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肉不能和什么一起吃:中国通史（教案六）

2．清代社会生活饮食
     饮食 饮食习惯具有强烈的民族传承性，也受着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巨大影响和制约。饮食上最基本的差别是南北差别。
     南方稻作农业区以稻米为主食，北方旱作农业区则以菽麦粟米为主食。这只是大概的区分。实际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米麦之类的细粮由于生产力的限制，产量过低、价值较高，加上地主、官僚、富商和高利贷者的层层盘剥使普通百姓贫困化，小麦之类的细粮很难成为普通百姓的日用食料。
     玉米、高粱、粟米、番薯、土豆及其他粗杂粮倒成为普通人家经常食用的东西。特别是在北方地区，小麦的平均亩产量极低，非官宦富室几乎没有人家可以把小麦作为主要食品的，他们平时也无所谓副食可以食用，食肉的机会更加罕见。当历史进入近代的时候，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变。
     在华北平原地带，"民间地亩不皆种麦"，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食用需要，从明代以来，玉米、番薯、高梁等产量相对较高的作物的播种面积迅速增长，希望以此来增加粮食供应。
     河南向来是中国小麦的主产区，但是所出产的小麦大都运往城市销售，农村居民鲜有食麦者。
     东北和西南广大地区的民众也经常用玉米等粗杂粮作为主食。这还是丰收年景的情况，如果遇到较大的水旱灾害，就只能靠吃草根树皮以苟延残喘了。
     南方稻作区自然条件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稻米成为城乡居民几乎惟一的主食。甚至在更为富饶的广东、江苏各地，尽管大量的土地被用来养鱼、种蔗、栽桑、植棉．但依靠邻近省份的接济补充，稻米供应还基本能够满足日用需要。在近代西方机器工业产品还没有取代农村家庭手工业产品以前，南方发达地区的农民依靠农工兼作勤劳度日，平常年份还可维持基本温饱。
     城市的普通居民大多以"庸贩艺业为生"，属于"肩挑负贩自食其力之人"。但是城市是工商业集中的地区，城市按它的规模大小不同、行政级别不同而具有大小不同的食物和生活品供应范围。城市居民的食物供给条件普遍比农村要好。不仅细粮在食物构成中的比重要远远高于农村，而且主副食的种类和花色也远较农村丰富。
     城市也是社会分化程度更高的地区。聚居在城市的官僚富商等显达人物与广大城市平民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势若天壤，他们之间生活水平的差别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皇帝后妃亲王大臣等经常过着一席千金、酒池肉林般的生活，就是那些富有的商人和城居地主也常常是奢侈挥霍，无所顾忌。
     然而在北京的一些妇女"每日荷框游行各胡同中，专收人家破烂纸张破碎布条"，用这些破烂杂物换取生活用品。
     中国饮食文明，南北各地依据各自特有的自然条件和物产特性，创制发明了各自独到的食品加工形式，著名的八大菜系就是典型。
     3.清代社会生活-住
     房屋与居住环境。居住具有鲜明的等级界限。从公侯贵族高阙巍峨的宫殿庙堂到普通百姓的泥屋草舍，显示出各阶层在财富、权利和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差距。
     清代统治者以法律手段保证公侯百官在居住方面高于普通百姓的权利，限制庶民百姓在房屋建造和居住方面的规格。
     《清律例》规定，一、二品官员的房屋厅堂七间九架。正门三间五架；三至五品官员厅堂五间七架，正门三间三架；六至九品官员厅堂：间七架，正门一间三架；庶人厅房不得过三间。此外法律还对房屋的装修、彩饰等做了等级限制。
     按照这些规定，贵族官僚的宅第不同于普通百姓，不仅外观上宏阔高深、飞檐斗拱、装饰豪华，而且其名称也与普通庶民的房屋不同，常常以某某宫殿、某某府第、某某公馆或某某第、某某堂、某某宅称之，门额高悬，望之森然。庶民百姓即使家境富有，财力充盈，可以建造数十所甚至上百所房子，但每所房屋的厅房都不能超过三间。
     北京的四合院、山西的平遥古城等大量明清时代的民居建筑往往以三间、五间为多，就是这种规定的反映。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或者囿于统治者的行政控制的覆盖能力，或者得到当局的某种默许和纵容，居住逾制的状况也时有存在一些地主富商高利贷者利用他们的经济和社会优势兴建起高楼大厦。
     在山西最为著名的如祁县的乔家大院、渠家大院，榆次的王家大院等。
     在南方经济文化发达、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房屋建造更是极其华丽优雅。今天仍为著名文化遗产的苏州园林式建筑，历史上大多数都是从私家住宅发展而来，像拙政园、蠡园、狮子林等，即使这里的民居建筑，也是独具风格，粉墙黛瓦，小桥人家，是苏州一带民居风格的典型形式。它们和普通庶民百姓居住的房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广大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十分低下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十分低下。
     直隶河间县，"乡村多置草舍，城市通衢，或用陶瓦加粉饰，其内房则皆筑土为墙，诛毛代瓦"。
     房屋居住模式中的尊卑之别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模式讲究人与人之间的身份等级，讲究人们之间的上下尊卑和伦理关系。传统的房屋居住分配模式也显示出明显的尊卑之别。
     4.清代社会生活-行
     交通 在近代新式交通工具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各地交通以人力、畜力为主。南方水乡地带的水上运输也往往辅以人力牵引。
     陆路交通工具
     畜力使用以牛、马、骡、毛驴和骆驼为多，各地根据自然条件、人民经济承受能力和饲养习惯等选择不同的牲畜，大致南方人民饲养牛、马，以牛为主，中原地区人民多养骡马和毛驴，北方和西北除骡马、毛驴外还饲养骆驼用于拉车服远。畜力在交通上主要有两种使用途径，一是使用畜力拉车，一是直接用牲畜驮载。
     从西北、内蒙经大同、张家口至北京、天津的庞大驮队，将大量的毛皮和其他畜产品运到内地，再将中原地区的生活用品转运到内外蒙古及西北地区，远的销售到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在著名的恰克图互市，驮队是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拉骆驼成为河北许多农民农闲时的重要职业。中原一带平原多大车。
     畜力还大量用于骑乘，是为人员往来的重要工具。中国古代有发达的驿站交通系统，官方驿递四通八达，所使用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马匹。民间交往乘马骑驴者更是各地均然，在华北平川民间还发明了驴轿这样的比较舒适的骑乘工具。
     水上交通工具
     水上交通是传统交通方式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这里的城市乡镇居民都凭河而居，市河、街道交错，津梁环互。市河两岸有码头、石板路、商店、铺房和人家，船舶为当地居民生活必需，每天停泊在市河上的航船多达数百条。这种发达、廉价的水上交通系统对于江南地区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最繁荣的地带，对于江南人民享有相对富裕兴旺的社会生活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人力运输在社会生活中还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山区车马难行的地方，肩挑背驮历来几乎是惟一的运输方式，许多地方背箩是农民的主要运输工具。
     使用人力的还有轿子。简单的如滑竿则只有两根竹竿中间加一把竹椅而已。
     人力也是城市的一种重要的交通手段。上海"邑境水乡，有舟无车，陆地运货向用人力。咸(丰)、同(治)以来，始有小车(俗名江北车)，后又有人力车(俗名东洋车)、马车，载货则有踏车，然但流通于北市"。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城市的货运基本依靠人力扛抬。各等级的城市都集中了一大批以扛抬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扛抬工人为争夺生意分段把持街道，控制行市，这在北京、上海、苏州、杭州、汉口等地都严重存在。
     无论使用牲畜还是使用人力，传统交通运输的共同缺陷是速度慢、效率低、耗用人力成本高。
     像中国这样的疆域范围辽阔的国家，从北到南行走常常需要几十天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大批量货物的长距离转运也不能不出现人力物力的巨大耗费。

第二节、西方生活方式的传入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变化最多的领域就是社会生活领域，举凡衣、食、住、行、用的每一个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都刻印着西方的影响。这些变化都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发生的，是伴随着西方生活方式的传入发生的。
     1．西方近代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双重影响
     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具有强烈的选择性，但西方近代以来所发展起来的丰富的物质文明，代表着社会生产的前进方向，其在社会生活方面的影响也是难以抗拒的。
     如果说19世纪初期以前，清政府的王公大臣们接受和选择西洋钟表的行为还具有强烈的、封建末世的统治者所特有的贪婪和奢靡成分的话，从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接受和选择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的过程则具有了双重的影响。
     一方面，西方的一切是伴随着大炮和殖民主义野蛮侵略强行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的，它既破坏了中国长期安定、宁静的社会环境，也迫使中国人不得不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去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承受了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巨大痛苦。这就不能不激起中国社会和人民的强烈反抗。
     另一方面，西方传入中国的新器具、新事物和新的生活方式又有一定的先进性，代表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且这些东西一旦进入中国就对传统的落后的生产力和生活方式起了强大的破坏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引发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新变革。这又极大地调动了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自觉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生产方式和先进思想的积极性。
     这两个方面同时存在、同时发展，必然进一步加深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复杂程度。
     2．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
     首先发生在物质生活的衣食住行诸方面。西方对中国社会影响最普遍、最深刻的是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身上穿戴的东西发生了迅速的变化。
     土布在中国人的穿着中所占有的地位逐渐地让位于洋纱布、洋布。这一变化所产生的连锁反应是巨大的。它直接导致了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结构的最后崩溃。人们都说中国传统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密切结合。那么，这种生产方式也决定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
     在传统的生产方式领域，所谓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主要是说，农村不仅生产社会需要的粮食，而且生产了全社会所需要的大部分生产和生活用品。在这样的一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 社会生活方式突出地表现出它的自给性和封闭性。农民与手工业者不分，农业之外的几乎所有时间都被用来生产手工业产品，不如此就无法维持生活，这就是传统社会生活的基本情况。
     19世纪中叶，西方工业制成品大量涌进中国，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逐渐解体，传统的生活方式也不能继续存在下去。洋布逐渐取代土布成为中国人主要的衣着用品。起初还有所谓用洋纱手工纺织的洋线布的市场，渐渐地人们身上穿着的主要是洋布了。家庭纺织之业逐渐消灭。
     3．到城市谋生活的农民
     洋纱、洋布带来的不仅仅是人们衣着穿戴的变化，它还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活模式。人们不得不开始到农业之外的城市去谋生活。
     上海是近代中国受外来因素影响较早也是受西方影响较深的地区，上海的机械工业发展也比其他地区较早。
     上海邻近地区乡村发生的变化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在内地发生的过程虽然还没有完全展开，但是，上海所发生的变化预示了一种方向，一种朝着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方向。这将全面改变中国人的生活。
     4．最早接受西方影响的群体
     近代西方生活方式，对中国的影响过程大致是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逐步推进式地发展的。城市人口，特别是沿海城市的人民是接受西方影响最早的群体。
     他们吃的是机器磨制的面粉、大米，饮用自来水。
     有的城市还逐渐发展有西式餐饮业，譬如在上海，"遇有佳客，尤非大菜、花酒，不足以示敬"。生活方式尽量模仿西方的做法。
     一般贫民也可于此巨变中时刻感受着西式生活的影响。英国人呤俐叙述1859年他在广州的所见时说："很多中国姑娘的天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式头巾，作手帕形，对角折叠，在额下打了一个结子，两角整整齐齐的向两边伸出。我觉得广州姑娘的欧化癖是颇引人注目的。"
     甚至最具中国民间特色的迎神赛会，也雇用了西洋乐队为之伴奏。
     5．城市商业的发展
     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西方的使用器具和生活方式借助市场的媒介作用迅速在各大城市流行开来。
     市场扩展到哪里，西方的影响就在哪里滋生。市场扩展到哪里，传统的旧的生活方式就跟着发生了改变，乡曲里巷无一例外。
     远在西南的云南省也逐渐地被洋货占领了市场，人民生活随之发生转化。清末，社会上滥用洋货之风有一日千里之势。
     一股崇洋、用洋之风席卷了整个社会。这是生活方式新旧交替的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许令人困惑，令人焦虑，但却几乎是不可抗拒的。
     6．旧礼教秩序的崩溃
     生活方式的变化引起了礼法秩序的松弛。旧的礼教秩序化为强固的礼教风俗和身份观念在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被固定化，固定为穿衣戴帽的定性模式，固定为居室舆马的规定等级。然而这一切都在西方生活方式的冲击下开始松动，在商品市场的潮流中被逐渐销蚀、磨损，在新的生产方式的震荡中开始崩溃。
     生活方式趋于铺张豪华，传统礼法的束缚趋于松弛
     首先表现为生活方式趋于铺张豪华，传统礼法的束缚趋于松弛。这在传统观念看来既是一种奢侈颓风，又是越礼犯分的邪恶行为。数以万计的农民被迫脱离了世世代代男耕女织的生活模式，跑到大上海十里洋场的工厂和各种服务业里讨生活，他们不得不建立起一种新的生活模式，一种和城市节奏相协调的生活模式。这种新生活必将彻底地把他们塑造成新的人。
     旧农村生活方式的传统礼法秩序失去延续的根据
     当农民脱离了旧的生活模式时，那种世世代代束缚着中国农民的礼教秩序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权威。即使是普通百姓在新事物层出不穷的变化中也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再顾虑什么服饰制度、身份限制，而是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衣着打扮；他们不再靠徒步行走去上班，而是采用了自行车和更高级的电车、汽车；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在街头巷尾作为草鞋帮的成员看看那种草台班子的俚俗表演，而是进到戏园、影院中去观看最流行的节目。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千奇百怪的繁华世界，创造着多种多样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旧日的那种基于缓慢节奏的安静的农村生活方式的传统礼法秩序失去了延续的根据。就拿坐车来说，电车成为城市主要的交通工具，成为士、农、工、商各阶层在城市活动中的必要交通手段，旧的那种对衣食住行的严格规范至此完全被打破。
     妇女改变主内的家庭角色，成为真正的社会成员
     大量的妇女离家外出谋生，成为有独立经济能力的自由的社会成员，这使她们能够逐渐摆脱旧道德的约束，追求新的生活方式。
     她们出入茶肆、酒楼、烟馆、戏园，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
     不仅这样，城市妇女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冲击了旧式的家庭关系和男女关系，一些离开乡下家庭进城的妇女，由于日久濡染，留恋城市生活，
     原来的家庭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她们不愿重新回到农村去，随之也舍去了旧的家庭。在男女社交方面也逐渐出现自由的、基本平等的交往新形式。
     妇女进工厂做工，这是中国妇女摆脱旧礼教羁縻的第一步，此后随着男女自由交往发展而来的还有兴女学、禁缠足、主张男女平等的呼声，直到婚姻自由，种种变化都昭示着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模式在城市化、市场化的潮流中不可阻挡地兴盛起来了。
     新式教育下成长的新青年
     推动近代西方生活方式在中国播散的一支重要力量是那些在新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新青年。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设西式学塾，对中国孩子施行西方化的教育。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清政府和一些开明的封疆大吏又兴起一股办洋务学堂的热潮，同治十一年(1872年)派出了中国近代第一批留美学生。尽管对洋务学堂的成就和不足社会上议论颇多，留美学生也因所谓习染"外洋风俗"而被撤回。有人批评幼童出洋留学，"习染坏习，甚有去中国之衣冠而易西装者，即回华时仍易华装，而其性情脾气居然与西人无异。此等人而回华，势必起居食用一切不便，是不过多一西人而已"。从类似的指责中我们不难看出西式教育对学生生活方式的影响。
     戊戌变法以后，特别是在义和团失败之后。全国各地的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增长，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人数大大增加，他们在全国的分布也更加广泛，这对推广新的生活方式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三节、平民生活的水准

　　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交织着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剧烈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冲突，包括了中国和西方之间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持续对立。对于中国广大平民的生活水准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
     1.近代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
     农民的生活水准。在近代剧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中国农民遭受了更为沉重的剥削和压迫。
     一方面传统的农耕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被打破了，农民生活所需的日用物品越来越多地依靠市场供给，生活费用日益提高；
     另一方面，农民的收入水平却难以得到有效的保证，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
     为了维持生活，许多农民不得不向地主佃种土地，将收获物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作为地租交给地主。
     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地主高利借贷粮食的现象全国各地无处不有。陕西武功县的贫民"每当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时，辄向宫室乞贷粮食，如借麦一斗，至收获后还一斗二三升不等，名曰'食颗颗粮'"。
     此外佃农还要遭受地主额外的需索和剥削，在山东临清一带，作佃农的至少须有一男一女，他们在农闲的时候得听由地主使用。男的为地主赶车，转运货物，女的为地主家庭烧饭、洗衣、扫地、看护小孩以至饲养牛马等。地主只供给他们饭食不给工资，这叫"打里工"。如果佃农的妇女不愿意做这种劳动，或实在不能做的，则每年必须对地主，出一两元金钱，这叫做"包里工"。
     各种剥削相交织，农民的生活困苦不堪。
     河北省滦县，人民生活"冬夏皆饮水，非世家、商贾无饮茶者。其食皆以粥，贫者粟不容而碎之以煮，谓之'破米粥'"。"遇农作时则易之以高梁米，煮半熟，冷水淘之，坚如石子，非此不下咽，谓之'换饭'"。乡村居室大多是茅土房，围以土墙、篱笆，猪圈、牛棚错落其中。
     近代中国农民中最困苦的是雇农。雇农没有自己的任何生产资料，许多人也没有自己的生活资料，完全靠给地主打长工维持生活。他们的劳动最苦重，劳动时间最长，受的剥削最重，生活待遇也最低。即使在乎均生活程度比较高的广东省，雇农由于其低下的社会地位常常遭受地主最苛刻的待遇。
     2. 近代中国工人、城市平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近代工人阶级主要来源于农民。
     以上海来说，上海近代纱厂的工人、棉纺织工人、人力车夫和码头工人大多数都是从江苏太湖周围的农村以及苏北的贫困乡镇迁来的农民。
     从人口过剩的山东等地涌人城市的农民成为华北和东北的矿山、工厂的主要劳动力。
     在自然灾害、战争等动乱的岁月里，大批的灾民涌入城市，成为城市贫民，成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
     1849年汉口水灾，大量农民逃难来到汉口。
     上海也是近代吸引农村逃难人口最多的城市。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上海就成为江南各地乡村人口避难的最大场所，这一时期成为近代上海城市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城市发展也具有强烈的半殖民地城市特点，主要是城市的工业结构单调，工业基础极端脆弱，许多大城市实际上主要是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和中国廉价农产品输出的码头。
     近代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特殊过程和工人阶级的发展历程，预示着工人阶级生活道路上无穷的艰辛和苦难。
     工人的劳动条件极差，劳动时间长，但得到的劳动报酬却极低，甚至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
     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虽然比同一时期的农民的生活状况稍好一些，但是与同一时期世界主要国家的工人生活状况相比则要差得多。
     据调查，上海工人家庭生活费用中，1922年，伙食费占63．1％，房租占15．7％，衣服占10．6％，其他占10．6％。同年，北京的工人家庭生活费中，伙食费占7O．6％，房租占11．1％，衣服占6．7％，其他占8．7％。
     食用品的支出占了工人家庭支出的最大部分。
     在华南、华中地区，日常饭菜，就是几碗米饭、汤、菜。
     在华北，北京地毯厂工人每天只吃两餐：窝窝头、生姜及大碗汤，或汤面、酱小菜及生葱，一月只吃一次肉(每人每月伙食费平均至多不过三元左右)。
     天津久大精盐公司的住厂工人，1927年的食品为馒头、窝窝头、油条及小米粥。所食菜蔬，冬为白菜、豆腐，夏为小葱、萝卜等物，亦有不食蔬菜，仅以油条、咸菜配食者。但是该厂的住家工人由于家庭负担情况不同，生活状况有较大差别。
     在住房方面，城市工人阶级家庭的居住状况非常恶劣。特别是在上海、汉口、广州、天津等大城市中，工人家庭的居住状况甚至难以想像。
     不仅如此，在中国近代城市里，到处是无家可归的人，他们睡于马路边、屋檐下，以破报纸和广告纸盖身。居住状况之可怜可叹，实为中外历史所罕见。

     第四编：中国现代史

第一章 五四运动与皖系军阀的衰亡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发生公开分裂，各派军阀与外国列强相勾结，出现了严重的军阀割据和混争不断的局面，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19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对中外反动势力所进行的一次强有力的抗争。这场彻底地不妥协地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把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第一节 五四运动前夜的中国

　　一、皖系军阀的统治
     段祺瑞政府的对外政策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系、直系和奉系三大派别。此外，各地还有一些地方军阀。其中势力最大的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日本的支持下掌握着北京政权。在对外政策方面，段祺瑞政府继续实行亲日外交，大量出卖国家利益。从1917年至1918年，段政府先后借日款16次之多，总额在3亿日元以上。这些借款均以出卖国家主权为条件。19l8年，段政府又与日本秘密签订陆、海军两个所谓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同年9月，当日本提出霸占山东各项权利的要求时，段祺瑞政府的代表竟表"欣然同意"。段祺瑞的卖国行径，大大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
     段祺瑞政府的对内政策 对内方面，段祺瑞政府拒绝恢复被张勋解散的国会，下令毁弃《临时约法》，准备另行组织"临时参议院"，作为推行独裁统治的工具。同时，大力搜刮民财，并高唱"武力统一"，企图以内战的方式重建袁世凯式的独裁统治。连年的军阀混战，使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人民更加痛苦。
     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成长
     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忙于战争而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而为中国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外国商品减少或停止进口，世界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的增加，刺激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由于辛亥革命打击了封建势力，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和法令，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由于各地人民掀起的抵制日货、美货运动等斗争，又为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拓宽了国内市场。因此，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出现"黄金时代"。民族资本在轻工业、重工业上都得到发展，其中以棉纺织、面粉、矿业、轮船等工业的发展最为迅速。
     工人阶级的壮大与特点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已增加到200万左右。中国工人阶级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中，除了具有世界一般工人阶级的基本特点外，还有自身的许多特点，这就使它成为中国社会中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阶级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入
     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未产生什么影响。十月革命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学习欧美转向学习俄国，逐步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并开始在中国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在他的带动下，国内出现了组织革命团体、创办革命刊物和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将新文化运动引向了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思想基础。

第二节 五四爱国运动

　　一、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的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日等战胜国于1919年1月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但是，由于会议被美、英、法、日、意五个强国操纵，完全置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于不顾，无理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并明文写入《凡尔赛和约》。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是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二、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各地的响应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1919年5月4日爆发的北京学生爱国反帝运动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各地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从"五四"到"六三"，斗争的中心在北京。青年学生走在运动的前头，起了先锋带头作用。
     三、五四运动的胜利
     北洋军阀政府对爱国学生的大逮捕，激起全国各界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强烈反对。从"六三"以后，五四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上海，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参加了这场斗争。从此，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工、农、学、商的联合行动，把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向更高阶段。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罢工斗争的强大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全部释放了被捕学生，撤消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中国外交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直接斗争目标实现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取得了胜利。
     五四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一、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后，西方各种哲学政治思潮涌入中国，全国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大量涌现，一年时间出版达400余种之多，新成立的社团数以百计。随着时代的发展，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由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心的新的思想文化运动。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更加深入地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阵地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他们还在各地组织了进步团体，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关于社会改造和国家出路的论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不仅遭到军阀政府的竭力阻挠，而且还受到新思潮中其它各派学说的冲击与干扰。从1919年7月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者同实验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者先后就社会改造和国家出路问题进行了三次论争。通过论争，使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认识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更加广泛。
     三、新文学革命的丰硕成果
     五四以后，白话文创作（或翻译）的作品、白话文刊物大量出现，白话文学成了文学的"正宗"。在文学语言形式解放的同时，社会改革、妇女解放、劳工神圣等思想，成了新文学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在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变化。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许多新文学团体应运而生，几乎遍布各大中城市。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第四节 军阀混战与直系军阀统治的建立

　　一、华盛顿会议与列强的卷土重来
     1921年11月，以限制海军军备，讨论太平洋远东问题为主旨的华盛顿会议召开。这是热衷于远东扩张的美国为遏止日本而发起的一次会议。会议再次确定了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和宰割中国的局面。华盛顿会议以后，各列强国家卷土重来，对中国由原来的"互竞侵略"变成了"协同的侵略"。
     二、直皖战争和皖系政权的垮台
     1920年7月爆发的直皖战争是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为争夺中央统治权而进行的大混战。双方以京奉沿线杨村一带，京汉线琢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为主战场，尤以自诼州至定兴的西路战斗最为激烈。结果皖系大败，段祺瑞被迫下台。
     三、直奉战争和奉军败退出关
     直皖战争后，北京政权落入直、奉军阀手中。但由于分赃不均，双方之间矛盾日益尖锐。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这次战争以奉系军阀的失败而告终。张作霖收集残兵败将，退守东北，行"闭关自治"，以待东山再起。北京政府大权则由直系独揽。
     四、直系军阀的反动统治
     吴佩孚"法统重光" 直奉战争后，曹锟、吴佩孚为了控制北京政权，稳定其统治，标榜拥护民主，大力提倡"法统重光"，恢复民国初年的国会，把张勋复辟时被赶下台的黎元洪重新请出来做总统，恢复了《临时约法》的正统地位。但吴佩孚"法统重光"的真正目的是企图以此促成南北统一，实现由直系军阀控制全国政权的局面。
     曹锟贿选 当直系军阀首领曹锟认为其统治稳定时，便撕下了"民主"的假面具。1923年6月，策划内阁辞职，派军警围困总统府逼走黎元洪，接着以每张选票5000－10000元的高价贿买了500多个议员。在高价收买和武力胁迫下，10月5日，国会"选举" 曹锟为总统。随后，国会又制定、通过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曹锟的贿选和制宪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五、国民经济的衰退和人民生活的恶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外国列强加紧经济侵略和军阀的连年混战，造成中国国民经济的衰退和人民生活的每况愈下。中国民族工业不仅建厂数量下降，增长速度缓慢，而且不少民族资本企业破产被兼并。中国农村经济也由于外国列强大量倾销日用消费品，掠夺原料，危机不断加深。在外国列强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下，广大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第二章 国共两党的建立与合作的酝酿

　　辛亥革命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反对专制独裁、保卫民主制度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奋斗，并于1919年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积极从事早期农民运动。为促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联合战线的形成，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共两党加快了合作的步伐。

第一节 护法运动与中国国民党的组成

　　一、 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护法运动
     护国战争失败后，孙中山继续为维护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为反对段祺瑞政府的独裁统治，孙中山于1917年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发动第一次护法运动。但由于这场斗争只局限于"护法"，没有触及反帝反封建的根本问题，也没有依靠和动员广大群众，而只是依靠西南军阀反对中央军阀，因此陷于失败。
     二、中国国民党的组成
     第一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革命必须依靠具有革命学说和革命精神的革命党 ，为此，他一方面著书立说，进行革命理论研究，在1918年至1919年间，先后写成了《知难行易的学说》、《实业计划》两书，连同1917年写成的《民权初步》，合为《建国方略》。另方面重新整理党务，整顿组织，于1919年10月将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废除了旧章程，采用新规约。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试图改变以往革命方式，准备用这个新党来继续领导革命的表现。但总体上看，这次改组是不彻底的。
     三、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运动
     1920年1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再组军政府，发起二次护法运动。1922年2月初，孙中山颁布动员令，分两路出师北伐。但孙中山出师北伐遭到陈炯明的反对。陈与直系军阀勾结起来，图谋夹击北伐军，并于6月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陈炯明的叛变和第二次护法的失败，使孙中山遭到了一次沉重的心理打击，再度陷入苦闷和傍惶之中。就在这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从此，开始了孙中山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人阶级迅速成长壮大，并以崭新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五四后涌现出来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投身到工人群众中，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宣传工作。以他们为桥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便逐渐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而共产国际的帮助，又促进和加快了这一进程。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定名为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发起组的联络、推动下，1920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并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交流了各地建党工作的情况，对党的纲领和实际问题进行了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大会选举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一大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但它毕竟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使命，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二、新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有计划地大力从事工人运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正确认识国情，并进而制定出适合革命要求的当前纲领，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了。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中心任务是制定共产党的纲领。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正确地制定了共产党的纲领。这次大会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第一次明确了革命的性质、对象、形式、动力和目标，初步解决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问题。这对于当时的革命斗争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共产党"二大"，标志着共产党创建工作的完成。

第三节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和早期农民运动

　　一、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领导工人运动作为中心工作。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罢工斗争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总数达100次以上，参加入数在30万以上，从而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其中规模较大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及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同时，血的事实也表明，中国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难以战胜强大的敌人，只有结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进行武装斗争，中国革命才有取胜的可能。
     二、早期农民运动
     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开始从事农民运动。早期农民运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显得十分脆弱，经不起反动势力的摧残和袭击，但却为后来中共领导农民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三章 国民革命与北洋军阀的溃败

　　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后，整个中国燃起了希望的火焰。紧密联合在一起的国共两党并由此而形成的革命统一战线，在很短的短时间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北洋军阀迅速土崩瓦解，工农运动席卷各地，大半个中国获得解放……但由于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的叛变，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陷于失败。

第一节 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勃兴

　　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最主要的成果是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是大会的主要精神和指导思想所在。宣言不仅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现状，确定了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纲，而且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具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内容。新三民主义的各项原则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基本相同，因此，它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正式宣告了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实现，标志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原来的资产阶级政党改变为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此后，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掀起了国民革命的高潮。
     二、国民革命的勃兴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建立 国民党改组以后，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于1924年5月在广州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培养军事干部，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因军校校址在广州市郊珠江中的黄埔岛上，所以简称为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设立政治部，实行党代表制度，一些共产党人先后在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及教官。至北伐战争前，军校招收学生五期，成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的重要力量。
     工农运动的恢复与发展 国共合作实现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工农运动的领导。1924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沙面工人大罢工及胜利，打破"二七"以来工人运动沉寂的局面，成为工人运动由低潮转向高潮的标志。在工人运动恢复发展的同时，农民运动也主要在革命政府的所在地广东发展起来。为了培养农运干部，进一步推动全国的农民运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的开办为全国农民运动的高涨准备了骨干力量。
     平定商团叛乱 正当以广东为中心的国民革命运动不断向前发展的时候，1924年 10月10 日，受英国列强所操纵的反动武装广东商团发动了反革命叛乱。企图推翻以孙中山为首的大元帅府，建立所谓的商人政府。在此严峻形势下，孙中山依靠共产党两广区委、国民党左派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一举平定了这次叛乱，使广州革命政权得到初步稳定。
     三、全国政局的演变
     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1923年9月，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代表苏联政府发表第三次对华宣言，重申苏联政府1917年和1920年对华宣言的原则，表示愿意就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建立两国正式关系问题与北京政府进行谈判。通过谈判，两国政府于1924年5月31日正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这一协定的签定，不但表达了苏联政府与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而且直接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热情，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
     江浙战争 又称"齐卢战争"。直皖战争后，控制着北京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控实行贿选与"武力统一"，遭到全国各方面的反对。皖系浙江督办卢永祥首先发出不承认曹锟为总统的通电，并和奉天的张作霖、广东的孙中山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吴佩孚为了击破反直三角同盟，除在北方以重兵严防奉军入关以外，在南方则利用孙传芳进入福建，与陈炯明勾结起来压制孙中山，以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夺取浙江，消灭卢永祥。1924年9月初，齐军向卢军发动进攻，江浙战争爆发。至10月12 日，卢永祥在孙传芳和齐燮元的南北夹击下，通电下野，逃往日本。江浙战争遂告结束。
     第二次直奉战争 江浙战争爆发后，张作霖以反对攻浙为借口，于1924年9月亲率15万大军分六路进关，向直系进攻。曹锟下令讨伐张作霖，吴佩孚自任总司令，率20万大军兵分四路，从热河到冀东之线迎战，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双方都把作战的着眼点放在热河和山海关。正在这时，直军后院起火，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 在全国革命形势高涨，反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斗争不断深入的情况下，直系将领冯玉祥趁两军对峙，北京空虚之际，于10月间从前线回师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包围了总统府，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接管了北京全城的防务。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北京政变不仅使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的惨败宣告结束，而且在客观上对促进北方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有重大的积极作用。
     临时执政府成立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把军队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为阻截直系援军北上，于12月24日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邀请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临时执政府由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并集立法、行政、军事等大权于一身，"系一种独裁体制"。但段已失去军事实力。临时执政府及临时执政本人都在军阀（主要是奉系军阀）的支配之下。段就职之日，即在宣言中提出执行"外崇国信"的媚外崇帝的外交政策，立即得到日本的支持。同一天，张作霖违背与冯玉祥在政变中所订立的奉军不得入关的密约，带兵进关，控制了北京、天津。由于段祺瑞、张作霖是日本列强的工具，因而冯玉祥被孤立并受排挤，派到张家口担任西北边防督办。
     孙中山北上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段、张也先后电邀孙中山，表示欢迎。为了迅速实现全国和平统一，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宣言》明确表示北上的目的：要"推倒军阀"；"推倒军阀赖以生存第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各人民团体、各政党的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中国统一与建设。12月底，孙中山到达北京。
     国民会议运动 在国共两党的大力倡导和努力下，国民会议的主张迅速深入人心，形成了席卷全国的规模巨大的国民会议运动。上海个阶层首先响应，成为运动的先导与高潮。12月中旬，上海百余个团体举行大会，成立了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接着，广州、北京、天津、武汉、济南等地人民团体也纷纷发表通电、宣言，拥护召开国民会议主张，并分别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
     善后会议 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新成立的皖系段祺瑞执政府极力用"善后会议"加以抵制，企图通过善后会议使其统治合法化。12月24日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据此条例，能够有资格参加会议的大都是军阀、官僚买办、土豪劣绅及政治文痞，具有民明显的反民主性，完全排斥和拒绝了广大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利。但段祺瑞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1925年2月正式召开善后会议。会议经过近两个月的争吵，通过了《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和《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等议案后，于4月21日结束。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 为同"善后会议"相对抗，1925年3月1日，国共两党所倡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20多个地方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其成分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等。在一个多月的会议中，大会广泛讨论了中国社会的政治问题，并作出了以废除不平等条约、限制外国人特权、打倒军阀和要求人民自由权利等为主要内容的决议。国民会议运动是国共合作后民主革命形势高涨的一个表现，虽然由于外国列强和封建军阀的干扰破坏，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结果，所作出的决议也不会为军阀所接受，但这场运动公开否定了封建军阀的独裁政治，使人民群众受到了一次空前的民主政治锻炼。
     孙中山逝世 正当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孙中山因病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临终时留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嘱咐国民党和全国人民实行三大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他的逝世，引起了国内外革命者和进步人土的深切哀悼。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追悼孙中山的活动中，大张旗鼓地宣传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从而使追悼活动成为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宣传活动。
     四、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与中共的对策
     左、中、右三派的分歧 改组前的国民党，是一个组织松懈、成分复杂的团体。改组后的国民党，虽然吸收了新鲜血液，出现了生机，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但由于其主体依然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有反帝反军阀的一致方面，同时又有经济政治利益相冲突的方面，尤其是国民党内原有的堕落、妥协、反革命的分子并未进行彻底的清除，因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对待革命的重大问题上必然有左、中、右三种表现。左派与右派所产生的主要分歧，表现在是赞成还是反对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赞成还是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等两个原则问题上。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之间，除了对以上两大问题的严重分歧以外，更主要的还存在着由谁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斗争。由于共产党力量的不断壮大，群众基础越来越雄厚，威信不断提高，这种矛盾更加尖锐、更加突出。
     中共"四大"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迎接全国大革命运动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提出了历次大会所没有提出过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共四 大对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的方式与特点并未有充分的认识。同时，中共四大也没有明确提出农民的土地问题。

第二节 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

　　一、五卅运动与全国革命高潮的掀起
     五卅运动 1924年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预示着中国大革命风暴的即将到来。从1925年2月初起，全国各地的罢工斗争彼伏此起。4、5月间，日、英、美等帝国主义以残酷地屠杀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相继制造了福州惨案、青岛惨案和上海五卅惨案，引起中国人民的更大愤怒。以上海为中心的"五卅"反帝运动为起点，迅速波及全国，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反帝革命高潮。
     省港大罢工 在五卅反帝斗争的高潮中，影响最深、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的是广州、香港工人的大罢工，即省港大罢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省港大罢工一直坚持到1926年10月，达16个月之久。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而且有力地支持了广东革命政府，促进了广东国民革命根据地统一和巩固。
     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国民政府的建立
     第一次东征与平定杨刘叛乱 平定商团叛乱之后，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初步巩固。但是，当时广东的大部分地区仍被各派军阀所盘踞。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时刻企图推翻广州政府。为肃清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统一全省，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从1925年2月起，广东革命政府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主力，进行了第一次东征，打击盘踞在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不到2个月，即打跨了陈炯明的主力部队，陈率残部向闽、赣边境逃窜。接着，东征军又回师广州，一举平息了发动叛乱的滇军杨希闵部和桂军刘震寰部。
     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 第一次东征和平定刘、杨叛乱的胜利，使广州革命政权更加巩固。根据形势需要，国民党中央议决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1925年7且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其组织采取委员会议制，以汪精卫为主席。下设财政部、外交部和军事部。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广州成立。8月26日，军事委员会决议将各种地方军一律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各军先后建立了党代表制、政治部和政治工作制度。从此，军政开始统一，财政也渐收归中央政府。
     第二次东征与两广统一 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于1925年10月间又进行了第二次东征，全歼陈炯明的部队，并收复了东江。与此同时，又进行了南征，击溃了军阀邓本殷部，克复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统一了广东全省。1926年初，已经统一了广西的新桂系首领李宗仁、黄绍竑等表示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3月30日发布两广合作宣言。两广的统一，为北伐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军阀各派势力的演变与反奉倒段运动
     第三次直奉战争 奉系军阀入关后，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由北京、天津向南伸展势力到鲁苏皖等省和上海市，引起以浙江督办孙传芳为首的直系军阀的反对。为了自保，孙传芳自称浙、闽、皖、苏、赣五省联军总司令，于1925年10月分五路进攻上海，奉浙战争爆发。奉浙战争又称第三次直奉战争。结果奉军大败，退回到山东。奉浙战争结束后，孙传芳割据苏、浙、闽、皖、赣，自成体系。在孙传芳与奉系军阀对峙之际，兵败南下到达汉口的吴佩孚控制了湖北，在汉口宣布成立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通电讨奉。这时的吴佩孚再次成为当时最大的军阀之一。
     郭松龄倒戈与失败 随着奉浙战争的结束，奉系军阀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全国反奉战争的影响下，奉系将领郭松龄与冯玉祥达成反奉密约，并于1925年11月在滦州倒戈反奉，率所部进兵关外，连克秦皇岛、山海关、锦州，沈阳大为震动。张作霖以东北若干主权为交换条件，换得日本关东军直接出兵助战。在日奉军的联合进攻下，郭松龄兵败被杀。
     反奉倒段运动和首都革命 由奉系和段祺瑞控制下的临时执政府，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专制独裁，军阀混战连绵不断，因而激起全国人民的普遍反对。1925年11月，在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反奉倒段运动。这场运动以中共北方区委组织的11月28日和29日两天以驱段为目标的"首都革命"最为引人注目。虽未能达到目的，但得到各地的广泛响应，沉重打击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反动统治。
     直奉鲁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 随着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处于对峙状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直系军阀吴佩孚于1926年1月取得谅解，并联合山东的直鲁联军首领李景林与张宗昌，形成奉直鲁联合三面进攻倾向于革命的国民军的形势。除此而外，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刘镇华也趁火打劫，截阻国民军。在北方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国民军的处境日益困难。1926年1月1日冯玉祥宣布下野去苏联考察。
     三一八惨案与执政府倒台 正当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的战争激烈进行之际，1926年3月发生的大沽口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辛丑条约签字国最后通碟的国民大会，并到国务院请愿。但请愿群众遭到事先布置的军警枪击，死伤多人，造成"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段政府在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下，再也无法维持下去。4月9日，国民军鹿钟麟率部包围了执政府，段祺瑞闻讯逃匿日本使馆，执政府从此垮台。而此时由于直奉军阀联合夹攻国民军，国民军于4月15日被迫撤离北京，退往西北绥远、甘肃一带。北方革命运动暂时转入低沉状态。
     四、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国家主义派即中国青年党，由曾琦、李璜等于1923年12月在法国巴黎成立，初名为"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 1924年秋，曾、李等返回上海，与余家菊、陈启天、左舜生等人相结合，形成中国青年党在国内最初的组织。他们创办《醒狮》周报，随后又出版多种书刊，因此被称为"醒狮派"。又因为他们初期活动的一切主张，均"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发表，所以社会上又称其为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派借用五四时期"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鼓吹反苏反共；强调"全民国家"，否定国家的阶级性；宣扬"全民革命"与"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斗争等。为揭露国家主义派理论的反动本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青年团，通过《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对国家主义派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国民党左派也开展了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1926年下半年后，国家主义派的影响日益缩小。
     五、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与妥协
     廖仲恺被刺案 孙中山逝世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更为激烈。1925年8月，著名国民党左派廖仲恺遭国民党右派指使的反革命暴徒暗杀。这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左派、反对国共合作的一个举动。国民党在处理廖案过程中，给右派势力以一定的打击，但蒋介石却利用这个机会，控制了广东的军政实权。
     戴季陶主义的出现 1925年6、7月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的戴季陶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以阐述三民主义为名，提出一套比较系统的反对容共政策的理论。戴季陶主义的出现，是革命高潮到来之际资产阶级力图分裂统一战线的征兆。它不仅促使国民党新右派形成，为其反共夺权作了理论与舆论上的准备，而且助长了国民党老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并从思想上把国民党的新老右派联合起来，对革命统一战线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戴季陶的反动观点受到共产党人的猛烈抨击。
     西山会议派 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林森、张继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决议案，并在上海成立了由右派组成的国民党中央党浚烦"西山会议派"。
     国民党"二大" 为处理西山会议派的问题，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大会宣言重申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申了国民党"一大"所确定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政治主张。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开除了谢持、邹鲁等人的国民党党籍。
     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案 国民党"二大"后，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利用其已获得的重要权力，为打击、排斥共产党人，夺取党政大权，于1926年3与5月，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退让妥协的方针，致使蒋介石的阴谋得逞，集党权与军权于一人之手，使得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以至整个国民革命潜藏着危机。

第三节 北伐战争

　　一、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随着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要求国民政府用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把中国革命推向全国的条件已经成熟。1926年5月初，国民政府派遣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及第七军一部分率先入湘援唐作战，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6月，国民党中央正式通过国民革命军迅速出师北伐案。7月1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颁布了北伐动员令。4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揭示了北伐的目的、性质及其重要意义，号召全国人民赞助北伐战争。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北伐战争的基本战略思想 北伐战争的对象是北洋军阀，当时主要有三支：一是直系吴佩孚；二是奉系张作霖；三是直系分化出来的孙传芳。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和军阀内部的矛盾，北伐军采纳了苏联军事顾问提出的集中兵力，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两湖，打垮对国民政府威胁最大而又是北洋军阀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吴佩孚，然后移主力于东南，消灭孙传芳。最后再向长江以北推进，消灭张作霖。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北伐军分三路北伐：西路进攻湖南、湖北；中路取江西；东路夺福建、浙江。以西路为全军主攻方向。在西路两湖战场上，北伐军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以第四军为主力，第三、第七、第八军相配合。7月，北伐军先攻克了长沙。8月，夺取平江、岳阳，又取得了军事要隘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的胜利，打垮了吴佩孚的主力。9月和10月，北伐军先后攻占武汉三镇，夺取了两湖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在中路江西战场上，北伐军以第二、六军为主力，9月初挺进江西。11月攻克九江、南昌后，沿江东下，克安庆、芜湖，于1927年3月占领南京。打败了孙传芳的主力。在东路闽浙战场，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为主力，10月攻占福建安定，福建军队倒戈，很快占领福建全省。浙军有的起义自治，有的倒戈，1927年2月占领杭州。3月由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使北伐军不费枪弹进驻上海。至此，孙传芳的军队彻底溃败，长江中下游地区大部分为北伐军所得。
     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之际，驻绥远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在苏联顾问团和中共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举行五原誓师。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随后进军甘、陕， 11月占领陕西后，挺进豫西，拟与北伐军会攻河南。
     北伐战争胜利进展的原因 北伐军出师以来，不过半年多时间，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将革命推进到长江、黄河流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北伐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北伐战争是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热烈拥护和支持的正义革命战争；北伐军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另外，北伐军广大官兵的英勇善战，尤其是共产党与青年团员的模范作用，以及苏联的援助和顾问团的帮助，也都是战争取胜的重要原因。
     三、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
     工人运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工人运动得到快速发展。工会组织得到大幅度的发展，不但由工人集中的大城市发展到各县镇，而且都统一在全国总工会的旗帜之下。1927年春，全国的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20万人发展到200万人。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工人在罢工斗争中还组织了相当数量的工人纠察队。有的地方由罢工斗争发展到武装起义，直接配合北伐军的作战。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1927年2月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以及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上海工人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进军，先后三次举行武装起义，都具有特殊的意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
     农民运动 在工人运动新高涨的同时，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到1927年3月，农民协会组织已遍及全国18个省，有组织的农会会员已发展到800多万人。组织起来的农民从政治上、从经济上打击地主，进行反封建宗法制度和移风易俗的斗争，引起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动，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
     四、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迁都之争 为适应北伐战争胜利进展的形势，1926年11月，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于武汉。12月13日，第一批由粤汉路北上抵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系会议在武汉成立，并于次年1月1日正式办公，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职权。但是，蒋介石在迁都问题上却采取了出尔反尔的态度，拒不执行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提出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并截留赴武汉的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部长，挑起迁都之争，公开制造分裂。由于武汉革命势力的坚决反，蒋介石的企图未能成功。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为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1927年3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大会的主要成就是：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提高了党权；重申了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国民革命方针，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政策；强调了工农群众的历史作用，提出了支持和援助工农运动的政策。

第四节 国民革命的失败

　　一、列强的干涉与革命阵营的分裂
     外国列强的干涉和破坏 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工农运动的高涨，使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面临着总崩溃的危机。外国列强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加紧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一方面他们直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先后制造了"万县惨案"和"南京惨案"；另方面则分化革命阵营，从中寻找他们统治中国的新的代理人。 1926年底和1927年初，美、英、日等国先后宣布所谓对华新政策，分化瓦解革命阵营，几乎都把目光盯注在蒋介石身上。
     革命阵营的分裂 在革命形势的发展中，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他一方面加紧与外国列强、地主、买办势力的勾结，另一方面加快了叛变革命的步伐。1927年初，蒋的反共活动逐渐表面化。他不但挑起" 迁都之争"，而且开始明目张胆地镇压工农运动，打击革命力量。从3月开始，在赣州、九江、南昌、安庆等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连续制造反革命事件，为其公开叛变革命进而"清共"，作了精心充分的准备。
     二、四一二政变与革命的局部失败
     四一二政变 1927年3月，蒋介石从江西到达上海，即在外国列强、帮会势力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决定发动政变。从4月1日开始，他召开一连串秘密会议，商谈"清党"反共的问题，加紧进行反革命事变的准备。随即从12日起，上海发生大规模的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事件，即震惊中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继上海"清党"之后，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四川、湖南、江西、江苏等省，也陆续开展"清党"运动，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四一二政变标志着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国民党新右派转变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派。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已局部被破坏，国共两党共同推动的国民革命在局部地区出现夭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相对抗。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成立，政府体制仍采用委员会议制,下设民政、外交、财政、司法、大学院等部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便发出首批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名单。随之又成立了"中央清党委员会"，统一主持全国清党事宜。于是，南京政府以屠杀为主要形式的"清党"运动遂由东南各省和两广地区陆续推及全国。
     三、武汉地区革命运动的继续高涨
     武汉政府对蒋介石的声讨 四一二事变后，尽管革命遭到局部失败，但武汉国民政府管辖的湘、鄂、赣3省的群众革命运动继续高涨。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的主要力量，大多集中在武汉，仍然领导这些地区。在武汉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武汉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号召全国民众、全体党员，尤其是革命军队，依照中央命令积极开展反蒋活动。
     工农运动继续高涨 在讨蒋运动中，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继续高涨。1927年6月，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召开。全国的工会会员已发展到290万人。武汉的工人还建立了一支拥有5000人、 3 000支枪的工人纠察队。全国农民协会的会员也增加到915万人，其中湖南、湖北的农会会员有700多万人。这些地区的农民运动已由减租减息发展到摧毁地主政权和开始解决土地问题的新阶段。
     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北伐讨奉 为打破反革命势力对武汉政府的包围，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北伐攻奉，与冯玉祥会师河南，再联合阎锡山，驱逐奉军出京、津地区，然后解决东南问题。21日，北伐军开始沿京汉线向河南进军，豫西的冯玉祥国民军紧密配合。5月 31日，奉军被迫放弃郑州、开封，退至河北。6月1日，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郑州，进占开封。第二次北伐取得重大胜利。
     中共"五大"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共产党于1927年4月在武昌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小资产阶级同盟军、建立革命民主政权等一系列革命的根本问题。但是，这次大会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性缺乏深刻认识，既没有从政治上彻底清算和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组织上也没有把陈独秀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因此，这次大会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未能担负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四、七一五政变与大革命的失败
     武汉国民政府的严重危机 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内部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而经济上的危机又导致政治上的危机，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逐渐右转，开始压制工农运动，攻击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军事上的反革命叛乱活动不断出现。武汉国民政府所统辖的两湖与江西先后出现了屠杀共产党人与工农群众的白色恐怖事件，革命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在此情况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支持下，仍把维持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不作任何应变的准备。为了不破裂国共关系，陈独秀不惜压制工农运动、牺牲工农利益以迎合汪精卫等人的胃口。
     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 在汪精卫集团反革命面目不断暴露的同时，冯玉祥的政治态度也明显转向。6月10日，汪精卫等与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武汉"分共"与宁汉合流的酝酿。郑州会议后，蒋介石为了联冯制汉、合力攻奉，也极力拉拢冯玉祥。6月19日，冯玉祥与蒋介石等在徐州举行会议，进一步会商"分共"与宁汉合作等问题。徐州会议不但实现了蒋冯联合，促进了宁汉合流，而且促使汪加快了公开"分共"的步伐。
     七一五政变 汪精卫在郑州会议后，加快了"分共"的步伐。7月15日，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不顾宋庆龄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反对，悍然举行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和屠杀，白色恐怖笼罩了一度被称为"赤都"的武汉。至此，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陷于失败。
     国民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客观上，一是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地主、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等反动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力量；二是由于同盟者国民党内部的右派集团叛变了革命；三是由于国民革命后期共产国际指导上的错误。在主观上，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政治上很不成熟，特别是国民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内占了统治地位，放弃了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致使国民革命遭到失败。

     第四章 内战与危机

　　大革命失败后建立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不仅没有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相反使得中国在苦难的深渊中越陷越深。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革命重心转移到了广大的农村地区，建立起自己的红色政权，成长并壮大了起来。伴随着民族危机的严重，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人们以各种形式来回击日本的侵略和表达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满与反抗。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国出现了全民族统一抗战的新局面。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确立与加强

　　一、宁汉合流与国民党各派的纷争
     宁汉合流与分裂 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后，宁汉之间虽然仍处于对立的形势，但这时双方矛盾的性质已发生变化，实际上成为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1927年8月蒋介石的下野，促进了国民党各派的合流。 9月16 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成立，正式接管宁汉沪三方党部，宣布国民党"统一"完成。但由于特委会并没有真正解决国民党内的矛盾和斗争，也根本谈不上是一个"统一"的政权，所以其成立后，即遭到各方面的攻击。不久，宁汉合作又重新变成宁汉对立，宁汉对立则又演变成了宁粤对立。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国民党内部各派的纷争，为蒋介石的重新上台提供了条件。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后，便于2月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了"整理各地党务"、"改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制止共产党阴谋"、"限期完成北伐"等议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背叛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精神，为其实行独裁统治奠定了初步基础。
     第二次北伐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冯、阎、桂四派为了共同完成对奉系军阀的北伐，暂时获得妥协。 4月，第二次北伐正式开始。当北伐军围攻直鲁军张宗昌部时，日本政府于5月出兵山东，阻止北伐，制造了血腥屠杀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蒋介石下令北伐军撤出济南，绕道北上，逼进京津。张作霖见大势已去，被迫退出北京， 6月4日在沈阳附近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是谓"皇姑屯事件"。国民政府占领津京后，致力于用和平方式使东北"改旗易帜"，归顺南京。当年底，张学良毅然宣布"改旗易帜"，国民党政权遂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国民党各派大混战 国民党政权取得形式上的"统一"不久，其内部蒋、冯、阎、桂四大军事集团的矛盾又开始激化。他们围绕地盘的分配和军事编遣问题展开了新的争斗与混战。从1929年至1930年先后爆发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这些战争均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极大地加强了蒋介石的军事优势，标志着蒋介石武力统一的完成。
     二、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
     《训政纲领》的制定 第二次北伐胜利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于1928年10月通过并公布了《训政纲领》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推选出了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并陆续成立了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从而开始了国民党的"训政"时期。
     国民会议与《训政时期约法》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为使其独裁统治更加系统化、"合法化"，操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国民会议组织法》。1931年5月，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国家大法的形式，确认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并将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的权力提高到完全以党代政、为所欲为的程度。
     三、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和封建法西斯制度
     特务组织的建立 国民党蒋介石取得全国政权后，为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地位，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一个是CC系及其以后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一个是"蓝衣社"及其以后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政权的进一步法西斯化。
     保甲制度的推行 为了控制和束缚全国人民，南京政府还通过保甲制度，逐步建立了严密的基层统治网。1932年8月，正式颁布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及《剿匪区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开始在接近红军根据地的地区建立保甲组织。1934年，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并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推行。保甲制度的推行，强化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
     新生活运动 1934年初，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了一个以恢复中国固有道德，以求"民族复兴"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并向全国推行。其目的在于用封建的伦理纲常、四维八德，来束缚人们的思想，禁锢人们的言论行动，以维护国民党的统治。新生活运动虽然声势较大，但收效甚微。全面抗战爆发后，新生活运动强"雪耻复仇"，"尽忠报国"，为抗战服务，具有一定的积极、进步作用。
     四、南京政府建立初期的对外政策
     对外政策 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权，是依赖外国列强建立起来的，因此，其外交政策也显示出对外国列强的依赖。在处理北伐期间的"宁案"和"济案"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在投靠外国列强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推行所谓"绝俄"政策，并于1929年指示东北地方政府制造了抢夺中东路事件，使中苏外交完全断绝。
     改订新约运动 南京政府建立后，也同各列强展开了一些较弱的外交活动，提出了一个主权国家所应有的某些要求。1928年6月，南京政府外交部发起了以收回关税自主权和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改订新约运动。这场运动恢复了一些长期丧失的主权，增加了关税收入，否认了领事裁判权，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与中国人民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的要求，还相差很远。
     五、国统区中间政派争取民主的斗争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建立 1930年8月，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将1928年春由谭平山、章伯钧等人在上海成立的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其基本政治主张是进行"平民革命"，推翻南京政府，建立"平民政"。同时，该党也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革命和土地革命。该党成立后，发展很快，在全国14个省区建立了地方组织，给蒋介石的统治造成直接威胁。1931年11月，邓演达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后，该党受到严重破坏，但多数成员仍然继续坚持斗争。
     人权派与"争人权" 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出于对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的不满和失望，以及对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追求和向往，要求废除党治，实行民治，呼吁发起一个"人权运动"，来改良中国的政治，形成了"人权派"，也称作"新月派"。他们对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进行了种种的揭露和抨击，强调保障人权，必须要有法治为基础，必须破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尽管他们的反共主张与国民党一致，但仍然为国民党专制统治所不容。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随着国内局势急剧变化，人权运动宣告结束。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为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免受践踏，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是一个民主进步团体，它的宗旨在于支援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权而进行的斗争。同盟最主要的工作是积极营救和保护政治犯，并在这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1933年6月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同盟迫于白色恐怖的恶劣形势，无形解散。
     六、国民党统治下的财政经济状况
     初期的财经措施 南京政府成立后，为巩固政权，维护庞大的军费开支，缓和由于财政赤字造成的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财经政策和措施。如实行关税自主、裁撤厘金，进行税制、币制改革等。通过这些政策与措施，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1931年后，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36年达到高峰。同时，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以及进出口贸易与货币金融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国家财政收入也逐年增加。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 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随着南京政府的建立而开始出现，并不断得到发展。四大家族对国民经济的垄断，首先是从金融事业开始的，而1935年的"币制改革"则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完成对全国金融垄断的一个决定性步骤。与此同时，官僚资本对贸易、商业、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也加强统治与垄断。到1936年，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已经形成，它所具有的特殊有利地位，为它在抗战时期走上国家垄断资本道路奠定了基础。
     民族资本的衰退 由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加之1929年至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从五卅运动后缓慢发展的民族资本开始呈现出衰退状态。直到1933年为止，整个现代工业（包括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和官僚资本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只有10％，全国人口的85％还是农业人口，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

第二节 中共的武装反抗和土地革命

　　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
     南昌起义 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的严重时刻，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于1927于7月下旬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起义。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起义军经过激战，占领南昌城。后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撤离南昌，南下广东。10月初，在广东境内受到优势敌军的围攻，遭到失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军队、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始。
     八七会议 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为制定新形势下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但这次会议在纠正右倾错误的同时，未及时注意防止"左"倾情绪的滋长。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27年9月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但由于敌军力量强大，各路起义军先后遭到严重挫折，夺取长沙的目标无法实现。于是毛泽东率领部队向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进军。10月，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了创建中共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利用粤桂军阀混战、广州空虚之机，举行了武装起义，占领了市内大部分地区，并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公社，由于起义军未及时转移到农村，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最后失败。此次起义是中共武装夺取城市政权的又一次尝试，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英勇奋斗的精神。
     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 从1927年秋到1929年底，共产党先后在各地共发动了100多次起义，其中有广东海陆丰起义、湖北黄麻起义、江西弋横起义、闽西龙岩起义、陕西渭华起义、湖南平江起义、广西百色起义等。这些起义，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为各地创建红军和建立农村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共"六大" 为了总结国民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新时期党的路线和任务，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确地肯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指出了当时革命的形势正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积聚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而不是盲目地采取进攻路线。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六大"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认识，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以后，开始创建根据地。到1928年2月，初创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后，革命力量大大加强，各县也掀起分配土地的高潮，并接连击破了敌人的进攻，巩固、扩大了根据地，开创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形成 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工作，努力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与条件；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性及其意义；红色政权的实质就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二、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
     革命根据地的普遍建立 到1930年，红色政权的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全国各地的工农红军已有17个军，近10万人，在全国10多个省的300多个县先后建立了赣南闽西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琼崖根据地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
     古田会议 为解决随着红军扩大和革命根据地发展过程中革命队伍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史称"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核心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建设红军。古田会议从根本上划清了红军与旧军队的界限，奠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基础。
     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土地革命斗争也逐渐进入高潮。1928年12月，湘赣边界特委根据井冈山地区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根据"六大"决议，颁布了《兴国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所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与此同时，其它各个革命根据地也都制定了具体的土地政策，进行土地革命。到1930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有力地摧毁了封建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热情和革命积极性。
     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从1930年至1931年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重点是进攻赣南、闽西根据地。但在红军的反击下，这些军事"围剿"均以失败告终。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
     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成立 赣南、闽西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胜利，使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有了迅速的发展，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在此基础上，1931年11月，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等重要文件，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境内性质不同的两个政权对立局面的出现。赣南、闽西及其周围的根据地建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1932年5月，蒋介石调集60余万兵力，对红军发动了第四"围剿"。国民党军队首先进攻鄂豫皖、洪湖等革命根据地，得手后，于1933年2月分三路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其他各根据地红军也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到1933年夏秋间，全国红军达到30万人，达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高峰。
     苏维埃区域的各项建设及成就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积极进行苏区的各项建设。1933年上半年在根据地内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查田运动，以巩固和扩大土地革命的成果。随后，又从1933年7月开始在苏区进行了经济建设工作，中心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对外贸易和合作社，而农业生产则是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经济建设的发展，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持革命战争，改善人民的生活，进一步巩固根据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根据地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权建设和文化建设。
     四、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的胜利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 1931年1月，王明等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表现在政治、经济、组织等各个方面。同年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发展了“左”倾错误，无视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出现的新变化，致使“九一八”事变后发展起来的有利形势很快丧失。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正当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得到贯彻的时候，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红军始终在敌人日益压缩的碉堡线里打圈子，结果遭到重大伤亡，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红军长征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8万多人开始长征。在长征初期，博古、李德等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因此，长征的头三个月里，虽然红军英勇苦战，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始终没有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人员损失过半。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城并在此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指挥下，采取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接着，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继而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1935年6月在川西的懋功地区与来自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此后的时间里，中共中央排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干扰，率领中央红军穿越荒无人烟的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六盘山，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至此，全国三支主力红军历时两年的战略大转移宣告胜利结束。
     长征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保存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南方八省红军的游击战争 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在极为残酷的环境中，分布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部队，坚持了3年最艰苦最困难的游击战争。

第三节 日本入侵与局部抗战

　　一、九一八事变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 1931年，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先后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仅4个多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武装侵略的开始，也是它为独占中国、称霸亚洲而走向世界战争的开端。
     国联调查团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的整体对日方略，避免扩大战争，并向国际联盟申诉，以求公正解决。1931年12月，国联决定组织调查团，前往东北调查冲突现状。1932年10月，公布了《国联调查团对中日问题报告书》。一方面，报告书承认了若干基本事实，尤其在一些主要事实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日本侵略的真相；另方面，报告书也明显地反映出殖民主义者的偏见，作出了许多错误的结论。1933年2月，国联特别大会表决通过报告书。随即日本政府宣布退出国际联盟。
     抗日救亡运动高涨 日本的武装侵略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多次发表宣言，主张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全国各界也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各地大中学生纷纷集会游行，成立抗日团体，进行抗日宣传。由于日本的侵略，全国人民对不抵抗政策的抨击，以及国民党内蒋、汪、胡三派之间纷争不休，使国民党的统治陷入严重危机。1931年12月，蒋介石被迫宣布辞职下野。
     二、一二八事变与淞沪抗战
     一二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以及日本的侵略不但引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慨，在国际上也引起一片谴责。为了以军事压力逼迫南京国民政府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和转移国际视听，日本侵略者决定在上海制造事端，引发新的冲突，并由此导致了日军在上海点燃战火。这就是一二八事变。
     淞沪抗战 一二八事变后，当时驻扎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下，奋起抵抗。对日军坚持了一个多月的作战，迫使日军三易主帅，给日军以重大损失。但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对上海抗战缺乏必要的实际支持，加之战线延长，众寡悬殊，腹背受敌，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在列强驻华使节斡旋和国联干预下，中日双方经过多次谈判，于5月5日签定《淞沪停战协定》。该协定虽然迫使日本撤军，但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设防，只能由警察维护治安，等于自开门户。
     中苏邦交恢复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 ，苏联政府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并声明愿意给予中国必要的援助。中国共产党和国内舆论纷纷要求恢复中苏邦交，国民党也看到英美等国对调停中日争端的冷漠，决定恢复中苏邦交以抑制日本，1932年12月，中苏两国恢复了1929年断绝的双边关系。

三、伪满洲国的成立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伪满洲国的成立 日本占领东北后，为了欺骗世界舆论和便于进行殖民统治，急于建立傀儡政权。1932年3月，日本关东军以"满洲国"政府名义，发表"建国宣言"，宣布"满洲国"成立。9月，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正式承认"满洲国"，并签订了《日满议定书》，确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利和利益，确认关东军对"满洲国"的实际统治。1934年3月，"满洲国"改称为"满洲帝国"。伪"满洲国"是一个十足的汉奸傀儡政权，完全受日本关东军的支配。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满洲国"，对东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东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日本的殖民统治，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军向各地推进，驻扎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奋起抵抗。东北三省沦陷后，以东北军为主的抗日活动逐渐消沉，代之而起的是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的斗争，给日军以重大的威胁和杀伤。东北义勇军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逐渐居于东北抗日的主力地位。1933年在东北各地先后建立了十余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开拓了若干抗日游击区。1933年9月以后，抗日游击队陆续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发展成为东北战场上抗日武装的主力。1936年1月，东北各抗日部队又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转战白山黑水，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四、日本扩大侵略与抗日反蒋斗争
     日本侵占热河 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全境后，又进一步向华北侵略扩张。1933年元旦，日关东军对东北门户山海关发动攻击，中国守军何柱国虽奋战抵抗，终因寡不抵众，被迫退出山海关。接着，关东军联合伪军分三路进犯热河，当地中国守军汤玉麟部不战而逃。在10天内，热河全省皆告沦陷。
     长城抗战 日军占领热河后，继续扩大侵略范围，进犯长城各口。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参战部队从3月上旬开战后的80多天里，在长城各口、滦东、滦西、平北等地进行了十多次重要战役和数百次战斗，屡挫敌锋，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塘沽停战协定》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在长城抗战期间对日军的侵略进行了一定的抵抗，但其基本点仍是求得对日妥协。4月中旬，还在进行局部抵抗的同时，中日之间的秘密谈判就已开始。5月3日，国民政府任命黄郛为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华北政务，负责与日交涉停战问题。5月31日，中日双方代表签定《塘沽停战协定》。该协定的签定，标志着从九一八开始的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告一段落，日本的侵略以新的形式进入一个新阶段。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当长城抗战遭到失败，华北危机空前严重之际，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成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抗日运动。同盟军前敌部队在吉鸿昌的指挥下进军察东，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取得重大胜利。同盟军抗战虽然在南京政府的军事围攻和政治分化下，在日伪军的夹击下遭到失败。但对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抗战的到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福建事变 1933年冬，正当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时，蒋光鼐、蔡廷锴等十九路军的将领，联合李济深、陈铭枢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救国，并同红军签定了抗日停战协定。后由于蒋介石调集重兵围攻十九路军，并用分化的手段从内部破坏福建人民政府，加之当时中共中央错误路线的领导者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了错误的"左"倾关门主义策略，没有给予应有的援助和配合，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人民政府陷于失败。

第四节 危机的加深与新局面出现

　　一、华北事变与一二九运动
     华北事变 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其侵略中国的野心，从1935年开始，向华北发动了一系列新的侵略，利用政治讹诈和军事挑衅的手段，接连不断地制造分离华北的事件，迫使国民政府签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接着，日本侵略者收买汉奸，加紧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10月，日军指使汉奸在冀东香河暴动，攻占县城，成立"临时维持会"。11月，日本又导演了"冀东事变"，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22个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与此同时，日本还设法扩大和加强使内蒙古脱离南京国民政府而独立的活动，支持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组"内蒙自治军政府"。华北事变使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中日矛盾更加尖锐，整个中国面临着民族危机。
     日本对华北经济侵略的加紧 日本政府不仅从政治上和军事上不断加强对华北的控制，而且通过扩大投资、"开发"资源、巧取豪夺等多种方式对华北经济进行侵略。日本对华北的扩张和经济侵略的加紧，不仅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加深了华北的民族危机，打击了华资企业，压制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而且激化了它和英美等国的矛盾，促进了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在对日问题上派系的对立与分化。
     一二九运动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机严重关头，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以极大的民族义愤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继续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挽救民族危机。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而1935年12月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爱国运动，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标志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二、国共两党政策的调整与合作的酝酿
     国民党"五大"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在国难严重的形势下，国民党对日政策发生若干变化。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这是国民党重新审定其对外政策的一次重要会议。蒋介石在大会上发表的"最后关头"演说，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对日政策演说中态度最为明确、强硬的一次，标志着南京政府对日方针已开始变化。会后，在新的外交方针指导下，国民政府不但在对日交涉中表现出较强硬的态度，而且积极开展对苏外交，在国内也为调整与中共的关系主动开始同中共接触。同时，积极整编扩充军队，加紧国防工程建设、军事后勤准备，着手制定国防作战计划，加紧了抗战的实际准备。
     瓦窑堡会议 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不仅对国民党的政策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调整。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标志着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的形成。此后，中共在实践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做准备。
     三、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绥远抗战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出现了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广泛性、深入性，由学生运动扩大到工农、文化、商业、妇女各界；二是全国各界的救国团体走向联合。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一个全国统一的联合救国阵线，"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各地救亡刊物大量涌现，总计不下1000余种。
     两广事件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1936年6月，两广地方实力派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发动了两广事变，进行反蒋活动。蒋介石调集大军，准备一举进占两广，内战一触即发。由于全国舆论纷纷反对内战，两广事件遂告和平解决。
     绥远抗战 1936年11月，在日军配合下，德穆楚克栋鲁普指挥李守信和王英伪匪军侵入绥远，进犯陶林、红格尔图等地。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率部奋起还击，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和阎锡山晋军的直接援助下，先后发起红格尔图之战、百灵庙战役和锡拉木楞庙之战，三战三捷，给日本关东军指示下的伪蒙军以毁灭性打击。全国人民从城市到乡村，各阶层尽其所能支援绥远抗战，形成援绥热潮，充分表现了抗日救亡形势的高涨。
     四、西安事变和全国联合抗日局面的基本形成
     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大量工作，并把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结合起来，着重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中共首先把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的工作作为统战工作的重点。通过不断的努力，逐渐形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团结合作的新局面。这为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 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一意孤行，继续调集重兵入陕，并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张、杨毅然实行兵谏，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经过中国共产党等多方力量的努力，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于1937年2月在南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决议案虽然对中共领导的革命多有诬蔑之词，但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表现了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的重大改变，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五节 三十年代文化思想界的论争

　　一、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
     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上海为中心，在思想理论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与此密切联系着的，又进行了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论战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即中国的国情。而这一问题，又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前途等一系列问题联系在一起，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依据或出发点。这场论战，虽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学术性，但又具有尖锐的政治斗争的色彩。通过论争，再次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肯定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进一步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二、中国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的论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即宣扬封建复古思想，倡导中国的旧文化、旧道德，企图从文化思想上巩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1934年国民党又发起文化建设运动，成立中央文化建设协会。以陈立夫为理事长。以陶希圣，樊仲云等为成员，出版《文化建设》杂志，鼓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35年1月，上海的王新命等10名教授在《文化建设》上共同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应遵循五项宣言。还提出"检查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三项目标。其实实质上还是清朝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10名教授的宣言发表后，立即引起文化界的轰动。吴景超、张东荪、叶青等人交口称赞，推波助澜。而陈序经、胡适等人却极力反对，主张全盘西化，从而形成了30年代中期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的论争。本位文化论和全盘西化论之争，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部争论。尽管这次争论没有结果，但仍具有历史的启迪和借鉴的意义。
     三、左翼文艺运动及其两个口号的争论
     左翼文艺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村革命战争的同时，在国统区又领导了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革命文化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1930年3月，鲁迅等50多位进步作家发起组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发展和深入。左翼文化运动在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推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培养新的文化生力军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两个口号的争论 为了使文学运动与抗日救亡运动相呼应，1936年6月，周扬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后来鲁迅和茅盾也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尽管这两个口号在基本要求和斗争目标上是一致的，但由于当时左翼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影响还未肃清，所以在文艺界内部引起了一场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后经鲁迅的解释，持续半年多的争论逐渐停止。1936年10月，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多位文艺界人士共同发表了《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这篇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五章 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寇深祸急的形势面前，国共两党成功地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成了反侵略战争最后胜利的可靠保证。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相互配合，相映成辉，各自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尽管这场反侵略战争异常艰苦，尽管在统一战线内部还存在着不少分歧与摩擦，但觉醒的中国人民最终经受住了骇人听闻的打击，历经八年浴血奋战，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一节 全民族奋起抗战

　　一、抗日战争的爆发
     卢沟桥事变 华北事变后，日本在军事上、经济上、思想上等各方面加快了对华侵略战争的准备，并在国际上与德国、意大利结成法西斯同盟。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制造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中国军民的奋起抵抗，揭开了中国由局部抗战转向全国抗战的序幕。
     共产党发表抗日宣言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立即动员全国海陆军，准备应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平津地区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及各界爱国人士，以各种实际行动积极援助二十九军抗战。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 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表示准备抗战，并提出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个条件。蒋介石的这个谈话，虽然仍有妥协退让之意，但它"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全国同胞的欢迎"。
     平津陷落 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目的是要占领平、津，控制华北，进而灭亡中国。7月下旬，侵华日军10万人，分三路包围平、津。中国守军阵地几乎全被日军炮火摧毁，官兵伤亡惨重。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战斗中阵亡。7月29日，北平陷落。30日，天津失守。整个华北陷入危机。
     八一三事变 日军大举进攻华北的同时，加紧部署对上海的进攻。企图迅速占领上海，进逼中国的首都南京，压迫国民政府屈服，以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8月13日，日军以上海租界为据点，突向闸北进攻，并以海军舰艇猛烈攻击上海市区，制造了"八一三"事变。中国军队奋起还击，淞沪抗战由此爆发。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对日本的侵略，"实行自卫"。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及特点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加速了国共合作的进程。8月25日，根据国共两党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信社公开发表7月15日由周恩来向国民党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文件。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0月，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将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相比较，有以下显著特点：第一，它是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又具有复杂的阶级矛盾；第二，它是以国共两党两个政权两个军队的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第三，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统一的纲领。互相承认，遇事协商，是合作的主要方式。
     二、国共两党的抗战路线
     洛川会议 为了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战胜日寇的纲领、方针和具体政策，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提出了为贯彻这个纲领的一系列具体方针和政策。洛川会议所确定的原则和纲领，为争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着重讨论党务和施政方针。制定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规定了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政策。该纲领在坚持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的总方向上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基本一致。但在改革政治、改善民生、实行全民抗战等问题上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大会还决定成立有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国民参政会。
     中间党派的抗战主张 除了国共两大政党的抗战主张外，一些中间党派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它们一致参加抗日，力主国内各政党团结合作，共同抗日，以争取最后胜利。但中间党派的一些领导人对蒋介石合作的诚意，估计偏高，希望过大。直到国民党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排斥其他党派，甚至迫害其他党派成员时，中间党派及其成员的绝大多数才逐渐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打消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坚持团结抗战的同时，注意保持和加强自己组织的独立性。
     国民参政会的召开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开幕。国民参政会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并非真正的民意机关，它所通过的议案对国民政府没有约束力。尽管如此，它是各党派在政治上合作的一种形式，在促进全国团结和政治民主化方面有着进步作用。
     战区工厂、学校内迁 中国的工业，多集中在上海等沿海沿江城市。抗战爆发后，不少民族资本家出于爱国热情和使企业免遭日本的掠夺，纷纷将工厂迁往内地。为保证战时物资供给，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厂矿也陆续内迁。到1940年，共内迁川滇桂陕厂矿共448家及大批技工和机器材料。其中国防工业占60％以上。这对大后方经济的发展，对支持持久抗战起了重大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东部战区高校大都迁往西南、西北，或就近迁入山区。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高等教育的基本力量和科技精华，促进并推动了大后方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积极作战
     国民政府的抗战部署 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即1937年8月7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以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贸易转变双方优劣形势。按此战略方针，策定防御作战指导原则：以一部兵力集中于华北各要点，重叠配备，多线设防，逐次抵抗；主力集中华东，力保淞沪要地，掩护首都南京；另以少量兵力扼守华南各主要港口。随后，为加强具体的军事指挥，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
     华北各地的激烈抗战 日军占领平津后，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兵分三路向华北展开进攻。一路沿平绥线，进攻晋察绥；一路沿平汉线，进窥河南；一路沿津浦线，侵犯山东。其中战事最激烈的是平绥路方面。1937年8、9月间，日军主力进犯平绥线，中国军队进行了激烈抵抗，南口、张家口、大同等地相继失陷。为确保晋北要地，第二战区组织了太原会战。会战由平型关战斗、忻口防御战和正太线防御战役、战斗组成。 11月8日，太原陷落。太原会战至此结束。与此同时，在平汉路与津浦路方面，日军也连连得手，中国军队随着日军的进攻而逐步后移。太原失守后，在华北以国民政府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
     华东、华中的抗战 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先后出动73个师进行淞沪大会战，坚守了3个月，给日军以重大打击。11月12日，日军在付出沉重代价后占领了上海。随后，日军向南京方向进迫。在敌猛烈攻势下，苏南、皖东南各地相继失守。12月5日，日军迫近南京市郊。尽管中国军队共约10万人进行了南京保卫战，但因日军攻击猛烈，未能持久。 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接着，日军在南京进行了一个多月灭绝人性的烧杀抢掠，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有30万以上的中国军民惨遭杀害。在日军向南京推进时，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决定迁都重庆。日军占领南京后，为沟通南北战场，打通津浦线，部队分南北两路沿津浦线夹击徐州。为粉碎日军的战略企图，国民政府在1938年春组织了徐州会战。期间，台儿庄之战歼灭日军2万余人，是正面战场抗战以来取得的首次胜利。会战后期，为保存有生力量，摆脱不利态势，中国军队从敌包围空隙中撤出转至新阵地。5月19日，徐州失陷。 接着，日军向武汉发起进攻，以威逼中国政府迅速屈服。为保卫武汉，国民政府进行了战略防御阶段最大的一次作战，即武汉会战。这次会战历时4个月，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争取了时间。10月25日，武汉失守。
     四、中日谈判的破裂与近卫第一次声明
     为压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也施展政治诱降的手段，以迅速解决中国事变。1937年10月，日本要求德国为中日直接谈判牵线搭桥，诱使国民政府投降。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命会晤蒋介石和孔祥熙，转达了日本提出的七项和谈条件。随着上海、南京的沦陷，12月22日，日方又提出了更高的条件。由于蒋介石畏于人民的压力，不敢贸然接受这些十分苛刻的条件。1938年1月，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至此，陶德曼调停以失败告终。
     五、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和敌后战场的开辟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区政府正式成立，由林伯渠、张国焘分别担任主席和副主席，直属国民政府行政院。 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通过决议，承认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成立后，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各项政策，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敌后战场的开辟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对日作战。太原失守后，在华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开辟了华北敌后战场。与此同时，新四军向长江南北敌后挺进，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从1937年10月到1938年底，八路军、新四军逐步创建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及华中抗日根据地。以这些根据地为战略依托，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体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日渐成为坚持长期抗战的基本力量，成为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保证。
     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 为了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澄清党内外的混乱思想，阐明抗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论持久战》一文，分析了中日双方存在着的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预见了抗战要经过战略的防御、相持和进攻3个阶段；指出要把抗战胜利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必须坚持打人民战争。它的发表，极大地提高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对国共两党运用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共同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六、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国际援华活动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波澜壮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南京失守后，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在国共合作的有力推动下，武汉成立了中国工人抗敌总会、中国青年救亡协会、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组织。与此同时，各少数民族以及海外华侨也以种种方式参加抗战，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
     国际援华活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国际工会联合会、国际运输总工会等国际无产阶级组织不断号召各国人民采取有力措施援华反日，取得了显著效果。苏联从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了中国抗战以很大援助。1937年8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从七七事变到1939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5亿美元贷款，并派出大批军事专家来华，其中苏联空军飞行员在对日空战中屡立战功。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也都纷纷起来支持和援助中国抗战。越南、缅甸、新加坡和马来亚、菲律宾、泰国、印度等国人民也以种种形式赞助中国抗战。许多国际友人千里迢迢甚至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或作为新闻记者到前线采访，或参加医疗队救治伤病员，或参加抗战中的各项建设，或直接参加抗日武装斗争。这些都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节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一、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与国民党的倒退
     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新的形势下，日本侵华方针出现新的变化，即由过去对国民政府实行的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把战略中心转移到敌后战场，对敌后解放区加"扫荡"，大力培植伪军和伪政权，以确保其占领区，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 在日寇的政治诱降下，汪精卫等于1938年12月叛国投敌。1939年12月，日汪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3月，在日本政府的直接授意下，汪精卫在南京正式拼凑了一个全国性的伪"国民政府"。同年11月，日本与汪伪政府签定《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日、汪、伪满同时还签署了《中日满共同宣言》。日本政府据此宣布正式承认汪伪政府。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表明国民党内部的公开分裂。
     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 随着抗战格局的新变化，国民党对其政策也进行了调整。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其政策变化的重要标志。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决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秘密的防共限共的文件。五届五中全会还决定设立党政军一体化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由蒋介石任委员长，以强化法西斯独裁统治。
     二、正面战场的继续抗战
     南岳军事会议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11月在湖南召开了南岳军事会议。重新部署了军事力量。会议重申继续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方针，采取转守为攻，牵制和消耗敌人的战术，粉碎日"以华制华"的阴谋。会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
     正面战场的继续抗战 为配合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对华南和华中地区实行有限的局部进攻，以施加军事压力。为此，1939年至1940年，国民党军队先后在华中、华南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组织了南昌战役、随（县）枣（阳）战役、第一次长沙战役、桂南战役、枣（阳）宜（昌）战役等。基本上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保持了战线相对稳定和战略相持态势，牵制了日军兵力，配合了敌后战场的作战。但与此同时，国民党在战略上实行了全盘收缩，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
     三、敌后战场的巩固与扩大
     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军进攻重点转向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加强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扫荡"，而华北抗日根据地则是日军进攻的重点。华北军民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巩固华北"的方针，坚持长时间、连续反"扫荡"斗争，并取得重大胜利。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为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制止投降、妥协逆流，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对增强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念，克服当时的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
     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争 在华中战场，新四军各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和“东进北上”的指示，先后实行了向敌后的战略展开。随着华中敌后战场的扩大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深入发展，到1940年底，新四军已发展到10万人，先后创建了苏南、苏北、苏中、皖南、皖中、皖东北，豫皖苏、豫鄂等抗日根据地，使华北、华中敌后战场连成一片。在华南也有快速的发展，到1939年春，曾生率领的东江纵队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建立了以淡水为中心的东江抗日根据地； 1940年底，冯白驹领导的琼崖抗日独立游击纵队，在海南岛地区创建了琼崖抗日根据地。
     四、摩擦与反摩擦斗争
     国民党的反共摩擦事件 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一方面对日军实施有限连续攻势的抵抗，另方面则积极地在各地从事反共摩擦活动。从1939年冬开始，国民党顽固势力先后向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根据地进攻，制造了山东博山、河北深县、湖南平江和河南确山等地的流血事件。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由"政治限共"到"军事限共"的方针。随后阎锡山即在山西制造了"十二月事变"（ 晋西事变）。与此同时，国民党胡宗南部在陕甘宁、朱怀冰部在太行山区也对解放区大举进攻。在坚持团结抗战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领导解放区军民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
     皖南事变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又制造了另一次反共事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了严重危机，几乎陷于破裂。事变发生后，由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政治上全面进攻、军事上取守势的正确方针，结果既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又维持了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局面。
     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 为了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战，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对顽固派的斗争，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有效地维护了全民族团结抗日。
     共产党新民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 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上发动制造摩擦的同时，也在思想理论上加紧反共。他们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论调，声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应该取消。为了粉碎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向全国人民阐明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见解，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阐明了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论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客观进程和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最后结果；提出了新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驳斥了利用"三民主义" 反对共产主义的谬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
     五、宪政运动的开展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民党不断加强一党专政、压制民主，引起各民主党派不满与失望，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以1939年9月召开的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为契机，发动了一场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民主宪政的运动。重庆、成都、桂林等地先后组织起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中共中央也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宪政运动的指示，提出了对宪政运动的立场和实行办法，延安与其它解放区还先后成立了各界宪政促进会。但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缺乏宪政诚意，宪政运动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在积极开展宪政运动的同时，各民主党派为求得意见的一致和行动的团结，于1939年10月在重庆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皖南事变后，为反对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加强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增强抗战力量，调解国共关系，1941年3月，"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发表了《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纲领》。从性质上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有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它的成立，标志着抗日民主力量的增长，成为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影响和力量最大的中间党派的政治团体。

第三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战场

　　一、珍珠港事件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
     珍珠港事件 1941年至1942年，是德、日、意法西斯最为猖狂的时期。1941年6月，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并完成了战略突破任务，暂时得势。由此助长了日本扩大侵略的野心。7月，日本决定"继续向南扩展"，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次日，日军又袭击了英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基地新加坡。同时向英、美、荷等国在西南太平洋的属地进攻。太平洋战争爆发。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扩大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12月8日，美、英两国对日宣战。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德、意宣战。此外，欧亚美等许多国家也纷纷对日宣战。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至此，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的抗日战争与各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汇成一体，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战区的设立和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中国战区的设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协同对日作战，1942年1月3日，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建议，建立了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的中国战区。美国派史迪威中将来华担任参谋长。随后，美国从经济、政治及军事等方面加大对了中国抗战的支持。1942年2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援华贷款5亿美元。5月，中美签订《抵抗侵略互助协定》。1943年1月，中美、中英分别签订了平等新约，宣布废除领事裁判权和其他特权。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1942年2月，日军侵入缅甸。国民政府为了支援盟军，同时也为确保对外交通线的畅通，于2月下旬由3个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由滇西入缅作战。10万远征军先后在同古、仁安羌等作战中，重创日军，并救出被围困的英军7000余人，创造了中国军队异国扬威的记录。但作战后期，由于盟军指挥协同失当等原因，远征军实施突围作战，大部分撤退回国，另部分先后转入印度兰姆伽整训。
     国内正面战场对日军进攻的抵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为了配合其在太平洋作战，并对国民党施加压力，从1941年底到1943年，又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了新的攻势。国民党军队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一定的抵抗，牵制了日军。期间，主要的战役有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战役、鄂西战役、常德战役等。
     三、日本的"治安强化"、"清乡"和细菌战
     治安强化运动 1941年后，日本为了进行太平洋战争，确保华北占领地，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对三种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办法。 1941年到1942年，日军先后在华北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妄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消灭一切抗日力量。但在根据地军民的坚韧斗争下，日军的野蛮侵略被粉碎，"治安强化"政策宣告破产。
     "清乡运动" 日军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同时，在华中则和汪伪政权发动"清乡运动"，其目的是企图肃清日占区的抗战势力，由点线占领扩张为全地区面的占领。日军在华中的"清乡运动"的显著特点，是强调"以华制华"，由汪伪政权出面主持。但在敌后军民顽强的斗争下，"清乡运动"同样遭到失败。
     灭绝人性的细菌战 为了扑灭中国人民的斗志，侵华日军不顾国际公法，在中国进行灭绝人性的毒气战和细菌战。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就在中国东北建立了由关东军领导的细菌实验所，进行惨绝人寰的细菌研究和杀人细菌战。1933年，日关东在黑龙江五常县附近的背荫河设立细菌研究所，由关东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任部队长。1939年迁至哈尔滨平房镇，建起一个极其秘密和庞大的细菌研究基地，即731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总部。与731部队同时出现的还有设在长春西南部的第100部队，对外称兽疫预防部。1939年10月起，日本在关内沦陷区，先后设立了华北防疫给水部（第1855部队）、华中防疫给水部（第1644部队）和华南防疫给水部（第8604部队）。1940年7月开始，日军先后在宁波、常德、承德和浙赣等地区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中国抗日军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四、解放区军民克服困难坚持抗战
     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困难局面 1941年以后，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由于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扫荡"和野蛮的"三光"政策；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之自然灾害的影响，致使根据地陷于严重困难的境地。华北解放区面积缩小，人口下降，八路军和新四军均有所减少。而财政经济困难尤为严重。
     根据地军民为克服困难而斗争 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中共中央根据当时时局的特点，先后制定和实行了十大政策，即：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风运动、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其中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是两个中心环节。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在贯彻执行了上述政策之后，加强了领导，坚定了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信心，调动了军民的抗日积极性。
     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斗争 中共在克服根据地面临严重困难的过程中，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对敌斗争，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并扩大了敌后战场。根据地军民依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规定的在新形势下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即以分散的游击战争对付敌人的大规模"扫荡"；针对敌人的"蚕食"，采取"把敌人挤出去"的办法；针对敌人的"清乡"，采取"敌进我进"的办法，组织多支武装工作队，向敌后之敌后展开全面攻势，取得了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敌后战场的巩固与扩大，为八路军、新四军转入局部反攻准备了条件。
     五、制止顽固派的反共叫嚣和武力威胁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发表 蒋介石为了维持和扩大法西斯独裁统治，并在战后独占胜利果实，于1943年3月发表了由陶希圣起草的以蒋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分别对中华民族、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历史，"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革命建设的根本问题"，"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等问题，作了论述。全书的核心是主张"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集中反映了蒋介石集团的封建法西斯的思想及其政策。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和武力威胁 1943年5月，共产国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新形势作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蒋介石认为这是反对共产党的一个借口和机会。国民党报刊声称中共应放弃"共产主义"，取消陕北"特区"，重新改编各地"红"，并且调集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仅激起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受到国统区中间力量的指责和国际舆论的谴责，迫使蒋不得不停止军事进攻。

第四节 战略反攻和最后胜利

　　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
     开罗会议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一年，也是战局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合作和协同作战，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签订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把日本侵占之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接着，苏、美、英三国首脑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召开会议，着重研究和制定对德国作战的方针，即开辟第二战场问题。
     联合国成立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时，1943年10月由中苏美英四国签署的《普遍安全宣言》，正式提出建立战后国际组织问题。1944年8月，英美苏和中英美代表在华盛顿分别举行会议，签署了《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正式建议把国际组织定名为"联合国"。1945年4月，各同盟国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创立会议。中国政府派出以宋子文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议于6月25日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宣告联合国正式成立。中国为联合国的发起国、最早会员国和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为建立战后国际组织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二、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的反攻
     1943年10月，为打通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配合盟军反攻，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再次入缅联合进行缅北作战。缅北反攻战的第一步是打通中印公路。第二期作战是八莫、南坎之战。1945年1月，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在缅北芒友胜利会师，完全打通了中印公路，为收复缅甸，配合盟军反攻作出了贡献。
     三、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
     1944年开始，解放区军民转入局部反攻，在华北解放区战场、华中解放区战场、华南解放区战场均取得了重大胜利。到1945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已经发展到91万人，民兵发展到222万人，建立了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江、广东、琼崖、湘鄂赣、鄂豫皖、河南等19个解放区，总面积达到95．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已有9550万人。
     四、豫湘桂战役及结果
     为了解救陷入困境的南洋日军和太平洋战争的颓势，1944年春，日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日中双方分别投入兵力约50万和100万。由于国民党政府日趋腐败和避战观战政策的影响，在豫中、长衡、桂柳三次主要作战中，除个别城市保卫战打得比较顽强外，大多数部队是一触即溃，节节败退，结果损兵折将数十万，丧失国土20余万平方公里，丢失城市146座、失去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这是国民党正面战场自抗战以来的一次大溃败。
     五、史迪威事件和美国对华政策的逆转
     史迪威事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从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积极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使其继续抗战和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但是，由于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战中迅速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危机日益严重，使美国政府感到十分忧虑。在如何看待共产党及其军队问题和争夺军事指挥上，蒋和史迪威存在着严重分歧和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政治战略上、军事战略上以及与此相关的是否装备中共军队、租界物资控制权等方面，并由此导致蒋、史矛盾不断激化。1944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返贤骼牖毓&br> 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确立 史迪威去职后，美国政府即派魏德迈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司令。不久，赫尔利又继任美国驻华大使。这标志着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确立。此后，美国政府打着"援华"招牌，加紧从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支持国民政府。
     六、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人民民主运动的增长
     国民党统治的危机 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权逐渐走向腐败。政治上，变本加厉实行独裁统治；经济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利用其把持的政权，采取超经济掠夺的手段，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商业、工业和农业等部门；思想文化上，国民党大肆摧残进步文化，制造反共舆论。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腐败，使其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
     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 1944年，以国民党军队豫湘桂战役失败为契机，国统区掀起了一个广泛的抗日民主运动。同年9月，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适时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0月10日，周恩来在《如何解决》的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了召集各方代表召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中共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整个国统区内，形成了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
     七、代表不同中国命运的两个大会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坚持独裁统治，抵制联合政府，抢夺抗战胜利果实，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议题：一是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二是准备反共内战，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这次大会确定的路线是坚持独裁、反对民主、准备内战的路线。
     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团结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国光明的命运和前途，建立联合政府，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通过的新党章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朱德所作的军事报告论述了抗战中的两条根本不同的军事路线，提出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三种不同地区的军事任务。大会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奠定了基础。
     八、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雅尔塔会议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雅尔塔举行会议，签定了《雅尔塔协定》。 这次会议对于同盟国联合力量打败日本法西斯有积极意义，但协定却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作出涉及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决定，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8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相应协定。
     波茨坦会议 德国法西斯的垮台，加速了日本法西斯末日的到来。1945年7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和外长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召开会议。会议还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战后处置日本的方针。会后，中、美、英三国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美国使用原子弹 8月6日和9日，美国飞机在日本广岛、长崎各投掷一枚原子弹。美国原子弹的轰炸，给日本法西斯以沉重的打击，对加速日本的投降起了一定的作用。
     苏联宣布对日作战 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9日，苏联百万红军从几个方面进入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攻击。在中国军民的配合下，击溃了日本关东军，结束了日本对中国东北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
     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大反攻 苏联对日作战，加快了中国抗日战争转入全面反攻。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全国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10日、11日，朱德代表延安总部连发7道命令。接着，各解放区军民迅速展开全面大反攻。在两个月内，解放区军民共毙俘日伪军23万多人，收复国土31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800万人。
     日本无条件投降 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击下，8月14日，日本裕仁天皇发布"停战诏书"，饬令政府通告接受《波茨坦公告》。15 日，日本政府正式向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向盟国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停泊的美舰"密苏里"号上举行。至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9月3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日，在中国南京陆军总部礼堂举行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10月25日，日本驻台湾总督签字归还中国台湾。
     抗日战争胜利历史意义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第一，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它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觉悟和民族团结的巨大力量。第二，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阶段。经过战争的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亚洲各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主要战场。它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第四，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半殖民地的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范例，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六章 两种中国命运的决战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的政策，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被迫自卫抗击，保卫自己的权利。尽管双方在武器装备上以及经济上是悬殊的，但民心的向背却决定了一切。国民党一时的强大最终没有能够改变历史庄严的节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第一节 内战独裁与和平民主的抉择

　　一、战后时局与国共两党的方针
     战后国际国内形势新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国际和平、民主力量得到很大的发展；另方面是美国的垄断资本得到了极大的膨胀，美国成了世界各种反动力量的中心。战后国内形势的主要特点是：一方面是人民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另方面是美蒋勾结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内战成为国内的主要危险。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
     国民党的方针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坚持独裁、内战、卖国的反动政策。在军事上，垄断接收权，抢夺战略要地，加紧内战部署；在经济上，利用接收敌伪财产的机会，搜刮民脂民膏，聚敛了大量的财富，使得中国官僚资本空前膨胀。
     共产党的方针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1945年 8月，毛泽东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提出了中共关于争取和平发展与准备革命战争的方针。8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作为和平建国的总方针。中共关于争取和平民主的基本方针，是一个不放弃和平努力，又对敢于来犯之敌实行武装自卫的方针。
     二、重庆谈判和停战谈判
     重庆谈判 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内战和欺骗国内外舆论，利用广大民众迫切要求和平的愿望，于19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中共中央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和谈的虚伪性，但为了尽一切可能避免内战，争取国内和平，揭露国民党的和平骗局，教育广大民众，取得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定了《双十协定》。重庆谈判及《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了中共对和平的诚意，取得了国内外舆论和中间阶层的广泛同情，政治上争得了主动。但解放区政权问题与军队问题的悬而未决，为以后的分裂内战埋下了伏笔。
     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局部进攻 在重庆谈判的同时，国民党不断发动对中共解放区的军事行动，试图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迫中共就范。对于蒋介石这种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中共针锋相对，进行了保卫解放区的自卫反击战，先后取得张家口战役、上党战役、邯郸战役的胜利，共歼敌10万余人，给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配合了中共代表团在重庆的谈判斗争。
     停战谈判 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激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美国政府被迫调整对华策略。1945年1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并任命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处国共关系。虽然美国扶助蒋介石的基本政策没有改变，但策略上由公开扶蒋反共改为所谓"中立"和"调停"国共纠纷的变化，对于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是有利的。由于国民党政府全面内战的准备尚未就绪，被迫于1946年1月10日与中共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双方颁发了于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
     三、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成就
     政治协商会议 在停战令公布的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民盟、社会贤达五方代表，实际代表当时中国政坛上左、中、右三种力量。在会议中，中共力争实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卓有成效地争取了民盟等民主力量的团结合作，经过22天的斗争，会议通过了政府改组案、施政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宪法草案案。这五项协议在不同程度上贯彻了民主的原则，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制度和内战政策。
     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 国民党虽然在《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上签了字，但毫无诚意，利用种种手段加以破坏。国民党特务在重庆先后制造了"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此后，全国又陆续发生了多起反共事件。尤其严重的是，1946年3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推翻政协宪草中各项民主原则的决议及其他多项反共决议。4月1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撕毁东北停战协议，并声称政协决议对他没有任何约束力。国民党不仅顽固坚持法西斯的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并且准备发动内战，以武力维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全面内战已成一触即发之势。
     四、国统区反内战运动的兴起
     各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 抗战胜利后，在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激烈较量的过程中，中国民主同盟和新成立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积极开展活动，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成为战后国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建什么国的问题上，各民主党派的左翼积极拥护中共的建国主张，而右翼分子则主张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推行一条既不同于国民党又不同于共产党的中间路线。
     国统区反内战运动的发展 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激起了国统区人民的极大愤怒和不满，反内战运动不断高涨。1945年12月1日，昆明国民党当局武装镇压并屠杀殴打罢课学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接着，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为援助昆明学生的游行示威，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
     五、国民党加紧内战部署与中共的准备
     国民党加紧内战部署 抗战刚结束，国民党政府就加紧准备内战，做全国性的军事部署。它一方面将远在大后方的军队调往内地以抢夺胜利果实，一方面布置军队抢夺战略要地，以挑动内战。在此过程中，蒋介石得到了美国政府经济、军事上的极大帮助。从1945年下半年到1946上半年，蒋介石依靠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做好了全面内战准备。
     共产党自卫战争的准备 面对全面内战的威胁，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谈判尽力争取和平，另一方面为防不测而采取种种有力措施积极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首先，从组织上调整和建立了各地战略区的领导机构，加强党的领导；其次，调整战略部署，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再次，在各解放区开展整军练兵、发展生产、减租减息运动，巩固和扩大解放区。

第二节 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一、全面内战的爆发
     国民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 国民党在完成内战部署之后，于1946年6月26日，不顾来自各方的和平呼声，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在军事上和经济力量上都占有优势，处于战略进攻地位；而中共方面在力量对比上则处于劣势，战略上处于防御地位。
     共产党战胜国民党进攻的方针 面对国民党的大举进攻，中共对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估计。1946年7月至10月，毛泽东写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等指示，规定了战胜国民党的政治、经济方针和军事原则。在政治上，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在经济上，一切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军民兼顾，以立于不败之地；在军事上，确立了积极防御，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规定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是以保守城市或地方为主要目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二、粉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
     从1946年6月到次年2月，蒋介石以其全部正规军的80%的兵力，向各个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10月11，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标志其全面进攻达到顶峰。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解放区军民依照中共中央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内线作战，先后在中原、华中、华东、华北以及东北战场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共歼敌71万余人，使蒋介石用于内战的兵力损失了1/3。国民党军队陷于被动，不得不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三、"制宪国大"的召开与国共关系的彻底破裂
     "制宪国"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蒋介石被一些表面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公然违反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下令召开国民大会。11月15日，国民大会在南京正式开幕。会议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虽然在形式上规定有一些"自由"、"民主"的条款，但其实质仍然是"人民无权，独夫集权"。
     国共和谈之门完全关闭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共和谈之门还未完全关闭。但蒋介石自恃军事实力的强大，因而在谈判中态度强硬，使谈判陷入僵局。1946年8月，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1947年3月，国民党封闭了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公开机关，强迫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撤返延安。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四、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及失败
     在全面进攻失败后，蒋介石又采取了新的战略战术，从1947年3月起，调集重兵对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主动放弃延安，转战陕北，巧妙与敌周旋，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战役的胜利。8月，又取得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扭转了陕北战局，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在山东，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接连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发动的三次攻势，基本上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此后，人民解放军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五、国统区的危机与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国统区的危机 国民党召开国大，制定了宪法之后，蒋介石表示要"改组"政府，容纳所谓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为实行"宪政"进行准备。但国民党欺骗性的改组政府，即遭到了中共、各民主党派及国民党内民主人士的反对，使其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与此同时，国民党在经济上也一筹莫展，危机重重。蒋介石集团为坚持独裁内战，不惜以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大量美援。在1946年3月至次年12月间，蒋介石政府先后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最突出的是1946年11月签定的《中美商约》。这些条约不仅使国统区殖民地化程度加深，而且加剧了国统区的经济危机。加之抗战胜利国民党接收日伪财产时，将很大一部分变为四大家族控制的官僚资本，更造成了国民党财政经济的进一步危机。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是财政金融破产、严重的通货膨胀、民族工商业大量倒闭、农村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化。
     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随着国民党军事的失败，政治、经济危机的日益严重，促使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起来。以1946年冬上海摊贩斗争和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为起始，国统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这个运动逐渐向全国发展，到1946年5月达到高潮。国统区内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形成了与人民解放军武装反对国民党进犯的第一条战线相呼应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使蒋介石陷于全民包围之中。

第三节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

　　一、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解放战争第二年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统区。为了完成这个战略设想，1947年7月，中共中央制订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作战方针。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自鲁西南强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与此同时，陈赓、谢富治率领的太岳兵团，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也分别挺进豫西和鲁皖豫地区。到10月底，三支大军基本上完成了在中原的战略展开，并于12月底在豫南遂平、西平地区会师，鄂豫皖、豫皖苏和豫西三个新解放区连成一片，从根本上撼动了国民党的统治。
     二、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广泛、深入地开展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成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1947年9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土改运动的发展，并为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提供了一个战斗纲领。此后，各解放区迅速地掀起了一个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不但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而且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参战的积极性。
     三、中共夺取全国胜利的纲领和政策
     在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并取得巨大胜利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重要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在会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报告提出了党在新的形势下军事、土改、政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行动纲领和政策。这次会议为中国革命夺取全国胜利，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政策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四、国民党的"戡乱总动员"和"行宪国大"的召开
     国民党的"戡乱总动员" 为挽救不断恶化的政治、军事危局，维持一党专政的政治统治， 1947年7月，国民党当局提出了"戡乱总动员"的"紧急措施"，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实施办法。在"戡乱总动员"之下，实行所谓"总体战"，即"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以军事力量掩护政治，以政治、经济力量配合军事"，以求新的突破。但国民党的"戡乱总动员"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也未能产生实际效果。
     "行宪国大"的召开 "制宪国大"后，蒋介石为使其统治合法化，不顾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于 1948年3月在南京召开了"行宪国大"，这次大会除了选举正副总统之外，并无任何实际内容。5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宣布就职，南京"国民政府"改称"中华民国政府"。
     五、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
     1948年春，局势日趋明朗，国民党政权的末日已为时不远，筹建全国人民政权的条件已经具备。4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纪念"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口号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5月5日，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通电全国，表示拥护中共关于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倡议。从8月起，他们陆续离开香港等地，进入解放区，同共产党一道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开始了建立新中国的准备。

第四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一、战略决战
     决战时机的成熟 经过两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愈战愈强，不仅总兵力增多，而且军政素质和战术技术水平大为提高；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使后方更加巩固；各主要解放区相继联成一片，可作战略上的直接支援。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数量显著下降；战略上已被迫"全面防御"转为"重点防御"，被牵制分割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和东北五个战场上的少数城市；加之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战局的发展表明，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三大战役的胜利 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中共组织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历时4个月零19天，歼敌154万余人，其规模之大，歼敌之多，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地区和长江下游的江北广大地区，为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二、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全面崩溃
     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戡乱"以来，不仅在军事上丧师失地、政治上危机四伏，而且使国统区工商业不振，农村凋敝，人民穷困，财政经济陷入崩溃的绝境。为挽救财政经济的困境，1948年8月，蒋介石颁发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以图靠政治力量与警察手段来完成币制改革和物价稳定。但事与愿违，由于金元券信誉大跌，民怨沸腾，社会骚动，"币制改革"彻底破产，国统区财政经济也随之全面崩溃。
     三、将革命进行到底
     蒋介石的"引退"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统治面临崩溃的局面。为了保存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文告，提出在保存其宪法、法统以及保留军队等5项条件下，愿意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其核心仍然是要继续维持国民党的统治权。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和批判了蒋介石"和平"建议的虚伪性和反动性，同时表示为了更快地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轻人民的痛苦，中共愿意在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基础上，与国民党政府或其他任何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谈。毛泽东的声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给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以致命打击。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 总统职权。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1949年3月，中共在河北省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向前发展和夺取全国胜利以后党的基本任务、基本政策等一系列问题。全会着重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会议为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思想上、组织上和政策上进行了准备。
     北平和谈 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声称愿意以中共的8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但实际上国民党政府依然按照蒋介石的计划行事。4月1日，中共派出周恩来等为代表，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等在北平进行谈判。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拟定了以中共提出的8项条件为基础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这个协定到预定4月20日签字的时候，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灭 在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的第二天，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1日凌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分三路强渡长江，一举摧毁了国民党军队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千里防线。23日，南京获得解放，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宣告覆灭。此后，人民解放军分路南进，先后解放了上海、杭州、南昌、九江、武汉等120余座城市，歼敌40万余人。到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西藏外全部中国大陆。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毛泽东发表《论人民主专政》 国民党政权的丧钟敲响之际，中国共产党为接管全国政权加紧进行各项准备工作。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主专政》一文，对即将成立的中华民人共和国的政权性质、前途以及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新中国的对内外政策等重大问题作了明确阐述。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指导思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出席会议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共同纲领》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是中国人民的大宪章。会议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了由56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规定了国旗、国徽、国歌，确定北京为首都。会议还通过了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
     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副主席和委员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会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的施政纲领。同日下午3时，首都30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