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魔兽世界最好的ui插件:聂荣臻的非常之路（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20:02:36
聂荣臻的非常之路（三）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的奋斗 第一节争取战略主动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经过8年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9月9日，聂荣臻回到了当时已被我军解放的张家口，仍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此时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已改称晋察冀中央局，由聂荣臻任书记。 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饱经战火之苦的中国人民渴望能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 但当时的美国政府和国民党当局，却蓄意制造种种事端，把内战的烽火强加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头上。 所以，一回到晋察冀，聂荣臻就忙于投入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斗争之中。 首先是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傅作义率部占领了原本由八路军驻守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卓资山、集宁等绥东、绥南大片地区，并继续向张家口方向推进。 中央军委指示，为反击傅作义部的进犯，命晋察冀军区抽调3个纵队、晋绥军区抽调5个旅的兵力，发起绥远战役。 10月15日，聂荣臻率部西进。 两区部队取得了许多胜利，到10月底完成了对归绥的包围，11月中旬，又完成了对包头的包围。 傅作义的主力，被包围在这两个战略要点里，凭坚城固守，作困兽之斗。 但由于我军当时装备差，缺乏重武器，部队训练少，兵力上又不占绝对优势(我军总兵力53万人，傅部47万人)，再加上严冬降临，我军后勤补给线长，给养补给困难，未能攻克归绥、包头。 12月13日，经中央军委批准，聂荣臻下达了结束绥远战役的命令，并于12月下旬回到了张家口。 绥远战役历时两月，歼敌12万余人，收复了绥东、绥南大片失地，但未能达成歼灭傅作义部主力和解放绥远的战役目的。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发动了全面内战。 聂荣臻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战略意见的建议。 建议提出：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3大战略区，应集中力量打下山西，使三区连成一片，以便腾出兵力对付周边的国民党军队，为此，晋察冀拟采取“西攻东防”的作战方针。 两天后，中共中央复电：“你们的战略意见是正确的。 国民党大打后，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平绥、平汉、同蒲路)四城(大同、太原、石家庄、保定)，首先是打下平汉路和石家庄、保定。” 对此，聂荣臻认为，单靠晋察冀的力量要完成这项任务是困难的，建议与晋绥军区配合，先打下大同。 建议获中央批准。 7月，晋察冀与晋绥军区配合，发动了晋北战役。 经一个多月作战，歼敌八千多人，解放了晋北大片地区，孤立了大同。 随即发起大同、集宁战役。 大同、集宁战役是由聂荣臻统一指挥的。 8月2日，他到阳高主持了作战会议。 会议确定：组成野战军指挥机构。 以晋绥军区张宗逊任司令，以晋察冀军区罗瑞卿任政委，杨成武任副司令，在前线统一指挥。 确定的战役部署是：以5个旅围攻大同，力争尽快攻克大同，以4个旅部署于大同北的集宁地区，歼灭傅作义可能来犯的援敌。 大同是座坚城，易守难攻。 我军在当时缺乏重武器的情况下，打了一个多月，只是肃清了外围敌人，未能攻克大同。 不出所料，9月10日，傅作义的3个师救援大同，被我军包围于集宁，遭受重创。 傅作义又以1个师增援集宁被围之敌。 此时，我前线指挥员处理不当，不是一鼓作气，先吃掉被围在集宁的敌人，而是以大部队掉头去打援敌1个师，致使失去了歼敌良机。 傅部4个师在集宁会合，我部处于被动态势。 为避免兵力遭受重大损失，聂荣臻9月13日下令我军撤离集宁，9月16日又下令撤围大同。
大同、集宁之战失利，此时北线承德已于8月28日弃守，张家口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形成。 聂荣臻认为，我军作战，一向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为主。 为此，他于9月15日，在晋察冀干部大会上作了《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力争战胜敌人》的报告。 报告指出，“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不作孤注一掷……比如张家口这个大城市，是压在我们肩上的大包袱，并非绝对不能放弃，但绝不能轻易放弃。” 9月16日，聂荣臻又向中央军委报告：“坚守张家口或主动撤离张家口的两种方针……拟在敌人进攻(张家口)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 18日中央军委复电：在保卫察哈尔的口号下，集中主力在适当地区歼灭进攻之敌一部。 “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同时疏散张家口的机关和物资。 遵照这一指示，9月20日，聂荣臻发布了《关于保卫张家口战役部署的命令》。 命令规定：以8个旅部署在张家口以东地区，国民党军来犯时，在运动中一次歼灭他1至2个团，争取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在西线柴沟堡地区部署3个旅，与晋绥军区部队协同作战，以阻止傅作义、阎锡山部的进犯；以6个旅部署在保定以北的平汉线北段，实施钳制性作战。 张家口保卫战打了12天，共歼敌2万余人。 后来由于傅作义部以2万重兵，又以骑兵为主，由集宁以东快速穿越数百里草原，突袭张家口北部重镇张北市。 在这一地区敌我兵力悬殊，我军不得不于10月10日撤离张家口，使张家口失之过早，未能达成歼灭更多敌人的目的。 综上所述，绥远战役、大同、集宁战役、保卫张家口3次战役都未能达到预期的战役目的，晋察冀军区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初期作战，显然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 面对诸多重大难题，聂荣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争取战略主动权。 张家口是当时我军保有的最大城市。 撤出张家口，许多人为之惋惜，议论纷纷，有些人甚至有埋怨情绪，影响士气。 这对我军的尔后作战极为不利。 为统一思想，以利再战，聂荣臻决定于10月22日至11月1日，在涞源召开了晋察冀中央局扩大会议。 聂荣臻在会上讲话中说：张家口两面受敌，敌人兵力占优势，我们即使付出大的代价也是守不住的，硬守就会被动。 “从战争全局来看，从敌强我弱的形势来看，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着眼于未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应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 可许多同志看不到这一点，把丢掉张家口看得过重。 我们暂时的放弃张家口……没有什么了不得!”反动势力终究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的必然。 我们主动撤离，就摆脱了被动，取得了行动自由，可以在运动中逐步消灭敌人，最后取得完全的主动。 对张家口失之过早，聂荣臻承担了责任。 他在会上检讨说：“西线情况并不知张家口交傅作义，原来战役布置是敌人(指阎锡山)在柴沟堡与傅会师。 故我估计怀来未下傅不会来，我即控制柴沟堡一线，这是情况判断错误之处。” 他又强调说，今后我们要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进一步团结发动群众，坚持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方针，更加主动地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就能从根本上扭转晋察冀地区被动的军事形势。 涞源会议之后，大家的思想逐渐统一了，斗志又逐步振奋起来。 紧接着，中央局指示各地，大量动员群众参军，短期内有三万多新兵补充到野战军，增强了战斗力。 撤出张家口，和涞源会议统一思想认识，是聂荣臻争取战略主动权的重要一步。 1946年11月上旬至1947年2月下旬，聂荣臻指挥所部，在平汉线保定南北地区，连续发起了易(县)、涞(水)战役、满城战役，保(定)南战役，与国民党第九十四军、五十三军以及侯如墉的保安第五纵队等地方武装鏖战。
我军由于着重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明确，所以在作战中能多次整团整营地歼灭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 近3个月中，仗打得有声有色，共歼敌22万人，解放了望都、王京、完县、定县、新乐等许多据点或地方，受到毛泽东赞扬。 毛泽东在1月29日致聂荣臻等的电报中说：“连续攻克望都、新乐、定县，歼灭侯如墉等部甚慰，望对指战员予以嘉奖。 你们已在平汉线取得主动，望在今年上半年用围城打援，各个歼灭之方法，将平汉线上蒋系各军基本解决……”一连串的胜利和毛泽东的嘉奖，使晋察冀指战员深受鼓舞，士气大振。 聂荣臻很高兴。 1947年3月，为贯彻中共中央2月发出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由聂荣臻主持，晋察冀中央局在安国召开了扩大会议。 会上的议题，除了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之外，中心是军事斗争问题。 聂荣臻在会上说：我们决心实行大踏步的进退，主动向敌人兵力薄弱的点线出击，求得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 按照这个精神，经过充分研究，安国会议决定，军事上下一步的行动就是打正太路。 聂荣臻认为，这个决策，可以避开敌人30个师麇集的平津保三角地区，正太路敌人兵力薄弱，有利于我们各个击破，歼灭敌人。 而且石家庄周围属孙连仲管辖，正太路沿线属阎锡山管辖，由于国民党军阀的痼疾，他们不会相互救援，有利于我军攻打比较薄弱的敌人阎锡山部。 据此，聂荣臻确定的战役部署是：第一步围点打援，先消灭石家庄周围几个县的敌人，争取在运动中歼灭由北面赶来救援的敌人。 第二步，如北敌不敢南援，则在孤立石家庄后，沿正太路一直向西进击阎锡山部。 为郑重起见，在部队行动之前，聂荣臻亲临前线，组织团以上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到预定战场进行侦察。 在确信情况已明之后，他下令4月3日起，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向石家庄以北进攻，第四纵队向石家庄以南进攻。 4月10日，第四纵队在冀中军区部队配合下攻克栾城，4月12日，第二、三纵队攻克正定。 初战获胜，毛泽东4月15日致电聂荣臻等说：“第一期作战胜利，歼敌万余，攻克数城甚慰，全军将士应予传令嘉奖”。 4月14日起，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十六军、九十二军以4个师兵力，进攻大清河以北解放区，意图迫使我野战军停止在石家庄的进攻行动，回师北援。 聂荣臻听了情况报告后认真作了分析，认为敌人在“围魏救赵”，可以不予置理。 于是他命令冀中军区部队，在民兵密切配合下，用各种办法抗击大清河北敌人的进攻，野战军主力则不为所动，按原定计划，坚决西进打正太路。 正太路战役进展顺利。 第三纵队于4月16日经14个小时激战，攻克井陉城和井陉煤矿区，25日又攻克正太路天险娘子关，尔后直逼阳泉。 与此同时，第二纵队攻占获鹿、盂县，进逼寿阳。 见正太路危急，阎锡山调兵遣将，在阳泉增兵至11万人，在寿阳集结12万人，企图与我军决战，以解救危机。 5月2日、3日，我军3个纵队紧密配合，英勇作战，把阳泉、寿阳之敌大部歼灭，攻占这两座城市。 至此，正太路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35万人，控制了正太路一百八十多公里，解放了沿线7座城镇，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战略区连成一片，又孤立了石家庄，完全实现了预期的战役目的。 毛泽东对正太路战役的打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在4月22日给聂荣臻等的电报中说：“你们现在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这既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的作战政策。”
正太路战役的胜利，标志着晋察冀军区的作战行动，已由战略被动态势争取到了战略主动权。 从此，晋察冀野战军可以选择适当的时机，有利的战场，主动向敌人进攻，而且频频获胜。第二节甘当配角
聂荣臻有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和小局服从大局的全局观念。 因此，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甘当配角，采取各种行动，支援东北军区的斗争，因为东北是中共中央确定要首先夺取的战略基地。 1945年8月，在苏联红军对日宣战时，他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从冀热辽军区抽调战斗力强的8个多团共13万兵力，还有二千多名地方干部，由司令员李运昌率领出关，同东北抗日联军一起，配合苏军作战，迅速占领了东北广大地区。 在兄弟军区部队到来之前，他们就协同苏军占领了辽宁、热河全省及吉林、黑龙江省的西部地区。 在当地广泛建立人民政权，部队迅猛发展到十多万人。 后来李运昌返回冀热辽时，遵照聂荣臻的指示，只带回五万人，把五万多人交给了东北军区。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决定》，明确我军战略方针的重点是，先夺取东北，作为巩固的根据地和可靠的后方基地。 为贯彻这一方针，各战略区抽调部队向东北挺进。 晋察冀毗邻东北，聂荣臻更认为责无旁贷，调兵遣将，支援东北。 他先后抽调可以组成25个团的军队干部赶赴东北，为东北军区部队的大发展解了燃眉之急。 1945年9月进行绥远战役时，晋察冀有9个野战纵队，他只带3个纵队西进，把6个纵队留在热河地区，以保住我军华北与东北战略区的通道，同时钳制大量国民党军不使其出关，配合东北军区的斗争。 1946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在国民党军重兵压迫下，退到南满、北满地区，沈阳、四平、长春、吉林等大城市和大片地区被敌人占领。 因此，他们在财源、兵源上都面临很大困难。 聂荣臻主动向中央建议，把晋察冀军区下属的冀热察、冀热辽军区划归了东北军区，缓解了东北军区财源、兵源方面的困境。 1947年夏，为支援东北我军发动的夏季攻势，聂荣臻命冀东军区组成了詹才芳纵队，开赴东北参战。 接着，他又向中央建议，把整个冀东划归东北军区，使东北军区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大为增强。 在作战行动方面，聂荣臻也组织了一系列战役、战斗，以支援东北军区的斗争。 正太路战役刚结束，聂荣臻于5月8日接到毛泽东草拟的中央军委来电：“东北我军由北满出动主力8个师入南满，向敌举行反攻……你们必须钳制关内敌人，不使东调，使东北取得胜利。” 接到电报时，聂荣臻正在平山上碑镇向刚到晋察冀的刘少奇、朱德汇报工作。 聂荣臻等在与刘少奇、朱德商量后，确定打津浦线，组织青(县)沧(县)战役。 18日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获得批准。 为指挥好这次战役，聂荣臻陪同朱德亲临冀中前线。 青沧战役于6月12日打响，4天内歼敌13万人，解放了青县、沧县、永清3座县城，控制津浦线八十多公里。 引起天津、北平敌人一片惊恐，不敢妄动，达到了钳制平津之敌不使出关的战役目的。 紧接着于6月25日，晋察冀野战军又打响了保北战役，12天内歼敌八千二百多人，一度攻克徐水、固城，进一步震慑了平津国民党军。 就连拉开晋察冀我军战略反攻帷幕的清风店战役，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从支援东北军区作战行动引起的。 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 为支援东北战场，也为了寻机歼敌，聂荣臻命所部从9月初起，发动大清河北战役，我军攻势凌厉，到9月12日，10天内歼敌五千多人，使平津敌人不敢贸然出关。 9月24日，毛泽东在给聂荣臻等的电报中说：“此次大清河(北)战役，歼敌一部。 虽未获大胜，战斗精神极好……一切按自己条件独立部署作战或休整，不要顾虑东北或与别区配合问题。” 这一段话，也佐证了聂荣臻发动大清河(北)战役是为了配合东北军区作战的本意。 10月8日，正当东北军区秋季攻势战事正酣，国民党军处于危急时刻，蒋介石命华北抽调6个师出关增援。 恰在此时，聂荣臻又命野战军猛攻保定北的徐水、固城、容城等地，迫使敌人有3个师未能出关。 无疑，这对东北军区也是有利的。 这次保北攻势，由于国民党军采取5个师猬集一团的战法，使我军难以有大量歼敌的机会。 对此，造成了敌人错觉，以为我军主力被拖在保北，不能脱身，于是蒋介石下令，第三军主力由石家庄北上，企图在保定附近夹击我军而歼灭之。 聂荣臻得知第三军主力北上的情况，立即通报给野战军前线领导人杨得志、杨成武、耿飚，随后电令他们迅速率部南下歼灭第三军，电文说：“南下打敌如时间仓促，可先派一个团急进至望都以南阻击，主力亦须急进，勿失良机。” 由于我野战军一部神速南进，靠两条腿一昼夜强行军120公里，以后又英勇奋战，也由于留保北的野战军另一部坚决阻击，在地方军和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经3天多激战，全歼第三军主力13万人，俘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等多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清风店歼灭战之后，聂荣臻立即向中央军委建议，乘胜攻取石家庄，获得批准。 石家庄战役打了6天，11月12日攻克石家庄，全歼守敌24万人，首创解放战争中攻克坚固设防大城市的范例。 1947年12月27日，为了配合东北军区的冬季攻势，也为了打击新任“华北剿匪总司令”的傅作义的嚣张气焰，聂荣臻命晋察冀野战军发动了破击保定以北的平汉路北段战役。 同时，以部分兵力破击平绥路、津浦路，使敌分散兵力。 战役开始，第三纵队急攻涞水，在保定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中将军长鲁英率领近两个师星夜北援涞水，被我军包围于庄疃。 三纵队在兄弟部队配合下，经激战，歼敌八千多人，鲁英被迫自杀身亡，该军少将参谋长田世举，少将师长李鼎铭等多名高级军官被击毙。 整个平汉路北段战役，近1个月作战，共歼敌14万人，达到了预期的战役目的。 1948年1月，中央军委命晋察冀野战军大举破击平绥路。 2月22日，聂荣臻向中央军委报告，拟发动察南、绥东战役，战役部署是：以第二、三、四纵队向察南，第一、六纵队(石家庄战役后经中央军委批准，晋察冀军区新组建第一、六、七纵队)向绥东，打敌兵力薄弱的地区。 为了协同东北军区的作战行动，建议战役于3月中旬开始。 2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 察南、绥东战役3月20日开始，4月9日结束，共歼敌18万人，解放了13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控制平绥路四百余公里，使张家口、大同处于我军的威胁之下。 此役还使傅作义部主力来回奔命，增加了后顾之忧，无法抽调兵力出关，有力地支援了东北军区的作战行动。 5月9日，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奉命合并成华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 下辖：第一军团，徐向前以军区副司令兼任司令员、政治委员；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7月下旬成立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 当时，3个兵团下辖11个纵队总兵力共46万人。 此时华北战场的形势与全国各大解放区战场形势一样，每战皆捷。 3个兵团如能集中使用，是可以打大仗的。 但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的全局棋盘上，毛泽东把战略决战的突破口选在了东北，华北处于战略配合位置，主要任务是控制关内华北地区敌军，不使出关。 聂荣臻仍自觉服从这个大局，甘当配角。 为配合东北军区作战，聂荣臻于五六月间命第二兵团挺进热西、冀东；命杨成武指挥4个纵队进攻保北地区敌人。
两个多月中，两处作战共歼敌28万人，再次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我军的作战行动。 1948年7月20日、23日，林彪、罗荣桓致电中央军委，要求华北军区派部队攻打大同，分散傅作义部主力，以便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 7月13日，毛泽东为此致电聂荣臻等，提出了华北军区部队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的3点指示。 不久，又要聂荣臻、杨成武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面谈。 8月3日，聂荣臻、杨成武到了西柏坡。 毛泽东对他们说：华北军区以第一纵队全部，第二、第六纵队的各两个旅，共7个旅，组成西进兵团(即第三兵团)，准备西出绥远作战，由杨成武统一指挥。 另外，晋绥军区的第八纵队，在绥远地区的一些地方部队，也归杨成武指挥。 绥远是傅作义的必救之地，我军西出绥远，就可以把傅作义拖住在平绥线上，调动他们向归绥转移。 这样，就可以使华北敌人不出关、少出关。 毛泽东又说，华北第二兵团要以一部出击冀东，在北平至承德线作战，配合东北野战军；以一部在北平到张家口一线，配合第三兵团作战。 第一兵团仍在山西作战，对付阎锡山。 聂荣臻对毛泽东的这些战略指示，大为折服。 三兵团西出绥远和二兵团在平绥线、北宁线的作战行动，后来被称为察绥战役。 8月9日，聂荣臻到第三兵团向团以上干部作进军绥远的动员报告时说：“华北(战局)的发展趋势，除太原外，目前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北线，我们要在那里想办法。 消灭北线之敌是东北与华北的共同任务。 二兵团打到冀东去就是为了配合东北……二兵团到冀东一打，傅作义立刻把兵调过去，我们在保北一打，他又马上把兵调回来，狼狈不堪。 有人称傅作义为‘调兵司令’。 现在傅作义部老巢空虚，根据军委指示，三兵团要排除一切困难。 坚决抄掉他的老巢，给他以很大威胁。 解放绥远，使华北与东北连成一片，对解放全国有战略意义。” 9月5日起，第三兵团由易县出发，绕过大同西进，至9月25日，一路上解放了丰镇、集宁、凉城等地，主力直逼归绥城下。 引起傅作义恐慌，急令第三十五军等主力10个师西援归绥。 乘平绥线敌兵力空虚，第二兵团直逼张家口。 傅作义怕张家口有失，又急令第三十五军等部回援张家口。 就这样，傅部主力被我军拖来拖去被动至极。 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为稳住傅作义，不使其决策逃跑，11月15日，毛泽东命第三兵团撤围归绥，察绥战役结束。 此役共歼敌21万人，不仅有力地支援了东北野战军取得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而且还解放了包头等许多城市，完全实现了毛泽东的预期目的。 辽沈战役结束后，11月中旬，毛泽东就在考虑由东北、华北两军区配合进行平津战役的问题。 11月27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歼灭平、津、唐(山)、张(家口)之敌的部署》。 平津战役就此开始。 按照这一部署，华北军区部队率先行动。 第三兵团于11月30日攻占柴沟堡、万全，随后又攻占了沙岭子，切断了张家口同宣化之间的联系，完全孤立了张家口。 12月6日，第三兵团一部解放宣化，于8日完全包围了张家口。 第二兵团经过激战，于12月9日将第三十五军严密包围于新保安。 华北第二、第三兵团的上述进攻行动，有力地掩护了东北野战军有关部队得以迅速秘密入关，突然出现在华北的北部、东部地区，完全实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 12月8日，聂荣臻等接到中央军委电报，内称：“杨、罗、耿(即华北第二兵团)对新保安之敌，杨、李(即华北第三兵团)对张垣(张家口)之敌，均采取迅速构筑多层包围阵地，长围久困待命攻击之方针。”
为使平绥之敌不决策逃跑，12月11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在两星期内，对各点敌人采取“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割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 这些电报都是毛泽东起草的。 聂荣臻对毛泽东战略指挥上的大智大勇极为钦佩。 至12月21日，东北野战军各部已陆续攻克或占领了密云、延庆、三河、唐山、蓟县、宝坻、杨柳青、廊坊等地，完成了对天津、塘沽的包围。 与此同时，东北野战军有关部队和华北军区第七纵队，占领了海淀、门头沟、丰台、南口、通县、南苑机场、黄村等地，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 这时，在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的共同努力下，平津战役的胜券，已经完全操在我军手上了。 聂荣臻对此感到极为欣慰。第三节 在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斗争中 1948年11月中旬，聂荣臻会见了由中共北平地下党介绍来的民主人士、文字学家符定一老先生。 符老先生带交了彭泽湘11月7日、14日给聂荣臻的两封信。 信中转达傅作义表示愿意起义，用谈判方式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要求。 此事关系重大，聂荣臻立即将信送交毛泽东。 19日，毛泽东起草了以聂荣臻名义发出的给彭泽湘的复电，要傅作义派代表到石家庄面谈。 后来傅作义的代表迟迟未到。 毛泽东在同符定一面谈后，11月26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截至现在止，平、津、张、唐之敌，尚是固守计划，没有撤退计划……在尚未解决蒋系以前，假如傅作义真愿意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 毛泽东用军事打击与和平谈判两手准备，来解决傅作义的问题，给了聂荣臻以深刻印象。 12月13日，聂荣臻接到中央军委指示，要他任平津卫戍司令，近日内赶赴平津前线，准备接收平津，并做好接收及管理平津的工作。 接到指示，聂荣臻当天即带领少量工作人员及一部电台，从石家庄出发，日夜兼程，赶往平津前线。 这时，他的心情是很舒畅的。 在全国来讲，国民党军已由1946年时的430万人降至290万人，我军已增加到300万人。 无论是在质量还是数量上，我军都占了优势。 在平津地区来讲，我们已将国民党军严密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等几个孤立的点上。 无论是军事打击还是和平解决，都已经胜券在握。 他途经高阳、涿县、长辛店等地，于18日达到卢沟桥。 由于心情好，他还特地在卢沟桥石狮子旁照了相。 以后又绕道南苑机场，于21日到达蓟县孟家楼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与林彪、罗荣桓等会合，参与指挥平津战役。 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为着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并于尔后一个时期内(大约3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的一切工作起见，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同志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所有平、津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项重要工作，都归总前委管辖。 聂荣臻刚到孟家楼的第二天，12月22日，华北第二兵团进攻新保安，经11个小时激战，全歼了敌第三十五军19万人，军长郭景云与他的前任一样，被迫自杀。 两天后，华北第三兵团进攻张家口，在东北野战军一部配合下，共歼敌54万多人。 这两仗彻底切断了傅作义的西逃之路。 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里说，新保安、张家口歼灭战之后，他萌生了能不能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 他说，他在石家庄时就知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已经有用军政两手解决北平问题的打算。” 现在傅作义的王牌第三十五军被歼，这对傅的打击和震撼是极不寻常的。 如果我军打下天津，“彻底打掉他逃跑的幻想，逼着他走上和平的道路，我认为，和平解放北平的前景是存在的，而且时机越来越成熟了。” 当时，刘仁领导的北平地下党通过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将傅作义在选择战与和方面的思想动态，不断报到刘仁那里，刘仁则向聂荣臻作了汇报。 聂荣臻说：“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 源源不断的傅作义的思想斗争动态，也增强了聂荣臻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信心。 聂荣臻为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免遭战火的破坏，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他就这个想法与林彪、罗荣桓作了交谈。 以后他又将自己的想法向中央军委作了电报汇报，获得毛泽东的支持。 聂荣臻正是怀着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强烈愿望，参加了这方面的斗争。
1949年1月8日，聂荣臻来到北平东郊的八里庄，与傅作义的代表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北平负责人张东荪，华北“剿总”少将地政处长周北峰会谈。 张东荪说，傅作义要他谈清4个要点。 这次谈话，由聂荣臻与林彪共同署名，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 他在电报中说：“8日15时我与傅作义的代表张东荪、周北峰进行了谈话……傅对张表示以下几点：(一)平、津、塘、绥一齐解决。 (二)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 (三)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 (四)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用有步骤的办法，即是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的方式解决。” 电报中还说：张东荪表示，这4条中前3条是冠冕堂皇的陪衬话，关键是军队问题，要我们详细考虑。 聂荣臻在谈判中还问张东荪，傅作义能否下令蒋系部队出城?张说，傅作义讲，中下级军官都是他的人，能控制能保证，如有不服从命令的，傅可以解决。 聂荣臻还问：傅作义究竟是何打算?能否永远站到人民解放军方面来，还是跟蒋介石殉葬，或者幻想第三条路。 张东荪说：据我观察，傅是决不能打下去了，原因是其主力被歼，美国物资援助无望，城内粮食不能持久，第三条路有人活动过，现在傅没有这个打算。 傅是想要点面子下台，称之为光荣的交代。 聂荣臻还就这次会谈分析说，傅作义的态度有真有假，真假都很难实现，关键是蒋系军队不会听命于他。 拟答复他两条：傅能保证军队听命开出城，则到指定地点缴械；如不能保证，则要傅开口子，扣军官，实行里应外合，否则就军事解决。 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军委1月9日复电指示：(一)平、津、塘、绥均应解决，因平、津人民困难大，先解决平、津，后解决塘、绥问题。 (二)为使平、津免遭破坏，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军队开出城外到指定地点，照我军的编制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商定具体办法后，1月12日下午1点开始实施。 (三)其他各条都不成问题。 9日当天，由林彪、聂荣臻到八里庄同张东荪、周北峰再次会谈。 林彪按照中央军委电示精神就傅方提的条件逐条作了答复，只是把双方达成协议的日期推后了一天。 聂荣臻则说：“傅作义将军除了按此办法解决平津的国民党军队，还有可能为人民做件好事外，别无出路，希望傅作义将军早下决心。” 林、聂讲话后，张东荪、周北峰连连称赞，说按解放军的编制、制度改编国民党军，这个办法好，傅作义一定能够接受。 当天他们即返回北平。 这次会议以后，双方达成了有共识的《谈判记录》。 “记录”特别说明，1月13日以前(这个限期11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天津守军必须出城接受改编，13日也是傅方答复的最后时限。 1月9日，林、聂又接到由北平地下党员李丙泉转来的傅作义的复电：有关部队问题，“亟须缜密计划，妥慎实施，方可避免糜烂，不违初衷”。 “部队出城时间，须视准备工作进行的程度及双方细节问题具体商决约定。 万一有少部分不听命令，尚需双方在技术上预有商定”。 这封电报，林、聂当即转报中央军委。 1月10日，聂荣臻又致电中央军委报告：张东荪等回到北平，恰逢郑介民(时任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常务次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到北平。 据傅冬菊说，傅作义与郑介民谈了3个小时，出屋后傅脸色很难看，以严肃的态度对傅冬菊说，11日不要来他(傅作义)处，快回天津去(傅冬菊时任天津《大公报》记者)。 郑、傅谈话声音忽大忽小外屋听不清，估计谈得不甚愉快。 聂荣臻在这份电报中还报告：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上将参议、曾是傅作义老师的刘厚同反映，郑介民抵平，对傅作义没有影响，郑只是给中央军打气。
1月11日，毛泽东两次电示林、聂：傅作义拒绝我迫他就范的方针，企图迫我就范。 又提出报纸问题、政府用人问题等，好像他代表人民说话。 你们应要北平地下党督促傅作义接受我方条件。 如傅方不接受，又不接受他自己提出的离城改编军队，那就是反复无常，丧失信用。 12日，毛泽东再次电示林、聂：谈判时要驳斥傅方9日来电。 北平被围已1个月，谈判如此之久，自己提出出城改编，又借词推脱，企图拖延时间。 傅应令天津守军13日全部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我军将于14日进攻天津。 1月13日，傅作义派了全权代表邓宝珊(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在周北峰等陪同下来到五里桥。 14日，聂荣臻与邓宝珊进行会谈。 聂荣臻遵照毛泽东指示精神，会谈时首先说：“上次谈判中规定13日为答复的最后期限，因傅方一再拖延时间，玩弄花招，今天我军已开始进攻天津，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 对天津因战争所遭受的损害，应由傅方完全负责。 对北平应照原定改编方案，迅速提出具体实施步骤。” 对天津，傅作义方面是很看重这个砝码的，认为解放军一时难以打下天津。 所以邓宝珊问：“你们要打天津了?”聂荣臻回答：“我们已经下达命令。” 邓宝珊自信地说：“天津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说：“对天津，傅作义只有下令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否则我们一定会很快打下天津。” 这次会谈中，邓宝珊还提出了新的条件。 14日当天，聂荣臻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在谈话中，邓取圆滑态度，主要两点(一)过渡期间，军队改编用人民和平军名义。 (二)傅拟将华北全部担子交邓负责出头。 均为我一一拒绝。” 在这封电报中，聂荣臻明确提出：“如能够攻下天津，有迫使傅就范争取北平不战解决可能。” 天津战役只打了29个小时，我军于15日解放天津，共歼敌十三万余人。 我军攻克天津，使傅作义丢掉了一切幻想。 因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于16日一起会见邓宝珊，谈判进展顺利。 林、罗、聂17日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邓宝珊初来时，我正布置攻津，故聂第一次接见时，采取强硬态度，以说明因傅一再拖延，我始攻津，故傅应负全责。 昨晚林、罗、聂同去，则采取和缓诚恳态度。” 报告还说：林彪代表我方提出：(一)限本月二十一日，傅部先由北平开出一个军，以后陆续开出。 (二)为指挥傅军开出行动，双方成立联合指挥所。 (三)这一行动实现后，我方可派军政负责人进城。 邓宝珊表示完全接受这些条件。 这次谈判后，我方随即派东北野战军作战处长苏静同邓宝珊进入北平，与傅方代表一起，共同起草协议文本。 1月21日，双方正式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1月22日至31日，傅部的两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共25万人全部开出北平城，接受改编。 整个平津战役至此胜利结束，连同军事打击的歼敌人数，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北平和平解放，完好保存了这座历史名城，使人民生命财产和文化古迹免遭炮火毁坏。 聂荣臻在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第四节 在总参谋部
平津战役结束后，聂荣臻于1949年2月1日进入北平。
进城以后，作为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区司令员，他主要抓了以下几件工作：首先是傅作义25万起义部队的整编工作。 由于政策、措施得当，这项任务很快就完成了。 二是剿灭华北地区残留下来的近3万名土匪，这项工作到1950年初也基本完成了。 三是恢复和整顿平津地区的社会治安秩序。 这项工作比较复杂，特别是他担任了北平市市长、市军管会主任以后，这方面的主要任务都落在了他的肩上。 但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在各级领导的共同努力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这项任务也较好地完成了，为新中国定都北平，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保障条件。 1949年6月，聂荣臻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协助兼任总参谋长的周恩来进行工作。 1949年10月，聂荣臻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总参谋长，因总参谋长徐向前病休，随即任代理总参谋长。 新中国百废俱兴，周恩来工作很忙，所以从1949年6月起，聂荣臻就实际主持总参谋部的工作，一直到1954年粟裕任总参谋长止。 总参谋部当时面临3项主要任务：解放战争的后期作战，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和1950年以后的抗美援朝战争。 这3项工作经常交叉进行或齐头并进，所以任务是很繁重的。 为了应付这些繁重的任务，聂荣臻采用了每天开碰头会议的工作方法。 每天早晨他先到作战部看各方面的情况报告，8点就召集各部负责人开碰头会议，把要处理的各项工作经研究决定后分头去办。 这种会议，经常邀请有关的军兵种的领导人参加，称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和碰头会议，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大家都很赞成。 辽沈、平津、淮海3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正规军总兵力大约只剩下180万人左右，还有地方保安部队及游杂武装几十万人，而且基本上都退到了长江以南地区。 协助中央军委领导，指挥和部署各野战军，消灭这180万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几十万地方游杂武装，成为总参谋部的第一项任务。 当时主要的作战行动，都是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 总参谋部则在情报保障、电文的上呈下达等方面起协助作用。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各野战军随即向国民党残余军队发动猛烈进攻。 1949年7月，第一野战军先后举行了扶、兰州、宁夏等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三十余万人，解放了西北全境。 8月至10月，第三野战军举行了福州、漳州、厦门战役，歼敌10万，华东沿海大陆全部解放。 7月至12月，第四野战军先后举行了衡(阳)宝(庆)、广东、广西战役，共歼敌四十余万人，解放了中南广大地区。 11月、12月，第二野战军举行了解放贵阳、重庆以及成都、滇南、西昌等战役，共歼敌93万余人(含地方部队和游杂武装)。 1950年3月至5月第四野战军解放了海南岛、万山群岛；第三野战军解放了舟山群岛。 至此，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屿以及西藏而外，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中国全部国土，结束了解放战争的后期作战行动。 1950年6月，聂荣臻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军事报告中说：自1949年4月我军举行渡江(长江)战役以来，已经解放了除西藏、台湾、金门等以外的全部国土，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83万人，非正规军和土匪98万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解放战争的后期作战中，聂荣臻对毛泽东采用大迂回大包围“关起门来打狗”的作战指挥艺术，极为钦佩。 1949年10月，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确定了全军“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的任务。
聂荣臻率领总参谋部的同志，为完成这项任务，进行了夜以继日的不懈奋斗。 1950年，军队总人数已发展到550万人。 战争已基本结束，国家经济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都需要钱，显然保持如此庞大的军队是不必要的。 1950年5月，聂荣臻在全军参谋会议上宣布，军队精简150万人，保留400万人。 一次要裁军150万，无疑是件极为复杂的工作。 为此，军委和政务院于1950年6月联合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一九五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 随即就成立了军委和政务院共同组成的复员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聂荣臻为副主任。 为完成好任务，聂荣臻要军队各级领导务必做好思想工作，说明复员后参加国家经济建设是项新的光荣任务，使复员士兵高兴地离队，思想不通的可暂不离队。 军队还要协助地方政府做到务必使每个复员军人都各得其所。 他还到7月召开的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动员地方各级领导大力支持这次军队复员工作。 由于工作深入，这次大规模的复员工作进展顺利，短期内使几十万军人复员到了地方。 后来，朝鲜战争爆发，这项工作未进行到底，有的复员军人因工作需要又回到了军队。 1952年1月初，聂荣臻向毛泽东报告，为进一步精简部队，建议以40个师约40万人集体转业到铁道、水利、林业、建筑工程、农垦等经济建设战线工作。 毛泽东1月4日即批示：这个计划很好，以40万部队转业到工程和屯垦战线是完全可能的，应即刻筹办。 由于大规模的复员转业工作进展顺利，聂荣臻得以在1954年12月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宣布，确定全军总定额为350万人。 军队如此规模的精简整编工作，对本身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军队要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就要加强军队领导机关建设和军队院校建设。 为此，聂荣臻1950年3月向毛泽东写报告：(一)继续加强海军、空军司令部建设，筹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司令部，并提出了军兵种领导人选建议。 (二)总参作战部建立军务局、测绘局，情报部以军委一局、二局合并组成，组建通信部、军训部、军校部。 (三)总后勤部组建军需、军械、财务、运输、卫生部。 (四)筹建总干部部。 (五)加强航空、海军、防空、测绘、机要学校和军医大学，筹建正规的炮兵、工程学校。 (六)筹建军事学院，成为建设正规化国防军的训练中心，深造军队高级干部。 此前，1949年11月，他向毛泽东写了创办海军学校的报告。 1952年3月，又向毛泽东写了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 这些报告都获得批准。 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机关的创立或加强，各军队院校的创立或加强，都大大推进了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军队要正规化、现代化，必须有统一的规章制度和编制体制。 为此，聂荣臻领导总参谋部做了大量工作。 1950年初起，聂荣臻就要总参谋部起草各种条令、条例，以便部队有所遵循。 总参谋部当年就编写出了步兵操典，发全军试行，虽然很不完备，但总算有了一个比较适合我军传统和现状的步兵统一操典。 总参还组织班子编写了内务、队列、纪律条令，用了约1年的时间起草完成。 1951年1月，聂荣臻奉毛泽东之命，批准以总参谋部命令的形式颁布了这3个条令，发全军试行。 1950年8月，聂荣臻发布了《关于建立值班制度的命令》。 命令说：自即日(8月28日)起，总参作战部、情报部、通信部及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都要建立不分昼夜的24小时值班制度，有来自各地的长途电话和军委首长电话时，要随叫随到，不得延误，值班人员接到上述电话时，要进行登记，以备查考。
1953年1月，在聂荣臻出席的第十次军委例会上，讨论了军队实行军衔制、薪金制、制定兵役法等问题。 随后聂荣臻即担任编制委员会、军衔委员会、兵役法起草委员会的主任。 他组织总参谋部的有关同志编写这3方面的文件，数易其稿，终于获得批准。 1955年，我军实行了军衔制、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 前述几项制度的实施和逐步完善，使我军在正规化、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极为重要的几步。 部队编制方面，由于战争年代各大战略区的情况不同，所以有许多不统一的地方。 1950年5月，聂荣臻在全军参谋会议上总结报告中说，部队编制上步兵今后要以师为基本单位，直接受大军区供应、指挥，取消兵团和野战军机构。 武器装备方面要以师为单位，逐步统一枪、炮口径，以便组织弹药的生产和供应。 1951年4月，他在主持全军研究编制装备的会议上讲话提出：军队编制应由“三三制”(即每军3个师，每师3个团，每团3个营，每营3个连)改为“四四制”，以加强炮兵；装备要大部改成苏式的，因美式装备弹药消耗大，无法补充；连队要配重机枪。 同年7月，他又在有朱德以及军兵种领导出席的讨论军队编制问题的会议上说，军队新的编制，已经讨论过3次，大家基本上是满意的。 朝鲜战争的经验证明，以我们现有的装备是不能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的。 我们提出现代化的口号，其物质基础是新的装备。 搞新装备是困难的，但困难必须克服。 有了新的装备，部队的编制还要与之相适应，否则新装备也发挥不了作用。 正当我军在正规化、现代化道路上起步迈进的时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了，战火很快燃烧到了我国东北边境地区。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大无畏的气魄和胆识，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抗击美国侵略军。 抗美援朝战争中，聂荣臻为贯彻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作战指挥意图，保障前线胜利，竭尽心力。 早在1950年7月上旬，为预作防范，聂荣臻两次出席周恩来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 7月15日，军委发布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 据此，聂荣臻迅速着手组建东北边防军。 到9月下旬，东北边防军由中南军区第十三兵团下辖4个军，配属3个炮兵师共20万人组成，并部署到了东北边防地区。 这为志愿军第一次战役获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8月1日，东北军区请示，可否派部分高炮部队到朝鲜一侧布防，以保护鸭绿江大桥。 8月2日，聂荣臻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经研究后，感到还是派出为好……因为鸭绿江的桥梁对我来说是必须保护的。” 4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 此后，经征得朝方同意，我军对大桥进行了严密保护。 抗美援朝战争中，大桥始终未被炸断过，这对保障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8月下旬，聂荣臻认为，中国被卷入朝鲜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光靠第十三兵团是远远不够的，他建议命第九、第十九兵团到山海关内地区集结，做好支援东北边防军的准备。 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建议。 这对两个兵团日后及时入朝参战，起了重要作用。 9月15日，美国侵略军在仁川登陆，接着大举北进，迅即向中国边境迫近。 我们虽预有准备，但对是否出兵朝鲜，党内还是有不同意见的。 中共中央、毛泽东思之再三，最后才下了入朝参战的决心。 在10月上旬聂荣臻列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才作出了最后决定。 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随即我志愿军入朝参战。 激烈紧张的抗美援朝战争，使极为繁忙的聂荣臻更加紧张。
他身兼数职，疲于应付，就去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说：“你主要抓总参谋部的工作，抓抗美援朝，其余的事，你不要管。” 从此以后，聂荣臻就把主要精力用于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志愿军进行了第一次战役，歼敌15万人。 初战获胜，聂荣臻兴奋地说：“心中有底了。” 10月27日，聂荣臻建议，第九兵团入朝参战，毛泽东批准这个建议。 第九兵团11月7日进入朝鲜，担负东线作战任务。 11月25日至12月24日，志愿军进行了第二次战役，歼敌36万人，将敌人赶到了“三八线”附近。 11月26日，聂荣臻建议，从关内国防军和公安军中，用自动报名的方式，动员一批有作战经验的老战士入朝参战，以保持前线部队战斗力。 毛泽东27日就予批准。 经一个多月动员，有8万多干部战士报了名，编成32个补训团另8个独立营，于1951年3月补充到了前线部队，对加强志愿军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志愿军进行了第三次战役，歼敌19万人，攻占了汉城。 1月25日至4月21日，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一起，进行了第四次战役，歼敌78万人，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守住了“三八线”。 2月7日，中央军委决定，从国内抽调部队轮番到朝鲜参战。 为贯彻这一方针，聂荣臻组织第十九兵团于25日入朝，第三兵团于3月18日入朝。 这两个兵团入朝参战，有力地增强了志愿军的战斗力。 4月22日至6月10日，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配合，进行了第五次战役，共歼敌82万人。 6月13日，聂荣臻建议，为恢复第三、第十九兵团的战斗力，每兵团各以一个军的架子回国补充兵员。 14日毛泽东批示：照办，望加速进行。 到7月上旬，经过紧张工作，为这两个兵团补兵47万人。 接着，聂荣臻组织第二十兵团于6月19日入朝。 这些生力军的到达，迫使美军于6月30日发表声明，愿意进行停战谈判。 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保障工作任务极为繁重。 聂荣臻在这方面费力最多。 第一批志愿军出国，走得非常仓促，聂荣臻多次催促总后勤部，组织好冬装的生产调运，从而保证了出国的志愿军战士每人有一套冬装。 1951年1月下旬，聂荣臻随周恩来到沈阳出席东北军区第一届后勤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着重研究运输问题。 聂荣臻在会上说，志愿军作战取得的伟大胜利，与后勤工作做得好是分不开的。 我们要在朝鲜打败美国侵略军，不但是小米加步枪，还要加很多东西，下一步要联合兵种作战，加的东西更多，后勤任务更繁重，有了东西，还要能运得上去，所以必须做好组织计划工作。 这次会议，对保障好志愿军的后勤工作，促进我军后勤供应向现代化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次战役以后，志愿军提出了进行联合兵种作战问题。 1951年3月21日，聂荣臻召开有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领导出席的特种兵例会，专门研究解决联合兵种作战中的后勤保障问题。 以后这种会议开了多次。 5月19日，在周恩来主持、聂荣臻参与下，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 此后成立了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统一指挥后勤的对敌斗争和组织供应工作，使志愿军的后勤供应逐步好转。 7月，在停战谈判中，美方无理要求我方撤出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遭拒绝后，8月中旬美军发动夏季攻势，同时发动所谓“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又叫“绞杀战”，对志愿军后勤供应线进行更猛烈的狂轰滥炸，我军供应出现了严重困难。
聂荣臻9月27日致电彭德怀报告说：自朝鲜境内山洪暴发，美军空中轰炸以来，9月上半月的14天中，铁路许多地段只能通车3至5个夜晚，行车速度降到每小时5至10公里，电话经常不通，只能由人引导行车。 9月下半月至10月底，要长途运输12万个车皮，但最多只能运6000个车皮。 因此，遵照周恩来指示，主要运粮食、被装、油料，其他物资一律缓运。 为保护交通线，聂荣臻向彭德怀建议：增加高射炮火，保护咽喉地段，尽快修复被炸铁路线，成立中朝联合运输司令部，开辟新的公路倒运物资，改善装卸办法，木材、石料、煤炭等尽量就地取材，与铁道部协调运输计划等7点建议。 这些建议大部被采纳，志愿军指战员在实践中又创造出许多更为有效的办法，挫败了敌人的“绞杀战”，美军于1952年6月不得不宣布放弃“绞杀战”计划。 志愿军作战武器弹药消耗很大。 聂荣臻为保障志愿军的武器弹药供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办法：一是挖掘库存潜力；二是组织兵工生产部门自己修和造；三是向苏联定货。 终于克服了困难，保证了前线作战需要。 为保障志愿军空军入朝参战，1951年8月起，聂荣臻又组织第二十三兵团入朝抢修飞机场。 他找该兵团师以上干部谈话，进行动员，又为他们补充了弹药、器材、机械等。 第二十三兵团9月初入朝，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抢修成了南充、泰川、院里3个简易机场，保障了空军入朝参战的需要。 1951年8月至10月，志愿军在抗击敌人的两次大规模攻势作战中，共歼敌157万人，迫使美军恢复停战谈判。 10月初，毛泽东指示抽调30万志愿军回东北整训待机。 聂荣臻为此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方案。 10月9日，他就上报了撤军计划，计划中还对留在朝鲜的8个军的作战部署作了详细说明。 经毛泽东批准后，按方案落实各项措施，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1952年一二月间，美军竟然先后对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 3月上旬起，聂荣臻组织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七十多位有关科学家，到实地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全世界揭露美军的暴行。 同时，他以最快的速度，短期内筹集了580万份能防霍乱、鼠疫等疫苗，二十多万具防毒面具，送往前线部队，进行了有效的防护。 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迫使美军停止了细菌战。 1952年9月，遵照毛泽东指示，聂荣臻开始组织志愿军大规模轮换入朝参战的工作，到1953年春，共轮换了10个军。 使志愿军在国内得到适当休息，又减轻了后勤供应的压力。 1952年12月，聂荣臻建议，各总部、各大军区机关干部，分批入朝轮换志愿军兵团部以上领导机关的干部，以获得与美军进行实战的锻炼。 建议获批准，后分批组织实施。 1952年春季到1953年夏季，志愿军依托坚固工事，进行防御战，又适时进行小规模、大规模的反击战，共歼敌26万多人。 迫使美军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了停战协定。 历时近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聂荣臻在代理总参谋长的岗位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度过了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 他终于因高血压、心脏病、脑神经失调等病因，累倒在办公室里。 1953年春，朝鲜战争已胜利在望，毛泽东批准聂荣臻到杭州疗养一个月，朝鲜战争胜利后，他才又休息了一段时间。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的奋斗 第一节争取战略主动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经过8年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9月9日，聂荣臻回到了当时已被我军解放的张家口，仍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此时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已改称晋察冀中央局，由聂荣臻任书记。 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饱经战火之苦的中国人民渴望能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 但当时的美国政府和国民党当局，却蓄意制造种种事端，把内战的烽火强加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头上。 所以，一回到晋察冀，聂荣臻就忙于投入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斗争之中。 首先是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傅作义率部占领了原本由八路军驻守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卓资山、集宁等绥东、绥南大片地区，并继续向张家口方向推进。 中央军委指示，为反击傅作义部的进犯，命晋察冀军区抽调3个纵队、晋绥军区抽调5个旅的兵力，发起绥远战役。 10月15日，聂荣臻率部西进。 两区部队取得了许多胜利，到10月底完成了对归绥的包围，11月中旬，又完成了对包头的包围。 傅作义的主力，被包围在这两个战略要点里，凭坚城固守，作困兽之斗。 但由于我军当时装备差，缺乏重武器，部队训练少，兵力上又不占绝对优势(我军总兵力53万人，傅部47万人)，再加上严冬降临，我军后勤补给线长，给养补给困难，未能攻克归绥、包头。 12月13日，经中央军委批准，聂荣臻下达了结束绥远战役的命令，并于12月下旬回到了张家口。 绥远战役历时两月，歼敌12万余人，收复了绥东、绥南大片失地，但未能达成歼灭傅作义部主力和解放绥远的战役目的。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发动了全面内战。 聂荣臻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战略意见的建议。 建议提出：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3大战略区，应集中力量打下山西，使三区连成一片，以便腾出兵力对付周边的国民党军队，为此，晋察冀拟采取“西攻东防”的作战方针。 两天后，中共中央复电：“你们的战略意见是正确的。 国民党大打后，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平绥、平汉、同蒲路)四城(大同、太原、石家庄、保定)，首先是打下平汉路和石家庄、保定。” 对此，聂荣臻认为，单靠晋察冀的力量要完成这项任务是困难的，建议与晋绥军区配合，先打下大同。 建议获中央批准。 7月，晋察冀与晋绥军区配合，发动了晋北战役。 经一个多月作战，歼敌八千多人，解放了晋北大片地区，孤立了大同。 随即发起大同、集宁战役。 大同、集宁战役是由聂荣臻统一指挥的。 8月2日，他到阳高主持了作战会议。 会议确定：组成野战军指挥机构。 以晋绥军区张宗逊任司令，以晋察冀军区罗瑞卿任政委，杨成武任副司令，在前线统一指挥。 确定的战役部署是：以5个旅围攻大同，力争尽快攻克大同，以4个旅部署于大同北的集宁地区，歼灭傅作义可能来犯的援敌。 大同是座坚城，易守难攻。 我军在当时缺乏重武器的情况下，打了一个多月，只是肃清了外围敌人，未能攻克大同。 不出所料，9月10日，傅作义的3个师救援大同，被我军包围于集宁，遭受重创。 傅作义又以1个师增援集宁被围之敌。 此时，我前线指挥员处理不当，不是一鼓作气，先吃掉被围在集宁的敌人，而是以大部队掉头去打援敌1个师，致使失去了歼敌良机。 傅部4个师在集宁会合，我部处于被动态势。 为避免兵力遭受重大损失，聂荣臻9月13日下令我军撤离集宁，9月16日又下令撤围大同。
大同、集宁之战失利，此时北线承德已于8月28日弃守，张家口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形成。 聂荣臻认为，我军作战，一向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为主。 为此，他于9月15日，在晋察冀干部大会上作了《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力争战胜敌人》的报告。 报告指出，“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不作孤注一掷……比如张家口这个大城市，是压在我们肩上的大包袱，并非绝对不能放弃，但绝不能轻易放弃。” 9月16日，聂荣臻又向中央军委报告：“坚守张家口或主动撤离张家口的两种方针……拟在敌人进攻(张家口)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 18日中央军委复电：在保卫察哈尔的口号下，集中主力在适当地区歼灭进攻之敌一部。 “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同时疏散张家口的机关和物资。 遵照这一指示，9月20日，聂荣臻发布了《关于保卫张家口战役部署的命令》。 命令规定：以8个旅部署在张家口以东地区，国民党军来犯时，在运动中一次歼灭他1至2个团，争取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在西线柴沟堡地区部署3个旅，与晋绥军区部队协同作战，以阻止傅作义、阎锡山部的进犯；以6个旅部署在保定以北的平汉线北段，实施钳制性作战。 张家口保卫战打了12天，共歼敌2万余人。 后来由于傅作义部以2万重兵，又以骑兵为主，由集宁以东快速穿越数百里草原，突袭张家口北部重镇张北市。 在这一地区敌我兵力悬殊，我军不得不于10月10日撤离张家口，使张家口失之过早，未能达成歼灭更多敌人的目的。 综上所述，绥远战役、大同、集宁战役、保卫张家口3次战役都未能达到预期的战役目的，晋察冀军区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初期作战，显然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 面对诸多重大难题，聂荣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争取战略主动权。 张家口是当时我军保有的最大城市。 撤出张家口，许多人为之惋惜，议论纷纷，有些人甚至有埋怨情绪，影响士气。 这对我军的尔后作战极为不利。 为统一思想，以利再战，聂荣臻决定于10月22日至11月1日，在涞源召开了晋察冀中央局扩大会议。 聂荣臻在会上讲话中说：张家口两面受敌，敌人兵力占优势，我们即使付出大的代价也是守不住的，硬守就会被动。 “从战争全局来看，从敌强我弱的形势来看，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着眼于未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应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 可许多同志看不到这一点，把丢掉张家口看得过重。 我们暂时的放弃张家口……没有什么了不得!”反动势力终究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的必然。 我们主动撤离，就摆脱了被动，取得了行动自由，可以在运动中逐步消灭敌人，最后取得完全的主动。 对张家口失之过早，聂荣臻承担了责任。 他在会上检讨说：“西线情况并不知张家口交傅作义，原来战役布置是敌人(指阎锡山)在柴沟堡与傅会师。 故我估计怀来未下傅不会来，我即控制柴沟堡一线，这是情况判断错误之处。” 他又强调说，今后我们要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进一步团结发动群众，坚持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方针，更加主动地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就能从根本上扭转晋察冀地区被动的军事形势。 涞源会议之后，大家的思想逐渐统一了，斗志又逐步振奋起来。 紧接着，中央局指示各地，大量动员群众参军，短期内有三万多新兵补充到野战军，增强了战斗力。 撤出张家口，和涞源会议统一思想认识，是聂荣臻争取战略主动权的重要一步。 1946年11月上旬至1947年2月下旬，聂荣臻指挥所部，在平汉线保定南北地区，连续发起了易(县)、涞(水)战役、满城战役，保(定)南战役，与国民党第九十四军、五十三军以及侯如墉的保安第五纵队等地方武装鏖战。
我军由于着重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明确，所以在作战中能多次整团整营地歼灭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 近3个月中，仗打得有声有色，共歼敌22万人，解放了望都、王京、完县、定县、新乐等许多据点或地方，受到毛泽东赞扬。 毛泽东在1月29日致聂荣臻等的电报中说：“连续攻克望都、新乐、定县，歼灭侯如墉等部甚慰，望对指战员予以嘉奖。 你们已在平汉线取得主动，望在今年上半年用围城打援，各个歼灭之方法，将平汉线上蒋系各军基本解决……”一连串的胜利和毛泽东的嘉奖，使晋察冀指战员深受鼓舞，士气大振。 聂荣臻很高兴。 1947年3月，为贯彻中共中央2月发出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由聂荣臻主持，晋察冀中央局在安国召开了扩大会议。 会上的议题，除了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之外，中心是军事斗争问题。 聂荣臻在会上说：我们决心实行大踏步的进退，主动向敌人兵力薄弱的点线出击，求得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 按照这个精神，经过充分研究，安国会议决定，军事上下一步的行动就是打正太路。 聂荣臻认为，这个决策，可以避开敌人30个师麇集的平津保三角地区，正太路敌人兵力薄弱，有利于我们各个击破，歼灭敌人。 而且石家庄周围属孙连仲管辖，正太路沿线属阎锡山管辖，由于国民党军阀的痼疾，他们不会相互救援，有利于我军攻打比较薄弱的敌人阎锡山部。 据此，聂荣臻确定的战役部署是：第一步围点打援，先消灭石家庄周围几个县的敌人，争取在运动中歼灭由北面赶来救援的敌人。 第二步，如北敌不敢南援，则在孤立石家庄后，沿正太路一直向西进击阎锡山部。 为郑重起见，在部队行动之前，聂荣臻亲临前线，组织团以上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到预定战场进行侦察。 在确信情况已明之后，他下令4月3日起，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向石家庄以北进攻，第四纵队向石家庄以南进攻。 4月10日，第四纵队在冀中军区部队配合下攻克栾城，4月12日，第二、三纵队攻克正定。 初战获胜，毛泽东4月15日致电聂荣臻等说：“第一期作战胜利，歼敌万余，攻克数城甚慰，全军将士应予传令嘉奖”。 4月14日起，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十六军、九十二军以4个师兵力，进攻大清河以北解放区，意图迫使我野战军停止在石家庄的进攻行动，回师北援。 聂荣臻听了情况报告后认真作了分析，认为敌人在“围魏救赵”，可以不予置理。 于是他命令冀中军区部队，在民兵密切配合下，用各种办法抗击大清河北敌人的进攻，野战军主力则不为所动，按原定计划，坚决西进打正太路。 正太路战役进展顺利。 第三纵队于4月16日经14个小时激战，攻克井陉城和井陉煤矿区，25日又攻克正太路天险娘子关，尔后直逼阳泉。 与此同时，第二纵队攻占获鹿、盂县，进逼寿阳。 见正太路危急，阎锡山调兵遣将，在阳泉增兵至11万人，在寿阳集结12万人，企图与我军决战，以解救危机。 5月2日、3日，我军3个纵队紧密配合，英勇作战，把阳泉、寿阳之敌大部歼灭，攻占这两座城市。 至此，正太路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35万人，控制了正太路一百八十多公里，解放了沿线7座城镇，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战略区连成一片，又孤立了石家庄，完全实现了预期的战役目的。 毛泽东对正太路战役的打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在4月22日给聂荣臻等的电报中说：“你们现在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这既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的作战政策。”
正太路战役的胜利，标志着晋察冀军区的作战行动，已由战略被动态势争取到了战略主动权。 从此，晋察冀野战军可以选择适当的时机，有利的战场，主动向敌人进攻，而且频频获胜。第二节甘当配角
聂荣臻有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和小局服从大局的全局观念。 因此，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甘当配角，采取各种行动，支援东北军区的斗争，因为东北是中共中央确定要首先夺取的战略基地。 1945年8月，在苏联红军对日宣战时，他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从冀热辽军区抽调战斗力强的8个多团共13万兵力，还有二千多名地方干部，由司令员李运昌率领出关，同东北抗日联军一起，配合苏军作战，迅速占领了东北广大地区。 在兄弟军区部队到来之前，他们就协同苏军占领了辽宁、热河全省及吉林、黑龙江省的西部地区。 在当地广泛建立人民政权，部队迅猛发展到十多万人。 后来李运昌返回冀热辽时，遵照聂荣臻的指示，只带回五万人，把五万多人交给了东北军区。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决定》，明确我军战略方针的重点是，先夺取东北，作为巩固的根据地和可靠的后方基地。 为贯彻这一方针，各战略区抽调部队向东北挺进。 晋察冀毗邻东北，聂荣臻更认为责无旁贷，调兵遣将，支援东北。 他先后抽调可以组成25个团的军队干部赶赴东北，为东北军区部队的大发展解了燃眉之急。 1945年9月进行绥远战役时，晋察冀有9个野战纵队，他只带3个纵队西进，把6个纵队留在热河地区，以保住我军华北与东北战略区的通道，同时钳制大量国民党军不使其出关，配合东北军区的斗争。 1946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在国民党军重兵压迫下，退到南满、北满地区，沈阳、四平、长春、吉林等大城市和大片地区被敌人占领。 因此，他们在财源、兵源上都面临很大困难。 聂荣臻主动向中央建议，把晋察冀军区下属的冀热察、冀热辽军区划归了东北军区，缓解了东北军区财源、兵源方面的困境。 1947年夏，为支援东北我军发动的夏季攻势，聂荣臻命冀东军区组成了詹才芳纵队，开赴东北参战。 接着，他又向中央建议，把整个冀东划归东北军区，使东北军区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大为增强。 在作战行动方面，聂荣臻也组织了一系列战役、战斗，以支援东北军区的斗争。 正太路战役刚结束，聂荣臻于5月8日接到毛泽东草拟的中央军委来电：“东北我军由北满出动主力8个师入南满，向敌举行反攻……你们必须钳制关内敌人，不使东调，使东北取得胜利。” 接到电报时，聂荣臻正在平山上碑镇向刚到晋察冀的刘少奇、朱德汇报工作。 聂荣臻等在与刘少奇、朱德商量后，确定打津浦线，组织青(县)沧(县)战役。 18日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获得批准。 为指挥好这次战役，聂荣臻陪同朱德亲临冀中前线。 青沧战役于6月12日打响，4天内歼敌13万人，解放了青县、沧县、永清3座县城，控制津浦线八十多公里。 引起天津、北平敌人一片惊恐，不敢妄动，达到了钳制平津之敌不使出关的战役目的。 紧接着于6月25日，晋察冀野战军又打响了保北战役，12天内歼敌八千二百多人，一度攻克徐水、固城，进一步震慑了平津国民党军。 就连拉开晋察冀我军战略反攻帷幕的清风店战役，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从支援东北军区作战行动引起的。 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 为支援东北战场，也为了寻机歼敌，聂荣臻命所部从9月初起，发动大清河北战役，我军攻势凌厉，到9月12日，10天内歼敌五千多人，使平津敌人不敢贸然出关。 9月24日，毛泽东在给聂荣臻等的电报中说：“此次大清河(北)战役，歼敌一部。 虽未获大胜，战斗精神极好……一切按自己条件独立部署作战或休整，不要顾虑东北或与别区配合问题。” 这一段话，也佐证了聂荣臻发动大清河(北)战役是为了配合东北军区作战的本意。 10月8日，正当东北军区秋季攻势战事正酣，国民党军处于危急时刻，蒋介石命华北抽调6个师出关增援。 恰在此时，聂荣臻又命野战军猛攻保定北的徐水、固城、容城等地，迫使敌人有3个师未能出关。 无疑，这对东北军区也是有利的。 这次保北攻势，由于国民党军采取5个师猬集一团的战法，使我军难以有大量歼敌的机会。 对此，造成了敌人错觉，以为我军主力被拖在保北，不能脱身，于是蒋介石下令，第三军主力由石家庄北上，企图在保定附近夹击我军而歼灭之。 聂荣臻得知第三军主力北上的情况，立即通报给野战军前线领导人杨得志、杨成武、耿飚，随后电令他们迅速率部南下歼灭第三军，电文说：“南下打敌如时间仓促，可先派一个团急进至望都以南阻击，主力亦须急进，勿失良机。” 由于我野战军一部神速南进，靠两条腿一昼夜强行军120公里，以后又英勇奋战，也由于留保北的野战军另一部坚决阻击，在地方军和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经3天多激战，全歼第三军主力13万人，俘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等多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清风店歼灭战之后，聂荣臻立即向中央军委建议，乘胜攻取石家庄，获得批准。 石家庄战役打了6天，11月12日攻克石家庄，全歼守敌24万人，首创解放战争中攻克坚固设防大城市的范例。 1947年12月27日，为了配合东北军区的冬季攻势，也为了打击新任“华北剿匪总司令”的傅作义的嚣张气焰，聂荣臻命晋察冀野战军发动了破击保定以北的平汉路北段战役。 同时，以部分兵力破击平绥路、津浦路，使敌分散兵力。 战役开始，第三纵队急攻涞水，在保定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中将军长鲁英率领近两个师星夜北援涞水，被我军包围于庄疃。 三纵队在兄弟部队配合下，经激战，歼敌八千多人，鲁英被迫自杀身亡，该军少将参谋长田世举，少将师长李鼎铭等多名高级军官被击毙。 整个平汉路北段战役，近1个月作战，共歼敌14万人，达到了预期的战役目的。 1948年1月，中央军委命晋察冀野战军大举破击平绥路。 2月22日，聂荣臻向中央军委报告，拟发动察南、绥东战役，战役部署是：以第二、三、四纵队向察南，第一、六纵队(石家庄战役后经中央军委批准，晋察冀军区新组建第一、六、七纵队)向绥东，打敌兵力薄弱的地区。 为了协同东北军区的作战行动，建议战役于3月中旬开始。 2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 察南、绥东战役3月20日开始，4月9日结束，共歼敌18万人，解放了13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控制平绥路四百余公里，使张家口、大同处于我军的威胁之下。 此役还使傅作义部主力来回奔命，增加了后顾之忧，无法抽调兵力出关，有力地支援了东北军区的作战行动。 5月9日，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奉命合并成华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 下辖：第一军团，徐向前以军区副司令兼任司令员、政治委员；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7月下旬成立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 当时，3个兵团下辖11个纵队总兵力共46万人。 此时华北战场的形势与全国各大解放区战场形势一样，每战皆捷。 3个兵团如能集中使用，是可以打大仗的。 但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的全局棋盘上，毛泽东把战略决战的突破口选在了东北，华北处于战略配合位置，主要任务是控制关内华北地区敌军，不使出关。 聂荣臻仍自觉服从这个大局，甘当配角。 为配合东北军区作战，聂荣臻于五六月间命第二兵团挺进热西、冀东；命杨成武指挥4个纵队进攻保北地区敌人。
两个多月中，两处作战共歼敌28万人，再次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我军的作战行动。 1948年7月20日、23日，林彪、罗荣桓致电中央军委，要求华北军区派部队攻打大同，分散傅作义部主力，以便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 7月13日，毛泽东为此致电聂荣臻等，提出了华北军区部队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的3点指示。 不久，又要聂荣臻、杨成武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面谈。 8月3日，聂荣臻、杨成武到了西柏坡。 毛泽东对他们说：华北军区以第一纵队全部，第二、第六纵队的各两个旅，共7个旅，组成西进兵团(即第三兵团)，准备西出绥远作战，由杨成武统一指挥。 另外，晋绥军区的第八纵队，在绥远地区的一些地方部队，也归杨成武指挥。 绥远是傅作义的必救之地，我军西出绥远，就可以把傅作义拖住在平绥线上，调动他们向归绥转移。 这样，就可以使华北敌人不出关、少出关。 毛泽东又说，华北第二兵团要以一部出击冀东，在北平至承德线作战，配合东北野战军；以一部在北平到张家口一线，配合第三兵团作战。 第一兵团仍在山西作战，对付阎锡山。 聂荣臻对毛泽东的这些战略指示，大为折服。 三兵团西出绥远和二兵团在平绥线、北宁线的作战行动，后来被称为察绥战役。 8月9日，聂荣臻到第三兵团向团以上干部作进军绥远的动员报告时说：“华北(战局)的发展趋势，除太原外，目前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北线，我们要在那里想办法。 消灭北线之敌是东北与华北的共同任务。 二兵团打到冀东去就是为了配合东北……二兵团到冀东一打，傅作义立刻把兵调过去，我们在保北一打，他又马上把兵调回来，狼狈不堪。 有人称傅作义为‘调兵司令’。 现在傅作义部老巢空虚，根据军委指示，三兵团要排除一切困难。 坚决抄掉他的老巢，给他以很大威胁。 解放绥远，使华北与东北连成一片，对解放全国有战略意义。” 9月5日起，第三兵团由易县出发，绕过大同西进，至9月25日，一路上解放了丰镇、集宁、凉城等地，主力直逼归绥城下。 引起傅作义恐慌，急令第三十五军等主力10个师西援归绥。 乘平绥线敌兵力空虚，第二兵团直逼张家口。 傅作义怕张家口有失，又急令第三十五军等部回援张家口。 就这样，傅部主力被我军拖来拖去被动至极。 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为稳住傅作义，不使其决策逃跑，11月15日，毛泽东命第三兵团撤围归绥，察绥战役结束。 此役共歼敌21万人，不仅有力地支援了东北野战军取得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而且还解放了包头等许多城市，完全实现了毛泽东的预期目的。 辽沈战役结束后，11月中旬，毛泽东就在考虑由东北、华北两军区配合进行平津战役的问题。 11月27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歼灭平、津、唐(山)、张(家口)之敌的部署》。 平津战役就此开始。 按照这一部署，华北军区部队率先行动。 第三兵团于11月30日攻占柴沟堡、万全，随后又攻占了沙岭子，切断了张家口同宣化之间的联系，完全孤立了张家口。 12月6日，第三兵团一部解放宣化，于8日完全包围了张家口。 第二兵团经过激战，于12月9日将第三十五军严密包围于新保安。 华北第二、第三兵团的上述进攻行动，有力地掩护了东北野战军有关部队得以迅速秘密入关，突然出现在华北的北部、东部地区，完全实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 12月8日，聂荣臻等接到中央军委电报，内称：“杨、罗、耿(即华北第二兵团)对新保安之敌，杨、李(即华北第三兵团)对张垣(张家口)之敌，均采取迅速构筑多层包围阵地，长围久困待命攻击之方针。”
为使平绥之敌不决策逃跑，12月11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在两星期内，对各点敌人采取“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割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 这些电报都是毛泽东起草的。 聂荣臻对毛泽东战略指挥上的大智大勇极为钦佩。 至12月21日，东北野战军各部已陆续攻克或占领了密云、延庆、三河、唐山、蓟县、宝坻、杨柳青、廊坊等地，完成了对天津、塘沽的包围。 与此同时，东北野战军有关部队和华北军区第七纵队，占领了海淀、门头沟、丰台、南口、通县、南苑机场、黄村等地，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 这时，在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的共同努力下，平津战役的胜券，已经完全操在我军手上了。 聂荣臻对此感到极为欣慰。第三节 在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斗争中 1948年11月中旬，聂荣臻会见了由中共北平地下党介绍来的民主人士、文字学家符定一老先生。 符老先生带交了彭泽湘11月7日、14日给聂荣臻的两封信。 信中转达傅作义表示愿意起义，用谈判方式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要求。 此事关系重大，聂荣臻立即将信送交毛泽东。 19日，毛泽东起草了以聂荣臻名义发出的给彭泽湘的复电，要傅作义派代表到石家庄面谈。 后来傅作义的代表迟迟未到。 毛泽东在同符定一面谈后，11月26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截至现在止，平、津、张、唐之敌，尚是固守计划，没有撤退计划……在尚未解决蒋系以前，假如傅作义真愿意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 毛泽东用军事打击与和平谈判两手准备，来解决傅作义的问题，给了聂荣臻以深刻印象。 12月13日，聂荣臻接到中央军委指示，要他任平津卫戍司令，近日内赶赴平津前线，准备接收平津，并做好接收及管理平津的工作。 接到指示，聂荣臻当天即带领少量工作人员及一部电台，从石家庄出发，日夜兼程，赶往平津前线。 这时，他的心情是很舒畅的。 在全国来讲，国民党军已由1946年时的430万人降至290万人，我军已增加到300万人。 无论是在质量还是数量上，我军都占了优势。 在平津地区来讲，我们已将国民党军严密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等几个孤立的点上。 无论是军事打击还是和平解决，都已经胜券在握。 他途经高阳、涿县、长辛店等地，于18日达到卢沟桥。 由于心情好，他还特地在卢沟桥石狮子旁照了相。 以后又绕道南苑机场，于21日到达蓟县孟家楼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与林彪、罗荣桓等会合，参与指挥平津战役。 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为着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并于尔后一个时期内(大约3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的一切工作起见，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同志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所有平、津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项重要工作，都归总前委管辖。 聂荣臻刚到孟家楼的第二天，12月22日，华北第二兵团进攻新保安，经11个小时激战，全歼了敌第三十五军19万人，军长郭景云与他的前任一样，被迫自杀。 两天后，华北第三兵团进攻张家口，在东北野战军一部配合下，共歼敌54万多人。 这两仗彻底切断了傅作义的西逃之路。 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里说，新保安、张家口歼灭战之后，他萌生了能不能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 他说，他在石家庄时就知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已经有用军政两手解决北平问题的打算。” 现在傅作义的王牌第三十五军被歼，这对傅的打击和震撼是极不寻常的。 如果我军打下天津，“彻底打掉他逃跑的幻想，逼着他走上和平的道路，我认为，和平解放北平的前景是存在的，而且时机越来越成熟了。” 当时，刘仁领导的北平地下党通过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将傅作义在选择战与和方面的思想动态，不断报到刘仁那里，刘仁则向聂荣臻作了汇报。 聂荣臻说：“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 源源不断的傅作义的思想斗争动态，也增强了聂荣臻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信心。 聂荣臻为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免遭战火的破坏，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他就这个想法与林彪、罗荣桓作了交谈。 以后他又将自己的想法向中央军委作了电报汇报，获得毛泽东的支持。 聂荣臻正是怀着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强烈愿望，参加了这方面的斗争。
1949年1月8日，聂荣臻来到北平东郊的八里庄，与傅作义的代表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北平负责人张东荪，华北“剿总”少将地政处长周北峰会谈。 张东荪说，傅作义要他谈清4个要点。 这次谈话，由聂荣臻与林彪共同署名，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 他在电报中说：“8日15时我与傅作义的代表张东荪、周北峰进行了谈话……傅对张表示以下几点：(一)平、津、塘、绥一齐解决。 (二)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 (三)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 (四)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用有步骤的办法，即是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的方式解决。” 电报中还说：张东荪表示，这4条中前3条是冠冕堂皇的陪衬话，关键是军队问题，要我们详细考虑。 聂荣臻在谈判中还问张东荪，傅作义能否下令蒋系部队出城?张说，傅作义讲，中下级军官都是他的人，能控制能保证，如有不服从命令的，傅可以解决。 聂荣臻还问：傅作义究竟是何打算?能否永远站到人民解放军方面来，还是跟蒋介石殉葬，或者幻想第三条路。 张东荪说：据我观察，傅是决不能打下去了，原因是其主力被歼，美国物资援助无望，城内粮食不能持久，第三条路有人活动过，现在傅没有这个打算。 傅是想要点面子下台，称之为光荣的交代。 聂荣臻还就这次会谈分析说，傅作义的态度有真有假，真假都很难实现，关键是蒋系军队不会听命于他。 拟答复他两条：傅能保证军队听命开出城，则到指定地点缴械；如不能保证，则要傅开口子，扣军官，实行里应外合，否则就军事解决。 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军委1月9日复电指示：(一)平、津、塘、绥均应解决，因平、津人民困难大，先解决平、津，后解决塘、绥问题。 (二)为使平、津免遭破坏，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军队开出城外到指定地点，照我军的编制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商定具体办法后，1月12日下午1点开始实施。 (三)其他各条都不成问题。 9日当天，由林彪、聂荣臻到八里庄同张东荪、周北峰再次会谈。 林彪按照中央军委电示精神就傅方提的条件逐条作了答复，只是把双方达成协议的日期推后了一天。 聂荣臻则说：“傅作义将军除了按此办法解决平津的国民党军队，还有可能为人民做件好事外，别无出路，希望傅作义将军早下决心。” 林、聂讲话后，张东荪、周北峰连连称赞，说按解放军的编制、制度改编国民党军，这个办法好，傅作义一定能够接受。 当天他们即返回北平。 这次会议以后，双方达成了有共识的《谈判记录》。 “记录”特别说明，1月13日以前(这个限期11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天津守军必须出城接受改编，13日也是傅方答复的最后时限。 1月9日，林、聂又接到由北平地下党员李丙泉转来的傅作义的复电：有关部队问题，“亟须缜密计划，妥慎实施，方可避免糜烂，不违初衷”。 “部队出城时间，须视准备工作进行的程度及双方细节问题具体商决约定。 万一有少部分不听命令，尚需双方在技术上预有商定”。 这封电报，林、聂当即转报中央军委。 1月10日，聂荣臻又致电中央军委报告：张东荪等回到北平，恰逢郑介民(时任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常务次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到北平。 据傅冬菊说，傅作义与郑介民谈了3个小时，出屋后傅脸色很难看，以严肃的态度对傅冬菊说，11日不要来他(傅作义)处，快回天津去(傅冬菊时任天津《大公报》记者)。 郑、傅谈话声音忽大忽小外屋听不清，估计谈得不甚愉快。 聂荣臻在这份电报中还报告：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上将参议、曾是傅作义老师的刘厚同反映，郑介民抵平，对傅作义没有影响，郑只是给中央军打气。
1月11日，毛泽东两次电示林、聂：傅作义拒绝我迫他就范的方针，企图迫我就范。 又提出报纸问题、政府用人问题等，好像他代表人民说话。 你们应要北平地下党督促傅作义接受我方条件。 如傅方不接受，又不接受他自己提出的离城改编军队，那就是反复无常，丧失信用。 12日，毛泽东再次电示林、聂：谈判时要驳斥傅方9日来电。 北平被围已1个月，谈判如此之久，自己提出出城改编，又借词推脱，企图拖延时间。 傅应令天津守军13日全部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我军将于14日进攻天津。 1月13日，傅作义派了全权代表邓宝珊(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在周北峰等陪同下来到五里桥。 14日，聂荣臻与邓宝珊进行会谈。 聂荣臻遵照毛泽东指示精神，会谈时首先说：“上次谈判中规定13日为答复的最后期限，因傅方一再拖延时间，玩弄花招，今天我军已开始进攻天津，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 对天津因战争所遭受的损害，应由傅方完全负责。 对北平应照原定改编方案，迅速提出具体实施步骤。” 对天津，傅作义方面是很看重这个砝码的，认为解放军一时难以打下天津。 所以邓宝珊问：“你们要打天津了?”聂荣臻回答：“我们已经下达命令。” 邓宝珊自信地说：“天津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说：“对天津，傅作义只有下令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否则我们一定会很快打下天津。” 这次会谈中，邓宝珊还提出了新的条件。 14日当天，聂荣臻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在谈话中，邓取圆滑态度，主要两点(一)过渡期间，军队改编用人民和平军名义。 (二)傅拟将华北全部担子交邓负责出头。 均为我一一拒绝。” 在这封电报中，聂荣臻明确提出：“如能够攻下天津，有迫使傅就范争取北平不战解决可能。” 天津战役只打了29个小时，我军于15日解放天津，共歼敌十三万余人。 我军攻克天津，使傅作义丢掉了一切幻想。 因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于16日一起会见邓宝珊，谈判进展顺利。 林、罗、聂17日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邓宝珊初来时，我正布置攻津，故聂第一次接见时，采取强硬态度，以说明因傅一再拖延，我始攻津，故傅应负全责。 昨晚林、罗、聂同去，则采取和缓诚恳态度。” 报告还说：林彪代表我方提出：(一)限本月二十一日，傅部先由北平开出一个军，以后陆续开出。 (二)为指挥傅军开出行动，双方成立联合指挥所。 (三)这一行动实现后，我方可派军政负责人进城。 邓宝珊表示完全接受这些条件。 这次谈判后，我方随即派东北野战军作战处长苏静同邓宝珊进入北平，与傅方代表一起，共同起草协议文本。 1月21日，双方正式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1月22日至31日，傅部的两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共25万人全部开出北平城，接受改编。 整个平津战役至此胜利结束，连同军事打击的歼敌人数，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北平和平解放，完好保存了这座历史名城，使人民生命财产和文化古迹免遭炮火毁坏。 聂荣臻在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第四节 在总参谋部
平津战役结束后，聂荣臻于1949年2月1日进入北平。
进城以后，作为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区司令员，他主要抓了以下几件工作：首先是傅作义25万起义部队的整编工作。 由于政策、措施得当，这项任务很快就完成了。 二是剿灭华北地区残留下来的近3万名土匪，这项工作到1950年初也基本完成了。 三是恢复和整顿平津地区的社会治安秩序。 这项工作比较复杂，特别是他担任了北平市市长、市军管会主任以后，这方面的主要任务都落在了他的肩上。 但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在各级领导的共同努力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这项任务也较好地完成了，为新中国定都北平，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保障条件。 1949年6月，聂荣臻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协助兼任总参谋长的周恩来进行工作。 1949年10月，聂荣臻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总参谋长，因总参谋长徐向前病休，随即任代理总参谋长。 新中国百废俱兴，周恩来工作很忙，所以从1949年6月起，聂荣臻就实际主持总参谋部的工作，一直到1954年粟裕任总参谋长止。 总参谋部当时面临3项主要任务：解放战争的后期作战，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和1950年以后的抗美援朝战争。 这3项工作经常交叉进行或齐头并进，所以任务是很繁重的。 为了应付这些繁重的任务，聂荣臻采用了每天开碰头会议的工作方法。 每天早晨他先到作战部看各方面的情况报告，8点就召集各部负责人开碰头会议，把要处理的各项工作经研究决定后分头去办。 这种会议，经常邀请有关的军兵种的领导人参加，称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和碰头会议，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大家都很赞成。 辽沈、平津、淮海3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正规军总兵力大约只剩下180万人左右，还有地方保安部队及游杂武装几十万人，而且基本上都退到了长江以南地区。 协助中央军委领导，指挥和部署各野战军，消灭这180万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几十万地方游杂武装，成为总参谋部的第一项任务。 当时主要的作战行动，都是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 总参谋部则在情报保障、电文的上呈下达等方面起协助作用。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各野战军随即向国民党残余军队发动猛烈进攻。 1949年7月，第一野战军先后举行了扶、兰州、宁夏等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三十余万人，解放了西北全境。 8月至10月，第三野战军举行了福州、漳州、厦门战役，歼敌10万，华东沿海大陆全部解放。 7月至12月，第四野战军先后举行了衡(阳)宝(庆)、广东、广西战役，共歼敌四十余万人，解放了中南广大地区。 11月、12月，第二野战军举行了解放贵阳、重庆以及成都、滇南、西昌等战役，共歼敌93万余人(含地方部队和游杂武装)。 1950年3月至5月第四野战军解放了海南岛、万山群岛；第三野战军解放了舟山群岛。 至此，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屿以及西藏而外，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中国全部国土，结束了解放战争的后期作战行动。 1950年6月，聂荣臻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军事报告中说：自1949年4月我军举行渡江(长江)战役以来，已经解放了除西藏、台湾、金门等以外的全部国土，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83万人，非正规军和土匪98万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解放战争的后期作战中，聂荣臻对毛泽东采用大迂回大包围“关起门来打狗”的作战指挥艺术，极为钦佩。 1949年10月，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确定了全军“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的任务。
聂荣臻率领总参谋部的同志，为完成这项任务，进行了夜以继日的不懈奋斗。 1950年，军队总人数已发展到550万人。 战争已基本结束，国家经济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都需要钱，显然保持如此庞大的军队是不必要的。 1950年5月，聂荣臻在全军参谋会议上宣布，军队精简150万人，保留400万人。 一次要裁军150万，无疑是件极为复杂的工作。 为此，军委和政务院于1950年6月联合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一九五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 随即就成立了军委和政务院共同组成的复员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聂荣臻为副主任。 为完成好任务，聂荣臻要军队各级领导务必做好思想工作，说明复员后参加国家经济建设是项新的光荣任务，使复员士兵高兴地离队，思想不通的可暂不离队。 军队还要协助地方政府做到务必使每个复员军人都各得其所。 他还到7月召开的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动员地方各级领导大力支持这次军队复员工作。 由于工作深入，这次大规模的复员工作进展顺利，短期内使几十万军人复员到了地方。 后来，朝鲜战争爆发，这项工作未进行到底，有的复员军人因工作需要又回到了军队。 1952年1月初，聂荣臻向毛泽东报告，为进一步精简部队，建议以40个师约40万人集体转业到铁道、水利、林业、建筑工程、农垦等经济建设战线工作。 毛泽东1月4日即批示：这个计划很好，以40万部队转业到工程和屯垦战线是完全可能的，应即刻筹办。 由于大规模的复员转业工作进展顺利，聂荣臻得以在1954年12月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宣布，确定全军总定额为350万人。 军队如此规模的精简整编工作，对本身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军队要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就要加强军队领导机关建设和军队院校建设。 为此，聂荣臻1950年3月向毛泽东写报告：(一)继续加强海军、空军司令部建设，筹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司令部，并提出了军兵种领导人选建议。 (二)总参作战部建立军务局、测绘局，情报部以军委一局、二局合并组成，组建通信部、军训部、军校部。 (三)总后勤部组建军需、军械、财务、运输、卫生部。 (四)筹建总干部部。 (五)加强航空、海军、防空、测绘、机要学校和军医大学，筹建正规的炮兵、工程学校。 (六)筹建军事学院，成为建设正规化国防军的训练中心，深造军队高级干部。 此前，1949年11月，他向毛泽东写了创办海军学校的报告。 1952年3月，又向毛泽东写了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 这些报告都获得批准。 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机关的创立或加强，各军队院校的创立或加强，都大大推进了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军队要正规化、现代化，必须有统一的规章制度和编制体制。 为此，聂荣臻领导总参谋部做了大量工作。 1950年初起，聂荣臻就要总参谋部起草各种条令、条例，以便部队有所遵循。 总参谋部当年就编写出了步兵操典，发全军试行，虽然很不完备，但总算有了一个比较适合我军传统和现状的步兵统一操典。 总参还组织班子编写了内务、队列、纪律条令，用了约1年的时间起草完成。 1951年1月，聂荣臻奉毛泽东之命，批准以总参谋部命令的形式颁布了这3个条令，发全军试行。 1950年8月，聂荣臻发布了《关于建立值班制度的命令》。 命令说：自即日(8月28日)起，总参作战部、情报部、通信部及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都要建立不分昼夜的24小时值班制度，有来自各地的长途电话和军委首长电话时，要随叫随到，不得延误，值班人员接到上述电话时，要进行登记，以备查考。
1953年1月，在聂荣臻出席的第十次军委例会上，讨论了军队实行军衔制、薪金制、制定兵役法等问题。 随后聂荣臻即担任编制委员会、军衔委员会、兵役法起草委员会的主任。 他组织总参谋部的有关同志编写这3方面的文件，数易其稿，终于获得批准。 1955年，我军实行了军衔制、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 前述几项制度的实施和逐步完善，使我军在正规化、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极为重要的几步。 部队编制方面，由于战争年代各大战略区的情况不同，所以有许多不统一的地方。 1950年5月，聂荣臻在全军参谋会议上总结报告中说，部队编制上步兵今后要以师为基本单位，直接受大军区供应、指挥，取消兵团和野战军机构。 武器装备方面要以师为单位，逐步统一枪、炮口径，以便组织弹药的生产和供应。 1951年4月，他在主持全军研究编制装备的会议上讲话提出：军队编制应由“三三制”(即每军3个师，每师3个团，每团3个营，每营3个连)改为“四四制”，以加强炮兵；装备要大部改成苏式的，因美式装备弹药消耗大，无法补充；连队要配重机枪。 同年7月，他又在有朱德以及军兵种领导出席的讨论军队编制问题的会议上说，军队新的编制，已经讨论过3次，大家基本上是满意的。 朝鲜战争的经验证明，以我们现有的装备是不能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的。 我们提出现代化的口号，其物质基础是新的装备。 搞新装备是困难的，但困难必须克服。 有了新的装备，部队的编制还要与之相适应，否则新装备也发挥不了作用。 正当我军在正规化、现代化道路上起步迈进的时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了，战火很快燃烧到了我国东北边境地区。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大无畏的气魄和胆识，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抗击美国侵略军。 抗美援朝战争中，聂荣臻为贯彻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作战指挥意图，保障前线胜利，竭尽心力。 早在1950年7月上旬，为预作防范，聂荣臻两次出席周恩来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 7月15日，军委发布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 据此，聂荣臻迅速着手组建东北边防军。 到9月下旬，东北边防军由中南军区第十三兵团下辖4个军，配属3个炮兵师共20万人组成，并部署到了东北边防地区。 这为志愿军第一次战役获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8月1日，东北军区请示，可否派部分高炮部队到朝鲜一侧布防，以保护鸭绿江大桥。 8月2日，聂荣臻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经研究后，感到还是派出为好……因为鸭绿江的桥梁对我来说是必须保护的。” 4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 此后，经征得朝方同意，我军对大桥进行了严密保护。 抗美援朝战争中，大桥始终未被炸断过，这对保障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8月下旬，聂荣臻认为，中国被卷入朝鲜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光靠第十三兵团是远远不够的，他建议命第九、第十九兵团到山海关内地区集结，做好支援东北边防军的准备。 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建议。 这对两个兵团日后及时入朝参战，起了重要作用。 9月15日，美国侵略军在仁川登陆，接着大举北进，迅即向中国边境迫近。 我们虽预有准备，但对是否出兵朝鲜，党内还是有不同意见的。 中共中央、毛泽东思之再三，最后才下了入朝参战的决心。 在10月上旬聂荣臻列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才作出了最后决定。 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随即我志愿军入朝参战。 激烈紧张的抗美援朝战争，使极为繁忙的聂荣臻更加紧张。
他身兼数职，疲于应付，就去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说：“你主要抓总参谋部的工作，抓抗美援朝，其余的事，你不要管。” 从此以后，聂荣臻就把主要精力用于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志愿军进行了第一次战役，歼敌15万人。 初战获胜，聂荣臻兴奋地说：“心中有底了。” 10月27日，聂荣臻建议，第九兵团入朝参战，毛泽东批准这个建议。 第九兵团11月7日进入朝鲜，担负东线作战任务。 11月25日至12月24日，志愿军进行了第二次战役，歼敌36万人，将敌人赶到了“三八线”附近。 11月26日，聂荣臻建议，从关内国防军和公安军中，用自动报名的方式，动员一批有作战经验的老战士入朝参战，以保持前线部队战斗力。 毛泽东27日就予批准。 经一个多月动员，有8万多干部战士报了名，编成32个补训团另8个独立营，于1951年3月补充到了前线部队，对加强志愿军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志愿军进行了第三次战役，歼敌19万人，攻占了汉城。 1月25日至4月21日，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一起，进行了第四次战役，歼敌78万人，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守住了“三八线”。 2月7日，中央军委决定，从国内抽调部队轮番到朝鲜参战。 为贯彻这一方针，聂荣臻组织第十九兵团于25日入朝，第三兵团于3月18日入朝。 这两个兵团入朝参战，有力地增强了志愿军的战斗力。 4月22日至6月10日，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配合，进行了第五次战役，共歼敌82万人。 6月13日，聂荣臻建议，为恢复第三、第十九兵团的战斗力，每兵团各以一个军的架子回国补充兵员。 14日毛泽东批示：照办，望加速进行。 到7月上旬，经过紧张工作，为这两个兵团补兵47万人。 接着，聂荣臻组织第二十兵团于6月19日入朝。 这些生力军的到达，迫使美军于6月30日发表声明，愿意进行停战谈判。 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保障工作任务极为繁重。 聂荣臻在这方面费力最多。 第一批志愿军出国，走得非常仓促，聂荣臻多次催促总后勤部，组织好冬装的生产调运，从而保证了出国的志愿军战士每人有一套冬装。 1951年1月下旬，聂荣臻随周恩来到沈阳出席东北军区第一届后勤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着重研究运输问题。 聂荣臻在会上说，志愿军作战取得的伟大胜利，与后勤工作做得好是分不开的。 我们要在朝鲜打败美国侵略军，不但是小米加步枪，还要加很多东西，下一步要联合兵种作战，加的东西更多，后勤任务更繁重，有了东西，还要能运得上去，所以必须做好组织计划工作。 这次会议，对保障好志愿军的后勤工作，促进我军后勤供应向现代化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次战役以后，志愿军提出了进行联合兵种作战问题。 1951年3月21日，聂荣臻召开有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领导出席的特种兵例会，专门研究解决联合兵种作战中的后勤保障问题。 以后这种会议开了多次。 5月19日，在周恩来主持、聂荣臻参与下，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 此后成立了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统一指挥后勤的对敌斗争和组织供应工作，使志愿军的后勤供应逐步好转。 7月，在停战谈判中，美方无理要求我方撤出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遭拒绝后，8月中旬美军发动夏季攻势，同时发动所谓“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又叫“绞杀战”，对志愿军后勤供应线进行更猛烈的狂轰滥炸，我军供应出现了严重困难。
聂荣臻9月27日致电彭德怀报告说：自朝鲜境内山洪暴发，美军空中轰炸以来，9月上半月的14天中，铁路许多地段只能通车3至5个夜晚，行车速度降到每小时5至10公里，电话经常不通，只能由人引导行车。 9月下半月至10月底，要长途运输12万个车皮，但最多只能运6000个车皮。 因此，遵照周恩来指示，主要运粮食、被装、油料，其他物资一律缓运。 为保护交通线，聂荣臻向彭德怀建议：增加高射炮火，保护咽喉地段，尽快修复被炸铁路线，成立中朝联合运输司令部，开辟新的公路倒运物资，改善装卸办法，木材、石料、煤炭等尽量就地取材，与铁道部协调运输计划等7点建议。 这些建议大部被采纳，志愿军指战员在实践中又创造出许多更为有效的办法，挫败了敌人的“绞杀战”，美军于1952年6月不得不宣布放弃“绞杀战”计划。 志愿军作战武器弹药消耗很大。 聂荣臻为保障志愿军的武器弹药供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办法：一是挖掘库存潜力；二是组织兵工生产部门自己修和造；三是向苏联定货。 终于克服了困难，保证了前线作战需要。 为保障志愿军空军入朝参战，1951年8月起，聂荣臻又组织第二十三兵团入朝抢修飞机场。 他找该兵团师以上干部谈话，进行动员，又为他们补充了弹药、器材、机械等。 第二十三兵团9月初入朝，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抢修成了南充、泰川、院里3个简易机场，保障了空军入朝参战的需要。 1951年8月至10月，志愿军在抗击敌人的两次大规模攻势作战中，共歼敌157万人，迫使美军恢复停战谈判。 10月初，毛泽东指示抽调30万志愿军回东北整训待机。 聂荣臻为此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方案。 10月9日，他就上报了撤军计划，计划中还对留在朝鲜的8个军的作战部署作了详细说明。 经毛泽东批准后，按方案落实各项措施，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1952年一二月间，美军竟然先后对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 3月上旬起，聂荣臻组织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七十多位有关科学家，到实地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全世界揭露美军的暴行。 同时，他以最快的速度，短期内筹集了580万份能防霍乱、鼠疫等疫苗，二十多万具防毒面具，送往前线部队，进行了有效的防护。 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迫使美军停止了细菌战。 1952年9月，遵照毛泽东指示，聂荣臻开始组织志愿军大规模轮换入朝参战的工作，到1953年春，共轮换了10个军。 使志愿军在国内得到适当休息，又减轻了后勤供应的压力。 1952年12月，聂荣臻建议，各总部、各大军区机关干部，分批入朝轮换志愿军兵团部以上领导机关的干部，以获得与美军进行实战的锻炼。 建议获批准，后分批组织实施。 1952年春季到1953年夏季，志愿军依托坚固工事，进行防御战，又适时进行小规模、大规模的反击战，共歼敌26万多人。 迫使美军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了停战协定。 历时近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聂荣臻在代理总参谋长的岗位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度过了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 他终于因高血压、心脏病、脑神经失调等病因，累倒在办公室里。 1953年春，朝鲜战争已胜利在望，毛泽东批准聂荣臻到杭州疗养一个月，朝鲜战争胜利后，他才又休息了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