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魔道电影免费观看八哥:司马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15:22:46
司马光
【人物简介】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宋仁宗（赵祯1023－1063，北宋第四代皇帝）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年方20，中进士甲科。宋英宗（赵曙，1032－1067）继位前任谏议大夫，宋神宗（赵顼，1068-1085）熙宁（1068-1077）初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
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次年，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哲宗即位，还朝任职。元丰八年(1085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数月后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著作收在《司马文正公集》中。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司马光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编撰《资治通鉴》，共费时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1066），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
在政治观点方面，司马光主张法制永远不变，其政治思想比较保守。他曾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他认为，象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等为诸侯，是弃“先王之礼”，废“祖宗之法”。与王安石是政敌。
【人物故事及性格】
一、司马光砸缸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
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自幼便聪敏好学。据史书记载，司马光非常喜欢读《左传》，常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七岁时，他便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自幼便对历史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此外，还有一件事使小司马光名满九州。有一次，他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缸厂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样。这就是流传至今"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广泛流传。
二、功名早成
宋仁宗宝元初年，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甲科，可谓功名早成。然而，他却不以此自满自傲，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一席话反映出青年司马光不图虚名，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成圣称贤。此后，他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
司马光历来朴素节俭，不喜欢奢侈浮华的东西。考中进士后，皇上赏赐喜宴，在宴席上只有他一人不戴红花，同伴们对他说:"这是圣上赏赐的，不能违背君命。"这时他才插上一枝花。这件事，到了司马光晚年，被他写进家训来教育他的儿子司马康要注意节俭。
此外，司马光对双亲特别孝顺。他被任命为奉礼郎时，他的父亲在杭州做官，他便请命要求改任苏州判官，以便离父亲近些，可以奉养双亲。
司马光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担任并州通判时，西夏人经常入侵这里，成为当地一大祸患。于是，司马光向上司庞籍建议说:"修筑两个城堡来控制西夏人，然后招募百姓来此地耕种。"庞籍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郭恩去办理此事。但郭恩是一个莽汉，带领部队连夜过河，因为不注意设防，被敌人消灭。庞籍因为此事被罢免了。司马光过意不去，三次上书朝廷自责，并要求辞职，没得到允许。庞籍死后，司马光便把他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抚养庞籍的儿子像抚养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司马光是一个贤德之人。
三、经世致用
《资治通鉴》内页
步人仕途后的司马光仍然潜心学习，力求博古通今，他通晓音乐、律历、天文、数学，而对经学和史学的研究尤其用心。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己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人世的态度，参与政事，力图拯救国家。
1?直谏忠臣
司马光秉性刚直，在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而在举荐贤人、斥责奸人的斗争中，他也敢触犯龙颜，宁死直谋，当廷与皇上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仁宗得病之初，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因为怕提起继位的事会触犯正在病中的皇上的忌讳，群巨都缄口不言。司马光此前在并州任通判时就三次上奏提及此事，这次又当面跟仁宗说起。仁宗没有批评他，但还是迟迟不下诏书。司马光沉不住气，又一次上书说:"我从前上呈给您的建议，马上应实行，现在寂无声息，不见动静，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当壮年，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那些小人们都没远见，只想在匆忙的时候，拥立一个和他们关系好的王子当继承人，像“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这样大权旁落的灾祸，真是说都说不完。仁宗看后大为感动，不久就立英宗为皇子。
英宗并非仁宗的亲生儿子，只是宗室而已。司马光料到他继位后，一定会追封他的亲生父母。后来英宗果然下命让大臣们讨论应该给他的生父什么样的礼遇，但谁也不敢发言。
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为人后嗣的就是儿子，不应当顾忌私亲。濮王应按照成例，称为皇伯。"这一意见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同。御史台的六个人据理力争，都被罢官。司马光为他们求情，没有得到恩谁，于是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官。
司马光在他的从政生涯中，一直坚持这种原则，被称为 “社穆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说: "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2?高谋远略
司马光经常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他曾说修心有三条要旨:仁义，明智，武略;治国也有三要旨:善于用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司马光的这一主张很完备，在当时有一定积极意义。
朝廷下诏在陕西征兵二十万，民心大乱。司马光认为此举不妥当，便向掌管军事的韩琦询问。
韩琦说想用突然增兵二十万来吓唬敌人。司马光认为这只能欺骗一时，而且庆历年间征兵戍守边地，已经把老百姓吓怕了。韩椅说他不会用老百姓戍边，司马光表示不信。不出十年，事情果然如司马光所料。
仁宗（赵祯一○二三－－一○六三，北宋第四代皇帝）宝元（一○三八—— 一○四○）初中进士，英宗（赵曙，一○六四—— 一○六七）继位前任谏议大夫，神宗（赵顼，一○六八—— 一○八五）熙宁（一○六八—— 一○七七）初拜翰林学士（唐时始设此官，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兼顾问，参予机要，宋代以后权位日低）、御史中丞（官名，始于周期，东汉以后专司弹劾之任）。他在政治上是保守派，顽固地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因而曾自请任西京御史台（御史府长官），退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哲宗（赵煦，一○八六—— 一○○）继位后任尚书左仆射（yè）（秦始设，后分左右，即正副宰相），上任后立即废除新法，数月后，卒。追赠太师，温国公，谥（shì）文正，著作收在《司马文正公集》中。
司马光治学勤苦，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chì）编撰《资治通鉴》（共费时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一○六六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一○八四）。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四○三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yìn）（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资治通鉴》取材极为广泛，除了历代“纪传体”断代史（所谓“正史”）之外，还采用了大量的“杂史”、文集、笔记等有关著作，考订史实，舍弃“符瑞”等神怪材料删繁就简、取精用宏，先由“当代通儒（博洽多闻的学者，即今之史学家）（司马光的助手）刘攽（fēn）、刘恕、范祖禹等分段撰写，再经司马光删削润色总其成，所以全书读来如出一人手笔，很少有自相矛盾之处，文字也简洁流畅，富有文学色彩。
书由神宗赐名并做序；另外又由司马光编写了《通鉴考异》卅卷、《通鉴目录》卅卷，以备参考和检阅；又由刘恕另写《通鉴外纪》，记述庖羲至周的历史。
《通鉴》的编写，为我国提供了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它是继《史记》之后的我国又一历史巨著；然而就其编写目的而言，正如题名一样：“鉴于往事，资以治道”，是为使后代统治者吸取前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所以它着重于政治、军事，而缺少社会经济变动的记载。
就作者说，他的正统观念是很强的，在他的那些“臣光曰”（见《通鉴》的史评）中体现得是很充分的。他主张法制永远不变，他曾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他认为，象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等为诸侯，是弃“先王之礼”，废“祖宗之法”。同时，他还把人们的思想活动，尤其是统治者的政治活动做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些观点当然要贯串于《通鉴》之中，因此，我们在阅读时，不能不加以注意。
还有一件事表明司马光是很有军事眼光的。
西戎部将嵬名山打算帮助朝廷捉住敌人谅祚。司马光上书反对，他认为:嵬名山的兵力不足，未必能性谅祚。即使侥幸得胜，治标不治本，以后还会产生另一个谅祚。而且嵬名山如果失败后来投奔我们，不被接纳的话，穷途末路，就会突然占据边城来活命，成为我们的祸患。皇帝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从此西边狼烟四起。
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一名守旧派，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几度上书反对新法。他说:"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而且治理天下，就好比对待房子，坏了就加以修整，不是严重毁坏就不用重新建造。”
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 “重建房子，非得有良匠优材，而今二者都没有，要拆旧屋建新房的话，恐怕连个遮凤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了”。
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宋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等情况，从侧面证明司马光在政治上还是老练稳健的。
四、编写《资治通鉴》
著史，也是司马光从政治国的一种方式。1071年，王安石为相，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请求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这个闲差，退居洛阳，专门研究历史，希望通过编写史著，从历史的兴衰成败中提取治国的经验。
早在仁宗嘉佑年间(公元1056一1063年)，司马光担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凡间屋子都是史书，浩如烟海的史籍，即使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他逐渐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他的想法得了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司马光把自己创作的史书 《历年图》二十五卷呈献给英宗，过了两年又呈上 《通志》八卷本。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给费用，增补人员，专门进行编写工作。司马光深受鼓舞，召集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共同讨论书的宗旨、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成其书，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
神宗即位后，认为 《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书名为《资治通鉴》，说它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亲自为此书作序。神宗还将颖邸旧书三千四百卷赏给司马光参考，写书所需的笔墨纸砚以及伙食住宿等费用都由国家供给，这给司马光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同时也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到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此书终于完稿，这部书的修订前后共用了十九年时间。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士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个年头的历史。全书共计二百九十四卷，另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这部书选材广泛，除了有依据的正史外，还采用了野史杂书三百二十多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非常严格，力求真实。这部书所记述的内容也的确比较详实可信，历来为历史学家所推崇。而且 《通鉴》记事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 质朴精练，不仅可以作为史学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
《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己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清代学者王鸣成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通鉴》已和《史记》一样，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也代代相沿，使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 "通鉴学"。
当然，这些都与司马光的呕心沥血分不开。在洛阳的十五年，他几乎耗尽了全部心血。在完书后他曾上表皇上说:"臣现在骨瘦如柴，老眼昏花，牙齿也没儿颗了，而且神经衰弱，刚刚做过的事情，转过身就忘记。臣的精力全都耗费在这部书里了!"司马光为编书经常废寝忘食，有时家里实在等不到他回来吃饭，便将饭送至书局，还要几次催促，他才吃。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而且上面没有一个草书，全是一丝不苟的楷书。书成之后，仅在洛阳存放的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可见他为这木书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
司马光一生著述很多，除《资治通鉴》外，还有 《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五、司马相公
《资治通鉴》写成以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他在洛阴居住了十五年，天下人都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宰相，老百姓都尊称他为司马相公，而司马君实这个名字，妇孺皆知。神宗逝世时，司马光赴丧，卫士望见他，都说:"这就是司马相公。"他所到之处，百姓夹道欢迎，以致于马都不能前行，老百姓对司马光说:"您不要返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救救百姓吧。"
等到哲宗即位、太皇太后临政时，司马光已是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的四朝元老，颇具威望。他建议太后广开言路，于是上书奏事的人数以千计。当时天下百姓，都拭目以待，盼望革新政治。但有些人却说:"三年之内不能改变先皇的政策。"于是，只改革了一些细小的事，堵堵人们的嘴巴。
此时，司马光上书直言:"先帝之法。好的即使是百世也不能改变。而像王安石、吕惠卿所制订的制度，已经成了天下祸害，应该像救火灾、水灾一样急迫地去改变它。况且太皇太后是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法令制度，并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法律。"这样大家的意见才统一下来。于是，废除保甲团教，不再设保乌;废除市量法，把所储藏的物资都卖掉，不取利息，免除所欠钱物;京东铁钱及菜盐的法律都恢复其原有的制度。"
晚年的司马光疾病缠身，但是不把新法完全废除，他死不瞑目。于是他写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身体托付给医生，把家事托付给儿子，只有国事还没有托付，今天就把它交给您吧。"于是上书论免役法五大害处，请皇上下诏废除，并请求废除提举常平司;边地的策略以与西戎讲和为主;又建议设立十科荐士之法。这些建议都被朝廷采纳。
司马光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时，又废除了青苗法。两宫太后听任司马光行事。当时司马光功高盖主、权重无边，连辽国、西夏派来的使者也必定要询问司马光的身体起居，他们的国君对戍守边境的将官说:"大宋用司马光做宰相，你们轻易不要惹出事非，使边境出问题。"
司马光对于朝廷可谓 “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带病处理各种事务，不分昼夜地工作。别人劝他注意身体，他却说:"人的生死是命中注定的。"病危时，他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还不停地呓语，说的全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
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司马光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到消息后，和哲宗亲自去吊唁，追赠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谥号 "文正"，赐碑 "忠清粹德"。京城的人听到噩耗，都停工前往吊祭;岭南封州的父老乡亲，也都备办祭祖;都城和周围地区都画了司马光的遗像祭祖，吃饭时必定为之祈祷。
六、盖棺定论
司马光一生忠孝节义、恭俭正直，他安居有法、行事有礼。在洛阳时，司马光每回去夏县老家扫墓，都要去看他的哥哥司马旦。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不仅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他，还像照顾婴孩一样照顾他。
司马光一生从不说谎话，他评价自己时说:"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的所作所为，皆问心无愧?百姓全部敬仰信服他，陕州、洛阳一带的百姓被他的德行所感化，一做错事，就说:“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
司马光一生清廉简朴，不喜华靡。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传为美谈。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与他为邻。据说，司马光的妻子死后，家里没有钱办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些钱，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他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司马光 "典地葬妻"的故事。
司马光的品格德行、修学治史，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但对他的政绩，人们却时褒时贬。
保守派主政的时候，对其政绩大加褒扬，宋哲宗还赦令保守派的翰林学士苏东坡撰写神道碑文，洋洋几千言尽是赞美之辞。
而改革派当政时，司马光不仅漫有政绩可言，而且被列人奸相之列。宋绍圣年间，御史周铁首论 "温公(司马光死后谥号)诬谤先帝，尽废其法，当以罪及"。朝廷不仅夺去了所有封号，而且还把其墓前所立的巨碑推倒。王安石的学生章淳、蔡京主政时，为报复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做法，将其与三百零九名朝臣列入"元佑奸党"，并要在朝堂和各州郡立 "奸党碑"。 但是在立碑肘，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石匠安民对蔡京说:"小人是愚民，不知道立碑的意图。但司马相公海内都称道他为人正直，现在却要列人奸党，小人不忍心做。"蔡京一怒之下便要处罚他，吓得安民一面求饶，一面哭诉:"大人的命令，小人不敢违抗。只是小人有一个请求:碑上刻匠人名字时，不要把小人安民的名字署上，以免留下千载骂名。"蔡京仔细一想，司马光虽然有错，但毕竟为人正直，享有威望，于是改变了主意，将司马光排除在奸人之外。
可见，司马光的人格不仅为百姓所称道，甚至连对手也为之 折服。在封建时代，司马光是孔门的第三个圣人，位列孔子、孟子之下，同样在孔庙享配。时至今日，人们仍记得历史上有一"涑水先生"，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人物作品】
客中初夏
——司马光
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
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
司马光，字君实，号涑水先生，祖籍为山西省夏县涑水乡。椐清代《光山县志》记载，司马光年五、六岁，弄青胡桃，欲脱其皮不得。一婢以汤脱之。女兄来问脱胡桃皮者，光曰：“自脱也。”父适见，呵之曰：“小子何得谩语。自是不敢谩语，凛然如如成人。”“司马光打破缸”的故事则更是为人们津津乐道。一群小陔在庭院里玩耍，一个孩子不小心跌进装满水的缸里，其他小孩见状惊恐万分，四奔逃散。司马光则拿起一块石头，砸破缸里的下部，缸破水流，小孩也得救了。司马光读书时也非常用功，手不释卷，朝诵夕思，不知饥寒，很早就表现出了超人的才华。
宝元元年（1038年），20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授华州判官，从此步入仕途。司马光先后从政48年，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后来又任宰相。他提出了不少治国主张，强调为政要得民心，要知人善任，虚心纳谏，崇尚务实，反对浮夸等。任宰相后更是“躬亲庶务，不舍昼夜，欲以身殉天下”。
司马光为观古知今，以史为鉴，立志整理古往史籍，编纂一部完整的、系统的简明通史。他首先编写《历年图》5卷，以《历年图》为脉络，写成《通志》8卷。治平四年（1067年），司马光向刚即位的宋神宗进读《通志》，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并为其作序。司马光耗费30年的心血，终于编纂完成了上起周威烈王（前403年），下止后周世宗显德六年（859年），横跨1362年历史的巨著《资治通鉴》，该书占有丰富的资料，史料的真伪考辩详细，创造了史学的新体制，并且明治乱之道，卫儒避佛，反对迷信。更为后人编史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为中国史学兹生了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两种新体裁。司马光曾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书成之时，司马光则“精疲力竭，牙齿所剩无几”。
司马光和新法的提倡者既是政敌，又为诤友，在变法斗争中，虽为政敌，但相互友善相处，礼遇对方，光明磊落，绝不暗中伤害。司马光一生著述颇多，仅收入《四库全书》的就达16种，457卷。在生活上，司马光保持节险，“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矫俗千名”。临终时，还嘱咐家人将写有《布衾铭》的布衾盖在身上。哲宗元 元年9月1日，司马光病逝于东京（今开封），终年68岁。皇上钦赠太师温国公，谧“文正”，赐“忠清粹德”之碑，诏令天下和地“皆画（其）像以祀，饮食必祝”。光山有纪念司马光的足迹多处，流庆山有“司马温公祠”，湾湖北畔有“衣冠冢”，还有“司马井”、“养粹亭”和“涑水书院”。
【司马光生平】
良好的家庭教育
司马光，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宋哲宗元枯元年(1086年)，享年68岁。他的远祖可追溯到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原籍属河内，今河南沁阳。到北魏时传至司马阳，曾为征东大将.军，死后安葬于夏县涑水乡高堠里(今水头乡小晁村)。隋唐五代以后家族政治地位日渐下降。司马光的四世祖司马林，曾祖父司马政，伯祖父司马炳都以布衣而终。北宋初年，家世又有所转机，他的祖父司马炫考中进士，官至耀州富平县令。虽然官职不大，但政绩显著，而且以气节著于乡里。到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时，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属翰林学士院)，官居四品，为人清直仁厚，号称一代名臣。
司马家族累世聚居，和睦相处，祖辈诗礼传家，家考严正。司马光的叔父司马沂和司马浩为掌管这个大家庭而宁愿牺牲前程。司马沂自勉自励，辛苦经营，司马浩慷慨仗义，抚恤孤寡。司马光的先辈和他们这一辈，多是好学上进，从祖父司马炫到司马光这一辈，有六七人都是进士出身。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更是一个有抱负、有见地的人。他少年时胸怀大志，专心读书，力求进取，而且治学态度十分扎实认真，文风质朴。在待人处事、理政、治家以及个人生活等方面也都贯彻了这种精神。司马池考中进士，为官清廉，政绩突出，办事明快干练，而且为人正直，不谋私利。从郫县县尉，到光山县令、群牧判官，都因他贤名远扬而被人举荐。司马池为人端正，不畏权势宋仁宗时，朝廷提升他为谏官，这在当时是一个很荣耀的职位，但司马池不为所动，恳切辞让不就。宋仁宗感动地说：“人皆嗜进，而池独嗜退，亦难能也。”
司马光忠于职守，在知谏院他抓住难得的机遇，短短几个月上疏“三言”、“五规”，又紧锣密鼓解决了皇帝继嗣问题，他直言敢谏，说出了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问题，给仁宗皇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司马光44岁时，擢为知制诰，但司马光不愿就职，他认为这是一个掌管起草诏令的差事，不是他的特长。为此，他在仁宗嘉枯七年(1062年)三月，连上九《辞知制诰状》。按说知制诰之职，是个极荣耀的职务，随侍皇帝左右，既可以显露才华，又可以飞黄腾达，随时可以得到重用，但司马光不愿意就职。其理由主要是，他认为自己不擅长文词，不适宜任此职务；另外，他反对因循用人的积弊，凡做知制诰必先任修居注，再任知制诰，自己奏牍在先，不愿自食其言。司马光以极其诚恳坚决的态度，请求不任知制诰，仁宗皇帝终于收回成命，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
其实司马光退出政坛，反而成就了一件大事，他可以专心进行历史研究，完成他写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的任务了。
司马光自幼好史学，认真攻读，悉心研究。他发现《春秋》之后，从《史记》到《五代史》，卷帙浩繁，一个人毕生穷其精力，也难以举其大略，更不用说能研究出个什么名堂了。鉴于此，司马光便产生了网罗众家之说、成一家之书的念头，他想编一本简明扼要的通史，以便于人们用较短的时间就能掌握中国历史发展的概要。这个想法实际在仁宗嘉枯年间已经形成，到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司马光从任修起居注、谏官到龙图阁学士，成为皇帝的侍从之臣，他直接为宋王朝的盛衰出谋划策，他知道人君要治国安邦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可不以史为鉴，汲取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封建社会的皇帝们，在自己的宝座上，也得考虑如何当好皇帝，所以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借鉴历史。英宗虽然在位不久，但他支持司马光，并为司马光的编史和史书的主要内容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要求内容可以“关国家之兴衰，第众家之休戚”，体例为编年史，专为皇帝提供治国经验的教科书。
司马光立志“成一家之书”，而且行动重于说教，说了就—于。仁宗嘉礻右年间即开始《历年图》一书的编修，此书上起周烈王三十三年至周显德六年，共1362年，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修成。此书已为《通鉴》列出了提纲，为《通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以后，司马光又用二年时间，以《史记》为主，编成《周纪》5卷，《秦纪》3卷，共8卷，取名《通志》，于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进呈英宗。这部书的时间是从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灭亡为止。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并给司马光二条明确指示，一是接续《通志》往下编修，二是决定设立书局，并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自己的助手。这是对司马光的极大支持。
不久，英宗病死，神宗继位后，对司马光也十分支持，他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通志》命名为《资治通鉴》，接着亲自写出序文，在迩英阁第一次进读时当面“赐序”。这样就使司马光完全在皇帝的亲自领导下来完成这一重大的使命，使司马光得以充分发挥他为国治史的才能和抱负。
在神宗的支持下，编修《资治通鉴》的书局很快成立了，助手由司马光从馆阁英才中选拔。但司马光第一个选中的是时任和川(今山西安泽县)县令刘恕。刘恕时年才35岁，自幼聪明好学，酷爱史书，13岁通览汉、唐典籍，18岁考中进士。其才华深为主考官所钟爱，尤其刘恕对史学有着丰富的知识。因此，当司马光考虑书局协修人员名单时，刘恕便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选。第二名协修为刘分，他长期担任州县官，时为国子监直讲。他在仕宦沧桑的一生中，除恪尽职守外，还“著书百卷，尤邃(音sui，精深的意思)史学”。他精通六经，习知汉魏晋唐之典。在书局内他负责起草两汉部分。第三个协编是范祖禹。嘉枯八年(1063年)中进士，他人书局时才30岁，长期和司马光一同修书，不求仕途显达，甘心默默无闻。《通鉴》修成以后，司马光推荐他任秘书省正字。他精通唐史，深明唐三百年治乱，专修《唐鉴》，可谓唐史专家。司马康，司马光儿子。熙宁三年(1070年)中进士，进书局年仅29岁。他敏学过人，博通群书，在书局负责检阅文字。
书局集中了当时史学界的名家，而且既有通才，又有某一领域的专才。刘分是两汉史专家，司马康专负文字校阅。这一批英才，在司马光这位甘愿远离官场、热心修书又颇具才华有声望的内行领导下，他们志同道合，同心协力，各把一口，精心修纂，最后又由司马光修完成篇，这就保证了《通鉴》一书的学术水平和历史价值。
成立书局，组织好编修的队伍，接着就是具体实施阶段了。为了保证编修的效率，在司马光的主持下，确定了共同遵守的原则和具体方案。为保证这项巨大工程有条不紊地进行，首先做索引，按时间顺序把全部资料排出来，做到时间清楚，史料完备；其次在索引的基础上进一步写出草稿，把史料进行初步分析鉴别，考证异同，去伪存真，最后就勒定成书。这一步就是司马光的职责了，他在草稿的基础上，考其异同，删繁削冗，修辞润色，精雕细刻，最后把《通鉴》定下稿来。
两人在对变法的认识上，是在同一目标下的不同方法的争议，分歧只是统治方法的不同，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点上则是殊途同归。简单地把司马光说成是保守倒退，王安石代表先进开拓，未免有些偏颇。相反，司马光在对待实际问题上，是很善于思考，并不拘泥于旧观念的束缚。他虽然动不动讲禹、汤、文、武之法要永存，祖宗之法不可变，这些都有所指而发，并不代表他的本质思想。所以，我觉得司马光在当时国家“积贫积弱”日趋衰落之时，是采取积极进取态度，并不是消极的维持现状、守旧不变，他在革弊兴利、振兴国家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他的政绩是突出的。
司马光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地位可能不会有什么争议，因为有不朽的巨著——《资治通鉴》作证。这一点连当时的政敌也不能否认。司马光死后不久，支持他的高太后也去世了。哲宗当政以后，司马光的政敌章淳、吕惠卿等在朝掌握了大权，把一些支持司马光的旧臣如范纯仁、苏轼、刘挚、苏辙、范祖禹等贬的贬、罢的罢。但他们对司马光可以夺去封谥，砸碎“忠清粹德”石碑，但毁不掉《通鉴》的雕板。这不仅因为司马光在当时有很高的威望，而更重要的是那是历史时代的变迁，可以有不同的认识，毁誉也不一。但他的史学成就，却是众所公认的。他毕生致力于学问，不愧为一名伟大的、卓有贡献的历史学家。他在史学领域的贡献不仅仅是为后人留下一部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而且在艰苦的治史过程中，为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提供了新思想、新经验，为中国封建史学的繁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司马光的成功，使《通鉴》成为后人编写史书的典范。《通鉴》的修成，使古老的衰微不振的史书编写体裁，重新复苏、振兴，成为面貌一新的史书编修形式。他把卷帙浩繁的旧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成为一部崭新的编年体通史，使叙事首尾连贯、时间连续性强，史学发展演变脉络清楚。在治史、考史的方法上，也为后人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历史的可贵和价值在于真实。所以，修史必须考证，鉴别史料的真伪，做出准确的结论。司马光在这方面也做出了榜样，他在史料的选取上，往往一事常用三四处史料对比纂成，务求真实可信。《通鉴》全书所记考异近3000条，征引了300多种文献资料。除正史以外，奏议文集，甚至杂史小说，都给以重视.甚至还采用了当时兴起不久的金石资料来判定一些问题。这充分说明了司马光编写《通鉴》的慎重态度、扎实功夫和科学方法。尤其司马光在编写《通鉴》过程中，采用了丛目、长编、定稿成书环环紧扣的方法，不仅保证《通鉴》的顺利完成，而且创造了一种修史的优良方法。
司马光不仅是伟大的史学家、卓有建树的政治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思想家。他在北宋开创“涑水之学”的思想流派，影响很大。他在哲学方面所做的探索，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司马光的个人品格。从司马光的一生行为来分析，一个“诚”、一个“俭”可以概括。他自己曾说：“其诚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尝须臾离也。”确实，在政治上，他事君以忠，是诚的表现。对于朝廷给他所任职务，也表现他的诚实，凡职务符合他的专长、有利于发挥他的作用，他都欣然领命，而且务必做好；反之，无论职位再高，也力辞不受。如五辞修起居注，九辞知制诰，三辞翰林学士，都是由于自己感到不长于文字，不适合担任这些职务。他向来以“窃位素餐”为耻，表现了对君、对国家的一片挚诚之心。在对待王安石变法的问题上，他始终态度明朗，毫不隐瞒，不管在皇帝面前，还是当着王安石的面，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更不背后搞小动作，有话摆在桌面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司马光研究学问和著书修史的宗旨。对史料的使用，一是一、二是二，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不明白、无从查考的史料，以“存疑”的方式，留给后人研究。在日常生活和待人接物上也都表现诚恳的风范。他和范镇世为“莫逆之交”，但在学术争论上毫不相让。两人为议定乐律，各执已见，不得不以下棋和投壶决定胜负。对老百姓他更是无所欺，据说他在洛阳居住时，托人出卖他所乘之马，他嘱咐派去的人说：“此马夏天有肺病，对买者要如实相告。”此虽属一件小事，但充分表现了司马光的诚实品格。
司马光的高尚品德，还表现在他一生崇尚节俭。他在文章中写到：“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他一生为官，贵为宰相，但家中很少有积蓄。即使到了晚年。家境也并不富裕。他有——首诗真实地描写了他俭朴的生活状况：“贫家不办构坚木，缚竹立架擎酴酉糜。风摇雨渍不耐久，未及三载俱离披。往来遂复废此径，举头碍冠行挂衣。呼奴改作岂得已，抽薪换旧折四篱。来春席地还可饮，日色不到香风吹。”
正因为司马光一生为人诚实，朴实无华，所以得到世人的赞誉。他的言行有力地驳斥了一些人说他是“伪君子”、“假道学”的侮蔑。司马光一生把全部心血用在了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操劳上了，这都反映在为皇帝上奏疏札子443篇和历史巨著《通鉴》以及留下的不少诗文中。司马光处在北宋词风盛行的时代，一些名臣如韩缜、韩琦、范仲淹等，都写出很好的词章，司马光也不例外，但留下来的很少，现将一首《西江月·宝髻松松挽就》抄录于后：“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装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多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明人静。”词中前两句是写人，“青烟”、“飞絮”、“笙歌”、“深院”各句是写景，而“相见争如不见，多情何似是无情”各句是抒情句。这是—‘首风情词，表达了司马光直率的感情，说明了他不是一个假道学。
综上所述，司马光生活在我国10世纪的封建专制社会，他政治家的功绩，他作人的品格，都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他的历史地位是不应该抹煞的。尤其他所编著的《资治通鉴》，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颗明珠，其史学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司马光的事业、功绩是千古不朽的，他的史学地位是一般史学家无法比拟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司马迁《史记》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两座丰碑。
司马光虽然离开我们近千年了，但我们纪念他，他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贡献将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