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翅木红檀木哪个好:中国通史（教案四）

中国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
     面对西方一次次叩关的热望，开国不久的清政府拒之以闭关坚守的冷脸。清政府规定，对外贸易由洋货行即洋行负责办理，洋人不得在中国自由贸易，中国人也不能自由出海贸易。
     康熙初年虽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仍不准外国人来华自由贸易，只允许在外国人对华"朝贡期"内进行贸易，期限一到，外国人必须停止贸易回国。
        1）对外开放区域的限制
     清政府收复台湾后，废除了海禁，设粤、闽、浙、江四关，允许西方各国与中国定期贸易。
     1756年乾隆皇帝对英国商船北上宁波，产生疑虑与不满，随后下令取缔闽、浙、江三关，只留广州一处与西方贸易。直至1840年，广州成为中国与西方国家惟一对外接触的口岸。
     2）严格限制中外交流的内容
     清政府对中外交流的内容也做了严格限制：
     严禁军器、火药、硝碳、铜铁出口；
     米麦杂粮和马匹因内地缺少，也在禁止之列；
     书籍可能泄露中国情况，也不许运往国外；
     丝、茶、大黄的出口量有一定的限制；
     清政府还严格限制中国人制造海船；
     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中国人到外国贸易，立定年限回国，即使3世居于国外的华侨，也要设法招回治罪，并株连其家族。
     清政府的这种闭关政策的实行，贻误了中国的发展，使中国与西方文明的距离拉大了。
     3)闭关政策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自然经济的抗衡。
     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国内市场的商品交换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广泛的对外贸易，让统治者感到无足轻重。
     清政府的自卫手段。
     西方资本主义初到中国，烧杀淫掠，强占土地，无恶不作；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在华权益而发生纠纷、火并，扰乱了中国沿海的正常秩序。迫使清政府不能不进行防卫，而闭关政策是最简单、直接的办法。
     妄自尊大心理。
     中国人的自我优越意识和盲目虚骄心理，是中国封建统治者产生闭关政策的心理基础。
     隔绝人民与外界联系，以利专制统治。
     清政府以少数满族贵族统治多数汉族人民，除了阶级压迫外，还平添了一重压迫，即
     民族压迫。对外国人的种种防范办法中，也处处体现出隔绝他们与中国居民接触的意图，反映出清政府对人民很深的猜忌心理。
     4）闭关政策的实行，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后果
     阻碍了国内经济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
     清政府死死卡住对外贸易的通道，对出海贸易横设障碍，多方限制，对华侨予以打击迫害，极大地阻碍了对外贸易的扩展，最终使外国商人得利，使本国商民受害，使资本主义幼芽的成长缺乏应有的呵护。
     阻碍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拉大了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差距
     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对西方一无所知，既不辨其地理位置，也不知其政风民情，更不用说学习西方了。
     社会经济一蹶不振
     农业：1840年，中国千年的耕作方式基本没有改变，全国人均粮食仅200公斤左右。（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台蒸汽机；在美国，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
     工业：中国只有手工作坊，根本没有近代意义的机器生产的工厂。中国年产铁约2万吨；中国纺纱女日纺纱5至6两，至多10两。（在欧美，蒸汽动力已普遍应用。如英国，1815年有15000台共375000马力，到1840年，英国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中国年产铁只是法国的1／10、英国的1／40。在美国，1825年每个工人日产1000绞棉纱。）
     铁路运输： 1840年世界铁路总里程为9000公里，而中国根本不知铁路为何物。即使开关之后，不少中国人也视铁路为"不祥之物"而力谋禁绝。
     科技：明朝之前，世界上的重要发明制造和科学成就大约300项，中国就占175项，占57％以上。
     经过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中国的科学技术已大大落后于西方。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中国比西方落后了几近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西方的科学知识才艰难而缓慢地被介绍到中国，为部分中国人所了解。
     总之，闭关政策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它使中国在世界大变革的潮流中闭目塞听，不求进取，导致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方面远远地被甩在世界文明的后面，终是遭人掳掠，受人欺凌。
     3.关于中国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讨论
     中国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讨论始终是一个热点问题，对当前的一些现实问题的解决是有借鉴作用的。
     1)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
     a.封建社会内部因素决定说 b.内部外部双重因素决定说
     2)闭关政策的内容
     a.不包括严格限制外商措施在内的一些商业的文化政策
     b.包括严格限制和防范外商措施在内的综合政策
     c.主要内容是限制外商的规条章程和公行制度
     3)关于闭关政策的评价
     a. 基本肯定；b.全盘否定；c.一分为二和分时期评价

第三节、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罪行

　　1.鸦片的输入与中国的禁烟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主要与英国进行相互贸易。英国资本家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与梦想，但实际的贸易状况令英国很失望。
     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面前，机器工业产品很难找到市场；
     清政府对中外贸易限制严格，使英国资本家在中国市场屡屡亏损。
     中国的茶叶、生丝、瓷器等商品却在英国市场上大受欢迎。
     以茶叶为例，从18世纪后半期，英国市场茶叶需求逐年上升，茶税也成为英国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源。使得中国在对英贸易中一直处于出超地位。
     英国资本家为打开中国市场，费尽心机，终于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商品--鸦片。
     鸦片，学名罂粟，别名阿芙蓉，俗称大烟。具有强烈的兴奋麻醉功能，吸食成瘾，会使人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
     1773年，英国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以鸦片专卖权，正式确立了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的侵略政策，开始"靠'毁灭人种'的办法强行扩大亚洲市场"。
     从此，英国鸦片贩子无视清政府的禁令，不择手段，大肆从事鸦片（武装）走私贸易。
     19世纪初开始，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不断增加，范围也日渐扩大。
     1800－1820年，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4000余箱；1839－1840年，达3.5万箱。
     鸦片贸易给英国带来了巨大利益，中英贸易也因此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而清政府则由出超变为入超。继英国之后，美国从土耳其、波斯等地向中国输入鸦片，沙俄从中亚向中国输入鸦片。据不完全统计，鸦片战争前40年间，外国侵略者运到中国的鸦片不下42．7万箱，总价值在3亿元以上。
     鸦片泛滥给中华民族所造成的恶果：
     首先，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致使国库空虚；银贵钱贱，人民所受剥削大大加重。
     1821－1840年间，中国白银外流在1亿元以上，相当于银币流通量的1／5。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年白银外流量，达1000万两，接近清政府年收入的四分之一。
     白银外流的增加，必然使国内白银与铜钱的比价增大，即银贵钱贱。如1794年，白银1两兑换铜钱1000文，1838年是1两兑换1600文至1700文。
     其次，造成中国工商业的萧条和衰落。
     当时中国工商业发达的地区主要有两处，一是广州，一是江南。
     在广州，最富的商人是行商。然而，鸦片战争以前，他们已经叫苦不迭："近来粤东银两日少，百行生意，转动愈难"。"各货滞销，损多益少。……如遇一货而稍获微利，实近来罕见罕闻之事也。"行商生意困难，累赔不堪，就大量拖欠外国商人的债务，终至破产倒闭。
     在江南，林则徐在调查了苏州、汉口等地的商业后上奏称："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阛闠聚集之地……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林则徐的调查所反映的，正是江南地区正当贸易因鸦片泛滥而阻滞的情况。
     第三，清政府统治者更加腐化。
     各级官吏吸食鸦片，使封建政权更加腐朽贪婪。地主、商人吸食鸦片，必然加紧向劳动人民巧取豪夺。
     据有人估计，鸦片战争前夕，在京城宫中有十分之一二，地方官中有十分之二三吸食鸦片，至于"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长随、吏胥，更不可以数计"。林则徐认为更为严重。他说，整个社会上，"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
     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天津竟烟馆林立，明目张胆，这正是各级官吏包庇的结果。京、津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更加无法无天了。本已腐朽的清政府，经此毒雾的腐蚀，贪风更盛，吏治更坏。他们必然把由鸦片造成的一切耗费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使本已沉重的封建剥削更加沉重，人民平添几分辛酸和血泪。
     第四，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摧残了社会生产力。
     烟毒自上而下弥漫，使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摧残。
     "凡吸烟之人，不耐劳苦，筋力减也；不能振作，精神颓也；不思久远，心术坏也。图片刻之安，不问来日；贪一身之适，不顾全家。"；由于吸食鸦片，"昔之上农夫，浸假变而为惰农矣；又浸假变而为乞丐，为盗贼矣"。
     有外国人统计，自鸦片输入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由原来的3％下降为1％，许多地方志也有鸦片使人口下降的记载。
     连英国人也承认，鸦片贸易比奴隶贸易更为残酷，因为奴隶贸易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奴隶的生命，且没有败坏奴隶的品格，没有腐蚀奴隶的灵魂，而"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
     总之，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充分暴露出侵略者的凶残本质。面对鸦片泛滥造成的严重恶果，清政府统治者在经过于一番痛苦的思索和激烈的争论后决定严禁鸦片，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壮举把这场禁烟运动推向了高潮。
     2.两次鸦片战争
     英国侵略者以销烟为契机，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0年6月鸦片战争开始，到1842年8月结束，历时两年又两个月。
     英国以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条约规定：中国开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并赔偿英国2700万元(包括《广州和约》向英军交纳赎城费600万银元)。
     此后不久的《虎门条约》，英国又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居住及租地权。
     英国所取得的权益，极大地鼓舞了美、法等国侵略者，他们趁火打劫，纷纷效尤，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浦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实现了他们打开中国市场的梦想。
     第一次鸦片战争把中国从独立的封建社会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第一批不平等条约，极大地刺激了侵略者贪欲的膨胀，原来武力比通商贸易更能迅速地获取好处!
     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12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12年后条款稍可变动的规定，联合美、法提出全面修约要求。英国本拟立即挑起战争，但因英国正和俄国交战，无暇东顾。1856年，英俄战争结束，英国、美国、法国在重提修约遭到拒绝后，悍然对中国发起了侵略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战争中，英、法侵略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广州，英军抢掠布政使衙门库银22万7千两，并对广州实行殖民统治。
     天津，"数百村镇，无小无大，尽遭掳掠，杨村、蔡村、安平、河西务最为富庶，皆荡然矣。马头一庄，千数百家，毁为平地"
     北京，侵略者对圆明园进行了野蛮的洗劫后纵火焚烧。圆明园被焚毁后，英法侵略者提出了他们的侵略要求，并扬言，清政府如不接受，他们将以对付圆明园的方式焚毁北京城内的宫殿。
     1860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北京条约》不仅使中国开放了更多的口岸，而且割九龙司给英国，进一步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侵略者还取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特权，教会侵略势力从此在中国横行无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势力从东南沿海扩展到内地，中国的领海、内河、海关、贸易、司法等主权进一步丧失，中国人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从此更加沉重。
     中国北方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沙俄趁火打劫，侵占了中国北方大片领土。
     1858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乘英法联军进犯京津之际，武力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1860年11月，俄国继英法之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沙俄由此又获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40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
     1864年，沙俄又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把中国西部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据为己有。
     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总计霸占中国领土144万多平方公里。
     19世纪后期，外国侵略者又制造了一系列边疆危机，以掠夺新的侵略特权。
     沙俄又霸占了中国西北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日本进犯台湾，吞并琉球，设琉球为冲绳县；
     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使西南门户洞开；
     法国通过中法战争不胜而胜，把侵略势力扩张到中国西南，还攫取了通商和筑路的权益。
     3．中日甲午战争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先从中国邻边地区入手。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制定了"大陆?quot;。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1882年取得在朝鲜驻兵的特权。
     1894年3月，朝鲜爆发"东学道"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7月，日军占领朝鲜，组成傀儡政权，宣布废止朝鲜与清政府签订的一切条约，并突袭清北洋军舰，挑起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触目惊心，令人发指。
     占领旅顺后，日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见人即杀，有的被砍去脑袋，有的被割去双耳，小孩被钉在墙上，或挖去双眼，或割去双耳；有的妇女被奸污后割腹开膛。屠杀持续四天之久，整个旅顺陷入血泊中，死尸堆积高达数尺。
     甲午一战，日本从中国掠夺两亿白银，是清政府年收入的3倍；割澎湖列岛和台湾岛给日本，进一步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甲午之战的结果暂时满足了日本侵略者，同时又刺激了其他侵略者，列强各国在中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沙俄通过1896年的《中俄密约》、《合办东三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和1898年的《旅大租地条约》等条款，把中国东北地区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
     德国通过《胶澳租界条约》，以"租借"的名义把山东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
     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订租威海卫专条》，取得新界和威海卫，同时迫令清政府不得将长江沿岸各省租让他国，长江流域遂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日本贪欲又起，把福建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
     面对中国被瓜分殆尽的局面，后来的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的政策，与列强均沾在华利益。
     西方侵略者以有形的坚船利炮侵略中国的同时，垢ㄖ越袒崾屏Φ那致浴br> 自鸦片战争以后，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不少是以布道为志愿，本分从事宗教活动的。他们在传教的同时，还带来了西方某些先进的学术文化。
     但也有相当多的传教士，以征服者自居，配合殖民主义的政治侵略形成了凶险的教会力量。
     至19世纪末期，在中国的欧美天主教、基督教、沙俄东正教共有3200多人，建立了40个教区，60余个教会，招引入教者达80余万人。其中一些人专门搜集情报，充当谋士。
     传教士还霸占民房地产，勾结地主恶霸，招徕地痞流氓，为害乡里。
     教会势力的横行无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反洋教斗争遂此伏彼起，最后爆发了义和团运动。
     4．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1900年6月，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组成联军2000多人，由天津向北京进犯，后增至10多万人。
     八国联军一踏上中国的国土，就疯狂地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成为人世间最野蛮、最凶残的强盗。联军铁蹄所至，到处是断壁残垣，尸横遍地。
     侵略者在津、京等地施暴的同时，沙俄还在中国东北海兰泡等地进行血腥屠杀，至少有25万多人惨死在沙俄的屠刀之下。

第四节、中国人民不屈的反抗

　　有侵略者的铁蹄蹂躏，必然有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
     1.中国政府和军队的反抗
     虎门销烟的壮举，拉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序幕。
     无数爱国官兵以他们英勇无畏的精神，谱写了一曲曲英雄的颂歌。
     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定海三总兵"郑国鸿、王锡朋和葛云飞，两江总督裕谦，吴淞的陈化成，镇海副都统海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大沽炮台的守军奋起抵抗，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
     中法战争爆发以后，聂士成主动请缨赴台湾抗敌，刘铭传更是短衣草履亲临前线，与士兵同饮同食。
     中日战争爆发。
     在平壤战役中，总兵左宝贵坚守阵地，视死如归。
     在黄海海战中，丁汝昌、邓世昌、林永升等官兵以他们英勇无畏的抵抗，令敌人胆颤。
     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中国官兵同样以他们的英勇无畏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2．民众自发抗击侵略者的斗争
     三元里抗英、黑水党抗英、香港民众的抗英活动、太平军抗击外国侵略者、台湾人民抵抗外敌、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反侵略：抵制美货运动、收回路矿权斗争……
     总之，自外国侵略者入侵中国以来，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

第五节、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四个跃进"

　　西方殖民者以鸦片战争的炮火，惊醒了闭关自守的中国人，从此中国人开始了学习西方的艰难起步。这种学习，经历了从睁眼看世界，到物质技术的学习，政治制度的借鉴，再到思想文化的探寻四个阶梯式的跃进过程。
     1．面向世界的思考-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是林则徐。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领导了广州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他一改清政府官员鄙薄夷人、惟我独尊的观念，对西人进行实地了解。他组织翻译英文《广州周报》而编成《澳门月报》，他还特别组织编写了《四洲志》以了解世界形势。为了外交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林则徐还组织选译了《各国律例》等书和大炮瞄准法、战舰图式等资料。通过了解，林则徐认识到外国的船炮远远高出中国之上。必须学习西人长技，才能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基于这种认识，他曾购买洋人大炮来武装清军，并实地做过研制、改进中国大炮的工作。他甚至上奏道光皇帝，建议用关银的l／10做经费仿造外国船炮。他还对俄彼得大帝微服出行、学习西方技术的行为表示了赞赏。
     在民族创痛的刺激下，魏源秉承林则徐的思想，并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阐述。
     他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著成《海国图志》，明确阐述"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的道理。
     他提出中国当以俄罗斯彼得大帝为榜样，励精图治，赶上"西海之国"。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固然有攘外之急需，但绝非皮毛之见，它包含着深刻的革新思想，已显示出他用世界眼光思考中国问题的远见卓识。
     2．物质技术的学习
     洋务运动的兴起，是中国人学习西方长技的正式开始。
     基于对敌强我弱形势的清醒认识，洋务派试图从西方资本主义那里学习坚船利炮的技术，以维护清政府统治。这些人在中央以奕訢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为代怼br> 设立了总理衙门管理对外事务，衙门内设有英、法、美、俄四股，以后又增设海防股；在总理衙门之下，设有南、北洋通商大臣，分管南、北口岸的通商和交涉事务。为了培养翻译人才，总理衙门还设立京师同文馆，学习外文。这些机构的设立，为洋务运动的进行创造了条件。
     洋务运动前期以"求强"为目的。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或是经费不足，或是煤铁等能源不济，这使洋务派原先创办军事工业时的踌躇之志顿减大半。无法回避的困难，令洋务派备受困扰。他们终于明白，单靠军事工业的兴办是不能强国的；西方的强大不仅在于其坚船利炮，更在于其国与民的富足。思想认识上的转变和深化，必然外现于行动。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进入了寓强于富的"求富"阶段。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种种作为，体现了中国人不甘落后，奋起直追的勇气。但是，他们想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单靠引进先进技术来挽救国家危局，这是不可能的。
     3．政治制度的借鉴
     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强国梦的破灭。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只有作政治制度上的变革，物质技术的学习才能行之有效。这种日益高涨的改革思潮，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戊戌维新运动。
     戊戌维新是在"救亡图存"的呐喊声中拉开帷幕的。它从一开始就把学习西方的着眼点放在政治制度上，希望通过政治制度的变革，来挽救中国任人宰割的危局，真正实现中国的自强自主。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
     中国要想强盛，就必须变革旧制，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梁启超、严复、谭嗣同都表达同样的见解。
     光绪皇帝以"明定国是"的诏书颁发了维新变法的要旨：
     在政治方面，设立制度局，改革旧机构，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广开言路，允许自由设立学会、报馆，给予言论、出版自由。
     在经济方面，保护和奖励工商业，设立国家银行，设农工商总局、矿务铁路总局。
     文化教育方面，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派人出国留学。
     军事方面，裁减绿营，精练陆、海军，行征兵制，用西法练兵。
     维新变法内容广泛，其核心就是通过变革旧制，渐进地使中国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以实现强国之目的。
     最终，由于变法维新触动了慈禧及守旧势力的利益而遭到镇压。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人继续进行着学习西方、变革中国的努力。他们认为：靠温和的改良是不能实现变革图强的理想的，只有运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彻底推翻腐朽的封建制度，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
     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思潮蓬勃兴起。一大批革命的报刊、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宣传资产阶级共和思想的大潮在中国兴起。
     1911年武昌起义激起了全国规模的革命，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被革命所颠覆，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在中国诞生。
     然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的果实终被袁世凯所窃取，整个中国成了大小军阀的角斗场。要想真正使中国走上正道，必须从提高国民素质入手，彻底批判封建的思想文化，树立全新的文化观念。
     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新文化运动兴起了。
     4．思想文化的探寻
     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封建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彻底批判。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即以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为号召。对民主和科学的热烈追求，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变革，必须从器物及制度的移植向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方面转化。
     他们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而且还是一种文化，举凡一切与封建主义相对立的观念形态，如自由、平等、公正、人权、个性解放等教育可以德先生即民主代表，民主是合乎理性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是自由、公正、平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精神。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还认识到，科学是与专制对立的，因为专制帝王思想的背后就是愚昧和迷信；只有树立起科学的精神，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一切问题，才能真正破除迷信，革去愚昧，使国民素质有质的改变。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以自己如火的热情，深沉的理念和勇敢的精神，为中国人接纳、吸收人类进步文化铺就了平坦的大道。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西方思潮正是由此如潮涌入，以致五四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异说竞起，百家争鸣。最后，先进的中国人经过思考、辩驳、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
     总之，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经历了由物质技术到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艰难探求和辛苦跋涉，最终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第三章、 革命与改良

第一节、太平天国农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

　　自有统治阶级的压迫以来，就有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农民反抗清政府封建统治的斗争频频发生。1841-1849年中，农民的反抗斗争就有110次。
     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反侵略运动……太平天国起义更为典型。
     1.农民起义的社会原因
     鸦片战争的炮火，使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骤然打开，随之而来的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奴役和掠夺。
     清政府封建统治者又把战败的负担统统转嫁到了劳动人民身上。
     自然灾害频频发生……1849年到1850年间，广西饥荒连年。
     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会，开始了农民斗争前的组织和舆论准备。
     2. 洪秀全与金田起义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幼时熟读经书，曾四次到广州考秀才，但次次落第而归。
     在失意的痛苦中，洪秀全阅读了他在广州街头得到的宣传基督教的赠书《劝世良言》。抛弃邪恶和迷信，不拜偶像，敬拜真神上帝，才能让受苦者获得新生的说教，使洪秀全如梦初醒，他开始被这说教所吸引。旧的理念开始在他心中动摇，新的信仰在他心中萌生。
     他自行洗礼，表示"洗除罪恶，去旧从新"。
     他首先说服他的族弟洪仁玕和至友冯云山加入拜上帝会。
     他们还把孔子的牌位除去，表示他们独信上帝，不信它教的决心和勇气。
     他们到达广西贵县、桂平等地宣传新教。
     1844年到1848年，洪秀全返回家乡从事理论阐释，先后写成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等著作。这三篇著作向人提出了反抗封建等级制度，要求经济平等、政治平等的思想。
     1847年8月，洪秀全再次来到桂平紫荆山地区与冯云山会合。此时的紫荆山地区经过冯云山的艰苦工作，拜上帝会众已达到三千多人，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韦昌辉也加入拜上帝会并成为骨干。
     1849年到1850年间，广西饥荒连年。广大农民饥寒交迫，难以度日，铤而走险者不计其数。
     1850年6月，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号令各地的拜上帝会众金田团营，农民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广西。
     3.定都南京与军事上的全盛
     1851年元月11日洪秀全宣布太平天国诞生。从此，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英勇向前。1853年太平军进入湖北号称50万大军。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下南京城，宣布改南京为天京。
     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天国在巩固天京防务的同时，又派出大军进行北伐和西征。
     太平军的北伐，转战五千里，横贯六个省，连克数十州县，给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由于太平天国领导者错误的战略思想，致使北伐军孤军深人，缺乏广阔的后方为依托，最终北伐失败。
     在北伐的同时，太平军还展开了西征。经三年苦战，太平军控制了天京上游的武昌、九江、安庆三大军事重镇，占领了安徽、江西大部和湖北东部的广大地区，确保了天京的安全。
     1856年4月初，太平军击溃了清军江北大营，再克扬州，6月，又攻破了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的威胁，达到了太平天国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4.太平天国建设政策的推行
     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后， 1853年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以解决土地问题为核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是人间天国理想的具体化。
     它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基本原则，规定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即把全部土地合为三级九等，十六岁以上，不论男女，按人口多寡，土地好坏各半，十五岁以下者减半。考虑到各地土地、人口和年成好坏的不同，还规定丰荒相通，以丰赈荒的原则。
     《天朝田亩制度》的中心思想，就是使天下人人享皇上之大福，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这种理想反映了农民要求摆脱剥削和贫困，实现平等的美好愿望，也反映了农民群众追求无法实现的绝对平均主义的虚妄幻想。
     除了对土地问题的规定外，太平天国还实施了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的具体政策。
     在政治方面，太平天国按中央、省、郡、县四级建立了农民政权；
     在经济方面，曾一度废止商业，后又恢复，并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商业予以保护，对严重危害人民的高利贷资本予以坚决打击，对贩卖吸食鸦片者治罪；
     在社会生活方面，实行男女平等，禁止妇女缠足；规定女子与男子一样分田、应试、做官；
     在文化方面，废除封建门第，任何人均可参加考试，考试内容不再以四书五经为依据，而是出自太平天国文献；
     在对外关系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对侵略者不卑不亢，准许外国人到太平天国进行正常贸易，但对外国侵略者的侵略特权则坚决不予承认。
     5.内讧与农民斗争的失败
     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出现了内讧--天京事变。由此太平天国由盛入衰。虽然后期干王洪仁玕总理朝政，但他颁布的资本主义改革方案《资政新篇》并不能使太平天国重新昌盛起来。随着中外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太平天国失败的形势几乎不可逆转。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宣告失败。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农民运动的最高峰。
     历时14年，纵横18省，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斗争之烈，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农民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
     太平军以强大的农民武装，从紫荆山打到大江南北，所到之处，极大地冲击了整个封建秩序。
     太平天国颁布和执行了许多体现中国农民反对压迫、要求平等和独立的内外政策，显示了中国农民反封建的巨大积极性和创造力。
     太平天国对近代中国的出路做了可贵的探索，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做了酝酿和准备。
     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反清斗争也此起彼伏，互为声援。最著名的有北方的捻军起义，贵州、云南的少数民族起义。这些起义的团团烈火虽然被敌人的血雨腥风所扑灭，但它给清政府统治者带来的打击却是难以平复的。也正是从这场罕见的农民战争开始，清政府统治阶级不得不开始自我的调适和改变。

第二节、改革政治的维新运动与"新政"

　　农民革命的烈火，外国列强的掳掠，使清政府统治者手忙脚乱，难以从容应对，学习西方以图自强的洋务运动应运而生，地主阶级中的改革派由此开始成长起来。
     1.早期维新派及其主张
     这股新生的力量从它产生以来，日渐表现出他们对清政府封建统治激昂的批判和对外国侵略的痛心疾首，同时也表现出他们强烈要求改革弊政，实现君民共主的迫切愿望。
     他们之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他们被史家称为早期维新派。
     早期维新派
     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暴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
     令人痛心的民族危机使他们发出了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呼声。郑观应指出："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
     早期维新思想家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出发点，要求改革社会，抵抗侵略，振兴工商，实现君民共主的思想，在近代思想政治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康有为、梁启超领导戊戌维新运动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2.改良政治的维新变法运动
     1)民族危亡与政治改良精英
     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举国为之震惊。马关和约、割地赔款，又让中国寝食难安，痛苦的阴霾笼罩着中国大地。
     马关和约在满足了日本的同时，也刺激了其他外国资本主义者的贪欲，他们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短短几年，中国各重点港口，遍插外国的旗帜，中国绵长的海岸线，竟没有一处可以作为自己的海军基地，全国的铁路干线均被外国资本主义把持。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爱国志士发出了救亡的呐喊，并掀起了一场旨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运动。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幼年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深受儒家思想影响。1879年，二十岁的康有为在北京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著作，并接触到了早期维新思想。他到香港、上海游历，亲身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和制度之先进，从而产生了改革现状的思想。
     在中法战争之后的1888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康有为认识到只有及时变法，才能挽救危机。他利用在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写了长达五千言的《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议。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他一反旧式书院的传统，不是要求学生潜心经学，而是引导学生关心天下大事，学以致用。他引导学生探索救国救民真理。万木草堂的许多学生成为维新变法的中坚力量。
     为了宣传变法的思想，康有为写就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他聪明好学，师从康有为，走上了变法维新的道路。
     1896年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一文，阐述了自然界的万物都在变化，人类社会的一切也没有不变的道理。在《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一文中，梁启超根据西方资产阶级民权学说，提出了"伸民权"的主张，他批判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痛斥历代压制民权的专制帝王都是"民贼"。梁启超热情地宣传变法理论，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为争取社会支持，创办了许多学会以宣讲时政，当时著名的有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据统计，从1895-1898年，学会组织达70余个。
     这些学会有力地宣传了变法主张，争取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
     维新派还创办了许多报刊，以制造变法舆论。著名的有北京的《中外纪闻》、上海的《时务报》、湖南的《湘学报》、四川的《蜀学报》等，这些报刊或介绍科学、或提倡实业、或提倡变法，虽然内容各异，但核心都以变法强国为宗旨。
     维新派改革旧制度的变法主张触动了清政府内的守旧派，因而两派围绕变法展开了激烈的辩驳。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举国震动。康有为12月赶到北京，第五次上书皇帝，痛陈当前危局，并指出，若不革旧图新，则"恐自尔以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康有为提出变法三策：学习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锐意变法为上策；"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为中策；"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为下策。
     奏折触动了光绪皇帝，光绪召见康有为，但顽固官僚以皇帝不能召见四品以下官员为由进行阻挠。光绪皇帝命令翁同龢、李鸿章、荣禄等五大臣代为召见康有为。
     两派围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的问题和要不要改变封建教育制度，继续展开激烈的争论。维新派以自己坚定的态度无情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宣传了救国维新的变法主张，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为戊戌变法做了必要的准备。
     2)百日维新
     1898年1月底，光绪皇帝命总理衙门呈送康有为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彼得大帝变政记》等书，光绪被明治天皇和彼得大帝革新图强的事迹所鼓舞。此时，康有为的第六次上书《应诏统筹全局折》也上呈光绪。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痛陈亡国的五种危机，呼吁"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并提出"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对策所以征贤才"、"设制度局而定宪法"等变法纲领，要求皇帝雷厉风行，誓行变法。这次上书实际上提出了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它坚定了皇帝变法的决心。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新政。其后又连续颁布了一系列变法维新的诏书和谕令。
     主要内容：
     政治方面，设立制度局，精简机构，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议事；准许开办报馆、学会，出版言论自由等。
     经济方面，提倡实业，设立农工商总局，矿务铁路总局和国家银行；鼓励私人投资铁路、矿务；奖励各种发明，编制国家预算决算，整顿厘金，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
     军事方面，整顿军队，主要是裁减绿营，淘汰冗兵，精练陆海军；
     文化方面,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创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派人出国留学；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奖励著书立说等等。
     新政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3)帝后两党的利益冲突
     在颁布变法诏令的同时，光绪起用维新派人物入朝办事，并撤换阻挠变法的守旧官僚。
     6月16日，光绪打破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惯例，召见了康有为，长谈两个小时。随后，许多维新人物被授以官职，康有为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专折奏事，梁启超被赐六品卿衔，专办大学堂和译书局事务；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授四品卿衔，任军机处章京，专替皇帝起草诏书谕令。虽然所授官职不大，但影响却不小。不少新政建议由此变成变法诏令由皇帝颁布准行。
     为了扫除障碍，光绪皇帝毅然惩处了一批顽固官僚。表明了光绪皇帝变法的决心，也极大地鼓舞了维新派的士气，也促使更多的反对派聚集到慈禧太后周围，策划反扑。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是反动保守势力的代表。此时的慈禧，虽然表面上归政于光绪，但实际上仍掌握着军政实权，光绪的变法诏令无疑是对她权力的挑战，这使她恼羞成怒。
     光绪下诏变法的第四天，慈禧以皇太后的威权，逼迫光绪连续签发三道上谕：
     一是免除翁同龢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职务，逐回江苏原籍；
     二是规定新授二品以上文武大臣，必须到太后面前谢恩；
     三是派大学士荣禄署理直隶总督。
     这三道上谕，为慈禧最终彻底铲除政敌做了最重要的准备。
     4） 慈禧太后的戊戌政变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召见光绪皇帝，斥责他。光绪吓得无言以对，被迫发出诏书，恳请太后再度垂帘听政。
     慈禧囚光绪于瀛台。康有为、梁启超出逃香港、日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弟、杨深秀、康广仁被捕牺牲，史称"戊戌六君子"，慈禧太后戊戌政变成功。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客观原因是封建势力强大，对比之下，资产阶级的力量则过于弱小；主观原因则是变法领导者在政治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失误。
     5）戊戌维新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其次，戊戌维新运动冲击了封建专制制度；
     再次，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对加速中国人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戊戌维新运动警示后人：中国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力量强大，不经过革命无法摧毁旧势力，改良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3. 清政府的"新政"-走向现代化的第三次选择
     1）清末政府的"新政"
     清政府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持其政权，还在逃亡中的清政府企图通过"变法"来改变一些统治方式，一个维新应运而生。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西安时颁发"预约变法"上谕。"变法"谕令发出后，王公大臣及督抚等均有条陈上奏，其中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二人联衔会奏三疏最为完备。此后的"新政"，大抵以刘、张二人的奏折为蓝本。
     1901年4月，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专办新政事宜。以督办政务处为综理"新政"的机构，命奕劻、李鸿章、荣禄、昆岗、王文韶、鹿传霖等6人为督理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10月，慈禧太后在离开西安的前4天，又发布懿旨表示：变法一事，"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舍此更无他策"。1902年，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开始举办新政，史称"回銮新政"。
     2）"新政"的内容
     自1901～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发谕令，提出推行的"新政"举措30余项，主要内容有"废科举、办学校、派游学"和改变官制等，其中较为突出的改革措施，有编练新军、改革教育和裁减冗员。
     改革政治机构的"新政"
     1901年7月，诏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专门办理外交事务。1902～1906年，陆续裁撤詹事府、通政司等闲散衙门；进行吏治整顿。
     军事方面的"新政"
     1901年8月，令各省裁汰练兵防勇，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巡警等军；又令停武科试，各省设武备学堂；培养新军军官。1903年，特设练兵处，派奕劻为总理，袁世凯为会办，专办练兵筹饷事宜；1905年，由练兵处制定陆军军制，各省设督练公所，全国拟定编练陆军36镇。
     袁世凯为扩大自己的势力，1905年秋，首先编成北洋六镇，约7万余人。
     到1911年10月，全国共编成14镇新军。1905年又设巡警部，以徐世昌为尚书，综理各省巡警事宜。
     经济方面的"新政"：
     1903年9月，清政府设立商部，将铁路矿务总局并入。各省设立路矿农务工艺各项公司；颁布商会简明章程(26条)，奖励商人设立商会；颁发商标注册章程(28条)，以保护工商业者利益。
     文化教育方面的"新政"
     1901年6月，诏开经济特科；8月，废八股文程式，改试策论；9月，谕令各省设立学堂。
     1902年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令办理京师大学堂，拟定学堂章程。
     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它所规定的学制，通常称为"癸卯学制"，这是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学制。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下令停止一切科举考试。12月6日下谕设立学部，为全国专管学堂的机构。
     3）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与"新政"
     清政府的"变法维新"，实质上是洋务运"自强新政"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的翻版。洋务运动的背景是太平天国运动和英法联军的进攻，而清政府的"新政"是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打击之下出现的；洋务运动是以载垣、肃顺为首的顽固集团失败之后兴起的，清政府的"新政"是在载漪、刚毅等为首的顽固集团失败之后开始的；洋务运动以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始，重在"制器练兵"，而清政府的"新政"则以设立外务部为始，重在"练兵筹饷"。
     此时期，清政府的"新政"措施，无论是裁撤闲衙冗员，还是编练新军、废科举、设商部，都没有超出戊戌维新的范围。从表面上看，慈禧太后的"新政"似乎是戊戌维新的重现，但从实质上看，两者是不同的：
     第一，戊戌维新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而清政府的"新政"是统治者改变统治方式，以便欺骗人民，弥合与外国列强的裂痕。
     第二，戊戌维新的最高目标是要求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建立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而慈禧太后的"新政"，仅仅是对封建统治机构的某些改变，没有触及封建制度和国家政体。
     所以，清政府在颁布变法上谕时，为了表示与戊戌变法的区别，特地痛斥康有为，说"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殊不知康逆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以至1904年6月，慈禧太后特颁"懿旨"，赦免戊戌政变时获"罪"诸人，而独有康有为、梁启超二人不赦。
     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运动，"回銮新政"都是在不改变封建制度前提下的"变法"与改革，目的在于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所以清政府的"回銮新政"不同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而是以半殖民化为内容的假维新。
     4） 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比较
     与19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和19世纪末期的戊戌变法相比较，清末新政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与洋务运动相比：
     洋务运动仅涉及防务和与之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若干领域；
     洋务运动开展的地域，仅限于沿江沿海省份；
     其主持者主要是一些受朝廷支持的地方大员；
     洋务派人士长期一直受到来自朝内外各种保守派的反对和压力，从而处于被动状态。
     洋务运动基本上是一场以防务现代化为中心，以若干沿江沿海省份为基础的相当有限的变革运动。
     4"新政"是由清政府最高当局作为国策而确定下来的，它以清政府对全国的统治的权威合法性作为基础，并且，以诏令和政令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
     无论是满族权贵还是地方大吏，都不具有公开向这种权威挑战的资源和基础。
     与洋务运动相比，新政主持者的有关改革的各项政令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地推行无阻。
     与戊戌变法相比
     戊戌变法为时过于短暂。光绪皇帝在变法期间，虽然曾发布了数以百计的改革诏令，但是这场改革毕竟只持续了一百天就以失败告终，其中大多数诏令没有付诸实施，更没有在社会变迁方面产生相应的实际效果。
     戊戌变法是由少数仅受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信任的改革派人士，在面对最高权势者的极度猜忌下；在政治分歧非常紧张的氛围中；在"这其不可为之"的孤独无援中推行的。
     "新政"却持续了整整11年之久，之后才被更为激进的辛亥革命所打断。
     清末"新政"的主持者不再面临来自最高统治者与保守权贵的政治挑战。像徐桐、倭仁这样的保守派人士，在政治决策层中几乎销声匿迹，他们在社会中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1900年以后，中国人的心态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变革的话题已不再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情绪性的强烈抵制。人们在观念上的差异，只是在如何变革、变革的幅度、范围与速度方面的分歧。
     "新政"时，无论是出自于救亡图存的考虑，还是出于维持清政府统治的考虑，或是两者兼顾，但是，通过推行新政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已成为中国统治精英与大多数官僚士绅的基本共识。

第三节、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

　　1.晚清革命的中坚与社会基础
     1）新兴政治力量的出现
     20世纪初叶，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从1901年起，"新政"的推进一步释放出社会革命的因素:
     新式学堂陆续兴办；
     留学蔚然成风；
     西学传播更加广泛；
     接受新式教育、具有崭新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队伍迅速扩大，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崭露头角。
     这个新兴阶层的力量所在，不在于它所承担的经济社会职能，而在于它作为新文化的载体扰乱中国传统社会那种极为活跃的能力。
     他们不同程度地接受的是资本主义的教育，因而从生活情趣、思想修养到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要求，都与传统制度显得格格不入；
     他们期望中国也能像欧美一样，进入富强境地。
     他们到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的濡染，开始有了民族觉醒和清晰的民主要求。
     与晚清帝国分化离解的社会景象相反，或者说正得因于这一分化离解的社会过程，新兴知识阶层的集团化倾向和组织化程度在不断增加，他们或麕集都市，或在国外，在学堂、报馆或自愿结合的团体内从事政治组织活动。
     1904年春，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在湘、鄂先后成立，并于当年策划了两湖反清起义。嗣后又有苏浙皖一带志士相继组织起光复会和岳王会。
     但由于政治的黑暗，国内的革命组织和革命活动极易被镇压。而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中，反满运动却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外国成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日本，聚集了中国大多数的留学生，日本人的成功，中国人的失败，老师(中国)和学生(日本)的易位，日本人对中国学生的施恩态度和民族歧视都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留学生，陶冶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
     各种学术、爱国团体逐步向革命的统一体发展。
     1902年7月成城学校入学事件、1903年拒俄运动以及同年夏天发生的沈荩案、苏报案使越来越多的学生接受了武装反满的革命观念，群体性地完成了向革命派的转化。
     由于清政府的搜捕和杀戮，国内各省志士也陆续避往日本，一时，日本汇集了不少民主革命的知名人物，相互砥砺，酝酿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党，而注目于孙中山，希望他成为革命党的领袖。
     2）革命团体与政党的建立
     孙中山最早建立的革命团体是兴中会。
     兴中会分会和会员的分布，就地域言，偏于广东、香港和海外华侨中，绝大部分是广东省籍，其中籍隶香山县的又占相当比例。
     作为会员间联系的纽带，与其说是基于共同的信仰和追求，毋宁说多赖乡情里谊；
     就会员成分而言，绝大多数为商人和会党分子，不少会员分不清兴中会同保皇会的区别。
     随着孙中山与维新改良思潮的分野日趋明显，孙中山产生了舍弃兴中会、改组新的革命组织的念头。
     1905年,孙中山到达日本，约集分属国内17省的旅日留学生和华侨集会，议决建党。8月13日，留日学生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到会1300多人，中国同盟会正式宣告成立。
     孙中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以指导同盟会的革命实践，尽管这个纲领中还有较多的缺陷，但它却是当时最全面最系统的现代化纲领。
     最能体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先进性的是"创立民国"和"平均地权"，即三民主义中的民权、民生主义。但当时尚未发育出清醒一致的现代化共识，只有少数人了解国民革命的全部意义，大多数人还只能理解民族革命或种族革命。三民主义往往成为二民主义或一民主义。
     最能影响民众心理，引起大众共鸣的是民族主义。就理论和中国现实而言，民族主义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推翻满族统治的革命意识；一是反对列强侵略的独立意识。
     而大多数民族主义者，甚至包括许多杰出的革命党人也仅仅专注于反满革命。
     排满的口号能起到最大的动员作用，造成反清的革命形势。
     它既迎合了一般汉人光复大汉政权，对满人报仇雪恨的民众心理；
     又适合革命志士推翻清政府专制政府以救亡图存、争取民主的情势需要。
     排满因而成为革命的焦点。
     同盟会的会员多系自由加入，各类人等混杂其中，各种思想纷出杂陈。思想分歧加之很狭隘的乡土观念乃至个人宿怨经常导致内部的严重对立，使同盟会党内有党，派内有派。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政治派别，不仅包括大部分原兴中会会员，而且包括一些出身于广东的同盟会员，如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等，这个派别活动的区域主要在广东和海外。
     以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等为代表的政治派别，其成员主要为光复会会员，其活动区域主要为江浙地区；
     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政治派别，主要以华兴会员为主，但实际上，长江中上游省份的革命党人也大都属于这个政治派别，其主要活动区域是湖南、湖北和四川三个内部省份。几大政治派别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3）革命党人的社会支持
     革命党人除了寻找外部援助以外，主要在国内争取会党和新军的支持。
     革命党人向秘密会党寻求支持的主要原因是会党力量的强大。
     近代中国，人口的压力和时势的动荡，造就了分布于南北的种种秘密组织。从内地到沿海，从驻军兵营到交通码头，从乡村到城市，会党均混迹其间，其气甚壮，成为家喻户晓的社会势力。
     这是一股受社会挤压而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社会对抗力量，其成员
     心怀离异和不满情绪；
     有着激烈的破坏性心理；
     他们不受社会的尊重；
     也不受法律和社会正统秩序的制约；
     他们不仅具有自图饱暖乃至劫富济贫的经济追求；
     也有强烈的反清抗官意识。
     对于革命党人来说，自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
     所以，各地的革命分子普遍面向会党，开展会党工作，对秘密社会进行教育和改造，力争将其纳入革命的轨道。
     联络会党存在的问题:
     许多革命党人充任了各地会党的领袖。改造会党的工作由于各地区革命派力量的不平衡和会党势力的不同状况，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有的革命党人在联络会党时，也只是联络会党头目，或在联合组织中空托几个首领名目，不注重或不可能广泛发动会党群众；只满足于反满宣传，不注重深入细致的民主革命教育。
     有的会党组织服膺革命思想，赞同同盟会组织的纲领；
     有的会党组织，则从感情上无法接受书生气十足的士人，不愿接受革命派的改造，不肯抛弃横眉竖眼、两胁插刀的积习。
     所以会党与革命组织的联合相当脆弱，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党人不能有效地控制和领导会党，使本来就具有流氓无产者特征的会党群众，常在紧要关头，号令不一，组织涣散，指挥失灵，跳不出陈旧观念和邪恶习俗的包围。革命党人发动的每次起义，几乎都有会党的积极参加，但几乎每次起义后都暴露出会党固有的劣根性。
     革命党人重视利用了会党反抗强暴的勇气和打击力，但没有能力改造会党。在历次起义失败后，逐渐产生了埋怨会党的情绪，认为"会党发动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挠"。在屡遭挫折的情况下，有人主张改弦更张，别图良法。
     1908年以后，不少地方的革命者将工作的主要目标转向新军，所以，革命党和会党一度处在各行其是的状态之中，只是到1910年革命形势出现新的高涨时，才再次促进会党与革命党的合作。
     新军是晚清时期，政府为弥补日益衰微的道义权威和政治权威而组建的武装力量。
     新军均习洋枪洋操，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一切行军应用器具，均按西法购备，编练多以德国人为教习，编制则多仿日本，与依靠膂力、使用刀矛弓箭的旧式军队自然不同。因而要求战士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
     科举制度废除以后，从清政府社会营垒的崩坏中，被抛到十字街头的士大夫已失去了旧日安身立命的途径，许多知识分子也投笔从戎、应募入伍，尤其是新军军官，一般由军事学堂出身者充任。
     为此，国内的一些主要城市都设立了武备、陆军学堂，国家还分批派遣青年出洋学习军事。日本的成城学校就是一所专供中国学生学习军事的学校。进士官学校的也有不少中国学生。
     清政府要求学生政治可靠，训谕他们"牢记尊君亲上，无得娱听邪说"，但这些青年，除了亲贵子弟和贪图私利者以外，看到国家岌岌可危,复受日本人的陶冶，和西方思想的熏陶，也产生了民族主义和反满情绪，有些还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以至在日本军校的学生中充斥着中国激进分子的名字。
     各省督抚为了迎合清政府新政的气氛，标榜新派，对学成回国的军校毕业生争相延揽，给予较高职位。因此，清军的社会成份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革命党人为了开展新军工作，积极投入其中或入伍为兵。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即在日本选拔军事骨干李烈钧、程潜、唐继尧、张凤翔、孔庚等28人，组成"铁血丈夫团"，回国分赴各省参加新军，在新军中秘密散发革命书刊，进行革命宣传，并在新军中谋建各种秘密组织。
     由于革命形势的推进和革命党人的活动，到武昌起义前夕，虽然与革命为敌者，摇摆不定的骑墙派也占相当比例，但湖北新军的大部分人已倾向革命，这为辛亥革命作了准备。
     2.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
     1）20世纪初的路矿权与民众权益
     近代工商业者虽对"官督商办"深恶痛绝，但仍希望"有善良之政府，实行保护产业之政策"；
     同时，清政府统治者也开始意识到发展工商实业的重要作用，试图以振兴实业挽救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重本抑末"的陋习，上自朝廷，下至某些地方督抚，都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要发展工商业必须尽速联络商情，力除官商隔膜之弊。
     1903年9月，清政府设立商部。其后数年，全国各地商会相继成立，各地工商业者从此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它们联商情、开商智、扩商权，增强了商人抗衡官府的能量，在晚清一系列政治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在直接关涉自己经济利益的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中，更与政府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几度酿成清政府的政治危机。
     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后，清政府在承受巨额赔款负担和"新政"费用的情况下，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取悦列强，不断地出卖中国路矿。
     这种严重状况不能不极大地惊醒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的人渐渐觉悟：路矿权利的丧失不仅是-个经济利益问题，而且是直接关系中国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
     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促使爱国志士们尤其是现代知识阶层，提出收回"利权"，保护中国主权的要求，一些商人则在爱国思潮的裹挟下，纷纷投资路矿，以分洋商之利，抵制侵略。
     1903年以后，商办铁路公司和矿务公司纷纷成立，收回路矿运动逐步高涨。控制各地路矿公司的大多是绅商，对清政府仍有不同程度的依附关系，但他们的加入毕竟增加了收回"利权"运动的物质力量。张謇、马良等人，由于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强的经济实力，在运动中常常取得支配地位，在江浙铁路风潮中尤其如此。他们在运动中总是主张"文明抵制"，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首先引向劝集股款上来，力图把运动限制在合法请愿的范围以内，经济比较落后的内地各省，在自办路矿过程中，除认购路股外，还采取抽股和勒捐的方法，因而涉及了更多的社会阶层，使收回路矿运动拥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
     知识界在运动中最为激愤。在江浙铁路风潮中，浙路业务生邬钢和副工程师汤绪先后因路事呕血或绝食而死。1906年10月，山西留学生李培仁愤于清政府卖矿而蹈海自杀，革命派则乘机进行鼓动，几近酿成严重的政治危机。清政府摇摆于列强的财政贷款和国内民众停纳租税的威胁之间，犹疑于"以昭大信，而全邦交"与国内叛乱的威胁之间，小心行事，希望维持满清社稷于不坠，但这个梦想终于被四川危机打破了。
     2）川路修建与保路运动
     四川僻处内地，民族工业极为薄弱，无法担任修筑铁路这样工险费巨的负担；中央财政极为拮据，左支右绌，难以为继，无力参与川路修筑；而列强对于川省铁路则"群思揽办"，特别是"英法眈眈，垂涎相视"，刺激了全川人民。川督锡良主张自办铁路，引起各界共鸣，川人有感于朝鲜、印度和中国东北因失路权而连及主权的事实，义无反顾地决定自筹股款，自办川路。
     1904年1月，官办川汉铁路公司成立，它明确宣布不募外债，不招洋股。
     1905年，各州县选派士绅二三人为首，成立租股局，并于当年秋后开始征股，自是，全川140余府、厅、州、县，除峨边、懋动、打箭炉、理番等少数极为穷僻之地，都开始征收川路租股，出股者及于农村各个阶层。
     1907年，在蒲殿俊、萧湘等300余四川留日学生的促进下，官办川汉铁路公司正名为商办。使股东把自身利益同川路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
     1911年5月，清政府以铁路和矿山抵押举借的外债，宣布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国有化。6月13日，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传至四川，清政府借债卖路真相大白。
     6月17日，川省咨议局，川汉铁路公司负责人，出面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明确提出"破约保路"。川省各州、县也多由各股东分会、租股局倡议，普遍建立了保路同志会。立宪派的核心人物还发起组织川路特别股东会，以推进保路运动。租股股东中的农民群众亦积极投入保路运动，在"保卫财产，防备外患"两个方面，他们与立宪派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
     保路同志会最初力图把抗议限制在温和的气氛之中，但朝廷拒绝妥协、斗争逐渐集中在政府的专横方面，抗议开始超出经济范围，经济上的利益抗争裹挟着政治上的权利要求，使广泛的群众抗议运动席卷四川
     清政府从湖北调军，由钦差大臣端方指挥，入川镇压。四川危机立即触发了清政府全面的政治危机。
     3）一夜之间的成功
     清政府调军入川，造成武汉地区的空虚，湖北革命党人认为起义的机会已到，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在经历了一连串偶然事件以后，起义在10月10日爆发于武昌，11日和12日，汉阳、汉口被起义军占领。
     武汉三镇迅速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后。遂请湖北咨议局 议员和地方绅商会议，推举黎元洪出掌湖北军政府。
     4）全国的相应与政权建立
     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最先相应的省份是昏暗、陕西。仅在武昌起义后的两个多月中，全国就有15个省宣布独立。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2月12日，清帝宣布逊位，握有军事政治实权的北洋重臣袁世凯随后发表通电，倒向共和，根据南北协议，袁世凯代替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3.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成功了一半。它推翻了满人统治，但最能体现其革命性的，是其作为民主革命推翻了专制王朝，建立起中华民国。
     尽管这个共和国软弱而短命，难以胜任现代化的重任；但它的建立毕竟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改变了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政治史的发展基调，民主、议会、共和、选举、法治等等新思想、新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促成更大规模的政治动员。特别是民国初年，政党政治、议会政治高唱入云；党团林立，五彩缤纷；议员选举，城乡轰动。民主主义思潮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整个中国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为一种胜利，辛亥革命是很外在的和很短暂的，虽然孙中山的政治构想是面向全体国民，其经济构想比较倾向于下层群众，但革命党人却始终未能克服知识阶层与一般民众的距离，不是把农工大众视为举足轻重的革命动力，而是视为有待解救的对象，要么乐观地估计民众对民主共和的热情，要么归到改良派的思想境界，嗟怨民智未开，觉悟太低，受专制流毒太深。
     革命党人十余年的革命发动仅在于列强、华侨、会党；新军和知识界中，孙中山们的革命事业也就成了孤立和狭隘的活动。革命还外在于一般民众，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依然如故，因而，清政府的覆灭并没有使传统社会随之湮灭，而是使它越来越混乱。限制和束缚人们--包括革命的、非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人们--的清规戒律崩解了，社会整合到了一个新的契合点，振荡、更新、失衡、重组等现象纷至沓来。
     孙中山们扰乱旧王朝形势的能力绰绰有余，但吸引或迫使其他社会集团支持自己的能力明显不足，其现代化纲领与中国的现实之间还存在着物质、心理断层，因而，缺乏持续的政治支持和军事力量来填补帝制崩溃后所留下来的权威真空，社会转机仿佛成了一个无序的自发过程，新社会因子的增长赶不上传统社会的突破速度，中国又从辛亥革命将其升华的高度上跌了下来，由一个皇帝的统治变为多个"皇帝"的分治，革命的成果被军阀、官僚、政客所攘夺。中华民国远未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
     4.从民主政治到权威政治
     1）清政府的灭亡与政治社会的分解
     武昌起义的成功，迅速在其他省引起连锁反应。在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里，全国18个省中便有14个省发动了成功的起义或宣告独立。在其中的一些省份中，只发生了小规模的零星的战斗，而在另外的一些省份中，几乎没有发生流血的战斗，政权就已改旗易帜了。这种情形与清政府建立时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照。
     如果从1618年4月13日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的讨明檄文，并亲率步骑两万征明算起，到1644年清军入关为止，共用了二十六年的时间。其间战斗无数，死亡无数。而在不到三百年之后，这个政权却几乎在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战斗的情况下，就宣告了自己的灭亡。
     清政府的崩溃不仅不同于其前代明王朝的灭亡，而且也不同于自秦代以后任何一次重要的王朝更替。在中国的历史上，几乎每一次朝廷的更替都是与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而每一次改朝换代时期的农民战争都旷日持久，血流成河。
     难道这是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用和平的、不流血的方式实现政权交替的形式?无论是当时的情形，还是以后的历史，显然，都无法使人们得出这个结论。从这个异乎寻常的现象中能够得出的唯一的结论是：清政府与其说是被革命推翻的，倒不如说是它自己垮台的。
     在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清政府即派陆军大臣荫昌统帅部分部队赶赴湖北，以镇压起义之师。但清政府自知荫昌并无指挥北洋军的能力，于是两天之后，在奕劻的大力举荐下，清政府任命当时在家"养疴"赋闲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因为在当时袁世凯是唯一一个可以指挥得动北洋新军的人。
     这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特别是对于当时大权在握且又是袁世凯的死对头的载沣来说，当然是极为勉强而不得已的措施。但是，如果说在光绪和慈禧太后去世之前，袁世凯还能听命于清政府的话，现在，能将袁世凯与清政府联系起来的因素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了。只不过袁作为清政府的一个老臣，面对清政府统治者"孤儿寡母"，不好撕破脸而自己起来推翻清政府罢了。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已经为袁取清政府而代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在清政府只是授予他节制调遣湖北的军队及各路援军时，袁便以足疾未愈为由，借故拖延，并提出他出山的六项条件。
     在清政府答应了袁的条件，并任命袁为钦差大臣之后，袁才开始向武昌革命发动认真的进攻。
     在不到一个月的短时间里清军连陷汉口和汉阳，使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受到严重挫折。其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在革命军内部，战斗力较弱而在军事行动中又步调不一。当时的革命军除少数是原起义的清军外，大部分是临时招募来的，缺少训练和战斗力。而且在革命军内部充满各种矛盾。
     相反，从清军方面来看，在11月中旬，集结在武汉的清军已达3万多人，其中包括第四镇全部，第二镇和第六镇一个混成协。这些清军不仅武器装备精良，而且训练有素。
     因此，人们有理由推测，如果当时清军进一步进攻武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但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这对清政府极为有利的时机，袁世凯却突然命令停止进攻武昌，实行停战议和。这中间当然有其他省举行起义或宣告独立所造成的压力的原因，使清政府需要将一部分兵力调离湖北以对付其他地方的反叛。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停战议和是袁世凯在这个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所导演的整个戏剧的一部分，就在汉阳被攻克的同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便与驻北京的各国使团一起，进行斡旋，并提出停战议和的三个条件：
     双方即日停战，
     清政府宣布退位，
     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这三项条件不仅符合袁世凯的利益，而且也得到了黎元洪、黄兴和程德全的首肯。停战于12月2日开始，接着清政府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接受共和。
     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及其他地方的起义虽是造成清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清政府能实现对自己的军队的控制的话，清政府再继续苟延残喘一段时间是完全有可能的。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清政府垮台的原因对以后的政局和政治走向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这种影响突出表现在清政府垮台之后所出现的政治社会分解和权威危机的程度、范围和性质。
     我们从一定意义上将清政府的垮台看作是一个王朝自己烂掉的话，那么就有理由说，在这个王朝腐朽溃烂的过程中，社会的基本组织和制度一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这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国家与其主要的社会基础--士绅阶层的关系上。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士绅阶层的存在与效忠是维持传统政治统治的极为重要的支柱。(官本位)
     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在政治和行政上是高度集权的，而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中维持一种很高程度的中央集权，需要有一个较为发达而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和一支官吏队伍。
     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的科层化行政机构曾被誉为中国文明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不过，这样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和行政系统却是建立在分散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将国家的权力机关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就是士绅阶层。维持官府和士绅之间关系的纽带，不仅有他们之间在利益上的互相依赖，而且还有一套相当发达的制度化的机制--科举制。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官府与士绅在利益上又并非完全一致和互相依赖，利益的分配往往会导致两者的矛盾。一般地说，在正常情况下，双方所实现的势力均衡会有助于达成有关利益分配的默契，但在内外交迫，需要官府从社会中抽取更多资源的情况下，双方的关系就会紧张起来。一旦双方的势力均衡被打破，由利益的重新分配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就会加剧，这种均衡被打破的潜势实际上在19世纪上半期就已存在，而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就已相当明显了。
     其结果，是清政府已无力扑灭农民的造反运动，而不得不依靠士绅自己建立地方武装来与农民起义军作战。太平天国运动的被镇压，与其说是清政府的胜利，倒不如说是士绅对清政府和农民的双重胜利。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后，在士绅与清政府的对立中，前者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其中最明显的是士绅拥有了一支较为现代化的军队，而朝廷的军队则日甚一日地腐败和无能。
     与此同时，原来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也在明显松懈。有资料表明，在17世纪末的时候，中国当时人口总数大约为1500万，在19世纪中期增加了近两倍，达到4300万。但在同时，法定的政府公职的数额和科举的名额都没有随人口的增长而增长，这也就直接意味着士绅家庭成员获得功勋和官职的机会在相对缩小。
     到1905年，科举制被彻底废除。由于这种种原因，既有的制度吸纳这部分社会力量的能力下降了，而士绅阶层中的离心倾向却在日益增强。大量的资料表明，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士绅阶层在地方的起义和独立中曾起了重要的作用。从而人们也可以理解当时的清政府与其军队的关系。
     当然，如果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更早一点的时间，也许是一次新的改朝换代循环。但是，这一切恰恰发生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入20世纪，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已经进行了二三百年，其时已经在收获这种历史性变革所结出的果实。而且，与这种变革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都赋予这种文明以一种极强的辐射力。
     当时中国所面对的这种国际环境直接对中国的变革产生了下述影响：
     使内部危机与外部危机结合在一起，加上当时所面对的其他因素，使清政府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修复其机制，以应付内外急迫情况的压力骤然增加。这使清政府垮台的日子提前到来了。只要与历史上那些较重要的王朝作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清政府由盛转衰的过程是相当突然的。
     第二、在旧的制度框架内造成了最后埋葬这种制度的力量。
     这主要包括现代的工业企业家、商人和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特别在晚清末期，西方价值观念和学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派出的大量留学生在西方所受到的教育和熏陶，都有力地促进了这部分社会力量内部的价值整合，而各种商会特别是各省咨议局的设立，更为这部分力量的积聚创造了组织上的条件。
     第三、世界潮流的冲击，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为士绅对官府的反抗蒙上了新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使这种斗争能在新的共同象征符号下进行。最典型的就是作为原来清政府主要社会基础的士绅在与官府的对抗中采用了现代民主主义的旗帜，后面这两点不同程度地决定了20世纪初随中国已不再可能发生过去那种意义上的王朝更替。换言之，传统的君主统治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维持下去了。
     在一个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之中，往往会伴随着形成政权合法性基础的转换。但由于旧的合法性基础往往很快瓦解，而新的合法性基础却形成缓慢，便会出现合法性基础的断裂，或权威真空和权威危机。
     在清政府垮台后，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扰。不过，中国在当时所面临的权威危机要远远超过许多受同一问题困扰的其他国家。因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分化程度较低的整体性社会。
     在这种社会中，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是高度重叠的。在这中间，皇权既是权力中心、社会与治整合的中枢，又是主要的文化象征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心。
     在这种情况下，皇权的被推翻，意味着社会的权力中心、整合中枢、文化象征和资源分配中心同时呈现真空状态。正因为如此，中国在民国初年所面临的权威真空。是历史上很少见到的，其深度和广度甚至远远超过奥斯曼帝国分解后的土耳其。
     最后还不能不指出的是在帝国晚期整个政权机构所受到的深刻的损害。这种损害实际上从清帝国鼎盛的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如前所述，在清帝国最繁荣的日子里，其人口增长了两倍。但在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由于清政府一直奉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没有随人口的增长而增加。因此，在疆域不断扩大和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财政基础显得越来越虚弱。
     伴随财政虚弱而来的就是行政的虚弱。这突出表现在，在疆域扩大和人口增加的时候，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力量支持行政机构的扩大。这也是导致士绅力量不断加强，而政府日益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在中央权威不断丧失的情况下，清政府的统治者采取了强化专制型集权的作法，包括削弱地方的权力以加强中央的权力，削弱"外朝"的权力以强化"内朝"的权力等，但最后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同时，如同历史上其他行将灭亡的王朝一样，各种腐败现象在权力机构内部日趋普遍化和严重化。
     上述这三方面的情况，是辛亥革命后的任何一个政权都要面对的遗产。一个政权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就必须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提出有效的而又切实可行的方案。

     第四章、 中国人的民主追求与制度创新

第一节 民主与制度

　　1. 民主
     民主一词出自希腊语，其含义是"人民的统治"。毫无疑问，当林肯为民主一词下定义为"民治、民有、民享"时，他心中想到的就是这层意思。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从来不曾存在过这样一种制度。
     纯粹的民主意味着全体公民都有权参预每一项决策。但是，如果大家都热衷于参加决策，人们就没有时间做其它事情了，因而纯粹的民主只会引起全面的混乱。这种理想的民主形式只在小公社范围内，比如说在古希腊城邦和早期新英格的小镇里，大致实现过。然而，即使在这些城邦和小镇里，也仍有一部分人被剥夺了参加议事的权力：
     在新英格兰，妇女和无财产者是无权参预决策的；
     在古希腊的城邦中，奴隶和妇女也无权发表意见。
     在历史的实践中，我们把那些明白无误地承认政府的权力需经被统治者(民众)同意的国家称为民主国家。这些国家把定期在竞争者中挑选有一定任职期限的政府官员这一作法制度化了。
     它们实行的是代议民主制：由选民进行投票，选举产生其代表，再由这些代表负责做出政治决定。
     民主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十分重视个人选择的权力。这种选择权是享受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先决条件。
     代议民主制的历史较短、较为罕见并且有些势单力薄。
     这种代议民主制仅限于一些西欧国家以及它们的殖民地或是那些移植了其传统的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移植总是短命的。有许多国家，尤其是新近独立的几个非洲国家和一些东欧国家，还保持着已沦为装饰品的代议民主制。这些国家确实也实行选举制，但是，选举结果却是事先拟定的，因为是一党执政，人们别无选择。为什么要实行一党"民主"制呢?其根据是：因为党已经"了解了"人民群众的需要，或者说因为怕党内分歧会引起社会分裂。没有自由选举制度，这一诊断的正确与否当然也就无从验证。人们自始至终会怀疑：一个政党之所以不愿正视自由选举，恐怕是因为害怕自己会在选举中失败吧。
     2．实行民主制的先决条件
     民主制政府只有当几种基本条件大致齐备时，这一体制才有可能兴盛起来:
     1)高度发达的经济
     塞穆尔．马丁·李甫塞特(1959)细心研究了从四十八个国家中搜集来的资料。他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制的建立有着十分密切的交互关系。这种交互关系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有两个因素看来尤其重要。
     首先，经济发达的国家总是有一大批城市化的、有文化的和成熟的民众，这些民众期望或渴望参加政治活动。
     第二，经济发达的国家在政治上趋于稳定。广大中产阶级的存在可能是稳定性产生的根源。
     作为社会支柱的中产阶级反对一切政治动乱，
     而在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中大量存在的被压迫阶级也已经减少，因此，经济发达的国家可以让其公民自由地选择政治领袖而不必担心国家因意见分歧而产生混乱局面。
     在下层阶级人口较多的国家，如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国家，统治阶级则很可能对扩大民主权力持强硬的反对态度。
     2)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如果设立限制国家权力的机构，民主制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贯彻。
     限制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法律可以限制权力的施行范围，宪法允许人们对政府官员提出控告，报纸和其它新闻媒介则可以让人们自由地发表批评言论。简言之，非正式准则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于这些准则竟成为不容违犯的法规了。这些"行为细则"很容易被人忽视，但它们却是一切民主制的关键组成部分。
     3)无重大分歧
     一个在其基本的价值观念方面取得了一致看法的国家，以及一个现有制度得到广泛赞同的国家，最有可能建立民主制。
     明显的政治分野或分裂，有可能把国家分裂成为互不妥协的军事割局，而妥协正是贯彻民主制的关键。
     一个国家潜在的或实际的冲突越是激烈，要求政府强硬地遏制这类冲突的压力就越大。
     在严重割局的国家--如黎巴嫩的宗教分裂，南非的种族不合，以及玻利维亚的经济分裂--民主制度不是根本不存在，就是已经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之中。
     4)容忍不同政见
     能够容忍批评意见和不同意见，是民主制的基础。
     执政党必须遏制其想把自己的政策和民众的利益等同起来的欲望，否则它就会将反对意见视为不忠或背叛行为。
     对民主制构成的另一种危险是"多数人专制"。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时期都存在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情况，民主制的施行过程会导致少数民族成为永久的失败者。对于处在这一位置的人们来说，民主制不过是有其名无其实的装饰品而已。
     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应当承认在政治上比较弱小的少数民族所遭受的痛苦。如果政治过程中的失败者认为使他们失败的过程是不合法的，他们就有可能采取更过激的非法手段。
     5)获取消息的渠道畅通
     民主制要求其公民在了解情况时再作出选择。
     如果不让公民了解作出选择应当知道的情况，或者给他们提供了错误的、不真实的消息，那么，民主程序就成了虚设。
     新闻自由、公民言论自由和负责公共事务的人须讲真话，就显得十分重要。
     如果选举人和他们的代表均不清楚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民主地参预决策显然是行不通的。
     6)权力的分散
     权力分散以后，专制统治行不通了，这样民主制就可以得到巩固。
     分散权力的一个方法就是将权力扩散到政府的各个部门。美国宪法把权力分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方面，三者之间时常可以起有效的监督作用。例如，水门事件中行政权力的滥用就受到了另外两个权力分支的阻止和调查。
     分散权力的另一种作法是，把权力下放到地区和地方政府部门。此外，权力还可分散到政府部门以外的其它机构和组织中去。工会、公司、妇女联合会、教职工代表大会以及其它单位都拥有各种侧重点不尽相同的权力，这就提供了一个相互监督的平衡系统，以保证每个组织都不得无视其它组织的存在。
     3.制度
     任何一个社会，如果要生存下去并为其成员提供令人满意的生活，就必须满足某些基本的需要。
     例如，必须哺育培养儿童；必须保障文化知识代代相传；必须遵守和维护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念；必须维持社会秩序；必须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等。
     同时，社会成员又反过来创造出思想和行为模式，为解决以上这些不断提出的需要提供了适当的解决办法。我们把这些思想和行为模式称为制度。
     1）制度
     所谓制度，是指围绕某种社会基本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稳定的价值、规范、地位、角色和群体。
     家庭制度保障了对儿童的照顾和培养；
     教育制度负责向年轻一代传授文化知识；
     政治制度保障权利分配和维持社会秩序；
     经济制度负责提供商品和服务；
     宗教制度为人们提供了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用以加强这些价值观念的各种典礼仪式。
     这些主要制度内部又包含较小的单位。如棒球运动是体育制度内部的一种行为模式；医院是医疗制度的一部分；监狱是法律制度的一个方面等等。
     2）制度的特点
     保守是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
     社会行为模式只有在得到习俗和传统的支持、毫无疑问地被人们所接受时，才能制度化。
     人们容易厌恶乃至抵制对任何已经熟悉了的制度的攻击。(例如，假设提出消灭家庭；终止义务教育；以新的宗教取代现存宗教，人们可能产生的反应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这种抵制变化的倾向常常具有一定的功能，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但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冲突和变革时期，如果旧秩序已经变得过时、无效甚至暴虐，那么抵制变革只能导致社会功能失调。
     制度在社会结构内部的结合相当紧密，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
     我们在注意到，文化的不同方面在总体上趋向于和谐一致，否则，就会出现文化紧张，甚至文化分解。
     同样，为了避免出现过度结构紧张和社会分解，社会结构各个组成部分必须保持和谐。
     因此，社会主要制度趋向于坚持相似的价值观念和准则，表现一致的目标和重点，支持或惩罚相同的群体和利益集团。
     因为制度都具有共同的特点，所以每一种制度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缩影。
     制度的变化很少孤立进行，任何一种主要制度发生重大改革都可能伴随其它制度的变化。这是制度的第三个特点。
     经济制度的变化尤其如此，因为人们的生存方式对人们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几乎都会产生多种影响。因此，如果一个社会从乡村农业经济转为城市工业经济，就需要进行其他许多制度方面的调整以维护社会的一体化。
     3）政治与制度
     两千多年以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类是具有政治属性的动物。我们（人类）确实是政治动物，而且必须具备这一特性，因为政治是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产物。在所有的社会中，珍贵资源总是稀缺的，而政治最终决定"何人在何时如何得到何物"的过程。政治形势和政治行动的特点随社会，人群的更移变动而出现大的改变，但政治程序本身却是相同的。
     政体是制度化的体系，通过这一体系，某些个人或团体获得权力并对他人实施权力。现代社会是最高层次的权力--国家的政治化的过程。
     当代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马克斯·韦伯(1946)认为，国家就是一个成功地获得了对某一特定地域的垄断权力的机构。当然，国家可以将权力委托给另外一些代理机构，如地方政权、警察、军队等，但最终可以驱使这些机构运转的仍是国家。因此说，国家是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顺便提一下，"国家"并不等于"政府"。国家是抽象化的社会制度，政府则由一个个实体的人构成。无论何时，总是由这些实体的个人来行使国家的权力。
     政治同权力密切相关--谁掌握权力?怎样获得权力?如何运用权力?使用权力的目的是什么?
     马克斯·韦伯说，权力就是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其中包括在被控制者不情愿时统治他们的能力。即权力就是有效地参与决策过程的能力。
     因各种原因不能对决策过程施加影响的人就是没有权力的人。人们可以大张旗鼓地炫耀权力，也可以诡谲地使用权力，可以合法地使用权力，也可以非法地使用权力；可以正当地使用权力，也可以不正当地使用权力。
     权力的来源多种多样，诸如财产、地位、声望、数量、有影响的组织等都可产生权力。然而，权力归根结底是一种强迫他人服从的能力，在必要时，需要通过威吓或动用武力来达到使人服从的目的。

第二节、 中国人初识民主

　　1.中国古代的民主概念
     在不同国度、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
     中国古代典籍早就有"简代夏作民主"，"天惟时求民主"等等记载，但这里的民主只是指"民之主"。"民主"就是君主，就是帝王。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君主专制的国家形式历二千余年而不变，那时的中国人并不知道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为何物，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寄希望于明君、贤相、清官，憧憬着"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种假托孔子之口描述的"大同"之世，不仅在中国古代成为怀疑和非难封建专制主义的重要依据，而且在近代中国大放异彩，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仍将此作为否定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利器。
     2.近代中国人认识的民主
     近代意义上的"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人民"和"权力"的合成，意指"人民的权力"。
     列宁：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 。
     然而，和西方民主一开始就抽象地强调个人的权利与价值不同。
     近代中国人追求民主是以群体即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为起点和归宿的。 这是因为：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没有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就谈不上争取所谓的"人民的权力"。
     只有坚决地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侵略，实现民族的独立，只有推翻腐朽无能的封建主义政权，建立能够领导人民革旧图新的政权，才能赢得真正的民主。
     近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决定着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又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它只能是一个由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去探索去奋斗的艰难曲折的过程。
     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和追求是在谋求自强的过程中产生的，也是在西方侵略者的炮火震撼下开始的。因而，带有非常强烈"救亡"特点。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西之间第一次具有全面意义的较量和竞争，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政府竟然被远隔重洋的"英夷"打败，这一残酷的现实强烈地震撼了朝野上下，极大地刺激了不愿目睹祖国沉沦的忧时爱国之士。
     1）地主阶级改革派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情愫出发，以研究和介绍世界知识为发端，他们开始用审视的、批判的目光打量中国封建制度，认真地、冷静地了解和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此间思想界关心和议论的热点更多的是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和科学技术，但同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也开始了粗略和朦胧的认识，其代表人物就是魏源、徐继畬、梁廷枏三人。
     魏源在其代表作《海国图志》中，不仅以肯定的口吻介绍了英、美等国的民主制度，而且清楚地指出了中国与西方诸国在政治制度上的差别。在介绍英国议会--"巴厘满"制度时，魏源对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权力关系，议会制度的民主原则，上议院、下议院的权力界限，官员的黜陟及人民对政府的监督等都有大致准确的勾勒。
     他对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更是给予高度评价，赞扬美国四年一届的民选"总领"(即总统)，"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是为"公"；"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是为"周"。
     这种制度"可垂奕世而无弊"，"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
     对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的民主共和制，魏源以钦羡的口吻将之称为"西土之桃花源"。
     应该说，魏源不仅是近代中国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第一人，也是从中西政治制度的比较角度，称赞和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第一人。
     徐继畬是鸦片战争前后与外国人较多直接接触的沿海封疆大吏，他于1848年写成的《瀛环志略》一书，是中国人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知识和欧美民主制度的名著。
     此书对欧美民主议会制度，包括其形式、职能、议事程序，甚至州长、总统的选举投票方法，任期规定等均有较为详细和系统的介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徐氏对美国第一届总统华盛顿的历史功绩大加赞扬：他不仅"创古今未有之局"，居"泰西古今人物"之首；而且起事勇于陈胜、吴广，割据雄于曹操、刘备；"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被西方视为民主共和制度创始人的华盛顿，深刻影响了后来一代辛亥志士的思想与实践，徐继畬则是介绍华盛顿事迹于中国的第一人。
     梁廷枏的《海国四说》。
     《海国四说》包括《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粤道贡国说》、《兰伦偶说》、《合省国说》四种。
     其中《合省国说》为梁氏参考美国人《合省志略》一书，结合自己在粤海关等处搜集的有关美国资料编纂而成。
     与魏源、徐继畬著作相比较，《合省国说》不仅专门详细介绍了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且进一步注意到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根本区别，进一步从时空观念，民族特性等方面具体分析了美国之所以实行民主制的原因。有论者指出，梁廷枏不但知其然，而且努力知其所以然，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已经从一般了解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
     2）早期维新派
     19世纪60年代后，经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打击，尤其是经历了北京被攻陷的"庚申事变"后，清政府陷入内外交困的危机之中。
     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出发，一场以"自强"为目的，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登上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前台，直至1895年甲午战败，马关议和，洋务运动从"求强"到"求富"经历了30年的历史过程。
     早期维新派对西方民主的认识也在逐步地深入，从赞扬"君民不隔"，仿照"君民共主"，以至主张"开设议院"，学习西方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高。
     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通过沿用中国古代圣贤的术语和形式，冯桂芬发出了学习西方近代民主议会制度和言论自由的微弱呼声。
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重，一些有识之士对改革中国政治有了更为迫切的愿望，仿行西方"君民共主"成为此时民主思想的主流，其中郑观应和王韬的言论最具代表性。
     郑观应《易言》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君主立宪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
     王韬《重民》明确地指出了西方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三种政体的区别。
     19世纪80年代中期直至1895年甲午战争前，开设议院代替"君民共主"成为中国人追求民主的主流。
     1883年，崔国因《奏为国体不定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中，就向清政府直接提出将开设议院作为十强之策的关键，主张由王公大臣及民间推举之士分别组成上议院和下议院，以沟通上下之情，利于"人才辈出"及"增饷增兵之制"的落实。
     次年，两广总督、淮军重要将领张树声口授的《遗折》，也倾吐了开设议院的主张。
     同时，兵部尚书彭玉麟，出使大臣郭嵩焘也都语焉不详地赞同开设议院。值得注意的是，除上述几位官吏外，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汤震、邵作舟、黄遵宪、陈炽、宋恕、陈虬、何启、胡礼垣等都公开赞同设立议院，甚至具体到如何设立议院的办法。
     概括地说，他们设计的议院可分为两类：
     一种认为西方的议院制度虽然有种种好处，但在目前的中国难以实行，因而应当"变通之"，实行官办议院或半民选议院；
     另一种认为要使朝野上下一心，真正做到为政公平，应当实行民选议院，此与西方的议院已相当接近。除部分朝臣官吏、有识之士外，一般知识青年也都纷纷表示赞同开设议院。
     1893年，王韬主持下的上海格致书院，曾以"议院论"命题，组织学生撰文讨论，其中被评为最优的三篇文章均肯定开设议院是变法图强的重要措施，并批驳了反对设议院的种种论调。
     由此可知，甲午战争前，开设议院已成为倡言变法自强的人们的中心话题。
     3）戊戌维新派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直接刺激了维新人士将变法图存由坐而论道一变而为实践行动。
     是年4月，《马关条约》墨迹未干，维新领袖康有为即发动在京参加会试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此次"公车上书"，不仅明确提出了公举"议郎"，实现"君民共主"的立国自强大计，而且其行动本身即显示了一代维新志士在追求民主道路上的群体自觉。
     维新派对民主的议论和认识，已经开始从对西方国家的直接介绍上升到理论和逻辑的说明，此间中国民主思潮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民权思想的广泛宣传。
     康有为早在1885至1891年间写成的《实理公法全书》一稿中，就以"几何公理"的形式，充分肯定了天赋人权的思想。在康有为看来，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人有自主之权"则是"公法"；若"人不尽有自主之权"，则是根本违反"几何公理"的，也是不益于"人道"的。可以看出，康有为是以自己的语言将近代西方关于人的自然权利思想说成是人类永恒的普遍的真理，它实际上已经触及到西方民主的核心。
     与康有为相比，严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阐述更加鲜明准确，他将西方"天赋人权"的口号译之为"民之自由，天之所界，"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戊戌维新时期，严复在《原强》、《天演论》、《辟韩》、《论世变之亟》等译著中，一面猛烈抨击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一面宣传介绍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西学"，并重视启蒙，提出开民智、厚民力、明民德的教育任务，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正是由于有了民权、自由的思想观点，维新派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愈发觉得难以忍受。
     谭嗣同在其名著《仁学》中，以激愤的言词发出了"冲决网罗"的呼声，其中表露的正是追求民
     权和自由的内心。
     梁启超则从"公"和"私"立论，抨击专制倡言民权。梁氏认为，所谓"公"，就是像西方国家那样，"人人有自由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所谓"私"，就是"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如此"一人而夺众人之权"，则必然导致政权的灭亡。这里，梁启超已经多少触及到专制制度腐朽无望的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戊戌维新志士在极力宣传民权思想的同时，还提出了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政治主张，康有为在其《上清帝第四书》中，就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他还向光绪皇帝专上《请定立宪开国会折》，认为只要“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决定了他们
     不可能同君权政治的传统彻底决裂，他们把变法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光绪皇帝，变法也只能是利用君权对现有政治制度进行的有限的改革；
     封建保守势力的百般阻挠，变法中维新与守旧的直接利益冲突，又不能不使他们注重策略而改变和调整"变法"的内容。
     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的政治改革主张已有明显后退，康氏已缄口不言。对于议院、国会、宪法，光绪的变法诏书中对此也未有涉及，反而康有为一再劝说提醒皇帝对此不可操之过急，康有为在专门进呈光绪的《日本变政考》所加按语中写道："日本亦至二十年始开议院，吾今于国会，尚非其时也。"原因就在于"民智不开，遽用民权，举国聋瞽，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
     不仅如此，当百日维新已开始一个多月后，他还在《国闻报》上特意发表《答人论议院书》，公开表示反对设议院、兴民权"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有论者指出，维新派在变法前后关于民权、平等、自由的宣传，是一次真正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运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但是，除了思想影响之外，它并未留下什么实际的成果。"就民主化进程来说，戊戌时期基本上仍属于思想领域，或者说正在试探着从思想迈向行动。"这种概括可谓中肯。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正像追求其他新事物一样，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是思想先于行动。从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有识之士从了解和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观念开始；进而羡慕赞"君民不隔"，主张"君民共主"开设议院；进而呼唤民权，倡言自由；表现的是中国人追求民主的急迫之情，其思想启蒙的作用不可低估。然而，初识民主，不仅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偏差和缺陷，更有与封建传统难以割断的历史局限。从魏源、徐继畬、梁廷枏、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直到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他们对西方民主的认识以及对民权思想的宣传，无一不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出发，戊戌维新也仅是将其实践限制在君权的范围之内。近代中国将民主思想转变为政治实践，真正的民主政治运动正式形成是在风云际会的20世纪初年。

第三节、"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实践

   　 20世纪初年是中国民主政治运动历程中的一个特殊年代。在纷纭复杂，风潮激荡的时局中，出现了清政府的"新政"，立宪派的立宪运动和革命派的民主革命三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和政治活动。
     颁布新法，集会请愿，论辩驳难，武装对抗，三方都在为实现自己设计的政治目标而各尽所能。
     历史最终做出了选择：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政府，成立中华民国，将近代中国民主政治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对清政府统治者来说具有切肤之痛的震撼。
     社会各阶层普遍感到了政府之无能和无可救药。
     下层群众以"民变"的形式发泄着对现实的严重不满；
     上层社会也渐有改弦更张，变法以存的异调和要求；
     西方列强则进一步逼迫清政府"更新"内政，清政府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已成大势所趋。
     1900年1月，就在慈禧太后捕杀维新志士的戊戌政变两年又四个月之后，也是在联军陷京，政府"搬迁"的西安途中。
     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声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这一变法宗旨，实质就是要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在有限的范围内进"改革"。具体到政治体制的改革，新政初期，也只不过是整饬吏治，裁汰、合并中央和地方若干旧有机构而已，这样的"改革"甚至连统治阶级内部的开明人士也感到难以满足。
     1．立宪派与君主立宪
     1）立宪派的立宪运动
     立宪派与戊戌时期的维新派一脉相承，最早鼓吹立宪的也是原来的维新派人士。
     早在1901年春，梁启超即发表《立宪法议》，正式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
     少数工商界人士及出使官员如张謇、李盛铎等人也开始公开建议实行宪政。
     1905年日俄战争的结局给立宪派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借鉴。
     在他们看来，日本之所以战胜俄国，是日本的君主立宪胜于俄国的君主专制。
     是年7月，袁世凯、张之洞、周馥三大臣联名奏请于12年后实行立宪政体，慈禧太后权衡得失，即派载泽、戴鸿慈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决定预备立宪。1906年9月1日，清政府正式发布了以"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为主调的"仿行宪政"谕旨。
     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表示，不仅使立宪派人士欣喜若狂，而且使立宪运动迅速高涨起来。1906年底，张謇、汤寿潜、郑孝胥等联合苏、浙、闽三省商学两界二百余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
     随后，湖北、湖南、吉林、广东等地也相继成立了旨在立宪的政治团体；远在海外的康有为，于1907年令海外的保皇会一律改名为"国民宪政会"；梁启超则在日本东京组织了具有政党规模的政闻社，公开登台演说，宣传立宪。
     自1907年秋开始，立宪派先后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不断给清政府施加压力，以期尽快实现其立宪的政治目标。清政府则利用不同的时机，一面作点表面文章拉拢利用立宪派，一面又严厉呵斥愚弄立宪派，最终使立宪运动归于破产。
     2）对君主立宪制的"误读"
     由于中国缺乏内源性的制度变革驱动因素，也就是说，在中国缺乏西方布尔乔亚与市民社会这些促成立宪政治的社会条件的情况下，这种"制度决定论"的简单的和片面的乐观主义，具有积极促进变革的刺激力量。因为它可以刺激后进国家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产生一种乐观的进取心与亢奋心。
     乐观的进取、亢奋与制度引入
     人们以为，只要在中国引入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就会在中国的土地上无条件地产生西方社会同样的效能。
     这种简单的直线的思维，使他们产生一种乐观的看法，似乎中国只要有了泰西的议会政治，中国的富强就指日可待，中国的民族危机就会消弥。这种心理上的"欣快感"，使他们在中国社会内部尚没有产生承受西方立宪政治的经济、文化与社会条件以前，就"早熟"地进入了对一种更为先进的政治制度的向往的思想状态中。
     例如，在郑观应看来，既"蕞尔三岛"的英国，由于设立了议院，而能威行四海，卓然为欧西首国，那么，如果中国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
     换言之，尽管中国当时远不具有实行立宪政治所应具备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条件，但是，制度决定论式的对立宪政治的简单化的理解乃至误读，却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刺激作用，产生一种向上的激情，一种克服数千年来习以为常的政治"常规"与文化惰性的思想冲动，产生一种对自己并不真正理解却充满期待的美好事物的模糊的欣快感。
     由于它给人们带来一种与现实政治对比而产生的心理落差，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现实的批判意识与挑战意识，它也就会促使人们从全新的角度，来批判地认识自己的过去，并重新认识中国应该选择的前程。而所有这种种向上的动力，却来源"中国式"的对西方立宪政治的读解。历史与逻辑就是如此的矛盾。
     从逻辑上来看，某些看来属于错谬的东西，在历史上又往往充任了进步的"荷尔蒙"。
     人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决定论的过于"早熟"的立宪观，如果只有经济条件成熟到与西方社会相近时，才能"水到渠成"地出现以市场经济契约为基础的原生态的立宪主义思想，那么，改变现实的动力，将可能陷入一种"低水平循环"的陷阱之中。更为具体地说，对于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而言，作为立宪政治的基础的近代市场化经济的长入与充分发展，又必须以思想与价值观念层面以及社会政治层面的巨大冲击与变动作为前提条件。
     因此，如果没有思想精神方面的冲动力，就难以产生改变现状、发展经济的契机与动力，而没有这种动力与契机，也就是说没有使立宪政治得以实现的那一系列社会与经济条件，这样，整个社会仍然可能如过去世代一样的死水一潭。
     文化误读的制度决定论立宪观的消极方面
     人们不应过高地估计这种毕竟建立在文化误读基础上的制度决定论的立宪观的历史作用。这种思维方式的消极方面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制度决定论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人们对于某种效能的渴求(例如克服民族危机或富国强兵等等)越是强烈，人们也就越发向往迅速地建立那种被认为可以产生该种效能的制度。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的民族危机感越是强烈，他们实现立宪政治的要求也就越加强烈。在他们看来，只有立宪才能拯救中国，中国既然业已陷入深重的危机，只有立即采取立宪政体，才有希望摆脱危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近代的立宪政治史就具有这样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立宪思潮将随着内忧外患的深化，随着民族危机的尖锐化，而不断地走向激进化。这正是形成中国改革过程中的激进主义思潮的一种根源。
     其次，制度决定论的立宪观，又具有引发失范和整合性危机的盲目性。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变迁的一些学者曾分析了传统集权体制条件下嫁接西方立宪政治的困难。
     他们指出，一种新的立法制度能否在新兴国家中顺利地建立并发挥作用，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它是持续或发展了原有的制度，还是仅仅从宗主国家输入的外来制度。这种差别关系到立法者在公众中的合法性，以及这种立法变动与传统的信念、价值与习俗的相容性。
    在前一种情况下，立法变革较为容易取得成功，因为社会成员更容易理解在这种与传统保持着某种连续性的新体制中如何行事，这就使得公开的冲突与政治机能上的严重的断裂可能减少到最低程度。
     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新制度将会是十分脆弱无力的，并很容易在排外的民族主义的浪潮中被当作"外来物"而扫除掉。这一分析有助于解释立宪政治何以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遭到失败。
     典型的立宪政治，是西方市场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当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把它当作寻求富强的工具而从西方嫁接到中国社会中来时，这种制度与传统社会结构几乎没有任何同构点，它与传统的政治文化(包括人们的信念、价值与习俗)和政治体制没有相容性和结合点。人们并不知道在这种制度下如何行事，也没有共同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可供遵循。
     对于日俄战争以后的中国人来说，受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危机感越是强烈，他们也就越是向往某种被他们认为具有消弥危机"功效"的西方制度，其心态也就会越发激进，其结果则会是越发脱离实际。
     中国此后所面临的问题将是这样的：在旧体制尚来不及进行适应现代化挑战的转型以前，在传统的权威基础对社会转型的整合功能尚没有有效形成以前，这些旧物便将因为这种基于制度决定论的激进政治选择而急剧崩解。然而，那些仿效西方的新体制，却由于缺乏和适当的经济与社会条件的配合，而同样无法取得整合社会的成效。
     于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就有可能在严复所说的"新者未得，旧者已亡"的困境中陷入空前的失范状态。制度决定论所引发的社会失范，正是中国早期现代化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与矛盾之-。
     2.革命派的民主革命
     与立宪运动旨趣截然相反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毅然主张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推翻封建专制的清政府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真正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
     1）革命派的民主理论认识
     早在1894年11月，在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章程所附入会誓词中，孙中山即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里的"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国为模式的民主共和政府。
     此后，在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他又不断地阐述、完善这一纲领。
     1903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对华侨演说时更明确讲道："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1905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仿照西方民主国家三权分立的形式，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将"建立民国"作为革命政纲之一。至此，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正式确立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共同奋斗的目标。
     次年，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一文中，更为明确了革命的民主性质。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如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等都投入到批判专制，宣传民主的活动中。
     "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的《革命军》，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被人誉为近代中国的"人权宣言"。
     2)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一往无前之气势推翻了清政府，革了数千年帝政之命。20世纪初年的中国历史最终在"新政"、立宪和革命之间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在武昌起义和各地响应的形势下，1912年元旦，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在南京举行隆重的就职仪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宣告成立。
     南京临时政府甫告成立，即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以实现其扫除封建专制主义余毒，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的革命目标。
     政治方面：要求全国统一，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根据自由、平等和主权在民的原则，宣布人民具有选举、参政、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等权利；解放"胥户"、"惰民"等所谓的"贱民"，允许他们享有一切公民的权利；革除官厅封建陋习，规定无论官阶大小，均穿同样制服，领取相等津贴；革除具有封建等级色彩的"大人"、"老爷"之类称呼，代之以"先生"、"君"之类的平等称谓；公开宣布妇女可享受同男子一样的政治权利。
     社会改革方面：禁止种植罂粟和吸食鸦片；禁止蓄辫、缠足、赌博等恶习；废除跪拜礼，代之以鞠躬；
     教育方面：旧式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堂长改称校长；废除宣扬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式教科书；新编体现民主共和宗旨的新式教科书，禁止小学读经，允许男女同校；教育总长蔡元培还专门写了《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将清政府学部提出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方针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
    法律方面：禁止使用《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等典籍；命令各级官厅焚毁刑具，停止刑讯。临时政府发布的此类政令，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不仅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极大冲击，而且对民主思想的宣传和普及产生了实际的社会效果。
     3)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
     南京临时政府执政期间，还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它以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形式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国家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
     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即政府采取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和内阁责任制；
     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人民享有人身、财产、营业、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居住、信仰、请愿、讼诉、应考、选举及被选举等各"自由权"；
     人民负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
     《临时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宣告了民主共和原则的正义性和中华民国的合法性，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南京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性质。
     不仅如此，《临时约法》还在以后的一个时期内被人们视为民国的象征，成为反对帝制复辟的法律依据。
     4）民主共和观念的扩展深入
     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的观念逐渐深入民心、深入社会。
     以"民主"、"共和"命名的政党，犹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
     旨在倡言民主的《民主》、《民声》、《民视》等各种报纸杂志似雪片飞向城镇乡村；
     教育界"学校禁读经书，私家如有私授经者，官吏至加以刑罚"。
     上海江南制造局工人还以 《临时约法》中关于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之条款为法律依据，迫使当局承认工人团体的合法性；
     禁止缠足，提倡"天足"，妇女从香闺绣榻走向社会，甚至组织团体、参政议政；
     社会风尚改革中，剪辫易服、确认阳历、破除迷信、禁止烟赌、改变称谓、废止跪拜、婚姻自由、改良戏剧┅┅
     无不反映着辛亥之后民主共和的浓厚社会氛围。

第四节、新理论的探索与追求

  　  辛亥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政府，建立了民国，而革命胜利的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
     1社会失范
     失范：所谓社会失范是指社会规范在某些方面和程度上的模糊、混乱
     和趋于多元化的现象。
     在转型社会中，社会结构在不断加速分化，使旧有的社会规范不断受
     到冲击而逐渐瓦解，而新的社会规范体系的建立有待于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而在结构分化到重新整合之间的过渡时期，必然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失范。
     这种社会失范又经常由于转型时期社会化的程序被打乱、力量被削弱而加剧。
     革命派不甘心接受这样的现实，野心家也并不满足这样的结果，于是出现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新旧"反复"和"羼杂"的两种特别现象：
     "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开始于清末的民主与专制之争注定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开新的搏斗。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为了保护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挽救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先后进行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结果不仅屡起屡败，而且每况愈下。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心情十分沉痛，他"痛心疾首"地回顾辛亥以来七年的历史说：
     失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