的重要方面。随着明代以来棉花产地的扩大和单位产量的提高，棉花在中国人民衣着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要。棉花以轻柔保暖、易纺绩、坚实耐穿的特性成为城乡人民首选的衣着原料，丝绸绫罗非官宦富室绝少穿用，麻葛之类则逐渐退到次要的位置了。
     清代服饰的主体制式为袍褂，男子穿长袍，外罩马褂；女子着旗袍、裙装，外套短袄。夏服长衫轻薄凉爽；冬衣棉袍、皮袍厚重笨拙。
     衣服的宽窄长短也随着社会风气的流行和时尚的变化而变化。
     流风所被追逐时髦的人纷纷效仿，由宽而瘦，至于紧裹其身；由瘦而宽以致袖阔盈尺。
     大致近代早期衣尚宽博，以后逐渐向窄狭演变。
     北方寒冷地区居民以及官员富室冬季多穿皮袍。而清代对于毛皮使用也做了严格的等级限制，即使身为官员，不达到一定品级的人不能随意穿着各种细皮。
     王公以下不许用黑狐皮；五品以下不许用貂皮猞猁狲；八品以下不许用白豹天马皮。
     同时还规定，奴仆、长随、优伶、皂隶只许穿骆皮、羊皮。因此北方冬季民间多穿棉袍和羊皮长袍。
     衣服之外，清代对于人们的日用冠履也做了严格的规定。其中最突出的要数从清初开始实行强令汉族男子采用满族习惯薙头辫发，并以此作为归顺清政府统治的标志。此后终清一代，除了太平天国控制的有限地区和有限时间以外，长辫子成为中国男人的最鲜明标志。
     妇女缠足的陋习到清代，居于统治民族地位的满族妇女不缠足，但汉族妇女缠足的风习不仅没有得到遏制，相反在各级封建统治者和其他封建势力的鼓励下却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