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翅木的作用和功效:中国通史（教案三）

第七节 宋辽夏金时期的文化

　    一、哲学思想
     　　宋学 汉代以来，注重儒经注疏、章句训诂长期占据儒学的主导地位。入宋后，儒学发生变革，开创了融合佛、道思想，具有思辩哲学的新儒家学说。被后世称为"宋学"。
     北宋时期，宋学先驱者为胡瑗、孙复、石介所谓"三先生"。以后，李觏、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及司马光等人都提倡新说，推动了宋学的发展。特别是王安石的"荆公新学"，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理学最初是宋学中的一支，因突出围绕"理"的范畴讨论，而被称为理学，后又称"道学"。至南宋时期，理学逐渐兴盛。
     理学的鼻祖为北宋中叶的周敦颐。其代表作是《太极图说》。
     程颢、程颐兄弟对理学的发展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二程思想的核心是"理"或"天理"。其主张主要为：第一，理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是永恒存在的；第二，理不仅是自然界的，也是社会的最高原则。三纲五常就是"理"的体现；第三，理先于气（事物）而存在，理是第一性的，等等。他们还提出"灭私欲，则天理明"的命题。其著述有《二程遗书》传世。
     张载也是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但他的思想和程朱学派有很大的不同。张载特别强调"气"，认为气是万物的本源，一切存在都是由物质性的气构成的。因此，张载的学说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其代表作有《正蒙》等。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思想，并利用了北宋张载关于"气"的学说，建立了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是孔子以后在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其著述有《晦庵文集》及《朱子语类》等。
     南宋时，著名理学家还有陆九渊。陆九渊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禅宗思想结合起来，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题，认为"心"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他认为伦理纲常是人所固有的本心，所以主张"存心"、"去欲"的德道修养方法。
     南宋反理学思想家　在南宋，与理学展开针锋相对斗争的有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他们都反对空谈义理性命，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史学
     《资治通鉴》　是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历时十九年之久，主持编撰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全书共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后周显德六年（959年）。《资治通鉴》取材丰富，考证详密，史料的真实性胜过许多正史。但该书的目的在于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经验及教训，所以大部分篇幅与历代治乱成败有关，而较少记载经济、文化等方面内容。
     《通志》 是南宋史家郑樵撰写的史书，共200卷。其主要贡献在二十略，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等五略为旧史所无。而记述历代君臣事迹的本纪列传多抄录旧史，价值不大。
     《通鉴纪事本末》 是南宋史家袁枢编著的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以往的编年和纪传二体史书，各有缺点，给读者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袁枢借鉴编年和纪传二体各自的优点，对《通鉴》进行改编，列239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每事自为起迄，故名"纪事本末"。
     其它重要史学成就 两宋私家修史之风很盛，其中突出的成就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今本520卷。该书取材广博，考论详悉，专记北宋九朝史事，是研究北宋历史的重要著作；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专记宋高宗一朝史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40卷，专记南宋前期的典章制度；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250卷，专记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和战诸事，史料价值很高。
     志书与金石学　两宋时期，志书成就颇大。其中突出的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全国性的志书；范成大的《吴郡志》，梁克家、陈傅良的《淳熙三山志》，施宿的《嘉泰会稽志》二十卷，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等地方性志书。此外，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专记北宋开封城的情况；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梁录》，专记南宋杭州的状况，也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两宋时期还产生了金石学。主要著作有：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洪遵的《泉志》以及洪适的《隶释》等。
     大型类书　北宋编纂的大型类书，主要有《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号称四大类书。南宋时，王应麟编纂的《玉海》则较为突出。
   　 三、文学艺术
   　宋词　两宋时期，文学的主流是新兴的词。在宋代，由于封建租佃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源于民间的词遂占据了文坛的统治地位。宋代词人很多，创作的作品数量巨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有：
　　柳永，是北宋词坛上影响最大的词人之一。其作品具有浓厚的市民气息，风行一时。
　　苏轼，既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他的词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和雄浑博大的意境，表现出豪迈奔放的精神追求。
     李清照，是南宋初年著名的女词人。她的词以委婉含蓄、风格清新著称，为婉约派的代表。
     陆游，是南宋著名的诗人和词人，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志士。他的作品充满了壮志未酬的悲愤情绪，对统治者的屈辱政策及百姓的生活疾苦都有深刻的描写。
     辛弃疾，也是南宋著名的爱国志士和开一代词风的杰出词人。他继承和发展了苏词的豪放风格，吸取了丰富的民间语言，笔力雄健，风格多样，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话本小说　在宋代，随着城市的日趋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娱乐生活需求的"话本"有突出的发展。宋代话本的内容，包括说经、讲史及小说，其中以小说影响最大。
     流传至今的宋代话本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以及《京本通俗小说》等。话本对元明时期章回小说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戏曲　宋金时期，戏剧艺术也相当盛行。从出土的金代戏剧壁画和戏台模型来看，当时的戏剧已成为成熟的舞台艺术。宋代也流行傀儡戏、皮影戏和杂剧。其中从唐代参军戏发展来的杂剧，角色增加，情节更为复杂。　
     宋代还有用许多首曲词前后连贯合叙一事的歌舞剧曲，已经具有了后代戏剧的雏形，也是金元时期套数杂剧的前身。在宋代，南方各地则流行着各种唱法的地方戏，总称"南戏"。
     在金统治区域内流行的是以讲唱为主的一种戏曲，称诸宫调。它不只用同一宫调中许多不同的曲调组成套数，而且许多不同宫调、套数编缀成一个长篇故事。
     绘画　北宋时期，绘画成就巨大。北宋的李成、范宽、郭熙、米芾和米友仁父子，以及南宋的李唐、马远、夏珪等人，都是闻名于史的画家。他们的作品各具特色，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宋徽宗虽是一个昏庸君主，但酷爱书画。他的作品以花鸟画为上。其瘦金体书法也独具一格。
     北宋的李公麟，以画马和画宗教人物故事闻名。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宋代风俗画的杰出代表。南宋时期，成就较大的画家有李嵩、刘松年等人。
     四、科学技术
     活字印刷术　北宋庆历年间，布衣毕昇在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毕昇的这种发明，在印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火药及火器的应用　两宋时期，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北宋时，官方有专门制造火药和火器的手工业作坊。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更有大量世界上最早的火药配方和工艺程序的记载。
     北宋时，已经可以制造燃烧性和爆炸性的火器。到南宋，更发明了管状火器，并应用于对蒙古军的作战之中。这是世界上枪炮的鼻祖。
     指南针应用的广泛　两宋时期，指南针的应用相当普遍，已掌握了用天然磁体进行人工磁化的技术。此外，在指南针的装置上也有很大的改进。著名学者沈括还最早发现了地磁偏角的现象。
     在宋代，指南针也已经应用于航海之中，对远洋航海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建筑技术的进步　宋辽夏金时期，在建筑技术方面也有较大的成就。北宋李诫编写的《营造法式》，就是这一时期建筑技术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文献。
     建于宋代的开封铁塔、金代的北京卢沟桥等，都是当时建筑的杰作。
     医学的进步　宋初编修的《开宝本草》比《唐本草》增加新药一百多种；北宋末年编印的《政和经史证类本草》，更新增药品达六百数十种。
     南宋人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系统地论述了检验尸体的各种方法，是世界上第一部司法检验专著，对后世法医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北宋针灸学家王惟一统一了针灸穴位，用铜铸成人体模型，刻划经穴，标注名称；同时写成《新铸铜人俞穴针灸图经》，使学习针灸者能正确掌握俞穴部位。
     天文学及数学成就　北宋天文学家苏颂和韩公廉等人，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座结构复杂、自动运转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并配合写成了详细的《新仪象法要》，记述了水运仪象台的全部结构。反映了当时天文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高度成就。
     南宋著名数学家秦九韶在著作《数书九章》中，记有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和联立一次同余式的解法（当时叫做"大衍求一术"），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这一解法的人。
     沈括与《梦溪笔谈》　沈括是北宋时期著名的科学家。沈括的著作多已失传，在保存下来的他的名著《梦溪笔谈》（30卷）中，记述了北宋及其以前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内容涉及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气象、医药和工程技术等广泛的领域。
     沈括曾支持天文家卫朴编修了先进的《奉元历》。他还提出了实行二十四节气和十二个月份完全统一起来的历法，以适于农业生产的需要。沈括的科学成就，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显著的位置。

     第十七章　元朝（1271年－1368年）

    　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随后，蒙古先后发动三次西征，并陆续对西夏、金朝及南宋发动战争。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建立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到1279年，元朝最终完成统一。1368年，元朝被明军灭亡。

第一节　蒙古的崛起与元朝的统一

　　一、蒙古的崛起及建国
     蒙古部很早已出现，为东胡的一支。唐朝时被称为"蒙兀室韦"。12世纪初，成吉思汗曾祖合不勒统一尼伦部，形成了蒙古部集团。在１２世纪末，漠北高原上形成了蒙古、塔塔儿、克烈、蔑儿乞和乃蛮等强大的部落，但都受到金朝的统治。
     随着蒙古奴隶主和奴隶两大对立阶级的出现，奴隶制政权也随着产生。以后，蒙古社会开始向封建制过渡，产生了封建领主和牧奴阶级。
     铁木真顺应了民族发展和统一的形势，先后征服了各部，统一了蒙古高原。于是"蒙古"成为大漠南北地区的统称。1206年，蒙古各部在斡难河（今蒙古国境内鄂嫩河）畔召开了忽里勒台，铁木真被推为全蒙古的大汗，即"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建国后，建立了领户分封制和怯薛制等一套政治、军事制度。同时，又制定了法典，创造了畏兀体蒙古文，还确立了萨蛮教的国教地位等等。
     二、蒙古灭夏、金的战争
     南下战争　1205年、1207年和1209年，蒙古大军不断对西夏发起进攻，迫使西夏订立城下之盟。
     从1211年春开始，成吉思汗不断进兵金朝。1214年春，金宣宗被迫求和。不久，金朝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此后，成吉思汗任命木华黎为国王，负责对新占领区的统治。
     灭西夏 1226年秋，成吉思汗又发动了对西夏的战争。1227年，西夏灭亡。
     蒙、宋灭金 成吉思汗死后，幼子拖雷监国。次年，窝阔台为大汗，他积极与南宋联系联合攻金。1234年，蒙、宋联军合攻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金哀宗自杀，金朝灭亡。
     三、蒙古的三次西征
     成吉思汗西征 1218年，成吉思汗派军首先征服西辽。
     从1219年开始，成吉思汗率军攻入花剌子模，随后占领了整个中亚地区。成吉思汗又派偏师进入今俄罗斯境内，歼灭南俄联军。不久，远征军回撤。
     成吉思汗把占领地区分封给自己三子。长子术赤封于钦察、花剌子模及康里国故地；次子察合台封于西辽及畏兀故地；三子窝阔台封于乃蛮故地。幼子拖雷在成吉思汗死后获得蒙古本部地区。
     拔都西征 1236年，术赤之子拔都率军开始了第二次西征。蒙古军横扫今东欧地区，占领了俄罗斯的广大领土。1242年，蒙古大军班师。但拔都率本部留在钦察草原，建立了钦察汗国。俄罗斯史籍称之为金帐汗国。
     旭烈兀西征 1252年，旭烈兀率军第三次西征。蒙古军征服了今伊朗、伊拉克及叙利亚等地。后在埃及军的反攻下，蒙古军退出叙利亚。但旭烈兀却留在新征服地区，建立了伊利汗国。
     经过三次西征，出现了钦察、察合台、窝阔台和伊利等四大汗国。四大汗国与中央保持藩属关系。
     四、元朝的建立和灭宋战争
     蒙古军的继续南下 蒙古联合南宋灭金后，又发动了对南宋的长期战争。
     蒙哥汗时期，对南宋展开了激烈的战争。忽必烈率军消灭大理政权，从南面对宋构成威胁。蒙哥率军攻入四川后，遭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抗击。1259年，蒙哥被宋军炮石射中，死于军中。
     元朝的建立 蒙哥汗死后，忽必烈急于争夺汗位，遂与南宋权相贾似道达成议和条件。
     1260年三月，忽必烈即大汗之位。忽必烈凭借汉族地主阶级和一部分蒙古贵族的支持，于1264年击败了对手阿里不哥，夺得了最高统治权。
     1264年，忽必烈建都燕京，改年号为至元。1271年，忽必烈依照汉族的传统，改国号为大元，又营建大都为国都。
     攻陷临安 1267年冬，元军围攻襄阳和樊城（在今湖北襄樊）。1273年，元军先攻陷樊城。不久，襄阳守将投降。随后，元丞相伯颜督率大军沿江东下，南宋守将或败或降。1275年，贾似道被迫出兵应战，但很快溃败。1276年二月，元军占领临安，俘南宋恭帝、太后及官吏等北上。
     文天祥等人的反抗斗争 元军迫近临安时，文天祥组织民兵增援。1276年，文天祥从元军押解下逃脱后，与张世杰、陆秀夫等拥立益王赵昰为帝。赵昰死后，又拥立卫王赵昺，继续抗战。1278年底，文天祥兵败被俘。文天祥被囚于大都三年之久，拒绝了元朝的诱降，后从容就义。
     在元将张弘范的追击下，1279年二月，陆秀夫背着赵昺投海而死。南宋灭亡。

第二节 元代的政治

    　一、汉化政策和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
     元朝建立后，元世祖忽必烈顺应形势的发展，实行汉化政策，接受了先进的封建统治制度。
     元代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分别负责行政、军事和监察。在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元朝时，全国共设十个行省，另有中书省直辖的“腹里”。行省制的确立，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元世祖在军事上实行军民分治的政策，使军职不得干预民事。元朝军队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等。
     元朝建立后，还陆续编修了《至元新格》、《大元通制》等法典，沿袭了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
     二、双重民族政策
     元朝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统治特权，削弱各族的反抗，采取了分化的民族压迫政策。元朝把全国人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四等人在政治、法律和经济上的地位，都有不同的规定，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成分。如地方机构中的达鲁花赤掌握实权，而此职只能由蒙古人担任。
     元朝在实行民族歧视、压迫政策的同时，又对各族上层进行了拉拢和联合，甚至给予他们许多特权，以扩大蒙古贵族的统治基础。
     元朝的双重民族政策，体现出其政权是以蒙古贵族为核心、包括各族上层在内的封建统治阶级联合专政。
     三、平定诸王叛乱
     元朝时期，西北发生了窝阔台汗后裔海都、察合台汗后裔笃哇等叛乱，东北地区也出现了诸王后裔的叛乱。元世祖曾多次亲率大军出征，到元成宗时，最终平定了叛乱势力，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局面。元朝在平叛后，还设置辽阳行省，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管理。
     四、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
     元中央在边疆地区设立的行政组织　元朝时期，喇嘛教萨迦派领袖代表西藏地方同蒙古建立了宗藩关系，西藏正式划归中央版图。元世祖忽必烈封萨迦派领袖八思巴为国师，又任命为总制院（后更名宣政院）长官，"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元政府还在西藏设立地方机构，并征收赋税、屯戍军队及设置驿站。西藏遂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地方区域。
     元朝在云南设置了行省以及路、府、州、县。从此，云南和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
     元代时，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澎湖与台湾，巡检司隶属泉州晋江县（今属福建）。这也是中央政府在台湾地区正式建立的行政机构。
     驿站、急递铺 在元代，驿站制度极为发达。以大都为中心的驿道，四通八达。同时，还有与驿站并存的急递铺，是专门传递紧急文书的机构。
     元代的驿传制度对当时的俄罗斯、波斯以及中亚、西亚诸国都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五、元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
     理财之争 元世祖时，阿合马因善于理财而受到重用。但他与太子真金及其他大臣发生矛盾。至元十九年（1282年），阿合马被刺杀。以后，卢世荣、桑哥也先后理财，但最终都被杀。
     皇位之争 元朝时期，皇位之争异常激烈。从元世祖死，到元顺帝即位的四十年间，更换了十个皇帝。围绕着皇权的角逐，也展开了官僚之间的斗争。
     元世祖以后，元成宗在位13年，政治较为平稳。此后，开始了皇位之争。元英宗时期，皇权之争与权臣派系之争非常激烈，政局动荡。最终权臣铁失发动"南坡之变"，刺杀元英宗，拥立泰定帝。泰定帝之后，五年之间，换了五个皇帝。1333年，权臣燕铁木儿立妥懽帖睦儿为帝，是为元朝末代君主--顺帝。

第三节 元代的经济

    　一、农业生产和赋役制度
     农业的恢复及发展 由于长期的战争，使得北方人口下降，农田大量荒废为牧场。在内地先进农业经济的影响下，元朝统治者逐渐放弃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实"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
     忽必烈在位期间，先设立劝农司，后又更名为司农司、大司农司，派出许多劝农使分赴各地整顿农桑。元政府又将《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各路。
     元朝推行了军屯、民屯及军民和屯等屯田措施。此外，还采取了兴修水利等其它许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于是，各地的农业生产逐渐获得恢复和发展。元代棉花种植的逐渐推广，是农业生产上的一项重要成就。
     土地关系 在土地占有关系上，元代基本上沿袭辽金及南宋的传统，佃户从事生产的租佃关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元朝，佃户的地位又有所下降。
     元代还存在着落后的驱口。他们另有户籍，称驱户、驱丁。非经放良或赎买，不能改籍。驱口作为奴隶制的残余形态，直到元朝灭亡才消失。
     在元朝，土地兼并的趋势继续发展。随着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社会危机迅速加深。
     赋役制度 元代的赋税制度，主要有税粮和科差两项。税粮南北不同，北方分为丁税、地税；南方则沿袭宋代旧制，按地亩征收两税。科差行于北方者，包括丝料、包银和俸钞三项。南方科差则有户钞、包银。
     元朝差役，按里甲户等编派，如坊正、里正、仓官及库子等。又有修城、开河、筑堤、运输等力役。元朝差役极为繁重，给劳动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二、手工业生产
     官营手工业和匠户 元的官营手工业作坊，生产规模都很大，内部分工更细。官营手工作坊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统治者。
     元朝实行匠户制度。工匠另编户籍，称为匠户。元代匠户分为军匠、系官人匠。此外，还有投下匠户。匠户职业世袭，非经放免，不能脱籍。
     技术的进步 元代棉纺织业取得了突出的发展。在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的推动下，松江乌泥泾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同时，丝织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其中如杭州等地的私营丝织业作坊，在元朝后期达到较大的规模。
     元代的制瓷业有新的发展。景德镇是全国最大的制瓷中心，产品精美，其中的青花瓷最为著名。其余如龙泉窑、钧窑、定窑等，都继续得到发展，产品远销海内外。
     此外，元代的矿冶、造船以及印刷等行业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三、商业的发展
     城市的繁荣 元朝的大都，不仅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而且是当时国际上著名的大都市，吸引了东西方很多国家的商队和使团。
     其它重要城市，多集中在水、陆交通沿线，其中运河和长江沿岸的商业城市进一步发展起来，如扬州（今属江苏）、集庆（治所在今江苏南京）、平江（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及杭州（今属浙江）等。此外，沿海的广州（今属广东）、泉州（今属福建）、福州（今属福建）、温州（今属浙江）及庆元（治所在今浙江宁波）等，都是重要的外贸港口。
     专卖制度 元代沿袭前代的专卖制度，从盐、茶、酒、醋到农具、竹木，无不列入专卖范围。其中最重要的则是盐。元政府也设立市舶提举司，严密控制海外贸易。
     钞币的流通 元世祖时，先后发行了中统元宝钞和至元钞。以后，几代元政府曾变更钞法，并铸造过铜钱，但都行之不久。元末，滥发纸币，结果纸币贬值，激化了社会矛盾。
     斡脱钱 原是由中亚贵族出资交商人们经营的商业组织，称"斡脱"，即商队、伙伴的意思。斡脱们放出的高利贷称斡脱钱。元朝时期，斡脱钱横行，元政府也先后设置斡脱所、斡脱总管府，以牟取暴利。
     四、海运的利用和大运河的疏浚
     元朝时期，为了满足大都的粮食、物资需要，除了利用陆路和运河交通外，又开辟海运航线。海运成本低廉，终元之世，深受重视。
     元朝修治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其中主要有从山东的济宁（今属山东）到东平（今属山东）段的济州河，从山东东平到临清（今属山东）段的会通河，自大都至通州（今属北京）段的通惠河等。

第四节 元末农民大起义

    　一、元末社会矛盾的激化
     元朝后期，各族统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农民大量破产。佃农受到残酷的剥削，地位继续下降。沉重的赋税、徭役集中在各族广大人民身上，劳动者稍遇灾荒，就只能流亡。
     元朝后期的统治极其黑暗腐朽，贪污之风愈演愈烈。为了弥补国库亏空，统治者滥发纸币，引起严重的社会危机。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也日趋激烈。
     二、红巾军大起义
     起义的爆发 元朝末年，韩山童通过白莲教宣传、组织群众，准备起义。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发动起义。韩山童被杀后，刘福通继续领导起义。起义军头裹红巾，人称红巾军。
     其他反元起义 刘福通在颍州（治所在今河南阜阳）起义后，得到了各地的响应。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北方的"北琐红军"和"南琐红军"，濠州（治所在今安徽凤阳西）的郭子兴等；在南方则有两湖、江西一带的彭莹玉、徐寿辉，浙东的方国珍和江北的张士诚等。
     北方红巾军的北伐及失败 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刘福通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称帝，又称小明王，国号大宋，改元龙凤。以后，刘福通分兵三路北伐，沉重地打击了元朝腐朽的统治。1358年，刘福通迁都汴梁（今河南开封），迎来了北方红巾军全盛的时代。
     在元政府和地主武装的镇压下，各路北伐军失利，汴梁失陷。不久，刘福通遇害。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底，韩林儿死，龙凤农民政权消失。
     三、朱元璋起义和建明灭元
     朱元璋起义军的强大 至正十二年（1352年），朱元璋参加了濠州郭子兴的起义。郭子兴死，朱元璋继续领导这支起义军。以后，朱元璋渡江南下，建立了以今南京为中心的根据地。
     朱元璋采纳封建士人的发展策略，组织屯田，保障自身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朱元璋不断对外用兵，先后消灭了周边的元朝残余势力。又通过鄱阳湖大战等一系列战斗，先后征服陈友谅及张士诚、方国珍等势力。
     明朝的建立 1364年正月，朱元璋即吴王位，设置百官。1367年十二月，朱元璋正式即皇帝位。次年正月，改元洪武，国号"明"，以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为国都。
     明军的南征北伐 朱元璋在消灭福建、广东的地方势力后，在洪武四年（1372年），征服了四川地区。洪武十四年，明军进攻云南。次年，云南最后平定。
     1367年十月，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率大军北伐。1368年七月，元顺帝北逃。不久，明军进入大都，元朝灭亡。
     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占据辽东的元残余势力投降，明朝最终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元末农民起义的意义 元末农民起义首先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解决了北宋以来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问题，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次，通过这次大起义，大批奴隶得到了解放；最后，元末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支援了各国人民反抗蒙古统治的斗争。

第五节 元朝的文化

　　一、思想与宗教
     理学的继承 元朝时期，在统治者的支持下，理学得到了继承和传播。元代理学家的代表是许衡、刘因及吴澄等人。三家基本上继承了宋代理学，并无多少建树。在元代，理学被统治者确立为正统的官学。
     邓牧及其思想 邓牧是元代著名的反对理学的思想家。他在《伯牙琴》一书中，猛烈抨击暴君酷吏，幻想建立乌托邦式的国家。
     各种宗教的流行 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都采取宽容态度，予以保护和利用。当时影响最大的宗教有佛教（特别是喇嘛教）和道教。此外，也里可温（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婆罗门教以及犹太教也得到一定的传播。
     二、史学
     《文献通考》 是马端临仿《通典》体例，所写的一部典章制度沿革通史，共348卷，24门类。它在选材范围和规模上都超过了《通典》。其中尤详于宋代史实。
     《通鉴注》 是胡三省为司马光《资治通鉴》所作注释。为后人读《通鉴》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元代官修史籍 元朝官修的史籍，除本朝《实录》外，又有《宋史》、《辽史》、《金史》以及《大元一统志》和《经世大典》等。还有用蒙文编写的类似《实录》的《脱卜赤颜》，其原本已佚，仅在其他史籍中有所保留。
     三、文学与艺术
     元曲 元代文学上最突出的成就，是元曲。元曲包括剧曲和散曲两种。剧曲又称杂剧，在元代盛行一时。
     元代城市经济的繁荣，民族和阶级矛盾的激荡，儒家道德思想的松弛及蒙古统治者对歌舞的喜好，都为杂剧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元代著名剧作家有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等。王实甫也以《西厢记》而名闻天下。
     散曲是元代的民歌，当时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者及作品。当时，还有流行于南方地区的南戏（又称传奇）。
     蒙、藏史诗 元代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史诗，如蒙古族的《元朝秘史》、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和《米拉日巴传》等。
     艺术成就 在音乐、绘画、雕塑等艺术领域，元代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如赵孟*、黄公望、王蒙、吴镇等画家，各具特色，作品别开生面，对明清山水画有很大的影响。
     四、科学技术
     郭守敬与天文学　在元代，产生了著名的天文学家郭守敬。他主持编修了先进的《授时历》，还创造了简仪、仰仪、高表、候极仪以及景符等多种天文仪器。
     数学 在元代，中国数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朱世杰的《四元玉鉴》，对多元高次方程组的解法、高阶等差级数和有限差法的研究，都有独到之处。
     元代还产生了珠算，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地理学 元朝时期，都实曾受命考察了黄河源头。以后，潘昂霄根据都实的调查写出《河源志》。这是现存最早的河源勘察报告，纠正了过去黄河源的错误认识。
     元代地理学上的其他重要成就，还有朱思本的《舆地图》、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
     农学 王祯的《农书》，是元代重要的农学著作。它总结了古代中国农业发展的全貌，记述了各种农作物栽培的方法及农具、水利机械、手工业工具等内容。
     元朝官方编纂的《农桑辑要》，则是有关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经验总结的普及读物。
     医药学 元代医学家危亦林在所著《世医得效方》中，有关于麻醉药的最早使用记录。朱震亨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医学著作。其学说传入日本，形成日本汉医中的丹溪学派。元代太医忽思慧编著的《饮膳正要》，是一部专门论述营养与食疗的著作。

     第十八章 明朝（1368年－1644年）

    　1368年，朱元璋灭亡元朝，建立明朝，定都应天府。永乐时，明成祖迁都北京。1449年发生"土木之变"后，明朝逐渐由盛转衰。1644年，明朝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推翻。

第一节 明前期的政治和经济

　　一、明初皇权的高度膨胀
     中央机构的变化 明初，中央设中书省。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废中书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明太祖废丞相后，挑选文臣担任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及东阁等殿阁大学士，协助他批阅奏章。明成祖以后，阁臣权力渐重，形成了内阁制度，事实上担负了宰相的职权。
     明朝中央机构的变化还有：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专职弹劾百司；设立六科给事中，负责稽查各部。还设立锦衣卫，进一步加强对官吏和百姓的控制。
     地方组织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废行省，在全国设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主管一省民政和财政；另设提刑按察使司管刑法，都指挥使司管军队。布政司之下则为府、县。
     军制 洪武初年，由大都督府节制诸军。后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都督府仅管兵籍和军政，不直接统军。兵部掌握军官的选授权，而军队最高指挥权则由皇帝掌握。
     在军队编制方面，则实行卫所制度。府县各卫归各省都指挥使司管辖，各都司又归统于五军都督府。京都的卫军则为四十八卫军（后增到七十二卫）、三千营和神机营，合称"京军三大营"。
     刑法 明政府编定《大明律》，加强了维护君主集权的内容。但《大明律》对保护社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明太祖又亲自编撰了《大诰》三篇，汇集大量严惩官民贪污索贿、逃税抗租等案例。
     明代还实行廷杖制度，以震慑官员，维护皇权。
     科举与学校 明朝科举考试，三年一科。分乡试、会试和廷试三级。答题必须以朱熹注解的四书五经为依据，文章格式则定为八股文。
     明代学校包括中央国子监、府县学和民间社学。学习内容主要有四书、五经及《大诰》、《大明律》等。
     文字狱 明朝建国后，还大行文字狱，以血腥手段摧残知识分子，维护专制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打击豪强、贪官的措施 明太祖多次下令将地主豪富从本乡迁徙到外地，使他们失去原有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实力。
     明太祖非常重视吏治，严禁官吏蠹政害民。他对贪官的惩治尤重，甚至剥皮枭首示众。
     杀戮功臣　为了防止功臣对皇权造成威胁，朱元璋采取了无情杀戮的手段。一时狱案迭起，其中最大的狱案是"胡蓝之狱"。
     "靖难之役" 明太祖时，实行分封制，企图"慎固边防，翼卫王室"。但却造成藩王势力膨胀的后果。建文帝即位后，采取了削藩的措施。
     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反抗。经过史称"靖难之役"的战争，朱棣夺取帝位，是为明成祖。明成祖继续实行削藩的政策，铲除了威胁中央的藩王势力，加强了君主集权。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加强对边防和北方广大地区的控制。
     二、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明初恢复生产的措施 朱元璋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了积极鼓励、保护生产的政策。明初，政府多次下令释放奴隶，禁止庶民之家存养奴婢。明政府还颁布法令，提高佃户的地位。
     明政府除了鼓励垦荒之外，还大力推行屯田政策。明代的屯田主要有民屯和军屯两种。以后，又出现了商屯。
     明初，封建政府高度重视农田水利，多次组织农民大规模兴修水利。明太祖还采取了鼓励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等措施，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明初虽保留匠户制度，但工匠比元朝有较多的自由。明代工匠基本上分成住坐和轮班两种，轮班和住坐匠在服役之外，都可以"自由趁作"。
     明前期的赋役制度 明朝建国后，编造了鱼鳞图册（因图册上所绘土地方位若鱼鳞，故名鱼鳞图册）。鱼鳞图册上载明田亩位置、土地等级及户主姓名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
     明太祖还采取了"以良民治良民"的办法，在南方地区创立了粮长制。即挑选地主充当粮长，负责征收本地税粮。
     明初，以110户为一里，其中丁粮多者10人为里长，余百户分为10甲，设甲首一人。明政府同时编造了《黄册》。即经过里、县、府和布政使司几级组织，对本辖区民户情况层层登记造册，最后上报户部的户口总册封面用黄纸，故称黄册。它是政府征收赋役的依据。
     明初，农民所负担的徭役有三类，即均工夫役、里甲正役和杂役。均工夫役是明中央政府向各地摊派的徭役；以里甲为单位所服的徭役，为里甲正役；杂役则指地方各级衙门的差役。
     明初经济的恢复、发展 明初，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无论是耕地数量，还是粮食、经济作物的产量，都明显提高。其中棉花的种植比宋元时更加普遍，已成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
     明初，手工业以棉纺织业、制瓷业、矿冶业和造船业等的发展最为突出。纺纱织布已成为农村的重要家庭副业。
     与此同时，制瓷业也进入鼎盛时期。如当时的江西景德镇，瓷器生产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好，在制瓷工艺方面取得许多新的成就。其中尤以宣德时的青花瓷、祭红最著名。
     明前期，官营矿冶发展迟缓，而民营矿冶却稳步发展，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明初的造船业曾居世界前列，制造了如郑和下西洋所用的各种巨大、先进的海船。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明前期的商业和城市经济很快繁荣起来。当时的南京，人烟稠密，店铺、住宅连廓栉比。其余如苏州、杭州、成都等等城市也相当繁荣。明政府在京师和各地设立宣课司、税课司及税课局等机构，征收商税；并于济宁、淮安（今属江苏）、扬州等运河七个口岸，按船收税。
     明初，铸"洪武通宝钱"，又发行"大明宝钞"。但大明宝钞很快贬值。

第二节 明中后期的政治与与张居正改革

　　一、明中叶社会矛盾的加剧
     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 明朝自宣德以后，吏治渐趋腐败，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明英宗即位初，太后委政内阁，出现了明朝内阁的"票拟"制度。从此，为争夺大学士，特别是首辅之职，官僚之间展开激烈的争斗。
     明武宗死后，明世宗在尊生父兴献王为帝的问题上，与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官员发生冲突。即所"大礼议"之争。结果，杨廷和罢官，大批官吏受到惩罚。以后，张璁、夏言和严嵩等先后为首辅，斗争更加激烈。严嵩当政时期，政治极为黑暗。隆庆以后，徐阶、高拱和张居正互相斗争，先后入为首辅。
     明成祖时，开始对宦官委以出使、监军等大权，又由太监掌管东厂特务机构。明英宗以后，宦官逐渐控制了朝权。其中司礼监宦官掌奏章机要，代皇帝用红笔批写奏章，称"批红"。史称："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于是，先后出现了明英宗时的王振、明宪宗时的汪直以及明武宗时的刘瑾等诸多弄权太监，其中又以刘瑾气焰最为薰天。正德时，特务组织厂、卫合势，人民深受其害。宦官在专权的同时，还大肆贪污受贿，搜括民财。
     土地兼并的剧烈 明代中期以后，土地日益集中。明代皇帝带头兼并地产，藩王、外戚、宦官以及官僚都凭借权势疯狂兼并田地。在此形势下，缙绅、地主也纷纷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大量土地。于是，出现了土地高度集中的严重后果。
     在土地兼并剧烈发展的情况之下，不仅大批农民失去土地，而且卫所屯田也逐渐破坏。从而影响到明朝的财政收入，并削弱了国防力量。
     赋役和地租的加重 明代进入中叶后，农民的赋税负担日益加重。正统初，明政府将江南诸省田赋改征银，称"金花银"。以后，折银率改变，农民赋税负担增加了三倍。为了应付与北方俺答汗和东南倭寇战争的需要，明朝对田赋多次实行加派。
     明代中期，江南官田赋税过重的现象极为突出。农民佃种地主的土地，受到的剥削更为繁重。地租常占收成的一半以上。除了高额地租之外，地主还对农民进行额外榨取。
     伴随着土地兼并，官僚、地主又把赋税转嫁给穷苦农民，造成严重的赋役不均后果。
     财政危机 明武宗以后，由于大地主隐匿赋税，明政府财政收入逐渐减少。与此同时，政府支出却与日俱增。明世宗时，已出现财政亏空。明穆宗即位后，更形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二、明中叶的农民起义
     明代中期，随着大土地所有制高度发展，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各地农民遂奋起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其中在正统时，爆发了闽、浙、赣三省的叶宗留、邓茂七起义；天顺、成化时，在荆襄山区又爆发了刘通、李原领导的大规模流民起义；正德年间，在河北又出现了杨虎、刘六等领导的起义。此起彼伏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对明朝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三、张居正的改革
     万历初年，在统治危机日益加重之时，出现了张居正的改革。在政治上，张居正对腐朽的吏治进行了整顿，"用人唯才"，同时，裁减了许多冗官。
     在边防上，张居正加强了与蒙古的政治联系，开展中原与蒙古族之间的贸易往来。他还调戚继光、李成梁等镇守北疆，增修长城沿线防御工事。
     在经济上，张居正实行了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即所谓"一条鞭法"。其一，赋役合并，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其二，农民出钱代役；其三，除政府需要征收的米麦以外，其余田赋一律征银；其四，赋役征收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
    　一条鞭法的实行，简化了赋役征收的手续，改变了赋与役分开征收的办法，并出现"摊丁入亩"的趋势。它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改革。一条鞭法还松弛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张居正改革以后，明朝的政治、财政形势都有所好转。但是，这场改革因触动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他们强烈的反对。张居正死后，改革措施逐渐遭到破坏，明朝的统治遂日趋衰落。

第三节 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
     农业的发展 明中叶以后，农业生产除了在耕作技术上有所进步外，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显著的增加，如棉花、茶叶、甘蔗、花生、番薯、玉蜀黍、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都相当普遍。
     手工业水平的提高　明中叶以后，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景德镇的民窑生产有很大的发展；冶、铸铁业形成了佛山（今属广东）、阳城（今属山西）、尤溪（今属福建）等中心；丝纺织业出现了构造复杂、先进的织机，可以织造各色花纹；棉纺织业技术进步，产量大为提高。其余如印刷、造船等业，也都有较大发展。
     明中叶，手工业工场内分工更加细密，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进了产品质量。
     商品经济的活跃 到明代中叶，由于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田赋、力役的折银，促使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于是，农业、手工业产品大量涌进市场，甚至远销海外。
     明中叶后，出现了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原料和手工业品生产的地域分工趋势。如江南湖州（今属浙江）普遍种桑养蚕，山东、河南广泛种植棉花；苏州、杭州等地成为丝织业生产中心，松江（今属上海）地区则是著名的棉纺业中心。这就促进了各地区间的商品交换。
     明中叶以后，商业资本十分活跃。全国各地有许多商人和商业资本集团。最著名的有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及关陕商等。
     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明中期以后城市经济日益繁荣。当时的北京是全国最大的都市；广州、泉州、漳州（今属福建）、福州、宁波（今属浙江）等地是对外贸易港口；武昌（今属湖北）、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天津（今天津）、临清及淮安既是交通要津，又是贸易中心。当时还产生了五大手工业区域：松江的棉纺织业，苏杭的丝织业，芜湖（今属安徽）的浆染业，铅山（今江西铅山南）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在南方地区，市镇迅猛发展，特别是长江三角洲，除集中了苏、杭、湖、嘉、松等最繁荣的城市外，又涌现出大批新兴的工商业市镇，如苏州的盛泽镇、嘉兴（今属江苏）的濮院镇和松江的枫泾镇等。
     明中叶以后白银的广泛使用，也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例证。
     二、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
     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 到明代中期，除某些地区存在落后的佃仆制外，大部分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都有所松弛，可以自由迁徙。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永佃制”，即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明代中叶，江南农业生产中也出现了大量的雇工。其中的短工，通常计日受值，与凡人一样自由。
     班匠制度的改变 在工匠反抗官府奴役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刺激下，明朝逐渐改变了对工匠的剥削方式。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明政府宣布轮班匠不愿服役者，可出银代役。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又下令班匠一律以银代役，每名每年纳银四钱五分，称"匠班银"。于是，班匠对封建政府的人身隶属关系大为削弱。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明中叶一些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其中又以江南纺织业最为明显。
     隆庆、万历年间，苏州纺织业中出现了"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的现象。作坊主与雇工之间形成"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关系。当时，在松江暑袜业中还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暑袜店商人向分散的家庭劳动者提供原料，生产者最后将成品交给商人，计件取酬。于是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劳动者成了暑袜店的厂外工人。
     但是，明代中叶以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处于萌芽阶段，它不仅弱小，而且仅仅发生在少数地区和少数行业中，并带有明显的落后性。
     三、万历时工商业者反矿税监的斗争
     万历时，明神宗派遣大批太监充当税使、矿监，四出疯狂搜刮。一时"天下萧然，生灵涂炭"， 许多城镇的作坊和商家破产、倒闭，工商业发展受到严重的摧残。终于激起了许多城镇手工业工人和工商业者的暴动。其中苏州织工葛贤倡导的反对税监孙隆的斗争，又最为突出。

     第四节 明朝的边疆管理和民族关系

　　一、蒙古地区
     “土木之变” 正统十三年（1448年），瓦剌部首领也先以“通贡”赐赏减少等为借口，分兵四路内犯。次年七月，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仓猝亲征。不久，明军惨败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境内），明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发生后，兵部尚书于谦等爱国官员支持景帝即位，加强北京防卫力量，打败了瓦剌军的围攻。以后，瓦剌与明廷议和，放回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明英宗通过"南宫复辟"重新复位，于谦等惨遭杀害。
     明朝后期中央与蒙古的关系 明朝成化、弘治期间，达延汗一度统一全蒙古。达延汗死后，蒙古又陷于分裂。其中以土默特部领主俺答汗最为强大，多次对明朝发动进攻。
     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俺答死后，明朝封其妻三娘子为忠顺夫人。三娘子继续执行与明廷友好的政策，加强了蒙古地方政权与明中央的关系。
     为了防备蒙古地方统治者的袭扰，明政府在长城沿线上先后设置辽东（在今辽宁辽阳）、宣府（在今河北宣化）、大同（在今山西大同）、延绥（在今陕西榆林）、宁夏（在今宁夏银川）、甘肃（在今甘肃张掖）、蓟州（在今河北迁西）、太原（在今山西偏关）、固原（今宁夏固原）九个要镇，称为"九边"。同时，又沿各镇修缮长城，加强了防卫能力。
     二、畏兀族地区
     明朝建国后，天山南北畏兀族聚居的地区分裂成许多割据政权，其中最大的是于阗和别失八里，其次是哈密、吐鲁番。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朝进兵哈密城，哈密从此归顺明中央。明朝还册封哈密统治者为忠顺王。明朝先后设立了哈密卫、蒙古赤斤卫、安定卫以及沙州卫等等，以畏兀、蒙古贵族担任长官，保持与中央的朝贡关系。16世纪，吐鲁番势力强大，控制了河西走廊，形成了封建割据势力。但畏兀族各部与内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15世纪后期以后，畏兀族逐渐改信伊斯兰教。
     三、乌斯藏地区
     明朝初年，明太祖对乌斯藏（今西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予以封赏。又封地方政权首领章阳沙加监藏为灌顶国师。不久，章阳沙加监藏遗使入贡，恢复了西藏与明中央政治上的从属关系。明政府还册封西藏其他地区政权的领袖为阐教王、辅教王、护教王和赞善王等，他们与明中央都保持着朝贡关系。此外，明朝还在西藏建立指挥使司、宣慰司、元帅府、万户府及千户所等机构，任命当地上层为长官进行管理。明中央还与西藏进行茶马互市，修通了从雅州到乌斯藏的驿道，加强了西藏与内地之间的联系。
     14世纪末，宗喀巴在西藏创立新教派--格鲁派。明成祖时，宗喀巴命弟子赴京朝见。按照其教规，宗喀巴死后由他的两大弟子世世转生。这两大弟子后被追认为一世达赖和一世班禅。万历时，达赖三世上书中央请准认他在西藏所取得的地位，得到了明政府的批准。
     四、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明代，中央政府在云南、贵州设立布政使司。在布政使司之下，比较进步的地区废除了土司，改派流官管理；在落后地区则保留了元朝的土司制度，任命当地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为土官进行统治。
     六、满族
     女真三部　明初，女真族分为野人女真、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三大部。明朝先后设建州卫、左卫及右卫，授建州女真首领为指挥使。
     明政府为加强对东北的统治，又建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其管辖范围包括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抵外兴安岭，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
     女真的统一与建国 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活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
     努尔哈赤还创立了八旗制度。八旗制度规定：300人为一牛录；5牛录为一甲喇；5甲喇为一固山。各级首领分别称牛录、甲喇和固山额真。每固山一旗，为正、镶黄、白、红、蓝共八色。它是兵民合一的组织，八旗兵丁平时生产，战时出征。
     后金的发展与对明的战争 努尔哈赤建国后，开始与明朝发生激烈的战争。1619年二月，爆发萨尔浒之战。结果，努尔哈赤以少胜多，打败明军。从此，后金发起了更大的攻势。
     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兵围攻宁远（今辽宁兴城），被明将袁崇焕用炮火击成重伤。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继位.。此后，后金大军不断入关。
     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族名为"满洲"。皇太极仿明朝建制，设置六部和内三院等机构。又在原满洲八旗外添置汉军八旗、蒙古八旗。到17世纪30年代后期，皇太极统一东北各地，还征服了蒙古各部，为此后清军入关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第五节 明代的对外交往

　　一、郑和七下西洋
     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受命先后七次下西洋，对亚非各国进行贸易和访问。郑和率领船队，先后去过今天的越南、柬埔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孟加拉、马尔代夫、波斯湾、阿拉伯半岛以及非洲的索马里、肯尼亚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郑和船队的规模很大，人员众多，使用了当时最大、最先进的海船。郑和船队满载中国的瓷器、茶叶、铁器、农具及丝绸等各类商品，与各国交换如象牙、香料、宝石等珍宝。郑和的远航，对加强中国和亚非各国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
     郑和的七次远航，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比意大利人哥伦布和葡萄牙人达·伽马发现新航路要早半个世纪以上。
     二、华侨对南洋经济开发的贡献
     在明代，由于江浙闽广等省土地兼并激烈，赋税繁重，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远涉重洋，到南洋地区谋生。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华侨的活动也促进了中国与南洋各地的贸易。
     三、抗倭斗争
     明朝初年，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有了发展。但是，明初以来，日本一些失意的封建诸侯为了掠夺财富，组织武士、浪人和走私商人，经常到中国沿海从事掠夺和骚扰活动，给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坏。史称"倭寇"。
     嘉靖时期，明朝对日益猖獗的倭寇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民族英雄戚继光及俞大猷等将领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在扫除沿海倭寇的战争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五、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
     从16世纪开始，西方的葡萄牙、西班牙及荷兰等国殖民者先后来到东方，抢占殖民地，与中国发生了联系和冲突。
     明武宗正德时期，葡萄牙殖民者开始在中国沿海进行骚扰。在明朝军民的反击下，葡萄牙殖民者企图在中国沿海建立据点的活动遭到失败。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通过行贿明朝官吏的手段，占领了澳门。
     天启六年（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侵占了台湾北部。以后，荷兰殖民者曾一度侵占了澎湖，但被福建军民所驱逐。崇祯十五年（1642年），荷兰打败西班牙，占据了台湾岛。
     在西方殖民者向东方扩张的同时，西方传教士也相继到明朝境内从事宗教活动。当时来华的著名耶稣会士有意大利人罗明坚和利玛窦等。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他们曾进京朝见明神宗。此后，传教士来华人数不断增加。他们除传播宗教外，还暗中从事于测绘地图、调查中国物产等活动。与此同时，他们也介绍了一些西方有关历算、水利、测量等方面的知识，增进了中国对西方科学技术的了解。

第六节 明末农民大起义

　　一、明朝末年社会矛盾的激化
     政治的黑暗、腐朽 明朝后期政治日益黑暗、腐朽。官吏贪污腐化，朝廷党争不已。先后出现了"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等事件。天启时，东林党人展开了与阉党势力的斗争，但遭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一时宦官专权，朝政极端黑暗腐败。
     土地兼并的剧烈和赋役的加重 明代后期，地主阶级拼命兼并土地，其中又以皇族、外戚及宦官最为疯狂。如万历时，明神宗的皇庄占地214万余亩。明熹宗赐给惠、瑞、桂三王湖广、陕西庄田每人三万顷。大宦官魏忠贤占有土地一百万亩以上。
     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后，沦为佃户和奴仆。他们除了受到地主残酷的地租剥削外，还遭受各种额外的勒索，从而陷于极其悲惨的境地。
     明代后期，赋役越来越重。如"辽饷"，每亩加派银至九厘，其数额相当于全国总赋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天启时，又有关税、盐课及杂项等加派。地主将这些负担转嫁给小农，使广大农民家破人亡。
     黑暗的政治统治和残酷的经济剥削，使明末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于是各种灾荒连年出现。甚至于产生"民相食"的现象。在此背景之下，明朝后期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
     二、明末农民大起义
     大起义的爆发　天启七年（1627年），王二在澄县（今属陕西）率领饥民造反。随之，陕西各地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其中较为突出的有陕北王嘉胤、高迎祥及张献忠等起义军。李自成投奔"闯王"高迎祥，号称"闯将"。
     崇祯八年（1635年），为了打破明军的围剿，十三家七十二营起义军领袖聚会河南荥阳，采纳了李自成"分兵定向"的战略。会后，起义军分兵五路，迎击官兵。其中高迎祥、张献忠起义军向东连破城邑，直捣中都凤阳，并毁皇陵，极大地震撼了明朝的统治。
     起义的低潮　崇祯九年（1636年），高迎祥战败被杀，李自成继续领导这支队伍。1637年（崇祯十年），明朝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军事围剿计划。1638年春，李自成遭到明军伏击，伤亡惨重。在农民军受到挫折的情况下，张献忠及其他一些起义军接受了明朝的招安。
     但此时，随着"剿饷"、"练饷"等加派增多和灾荒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起义的再度高涨　1639年五月，张献忠于谷城（今属湖北）再度起兵，罗汝才等也在房县（今属湖北）响应。经过艰苦的运动战，张献忠起义军不仅拖垮了明军，而且攻陷襄阳（治所在今湖北襄樊），粉碎了明朝的军事围剿。
     崇祯十三年（1640年）冬，李自成率部进入河南，成千上万的饥民参加了起义军。李自成针对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次年，李自成破洛阳，杀明福王。接着，李自成连破明军，三围开封城。从此，起义军展开了战略反攻。
     三、农民政权的建立和明朝的覆灭
     大顺政权的建立和明朝的覆灭 　1642年冬，李自成进军湖广。次年三月，李自成称"新顺王"，以襄阳为襄京，建立了新顺政权。不久，李自成起义军再度北上。九月，李自成大败明军。十月，李自成占领西安（今属陕西）。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改国号大顺，建元永昌，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又进一步完备农民政权的组织机构。
     二月，李自成率部北上，沿途纪律严明，得到各地人民的支持。三月，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明朝灭亡。
     李自成进京后，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权的建设。同时，大顺军在各地建立的府、州、县各级政权也愈来愈多。起义军还对贵族、官僚及大地主严加镇压。如设"比饷镇抚司"，以暴力手段迫使贵戚大臣、贪官污吏交出资财。在"均田"口号的推动下，一些地区的农民还夺取了地主的土地。
     大西政权的建立　1643年五月，张献忠攻占武昌，杀明楚王。张献忠即"大西王"位，改武昌（今属湖北）为天授府，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不久，张献忠转攻湖南，克长沙（今属湖南），再进军四川。1644年十一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
     四、农民战争的失败及其意义
     1643年，皇太极死，福临嗣位。多尔衮摄政，做好了入关的准备。但大顺政权的领导者却满足于已有的成果，追求享受。同时，军纪也逐渐松懈。就在此时，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投降了清朝。
     1644年四月中，李自成率军讨伐吴三桂。但在清军参战的情况下，大顺军战败。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称帝。次日，大顺军撤出北京。不久，清兵进入北京。
     李自成率军经山西撤到西安。次年初，清军分兵两路攻打陕西。李自成再撤退到湖北。四月，李自成被地主团练袭杀。清军随之向大西政权进攻。1646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今属四川）遭到清兵袭击，张献忠兵败牺牲。
     明末农民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却产生了重大的历史意义。其一，起义军推翻了腐朽的明朝，打击了地主阶级，调整了生产关系，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其二，起义军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均田"的口号，将农民的平等要求集中到土地问题上，表明农民战争进入了以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为斗争目标的更高阶段；其三，起义军提出"公平交易"的口号，反映了工商业者的利益，顺应了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要求。

第七节 明朝时期的文化

　　一、哲学思想
     玉守仁及其"心学" 在明前期，程朱理学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明中期以后，王守仁的"心学"影响逐渐增大。
     王守仁受到先秦思孟学派和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又继承了南宋陆九渊的心学。其学术的核心命题是"心外无物"。他认为人心是万物的本源，没有人的意念活动，就没有客观事物。王守仁还认为"心外无理"，所谓"心即理"。他要求人们自觉地以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
     王守仁的主要哲学著作为《传习录》和《大学问》。
     李贽及其进步思想 李贽是明代著名的进步思想家，著作有《焚书》、《续焚书》、《藏书》及《续藏书》等。
     在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明代，李贽敢于打破对孔子的迷信，表现出离经叛道的批判精神。李贽还对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提出了质疑，对工商业发展给予肯定。李贽反对封建束缚的主张，反映了要求平等和发展个性的朦胧民主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二、文学、艺术及大型典籍
     小说成就 明代的小说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产生了大量长篇章回小说和短篇话本、拟话本。其中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冯梦龙的"三言"、凌蒙初的"两拍"及《金瓶梅》，最为著名。
     诗文　明代前期，以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为首的“台阁体”诗派把持文坛。明中叶以后，先后崛起了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台阁体发起了进攻。
     明中期以后，文坛上又出现了以王慎中、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和以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他们与复古派的主张相左，提倡文学的发展与变革。
     戏曲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城镇经济的活跃、繁荣，戏曲出现了迅猛发展，产生了康海的《中山狼》、王世贞的《鸣凤记》和徐渭的《四声猿》等有影响的作品。而最负盛名的则是汤显祖的《牡丹亭》。
     明代时期，在流行的戏曲唱腔中，以弋阳腔和昆腔为突出，而又以昆腔影响最大。
     绘画 明朝时期，绘画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前期著名画家有赵原、边文进、王绂及戴进等。其中王绂以善画墨竹出名。明代中叶以后，画坛名家辈出。张伟、林良、吕纪等各具所长，而"吴门四大家"的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充分吸取了前人诸派之长，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被后世称为"明四家"。嘉靖时的徐渭，自辟蹊径，创泼墨花卉。明末的董其昌、陈洪绶等人，在绘画上也有相当大的成就。
     《永乐大典》 永乐年间，明成祖敕令大臣解缙，组织大批人员，编纂了《永乐大典》。它辑入了明以前图书七八千种，内容包括经、史、子、集、戏剧、平话、天文、地理、医卜、农工技术以及道教、佛教等各方面的著作，全书共22937卷，约三亿七千万字，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
     三、科学技术
     徐光启和《农政全书》 徐光启广泛吸收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又总结中国传统的科技发明，在天文、数学、生物学和农学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徐光启的主要成就，则是《农政全书》。《农政全书》包容了与农业有关的政策、制度、措施、工具、作物特性及技术知识等等，不仅是１７世纪以前中国农学的总结，而且还介绍了一些外来的农业知识。
     宋应星及《天工开物》 宋应星是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其名著《天工开物》是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成就的总结。《天工开物》对农作物的种植、加工，对各种手工业产品的制造技术，都有详细的记述，图文并茂。宋应星不仅总结了以往的发明创造，而且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改进。
     李时珍及《本草纲目》　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在批判继承以往"本草"的基础上，总结吸取了劳动人民的宝贵经验，经过自己的长期实践，写出了《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共收药物1892种，其中新增300多种。书中还附有处方11096个，插图1000多幅。李时珍对每种药物都作了详细的说明，订正了一些历代相沿的错误。它是１６世纪以前中医药学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医药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徐霞客游记》　徐宏祖（号霞客）是明代著名的旅行家，他以毕生精力有计划地考察了大半个中国。在三十余年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他完成了包含丰富科学内容的《徐霞客游记》。其中有关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记录，是研究民族和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
     建筑 明代建筑领域成就辉煌，其中的北京皇宫是当时建筑的突出代表。这座皇宫由几百座不同的建筑物组成，布局合理，气势恢弘，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其中的奉天殿（今太和殿）、华盖殿（今中和殿）和谨身殿（今保和殿）是中心建筑，极其巍峨壮观。其土木建筑技术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它是世界上保存至今规模最大的皇宫。
     在明代，佛塔和陵墓改用砖石建筑，出现了许多著名砖石建筑。而明代的园林建筑，也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如苏州精巧秀丽的拙政园、留园等，就是突出的代表。

     第十九章　清朝（1644年-1840年）

　　清朝于1644年入关，定都北京，逐渐完成统一，建立全国统治。康乾时期，清朝出现了空前繁盛的局面。到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后，清王朝的统治遭到重大打击，遂步入日益衰败的后期。

    第一节　清代前期的政治

    一、清初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一日，福临入居北京，标志清朝定鼎中原的开始。但在清初，由于统治者的烧杀抢掠行为以及推行的"圈地"、"薙发令"等落后政策，激起了各地、各阶层人民的激烈反抗。
     在清初各地的反抗斗争中，既有南明福王、鲁王、唐王及桂王政权的抗争，更有广大人民群众的不屈反抗，产生了如史可法、黄道周、瞿式耜、李定国等许多民族英雄。在抗清斗争中，大顺和大西农民起义军余部坚持多年，并曾取得了较大的战果。随着清朝不断的武力镇压和统治政策的调整，到康熙初年，各地起义基本消失。
　　二、清代中央和地方的组织机构
　　中央政权组织 清代的内阁，名义上是中央最高行政机关，但实际权力不多。清代内阁设满汉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及学士。
     清初，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权力中心所在，其成员由满族贵族组成，又称"国议"。它的存在不仅与皇权相抵触，而且也影响了争取汉族上层的支持。康熙时，遂设南书房，挑选文臣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以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
     雍正七年（1729年），设军机房。雍正十年，改称军机处。军机处设军机大臣，为首者称"领班"。 军机大臣承旨办理机务，完全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清代军机处机构精简，行政效率高，有利于迅速处理军政大事。
     清朝皇帝通过军机处，集大权于一身，军机大臣则完全丧失了独立性。清代军机处的出现，标志着君主专制集权发展的新高峰。
     　清代的六部，长官俱满、汉各一人。理藩院是专门管理边疆民族地区事务的机构，其编制与六部相同，但官员全由满、蒙人担任。此外，还有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国子监等机构。
     地方机构 清代地方行政机构分省、道、府、县四级。其中省级长官为总督和巡抚，号称"封疆大吏"。督抚之下，设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
     特别行政区　清代在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设特别行政区，加以行政管理。其中在东北地区，清朝先后设置盛京内大臣、奉天将军、宁古塔昂邦章京、宁古塔将军及黑龙江将军等，对这一广大地区进行管理。
     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同时在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乌里雅苏台）、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及西宁（今属青海）等地所设将军、参赞大臣等官员，作为特派大员，掌管本地区军政大权。有关蒙古重要事务，则由中央理藩院具体掌管。
     在维族地区，设总理回务札萨克郡王掌管。各地大小伯克等官员，归中央派驻的伊犁（驻今新疆霍城）将军、喀什噶尔（驻今新疆喀什）参赞大臣及领队大臣等统辖。
     在西藏，清中央设置的驻藏大臣同达赖、班禅具有同等权力和地位。噶布伦以下各级官员，皆归驻藏大臣管辖。
     在西南各省少数民族区，清初沿袭明代土司制度。雍正以后，陆续改土归流。
     保甲制 清代在州县城乡实行了严密的保甲制度，对人民的言行进行严厉的控制。
     　　三、军制和刑法
     　　军制 清军主要分为八旗和绿营二种。八旗又分为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其中八旗军分为守卫京师的"禁卫兵"和驻防各地的"驻防兵"。
     绿营兵包括马兵、步兵和水师等兵种，其主要任务是镇守地方。
     刑律　清朝编修的《大清律》，其基本内容承袭了《明律》。但清朝在司法操作中，常常具有重例轻律的特点。当时，有关皇帝谕旨、内外条奏，均可定为条例。
     　　三、文字狱
     在清朝前期，特别是雍、乾两朝，曾连续大兴文字狱。凡清统治者认为有碍于专制集权统治的著述、文字，必兴起大狱，肆意株连。其中比较突出的康熙二年的庄氏明史案、雍正六年的吕留良案等等。
     清朝大兴文字狱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其后果极其严重，极大地摧残和钳制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第二节 清朝统一形势的加强

　　一、平定"三藩"之乱
     　　清朝初年，平西王吴三桂镇守云南，靖南王耿精忠镇守福建，平南王尚可喜镇守广东，是为"三藩"，形成割据势力。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耿、尚因反对清中央撤藩令，先后发动叛乱。一时，广西、四川、陕西等地大员都起来响应，波及滇、黔、湘、桂、闽、川、粤、赣及陕、甘等省。
     　　康熙皇帝对叛乱采取了坚决打击的措施。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最终平定了"三藩"之乱。平叛的胜利，巩固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同时有利于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二、郑成功收复台湾与清朝对台湾的统一
     清朝初年，郑成功在东南沿海组织抗清活动，曾一度兵围南京，给清朝江南的统治构成极大的威胁。以后，为了坚持抗清斗争，郑成功决定从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被占领的台湾。
     　　1661年4月21日（阴历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亲率队伍进军台湾。在台湾汉族、高山族人民的支持下，郑成功指挥军队先后多次打败荷兰殖民军，收复了许多失地。1662年2月1日，荷兰殖民长官揆一被迫在投降书上签字，宣告荷兰侵略者在台湾三十八年殖民统治的结束。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采取了许多政治、经济及文化措施，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郑成功收复和经营台湾，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促进了台湾的开发。郑成功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
     郑成功死后，台湾岛内政治逐渐腐败。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康熙皇帝决定收复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清水师二万攻取澎湖。不久，郑氏势力投降。清政府在台湾设台湾府及下属三县，隶福建省，并在台湾、澎湖驻扎军队。从此，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更加密切。
     三、粉碎准部上层的叛乱
     清初，蒙古准噶尔部势力逐渐强盛。噶尔丹自立为汗后，不仅占领了天山南北，势力达到青藏地区，而且与沙俄勾结，企图占据更多的地区。
     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康熙皇帝曾先后三次亲征噶尔丹叛军。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皇帝第三次亲征，噶尔丹败死。清政府在科布多（今蒙古国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等重镇设官驻军，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地区的管理。
     以后，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也走上了叛乱的道路。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叛军进入西藏拉萨。1720年，康熙帝派兵入藏，迅速驱逐了叛军。
     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清政府派兵镇压叛乱后，加强了对青海的管理。
     乾隆时期，清政府还先后平定了准部贵族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发动的叛乱。清中央设立伊犁将军、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等，率兵分驻要地，加强了对天山北路的统治。
     四、土尔扈特蒙古回归
     明朝末年，蒙古土尔扈特部因与准噶尔部不和，被迫西迁沙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受到沙皇的控制。
     噶尔丹败死后，土尔扈特部遣使向清朝入贡和联系，康熙也派使者前往探望，密切了土尔扈特部与祖国的联系。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率全族克服困难，冲破沙俄军队的堵截，返回祖国。渥巴锡等首领受到乾隆帝的热烈欢迎和封赏，部众也得到妥善安排。
     五、对西藏管理的加强
     清朝入关前，就与西藏达赖喇嘛有一定的联系。顺治九年，五世达赖亲赴北京朝见顺治帝。清廷赐其金册金印，并敕封"达赖喇嘛"的封号。
     康熙皇帝派兵驱逐入藏的准噶尔叛军后，分兵驻藏。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以监督西藏地方事务。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政府镇压西藏朱尔墨特叛乱后，废除藏王制，在达赖之下设置噶厦，具体管理西藏地方政事。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今尼泊尔）入侵西藏。次年，清政府派军驱逐廓尔喀侵略军。此后，清中央颁布《钦定西藏章程》，规定驻藏大臣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确定驻藏大臣管辖、任命各级地方官员和管事喇嘛的权力，以及监督财政、对外事务等职责。特别是达赖、班禅及其他 "灵童"转世时的"金本巴瓶"掣签仪式，也必须在驻藏大臣监视下进行，再报请中央批准，方为有效。从此，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六、 "改土归流"
     雍正四年至九年（1726年～1731），清政府任命鄂尔泰为云、贵、桂三省总督，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将很多世袭的土司改设为流官。
     乾隆时期，清政府又在四川西北部推行改土归流措施。在此期间，大小金川土司发动叛乱，以武力抗衡。清朝经过长期的用兵，才平定了叛乱，废除了大小金川的土司制度。
     改土归流措施的实行，有利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密切了各族间经济、文化的联系。
     七、镇压大小和卓木及张格尔的叛乱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大小和卓木（博罗尼都和霍集占）在天山南路地区发动叛乱。1759年，清朝将这次叛乱镇压下去。之后，清政府在喀什噶尔等地设置参赞大臣、办事大臣等，加强了对当地的管理。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张格尔在英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煽动维族上层反动分子武装叛乱。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清政府派杨遇春等率大军屡败叛军，收复失地。道光七年（1827年），清军俘张格尔，平定了叛乱。

第三节 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恢复生产的措施和"摊丁入亩"
     清初，由于长期的战乱，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为了巩固封建统治，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其中康熙时下令停止圈地、实行"更名田"以及奖励垦荒等政策，有效地刺激了广大生产者的积极性。
     为了稳定税收额数，并进一步促进生产发展，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政府宣布以前一年全国丁银额为准，以后额外增丁，不再多征，即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末年，部分省份开始将丁口之赋摊入地亩。雍正时，清中央推行了"摊丁入亩"的办法，把康熙时固定下来的丁银摊入田赋银中，一并征收，称为"地丁制"。这一措施标志着盛行数千年的人头税基本上被废除，它有利于封建统治秩序和税收的稳定，使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削弱。
     康熙以后，还陆续将匠银摊入田赋，最后废除了匠籍制度。这一措施使得匠户在法律上也摆脱了封建政府的人身控制，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发展 清代康熙以后，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耕地面积逐渐超过明代，人口更快速增长。乾隆六年（1741年），全国人口总数为1.43亿，道光中叶，更增长到4.12亿。
     清代在水利兴修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中在修治黄河、淮河方面投入了巨大的力量。
     清代农业生产上注意精耕细作，使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提高。当时，棉花、桑树、甘蔗、烟叶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进一步扩大，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原料。
     租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清代货币地租的发展，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当时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佃农与地主之间无主仆名分的情况。清代永佃权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使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更加松弛。
     清代农业生产中使用雇工的现象也日益增加。清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雇工同雇主之间的关系也比较松弛。
     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清朝康熙以后，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丝织业生产相当发达，其中民间丝织业发展很快，规模颇大。清代的棉织业也日益发达，长江三角洲一带城乡棉织业产量巨大，如无锡（今属江苏）?quot;布码头"之称。
     在清代，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多达四十余处，其产品色彩鲜艳，精美异常。其中又以江西景德镇为制瓷业中心。
     清代时期，矿冶业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其中云贵铜、铅矿的开采规模很大，而广东、山西、河南及山东等地的铁矿产量也相当大。当时，广东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极为发达，所铸铁锅行销海内外。
     其他如印染、印刷、造船及制糖等等行业，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商业的繁荣 鸦片战争之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城市也日益繁荣。如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天津、临清及广州等著名都市都很繁华。同时，各地中小市镇的发展更为突出，如湖北汉口镇、广东佛山镇及河南朱仙镇等，人烟稠密，市场发达。而在农产品商品化相应发展的推动下，农村市场也相当活跃。其中又尤以苏、松、嘉、湖、杭等地特别发达
     在清代，以山西的票号、两淮的盐商、广东的行商等为代表的大商人势力，资财更为雄厚，但仍主要停留在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范围内。
     　　清朝的对外贸易，比以前也有所发展。出口的货物以茶叶、陶瓷、生丝、绸缎、棉布及铁器等为大宗，嘉庆以前在国际贸易中长期保持着优势地位。
     但也是在清朝，由于统治者盲目自大，所以长期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限制中外贸易的发展。这不仅严重地阻碍了对外贸易的正常进行，而且也影响了国内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清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增长
     清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也有了缓慢的增长。当时包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手工作坊、工场较以往有显著的发展，如丝织业工场主所拥有的织机数量有很大的增加。
     在清代，资本主义萌芽表现的另一种形式——包买商控制生产的现象，比过去也有一定的发展。如苏州、江宁等地大商人开设的“账房”，他们把原料，甚至工具分给小机户从事生产。生产者最后将完工的绸缎，送归“账房”批售，“账房”则支付他们的报酬。
     清代资本主义萌芽较以往虽有一定的发展，但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其发展既缓慢，又明显地暴露出不平衡的弱点。到鸦片战争之前，封建的自然经济在中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四、手工业工人的反抗斗争
     清代时期，在封建统治者和作坊主的残酷剥削、压榨下，各地出现了更多的手工业工人的反抗斗争。如乾隆十三年（1784年）春，在苏州爆发了顾尧年领导的针对官府及奸商囤积粮食的斗争，影响颇大。而各地工人要求作坊主增加工银和反对官府压迫的"齐行叫歇"的斗争，更是不绝于史。清代手工业工人的各种斗争，是当时新型经济因素在阶级斗争上的反映。

第四节 清代中叶的社会矛盾和农民起义

　　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
     政治的腐败　清代康熙中期以后，政治上已出现了官僚结党倾轧、吏治腐败的局面。经过雍正时的整顿，政局虽有好转，但到乾隆、嘉庆及道光时期，统治集团的腐朽情况则更为严重，当时自上而下的官僚队伍，无不贪污索贿。如乾隆后期的军机大臣和珅，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赋役的繁重 清政府的赋役剥削，极其沉重。当时除正额赋银外，还有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同时，诸如"折耗"、"火耗"等等数不胜数的加派，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地方官将这些额外的加派收入，最终都中饱私囊了。雍正时实行"火耗归公"，把"火耗"改为附加税。以后，地方官在征收赋税时，继续额外勒索贪污，新的加派又层出不穷。
     　　土地兼并的剧烈和地租剥削的残酷　清朝入关后，满族贵族倚仗权势大量圈占、抢掠土地。同时，汉族官僚地主也都竞相兼并土地。大批农民破产后，沦为地主的佃户和雇工。
     清代时期，广大佃农除了遭受沉重的地租剥削外，还要承担各种名目的额外负担，如“冬牲钱”、“轿钱”、“送节钱”等等。而有的地方，佃户还要为地主服各种无偿的劳役。
     二、人民的反抗斗争
     　　清代中叶，各地先后出现了反抗封建统治和地主欺压的农民起义。其中较为突出的有：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爆发了清水教首领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青海出现了苏四十三和田五领导的回族、撒拉族人民起义；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林爽文在台湾领导了天地会起义；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湘黔苗族人民在苗民首领石柳邓领导下，举行了大规模苗民起义；
     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甘、楚、豫五省爆发了影响巨大的白莲教起义，历时九年，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
     嘉庆十八年（1813年），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爆发了李文成、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义。　
     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虽然都遭到残酷地镇压，但却极大地削弱了清朝的封建统治。

第五节 清代的中外交流和反抗西方殖民者的斗争

　　一、清代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与亚洲国家的交流　清代时期，与东亚的朝鲜、日本，东南亚的越南、暹罗（今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菲律宾、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国，都继续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当时，中外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相当广泛。如康熙时，中国商船携带丝绸、瓷器、茶叶、药材、纸张、染料及书籍、文具等等货物到日本，最多时一年达一百余艘。同时，日本的铜、金银及漆器等商品也大量输入中国。清初，中国学者朱舜水在日本开创的讲学风气，对日本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与西方的文化交流　在清朝，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有所提高。当时，来华耶稣会士将中国一些儒家经典和文史名著介绍到欧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及许多百科全书派学者，就认为儒家学说符合人文主义精神，他们还十分推崇中国传统的思想和制度。中国的瓷器等工艺品及园林建筑艺术，也深得欧洲人的赞叹，并得到了推广、仿造。
     清朝时期，来华的传教士也把西方的数学、天文、地理、水利、医药及火器等知识传入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康熙时期，白晋、杜德美等西方传教士参加了对全国地图的测绘工作。汤若望、南怀仁等西方教士，主持过钦天监的工作。西药金鸡纳等传入中国后，则以其独特的药效很快得到了推广。
     由于清朝长期实行闭关自守的愚昧政策，对西方科学文化仅愿意接受某些具体的知识，加之当时天主教士传播西学，是作为服务传教的一种手段，因此，鸦片战争前清朝同西方的文化交流，仍然相当有限。
     二、反抗沙俄侵略的斗争
     明、清之际，沙俄殖民者侵占了西伯利亚，并进入中国的东北地区。顺治时期，沙俄殖民军先后武装入侵黑龙江、乌苏里江及松花江流域，烧杀抢掠，并修筑了雅克萨（今黑龙江呼玛县西北，俄罗斯境内阿尔巴津）、尼布楚（今俄罗斯境内石勒喀河畔涅尔琴斯克）等据点。但在当地各族人民和清政府军的反抗下，沙俄侵略军遭到沉重的打击。
     清政府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开始对沙俄的侵略展开大规模反击。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二月，在沙俄拒绝撤军的情况下，康熙皇帝下令向雅克萨发起进攻。沙俄侵略军战败投降，清军撤走。不久，沙俄再度侵占雅克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清政府再次出兵雅克萨，沙俄政府不得不接受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八月，中俄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尼布楚条约》是中俄双方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它从法律上肯定了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东，外兴安岭直至鄂霍次克海以南的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
     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再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次年，双方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中俄中部边界，重申了《尼布楚条约》的内容，另外，对中俄通商、来华俄国留学生及俄国在京建造教堂等内容，也做了规定。
     三、清朝与西方的贸易及冲突
     鸦片战争前，英、法、美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开拓市场，陆续来到了东方。而清王朝实行的是闭关政策，限制对外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又规定只准在广州一处通商，由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经营外贸事宜。当时，中国在对外贸易上始终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这就势必因贸易而引发冲突。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派使臣马戛尔尼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来华交涉通商事宜。但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拒绝了英国使臣的要求。嘉庆时期，英国又曾派阿美士德使华，但仍然没有获得结果。英国政府借外交手段达到扩大通商的目的失败后，遂到中国沿海进行包括鸦片在内的走私贸易。
     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仅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而且造成大量白银外流，影响到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于是，道光皇帝在各界的强烈要求下，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查禁鸦片。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从此，中国步入了反帝反封建的近代社会。

第六节 鸦片战争前的清朝文化

　　一、哲学思想
     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激烈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具有早期民主思想的色彩。其主要著作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和《明夷待访录》等。
     王夫之是17世纪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主要著作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黄书》、《读通鉴论》和《宋论》等。
     顾炎武则不仅是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家，而且是著名的学者，他提倡的"经世致用"的主张，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主要著作有《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等。
     　　清朝时期，还出现了以颜元和戴震为代表的反对理学的进步思想家。颜元的主要著作有《四存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及《习斋记余》等。
     戴震的著述很多，内容涵盖哲学、天文、地理、声韵及训诂等方面，后人编为《戴氏遗书》。
     二、考据学
     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反对空谈、提倡汉学，在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影响。同时，在清政府大兴文字狱和提倡整理古籍文献的影响下，遂出现了考据之风。乾隆、嘉庆时期，考据之风更为盛行，形成所谓"乾嘉学派"。
     在清代，考据之学名家辈出，著述林立，如胡渭的《禹贡锥指》及《易图明辨》，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在辨别古籍真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乾嘉考据学派中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和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都对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其余如阮元、王先谦、段玉裁及王念孙等等学者，也都留下了独到的著作。
     　　三、史学
     　　清代的史学成就颇大。其中官修的《明史》，被视为正史中较为严谨的一部。谈迁所著《国榷》，是一部重要的明史编年体著作。其余如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及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清代私人修史者也很多。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继刘知几之后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专著。
     四、清代官修大型图书
     康熙、雍正时期官修的《古今图书集成》，共有一万卷，是继《永乐大典》之后的又一部大型类书。乾隆年间，清政府又组织编修了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共收录书籍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七万九千零七十卷。《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对保存珍贵的文献资料有很大的贡献。但清政府在修书的同时，大量销毁和删改旧书，又使文化遗产遭到了一次浩劫。
     五、文学、艺术
     　　小说 清代小说的盛行，是文学方面最有成就的一个部门。其中最著名的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曹雪芹的《红楼梦》。
     《聊斋志异》是一部短篇故事集，文笔流畅，语言简洁而生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对封建的科举制度和腐朽的官僚政治进行了有力的揭露。《红楼梦》通过描述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故事，展示了封建家族内部的勾心斗角及奢侈淫逸的生活，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礼法的虚伪和残酷性。《红楼梦》的艺术成就，达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
     　　戏剧 清代的戏剧有很大的发展。当时除昆曲影响较大外，秦腔、弋阳腔、徽调、二簧调等地方戏也获得突出发展。这些地方戏以丰富的内容，质朴的表演，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影响日益扩大，并进入北京。此外，山西梆子、豫剧、赣剧、汉剧及湘剧等都逐渐成熟，成为独立的剧种。
     清代的优秀剧本颇多，其中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最为有名。
     绘画 清代绘画成就斐然。清初，画坛以王时敏、恽寿平、吴历等所谓"六大家"为突出。清代绘画成就最大的是清初的朱耷、石涛、肖云从等和以后的扬州画派。扬州画派的代表是金农、郑燮、罗聘、李鱓、黄慎、李方膺、高翔及汪士慎等所谓"扬州八怪"。他们摆脱了因循守旧画风的影响，作品独抒个性，给人以清新之感。
     六、科技
     历法和数学　清代历算学家王锡阐，精通中西历法，著有《晓庵新法》及《五星行度解》等天文学著作。
     梅文鼎对中西历算学都有相当深的研究，著述甚丰。他的代表作《中西数学通》，总结了当时世界数学的大部分知识，标志着中国数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蒙古族历算学家明安图，也在数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用解析方法对圆周率进行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地理测绘　康熙时期，清政府组织人员对全国进行了长期的大地测量，绘制了当时先进的《皇舆全览图》。乾隆时，又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绘制了包括新疆地区在内的《乾隆内府皇舆全图》。
     　　建筑艺术 清代时期，园林建筑取得很大的成就。如北京的圆明园，前后经历百余年修建，规模宏大，不仅综合了国内诸多名园的特色，而且吸收了西欧园林艺术的成就的特色，是当时世界上最壮丽的园林建筑之一。
     清代修建的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拉萨的布达拉宫，北京的雍和宫等建筑，也都各具特色，达到了很高的建筑水平。
     　　医学　在清代，传统中医学继续发展。当时重要的医学成就有：乾隆时官修的《医宗金鉴》，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重要著作；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大量应用了解剖学知识，对祖国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第三编:中国近代史

第一章 导 言

第一节 、中国近代史

1.中国近代史的范畴
     时间：1）1840－1949年 2）1840－1919年 3）1911－1949年 ……
     划分标准:经济（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政治（社会制度、政治事件）
     中国近代史的内涵：半封建半殖民地、反帝反封、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中国近代化过程
     2.中国近代化过程
     近代化是17世纪开始于西欧的世界性的历史潮流。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无论是愿意或不愿意，都不能、也不可能自外于这股大潮流。当中国在1840年被撞开大门之后，这股大潮流便强行把中国拽入其中，迫使中国人跟着它走。中国由此开始了一个社会变革过程。
     这一过程并不像西方国家近代化那样是从涓涓细流渐汇成滔滔江河，中国近代化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条颇为宽广的人工开掘的运河。这是因为，中国近代化并非中国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急迫的救国救民历史任务的促逼下，近代中国人被迫以最快的速度采借西方文明，试图借用西方现成的近代化成果，作为救国救民的工具。
     1）工业化，即社会经济由农业为主转变到以工业为主。这是一个国家近代化的基本标志。
     1859年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提出了第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也可以说是第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纲领，是为中国向这个方向启动的标志。
     19世纪60年代产生了近代军事工业，建成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等。这些不仅是近代机器工业在中国产生的标志，更重要的是，这批最早从西方移植来的近代经济植株，成为改造中国这片中世纪荒漠的第一片资本主义绿色。在这以后，这片绿色逐渐蔓延、扩展，从只造枪炮、轮船的军事工业，扩大到民用的纺、织、粮食加工、造纸、火柴等轻工业和交通运输、通讯业，从官僚把持的官办工业演进至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又发展起内外商贸、金融业等等，渐渐形成了散布于全国的资本主义绿色植被，使荒漠不再是荒漠。
     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一倾向的出现：
     近代技术和机器渐次取代手工劳动和手工工具；
     非生物性动力开始替代人力、畜力作为生产、运输和通讯的基础；
     近代工商业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开始发挥作用等。
     至20世纪初年，政府终于放弃了传统的重本抑末立场，先后推出了各种近代经济政策，如商法、工商企业注册登记制度、商标制度、会计制度等。同时负责工商经济管理的政府机构产生，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科学化不断完善，说明近代经济已开始成体制地向前发展，这就为整个社会的近代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2）知识结构的近代化。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当时中国人知识结构的真实反映。鸦片战争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偏狭、单一的传统知识结构的失败。一些明智的中国人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便分别从实践上、理论上发起了中国人知识结构更新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自鸦片战争后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纷纷探求世界地理、历史知识(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西方枪炮、轮船知识(如《演炮图说辑要》、《火轮船图说》等)为开端，中国人对近代知识的探求呈现出两个趋向：从研究西方枪炮、轮船，指向近代自然科学体系；从研究世界地理、历史，指向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学说。而且，这两大系统的知识不断地扩大、加深--在自然科学领域，从枪炮制造技术，扩及声、光、化、电之学，进而涉及西方现代数学、物理等学科；社会科学领域，从考察西洋各国的"情状"，扩及到近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美学等学科，从而使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开始了革命性的转换。这一转换的意义是伟大而深远的，它推动了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军队的近代化以及政治领域的变革潮流，观念领域的弃旧向新。可以说，知识结构的革新，是推动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动力。
     3）政治领域的近代化。
     政治领域近代化的主要表现是：民主化和人民政治参与的扩大、行政管理机构的科层化、法治取代"人治"等。这些也是近代化的主要内涵。　　　
     鸦片战争前后，处于专制政治之下的一些中国人，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觉察到另一个世界的不同政治制度--林则徐组织编译、1841年刊印的《四洲志》就特意向中国人介绍了"巴厘满衙门"。继起的一些中国人则对这个以"巴厘满衙门"为主要象征的民主政治制度由理解、赞赏直至主张实行之。
     至19世纪90年代后，政治领域的近代化更呈现出较全面开展的状态--甲午战后，民众开始以主动的角色参与政治。从集会、请愿、组织政团及政党直至参选和竞选、口诛笔伐甚至以暴力对抗专制政治等，中国人表现出从未曾有过的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态度；
     政治制度也开始了革新的过程，从设谘议局、资政院、实行地方自治、立宪法、三权分立，直至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召开正式国会，展示出全新的政治面貌；
     同时行政管理机构也开始变革。从戊戌变法中建立专门的政府经济管理机构，到20世纪初年成立明确分科、分层负责的11部，至民国政府实行近代文官制度，行政机构初步实现科层化；
     20世纪初年还开始了大规模的法制建设工作，刑法、民法、诉讼法、商法、国籍法及一系列新的行政法规相继问世，继而法院成立，司法开始独立，律师出现于法庭上，出现了法治取代"人治"的势头。
     近代化的政治局面开始在中国出现。
     4）文化的世俗化。
     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文化的世俗化不仅是相对于"圣化"而"超圣入凡"的过程，也是相对于贵族化而平民化的过程。
     就相对于“圣化”而“超圣入凡”的过程来说，随着知识结构的更新(如：世界地理知识、哥白尼日心说、牛顿力学定律、培根科学思想、赖尔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等)，中国人开始以日渐觉醒的姿态，以“冲决网罗”的气魄，挣脱“天”、“神”、“圣经贤传”、死了的“圣人”、活着的“圣君”的束缚，本着理性精神、世俗态度和实效观点去看待万事万物和社会。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一个个划破中世纪黑暗的新思想、新主张冲天而出：“以商为本”、“君末民本”、“自由为本”、“天欲人理”、“政者民之事”、“人有自主之权”、“天地生人，本来平等”、“科学与人权并重”等等。所有那些死了的、活着的“圣”、“神”、皇帝；过去的经典、现在的“圣旨”的“圣”化的地位被从根本上撼动，中国人开始努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就相对于贵族化而平民化的过程来说，文化开始走出封建贵族的圈子，日渐靠近民众。
　　一方面，旧的文化形式在朝着世俗化的方向革新。如：撰述历史要以“国民发达”为主体，语言文字旨在使农工商贾、妇女稚儿也“一目了然”，诗歌、小说朝着“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努力，戏曲要做民众的“大教师”等；
　　另一方面，又本着世俗化的宗旨，从西方引进新的近代文化形式。如：以民众教育为目的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被今人称为“大众传媒”的报纸、杂志，面向大众的话剧、电影，以“鼓民力”力宗旨的体育活动，为“众人”而不为“寡人”的西洋音乐、西洋油画、漫画等。实际上，它们不仅是从形式上，也从内容上体现了世俗化的方向。

     文化的世俗化，既是中国近代化的一大内容和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化的内在动力。
     5）城市化。
     在中国近代都有一定程度的表现。城市化作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它至少包含3个内容：
     社会经济由农业型转变为工业型。
     从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开始，许多城市的经济逐渐以第二产业(工商经济)、第三产业(服务业经济)为主，第一产业(农、牧、渔等天然生产业)则相对减少，成为以工商业为主导型的城市。这在一些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如上海、南通)表现得更为突出。
     人口集中，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
     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原来的农业人口大量地转变为从事工商业和其它行业的城市居民，使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而且这些城市劳动者有比较细的专业分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
     社会生活向都市状态转变。
     城市中聚集了各种社团，以及工商、金融、科学、文化、教育、新闻等机构，城市已成为经济、文化、科学、教育、信息和服务的中心。
     如，由张謇创办企业而兴起的南通就是一个典型。它不仅集中了一批工商企业，而且还拥有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南通师范学校等教育机构，还有科研、金融、新闻机构；
     由此，近代城市管理制度也开始产生。许多城市开始制定城市交通、卫生、市政管理等法规，建立了城市治安、卫生、消防等方面的管理机构；更重要的是城市化带动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
     由于城市居民的生活活动条件和观念的改变，人们的衣着、饮食、交通条件等开始“西化”。穿西装、吃西餐、住西式住宅、在大马路上骑自行车、坐汽车等，这些“西化”的表现不仅仅是人们的趋新心理所致，更是为了适应近代社会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节律而作的生活风格的革新。同时，家庭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石库门里弄住宅的出现就是例证)，社会协作和交往关系扩大(如大众传媒的发达、各类社团和机构的产生、公众活动的增多等)，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这不仅表现在衣、食、住、行条件的改善上，也表现在公园、自来水、电灯、医院、学校、消防队等新事物的出现上)。总之，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从落后、愚昧、闭塞、腐朽，转变为文明、科学、开放、健康。
     城市化是社会迈向近代化的综合反映，是与近代化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工业化、知识结构更新、政治民主化、文化世俗化、城市化等，这一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图景虽谈不上壮阔雄伟，但也称得上是全面进步。
     3. 中国近代化（过程）的特点
     1）中国是被动的进入近代化（过程）
     ａ. 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来自于外部压力
     发起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动机，并非来自于本社会的内部，而是在外部的强大压力——在西方国家侵略造成的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巨大压力下，在基本没有近代因素作前提的条件下，中国人仓促地采借西方文明，发起了近代化运动。因此这种近代化运动完全是被动的。用现时流行的话说，是“后发外生型”近代化。
     不仅整个近代化运动是在"御外"、"自救"的动机下，从军事领域发起的；而且各个领域，无论是军事、经济、政治，还是科学、文化、教育领域，其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始点上，无不有"救图"(诸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或类似的口号起了启动作用。
     那些在各个领域中第一次出现的近代化因素，如
     第一本世界地图集-《海国图志·海国沿革图》；
     第一次引进外国先进武器-林则徐在禁烟运动期间，购买外国大炮200多门，五六艘兵船；
     第一家机器工业企业-1869年方举赞的"发昌号铜铁机器车房"
     第一台蒸汽机-1862年许寿、华衡芳研制的"火轮船汽机"；
     第一个进化论历史观-"三世说"；（1898年上海大同书局刊行的《孔子改制考》康有为提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相当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君主"-"君民共主"-"民主"三个社会发展阶段。
     第一次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人――1875年郑观应在《论议政》提出在中国实行"君民共主"制度，等等，其背后也无不有涂着浓厚的功利色彩的"救国"、"救时"、"制夷"的动机在驱动。
     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口号，更是这一状况的集中反映--"制夷"是"师夷"的动机，而"师夷(采借西方文明)"正是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处。
     ｂ. 中国近代化表现为跳跃式的过程
     整个近代化的过程也不是一个自然演进过程，而主要是在外来接连不断、一个比一个更严重的民族危机的驱迫下，中国人迅速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变换择取更新的西方文明成果，从而使中国近代化运动表现为跳跃式的过程：
　　当中国社会还停滞在小农经济阶段时，近代科学却已经在这个基本没有工业和近代教育的国土上传播和应用；
     当中国人刚刚能区别物理学与"格致"学的不同时，潜艇以至飞机已在中国工厂中出现；
     在市民社会尚未形成、资本主义经济还很弱小时，"民权"、"人权"、"平等"、"自由"等口号已经在各种出版物上频繁出现；
     还没等多数中国人完全理解"民权"、"平等"之类的概念，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政治潮流已轰然而起；
     当多数中国人对"共和"、"民主"还是一知半解甚至基本不理解时，一些政治精英们已经在为完善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教制度而奔忙。
     短短的80年间，中国人跳跃式地跨过了西方国家历经数百年才完成的近代化历程。
     ｃ.中国近代化在发展程序上往往是颠倒的
     从整个中国近代化过程看，它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由逐渐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孕育出文艺复兴运动，由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近代理性思维泉源，浇灌出从伽利略到牛顿的自然科学、瓦特的蒸汽机及从培根、洛克到卢梭的近代哲学、政治思维，推出了英国、法国大革命；
     中国是等到蒸汽机、声光化电之学落户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逐渐产生；政治革命发生、共和国制度建立后，近代理性泉源才被开启。
     在各个具体的领域表现为：
     在经济领域，先是有作为尖端部分的军事工业产生，然后才有基础部分的采矿、冶炼、运输、通讯及轻纺工业的建立；
     在政治领域，先有议会、宪法及君主立宪制的提出，才有"民权"、"人权"、"平等"观念的提倡；
     在教育领域，先是有培养专门人才的专业技术学校的建立，然后才有基础部分的普通学校的出现；
     在科技领域，先有应用科学(如机械制造、化工等)的引进，然后才有基础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等)的学习和研究等。
     几乎全都是实用性、尖端性部分在前，基础部分的"补课"在后，呈现出"倒宝塔"现象。
     2）近代化的领导层只能由权力精英来担任
     由于中国近代化并不是由社会内部的近代因素不断成熟、积累而形成的自然演进过程，缺乏近代化的物质的、观念的、社会条件的准备，因此从近代化的领导层来说，只能依赖当时那些具有一定的近代化倾向的权力精英，通过采借西方文明，发起近代化运动。尤其清末时期更是如此。
     可以看到，不仅清末的整个近代化运动的组织、领导和实施主要是依靠当时那些身居高位或至少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僚、士大夫或士绅们，而且绝大部分近代事物--从新式工厂的创办、西方科学技术的介绍、西式武器的引进、新式军队的编练、新式学校的创办直至政治领域中的某些改革，也大多是由他们承担或首创的。清末以后，这种近代化运动主要是由精英分子推进的状况基本未变。
     且不说l912年后的国家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近代化制度的建立是由北洋政府的统治者们承担的，就是应当是群众性的辛亥革命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在中国不像法国大革命中那样是由市民阶层推着领袖人物步步向上，而是由那些社会精英(革命派)们拽着群众向前走。这就使整个近代化过程表现为自上而下的逆向运动。应当看到，这种状况是历史所造成的。在当时的中国也唯有以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才能突破中世纪藩篱，迅速启动近代化。而且，也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量变运动，客观上影响和带动了自下而上的量变运动，带来了近代化的物质的、观念的、社会的条件的成熟和不断积累。
     近代化运动由权力精英发起、主持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近代的权力精英们基本上是传统营垒的旧人物，他们所主持的近代化运动是畸型的、不健康的。如：以实用主义的观点颠倒近代化的程序，从传统立场出发竭力使近代化停留于肤浅、偏狭的程度；而且还导致近代化过程中常常出现反方向效果：军事工业制造出的西式枪炮是用于镇压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君主立宪制度被试用于挽救封建君主专制，最新式的军队被用于支持最反动的独裁统治等等。
     3）（强烈的危机意识下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想，成为一部分中国人发起和推进近代化的动力
     由于近代中国并没有形成足以使社会大多数人接受、理解并投入行动的近代化的动机，于是强烈的危机意识下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想，便成了促使一部分中国人发起和推进近代化运动的动力。这个动机或动力固然有利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和进行，但它也从某一个方面造成了上述的特点——强烈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动机，使中国近代化在社会条件尚未成熟的条件下即行启动，跳跃式地、程序颠倒地进行，且只能由那些仍站在传统立场上的权力精英们充当主要承担者。而这些又致使中国近代化运动仅以满足功利的、实用的目的为限，不可能深入进行。
     ａ.器物层次的近代化，其主要表现应是工业化。
     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正是从器物层次开始的。从引进"坚船利炮"，到建立各种机器工业企业、开矿、架电线、筑铁路、造轮船、刀矛换成后膛枪炮，直至仿造最新式的潜艇、飞机等。但直至1919年时，仍只有量的积累，而远未达到质的突破--有工业而无"化"的程度。因为新式工业、交通、通讯、矿业等虽然已在中国出现，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只占有很少的比例，且远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并不是机器，仍然是牛耕、锄耙、人拉肩扛、手摇纺车等方式的人力、畜力及手工劳动；在国民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农业经济。
     ｂ.制度层次的近代化，其主要标志应是民主型的政治机构及制度的建设。
     中国人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就提出了设议院、立宪法、行三权分立制度的主张。历经数十年的斗争，1912年终于建立起仿照西方民主政治的共和国政府机构及议会、宪法。但这种模仿只勉强做到"形似"。没有成熟的社会条件为基础的民主型政治机构和政治制度--总统、内阁、议会、宪法、法院、法律、地方自治等，一直处于徒有其形而缺乏其相应的内容的状态中。
     ｃ.思想行为层次的近代化，亦即社会的文化信仰系统、价值系统、社会习俗等最内层的人的素质的更新。
     我们从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积极参加工商经济活动以"求富"，热心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并力争"民权"，对新知识的追求，对新思想学说的礼赞、引进和实践，对各种传统规范直至精神偶像的厌弃和批判等等方面看，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政治信仰系统正走向崩溃，而新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政治信仰已开始起作用。但也仅此而已。因为直到民国年间，文化系统、价值系统和社会习俗等方面还远没有达到新旧更替的程度。真正的文化革命至1915年才开始，而且也仅仅是开了个头，就因为更为急迫的救亡任务而中断。
     显然，中国的近代化是一次快捷但又不深、不透的近代化运动。由此便造成了人们所说的近代化“脱序”现象：在新造的铁路上，却是用马拉列车；全用机器的工厂，管理却是封建衙门式的；穿着时髦的西服，却是满脑子封建思想；挂着“大总统”的衔头，实行的却是皇帝式的统治等等。还造成了鲁迅笔下所描写的文明“多重”状态：“中国社会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起：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但不管怎么说，中国毕竟已从这里迈步走向近代化。中国现代化的曙光正是从这时显现的。

第二节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1.中国近代史研究及史学危机的阴影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史学研究仍存在着危机。危机的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史学研究始终存在着超科学的强制，史学不能按科学本来的面目发展。这种强制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极大的滞缓了史学研究的发展。
     传统政治化史学面临困境：以帝王、王侯、政事为主；
     开花史学：分期、土地制度、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一花独放--儒法斗争；
     近代史--政治史--革命史：阶级斗争、民族运动、三次革命高潮、两个过程……
     在整体上谈不清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且内容、题材单一，以找规律为目的的单一性，研究目的的单一化，研究方法陈旧，造成一系列的综合症。
     2.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的问题
     1）史学观缺乏时代性；2）价值原则始终未能确立；3）理论思考被弱化和被搁置；4）研究层次的重新分离；5）研究细碎的趋势；6）工具性和单向度的引进；7）史学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偏颇。
     3. 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
     1)树立新的史学观念；2）开拓民国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3）改进和完
     善史学研究方法；4）提高史学工作者自身素质。
     4. 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的改进
     史学研究方法的类型
     1)社会科学内部的其他学科与历史学的结合，由此导致社会史学研究方法和口述史学研究方法的迅速发展。
     2)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向历史学的渗透，由此导致计量史学和生态史学分析理论的发展。
     3)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于历史学的综合性影响，由此导致心态史学分析方法的兴起。
     4)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对历史学影响，由此导致了结构史学、系统史学等分析方法的产生。
     史学研究方法的变化
     这些研究方法与整个历史学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从单项化趋向整体化；从疏阔化趋向精微化；从含糊化趋向准确化；从枯燥化趋向生动化；从单维化趋向多维化。
     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 整体化、精微化、准确化、生动化、多维化 ……

　 第三节、 相关史料的查阅与方法

　　1.中国近代对外交涉的重要史料
     1)《筹办夷务始末》 2)《清季外交史料》
     3)《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
     4)《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5)条约--条约是中外交涉和战争的结局性文件
     《中外条约》、《约章成案汇览甲乙篇》；20世纪初有个人编:《中外条约汇编》、《约章分类辑要》、《各国通商条约》等问世。
     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把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几个皇帝统治时的条约分别编印成集，如《咸丰条约》《光绪条约》等。
     6)王铁崖主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
     7)外交档案史料集
     常见的主要有：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季教案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选编》
     2．建国以来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丛刊(书)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史学会主编：齐思和等编的《鸦片战争》6册；齐思和等编的《第二次鸦片战争》6册；《太平天国》编委会编的《太平天国》8册；范文澜等编的《捻军》6册；白寿彝编的《回民起义》4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等合编的《洋务运动》8册；邵循正等编的《中法战争》7册；邵循正等编的《中日战争》7册；翦伯赞等编的《戊戌变法》4册；翦伯赞等编的《义和团》4册；柴德赓等编的《辛亥革命》8册。
     2）《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
     孙毓棠、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李文治、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统计资料选辑》；姚贤镐编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资料》(1840-1895年)；宓汝成编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1863-1911年)；聂宝璋编的《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1840-1895年)；徐义生编的《中国外债统计资料》(1853-1927年)。
     3）《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与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包括《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中国民族机器工业》、《上海市棉布商业》，《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上海市民族橡胶工业》等。
     4）《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 《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海关》、《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条约》、《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国海关与英德借款》、《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国海关与邮政》、《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国海关与1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
     5）《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欧阳兆熊、金安清的《水窗春呓》；刘禺生的《世载堂杂记》；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梁廷枬的《夷氛闻记》。
     6）《清代历史资料丛刊》；李伯元的《南亭笔记》。
     7）《中国近代史料丛书》；《刘坤一遗集》《饧良遗稿》
     8）《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9）《捻军史料丛刊》
     3．学习中国近代史有哪些常用的工具书?
     辞书、地图、年表，大事记、索引等类书籍，是学习中国近代史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4．中国近代史中涉及到哪些纪年法，主要内容如何?
     中国近代史中涉及的纪年法有干支纪年法、皇帝年号纪年法、岁星纪年法、黄帝纪年法、孔子纪年法和共和纪年法等。还有太平天国政权使用的太平天国纪年和1912年中华民国使用的民国纪年。（常见的是前两种）

     第二章　近代中国抵抗侵略与学习西方

第一节 、18世纪中国的由盛而衰

　　从1644年到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政府统治时期。自康熙至乾隆统治的130多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到极致，出现了为史家称道的"康乾盛世"。
     1 盛世经济
     17－18世纪时，中国在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方面，都仍然走在世界前列。
     农业：不论是人口数量，耕地面积，还是产量，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
     据统计，鸦片战争前全国人口总数增长到4亿多。
     1799年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粮食产量则猛增至2040亿斤。当时随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华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出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中国为15：1，而英国为10：1。当时中国农作物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强。
     手工业：1）手工业规模有了更大的扩展，如广东的冶炼业、京西的采煤业、江南的纺织业、云南的铜矿业等。
     2）手工作业的分工也愈益精细，如江苏松江棉布染色业作坊，按产品种类。景德镇的制瓷业分工也很细密。分工细密，使手工业的成果愈来愈精美绝伦。
     商业贸易：1）品种的多样化，当时的粮食、棉花、棉布、蚕丝、绸缎、铁器、瓷器、食盐、烟、茶、糖等都是行销全国的重要商品。
     3）商业水上运输的发达。北起通州南达杭州的大运河；长江是横贯东西的交通干线，南起广州经灵渠入湘江而达于长江的航线则是岭南与内地联系的纽带。乾隆时修的金沙江水道，商船往来，络绎不绝。北方的陆路商运也不逊色。
     4）商业团体的活跃。 "北京帮"、"山西帮"远赴蒙古、新疆进行贸易。
     5）商业对外贸易的增长。清政府的对外贸易也急剧增长，主要出口商品为丝、茶和土布。据统计，18世纪中，英国购买中国产品输出的白银，达20890万两；仅广州流入的白银，平均每年均在100万到400万两之间。相反，外国的商品在中国难以找到销路。--中国入超国家。
     6）都市经济的繁荣。中国的城市也有了很大发展。到19世纪初，世界有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0个，中国就有6个，即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墟市、镇数量大大增加。
     2 盛世衰相的隐患
     清政府18世纪已隐伏着衰相。
     首先，表现在政治上
     1）清政府统治阶级已日趋腐朽。随着清政府经济的繁荣兴旺，统治阶级的侈糜之风也日渐增长。各级官吏为讨好圣颜，一掷千金，耗费惊人。每逢节庆，王公贵族、各级官吏更是以搜刮所得竞相贡呈。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
     2）吏治败坏、贿赂公行。官场贪污之风普遍，许多贵族官僚都贪财纳贿。和珅的财物数量惊人，民间因而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许多士子都把科举看作升官发财的阶梯，一旦科举高中，则极尽聚敛之能而不务政事。河、漕、盐三大要政，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都成为官吏从中渔利的渠道。乾隆时的贪污案件不可胜数，较大的如两淮盐案、山东库银案、浙巡贪污案等，每案银额数量惊人，牵连之广，令人难以想象。
　　3）军队战斗力的丧失及其败落。八旗、绿营受腐败之风侵袭。八旗、绿营是清政府的正规军，入关之初曾是强悍善战的军队，到康熙平三藩时，八旗兵已军纪废弛，难以为战。“都统、副都统于会议之时，多不到班。其到班者，往往不以正务为意，或彼此相谑，言笑无忌。”高级将领养尊处优，玩忽职守，把公务置之脑后。普通士兵平时缺乏军事训练，每日或架鸟提笼，或聚众赌戏，游手好闲，全无营伍之严肃。三藩之乱还是依靠绿营兵将才得以平定。绿营也不能逃脱腐败之风的浸染。各地军营中克扣军饷已成普遍现象，甚至出现有册无兵或雇人服役之事，还有的士兵干脆把兵械典卖糊口，以至兵匪不分，兵丐难辨。
     4）制度与政策的问题
     清中叶吏治败坏，军纪废弛，大大削弱了清政权的统治基础，封建统治的衰败已势无可挽。
     其次，表现在经济上
     1)农业生产发展的缓慢。清代农业有所发展，但成效并不突出。
     在农业工具的使用改进方面甚至出现停滞。
     清代的农田水利建设没有胜过前朝，呈现每况愈下的趋势。
     土地耕作方式基本上是粗放型的经营，只有江南极少数地区有了集约耕作，农业产量仍呈下降趋势。
     落后的农业生产管理。
     2)手工业的不发展。农民对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物品的需求基本上可以通过家庭副
     业生产的方式来解决，乏对市场交换的更高需求。
     3）（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市场的不确立
     再次，表现在文化上
     文化专制主义的日趋严密。清政府统治者以严酷的文化专制来消弭人民的反抗意识。
     大兴文字狱。清代的文字狱数量之多，株连之广，处罚之酷则超过了任何朝代。
     康熙至乾隆年间，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就达七八十起之多。康熙时，有《明史》案和《南山集》案。这些文字狱，是要在知识分子中显示其专制之淫威。
     多次颁布禁书令。对那些不利于清政府统治的书籍，一律予以删禁或销毁，私藏
     禁书者重罚。
     文化专制的结果，使知识分子一味埋头于故纸堆中而不问世事，造成了整个社会思想僵化而脱离实际。
     再次，国内的阶级冲突
     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频频发生。
     会党起义。较大的秘密结社有白莲教、天地会和哥老会。
     到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席卷鄂、川、陕、甘、豫五省，抗击清政府达9年之久。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政府，成为清政府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天地会、哥老会的反清活动也从来未停止过。
     2)农民的抗租。
     3)业者的罢工。在城市，手工业工人为增加工钱、改善待遇，掀起了一次次反抗斗争。
     手工工匠在斗争中，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会馆"、"社坛"、"帮行"等，他们讲团结、能互助，增强了工匠的战斗性，反映了工匠斗争力量在壮大和发展。广大中小商人和市民也反对富商囤积居奇，或是起而抢米，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抗力量。
     衰世的种重迹象在盛世中生成。18世纪的清政府已开始走向衰落。

第二节、西方入侵前奏与中国的闭关锁国

　　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占据统治地位，工业革命席卷欧洲。从此，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对峙和冲突便开始了。
     1.西方资本主义到中国寻找什么？
     市场、原料供给
     英国
     1792年，英国以补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为名，派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来华。次年9月在热河觐见皇帝，提出开放宁波、舟山群岛及天津为通商口岸；在北京设立商馆；将舟山群岛之一海岛划给英国，作为英国的商业基地；将广州附近一块地方拨给英国，供英人居住，并允许英人在广州自由出入；减免英国货物在广州和澳门之间的税额等要求。
     乾隆逐条驳斥，并申明"此事尤不便准行。"
     马戛尔尼失败而去，但他也带回去一个信息和预言：中国衰弱已极。中英如发生战事，中国必将土崩瓦解。资本主义扩张的欲望因此而更加张扬。
     1816年，英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谋求驻使北京、开放口岸、让英人自由出入广州。旋因阿美士德等人坚持拒绝行跪叩之礼而被清政府逐走。　
     1832年，英东印度公司派遣礼士，带领化名胡夏米的广东商馆职员及传教士郭士立等70多人，乘武装商船阿美士德号，由澳门出发北航，经厦门、宁波、福州、上海、山东文登县刘公岛及朝鲜、琉球等地， 6个多月后返澳门。
     一路上，他们调查沿海驻军人数、装备，测量河道港湾，绘制航海图，散发宣传品。胡夏米等根据这次侦察的情况，极力煽动英国对中国发动战争。
     1834年，英国政府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预示任何英商都可以到中国进行自由贸易，这成为英国开拓中国市场的一项重要举措。开始了英国政府派驻华商务监督代表政府及其资本家同清政府直接打交道。
     1834年7月，英国首任驻华监督律劳卑带着英国政府"推广英国贸易"、"与北京朝廷发生直接关系"的训令，乘军舰来到中国。
     律劳卑到达广州和澳门后，拒绝与公行的行商接洽，而直接在广州投递书信，要求面见两广总督，改变中国原有贸易章程。
     两广总督卢坤认为外国人直接投递书信不合定规，拒绝接受，并先后多次派行商面见律劳卑，向他解释广州的贸易章程，告知他外国文书向例由行商代递，并询问其来华意图。
     律劳卑态度蛮横，既不准行商代递，又不接受行商询问，还乘军舰在中国领海耀武扬威，张贴散发中文通告，谩骂清政府官员"固执不明"，并扬言"大英国商人，特愿……在大清各地方交易，实为两国之要事，英国商等，定必勉求得之"。意思很明白，英国要把它的经济势力扩张到中国各地，并要强行达到这一目标，显示了英国侵略者的张狂与急不可耐。
     9月初，卢坤下令中止中英贸易。英国的两只军舰便闯人海口，一路轰击虎门、镇远、沙角、横档、大虎各炮台，并闯进中国内河黄埔。同时，英国水兵也携带枪炮，开进广州商馆。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包围了英国商馆。英国不甘心就此罢休。
     1834年12月，在广州的英国商人联名上书英王，要求在中国开辟更多的通商口岸，请求派来一支"有充分规模的武装力量，直接北上与中国政府交涉"。英国伦敦、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等地的资本家也要求英国政府采取强硬的对华军事行动，打开中国市场。
     法国
     19世纪初，法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对外贸易无法同英国竞争，很重视利用天主教作为侵略工具。
     一些法国天主教士以传教为名，宣传殖民思想，刺探情报，甚至干预中国政治。康熙末年以后，法国天主教士遭到清政府的严厉禁止。他们被逐出后，又改服易装，变姓易名，重新潜回中国，继续活动。
     美国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广州，赚得3.7万多元。"中国皇后号"返回美国后，极尽渲染对华贸易的厚利，促使大批美国商人、牧师和亡命之徒涌入中国。他们轻视清政府的"文件、禁令、警告"。
     总之，自西方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就不断地向外殖民，中国成为它们掠夺的神话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