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敬迈：我的起步

　　金敬迈，1930年生，江苏南京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共党员。1949年参加解放军，曾任中南军区军械学校文工团团员，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员、创作员，军区政治部创作组创作员，1968年遭迫害入狱，1975年在农场劳动改造，1978年平反，后任广州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

　　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话剧剧本《双桥会》（合作）、电影文学剧本《铁甲008》等。话剧剧本《神州风雷》（合作，已公演）获庆祝建国30周年文艺调演创作奖。

     患难与共的金敬迈伉俪 金敬迈（左１）与毛主席在一起       晚年仍然坚持写作 采风留影 

 

我的起步——我与《解放军文艺》编辑部
■ 金敬迈

　　如果把文艺比作一间房子，那是殿堂，不是一般的土地庙，神圣得很。文学更是文艺殿堂群中最高最堂皇的那一座，是圣殿——“大雄宝殿”。圣殿外边自有守门神——编辑们——把守着。编辑当中有男有女，编辑部的主任甚至主编、副主编，也有由温柔的女性担任的。作为凡人，他们可能个个心慈面善，和蔼可亲；可作为文学圣殿的守护神，不说他们人人青面獠牙，至少也个个像四大金刚似的怒目圆睁，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妄图混进殿堂的文学宵小们。初学写作的善男信女怀着对文学的无上崇敬，手捧着一笔不苟的初稿，在想要跨过门槛进入大雄宝殿之前，就已经浑身发抖了。他们能躲得过四大金刚的火眼金睛吗？真正能一混就进入圣殿的有几个？除非他们是幸运儿。
　　有人说，如果业余作者是没过门的小媳妇，那编辑部都是由一个赛一个目光犀利、专会挑剔的“婆婆们”所组成的。世上如花似玉、手脚勤快、百依百顺的小媳妇不少，可是，能被“婆婆”一眼看中的没有几个。
　　我是个幸运儿。我是个好吃懒做的丑媳妇。我居然也混进文学殿堂里来了。我没有真才实学，没有本事，凭的是“四大金刚”们对我的宽容和提携；凭的是“婆婆们”心慈手软，大人不计小人过，一再饶恕了我这个丑媳妇的懒和馋。把守着圣殿的“四大金刚”以及对我格外宽容的“婆婆们”不是别人，就是解放军文艺社，和社里的编辑们。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我在话剧演员这一行里实在混不下去了，别说头牌二牌的主角儿机遇已离我远去（想当年我也确实演过不少主角：《杨勇立功》里，我演杨勇；《秦洛正》里我演秦洛正；《李国瑞》里我演李国瑞，歌剧《赤叶河》里的王大富、歌剧《钢骨铁筋》里的张志坚等等，都是绝对的一号人物），可后来连个群众甲乙丙、匪兵ABC都没份儿。我只能在“等”和“们”里瞎糊弄。我当然有那么一丁点不太服气。组织上先是让我去搞“灯光”，后来又决定把我从“演员”改为“创作员”，另起炉灶去搞写作。倒不是认为我还能生憋出几句顺口溜来，只因我历来狂妄自大，是想让我通过实践来证明我自己的狗屁不是，从今往后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我是1962年10月25日正式调到创作组的。那天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12 周年的日子，我记住了。果然，憋了整整一年另23天，我三易其稿，连一部多幕话剧《一个战士》也没能最后完成。三易其稿的实践已经证明，388天的时间也已证明：我，基本上狗屁不是。
　　但是，就在这一天——1963年的11月18日，一位战士推马救车，血染铁轨，倒在京广铁路线上。
　　一开始，这被当成是一起严重的“人身伤亡事故”。事故中被火车撞死的欧阳海也草草掩埋了。我赶到他生前所在的部队，所接触到的绝大多数人却不这么看。他们无不夸奖欧阳海的勇敢、正直，人们还话中有话地述说他生前事事好强、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抗上的品德……我这个人历来就欣赏“抗上”。老实说，无私才敢抗上。欧阳海太像我那个未完成的话剧《一个战士》中的主人翁了。或者说，众里寻他千百度，是在灯火阑珊处找到了欧阳海，我终于获得了写好《一个战士》的关键，我找到了剧本主人翁的灵魂—— 一个不屈的人，坚强的人。
　　话剧受舞台的限制诸多。我想，如果能允许我写小说，说不定我能吭哧吭哧地把它憋出来。小说我没写过。但是我读过小说。我战战兢兢地去请示领导。
　　“想写小说？好呀！你……写过小说吗？你……会写吗？你的话剧剧本……已经写好了吗？”
“……”我就是再狂妄自大，再自以为是，我也回答不了这三个“吗”。
　　“凡事都要按部就班，要一步一步地来。不要连走都还走不稳哩，就想跑，就想跳。你飞得起来吗？你呀，历来吃亏就都在于不老实。先把剧本写好了再说。看，一年都过去了，哪怕肚里怀的是个孩子，也该生下来了吧。可你连个独幕剧也憋不出来！写小说？等翅膀长硬了再去学飞吧。好不，否则那是要摔跟头的。”
　　领导上语重心长，考虑周到，怕我摔死。我的非份之想顿时无影无踪。
　　事有凑巧。某某军政委听说我采访过英雄的事迹，希望我能为军里写点什么。一打听说我想写小说，十分支持。又听说只让我好好学“走”，不准“跑”不准“跳”，便找了军区首长替我请了个创作假。 　　任务一旦是从“上边”交下来的，那当然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不是想……写小说吗？”还是那位领导找我前去问话。
　　“不不不，这个非份的念头我早就打消了。我已经想通了：怀胎十月，我还是先努力把独幕剧本生出来再说。”
　　“独幕剧放在一边。组织上要求你先写个小说……”
　　“小说？那比上天还难。我不会飞，也从来没有飞过。我还是慢慢地学着走吧。”
　　“不会可以学嘛！要知道，这是军区首长对你的极大信任，你一定要完成好这个任务。我们都是军人。当兵的在任务面前是不允许讲价钱的，更不准……这个这个……”
　　我想说我不是写小说的料。我还是一心一意“怀着”我的那个独幕剧吧。小说嘛，组织上可以另选高明。话没出口，领导的后半句话终于吐出唇外：“更不准这个这个……打退堂鼓！好了，就这么定了。”
　　定了，怎么能这么轻易地就定下来呢？我忐忑不安正在犹豫。
　　见我没吱声，领导以为我是同意了。“你看看，需要多长的时间哪？”
　　没写过小说，更别说是长篇。要多长时间我不懂也说不出来。真个要写，只能先写着写着再说。一年我没能“生”出个独幕剧来，小说，总得个三几年吧？
　　“给你一个月。你看，一个月总够了吧！”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肯定是听错了。我问了一句：“一个……月？写部……长篇？”
　　“是呀，整整一个月呀，总该够了吧？”
　　明明知道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连个剧本也憋不出来。明明前不几天还谆谆教导我：先慢慢学会走，别一开始就想跑想跳。一转眼需要我完成一部长篇小说了，却只给我一个月的期限。怎么，这么快我就已经学会了“飞”吗？这真是太瞧得起、太太瞧得起、太太太瞧得起我了。我怎么能够辜负这样比高山还高比深海还深的信任呢？有的人经不起奉承抬举。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不是鬼使神差，就是神魂颠倒，我突然脱口而出：“一个月？够了够了足够了。不就是写部长篇小说吗，哪能用得了一个月的时间哩？我保证在一个月之内提前完成任务。”
　　“那就好。写完以后，组织上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给你。”
　　我怎么办？话已出口，拼了！我没有和任何人赌气。我仅仅只是和我自己过不去：每天一万字，胡说八道也行，满纸荒唐言也罢，反正要写够一万字。否则，熬到天亮也不睡觉。
　　“五一”我休息了一天。我是5月2号动笔的。第28天上午我在稿纸上画上最后一句：1964年5月29日清晨6点半于广州辛难山——这是我们几个人胡乱取的名，就是东山电车站后边的新南路三号。我蒙着头死睡了一整天，30日我去向领导报告：提前完成任务！
　　我常常自作多情。我满以为我一定会得到一次表扬，至少也会夸我两句的。
　　“不管写没写完，都得先把小说放下。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援越抗美。团里决定赶排一部话剧：《南方来信》，准备到边境一带去演出。现在戏里还缺几个群众演员，你还是回演员队算了。组织上先给你打个预防针：跑龙套，也是革命工作，也要认真做好。”
　　没有得到表扬，我心里还是很轻松。不管怎么说，我自找的难题，总算对付过去了。草稿究竟写得怎么样，我也不知道。连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头到尾看过一遍哩。展开稿纸，鬼画桃符，乱七八糟，要看也得有十二分的耐心才成。
　　回到演员队跑龙套，驾轻就熟，如鱼得水，倒也自在。小说？小说我已经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
　　是这一年的秋天吧，解放军文艺社的鲁易副主编到了广州。他是来约稿的。但对象当然不是我。他找别的创作员们忙完了，临回北京的头一天才听说，有个叫金什么的，也在学着写点什么。不知道写完没有。鲁易副主编想：反正是明天晚上的车，何不叫金什么把稿子送来看看，闲着也没什么事。
　　我是当天下午接到文化部的通知，拿着稿子骑上自行车一路春风赶去珠江宾馆的。鲁易同志住在宾馆三楼的一个套间里。珠江宾馆是我们军区接待首长们的高级场所，平时是不准靠近的。每年的元旦或是春节，以司令员、政委的名义请文工团的人来宾馆吃一顿饭。从此，这里便成了我终年向往的地方，只盼第二年的春节早日到来，好再去珠江宾馆。今天我居然奉召来到宾馆见一位北京来的首长，心中怎么能够不得意？要想掩饰我的得意之情，那也是极其困难的。只是当我想起了挎兜里的那份看都没看过的乱稿，我才由兴奋得意变成了惶恐和不安。
　　珠江宾馆已经到了。在三楼的走廊上，我想，凭着这份乱糟糟的玩意儿，就想混进大雄宝殿里去？你也太缺点自知之明了。
　　鲁易，人家是老资格的副主编，什么样的妖魔没见过？我算哪条缝里窜出来的无名小鬼，能逃得过他的火眼金睛？
　　我觉得我还是回到演员队里去跑龙套，心里比较塌实。我真想向后转赶快下楼。宾馆也似乎不那么有吸引力了。可301—— 鲁易副主编住的套房已经到了。我赶紧正了正军帽，整理好风纪扣，双脚并拢，忐忐忑忑地喊了声：“报告！”
　　鲁易把我让进套间的客厅里，叫我随便坐，说茶几上有杯子，想喝水自己倒，还说他有北京带来的好茶叶，问我要不要尝尝，是今年的新茶……他花白色的头发向后梳得很整齐，身材瘦瘦的，估计五十出头了，着副金边眼镜，完全是一副学者型首长的派头。他一边和我说着客气话，一边反复看着他自己的左手，好像他刚才正在修剪指甲。鲁易同志的随和随意，让人感到十分平易亲切，我刚进来时的紧张心态一下就松弛下来了。当然我还没有“松弛”到要喝他北京带来的新茶，我只给自己倒了杯白开水。
　　鲁易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了，哪里人等等……这些好回答，我都如实以告；当问到我哪年开始创作，都写过些什么作品时，我有点犯难了。本来这不算难题，照直说：刚刚开始学着写作，什么也没写过。话到口边我忽然觉得这么回答不妥，这是对对方的不尊重。既然你什么都没写过，今天就不该来。人家是解放军文艺社的副主编，是专家，是首长，不是什么俱乐部、文化站的辅导员，不是来教你如何使用标点符号的。你大作品没有，小作品也没有，你生憋硬造、憋得满脸通红写出来被称为“顺口溜”的玩意儿，一点都不顺口，你连个业余作者也不是。你来见副主编纯粹是多余的。你等于把人家副主编给“涮”了。你好意思吗？
　　我没有退路。我黔驴技穷。我只好红着脸说：“首长，真是不好意思。刚刚学着拿笔，我什么也没写过。这……算是我的第一部……作品。我连短篇小说都没沾过边。这一次也是我乱来的。加上时间紧，别说修改了，写完后连看我都没看过。您也别看算了，免得耽误您的时间。”
“哦，是……这样。不要紧不要紧，等你修改好了，再寄给我们看看。行吗？”
“那当然太好了。不过我正在排戏，《南方来信》，支持‘同志加兄弟’，反对老美的。估计今年不会有时间修改了。”
　　“哦，哦，哦，是这样。你……写了多长时间哪？”
　　“时间倒不太长，将近一个月，二十八天吧。”
　　“二十八天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第一次写小说？”
　　“领导上只给了我一个月的‘创作假’。我主要是个群众演员，在舞台上跑龙套的。”
　　“二十八天？这至少说明你写得很顺当嘛。这……我倒想要拜读拜读了。”
　　“首长，您还是别浪费时间算了。写得怎么样先不讲，就我那一笔歪字您就不认识。”
　　“谁说的？在延安我就当编辑了。几十年来我一直在看稿子，什么样的怪字我没见过？只要是中国字，难倒我的不多。你把稿子先放这儿，我是明天晚上的车，有空我翻翻。”
　　……
　　第二天上午我被叫到珠江宾馆，鲁易劈头给了我一句：
　　“你写的不是中国字！”
　　接着，鲁易副主编详细向我描述了他昨晚的辛苦：500字一张的稿纸，每一页的头三两个字是肯定能认识的；第四五六个字就很难说了，多半靠猜；再往后写的是天书，连猜都无从猜起，只好对着稿子干着急。“我真是服了你了，你就这么瞎画，也能画得下去？一个月，不，二十八天，居然画完了这么厚厚的一大本！嗯？”
　　“不懂得规矩，胡整乱整，自己糊弄自己……”
　　“不，也许你是一挥而就，一气呵成也说不定。这样吧，你挑选几段读给我听听吧。你一共是十章，对吧？第一章读一小节，第五章读一小节，第十章再选一段。我是晚上的车，有的是时间。”
　　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的几位编剧，以赵寰、董晓华为代表，包括梁信在内，朗读起自己写的剧本来，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个个声情并茂，演员们的评价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我无缘朗诵自己的剧本，但我曾经是个不错的演员。现在虽然在跑龙套，跑龙套者也懂得咬文嚼字，也知道抑扬顿挫。让我朗读恰恰是救了我——我初学咋练，文章中听不中看，朗读能增加点气氛，朗读至少能遮羞。
　　我找鲁易副主编要了一小撮北京带来的新茶，给自己泡上了一满杯，先提提神。然后靠在茶几边，摊开了稿纸，清了清嗓子，用浑厚的男中音开始朗读：
　　“欧阳海之歌。第一章，风雪中，第一节，起名。
　　“春陵河水绕过桂阳县，急急忙忙地向北流着，带着泥沙和愤怒，留下苦难和呜咽……”
一开始我也读得磕磕巴巴的，有些字我自己也不认识，也得靠猜。读着读着，我似乎进入了角色。待读到：
　　“哇哇”，欧阳玉蓉挥舞着小手挣扎着。他大声地喊着，反抗着，哭叫着，响亮的哭叫声传遍了荒僻的老鸦窝。
　　“老鸦窝四周的群山回响着，饥饿的乌鸦同声呼应着：苦哇！苦……”
　　这时，我可以说已经把我的那点话剧演员的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了。我将稿子翻到第五章，接着往下读：
　　“二十，紧急任务。火辣辣的阳光直射到大地上……”
　　“‘火辣辣的阳光’？刚才还在风雪中，这是怎么回事？”鲁易用双手撑着头，一直俯在桌上。他手没有挪开，低着头问我。
　　“这是第五章中的一段……”
　　“不要跳，不要跳，顺着来，一章一章、一节一节地读下去。”
　　我依照鲁易副主编的要求，从第二节《饿死不讨米》开始，一节节地读着。我越读越顺，就像在朗读一个剧本的台词似的。遇着我认不清的地方，我即兴编几句凑上去，听起来也挺连贯的。读完第一章我自己激动得泪流满面，再看鲁易，他，他也老泪纵横了……
　　“这样读下去你太累了。再说也读不完。你等我给你们部里打个电话，把车票退了，我晚几天再回北京。我们分三天把这件事办好，你慢慢读，我仔细听。我觉得很有苗头，有可能是一部非常成功的长篇小说。完全有这个可能。我这次来广州……不虚此行啊。”
鲁易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
……
　　以后，鲁易再次为我请创作假，叫我抓紧时间修改；以后，解放军文艺社将《欧阳海之歌》排印成白皮书，送有关部门和中央领导人审阅；以后，在修改过程中我瞎使性子，不辞而别，揣上稿子要回广州，是文艺社的同志把我从火车站拉回来的；以后，在修改问题上，我一再闹别扭，鲁易和责任编辑白艾都原谅了我；以后，又请郭沫若题写书名；以后，正式出版，果然新华书店门前排起了长队；再以后，我不仅混进了“大雄宝殿”，而且成了一颗耀眼的“新星”；再再以后，我“辉煌腾达”，人模狗样地上了天安门；再再再以后，我又被打翻在地，拳脚交加、投入秦城监狱单身监禁、劳动改造，长达十有一年……
　　我的起步对我来说，该有多么难写啊！
　　整整四十年过去了。没有《解放军文艺社》，当年我回到演员队，老老实实地跑龙套，平平安安度过一生；没有《解放军文艺社》，我这个在话剧舞台上只能扮演群众甲乙丙、匪兵ABC的无名之辈，是关不进“秦城一号”这样的大监狱的；没有《解放军文艺社》，也许我不会经受这么多的人生屈辱，尝不到这么多人间的苦和辣……而有了《解放军文艺社》对我的宽容和厚爱，我才有了机会去饱览人世间的冷暖和大人物之间的丑陋；有了《解放军文艺社》对我的多方照顾，我才得已知道：伟大者未必伟大，渺小者未必渺小；有了《解放军文艺社》对我的一再宽恕，我才得已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虽历尽坎坷、受尽折磨，却也算得上是波澜壮阔，不虚此生。
　　人世间该有多少前因后果啊。鲁易的“不虚此行”，换来了我的“不虚此生”。他老人家还健在吗？白艾同志，您在哪里？
　　整整四十年过去了。我也古稀已过，七十有五，回顾我所踩下的脚印，我这个本来进不了“大雄宝殿”只能在丹墀下边徘徊的小鬼，无怨无悔地从内心深处怀念鲁易同志，并感谢守护着文学圣殿的“四大金刚”——《解放军文艺社》的编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