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魔兽世界月卡在哪里买:聂荣臻的非常之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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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的非常之路（二）
第二章 民族危亡关头，受命敌后抗战 第一节 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 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西安三原附近的宫和镇，国难当头，聂荣臻热血沸腾，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红军的高级将领，定当请缨杀敌。 8月19日，聂荣臻接到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通知，毛泽东从延安来电，一军团作为红军抗日先遣兵团，由陈光、罗荣桓率领，率先行动，同时通知他前往洛川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红军出师抗日的有关问题。 8月23日，聂荣臻赶到了洛川。 洛川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在会上，毛泽东还把我军的战略方针，归纳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经过讨论，大家都同意这一方针。 聂荣臻是坚决拥护这个方针的。 8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下达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一二、一二九3个师。 第一一五师由原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七十四师(留陕北)组成，林彪为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10月改称师政委)。 8月29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 聂荣臻任该会委员。 洛川会议结束后，聂荣臻与林彪坐卡车向西安进发。 他们准备在西安换乘火车追赶第一一五师已出征的部队。 谁知，遇上北方秋季大雨，道路泥泞不堪，卡车多次陷入泥坑之中，聂荣臻等将领不得不下车搬石垫路，冒雨推车，弄得泥水满身，疲惫不堪。 卡车行至宜君县附近，再次陷入泥坑，车轮打滑，无法前进。 为了争取时间，聂荣臻和林彪改乘马匹，带上警卫人员先行出发。 去前方的军队领导分两批从西安出发，林彪先走，聂荣臻同周恩来一起，两天后乘坐蒋鼎文派出的专列，前往太原。 火车到达侯马车站。 第一一五师的第二梯队——师直属队和徐海东率领的三四四旅正好行军抵达侯马。 聂荣臻在这里赶上了部队，便与周恩来分了手。 这时，林彪已经带着第一梯队——陈光率领的三四三旅先行出发。 天不作美，连降暴雨，第二梯队的干部战士，由侯马北行不远，同蒲路被洪水冲断，部队行动受阻。 聂荣臻要部队抢修被洪水冲坏的铁路。 部队边修路边前进，于9月中旬到达太原。 第二天离开太原，车到原平不能再往北开了。 聂荣臻率领三四四旅步行北上。 他们经过五台、龙泉关，于9月23日到达平型关东南的上寨。 与林彪会合了。 在上寨师部门口的土场上，他们各自端着饭碗，蹲在地上边吃边谈。 林彪说，国民党第六集团军原来要求第一一五师增援灵丘正面作战，为此，我到距日军仅5公里的灵丘城，侦察敌情，了解友军情况，还看了平型关一带的地形。 今天，接到总部命令，要在平型关侧击日军。 我们可以考虑利用平型关以北险要的地形打一仗。 饭后，林彪在油灯下摊开地图，把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和初步的作战设想逐一作了说明，征询聂荣臻的意见，这一仗打不打?聂荣臻想，当前日本侵略军气焰嚣张，友军锐气尽失，这一仗，事关国威军威。 在洛川会议上，他拥护毛泽东基本上是打游击战的方针，但还有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条。 而且林彪制订的作战部署，比较周密，胜利的把握性很大。 因此，他果断地说：“打!为什么不打呢?利用这么好的地形，居高临下，伏击气焰骄纵的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嘛。 我们要力争在与日本侵略军第一次交锋中，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9月24日，一一五师在上寨镇小学的土坪上召开了营以上干部战斗动员大会。
会上，林彪宣布了作战部署。 聂荣臻进行政治动员，语气坚定有力：这一仗必须打胜!在“恐日病”和“亡国论”到处流行的时候，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都在盼望着八路军出师后的第一个捷报，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着巨大的考验，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担当起救国救民的重任!我们面对的是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第五师团，武士道精神很强，在日军中颇有名气。 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恶战，必须做好充分准备。 与会的团、营干部，都是经过长征的钢铁战士，听了作战部署和政治动员，群情激愤，恨不得立即与日本强盗决一死战。 开完会，林彪、聂荣臻又组织与会干部进行了现场勘察。 聂荣臻爬上山梁，见平型关坐落在群山之间。 这一带山势不高，但是山连山，峰接峰，有利于部队隐蔽。 从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狭窄沟道，地势最险要的是沟道中段，长约十多里，沟深十到一百多米。 大部分地方宽不过三五米，仅容一辆卡车单行，沟道两侧，是刀削似的危岩绝壁，再上面是比较平缓的沟岸。 在这里埋下伏兵，不愁消灭不了进入伏击圈的日军。 当天晚上，一一五师主力部队从上寨、下关赶到离平型关三十余里的冉庄一带，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天突然下起了暴雨，气温骤降，秋寒袭人。 林彪、聂荣臻的决心毫不动摇，两人都说，就是天上下刀子也得出击!午夜，八路军继续向预定地域进发。 他们既无雨衣，又无斗笠，只得在风雨交加中，沿着山间小路和泥泞的山沟穿行。 暴雨汇聚成山洪，战士们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手拉手在急流中进。 大家的手脚冻僵了，牙齿冻得咯咯响。 聂荣臻关注着部队与山洪搏斗的情况。 三四三旅走在前面，两个团都平安地越过激流，走在后面的三四四旅只过了一个多团，剩下的人马却被越来越汹涌的山洪挡住。 有几个战士杀敌心切，急于涉过急流，被凶狂的山洪冲走，不幸遇难。 聂荣臻对林彪说，三四四旅已经过河的一个乡团按预定方案使用，没有过河的部队不再强渡，以免不必要的牺牲。 林彪同意这个意见。 1937年9月25日，聂荣臻同林彪指挥了威震中外的平型关大战。 当天早晨，部队按预定时间赶到了目的地。 由杨得志、陈正湘率领的六八五团和由李天佑、杨勇率领的六八六团，埋伏在沟的东岸。 三四四旅张绍东、韩振纪率领的六八七团，占领了东河南以北的高地，以便切断敌人后路。 陈锦秀、田守尧率领的六八八团，作为预备队。 杨成武的独立团和刘云彪的骑兵营已分别向平型关东北和以东开进，配合平型关作战。 大战一触即发。 激战前的战场，出奇的平静。 聂荣臻想到，中国有句成语叫“请君入瓮”。 日军要进攻平型关，必走这条十里长沟，这帮凶狠暴戾的强盗只要进入这个有几千伏兵的“巨瓮”，就会成为“瓮”中的死鳖!上午7时许，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辎重和后卫部队进入了伏击圈。 一百多辆汽车载着日军和物资在前，二百多辆骡马大车拉着大炮和给养紧随其后，压阵的是骑兵。 日本兵毫无战斗准备。 山沟里，马达声、马蹄声、大车的轱辘声，响成一片。 敌情汇集到师部，敌军已经全部进入伏击圈，沟道里足有一千多人。 林彪、聂荣臻立即下达了攻击命令。 顿时，八路军的枪弹、迫击炮弹飞向敌群，手榴弹雨点般地泻进沟道。 日本侵略军鬼哭狼嚎，血肉横飞，汽车撞汽车，人挤人，马狂奔，乱成一片。 聂荣臻发现日军很顽固，利用汽车作掩护，进行顽抗，并且组织兵力抢占有利地形，忙对林彪说：“对这块肥肉，块大不好一口吃掉，得分而食之，还不能让他们有喘息时间。”
林彪说：“是这样。 部队得冲下沟道公路，将敌人切成几段，分段吃掉!”于是他们立即命令部队出击，并指令六八六团派出一个营，冲过公路，抢占在设伏前因怕暴露目标而来不及占领的老爷庙制高点，以便两面夹击敌人。 八路军勇士高喊着向敌人扑去，展开了肉搏战。 聂荣臻透过望远镜看见那群经过武士道训练的日军失去指挥，被分隔开来，仍然利用汽车和沟坎，进行顽抗。 我军攻势越来越猛，连伤员也与敌军扭打在一起，互相用牙齿咬，用拳头打。 敌人终于支撑不住，逐渐被消灭。 他知道，六八六团副团长杨勇在激战中负了伤，仍继续指挥部队。 六八五团一连连长曾贤生，带领战士冲入敌群，在肉搏中壮烈牺牲。 清理战场时，人们发现有位战士与敌人拼刺刀时，双方的刀同时刺入对方的胸膛，一齐倒在血泊中。 中午时分，被堵截在辛庄、老爷庙、小寨村一线山谷的一千多名日军全部被歼灭。 八路军缴获步枪一千余支，机枪二十多挺，击毁汽车一百多辆，马车二百多辆。 日军增援部队被独立团和骑兵营阻击在灵丘以北和以东地区。 独立团还在灵丘与涞源之间的腰站，击毙增援的日军三百余名。 血战后的十里长沟，日军人仰马翻，尸体狼藉。 燃烧的汽车，遗弃的武器，散落的文件、作战地图，写有“武运长久”的日本军旗及各种罐头食品满地皆是。 聂荣臻走下山谷，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部队对日军的武士道精神估计不足。 干部战士们仍然用国内战争时期对待白军的办法对被击溃的日军喊话，“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为此吃了许多亏。 有的战士去背日军的重伤兵，被一口咬掉耳朵；有的战士为躺在地上的日军包扎伤口，反被开枪打死，付出了血的代价。 在激战和打扫战场中牺牲的二百多人，大多是经过长征的老战士。 聂荣臻为他们的牺牲痛惜不已。 突然，从离聂荣臻不远的一个山洞里传出几声沉闷的枪声，警卫员阮寿贤急忙拉着聂荣臻闪到隐蔽处。 原来，一个日本兵钻进了山洞，不但不投降，还向外打冷枪。 几个战士朝洞里射击，总也打不着他。 聂荣臻说：“丢手榴弹，炸死他!”随着一颗手榴弹在洞内爆炸，山洞里终于沉默了。 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平型关大捷，威震中外。 这一仗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威，大大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第二节 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 根据毛泽东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9月30日，聂荣臻和林彪致电毛泽东等：建议由一一五师直属队率领部分兵力到阜平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 10月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敌占太原后，战局将起极大极快之变化，拟作以下部署：留一一五师独立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一一五师主力转移到汾河以西吕梁山脉；总部转移至孝义、灵石地区。 据此，八路军总部当即决定，聂荣臻留守五台山地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聂荣臻担负这一重任是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当面告诉他的。 多年来，他一直在党中央和毛泽东身边工作。 这次要孤悬敌后，独当一面了。 聂荣臻知道任重如山，非同一般。 留给他的部队，只有师独立团、骑兵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加上各地方工作团，也不过3000人。 在晋、察、冀三省交界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区，面对四周强大的敌人，这点力量是很单薄的。 必须使部队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才行。 而要扩大部队打开局面，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干部。 第二天，他来到总部，希望帮助解决干部奇缺的问题。 总部当即决定，将唐延杰、舒同、王宗槐留在晋察冀军区。 在此前后，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对聂荣臻非常支持，挑选了一些人留下来。 像搞后勤工作的查国桢，搞卫生工作的叶青山；政治部留下了潘自力、余光文；司令部留下了刘彬、黄鹏、刘显宜、路遐、李廷赞等。 人数虽少，但一个个都很得力。 罗荣桓还留下了师随营学校。 师教导大队队长孙毅自告奋勇要求留下办学，培养干部。 聂荣臻对这一切深感满意。 从此，聂荣臻和留下的人员被隔绝在敌后。 深秋时节来临，五台山区有时细雨霏霏，有时大雪纷飞，天气一天冷似一天，花草枯萎，树木凋零。 聂荣臻和他的战友们几乎天天研究，在艰难处境中，究竟应该怎样开展工作。 他们围着火盆，面对地图，商谈着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各种问题。 聂荣臻认为，兵力太少，这是最大的问题。 他说：“要创建根据地，必须首先发展武装。 没有武装，一切都谈不上。” 物资奇缺是晋察冀面临的又一大困难。 他说：“我们经过市镇，市镇是萧条的，走过县城，县城是空虚的，留下的多是些老头老太太。 但是，要解决物资方面的困难，需要发动群众；要补充兵员，扩大武装，也离不开群众。 所以，如何发动群众，就成为我们创建根据地成败的关键。” 经过讨论，大家认识统一了，创建根据地的关键是要扩大武装和发动群众。 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县石咀的普济寺宣告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查国桢任供给部长，叶青山任卫生部长。 11月13日，经八路军总部批准，聂荣臻发布了成立4个军分区的命令：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邓华；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赵尔陆；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平(后陈漫远为司令员)；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周建屏，政委刘道生。 11月8日，太原失守后，中央北方局派了大批知识分子来到五台山，其中有参加革命较早而年仅25岁的黄敬、邓拓等。 聂荣臻热烈欢迎他们，说：“毛主席告诉我们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告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转入了主导地位。 敌后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艰苦的，要有啃树皮吃野菜的决心，你们得有这个思想准备哟!”才华横溢的邓拓告诉聂荣臻，他来五台山之前，已经学会了识别和采集多种野菜，为的是日后困难时能借以充饥。
聂荣臻用赞赏的目光看着邓拓，高兴地开了个玩笑：“好啊，五台山欢迎你们这样的野菜书生。” 说得大伙儿全乐了。 时过不久，宋劭文找到聂荣臻说，阎锡山来了电报，大发雷霆，说他在五台县河边村的家被八路军抄了，让宋劭文赶紧去调查处理，并向八路军提出抗议。 经过调查，发现了是八路军的民运工作人员带着区里的干部干的。 后来接到越来越多的报告，诸如发生了“打土豪”的事。 聂荣臻要舒同负责立即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他说：“通知他们立刻停止这种盲目的做法，否则将会削弱抗日营垒的社会基础，扩大敌人的力量，使我们吃大亏。 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以及一切赞成抗日的各阶级各阶层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是当务之急。 告诉那些头脑发热帮倒忙的同志们，不管是地主还是富农，只要他愿意抗日，我们都要团结。” 经过教育，原先摩拳擦掌的人都能闻过即改，抄家游斗土豪的行为被制止住了。 农历10月，五台山顶峰已积下皑皑白雪。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五台山僧众一致抗日，聂荣臻带人专程?span class=yqlink>仙剑剿旅砑械奶ɑ痴蚩赐黾胰恕?/p> 五台山上，云雾缭绕。 五台山佛教僧会会长、大法师然秀闻讯，特地组织了寺庙乐队欢迎。 聂荣臻对然秀说：“真想不到，在这偏僻的山乡，在这四面被敌人包围的境地，还能听到如此幽雅的音乐。” 聂荣臻亲临五台山寺庙，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和抗日救国纲领，态度亲切热情，令佛门众弟子深受感动。 然秀代表五台山僧众表示：“出家人慈悲为怀。 我等出家不出国，保不住国家，佛教、寺庙何存!抗日救亡，僧众有责!”不久，在当地抗日政府的帮助下，五台山寺庙成立了由青年僧人组成的抗日自卫队，参加了站岗放哨，练兵习武，打击日伪军的活动。 “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聂荣臻写下了他发自内心的誓言，也是对全体坚持敌后斗争的将士们的勉励。 为了更靠近前线和到人口比较多的地方开展工作，1937年11月18日下午，聂荣臻率领军区领导机关抵达阜平城。 到达阜平城的当晚，聂荣臻同公开身份为山西“牺盟会”成员、实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宋劭文、盂县县长胡仁奎以及冀、察两省的有关人员，就成立全区的政权机构问题，一直商量到下半夜。 聂荣臻说，前几天刘少奇复电指示，同意立即筹备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 只有有了抗日政府，制定了有利于抗日的各项正确政策，才能发动群众抗日，稳定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 12月5日，阜平城里挂起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筹备处”的牌子。 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晋察冀地区有39个县表示愿意参加军政民代表大会。 1938年1月10日，是阜平山城有史以来最为盛大的节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 聂荣臻作为149位代表中的一员，与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阶层和团体的代表、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来自五台山的和尚、喇嘛代表欢聚一堂。 代表会议共开了6天。 聂荣臻、刘奠基、吕正操、李杰庸、孙志远、张苏、娄凝先等当选为边区政府委员，宋劭文、胡仁奎分任正副主任委员，“老乡政府在阜平成立了!”边区的老百姓奔走相告。 可是成立边区政府这件大好事，却遭到两个方面的反对。 党内，王明以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名义来电，说晋察冀这样做会“刺激”国民党，对全国统一战线的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 聂荣臻致电朱德指出：如按王明意见行事，我们当放弃独立自主方针，这正符合阎锡山的要求。
这样，我们“便(要)为他人作嫁衣裳”。 后来，王明的错误观点受到了党中央的批评。 党外，阎锡山反对。 边区政府成立后，坚决推行减租减息政策，作为发动群众的主要措施。 不多久，工、农、商、妇女、青年组织都成立了各种领导机构。 其中农民救国会的会员达57万多人。 聂荣臻看到这一切自然很高兴。 1938年2月，彭真到达晋察冀，代表北方局领导晋察冀边区的工作。 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彭真协同聂荣臻指导晋察冀、平汉路东以及平、津两地党的工作。 同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彭真为书记，聂荣臻、关向应、程子华为委员，组成中央晋察冀分局。 1941年1月彭真回延安，由聂荣臻代理分局书记。 一到敌后，聂荣臻始终抓紧抗日武装力量的建设。 收编杂色武装，是晋察冀武装力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抗战初期，聂荣臻先后收编的杂色武装共有三万多人。 发展抗日武装，聂荣臻更加重视发动群众参加八路军。 经过努力，到1938年底，晋察冀军区的武装部队发展到近10万人，另有民兵等人民武装10万多人。 在一年的时间，由3000人的武装，发展到这样的规模，里面凝聚了聂荣臻的大量心血。 缺乏干部，是晋察冀初创时期的最大困难。 在聂荣臻的关怀领导下，1937年12月，以一一五师教导营为基础，在阜平成立了军政干部学校，孙毅为校长。 这所速成性质的学校，一年内培养了一千四百多名干部。 1939年2月，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教职员和学员两千多人来到冀中，聂荣臻多方关怀。 1个月后，聂荣臻指示成立军区教导团，专门培养连排干部。 抗大二分校、军政干部学校和军区教导团，为晋察冀军区培养了大批干部，满足了各方面的需要。 在敌后，聂荣臻深感困难的另一个问题是武器弹药的严重短缺。 面对现实，他要求各部队发动群众，收集散在民间的各种枪支弹药，以应急需。 1938年5月，他指示在五台县西会村成立了军区的第一个枪械修造所，修造步枪、手榴弹。 1939年4月，军区军事工业部成立。 后来，该部发展成拥有6个修械厂，一千多名工人的军工生产部门，能修枪械，制造黑色火药和手榴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边区武器弹药紧缺的困难。 聂荣臻一到阜平，就注意开辟冀中根据地。 经过了解，中共地下党员、原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率部于1937年10月11日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改称人民自卫军，部队发展很快。 此外，中共中央北方局还派了红军干部孟庆山在保定失守以前到达冀中，在保属省委领导下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领导组建了一支武装游击队。 12月中旬，聂荣臻要吕正操率部到达阜平，进行整训。 在路西整训了1个多月的人民自卫军，建立了具有红军优良传统的政治工作制度，明确了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指导思想和坚定信心，返回冀中，利用日军兵力少而分散的弱点，迅速收编或歼灭了十多股土匪武装及部分伪军、伪组织，以后又北上到北平、天津、保定之间的三角地区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于1937年12月成立的由孟庆山任司令员的河北游击军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并取得了许多胜利。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根据聂荣臻反映的情况，命令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孟庆山任副司令员，总兵力一度达到六万余人。 第三纵队在聂荣臻的领导指挥下，长期坚持了冀中平原的游击战争。 1938年2月9日，毛泽东发出了“关于建立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聂荣臻接到指示后，决定派一分区政治委员邓华执行这项任务。
他找邓华谈话，邓华问：“开辟根据地，要注意哪些关键问题呢?”聂荣臻说：“关键是要在那里牢牢地站住脚跟，打出一个好的局面来。 不能到了那里，扩充一些部队，抓一把就走。 ‘抓一把’，是抓不到东西的，也是同我们建立根据地的意图相违背的。” 4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命一二师宋时轮支队开赴平西，与邓华支队会合。 宋、邓支队会合后，总部正式命名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 1938年7月6日，在冀东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以第四纵队为坚强后盾，冀东爆发了有20万群众参加的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其声势之壮，规模之大，一时震动了全国，风闻于世界，8月，第四纵队与李运昌率领的冀东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冀察热辽军区，部队扩大到约十万多人。 聂荣臻对此极为振奋。 8月4日，他向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建议，第四纵队应在现有地区以“立定足跟为原则，因为在敌人的深后方发展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困难的，所以必须向蓟(县)、平(谷)、密(云)加紧工作，逐渐向东南发展”。 8月13日，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联名复电：“宋邓纵队主力在现地区平谷、蓟县、密云一带加紧工作，站稳脚跟，再逐渐向东南发展的方针是好的。” 但到9月中旬，传出了日军将大举围攻冀东的消息，当时领导冀东武装起义的某些领导人对这个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率起义武装共五万余人以及大批地方干部，于10月中旬向白河以西地区撤退，遭受重大损失。 10月下旬，起义领导人李运昌等率部分部队返回冀东，坚持了冀东地区的斗争。 1939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以萧克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冀热察挺进军，重新进军冀东。 坚持冀东斗争的部队在李运昌、李楚离等领导下，积极发动群众，打击敌人。 到1940年，冀东终于成为一个拥有560万人口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 在开辟冀中、冀东根据地的过程中，聂荣臻还命所部逐步开辟了平西、平北根据地。 北岳、冀中、冀东、平西、平北根据地的建成，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完整的体系。第三节 粉碎日军的二十五路围攻 晋察冀军区成立后，八路军主力部队、游击队以及各种抗日武装，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敌后不断发展壮大，到处袭扰敌人的铁路、公路交通线和沿线据点，使日本侵略军越来越感受到了来自侧后的威胁。 因此，1937年11月24日，日军就以两万之众的兵力，沿平绥、平汉、正太、同蒲4条铁路干线，分8路围攻刚成立的晋察冀军区。 日军来势汹汹，各地纷纷告急。 聂荣臻抓住日军地形生疏，有不少伪军参战，不敢贸然深入晋察冀军区腹地的弱点，要求各军分区把有基础有经验的老部队部署在机动位置上，相机打击敌人，更多的则是指挥大量的新组建的民兵、自卫队等游击武装对敌人进行伏击、侧击、夜袭。 这样做，使日军疲惫至极，狼狈不堪。 反敌围攻作战历时1月，在一二师、一二九师部分部队的配合下，毙伤日伪军二千余人，敌被迫放弃晋察冀根据地边缘地带的几座县城，惨败回巢。 边区的部队带着大量战利品，在父老兄弟姐妹们的欢呼声中凯旋。 1938年1月31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 按照习惯，这天大家互祝新年，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也显得非常热闹。 这个春节，聂荣臻过得相当愉快：一是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正在逐步走上正轨；二是接待美国军事观察员卡尔逊来访获得了成功。 通过第一个进入根据地的外国人赞赏的目光，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的方向是正确的；三是他的妻子张瑞华居然奇迹般地在除夕的前两天从延安赶到阜平，与他过了个团圆年。 但聂荣臻太忙，就在春节期间，接到总部训令，为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拖住津浦路沿线之敌不使其向南进攻，要晋察冀军区在平汉路方面主动出击。 从2月到7月，他组织所属部队，分3次大规模出击平汉路，共歼敌四千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器材，使平汉路多处遭到破坏，几度不能通车。 晋察冀军民在敌后反“八路围攻”、“三次出击平汉线”等，接连取得的军事胜利和根据地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使日本侵略军深感不安。 1938年秋，据北平汉奸报纸《正报》转载日本同盟社的电讯说：“五台山岳地带为共产军在山西蠢动之策源地，更为向山西、绥远、京津诸地方实行赤化工作之根源。” 因此，下决心要铲除这块“策源地”。 1938年9月，日本侵略军大本营制定了“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作战计划。 “北围五台”，与“中攻武汉，南取广州”相提并论，可见日本侵略军已经把晋察冀作为一个战略要点来对待了。 根据这个计划，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山杉元调集3个师团、3个旅团等共5万兵力，从9月20日起，兵分25路，从四面八方开始向五台山区发动进攻。 敌人这次出动的部队，几乎是清一色的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和八路军控制的县城，其作战方针是分进合击，多路围攻，步步为营，达到彻底消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聂荣臻与他的助手们研究了敌人围攻的特点，制定了各部队反“围攻”应采取的作战指导原则：基本上仍然是打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以小部队围绕在进攻敌人的周围，不断袭击、扰乱、消耗和疲惫敌人，争取在条件有利时集中主力，歼灭敌人一部或一股，或是将主力转移到外线进行机动，使敌人扑空。 对深入和据守边区内地的敌人，要连续猛烈地袭击，并开展交通破袭战，打击敌人的交通运输部队，结合坚壁清野，以围困的办法逼退敌人。 待敌人疲惫已极被迫撤退时，就集中主力，配合游击队沿路埋伏，前后堵击，力求消灭一部或一股敌人。 由于指导思想明确，边区军民又已经有了近1年反围攻的锻炼，对于打败敌人，大家是充满信心的。
从聂荣臻组织部队主动出击平汉路以后，日军为了报复，对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阜平进行猛烈轰炸和“扫荡”。 为了能安全地指挥作战，聂荣臻把军区司令部转移到五台金刚库。 一天，金刚库上空突然出现一架日军侦察机，盘旋侦察。 这使聂荣臻警觉起来，他命令军区机关及直属单位立即转移。 果然，不久日军的轰炸机飞临上空，进行狂轰滥炸。 原来金刚库有个汉奸，在天津某电话局当局长，他了解八路军在金刚库的住处，向敌人告了密。 那次如果不及时转移，军区机关可能会遭受重大损失。 五台是这次日军进攻的重点。 在第一阶段日军出动的10路进攻部队中，就有4路是以五台为目标分进合击的。 二分区的主力四团、五团、六团和地方部队进行了顽强阻击，使日军遭受重大损失。 聂荣臻率领军区领导机关转移到耿镇与石嘴附近的一条山沟里，正值日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大队长清水正夫率部在飞机掩护下进攻五台县东南的柏兰镇。 这个清水是气焰极为嚣张的军国主义分子，一再发誓要荡平五台山，要带兵“胜利”地开进五台县城。 为了防止敌人太逼近首脑机关，聂荣臻要唐延杰参谋长立即指挥二分区的部队和军区学兵营掩护机关和后方人员转移。 唐延杰指挥部队在牛道岭袭击了敌人。 他亲自带一个警卫连冲下去，敌人猝不及防，一下子被击毙了不少人。 当时并不知道清水大队长也被打死了。 击毙日军清水大队长之事，聂荣臻是20天后从敌人的报纸上得知的。 他在偶然得到的日本《福冈日日新闻报》上，看到10月6日日本同盟社的一条电讯，说：“山西肃清战中著有赫赫武勋的清水大佐战死……而在这些将校的死亡之外，其兵士死伤的人数，更不在少数。” 那张报上还刊登了日军抬着装有清水尸体的棺材进五台县城的照片。 聂荣臻立即将这个情况向总部做了报告。 为了贯彻“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条，聂荣臻在指挥反“围攻”作战中，始终注意捕捉打运动战的有利战机。 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10月初的阜平东西庄大战。 聂荣臻判断，阜平是日军必然要夺取的要点，于是命令第一、第三军分区的主力，加上冀中独立旅一部，布防在阜平到王快之间，选择有利地形隐蔽待机，争取给进攻阜平的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 10月4日，一股几百人的日军，附炮18门，在飞机掩护下，以骑兵为前导，直扑阜平，形成孤军深入之势。 当这股日军进到东西庄时，我伏兵突然向日军猛扑，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很快进入白刃战，我军一举歼敌三百多人。 紧接着，曲阳、党城一线日军三千多人快速增援东西庄。 在战斗最关键的时候，聂荣臻与团长们直接通电话。 一次，他给三团团长纪亭榭打电话说：“纪亭榭!我告诉你，你一定要顶住!给你下个死命令，要做到人在阵地在，听清了吗?!”纪亭榭义无反顾：“好!我和我们三团全体人员一定按司令员命令做到人在阵地在!”在激战中，日军竟然打了四百多发毒气弹，我军不宜再战。 聂荣臻命令留一个营掩护，主力退出战斗。 这是一次硬仗，八路军共歼灭日军一千多人，部分地达到了打运动战的目的。 我军也伤亡了四百多人，大多是由于中毒造成的。 聂荣臻嘉奖了各参战部队，特别打电话嘉奖了三团，并派邓拓专程到三团慰问。 聂荣臻及时总结了中毒部队的防毒经验，以急电传达到各部队，以为借鉴。 聂荣臻一边带领军区机关向蛟潭庄转移，一边指挥全区的反“围攻”斗争。 五万多敌军压境，陆续侵占了边区全部重要城镇，情况是空前严重的。
中共晋察冀分局发出号召，要求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配合部队作战，将日本侵略军赶出边区。 9月30日，聂荣臻连续向总部和中央发出两份电文，如实反映了困难的局面，要求八路军总部“速令一二九师及一二师、徐旅给我配合，若五台失守仍须积极配合我作战，否则我将处于最不利之地位。” 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领导人以焦急的心情，关注着晋察冀的反“围攻”斗争。 10月2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聂荣臻：根据敌人的进攻特点，应“相当地集中主力，于我有利的各种条件(敌人弱，地形有利)方面准备待机。” 在这份电报中，总部还命令第一二九师破坏正太路，积极尾击由正太路北进之敌。 命令一二师的三五八、三五九旅采取有力措施配合晋察冀军区作战。 聂荣臻很高兴，晋察冀的斗争能得到友邻部队的配合，而且上级的指示与自己对作战指导原则的精神是一致的，从而对这次反“围攻”作战的胜利更加充满了信心。 此后，晋察冀的部分部队，采用游击战术，与敌周旋，主力部队则跳出合围圈，在敌供应线的侧翼，更加积极坚决地打敌运输队及掩护部队，大量破坏道路、桥梁。 由于认真坚决地贯彻了总部和军区的反围攻作战方针，到10月下旬，整个战局起了很大的变化。 进入山地的日军十分疲惫，八路军却愈战愈勇。 聂荣臻命令各分区集结主力，予敌以狠狠打击。 在一二师三五八旅、三五九旅配合下，军区部队在各地主动出击，重创日军。 其中在高洪口战斗中，军区部队与三五八旅配合，歼灭了日军蚋野大队长以下五百余人。 至11月7日，历时48天的反敌25路围攻的战斗胜利结束，日军被毙伤五千二百多名，其“北围五台”的幻梦彻底破灭，最后不得不狼狈逃窜。 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在反围攻的炮火中，安全地转移到了平山县的蛟潭庄一带。 反围攻胜利以后，聂荣臻结合创建晋察冀根据地以来的历次作战，总结出了游击战的五条重要经验：第一，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一旦离开，运输联络就十分困难。 特别是深入山地之后，辎重过多，行动滞笨。 此次进攻五台，就用了近1000匹牲口，每日行军不过十余里，便于袭击。 第二，敌人占据某一据点之后，如果后方交通线被切断或破坏，据点中的敌人立即孤立，非败退即被消灭。 第三，敌人因地形不熟，害怕夜间战斗。 八路军组织夜袭，一般都能成功。 第四，在山地，敌机械化武器大多失去作用，大部队在山沟里无法展开，小部队不敢轻易深入。 八路军在山地却可以经常举行袭击或伏击。 第五，敌人在受到了严重损失后，为维护其所谓“皇军的威严”，事后总要进行报复性进攻，已成规律。 八路军可据此伏击歼敌。 这次反围攻的胜利，意味着晋察冀边区已成为敌后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了。第四节 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敌后不断发展壮大，受到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高度重视。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1938年10月5日在致聂荣臻等的慰问电中称：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这是晋察冀被称为抗日模范根据地的最早由来。 早在1938年3月2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的演讲中，就称赞过晋察冀所取得的成就：“如王羲之所说，‘大块假我以文章’，岂只大块地方可以做文章吗?……聂荣臻现在五台山造成一个抗日根据地，在平汉、平绥之间大唱其戏。 一边喊：‘打倒王克敏’，一边喊：‘活捉聂荣臻’，打了好多回合，日本人打不过，便烧了老百姓好多房子。 也好，烧了房子他自己也不能去，老百姓又好去当游击队。 于是男女老少，全体动员，自卫军，少先队，又办学校，训练干部。 几十个县城没有官了，于是建立抗日政府，且向热河打去……”11月，就晋察冀创建一年来的斗争情况，聂荣臻向党中央写了一份详尽系统的报告。 毛泽东认为很有意义，要聂荣臻补充修改后出版。 补充后的报告共十万余字。 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接到报告后复信聂荣臻，“荣臻同志：你著的书及送我的一本照片，还有你的信，均收到。 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 书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照片正传观各同志。 望努力奋斗，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新作品。” 毛泽东用他那流畅有力的笔触将书名定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 由聂荣臻署名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1939年5月在延安、重庆两地公开发行，成为第一本系统介绍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专著，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 实践证明，在近两年的时间内，晋察冀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在敌后站住了脚，而且全面地创造性地执行了党中央有关抗日的各项方针政策，充分发动了群众，使八路军的军事斗争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不断发展壮大，使日本侵略军深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晋察冀边区在彭真、聂荣臻、宋劭文等人的领导下，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根据地的全面建设。 除大力加强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的建设外，还特别重视党的建设。 聂荣臻认为，要建设好根据地，首先必须要加强党的各级领导。 这是根据地得以巩固扩大的根本保证。 在北方分局领导下，除了成立党校，还大量举办了各级党组织的训练班，轮训党的干部。 在党员觉悟普遍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把表现不好或不起作用的党员清除出党。 这就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提高了党的质量，使党的领导和核心作用大为增强。 为了建立既是抗日又是民主的根据地，边区广泛地开展民主政治运动，进行区、村政权民主选举，逐步加强和改造了基层政权。 聂荣臻确定，群众发动起来后，用各种办法检举基层政权中的不良分子，把他们清除出去，然后选举能代表基本群众利益的人出来掌握政权。 各地还实行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改革了政权机构。 代表由村民大会选举产生。 农民群众文盲多，投票选举颇为不便，他们就创造了在当时是极为民主的“豆选”办法。 就是候选人每人背后放一只碗，选民想选谁就往谁的碗里放颗豆子，最后以豆子的多少来确定选举结果。 这样的民主权利，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党和政府领导群众普遍贯彻减租减息政策。 1938年2月9日，边区政府即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规定地主的土地收入，一律照原租额减收25%；债主的利息收入，一律不准超过1分(即10%)。 此外，额外附加一律废除，高利贷一律禁止。 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大大减轻了封建剥削对贫苦农民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从而对发动群众起了关键作用。 但有的地方也出现了政策界限不清的做法。 聂荣臻发现后及时向干部们指出：“我们是要吃牛肉还是要喝牛奶。 吃牛肉一下把地主、富农的财产全没收，不是很痛快吗?但是这样做，只能是帮敌人的忙，会把地主、富农都赶到敌人那边去，又将形成中央苏区时‘赤白对立’的现象，危及到我们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 我们认真搞减租减息，只要地主、富农执行政府规定的政策，就团结他们一道抗日。 这是挤‘牛奶’的办法，慢慢挤，细水长流。” 聂荣臻的举例生动鲜明、通俗易懂，很快被广大干部群众接受。 晋察冀孤悬敌后，几乎得不到任何物资接济，因此聂荣臻非常重视组织军民生产。 在他的倡导下，边区政府一开始就鼓励群众发展生产，植树造林，兴修水利，改良耕作方法，开垦荒地，多打粮食，支持抗日，改善生活。 到1939年，又颁布了《奖励生产事业条例》和《垦修滩荒办法》，号召平原地区少种棉花，以防被敌人掠夺利用，要求各地多种粮食，发展手工业，尽量自织土布，以满足军需民用。 晋察冀边区还逐步加强了财政建设，健全了财政制度，保障了军需民用。 根据地的军政费用，主要来源于“合理负担”、田赋和税收。 聂荣臻说：由于我们的部队和干部，大多来自劳动人民，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一开始他们就提出，抗战的财政都要由有钱的地主、富农或工商业主负担。 这样做显然不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 所以，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提出了合理负担的办法。 晋察冀合理负担的办法，使负担面达到边区总户数的60％左右。 “救国公粮”由村政府征收、支付和保管。 这样，村村有粮站，村村有仓库，可以到处取给，不误需用，还节省运输，减少了损失。 部队、政府机关用粮，由政府按月按定量发给粮票，保障了供给。 采取这些措施以后，边区财政逐步走上正轨。 聂荣臻曾不无自豪地说，自古以来，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说法，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不存在“粮草先行”的问题，部队基本上是走到哪里，便可以就地取得“粮草”供应。 晋察冀在发动群众中，还大力加强了对群众组织的领导。 根据地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和儿童，都广泛地组织起来，使他们在抗日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聂荣臻说，抗战时晋察冀的群众组织得很好，社会秩序井然，真可以说是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程度。 只要在边区，我们走到哪里都非常安全。 事实也确实如此。 聂荣臻经常到各军分区检查工作，或到北方分局开会，有的相距百里以上，他都是只带一名警卫员，一人一匹马，说走就走。 有时在老乡家吃饭或住宿，都受到热情接待，安全得很。 聂荣臻还十分重视边区人民的政治文化教育。 他指示边区政府普遍发展了小学、中学和冬学、夜校，村村办有“扫盲班”，帮助不识字的农民学文化。 文化教育活动，不仅遍及边区各地，还发展到一些游击区和敌占区。 到1939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北岳区和冀中区共办有七千多所小学，7所联合中学，中小学生达三四十万人。 晋察冀还创办了华北联合大学和抗战建国学院2所高等院校，培养了大批各类干部。
边区军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对建设边区、保卫边区产生了积极影响。 1940年8月，在彭真主持和聂荣臻的参与下，对晋察冀推行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 因为纲领恰恰是20条，所以称为《双十纲领》。 这个纲领被延安《新中华报》称为“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的施政纲领，是最适合目前抗日需要的”。 纲领受到晋察冀各阶级、各阶层的热烈欢迎。 它使边区建设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就，使根据地日趋巩固，对游击战争的坚持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光辉成就，使从大后方来到根据地的人，赞美不已。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曾在晋察冀作了6个多月的考察，对15个县、500多个村庄进行了调查访问，后来写了一本影响颇大的书：《华北敌后——晋察冀》。 他在书中热情地呼喊道：“抗日民主之花开遍了华北!”“华北是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他称晋察冀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模范的抗日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晋察冀边区，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 “晋察冀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形!”在晋察冀，文化工作蓬勃发展。 抗战初期，聂荣臻对平型关战斗中沙飞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照片赞不绝口。 当沙飞提出，希望留在一一五师工作，聂荣臻满口答应。 1939年元旦，军区在蛟潭庄举办了一次摄影展览，轰动了整个山村，部队的干部战士看，附近村子的老乡也来看，热闹非凡。 聂荣臻也挤在人群里欣赏。 他对沙飞、罗光达说，照片形象鲜明，真实生动，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要是能放大，群众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 他还规定，今后军区的重要活动，都要通知摄影记者参加。 后来看到沙飞等用自制的土放大机放大的照片时，聂荣臻高兴地说，共产党、八路军做什么事都有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太好到比较好的过程。 1942年7月，《晋察冀画报》创刊。 7月7日聂荣臻为创刊号题词：“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的画刊里。 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的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在如何的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这本创刊号，根据聂荣臻的指示，用铜版纸印刷，文字说明用中英文对照，画面用简单的彩色套印，令人耳目一新。 在聂荣臻的关怀下，1937年12月11日，《抗敌报》和“抗敌剧社”在同一天成立。 《抗敌报》由邓拓任社长，最初是油印的，以后逐步发展成石印、铅印的报纸。 印数也由开始时的几百、几千份，发展到几万份。 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它积极宣传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日的方针政策，准确、迅速、及时地报道边区军民火热的斗争生活，成为深受大众喜爱而又具有权威性的报纸，为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聂荣臻高度评价邓拓和《晋察冀日报》，他说：“我喜欢辛勤办报的邓拓和那些年轻有为的办报人员。 《晋察冀日报》社在反‘扫荡’期间，经常是一面打游击，一面工作。 整个报社精干得很，就是那么几头骡子，驮着轻便的印刷器材，编辑记者们背着轻便电台。 邓拓带领大家，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与敌周旋。” “抗敌剧社”在阜平成立时，最初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队，演出一些简单的节目。
后来从城市来了一批知识分子，演出的节目就丰富一些了。 1939年初开始有了女演员，演出的水平更进了一步，可以演出多幕话剧了。 聂荣臻尤为重视文艺工作，“抗敌剧社”演出的《松花江上》、《张家店》、《美人计》、《顺民》、《林中口哨》等戏剧，演出水平虽然不很高，但他一有空就去看。 戏剧《顺民》是崔嵬在大后方写的，某些情节不大符合敌后斗争的实际与需要，聂荣臻看后说：“剧中老大爷遭日本兵毒打，儿媳妇被强奸，猛醒后放火烧掉自家的房屋去抗日，这个抗日愿望很好，但是房子却烧得不对头喽!敌后要建立我们的根据地，有时敌人‘扫荡’，我们号召群众坚壁清野，为的是不给敌人留下粮食和物品，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出根据地。 至于房子，还得留下，敌人走了，我们回来还得住呀，老百姓也是不赞成‘焦土抗战’的嘛。 所以说，艺术要符合斗争需要……”抗敌剧社和华北联大文工团、西北战地服务团联合演出苏联话剧《母亲》，他观看后接见了剧组，称赞他们演了一出有很大教育意义的戏剧，并说武装斗争与文化建设是不能对立的，文化加军事加政治就等于革命军队的战斗力。 1942年，晋察冀边区的斗争进入极端艰难困苦的时期。 这年的1月15日，聂荣臻在平山县寨北村出席了晋察冀分局高干会议。 会议期间，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等人向聂荣臻提出，大家从战斗的第一线到分局和军区来开会，希望能看到一些水平较高的演出，譬如曹禺的话剧《日出》，请聂荣臻问问抗敌剧社，能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聂荣臻马上把剧社社长汪洋和指导员刘肖芜找来，转达了这一意见，并说：“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是农民出身，只了解地主，不了解资本家，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情况更不熟悉，看一看《日出》这个戏有好处。” 汪洋和刘肖芜返回剧社，连夜紧急动员，并从联大的沙可夫那儿找来了剧本。 就这样，他们3天3夜不睡觉，硬是把戏给排出来了。 于是，奇迹出现了，抗敌剧社仅用了3天时间，就把大型话剧《日出》搬上舞台，献给了边区的领导者们和全体军民。 雪花飘飘，天寒地冻。 搭在雪地里的帐篷舞台，四周挖着一条燃着炭火的土沟，还不断给演员发酒，以便为穿着单薄衣服和旗袍的演员驱寒。 3个多小时的演出，使身处敌后的人们大开眼界，热烈的掌声在冬夜的原野里经久不息。 演出结束之后，聂荣臻特地走上台向演员们表示感谢，还称赞饰演“小东西”的年轻女演员方碧演得好。 方碧幸福地望着慈父般的司令员，眨了眨美丽的大眼睛，甜甜地笑了。 两个月后，方碧深入到游击区和敌占区宣传演出，在山西崞县神岗头遇敌牺牲。 才华横溢的编剧崔品之被俘，后来宁死不屈，也牺牲了。 消息传到军区，聂荣臻痛惜不已，特地发去唁电，以示哀悼。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这一讲话，在晋察冀文艺工作者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两个多月以后，晋察冀军区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 8月6日，聂荣臻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他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结合晋察冀的斗争实际，指出，我军从红军时期起，就重视文艺工作，即使在艰苦的长征当中，仍然在战斗间歇，组织大家唱歌跳舞。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曾污蔑这样做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可他后来成了叛徒。 八路军继承了红军的光荣传统，蓬蓬勃勃地开展文艺工作，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使革命文艺成为强有力的武器，这是值得我们夸耀与骄傲的。 尽管我们在军事装备上低劣，比不上强大的敌人和其他军队。但在文化武器这个方面，我们的“装备”并不落后，这是我们的优点和特点。 希望大家认识文艺工作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安心和热爱文艺工作，力争成为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家、文学家。 最后他鼓励文艺工作者们说：“伟大的作品将来一定要产生，而且一定会产生在前线，产生在堡垒附近。”第五节 击毙阿部中将 1939年，晋察冀根据地已经进入巩固发展的时期。 各军分区捷报频传，聂荣臻非常高兴。 1939年5月，一分区部队进行了著名的大龙华战斗，歼灭日军四百余人，缴获了五十多册极为重要的机密文件。 其中有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颁发的《关于剿匪与警备的指针》、《关于使用特种器材(毒气)之参考》和一一师团司令部颁发的《对山区方面匪团封锁计划》等机密要件。 这批文件，印证了聂荣臻对日军作战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更坚定了他抗战必胜的信心。 10月中旬，聂荣臻从各方面汇集的情报中，得知日军要进行一次大的“扫荡”，出动两万兵力，企图在神堂堡、阜平城、到王快镇一线建立据点，打通曲阳到阜平的交通线，将北岳根据地拦腰截开，然后再向根据地核心地带扩大面的占领。 还是先占领“点”，用“线”连结各“点”，再向“面”扩张的“点、线、面”的一套。 据此，他要各军分区做好反“扫荡”准备。 10月下旬，聂荣臻到阜平青山村参加北方分局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 30日晚上，杨成武把刚接到的一份情报向聂荣臻作了报告：张家口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派辶十村宪吉大佐率日军第一大队和伪军共一千多人进驻涞源城后，将在近日分3路向一分区进行“扫荡”。 其中东路的敌人全是日军，共六百多人，计划经白石口、鼻子岭向银坊镇袭击。 其他两路策应配合。 “聂司令员，让我们打个伏击战吧!”杨成武激动地说。 聂荣臻：“情报可靠吗?”杨成武说，情报是涞源伪维持会和敌宪兵队里的内线，通过分区涞源情报站送出来的，与有关情报核实过，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 从涞源到银坊的路上，是一路连绵险峻的大山，出涞源城，进入白石口，再往南到雁宿崖和银坊，这中间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面都是光秃陡峭的山石，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涞源敌人如果孤军深入，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歼灭它。 聂荣臻表示同意打这一仗。 他把同在青山村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的彭真、贺龙、关向应请来，征求他们的意见，几位领导人一致同意打个歼灭战。 聂荣臻下达了作战命令：以一分区的一团、三团和三分区的二团共3个主力团加1个游击支队设下伏兵，以约六千人对六百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对付村宪吉大佐率领的东路敌人；以曾雍雅的游击支队诱敌进入伏击圈；另以部分兵力和地方游击队去钳制堵截另两路敌人。 11月3日晨7时许，杨成武报告：部队同3路敌人都先后交了火，东路敌人被曾雍雅支队成功地诱进了雁宿崖一带极为狭窄的山沟里，现在疲惫不堪，毫无戒备，正在河滩上休息。 聂荣臻说：“成武，一定要抓住这个有利战机，争取全歼这路敌人!”雁宿崖战斗打响了。 六百多日军被两侧山崖上突然射来的交叉火力压住，打得晕头转向。 但日军很快调整了部署，夺取了山沟中的一块高地，作困兽之斗。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 上午10时许，聂荣臻为阻止走马驿敌人东进，使东面主力部队得以顺利解决战斗，下达了补充命令：军区教导团、三分区随营学校两个队、七一五团二营立即出发，钳制企图东进增援之敌。 下午，杨成武报告，雁宿崖的敌人遭我严密包围和沉重打击之后，正据守山沟中高地上顽抗。 聂荣臻感到胜利在望了，当即命令发起全面攻击。 八路军与日军激战，双方展开白刃格斗。 聂荣臻守在电话机旁，及时掌握情况和下达命令。 战至下午5时，敌人被全部歼灭，缴获了各种炮6门、轻重机枪13挺、步枪二百一十多支、无线电收发报机两部，还有大批弹药、骡马，只有十余名敌人趁着天色昏暗溜了出去。
六百多日军全军覆没，深深戳痛和激怒了阿部规秀中将。 雁宿崖战斗，聂荣臻整整在电话机旁守了一昼夜。 战斗结束后，他分析，从日军“扫荡”的意图看，后面将会有更大的仗要打。 另外，他从与日军打交道的两年多时间里，已经摸到了敌人的一条规律：一旦吃亏，肯定报复，而且失败得越惨，报复得越凶。 因此，他顾不上休息，一边下达参战部队立即撤离战场，隐蔽于适当位置，准备再战的命令，一边考虑新的战斗部署，做好迎接更大规模战斗的准备。 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是日军的精锐部队，52岁的旅团长阿部规秀，在日本军界被吹捧为是精通“山地战”的“名将之花”。 聂荣臻研究过阿部规秀，知道他擅长运用“新战术”，头脑灵活，指挥果断。 但是他最致命的弱点是骄纵自负。 阿部为急于报复，竟不顾日军“扫荡”的总体部署，亲率孤军深入根据地腹地。 11月4日凌晨，日军一千五百多人，共3个大队，分乘九十多辆卡车从张家口急驰涞源。 聂荣臻得知消息，满心喜欢。 南面之敌未动，北面之敌先孤军深入，这是难得的歼敌良机。 于是他对杨成武说，同意你的判断，日军进至银坊，然后或西攻走马驿，或东扑黄土岭，寻找我主力决战，以报一箭之仇。 你要力争全歼这股敌人。 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除了原有的一分区一团、三团、三分区二团、曾雍雅游击支队外，已命令第二十五团和分区炮兵营迫击炮连也投入战斗，命令第二十团、二十六团、二十四团钳制易县、满城、徐水等地的敌人。 贺龙同志已命令一二师特务团从神南北上，归你指挥。 你们应该以小部兵力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敌人，把敌军引向银坊，让他们扑空，然后隐蔽起来，让敌人寻找你们决战。 你们在银坊北面示以疑兵，诱敌东进，等他们进到黄土岭地区后，再利用有利地形集中兵力歼灭敌人。 11月5日，日军向白石口前进，平时由于机动灵活，善于与敌周旋而有“狼诱子”之称的曾雍雅支队，在白石口与日军交火，且战且退，再次诱敌成功，阿部率部追到银坊，没有见到八路军主力，就大肆焚烧银坊的民房，发泄报复之心。 11月6日日军继续东进，晚间，终于进入黄土岭一带。 聂荣臻命令杨成武指挥各部乘夜色展开，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 当天，细雨霏霏，夜很黑。 这很有利，既增加了日军的行动困难，又很好地掩护了我军的行动。 黄土岭是比雁宿崖山谷要开阔得多的峡谷。 11月7日军区司令部的《阵中日记》上记载：“黄土岭上庄子之敌今日拂晓向东进攻被我一团击退。 现二、三、特务团已都进到指定位置向敌攻击，各团间在火线上均取到联络。 敌被我紧密包围在上庄子及以西地区，敌冲锋数次均未得逞。” 战斗一打响，首先就把敌人的电台打掉了，使他们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 7日，依然阴雨绵绵。 日军受到突然的打击，不顾死活地抢占了几个山头企图冲出包围圈。 八路军在取得雁宿崖歼灭战的胜利之后，愈战愈勇。 这时，易县、涞源等地的基干自卫队，纷纷赶来助战，战地附近群众给部队送饭送水。 敌我双方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 日军数度组织突围，但都被堵了回去，死伤狼藉，虽有飞机助战，但双方距离太近，时有雨雾，辨不清目标，起不了作用。 聂荣臻要求杨成武调整战斗部署，缩小包围圈，无论哪个方向，都不能让敌人冲出去，力争尽快歼敌。 杨成武立即把分区炮兵营的迫击炮连调了上去，配属给一团。
炮兵连上去后，恰好一团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在望远镜里发现黄土岭东一座独立家屋门外，站着一群穿黄呢子大衣的日军军官，便把目标指示给炮兵连连长杨九秤。 迫击炮连向那里打了几炮，浓烟过后，倒下了好几具尸体，其余的都跑到房子里去了。 当时，聂荣臻与参战部队并不知道阿部规秀中将也陷入了重围，更不知道阿部被击毙的消息。 日本陆军省后来发表的关于阿部战死的“详报”写道：“这个地形是华北很少见的山地，差不多是没有道路的。 中将以下的将士们完全徒步，辛勤跋涉……七日向易县上庄子前进的时候，敌利用优势的地形，继续顽强的抵抗，中将果敢地到一线，观察地形敌情，飞来了敌人迫击炮弹，在距中将数步的地方爆炸，碎片打中中将的左腹及两腿等数处，中了致命的伤，遂与世长辞了。” 当晚，惊恐万状的残敌组织了十几次冲锋突围，都被我们包围部队打退。 阿部毙命，损兵折将，日军震动。 8日上午，敌机空投了新的指挥官。 7日，从唐县、完县出动的日军，从涞源增援的日军各一千多人，8日也都接近黄土岭。 聂荣臻另从各个方面送来的情报得知，四面八方的敌人都赶来解围，正在对八路军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便当机立断地通知杨成武：我军已经歼灭日军九百多名，取得了重大胜利，虽说残敌尚未消灭，但为避免陷入增援敌人的重围，此时不可恋战，应立即离开战场，跳到外线去。 阿部规秀中将被击毙在黄土岭的确实消息，聂荣臻是从敌人的电台广播中得知的，他高兴极了。 很快，毛泽东也从延安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要“总部向各方公布，广为宣传”。 击毙日军中将级高级指挥官，这在华北战场、在中国人民当时的抗战史上都是第一次。 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在吊唁阿部规秀的悼词中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朝日新闻》在报道中说，“中将级指挥官阵亡，皇军成立以来，未曾有过”，“护国之花凋谢了”。 阿部规秀命丧黄土岭，使日本朝野为之震惊。 他的骨灰送回东京时，“帝都降半旗志哀”，“以高龄的柴大将为首，杉山大将、东防司令官稻叶中将、代理陆军大臣中村以下各位将领到车站持吊旗志哀。” 雁宿崖、黄土岭两次歼灭战共歼日军一千五百多人，边区军民受到极大鼓舞。 消息传到全国各地，人们无不称颂八路军的丰功伟绩。第六节 百团大战和大战中的动人故事1940年1月，晋察冀军区遵照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关于反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斗争，主要进行了以下四项工作：一是将盘踞在束鹿、宁晋、赞皇地区的顽军三千二百多人歼灭，剪除了一方之害；二是抽调4个团兵力组成了“南下支队”，准备开赴晋东南；三是以冀中军区部队组成了“南进支队”，由程子华率领开赴冀南，参加反击国民党石友三所部的挑衅活动；四是在全边区掀起了“反投降、反顽固”的群众运动。 1940年2月7日，正是旧历大年三十。 在夜幕掩护下，聂荣臻率领“南下支队”几千人的队伍，寂静而又迅速地在微水附近越过正太路。 经过几天急行军，到达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县王家峪，见到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杨尚昆等。 老战友久别重逢，又处在过年的气氛中，大家分外高兴。 “南下支队”只在总部停留了两三天，立即开赴前线。 3月5日至8日，配合一二九师进行了“磁(县)、武(安)、涉(县)战役”，取得了歼灭朱怀冰部3个师1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聂荣臻没有到前线去，留在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 4月下旬，有一次彭德怀、左权和聂荣臻商谈问题，彭德怀提出，要对正太路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 聂荣臻表示赞同。 后来聂荣臻同左权去一二九师征求刘伯承、邓小平的意见。 左权传达了彭德怀的意见，大家完全同意。 当时确定由晋察冀军区负责破坏正太路的东段。 6月4日聂荣臻回到和家庄。 7月22日，他接到了八路军总部下达的关于大举破击正太路等交通线的“战役预备命令”。 7月23日聂荣臻发出“关于进行正太战役部署的命令”。 8月8日，又接到了总部的“战役行动命令”。 命令规定：“聂集团主力约10个团，破坏平定(平定不含)东至石家庄段正太线。 破坏重点应在娘子关至平定段。 对北宁线、德州以北之津浦线、德石路、沧石路、沧保路，特别是对元氏以北至卢沟桥段之平汉线，应分派足够部队宽正面的袭击破袭之。” 接到行动命令之后，军区召开了主攻兵团首长会议。 聂荣臻、聂鹤亭、舒同、一分区的司令员杨成武、二分区的司令员郭天民、政委刘道生、四分区的司令员熊伯涛等出席了会议。 在会上，经大家反复讨论后，聂荣臻宣布了破击正太路的具体部署：中央纵队是主攻方向，由杨成武指挥3个团，担负微水至娘子关段破击任务；右纵队由郭天民、刘道生指挥2个团，破击娘子关至乱柳段；左纵队由熊伯涛指挥2个团及一些地方部队，破击微水到上安段。 另外还有一个预备队，总兵力10个团多点，符合总部规定。 其余部队对平汉、北宁、津浦、沧石、平古等铁路、公路进行破击。 聂荣臻在会上指出，大家一定要注意：一是特别重视侦察工作，立即派出人员，侦察敌情地形，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二是部队开进和一切行动要秘密迅速，请政治部通知各级政府密切配合部队的行动；三是尽可能争取时间，组织部队进行爆破铁路、桥梁、敌人据点等的训练；四是战役发起时间统一于8月20日22时。 8月15日聂荣臻出发去前方。 在正太战役开始的前一天，聂荣臻带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赶到了仅有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洪河漕，开设了指挥所。 到了前线，为进一步了解敌情，聂荣臻派参谋长聂鹤亭带着侦察科长罗文坊及几位侦察、作战、通信参谋，抵近敌人进行侦察。 左、中、右3个纵队的指挥员事前也对敌情进行了仔细侦察。 根据侦察得来的敌情材料，他派聂鹤亭和罗文坊在井陉地区最高的大台顶上按原定部署对各纵队进行具体指挥，因为在大台顶上，东面可监视微水等地，西面能观察阳泉及娘子关的情况，而井陉煤矿就在它的脚下，更是一览无余。 20日晚，正太路全线在22点准时发起攻击。 聂荣臻两手叉腰，站在指挥所门外，兴奋地看着眼前的战争场景。 一颗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各路突击英豪争先恐后地扑向预定目标，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激昂的冲锋号声和爆竹般的机枪声，组成了一曲雄壮的战斗交响乐。 站在聂荣臻身后的几位年轻参谋，激动得不住地说：“太美了!太好看了!”“我们参军以来，还没见过这样红火的战斗场面呢!”各路纵队的战况不断报来，聂荣臻进屋守着电话机，边听汇报边随时下达新的指示。 中央纵队重点进攻井陉煤矿，激战一夜，攻占了新矿，随后贾庄炮楼也拿了下来，全歼了守敌。 但是岗头老矿的守敌非常顽强，并集中力量反扑，致使第三营在连克3座碉堡之后，攻击受阻。 右路纵队重点进攻天险娘子关，我军前仆后继，向据险顽抗的日军进行仰攻。 黎明时分，八路军胜利的旗帜终于插上娘子关头。 左路纵队攻击井陉以东靠近石家庄的两个铁路据点，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据守，不易攻下。 为避免过大伤亡，聂荣臻命令放弃了攻占计划。 激战的第二夜，聂荣臻命令罗文坊：“阳泉那儿的铁路桥没有炸掉，你赶快去五团，亲自指挥炸桥，不但要完成任务，而且要设法将大桥炸掉的镜头抢拍下来。” 罗文坊凌晨赶到了五团，立即组织炸桥。 工兵把炸药装好后，他忙喊：“炸!”一声巨响，大桥被炸成了两段。 罗文坊被震得头部碰在洞顶上，起了个大包，他顾不得疼痛，冲出洞口对准被炸毁的桥梁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 罗文坊回来汇报，聂荣臻夸奖说：“不错!任务完成得很好!”左、中、右纵队所有参战部队，除了攻占据点而外，都着重破坏铁路、桥梁、收割电线等，广泛进行破袭战。 正太线东段作战20天，晋察冀军区参战部队共消灭日伪军九百多名，攻克据点17处，破坏铁路六十多里，桥梁18座，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在晋察冀军区和一二九师两支部队联合打击下，正太路全线曾一度瘫痪。 一分区部队从井陉新矿撤走之前，盘踞在岗头老矿的敌人向新矿猛烈炮击，井陉煤矿火车站日方副站长加藤清利夫妇在炮击中先后身亡，遗下两个小女孩，被八路军战士冒险抢救了出来。 前线部队请示如何处理这两个孩子?聂荣臻回答，立即把他们送到指挥所来。 放下电话，聂荣臻心潮难平。 他身经百战，耳闻目睹了多少红军和八路军官兵奋不顾身地从战火中抢救孤儿的事，可这回抢救的，却是侵略中国的日本人的遗孤。 两个日本孩子由一位民兵用箩筐挑着送到了聂荣臻的前线指挥所。 聂荣臻吃完晚饭后正在指挥所门外散步。 来人报告：“奉命护送两个日本小孩到指挥所来，交给首长。” 聂荣臻亲切地说：“辛苦啦，快放下箩筐休息休息。” 他慈爱地抚摸着这两个日本小女孩。 两个日本女孩分坐在两个箩筐里。 大的五六岁；小的还在襁褓中，脚跟被炸伤。 聂荣臻看到箩筐里各放着几个雪花梨，还放着为孩子赶苍蝇的苍蝇拍子，很感兴趣地问：“孩子送来之前，在你们那儿是怎样安排饮食的?”来人回答：“我们四分区政治部的袁心纯副主任规定，按团职干部负重伤的伙食标准特别照顾，供给奶粉、罐头、白糖、水果。” “嗯，做得对!”聂荣臻满意地点了点头，逗着两个小女孩。 但他并不知道，精心照料和护送日本孩子的民兵，其母是瞎子，被日军用刺刀活活捅死了。 而那位袁心纯副主任，后来竟被日军用马刀砍了头!聂荣臻用小刀削雪花梨喂那个大的女孩，女孩不伸手去接。 聂荣臻笑了，明白孩子的意思，赶紧用水冲洗干净，小姑娘这才高兴地接过去吃了起来。
聂荣臻抱起那个正在熟睡的小女孩，交待警卫员赶紧抱到村里，设法找正在哺乳期的妇女，给孩子喂奶，还要军区的医生为小女孩治伤。 那个大女孩则一直跟在聂荣臻身边，常常用小手拽着聂荣臻的裤腿，走到哪里跟到哪里。 聂荣臻还和小姑娘在指挥所外的土场上合了个影，这张照片后来成了珍贵的历史见证。 后来，聂荣臻考虑到战事频仍，两个孩子留在中国会很困难，孩子也会伤感，还是送回去交给孩子的亲戚抚养比较好，于是找了最可靠的老乡，把两名日本孤儿送往石家庄的日军兵营。 他把本应给独生女儿聂力的深沉的父爱，给了这两个战火中的敌国遗孤。 为了防止孩子在半路上饥饿啼哭，他特地准备了各种食品。 孩子上路前，他依依不舍地挨个抱起来，摸摸头，以示祝福。 聂荣臻对老乡说：“请把这两个孩子送到敌人那里去吧。” 说完，他郑重地交给那位老乡一封亲笔信，信没有封口，信中说：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 一女仅五六岁，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 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是日本军阀挑起了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对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 这是中日两大民族的空前浩劫。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是迫于侵略而自卫。 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是受日本军阀逼迫。 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 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的日本军阀血战到底。 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石家庄日军收到这两个小孩之后，回信表示感谢。 事隔40年后的1980年，《解放军报》上发表了姚远方写的《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报道，日本《读卖新闻》社奇迹般地找到了当年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她住在日本国九州的宫崎县都城市，这才知道那个小的女孩在送回石家庄后，死在医院里了。 美穗子后来回到了日本，现在已是3个孩子的妈妈。 美穗子1980年秋应聂荣臻邀请来华访问时，眼含热泪，以额头接触聂荣臻那双温暖的大手，表达她深深的感激之情。 美穗子说，一些日本旧军人知道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后，非常感动和惭愧，更加认识到了侵华战争的罪恶。 聂荣臻回答说：“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吧! 日本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 聂荣臻救美穗子，构成中日人民友谊史上一个被广为传颂的动人故事。第七节 无线电波的启示，突出重围 这是一个生动的故事。 日军，利用无线电测向技术，紧跟聂荣臻的指挥部，轰炸、合围，然后得意地宣布：“聂荣臻已阵亡”。 聂荣臻从军区司令部的电台呼叫声中得到启示，命一支50人的小分队，带电台到另一地发报，诱敌成功，然后机警地突破重围，发表声明，驳斥敌人的谣言。 1941年秋季，晋察冀的北岳、平西地区经历了一次规模最大的反“扫荡”战役。 战前，敌我双方都进行了紧张周密的准备和部署。 日军指挥这次作战的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 他调集5个师团、6个旅团的大部加上部分伪军共7万余人，对北岳区进行空前规模的“扫荡”，并制定了以“铁壁合围”为核心，“梳篦式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各种“扫荡”形式相配合的战役计划。 他还规定，要对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妄图一举“歼灭五台山的共产军”。 冈村宁次把这次行动称为“百万大战”，意在报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 聂荣臻于7月上旬就发现了日军大“扫荡”的征候。 7月10日，他向军区部队发布了敌情通报。 7月14日，他向总部报告，发现日军两个师团沿平汉线北调，一部沿德石路西调，并反复“扫荡”平汉路两侧地区，估计不久将对北岳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以求华北“明朗化”，军区正积极做各种准备。 7月22日，他发布了军区关于准备秋季反“扫荡”的作战训令：这次敌人“扫荡”，兵力必大，时间必长，可能用“步步推进，分区清剿”的办法，斗争将特别残酷。 接着又接连发布了反“扫荡”政治工作指示，侦察、通信、供给、坚壁清野等具体指示。 命冀中加强“青纱帐”攻势，以分散敌兵力。 各分区组织武装宣传队，加强反“扫荡”宣传，严格盘查可疑分子，打击敌特活动。 8月14日，他得知日军的大“扫荡”已经开始。 西线共有二万多兵力，北面向上寨、下关，中间向高洪口、耿镇等地，南面自娘子关、盂县向上社、活川口等地，共分10路，对二分区进行分进合击、“铁壁合围”。 另派出约1500人的部队轻装奔袭漫山、蛟潭庄等根据地后方机关。 不久，又传来东线由石家庄、新乐、定县等地的万余敌人，在向平汉路东冀中七分区“扫荡”后，突然调头向平汉路西进攻。 聂荣臻对参谋长唐延杰说：“敌人这一招够狠毒，想先将我二分区主力消灭，西可彻底切断冀晋边，把我们与晋西北割裂开，南可切断我与晋冀鲁豫的联系，平汉路西进和北部南进之敌，意在钳制我军，与进攻二分区之敌遥相呼应。 小股敌人奔袭我后方机关，意在造成我后方混乱。 为今之计，有关部队要以小部队在合击圈内用游击战与敌人周旋，主力应立即跳出合围圈。 极力避免与敌人决战。” 各部接到命令，部队分散，利用有利地形，穿插自如，使冈村宁次合围消灭八路军部分主力的阴谋破了产。 而日军自己反而疲惫不堪。 接着，日军进行了第二步计划。 8月23日开始，出动七万多兵力，向平西及北岳地区四面八方全面进攻，用的仍然是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结合“清剿”的战术。 聂荣臻当天发布命令：要求各分区主力按地区以营为单位适当分散，适时转移和隐蔽，极力避免与敌决战，以保存有生力量。 另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开展广泛的游击战，所有民兵、游击队都要积极活动在敌人周围，积极组织阻击、伏击，随时随地一有机会就袭击扰乱敌人。 破击敌人的交通供应线，打击其运输供应部队，迟滞消耗敌人，掩护机关和部队转移。8月28日，日军仍然找不到八路军主力，反而被游击战搞得精疲力竭，惊恐不安，只能到处搞“三光政策”。 8月29日起，冈村宁次使出了杀手锏。 用重兵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以阜平为中心，从四面八方铁桶般团团围住，利用伪军、汉奸和密探将“聂总部”可能突围的每一条大道和小路都查明、堵死，然后步步为营，分进合击，在每一条山沟里采取纵队行进，纵队下又分横队行进的办法，逐渐缩小包围圈，企图将聂荣臻和他的指挥机关一网打尽。 反“扫荡”一开始，聂荣臻没有离开中心区，只是在8月23日命一分区的一团，调来掩护军区指挥机关，这一方面是指挥全局的需要，一方面也是为了吸引日军，好让军区的主力和各分区部队跳到外线。 8月27日，军区突围队伍到达阜平的马驹石，没有发现敌情，就在村子内外宿营。 聂荣臻正在屋里与唐延杰等研究敌情，突然传来敌机的声音。 侦察科长罗文坊急喊：“司令员!敌机要轰炸了，快到外面去隐蔽!”聂荣臻立即跑到屋外的小树林里，卧倒在一个土坎边。 天空中，4架日本飞机轮番着俯冲轰炸，弹片在聂荣臻的上空横飞，炸起的瓦片、泥土落满他的全身。 敌机飞走了。 聂荣臻赶紧从地上爬起来，了解伤亡情况。 这一次空袭，军区机关突围队伍被炸死5个人，炸伤6个人。 “我们现在不能走，摸不清敌情，乱走更危险。” 聂荣臻对唐延杰说。 他俩商量后，决定在马驹石附近先隐蔽起来。 此时，冈村宁次搞了许多诸如伪装撤退、空投假命令的鬼把戏，造成日军已从东西两面急进，即要向阜平奇袭的假象，企图迷惑聂荣臻自投罗网。 聂荣臻在马驹石的河沟里住了3天之后，于8月31日夜率队涉过沙河。 过河走了40来公里，意外地遇上由沙河以南向北突围的晋察冀分局和北岳区党委机关队伍，才知道日军在南面也设置了包围圈。 聂荣臻决定再度折回沙河北。 队伍刚刚到达沙河北的雷堡村，又碰上转移到这里的边区政府机关。 这样，边区的党政军首脑机关聚到一起，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突围队伍，在日军眼皮底下，目标太大，行动迟缓，打又打不得，走又走不成，态势严峻，气氛紧张，人们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聂荣臻的身上。 聂荣臻此时格外沉着冷静。 怎样才能把这近万人员带出重围呢?他想起了被他称之为“游击队之路”的上下古道，盘算着向那里转移，以便利用险要地形与敌周旋。 一份向总部和延安报告危急情况的急电，从雷堡村发了出去。 可是，未等聂荣臻得到回电，4架敌机就顺着沙河突然低空飞临雷堡村，俯冲投下一颗颗炸弹。 军区通信营教导员当场牺牲，地方党政部门也有一些伤亡。 好在时间不长，突然乌云密布，天色昏暗。 日本飞机见暴雨将至，只好爬高，悻悻离去。 两次挨炸，使聂荣臻警惕起来，敌人对我的行踪为什么捕捉得这么准?忽然，他从司令部几部电台的电键声中，悟出了暴露目标的原因：“问题就可能出在这几部电台上。 我们刚到一个地方，架起天线一叫，电波飞向天空，敌人利用无线电测向技术就可以测定我们的位置。 ”想到这里，便立刻命令电台停止跟外界联系。 黄昏前，聂荣臻想出了一个将计就计的办法。 他让罗文坊带一个小分队和一部电台，到雷堡东边的台峪把电台架起来，仍用军区的呼号，不断和各方面联系。 罗文坊接受了这项艰巨任务，当晚就带着一支五十多人的小分队出发了。 突围队伍因为弄不清周围敌情，聂荣臻决定不轻率行动，当晚仍在雷堡村宿营。
第二天，罗文坊在台峪用电台迷惑敌人成功了，日军的飞机开始轮番轰炸台峪，各路敌军也以进攻作战队形，分7路向台峪进逼。 聂荣臻在日军距他仅隔一个山头的地方，在夜幕掩护下带领队伍穿插出去，一夜走了40公里路，到达了阜平西北方的丁家庄，在那儿休息吃饭。 在丁家庄，奉命来保卫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转移的一分区一团也赶到了。 侦察员报告，东北面的日军一千多人从涞源、倒马关分两路南下，正向聂荣臻带领的突围队伍扑来。 一团副团长宋玉琳当即命一营跑步堵住北面之敌。 所幸的是一营没有与敌人接触，使大部队的行动得以继续隐蔽行进。 聂荣臻决定，不能再向“游击队之路”方向去了，那样可能会与东北面的敌人遭遇。 于是，9月2日清晨，突围队伍继续折向西北，进入一条狭长隐蔽的山沟，到达一个只有七八十口人、叫常家渠的小山村。 聂荣臻非常劳累，但顾不上休息，马上带人仔细察看这一带的地形。 但见山沟两侧山峰高插入云，山沟极为狭窄。 秋天的山野沟谷里，草深树密，敌人飞机要侦察和轰炸都很困难。 在常家渠的南侧，虽然紧邻着阜平到五台的东西大道，但村子隐蔽在山沟里，四周山山相连，道路不熟的人很难进来。 几位参谋悄悄地爬上山头，发现山下公路上，日军正在频繁地巡逻。 他们向聂荣臻作了报告。 聂荣臻说：“敌人虽然在台峪造成错觉，罗文坊小分队也已经平安地甩掉了敌人，但情况仍然是很严重的。 我们依然没有跳出针对我们的大约有两万敌军的合击包围圈。 外面公路上的敌人离常家渠仅10里路。 再说，这万把人在山沟沟里的吃饭也是个大问题。 我们不能久拖不动，还得想办法突围。 眼下为了不再暴露目标，要命令各单位都注意隐蔽，一律不准烧火做饭，所有的电台继续停止对外联络，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要对这近万人负责!”常家渠虽然偏僻，几乎与世隔绝，但是抗日政府的工作做得扎实，在这里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群众把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拿了出来，白薯、南瓜、山果、腌菜……可是，近万张嘴，每个人只嚼那么一点点，很快就没了。 于是，乡亲们又把地里正在生长的玉米棒子和树上的生核桃采来，让大家充饥。 因为怕暴露目标，不能生火，所以聂荣臻也跟大家一样，啃生玉米棒子。 大家非常感激常家渠乡亲的无私支援。 聂荣臻交代，各单位都要给乡亲们留下足够的粮票，以便反“扫荡”结束后，由抗日政府归还这些粮食。 就在这条山沟里，聂荣臻于9月4日发布训令：要求军区的所有部队“巩固模范的群众纪律，在任何的困难下，必须保持八路军的光荣传统，才能得到群众配合，粉碎敌人‘扫荡’。” 队伍在山沟里隐蔽了3天，日军仍然毫无察觉。 山下的日军窜来窜去，有时他们派出的小股搜索部队就在山沟外头，离一团前卫营派出的尖兵距离很近，随时都可能发生战斗，那情形是相当惊险的。 突围队伍里很多人又累又饿又病，连聂荣臻身边的作战科八九个人也病得只剩下3个人尚能带病坚持值班。 经过慎重研究，聂荣臻决定：为使今后的行动轻便灵活，跳出包围圈以后，除分局、边区政府与北岳区党委的主要领导人随军区指挥机关一起行动外，其余人员向几个不同的方向分散行动。 军区机关转向四分区西部滹沱河两岸地区机动。 9月5日下午，侦察员报告，沟外大路上的敌人空出了一个口子，黄昏时分，聂荣臻下令突围。 不料，他们只走了五六里路，便发现由阜平来的日军正顺着大道向西开进，为避免与日军遭遇，聂荣臻马上命令部队返回常家渠，继续隐蔽。
9月6日黄昏，聂荣臻率部再度出发。 眼看着就要突出去了，侦察员匆匆赶来，向聂荣臻报告，由阜平向西运动的敌人不走了，都宿营在大道上的安子岭、东西下关、大教场一线的村庄，把准备穿插过去的突围路线堵住了。 聂荣臻命令部队再度返回常家渠。 9月7日晚，乘着夜色，聂荣臻率领突围队伍第三次向常家渠西南边运动。 在通往龙泉关方向一个小小的口子那里，敌人白天来，晚上就撤了。 他决定在敌人的合击圈未完全合拢之前冒险突围，成功了!在朦胧的月光中，近万人跳出了日军在阜平至五台一线苦心设置的大包围圈，分散向各个方向转移。 聂荣臻率军区机关到了四分区的平山县薛家河地区。 历时66天的北岳、平西地区的秋季反“扫荡”，以歼敌五千五百多人，敌狼狈撤回而告结束。 冈村宁次10月20日在北平不得不对记者承认：“华北治安的恢复困难，要想很快消灭共匪是不容易的。” “共匪像老鼠，皇军犹如狮子，狮子力量虽然大，但不能捕鼠，要找猫来才行，这猫即是民众。” 在反“扫荡”总结会上，聂荣臻针锋相对地说，“他所谓的‘猫’即是汉奸组织，以华制华那一套。” “但我们说他找的不是猫而是狗——汉奸走狗。 狗是永远不能捕捉老鼠的!” 第八节 向敌后之敌后挺进 1941年的秋季大“扫荡”，冈村宁次的图谋未能得逞，就极力破坏根据地，新增修了大量的堡垒、封锁沟、封锁墙。 使晋察冀面临巨大困难，据统计，北岳区人民群众死伤四千五百多人，青壮年被抓走近二万多人，房屋被烧毁十五万间以上，损失粮食近五千八百万斤，被抢走或毁坏的农具二十三万余件，抢走牲畜家禽八万多头只；敌人新修碉堡一百一十三个，公路五百三十多公里，挖封锁沟一百五十八公里；在冀晋边界地区制造了大片无人区；北岳、平西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四千多平方公里。 面对这些数字，聂荣臻想起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情景。 目前，日军以深沟高垒，配合“蚕食”“扫荡”，不断向根据地推进。 其严重性与第五次反“围剿”有过之而无不及。 怎么办?必须慎重决策。 1942年1月中旬，为了冲破错综复杂的困难局面，晋察冀分局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了有军分区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 聂荣臻在会上指出，总的形势对我们有利，但日本侵略者也肯定要作最后挣扎，正加紧对敌占区的统治，加紧对边区的封锁、“扫荡”、“蚕食”与掠夺。 敌人在战术上基本还是强调高度分散配备。 第一线据点大多由战斗力较强的日军守备；其后的堡垒、据点大多由伪军守备。 初步统计，光北岳区已经有敌人据点与堡垒一千多处，比国民党在中央苏区构筑的堡垒密度还要大。 敌人的分割政策还在继续，由沟到墙，由一道沟到纵深的几道沟，在晋察冀与晋冀鲁豫、晋西北之间，在冀中平原与北岳山区之间，以至边区内的各县之间，都在挖沟垒墙，加紧封锁，掠夺物资。 我们应该以地方武装为主，不断开展广泛的游击战，“配合政治攻势，瓦解和消灭伪军与伪组织，相机收复一些地区”。 “由于敌之侧后存在着大的空隙，因此在封锁沟外的活动可能收到大的效果。” 这样我们才能避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厄运。 结合八路军总部的有关指示，和前述思考的结论，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3月，聂荣臻组织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拉开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序幕。 经过寨北会议，统一了高级干部的思想，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积极性大为提高。 各部遵照聂荣臻指示，先后派出有几十名到上百名武装人员组成的武装工作队六十多支，在人民群众的帮助掩护下，顺利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携带数百万件宣传品，针对不同对象开展工作。 如对日军，都是由“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朝鲜独立同盟”的成员进行工作。 他们深知日军内情，宣传品内容丰富多彩，针对性强。 宣传品是用日文写的，日军都看得懂。 这使许多日军士兵及一些下层军官产生了思乡厌战情绪。 对伪军伪政权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武工队通过关系，召开多种形式的座谈会，收到了良好效果。 他们对日军必败，伪军政人员应及早弃暗投明的道理听得很入耳。 有些死心塌地敢于顽抗的伪军政人员，武工队坚决予以镇压。 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形式更是活泼多样，随队行动的文艺工作者，向群众演出了短小精悍的话剧、快板、歌曲等节目，揭露日军暴行，宣传根据地军民的抗日事迹，使敌占区人民群众受到极大振奋。 日伪军则随着政治攻势的深入越来越惶恐不安。 聂荣臻从开展政治攻势的胜利简报中，深感到“敌后之敌后”去活动，是打破敌人封锁、“蚕食”政策的有效方法。 因此，1942年5月15日，他进一步明确提出：“各地正规军，特别是平原地区，必须以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正规军队，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去活动，到敌后去活动。”
正当到“敌后之敌后”的活动在北岳区逐步展开的时候，冈村宁次又集中兵力，向冀东和冀中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两区特别是冀中区遭受了重大损失。 冀中区所受的重大损失，促使聂荣臻更加坚定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决心。 1942年9月中旬，他在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对敌后的进攻，日益严重。 日寇已确定把华北作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具有确保华北的决心……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反复长期的‘扫荡’、‘蚕食’与‘清剿’，都说明了敌人的企图。 ”“我们不应该把反‘分割’、反封锁与反‘扫荡’割裂开来看。 敌之封锁、‘分割’，把我们区域划成许多小块，即是为着便利于‘扫荡’、‘清剿’，在一定的区域内彻底摧毁我们的下层基础，以达到其所谓‘扫马粪驱苍蝇’的目的。” “其实，反‘扫荡’虽苦，但时间不长，而‘蚕食’的危害性却更大。 ‘蚕食’易于使我们麻痹与疏忽，以致‘蚕食’到我们的要害。” 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从而更明确地提出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斗争方针。 他说，今后必须把游击战争开展到“敌后之敌后”去，正规军要这样做，地方军更要这样做。 一切强调敌后据点、公路的稠密，堡垒、沟墙的封锁等等困难而不敢积极去活动，或不设法配备干部组织部队去活动，都是不对的。 这次高干会议以后，各地区都掀起了对敌斗争的新高潮。 首先是在北岳区，各军分区划分了到敌后活动的地域，派出主力部队的1/3到1/2的力量，组成多支武装工作队，分散穿越敌人封锁线，到指定地区活动。 当时敌人的封锁沟已加宽到4米至9米，深达5米到6米，有的沟里引进了水或埋设了地雷，不少地方还砌了高达7米至10米的封锁墙。 堡垒的密度也有较大的增加，有些地方4平方公里之中即筑有二十多座堡垒，有的一个村庄就有十几座堡垒。 日伪军沿沟、墙日夜巡逻，一有情况立即报警，堡垒中的敌人彼此呼应，组织力量堵截或合击。 武工队深入敌后，封锁线外的群众，见到自己的队伍又回来了，都非常高兴，想方设法掩护武工队的活动。 12月，在一周之内，逮捕了六千多名伪组织成员，伪军、伪组织的瘫痪瓦解，使那些死心塌地和犹豫观望的伪军政人员惊恐不已。 当敌人发现八路军大批武工队突破封锁线并在各村庄积极活动的情况，就从各据点拼凑几十人到二三百人的“讨伐队”，进行奔袭合击。 武工队一般采取分散隐蔽、灵活转移的办法，使敌人经常扑空。 条件有利时，就反袭击“讨伐队”，使其损兵折将而败归。 正当八路军向敌后顺利挺进时，日伪军对北岳区的“扫荡”突然停止。 聂荣臻思索着敌人的用意，得出的结论是企图吸引武工队返回北岳区。 他决心不为所动，继续组织力量向“敌后之敌后”挺进。 敌人见此计不成，就重新沿已有的封锁线，积极筑堡，向北岳区“蚕食”推进，企图沿北岳区四周建立第二道封锁线。 聂荣臻指示，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相配合，沿封锁线两侧积极开展交通破袭战，使敌人疲惫不堪，建立第二道封锁线的计划大多落了空。 从1943年1月中旬起，敌人再次改变策略，集中较大兵力与人力、物力，沿平汉路西侧封锁线积极筑堡，向北岳区东部边沿平原地区推进。 聂荣臻于2月3日发布训令：敌人这种“蚕食”方式的改变，旨在彻底切断北岳山区根据地与冀中平原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各部队要分配作战活动区，控制制高点，正面打击“蚕食”推进之敌；另外，还是要组织兵力挺进到敌人后方进行积极的游击战，这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措施。
经过二十多天五十多次的战斗，敌人的阴谋又告破产，被迫再次改变作战部署。 敌组织较大的兵力，突然奔袭“扫荡”某一地区，将八路军赶走，随后驱迫大量民工，携带物资器材，突击筑堡，企图站稳脚跟，再向四周“蚕食”。 这就是所谓的“跃进蚕食”。 2月21日，聂荣臻就此指示各部：对敌人的“跃进蚕食”，我方初期应以小部队、地方武装，在敌人周围袭扰，迫使他们分散兵力，然后用各种办法驱散和抢救民工，破坏物资器材，使敌人无法挖沟、筑堡。 在敌人兵力分散时，八路军集结主力，打击孤立或力量较弱的敌人。 在地形有利的地区，组织顽强防御，以尽量杀伤和迟滞“跃进蚕食”的敌人，并尽量组织夜袭，疲惫敌人。 敌人孤军突出，经常被我军突然袭击。 民工都是被强迫来的中国人，他们大多积极配合八路军，一打就散，甚至不打自散，任意抛弃物资器材或主动交给八路军。 有的地方，一次就驱散民工达一万多人。 这样，“跃进蚕食”的敌人就失败得更惨。 这种你来我往的反复斗争，到1943年春末夏初，北岳区逐渐摆脱被动困难的局面，共恢复和新建了一千六百多个村政权，使许多地方成为根据地或游击区。 贯彻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对冀中区、冀东区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冀中区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歼日伪军近四千人，恢复村政权达三千五百多个。 使日本侵略军在冀中重又陷入中国人民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冀东部队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开辟了滦河东和北宁路南两大块平原游击根据地，出现了新的大好形势。
第二章 民族危亡关头，受命敌后抗战 第一节 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 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西安三原附近的宫和镇，国难当头，聂荣臻热血沸腾，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红军的高级将领，定当请缨杀敌。 8月19日，聂荣臻接到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通知，毛泽东从延安来电，一军团作为红军抗日先遣兵团，由陈光、罗荣桓率领，率先行动，同时通知他前往洛川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红军出师抗日的有关问题。 8月23日，聂荣臻赶到了洛川。 洛川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在会上，毛泽东还把我军的战略方针，归纳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经过讨论，大家都同意这一方针。 聂荣臻是坚决拥护这个方针的。 8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下达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一二、一二九3个师。 第一一五师由原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七十四师(留陕北)组成，林彪为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10月改称师政委)。 8月29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 聂荣臻任该会委员。 洛川会议结束后，聂荣臻与林彪坐卡车向西安进发。 他们准备在西安换乘火车追赶第一一五师已出征的部队。 谁知，遇上北方秋季大雨，道路泥泞不堪，卡车多次陷入泥坑之中，聂荣臻等将领不得不下车搬石垫路，冒雨推车，弄得泥水满身，疲惫不堪。 卡车行至宜君县附近，再次陷入泥坑，车轮打滑，无法前进。 为了争取时间，聂荣臻和林彪改乘马匹，带上警卫人员先行出发。 去前方的军队领导分两批从西安出发，林彪先走，聂荣臻同周恩来一起，两天后乘坐蒋鼎文派出的专列，前往太原。 火车到达侯马车站。 第一一五师的第二梯队——师直属队和徐海东率领的三四四旅正好行军抵达侯马。 聂荣臻在这里赶上了部队，便与周恩来分了手。 这时，林彪已经带着第一梯队——陈光率领的三四三旅先行出发。 天不作美，连降暴雨，第二梯队的干部战士，由侯马北行不远，同蒲路被洪水冲断，部队行动受阻。 聂荣臻要部队抢修被洪水冲坏的铁路。 部队边修路边前进，于9月中旬到达太原。 第二天离开太原，车到原平不能再往北开了。 聂荣臻率领三四四旅步行北上。 他们经过五台、龙泉关，于9月23日到达平型关东南的上寨。 与林彪会合了。 在上寨师部门口的土场上，他们各自端着饭碗，蹲在地上边吃边谈。 林彪说，国民党第六集团军原来要求第一一五师增援灵丘正面作战，为此，我到距日军仅5公里的灵丘城，侦察敌情，了解友军情况，还看了平型关一带的地形。 今天，接到总部命令，要在平型关侧击日军。 我们可以考虑利用平型关以北险要的地形打一仗。 饭后，林彪在油灯下摊开地图，把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和初步的作战设想逐一作了说明，征询聂荣臻的意见，这一仗打不打?聂荣臻想，当前日本侵略军气焰嚣张，友军锐气尽失，这一仗，事关国威军威。 在洛川会议上，他拥护毛泽东基本上是打游击战的方针，但还有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条。 而且林彪制订的作战部署，比较周密，胜利的把握性很大。 因此，他果断地说：“打!为什么不打呢?利用这么好的地形，居高临下，伏击气焰骄纵的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嘛。 我们要力争在与日本侵略军第一次交锋中，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9月24日，一一五师在上寨镇小学的土坪上召开了营以上干部战斗动员大会。
会上，林彪宣布了作战部署。 聂荣臻进行政治动员，语气坚定有力：这一仗必须打胜!在“恐日病”和“亡国论”到处流行的时候，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都在盼望着八路军出师后的第一个捷报，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着巨大的考验，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担当起救国救民的重任!我们面对的是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第五师团，武士道精神很强，在日军中颇有名气。 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恶战，必须做好充分准备。 与会的团、营干部，都是经过长征的钢铁战士，听了作战部署和政治动员，群情激愤，恨不得立即与日本强盗决一死战。 开完会，林彪、聂荣臻又组织与会干部进行了现场勘察。 聂荣臻爬上山梁，见平型关坐落在群山之间。 这一带山势不高，但是山连山，峰接峰，有利于部队隐蔽。 从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狭窄沟道，地势最险要的是沟道中段，长约十多里，沟深十到一百多米。 大部分地方宽不过三五米，仅容一辆卡车单行，沟道两侧，是刀削似的危岩绝壁，再上面是比较平缓的沟岸。 在这里埋下伏兵，不愁消灭不了进入伏击圈的日军。 当天晚上，一一五师主力部队从上寨、下关赶到离平型关三十余里的冉庄一带，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天突然下起了暴雨，气温骤降，秋寒袭人。 林彪、聂荣臻的决心毫不动摇，两人都说，就是天上下刀子也得出击!午夜，八路军继续向预定地域进发。 他们既无雨衣，又无斗笠，只得在风雨交加中，沿着山间小路和泥泞的山沟穿行。 暴雨汇聚成山洪，战士们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手拉手在急流中进。 大家的手脚冻僵了，牙齿冻得咯咯响。 聂荣臻关注着部队与山洪搏斗的情况。 三四三旅走在前面，两个团都平安地越过激流，走在后面的三四四旅只过了一个多团，剩下的人马却被越来越汹涌的山洪挡住。 有几个战士杀敌心切，急于涉过急流，被凶狂的山洪冲走，不幸遇难。 聂荣臻对林彪说，三四四旅已经过河的一个乡团按预定方案使用，没有过河的部队不再强渡，以免不必要的牺牲。 林彪同意这个意见。 1937年9月25日，聂荣臻同林彪指挥了威震中外的平型关大战。 当天早晨，部队按预定时间赶到了目的地。 由杨得志、陈正湘率领的六八五团和由李天佑、杨勇率领的六八六团，埋伏在沟的东岸。 三四四旅张绍东、韩振纪率领的六八七团，占领了东河南以北的高地，以便切断敌人后路。 陈锦秀、田守尧率领的六八八团，作为预备队。 杨成武的独立团和刘云彪的骑兵营已分别向平型关东北和以东开进，配合平型关作战。 大战一触即发。 激战前的战场，出奇的平静。 聂荣臻想到，中国有句成语叫“请君入瓮”。 日军要进攻平型关，必走这条十里长沟，这帮凶狠暴戾的强盗只要进入这个有几千伏兵的“巨瓮”，就会成为“瓮”中的死鳖!上午7时许，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辎重和后卫部队进入了伏击圈。 一百多辆汽车载着日军和物资在前，二百多辆骡马大车拉着大炮和给养紧随其后，压阵的是骑兵。 日本兵毫无战斗准备。 山沟里，马达声、马蹄声、大车的轱辘声，响成一片。 敌情汇集到师部，敌军已经全部进入伏击圈，沟道里足有一千多人。 林彪、聂荣臻立即下达了攻击命令。 顿时，八路军的枪弹、迫击炮弹飞向敌群，手榴弹雨点般地泻进沟道。 日本侵略军鬼哭狼嚎，血肉横飞，汽车撞汽车，人挤人，马狂奔，乱成一片。 聂荣臻发现日军很顽固，利用汽车作掩护，进行顽抗，并且组织兵力抢占有利地形，忙对林彪说：“对这块肥肉，块大不好一口吃掉，得分而食之，还不能让他们有喘息时间。”
林彪说：“是这样。 部队得冲下沟道公路，将敌人切成几段，分段吃掉!”于是他们立即命令部队出击，并指令六八六团派出一个营，冲过公路，抢占在设伏前因怕暴露目标而来不及占领的老爷庙制高点，以便两面夹击敌人。 八路军勇士高喊着向敌人扑去，展开了肉搏战。 聂荣臻透过望远镜看见那群经过武士道训练的日军失去指挥，被分隔开来，仍然利用汽车和沟坎，进行顽抗。 我军攻势越来越猛，连伤员也与敌军扭打在一起，互相用牙齿咬，用拳头打。 敌人终于支撑不住，逐渐被消灭。 他知道，六八六团副团长杨勇在激战中负了伤，仍继续指挥部队。 六八五团一连连长曾贤生，带领战士冲入敌群，在肉搏中壮烈牺牲。 清理战场时，人们发现有位战士与敌人拼刺刀时，双方的刀同时刺入对方的胸膛，一齐倒在血泊中。 中午时分，被堵截在辛庄、老爷庙、小寨村一线山谷的一千多名日军全部被歼灭。 八路军缴获步枪一千余支，机枪二十多挺，击毁汽车一百多辆，马车二百多辆。 日军增援部队被独立团和骑兵营阻击在灵丘以北和以东地区。 独立团还在灵丘与涞源之间的腰站，击毙增援的日军三百余名。 血战后的十里长沟，日军人仰马翻，尸体狼藉。 燃烧的汽车，遗弃的武器，散落的文件、作战地图，写有“武运长久”的日本军旗及各种罐头食品满地皆是。 聂荣臻走下山谷，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部队对日军的武士道精神估计不足。 干部战士们仍然用国内战争时期对待白军的办法对被击溃的日军喊话，“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为此吃了许多亏。 有的战士去背日军的重伤兵，被一口咬掉耳朵；有的战士为躺在地上的日军包扎伤口，反被开枪打死，付出了血的代价。 在激战和打扫战场中牺牲的二百多人，大多是经过长征的老战士。 聂荣臻为他们的牺牲痛惜不已。 突然，从离聂荣臻不远的一个山洞里传出几声沉闷的枪声，警卫员阮寿贤急忙拉着聂荣臻闪到隐蔽处。 原来，一个日本兵钻进了山洞，不但不投降，还向外打冷枪。 几个战士朝洞里射击，总也打不着他。 聂荣臻说：“丢手榴弹，炸死他!”随着一颗手榴弹在洞内爆炸，山洞里终于沉默了。 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平型关大捷，威震中外。 这一仗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威，大大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第二节 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 根据毛泽东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9月30日，聂荣臻和林彪致电毛泽东等：建议由一一五师直属队率领部分兵力到阜平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 10月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敌占太原后，战局将起极大极快之变化，拟作以下部署：留一一五师独立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一一五师主力转移到汾河以西吕梁山脉；总部转移至孝义、灵石地区。 据此，八路军总部当即决定，聂荣臻留守五台山地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聂荣臻担负这一重任是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当面告诉他的。 多年来，他一直在党中央和毛泽东身边工作。 这次要孤悬敌后，独当一面了。 聂荣臻知道任重如山，非同一般。 留给他的部队，只有师独立团、骑兵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加上各地方工作团，也不过3000人。 在晋、察、冀三省交界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区，面对四周强大的敌人，这点力量是很单薄的。 必须使部队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才行。 而要扩大部队打开局面，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干部。 第二天，他来到总部，希望帮助解决干部奇缺的问题。 总部当即决定，将唐延杰、舒同、王宗槐留在晋察冀军区。 在此前后，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对聂荣臻非常支持，挑选了一些人留下来。 像搞后勤工作的查国桢，搞卫生工作的叶青山；政治部留下了潘自力、余光文；司令部留下了刘彬、黄鹏、刘显宜、路遐、李廷赞等。 人数虽少，但一个个都很得力。 罗荣桓还留下了师随营学校。 师教导大队队长孙毅自告奋勇要求留下办学，培养干部。 聂荣臻对这一切深感满意。 从此，聂荣臻和留下的人员被隔绝在敌后。 深秋时节来临，五台山区有时细雨霏霏，有时大雪纷飞，天气一天冷似一天，花草枯萎，树木凋零。 聂荣臻和他的战友们几乎天天研究，在艰难处境中，究竟应该怎样开展工作。 他们围着火盆，面对地图，商谈着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各种问题。 聂荣臻认为，兵力太少，这是最大的问题。 他说：“要创建根据地，必须首先发展武装。 没有武装，一切都谈不上。” 物资奇缺是晋察冀面临的又一大困难。 他说：“我们经过市镇，市镇是萧条的，走过县城，县城是空虚的，留下的多是些老头老太太。 但是，要解决物资方面的困难，需要发动群众；要补充兵员，扩大武装，也离不开群众。 所以，如何发动群众，就成为我们创建根据地成败的关键。” 经过讨论，大家认识统一了，创建根据地的关键是要扩大武装和发动群众。 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县石咀的普济寺宣告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查国桢任供给部长，叶青山任卫生部长。 11月13日，经八路军总部批准，聂荣臻发布了成立4个军分区的命令：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邓华；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赵尔陆；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平(后陈漫远为司令员)；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周建屏，政委刘道生。 11月8日，太原失守后，中央北方局派了大批知识分子来到五台山，其中有参加革命较早而年仅25岁的黄敬、邓拓等。 聂荣臻热烈欢迎他们，说：“毛主席告诉我们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告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转入了主导地位。 敌后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艰苦的，要有啃树皮吃野菜的决心，你们得有这个思想准备哟!”才华横溢的邓拓告诉聂荣臻，他来五台山之前，已经学会了识别和采集多种野菜，为的是日后困难时能借以充饥。
聂荣臻用赞赏的目光看着邓拓，高兴地开了个玩笑：“好啊，五台山欢迎你们这样的野菜书生。” 说得大伙儿全乐了。 时过不久，宋劭文找到聂荣臻说，阎锡山来了电报，大发雷霆，说他在五台县河边村的家被八路军抄了，让宋劭文赶紧去调查处理，并向八路军提出抗议。 经过调查，发现了是八路军的民运工作人员带着区里的干部干的。 后来接到越来越多的报告，诸如发生了“打土豪”的事。 聂荣臻要舒同负责立即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他说：“通知他们立刻停止这种盲目的做法，否则将会削弱抗日营垒的社会基础，扩大敌人的力量，使我们吃大亏。 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以及一切赞成抗日的各阶级各阶层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是当务之急。 告诉那些头脑发热帮倒忙的同志们，不管是地主还是富农，只要他愿意抗日，我们都要团结。” 经过教育，原先摩拳擦掌的人都能闻过即改，抄家游斗土豪的行为被制止住了。 农历10月，五台山顶峰已积下皑皑白雪。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五台山僧众一致抗日，聂荣臻带人专程?span class=yqlink>仙剑剿旅砑械奶ɑ痴蚩赐黾胰恕?/p> 五台山上，云雾缭绕。 五台山佛教僧会会长、大法师然秀闻讯，特地组织了寺庙乐队欢迎。 聂荣臻对然秀说：“真想不到，在这偏僻的山乡，在这四面被敌人包围的境地，还能听到如此幽雅的音乐。” 聂荣臻亲临五台山寺庙，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和抗日救国纲领，态度亲切热情，令佛门众弟子深受感动。 然秀代表五台山僧众表示：“出家人慈悲为怀。 我等出家不出国，保不住国家，佛教、寺庙何存!抗日救亡，僧众有责!”不久，在当地抗日政府的帮助下，五台山寺庙成立了由青年僧人组成的抗日自卫队，参加了站岗放哨，练兵习武，打击日伪军的活动。 “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聂荣臻写下了他发自内心的誓言，也是对全体坚持敌后斗争的将士们的勉励。 为了更靠近前线和到人口比较多的地方开展工作，1937年11月18日下午，聂荣臻率领军区领导机关抵达阜平城。 到达阜平城的当晚，聂荣臻同公开身份为山西“牺盟会”成员、实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宋劭文、盂县县长胡仁奎以及冀、察两省的有关人员，就成立全区的政权机构问题，一直商量到下半夜。 聂荣臻说，前几天刘少奇复电指示，同意立即筹备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 只有有了抗日政府，制定了有利于抗日的各项正确政策，才能发动群众抗日，稳定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 12月5日，阜平城里挂起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筹备处”的牌子。 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晋察冀地区有39个县表示愿意参加军政民代表大会。 1938年1月10日，是阜平山城有史以来最为盛大的节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 聂荣臻作为149位代表中的一员，与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阶层和团体的代表、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来自五台山的和尚、喇嘛代表欢聚一堂。 代表会议共开了6天。 聂荣臻、刘奠基、吕正操、李杰庸、孙志远、张苏、娄凝先等当选为边区政府委员，宋劭文、胡仁奎分任正副主任委员，“老乡政府在阜平成立了!”边区的老百姓奔走相告。 可是成立边区政府这件大好事，却遭到两个方面的反对。 党内，王明以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名义来电，说晋察冀这样做会“刺激”国民党，对全国统一战线的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 聂荣臻致电朱德指出：如按王明意见行事，我们当放弃独立自主方针，这正符合阎锡山的要求。
这样，我们“便(要)为他人作嫁衣裳”。 后来，王明的错误观点受到了党中央的批评。 党外，阎锡山反对。 边区政府成立后，坚决推行减租减息政策，作为发动群众的主要措施。 不多久，工、农、商、妇女、青年组织都成立了各种领导机构。 其中农民救国会的会员达57万多人。 聂荣臻看到这一切自然很高兴。 1938年2月，彭真到达晋察冀，代表北方局领导晋察冀边区的工作。 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彭真协同聂荣臻指导晋察冀、平汉路东以及平、津两地党的工作。 同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彭真为书记，聂荣臻、关向应、程子华为委员，组成中央晋察冀分局。 1941年1月彭真回延安，由聂荣臻代理分局书记。 一到敌后，聂荣臻始终抓紧抗日武装力量的建设。 收编杂色武装，是晋察冀武装力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抗战初期，聂荣臻先后收编的杂色武装共有三万多人。 发展抗日武装，聂荣臻更加重视发动群众参加八路军。 经过努力，到1938年底，晋察冀军区的武装部队发展到近10万人，另有民兵等人民武装10万多人。 在一年的时间，由3000人的武装，发展到这样的规模，里面凝聚了聂荣臻的大量心血。 缺乏干部，是晋察冀初创时期的最大困难。 在聂荣臻的关怀领导下，1937年12月，以一一五师教导营为基础，在阜平成立了军政干部学校，孙毅为校长。 这所速成性质的学校，一年内培养了一千四百多名干部。 1939年2月，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教职员和学员两千多人来到冀中，聂荣臻多方关怀。 1个月后，聂荣臻指示成立军区教导团，专门培养连排干部。 抗大二分校、军政干部学校和军区教导团，为晋察冀军区培养了大批干部，满足了各方面的需要。 在敌后，聂荣臻深感困难的另一个问题是武器弹药的严重短缺。 面对现实，他要求各部队发动群众，收集散在民间的各种枪支弹药，以应急需。 1938年5月，他指示在五台县西会村成立了军区的第一个枪械修造所，修造步枪、手榴弹。 1939年4月，军区军事工业部成立。 后来，该部发展成拥有6个修械厂，一千多名工人的军工生产部门，能修枪械，制造黑色火药和手榴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边区武器弹药紧缺的困难。 聂荣臻一到阜平，就注意开辟冀中根据地。 经过了解，中共地下党员、原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率部于1937年10月11日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改称人民自卫军，部队发展很快。 此外，中共中央北方局还派了红军干部孟庆山在保定失守以前到达冀中，在保属省委领导下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领导组建了一支武装游击队。 12月中旬，聂荣臻要吕正操率部到达阜平，进行整训。 在路西整训了1个多月的人民自卫军，建立了具有红军优良传统的政治工作制度，明确了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指导思想和坚定信心，返回冀中，利用日军兵力少而分散的弱点，迅速收编或歼灭了十多股土匪武装及部分伪军、伪组织，以后又北上到北平、天津、保定之间的三角地区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于1937年12月成立的由孟庆山任司令员的河北游击军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并取得了许多胜利。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根据聂荣臻反映的情况，命令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孟庆山任副司令员，总兵力一度达到六万余人。 第三纵队在聂荣臻的领导指挥下，长期坚持了冀中平原的游击战争。 1938年2月9日，毛泽东发出了“关于建立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聂荣臻接到指示后，决定派一分区政治委员邓华执行这项任务。
他找邓华谈话，邓华问：“开辟根据地，要注意哪些关键问题呢?”聂荣臻说：“关键是要在那里牢牢地站住脚跟，打出一个好的局面来。 不能到了那里，扩充一些部队，抓一把就走。 ‘抓一把’，是抓不到东西的，也是同我们建立根据地的意图相违背的。” 4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命一二师宋时轮支队开赴平西，与邓华支队会合。 宋、邓支队会合后，总部正式命名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 1938年7月6日，在冀东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以第四纵队为坚强后盾，冀东爆发了有20万群众参加的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其声势之壮，规模之大，一时震动了全国，风闻于世界，8月，第四纵队与李运昌率领的冀东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冀察热辽军区，部队扩大到约十万多人。 聂荣臻对此极为振奋。 8月4日，他向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建议，第四纵队应在现有地区以“立定足跟为原则，因为在敌人的深后方发展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困难的，所以必须向蓟(县)、平(谷)、密(云)加紧工作，逐渐向东南发展”。 8月13日，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联名复电：“宋邓纵队主力在现地区平谷、蓟县、密云一带加紧工作，站稳脚跟，再逐渐向东南发展的方针是好的。” 但到9月中旬，传出了日军将大举围攻冀东的消息，当时领导冀东武装起义的某些领导人对这个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率起义武装共五万余人以及大批地方干部，于10月中旬向白河以西地区撤退，遭受重大损失。 10月下旬，起义领导人李运昌等率部分部队返回冀东，坚持了冀东地区的斗争。 1939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以萧克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冀热察挺进军，重新进军冀东。 坚持冀东斗争的部队在李运昌、李楚离等领导下，积极发动群众，打击敌人。 到1940年，冀东终于成为一个拥有560万人口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 在开辟冀中、冀东根据地的过程中，聂荣臻还命所部逐步开辟了平西、平北根据地。 北岳、冀中、冀东、平西、平北根据地的建成，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完整的体系。第三节 粉碎日军的二十五路围攻 晋察冀军区成立后，八路军主力部队、游击队以及各种抗日武装，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敌后不断发展壮大，到处袭扰敌人的铁路、公路交通线和沿线据点，使日本侵略军越来越感受到了来自侧后的威胁。 因此，1937年11月24日，日军就以两万之众的兵力，沿平绥、平汉、正太、同蒲4条铁路干线，分8路围攻刚成立的晋察冀军区。 日军来势汹汹，各地纷纷告急。 聂荣臻抓住日军地形生疏，有不少伪军参战，不敢贸然深入晋察冀军区腹地的弱点，要求各军分区把有基础有经验的老部队部署在机动位置上，相机打击敌人，更多的则是指挥大量的新组建的民兵、自卫队等游击武装对敌人进行伏击、侧击、夜袭。 这样做，使日军疲惫至极，狼狈不堪。 反敌围攻作战历时1月，在一二师、一二九师部分部队的配合下，毙伤日伪军二千余人，敌被迫放弃晋察冀根据地边缘地带的几座县城，惨败回巢。 边区的部队带着大量战利品，在父老兄弟姐妹们的欢呼声中凯旋。 1938年1月31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 按照习惯，这天大家互祝新年，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也显得非常热闹。 这个春节，聂荣臻过得相当愉快：一是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正在逐步走上正轨；二是接待美国军事观察员卡尔逊来访获得了成功。 通过第一个进入根据地的外国人赞赏的目光，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的方向是正确的；三是他的妻子张瑞华居然奇迹般地在除夕的前两天从延安赶到阜平，与他过了个团圆年。 但聂荣臻太忙，就在春节期间，接到总部训令，为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拖住津浦路沿线之敌不使其向南进攻，要晋察冀军区在平汉路方面主动出击。 从2月到7月，他组织所属部队，分3次大规模出击平汉路，共歼敌四千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器材，使平汉路多处遭到破坏，几度不能通车。 晋察冀军民在敌后反“八路围攻”、“三次出击平汉线”等，接连取得的军事胜利和根据地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使日本侵略军深感不安。 1938年秋，据北平汉奸报纸《正报》转载日本同盟社的电讯说：“五台山岳地带为共产军在山西蠢动之策源地，更为向山西、绥远、京津诸地方实行赤化工作之根源。” 因此，下决心要铲除这块“策源地”。 1938年9月，日本侵略军大本营制定了“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作战计划。 “北围五台”，与“中攻武汉，南取广州”相提并论，可见日本侵略军已经把晋察冀作为一个战略要点来对待了。 根据这个计划，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山杉元调集3个师团、3个旅团等共5万兵力，从9月20日起，兵分25路，从四面八方开始向五台山区发动进攻。 敌人这次出动的部队，几乎是清一色的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和八路军控制的县城，其作战方针是分进合击，多路围攻，步步为营，达到彻底消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聂荣臻与他的助手们研究了敌人围攻的特点，制定了各部队反“围攻”应采取的作战指导原则：基本上仍然是打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以小部队围绕在进攻敌人的周围，不断袭击、扰乱、消耗和疲惫敌人，争取在条件有利时集中主力，歼灭敌人一部或一股，或是将主力转移到外线进行机动，使敌人扑空。 对深入和据守边区内地的敌人，要连续猛烈地袭击，并开展交通破袭战，打击敌人的交通运输部队，结合坚壁清野，以围困的办法逼退敌人。 待敌人疲惫已极被迫撤退时，就集中主力，配合游击队沿路埋伏，前后堵击，力求消灭一部或一股敌人。 由于指导思想明确，边区军民又已经有了近1年反围攻的锻炼，对于打败敌人，大家是充满信心的。
从聂荣臻组织部队主动出击平汉路以后，日军为了报复，对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阜平进行猛烈轰炸和“扫荡”。 为了能安全地指挥作战，聂荣臻把军区司令部转移到五台金刚库。 一天，金刚库上空突然出现一架日军侦察机，盘旋侦察。 这使聂荣臻警觉起来，他命令军区机关及直属单位立即转移。 果然，不久日军的轰炸机飞临上空，进行狂轰滥炸。 原来金刚库有个汉奸，在天津某电话局当局长，他了解八路军在金刚库的住处，向敌人告了密。 那次如果不及时转移，军区机关可能会遭受重大损失。 五台是这次日军进攻的重点。 在第一阶段日军出动的10路进攻部队中，就有4路是以五台为目标分进合击的。 二分区的主力四团、五团、六团和地方部队进行了顽强阻击，使日军遭受重大损失。 聂荣臻率领军区领导机关转移到耿镇与石嘴附近的一条山沟里，正值日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大队长清水正夫率部在飞机掩护下进攻五台县东南的柏兰镇。 这个清水是气焰极为嚣张的军国主义分子，一再发誓要荡平五台山，要带兵“胜利”地开进五台县城。 为了防止敌人太逼近首脑机关，聂荣臻要唐延杰参谋长立即指挥二分区的部队和军区学兵营掩护机关和后方人员转移。 唐延杰指挥部队在牛道岭袭击了敌人。 他亲自带一个警卫连冲下去，敌人猝不及防，一下子被击毙了不少人。 当时并不知道清水大队长也被打死了。 击毙日军清水大队长之事，聂荣臻是20天后从敌人的报纸上得知的。 他在偶然得到的日本《福冈日日新闻报》上，看到10月6日日本同盟社的一条电讯，说：“山西肃清战中著有赫赫武勋的清水大佐战死……而在这些将校的死亡之外，其兵士死伤的人数，更不在少数。” 那张报上还刊登了日军抬着装有清水尸体的棺材进五台县城的照片。 聂荣臻立即将这个情况向总部做了报告。 为了贯彻“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条，聂荣臻在指挥反“围攻”作战中，始终注意捕捉打运动战的有利战机。 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10月初的阜平东西庄大战。 聂荣臻判断，阜平是日军必然要夺取的要点，于是命令第一、第三军分区的主力，加上冀中独立旅一部，布防在阜平到王快之间，选择有利地形隐蔽待机，争取给进攻阜平的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 10月4日，一股几百人的日军，附炮18门，在飞机掩护下，以骑兵为前导，直扑阜平，形成孤军深入之势。 当这股日军进到东西庄时，我伏兵突然向日军猛扑，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很快进入白刃战，我军一举歼敌三百多人。 紧接着，曲阳、党城一线日军三千多人快速增援东西庄。 在战斗最关键的时候，聂荣臻与团长们直接通电话。 一次，他给三团团长纪亭榭打电话说：“纪亭榭!我告诉你，你一定要顶住!给你下个死命令，要做到人在阵地在，听清了吗?!”纪亭榭义无反顾：“好!我和我们三团全体人员一定按司令员命令做到人在阵地在!”在激战中，日军竟然打了四百多发毒气弹，我军不宜再战。 聂荣臻命令留一个营掩护，主力退出战斗。 这是一次硬仗，八路军共歼灭日军一千多人，部分地达到了打运动战的目的。 我军也伤亡了四百多人，大多是由于中毒造成的。 聂荣臻嘉奖了各参战部队，特别打电话嘉奖了三团，并派邓拓专程到三团慰问。 聂荣臻及时总结了中毒部队的防毒经验，以急电传达到各部队，以为借鉴。 聂荣臻一边带领军区机关向蛟潭庄转移，一边指挥全区的反“围攻”斗争。 五万多敌军压境，陆续侵占了边区全部重要城镇，情况是空前严重的。
中共晋察冀分局发出号召，要求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配合部队作战，将日本侵略军赶出边区。 9月30日，聂荣臻连续向总部和中央发出两份电文，如实反映了困难的局面，要求八路军总部“速令一二九师及一二师、徐旅给我配合，若五台失守仍须积极配合我作战，否则我将处于最不利之地位。” 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领导人以焦急的心情，关注着晋察冀的反“围攻”斗争。 10月2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聂荣臻：根据敌人的进攻特点，应“相当地集中主力，于我有利的各种条件(敌人弱，地形有利)方面准备待机。” 在这份电报中，总部还命令第一二九师破坏正太路，积极尾击由正太路北进之敌。 命令一二师的三五八、三五九旅采取有力措施配合晋察冀军区作战。 聂荣臻很高兴，晋察冀的斗争能得到友邻部队的配合，而且上级的指示与自己对作战指导原则的精神是一致的，从而对这次反“围攻”作战的胜利更加充满了信心。 此后，晋察冀的部分部队，采用游击战术，与敌周旋，主力部队则跳出合围圈，在敌供应线的侧翼，更加积极坚决地打敌运输队及掩护部队，大量破坏道路、桥梁。 由于认真坚决地贯彻了总部和军区的反围攻作战方针，到10月下旬，整个战局起了很大的变化。 进入山地的日军十分疲惫，八路军却愈战愈勇。 聂荣臻命令各分区集结主力，予敌以狠狠打击。 在一二师三五八旅、三五九旅配合下，军区部队在各地主动出击，重创日军。 其中在高洪口战斗中，军区部队与三五八旅配合，歼灭了日军蚋野大队长以下五百余人。 至11月7日，历时48天的反敌25路围攻的战斗胜利结束，日军被毙伤五千二百多名，其“北围五台”的幻梦彻底破灭，最后不得不狼狈逃窜。 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在反围攻的炮火中，安全地转移到了平山县的蛟潭庄一带。 反围攻胜利以后，聂荣臻结合创建晋察冀根据地以来的历次作战，总结出了游击战的五条重要经验：第一，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一旦离开，运输联络就十分困难。 特别是深入山地之后，辎重过多，行动滞笨。 此次进攻五台，就用了近1000匹牲口，每日行军不过十余里，便于袭击。 第二，敌人占据某一据点之后，如果后方交通线被切断或破坏，据点中的敌人立即孤立，非败退即被消灭。 第三，敌人因地形不熟，害怕夜间战斗。 八路军组织夜袭，一般都能成功。 第四，在山地，敌机械化武器大多失去作用，大部队在山沟里无法展开，小部队不敢轻易深入。 八路军在山地却可以经常举行袭击或伏击。 第五，敌人在受到了严重损失后，为维护其所谓“皇军的威严”，事后总要进行报复性进攻，已成规律。 八路军可据此伏击歼敌。 这次反围攻的胜利，意味着晋察冀边区已成为敌后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了。第四节 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敌后不断发展壮大，受到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高度重视。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1938年10月5日在致聂荣臻等的慰问电中称：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这是晋察冀被称为抗日模范根据地的最早由来。 早在1938年3月2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的演讲中，就称赞过晋察冀所取得的成就：“如王羲之所说，‘大块假我以文章’，岂只大块地方可以做文章吗?……聂荣臻现在五台山造成一个抗日根据地，在平汉、平绥之间大唱其戏。 一边喊：‘打倒王克敏’，一边喊：‘活捉聂荣臻’，打了好多回合，日本人打不过，便烧了老百姓好多房子。 也好，烧了房子他自己也不能去，老百姓又好去当游击队。 于是男女老少，全体动员，自卫军，少先队，又办学校，训练干部。 几十个县城没有官了，于是建立抗日政府，且向热河打去……”11月，就晋察冀创建一年来的斗争情况，聂荣臻向党中央写了一份详尽系统的报告。 毛泽东认为很有意义，要聂荣臻补充修改后出版。 补充后的报告共十万余字。 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接到报告后复信聂荣臻，“荣臻同志：你著的书及送我的一本照片，还有你的信，均收到。 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 书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照片正传观各同志。 望努力奋斗，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新作品。” 毛泽东用他那流畅有力的笔触将书名定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 由聂荣臻署名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1939年5月在延安、重庆两地公开发行，成为第一本系统介绍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专著，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 实践证明，在近两年的时间内，晋察冀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在敌后站住了脚，而且全面地创造性地执行了党中央有关抗日的各项方针政策，充分发动了群众，使八路军的军事斗争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不断发展壮大，使日本侵略军深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晋察冀边区在彭真、聂荣臻、宋劭文等人的领导下，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根据地的全面建设。 除大力加强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的建设外，还特别重视党的建设。 聂荣臻认为，要建设好根据地，首先必须要加强党的各级领导。 这是根据地得以巩固扩大的根本保证。 在北方分局领导下，除了成立党校，还大量举办了各级党组织的训练班，轮训党的干部。 在党员觉悟普遍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把表现不好或不起作用的党员清除出党。 这就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提高了党的质量，使党的领导和核心作用大为增强。 为了建立既是抗日又是民主的根据地，边区广泛地开展民主政治运动，进行区、村政权民主选举，逐步加强和改造了基层政权。 聂荣臻确定，群众发动起来后，用各种办法检举基层政权中的不良分子，把他们清除出去，然后选举能代表基本群众利益的人出来掌握政权。 各地还实行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改革了政权机构。 代表由村民大会选举产生。 农民群众文盲多，投票选举颇为不便，他们就创造了在当时是极为民主的“豆选”办法。 就是候选人每人背后放一只碗，选民想选谁就往谁的碗里放颗豆子，最后以豆子的多少来确定选举结果。 这样的民主权利，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党和政府领导群众普遍贯彻减租减息政策。 1938年2月9日，边区政府即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规定地主的土地收入，一律照原租额减收25%；债主的利息收入，一律不准超过1分(即10%)。 此外，额外附加一律废除，高利贷一律禁止。 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大大减轻了封建剥削对贫苦农民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从而对发动群众起了关键作用。 但有的地方也出现了政策界限不清的做法。 聂荣臻发现后及时向干部们指出：“我们是要吃牛肉还是要喝牛奶。 吃牛肉一下把地主、富农的财产全没收，不是很痛快吗?但是这样做，只能是帮敌人的忙，会把地主、富农都赶到敌人那边去，又将形成中央苏区时‘赤白对立’的现象，危及到我们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 我们认真搞减租减息，只要地主、富农执行政府规定的政策，就团结他们一道抗日。 这是挤‘牛奶’的办法，慢慢挤，细水长流。” 聂荣臻的举例生动鲜明、通俗易懂，很快被广大干部群众接受。 晋察冀孤悬敌后，几乎得不到任何物资接济，因此聂荣臻非常重视组织军民生产。 在他的倡导下，边区政府一开始就鼓励群众发展生产，植树造林，兴修水利，改良耕作方法，开垦荒地，多打粮食，支持抗日，改善生活。 到1939年，又颁布了《奖励生产事业条例》和《垦修滩荒办法》，号召平原地区少种棉花，以防被敌人掠夺利用，要求各地多种粮食，发展手工业，尽量自织土布，以满足军需民用。 晋察冀边区还逐步加强了财政建设，健全了财政制度，保障了军需民用。 根据地的军政费用，主要来源于“合理负担”、田赋和税收。 聂荣臻说：由于我们的部队和干部，大多来自劳动人民，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一开始他们就提出，抗战的财政都要由有钱的地主、富农或工商业主负担。 这样做显然不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 所以，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提出了合理负担的办法。 晋察冀合理负担的办法，使负担面达到边区总户数的60％左右。 “救国公粮”由村政府征收、支付和保管。 这样，村村有粮站，村村有仓库，可以到处取给，不误需用，还节省运输，减少了损失。 部队、政府机关用粮，由政府按月按定量发给粮票，保障了供给。 采取这些措施以后，边区财政逐步走上正轨。 聂荣臻曾不无自豪地说，自古以来，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说法，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不存在“粮草先行”的问题，部队基本上是走到哪里，便可以就地取得“粮草”供应。 晋察冀在发动群众中，还大力加强了对群众组织的领导。 根据地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和儿童，都广泛地组织起来，使他们在抗日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聂荣臻说，抗战时晋察冀的群众组织得很好，社会秩序井然，真可以说是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程度。 只要在边区，我们走到哪里都非常安全。 事实也确实如此。 聂荣臻经常到各军分区检查工作，或到北方分局开会，有的相距百里以上，他都是只带一名警卫员，一人一匹马，说走就走。 有时在老乡家吃饭或住宿，都受到热情接待，安全得很。 聂荣臻还十分重视边区人民的政治文化教育。 他指示边区政府普遍发展了小学、中学和冬学、夜校，村村办有“扫盲班”，帮助不识字的农民学文化。 文化教育活动，不仅遍及边区各地，还发展到一些游击区和敌占区。 到1939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北岳区和冀中区共办有七千多所小学，7所联合中学，中小学生达三四十万人。 晋察冀还创办了华北联合大学和抗战建国学院2所高等院校，培养了大批各类干部。
边区军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对建设边区、保卫边区产生了积极影响。 1940年8月，在彭真主持和聂荣臻的参与下，对晋察冀推行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制定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 因为纲领恰恰是20条，所以称为《双十纲领》。 这个纲领被延安《新中华报》称为“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的施政纲领，是最适合目前抗日需要的”。 纲领受到晋察冀各阶级、各阶层的热烈欢迎。 它使边区建设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就，使根据地日趋巩固，对游击战争的坚持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光辉成就，使从大后方来到根据地的人，赞美不已。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曾在晋察冀作了6个多月的考察，对15个县、500多个村庄进行了调查访问，后来写了一本影响颇大的书：《华北敌后——晋察冀》。 他在书中热情地呼喊道：“抗日民主之花开遍了华北!”“华北是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他称晋察冀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模范的抗日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晋察冀边区，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 “晋察冀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形!”在晋察冀，文化工作蓬勃发展。 抗战初期，聂荣臻对平型关战斗中沙飞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照片赞不绝口。 当沙飞提出，希望留在一一五师工作，聂荣臻满口答应。 1939年元旦，军区在蛟潭庄举办了一次摄影展览，轰动了整个山村，部队的干部战士看，附近村子的老乡也来看，热闹非凡。 聂荣臻也挤在人群里欣赏。 他对沙飞、罗光达说，照片形象鲜明，真实生动，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要是能放大，群众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 他还规定，今后军区的重要活动，都要通知摄影记者参加。 后来看到沙飞等用自制的土放大机放大的照片时，聂荣臻高兴地说，共产党、八路军做什么事都有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太好到比较好的过程。 1942年7月，《晋察冀画报》创刊。 7月7日聂荣臻为创刊号题词：“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的画刊里。 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的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在如何的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这本创刊号，根据聂荣臻的指示，用铜版纸印刷，文字说明用中英文对照，画面用简单的彩色套印，令人耳目一新。 在聂荣臻的关怀下，1937年12月11日，《抗敌报》和“抗敌剧社”在同一天成立。 《抗敌报》由邓拓任社长，最初是油印的，以后逐步发展成石印、铅印的报纸。 印数也由开始时的几百、几千份，发展到几万份。 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它积极宣传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日的方针政策，准确、迅速、及时地报道边区军民火热的斗争生活，成为深受大众喜爱而又具有权威性的报纸，为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聂荣臻高度评价邓拓和《晋察冀日报》，他说：“我喜欢辛勤办报的邓拓和那些年轻有为的办报人员。 《晋察冀日报》社在反‘扫荡’期间，经常是一面打游击，一面工作。 整个报社精干得很，就是那么几头骡子，驮着轻便的印刷器材，编辑记者们背着轻便电台。 邓拓带领大家，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与敌周旋。” “抗敌剧社”在阜平成立时，最初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队，演出一些简单的节目。
后来从城市来了一批知识分子，演出的节目就丰富一些了。 1939年初开始有了女演员，演出的水平更进了一步，可以演出多幕话剧了。 聂荣臻尤为重视文艺工作，“抗敌剧社”演出的《松花江上》、《张家店》、《美人计》、《顺民》、《林中口哨》等戏剧，演出水平虽然不很高，但他一有空就去看。 戏剧《顺民》是崔嵬在大后方写的，某些情节不大符合敌后斗争的实际与需要，聂荣臻看后说：“剧中老大爷遭日本兵毒打，儿媳妇被强奸，猛醒后放火烧掉自家的房屋去抗日，这个抗日愿望很好，但是房子却烧得不对头喽!敌后要建立我们的根据地，有时敌人‘扫荡’，我们号召群众坚壁清野，为的是不给敌人留下粮食和物品，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出根据地。 至于房子，还得留下，敌人走了，我们回来还得住呀，老百姓也是不赞成‘焦土抗战’的嘛。 所以说，艺术要符合斗争需要……”抗敌剧社和华北联大文工团、西北战地服务团联合演出苏联话剧《母亲》，他观看后接见了剧组，称赞他们演了一出有很大教育意义的戏剧，并说武装斗争与文化建设是不能对立的，文化加军事加政治就等于革命军队的战斗力。 1942年，晋察冀边区的斗争进入极端艰难困苦的时期。 这年的1月15日，聂荣臻在平山县寨北村出席了晋察冀分局高干会议。 会议期间，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等人向聂荣臻提出，大家从战斗的第一线到分局和军区来开会，希望能看到一些水平较高的演出，譬如曹禺的话剧《日出》，请聂荣臻问问抗敌剧社，能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聂荣臻马上把剧社社长汪洋和指导员刘肖芜找来，转达了这一意见，并说：“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是农民出身，只了解地主，不了解资本家，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情况更不熟悉，看一看《日出》这个戏有好处。” 汪洋和刘肖芜返回剧社，连夜紧急动员，并从联大的沙可夫那儿找来了剧本。 就这样，他们3天3夜不睡觉，硬是把戏给排出来了。 于是，奇迹出现了，抗敌剧社仅用了3天时间，就把大型话剧《日出》搬上舞台，献给了边区的领导者们和全体军民。 雪花飘飘，天寒地冻。 搭在雪地里的帐篷舞台，四周挖着一条燃着炭火的土沟，还不断给演员发酒，以便为穿着单薄衣服和旗袍的演员驱寒。 3个多小时的演出，使身处敌后的人们大开眼界，热烈的掌声在冬夜的原野里经久不息。 演出结束之后，聂荣臻特地走上台向演员们表示感谢，还称赞饰演“小东西”的年轻女演员方碧演得好。 方碧幸福地望着慈父般的司令员，眨了眨美丽的大眼睛，甜甜地笑了。 两个月后，方碧深入到游击区和敌占区宣传演出，在山西崞县神岗头遇敌牺牲。 才华横溢的编剧崔品之被俘，后来宁死不屈，也牺牲了。 消息传到军区，聂荣臻痛惜不已，特地发去唁电，以示哀悼。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这一讲话，在晋察冀文艺工作者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两个多月以后，晋察冀军区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 8月6日，聂荣臻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他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结合晋察冀的斗争实际，指出，我军从红军时期起，就重视文艺工作，即使在艰苦的长征当中，仍然在战斗间歇，组织大家唱歌跳舞。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曾污蔑这样做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可他后来成了叛徒。 八路军继承了红军的光荣传统，蓬蓬勃勃地开展文艺工作，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使革命文艺成为强有力的武器，这是值得我们夸耀与骄傲的。 尽管我们在军事装备上低劣，比不上强大的敌人和其他军队。但在文化武器这个方面，我们的“装备”并不落后，这是我们的优点和特点。 希望大家认识文艺工作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安心和热爱文艺工作，力争成为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家、文学家。 最后他鼓励文艺工作者们说：“伟大的作品将来一定要产生，而且一定会产生在前线，产生在堡垒附近。”第五节 击毙阿部中将 1939年，晋察冀根据地已经进入巩固发展的时期。 各军分区捷报频传，聂荣臻非常高兴。 1939年5月，一分区部队进行了著名的大龙华战斗，歼灭日军四百余人，缴获了五十多册极为重要的机密文件。 其中有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颁发的《关于剿匪与警备的指针》、《关于使用特种器材(毒气)之参考》和一一师团司令部颁发的《对山区方面匪团封锁计划》等机密要件。 这批文件，印证了聂荣臻对日军作战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更坚定了他抗战必胜的信心。 10月中旬，聂荣臻从各方面汇集的情报中，得知日军要进行一次大的“扫荡”，出动两万兵力，企图在神堂堡、阜平城、到王快镇一线建立据点，打通曲阳到阜平的交通线，将北岳根据地拦腰截开，然后再向根据地核心地带扩大面的占领。 还是先占领“点”，用“线”连结各“点”，再向“面”扩张的“点、线、面”的一套。 据此，他要各军分区做好反“扫荡”准备。 10月下旬，聂荣臻到阜平青山村参加北方分局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 30日晚上，杨成武把刚接到的一份情报向聂荣臻作了报告：张家口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派辶十村宪吉大佐率日军第一大队和伪军共一千多人进驻涞源城后，将在近日分3路向一分区进行“扫荡”。 其中东路的敌人全是日军，共六百多人，计划经白石口、鼻子岭向银坊镇袭击。 其他两路策应配合。 “聂司令员，让我们打个伏击战吧!”杨成武激动地说。 聂荣臻：“情报可靠吗?”杨成武说，情报是涞源伪维持会和敌宪兵队里的内线，通过分区涞源情报站送出来的，与有关情报核实过，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 从涞源到银坊的路上，是一路连绵险峻的大山，出涞源城，进入白石口，再往南到雁宿崖和银坊，这中间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面都是光秃陡峭的山石，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涞源敌人如果孤军深入，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歼灭它。 聂荣臻表示同意打这一仗。 他把同在青山村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的彭真、贺龙、关向应请来，征求他们的意见，几位领导人一致同意打个歼灭战。 聂荣臻下达了作战命令：以一分区的一团、三团和三分区的二团共3个主力团加1个游击支队设下伏兵，以约六千人对六百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对付村宪吉大佐率领的东路敌人；以曾雍雅的游击支队诱敌进入伏击圈；另以部分兵力和地方游击队去钳制堵截另两路敌人。 11月3日晨7时许，杨成武报告：部队同3路敌人都先后交了火，东路敌人被曾雍雅支队成功地诱进了雁宿崖一带极为狭窄的山沟里，现在疲惫不堪，毫无戒备，正在河滩上休息。 聂荣臻说：“成武，一定要抓住这个有利战机，争取全歼这路敌人!”雁宿崖战斗打响了。 六百多日军被两侧山崖上突然射来的交叉火力压住，打得晕头转向。 但日军很快调整了部署，夺取了山沟中的一块高地，作困兽之斗。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 上午10时许，聂荣臻为阻止走马驿敌人东进，使东面主力部队得以顺利解决战斗，下达了补充命令：军区教导团、三分区随营学校两个队、七一五团二营立即出发，钳制企图东进增援之敌。 下午，杨成武报告，雁宿崖的敌人遭我严密包围和沉重打击之后，正据守山沟中高地上顽抗。 聂荣臻感到胜利在望了，当即命令发起全面攻击。 八路军与日军激战，双方展开白刃格斗。 聂荣臻守在电话机旁，及时掌握情况和下达命令。 战至下午5时，敌人被全部歼灭，缴获了各种炮6门、轻重机枪13挺、步枪二百一十多支、无线电收发报机两部，还有大批弹药、骡马，只有十余名敌人趁着天色昏暗溜了出去。
六百多日军全军覆没，深深戳痛和激怒了阿部规秀中将。 雁宿崖战斗，聂荣臻整整在电话机旁守了一昼夜。 战斗结束后，他分析，从日军“扫荡”的意图看，后面将会有更大的仗要打。 另外，他从与日军打交道的两年多时间里，已经摸到了敌人的一条规律：一旦吃亏，肯定报复，而且失败得越惨，报复得越凶。 因此，他顾不上休息，一边下达参战部队立即撤离战场，隐蔽于适当位置，准备再战的命令，一边考虑新的战斗部署，做好迎接更大规模战斗的准备。 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是日军的精锐部队，52岁的旅团长阿部规秀，在日本军界被吹捧为是精通“山地战”的“名将之花”。 聂荣臻研究过阿部规秀，知道他擅长运用“新战术”，头脑灵活，指挥果断。 但是他最致命的弱点是骄纵自负。 阿部为急于报复，竟不顾日军“扫荡”的总体部署，亲率孤军深入根据地腹地。 11月4日凌晨，日军一千五百多人，共3个大队，分乘九十多辆卡车从张家口急驰涞源。 聂荣臻得知消息，满心喜欢。 南面之敌未动，北面之敌先孤军深入，这是难得的歼敌良机。 于是他对杨成武说，同意你的判断，日军进至银坊，然后或西攻走马驿，或东扑黄土岭，寻找我主力决战，以报一箭之仇。 你要力争全歼这股敌人。 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除了原有的一分区一团、三团、三分区二团、曾雍雅游击支队外，已命令第二十五团和分区炮兵营迫击炮连也投入战斗，命令第二十团、二十六团、二十四团钳制易县、满城、徐水等地的敌人。 贺龙同志已命令一二师特务团从神南北上，归你指挥。 你们应该以小部兵力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敌人，把敌军引向银坊，让他们扑空，然后隐蔽起来，让敌人寻找你们决战。 你们在银坊北面示以疑兵，诱敌东进，等他们进到黄土岭地区后，再利用有利地形集中兵力歼灭敌人。 11月5日，日军向白石口前进，平时由于机动灵活，善于与敌周旋而有“狼诱子”之称的曾雍雅支队，在白石口与日军交火，且战且退，再次诱敌成功，阿部率部追到银坊，没有见到八路军主力，就大肆焚烧银坊的民房，发泄报复之心。 11月6日日军继续东进，晚间，终于进入黄土岭一带。 聂荣臻命令杨成武指挥各部乘夜色展开，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 当天，细雨霏霏，夜很黑。 这很有利，既增加了日军的行动困难，又很好地掩护了我军的行动。 黄土岭是比雁宿崖山谷要开阔得多的峡谷。 11月7日军区司令部的《阵中日记》上记载：“黄土岭上庄子之敌今日拂晓向东进攻被我一团击退。 现二、三、特务团已都进到指定位置向敌攻击，各团间在火线上均取到联络。 敌被我紧密包围在上庄子及以西地区，敌冲锋数次均未得逞。” 战斗一打响，首先就把敌人的电台打掉了，使他们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 7日，依然阴雨绵绵。 日军受到突然的打击，不顾死活地抢占了几个山头企图冲出包围圈。 八路军在取得雁宿崖歼灭战的胜利之后，愈战愈勇。 这时，易县、涞源等地的基干自卫队，纷纷赶来助战，战地附近群众给部队送饭送水。 敌我双方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 日军数度组织突围，但都被堵了回去，死伤狼藉，虽有飞机助战，但双方距离太近，时有雨雾，辨不清目标，起不了作用。 聂荣臻要求杨成武调整战斗部署，缩小包围圈，无论哪个方向，都不能让敌人冲出去，力争尽快歼敌。 杨成武立即把分区炮兵营的迫击炮连调了上去，配属给一团。
炮兵连上去后，恰好一团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在望远镜里发现黄土岭东一座独立家屋门外，站着一群穿黄呢子大衣的日军军官，便把目标指示给炮兵连连长杨九秤。 迫击炮连向那里打了几炮，浓烟过后，倒下了好几具尸体，其余的都跑到房子里去了。 当时，聂荣臻与参战部队并不知道阿部规秀中将也陷入了重围，更不知道阿部被击毙的消息。 日本陆军省后来发表的关于阿部战死的“详报”写道：“这个地形是华北很少见的山地，差不多是没有道路的。 中将以下的将士们完全徒步，辛勤跋涉……七日向易县上庄子前进的时候，敌利用优势的地形，继续顽强的抵抗，中将果敢地到一线，观察地形敌情，飞来了敌人迫击炮弹，在距中将数步的地方爆炸，碎片打中中将的左腹及两腿等数处，中了致命的伤，遂与世长辞了。” 当晚，惊恐万状的残敌组织了十几次冲锋突围，都被我们包围部队打退。 阿部毙命，损兵折将，日军震动。 8日上午，敌机空投了新的指挥官。 7日，从唐县、完县出动的日军，从涞源增援的日军各一千多人，8日也都接近黄土岭。 聂荣臻另从各个方面送来的情报得知，四面八方的敌人都赶来解围，正在对八路军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便当机立断地通知杨成武：我军已经歼灭日军九百多名，取得了重大胜利，虽说残敌尚未消灭，但为避免陷入增援敌人的重围，此时不可恋战，应立即离开战场，跳到外线去。 阿部规秀中将被击毙在黄土岭的确实消息，聂荣臻是从敌人的电台广播中得知的，他高兴极了。 很快，毛泽东也从延安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要“总部向各方公布，广为宣传”。 击毙日军中将级高级指挥官，这在华北战场、在中国人民当时的抗战史上都是第一次。 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在吊唁阿部规秀的悼词中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朝日新闻》在报道中说，“中将级指挥官阵亡，皇军成立以来，未曾有过”，“护国之花凋谢了”。 阿部规秀命丧黄土岭，使日本朝野为之震惊。 他的骨灰送回东京时，“帝都降半旗志哀”，“以高龄的柴大将为首，杉山大将、东防司令官稻叶中将、代理陆军大臣中村以下各位将领到车站持吊旗志哀。” 雁宿崖、黄土岭两次歼灭战共歼日军一千五百多人，边区军民受到极大鼓舞。 消息传到全国各地，人们无不称颂八路军的丰功伟绩。第六节 百团大战和大战中的动人故事1940年1月，晋察冀军区遵照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关于反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斗争，主要进行了以下四项工作：一是将盘踞在束鹿、宁晋、赞皇地区的顽军三千二百多人歼灭，剪除了一方之害；二是抽调4个团兵力组成了“南下支队”，准备开赴晋东南；三是以冀中军区部队组成了“南进支队”，由程子华率领开赴冀南，参加反击国民党石友三所部的挑衅活动；四是在全边区掀起了“反投降、反顽固”的群众运动。 1940年2月7日，正是旧历大年三十。 在夜幕掩护下，聂荣臻率领“南下支队”几千人的队伍，寂静而又迅速地在微水附近越过正太路。 经过几天急行军，到达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县王家峪，见到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杨尚昆等。 老战友久别重逢，又处在过年的气氛中，大家分外高兴。 “南下支队”只在总部停留了两三天，立即开赴前线。 3月5日至8日，配合一二九师进行了“磁(县)、武(安)、涉(县)战役”，取得了歼灭朱怀冰部3个师1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聂荣臻没有到前线去，留在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 4月下旬，有一次彭德怀、左权和聂荣臻商谈问题，彭德怀提出，要对正太路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 聂荣臻表示赞同。 后来聂荣臻同左权去一二九师征求刘伯承、邓小平的意见。 左权传达了彭德怀的意见，大家完全同意。 当时确定由晋察冀军区负责破坏正太路的东段。 6月4日聂荣臻回到和家庄。 7月22日，他接到了八路军总部下达的关于大举破击正太路等交通线的“战役预备命令”。 7月23日聂荣臻发出“关于进行正太战役部署的命令”。 8月8日，又接到了总部的“战役行动命令”。 命令规定：“聂集团主力约10个团，破坏平定(平定不含)东至石家庄段正太线。 破坏重点应在娘子关至平定段。 对北宁线、德州以北之津浦线、德石路、沧石路、沧保路，特别是对元氏以北至卢沟桥段之平汉线，应分派足够部队宽正面的袭击破袭之。” 接到行动命令之后，军区召开了主攻兵团首长会议。 聂荣臻、聂鹤亭、舒同、一分区的司令员杨成武、二分区的司令员郭天民、政委刘道生、四分区的司令员熊伯涛等出席了会议。 在会上，经大家反复讨论后，聂荣臻宣布了破击正太路的具体部署：中央纵队是主攻方向，由杨成武指挥3个团，担负微水至娘子关段破击任务；右纵队由郭天民、刘道生指挥2个团，破击娘子关至乱柳段；左纵队由熊伯涛指挥2个团及一些地方部队，破击微水到上安段。 另外还有一个预备队，总兵力10个团多点，符合总部规定。 其余部队对平汉、北宁、津浦、沧石、平古等铁路、公路进行破击。 聂荣臻在会上指出，大家一定要注意：一是特别重视侦察工作，立即派出人员，侦察敌情地形，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二是部队开进和一切行动要秘密迅速，请政治部通知各级政府密切配合部队的行动；三是尽可能争取时间，组织部队进行爆破铁路、桥梁、敌人据点等的训练；四是战役发起时间统一于8月20日22时。 8月15日聂荣臻出发去前方。 在正太战役开始的前一天，聂荣臻带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赶到了仅有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洪河漕，开设了指挥所。 到了前线，为进一步了解敌情，聂荣臻派参谋长聂鹤亭带着侦察科长罗文坊及几位侦察、作战、通信参谋，抵近敌人进行侦察。 左、中、右3个纵队的指挥员事前也对敌情进行了仔细侦察。 根据侦察得来的敌情材料，他派聂鹤亭和罗文坊在井陉地区最高的大台顶上按原定部署对各纵队进行具体指挥，因为在大台顶上，东面可监视微水等地，西面能观察阳泉及娘子关的情况，而井陉煤矿就在它的脚下，更是一览无余。 20日晚，正太路全线在22点准时发起攻击。 聂荣臻两手叉腰，站在指挥所门外，兴奋地看着眼前的战争场景。 一颗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各路突击英豪争先恐后地扑向预定目标，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激昂的冲锋号声和爆竹般的机枪声，组成了一曲雄壮的战斗交响乐。 站在聂荣臻身后的几位年轻参谋，激动得不住地说：“太美了!太好看了!”“我们参军以来，还没见过这样红火的战斗场面呢!”各路纵队的战况不断报来，聂荣臻进屋守着电话机，边听汇报边随时下达新的指示。 中央纵队重点进攻井陉煤矿，激战一夜，攻占了新矿，随后贾庄炮楼也拿了下来，全歼了守敌。 但是岗头老矿的守敌非常顽强，并集中力量反扑，致使第三营在连克3座碉堡之后，攻击受阻。 右路纵队重点进攻天险娘子关，我军前仆后继，向据险顽抗的日军进行仰攻。 黎明时分，八路军胜利的旗帜终于插上娘子关头。 左路纵队攻击井陉以东靠近石家庄的两个铁路据点，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据守，不易攻下。 为避免过大伤亡，聂荣臻命令放弃了攻占计划。 激战的第二夜，聂荣臻命令罗文坊：“阳泉那儿的铁路桥没有炸掉，你赶快去五团，亲自指挥炸桥，不但要完成任务，而且要设法将大桥炸掉的镜头抢拍下来。” 罗文坊凌晨赶到了五团，立即组织炸桥。 工兵把炸药装好后，他忙喊：“炸!”一声巨响，大桥被炸成了两段。 罗文坊被震得头部碰在洞顶上，起了个大包，他顾不得疼痛，冲出洞口对准被炸毁的桥梁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 罗文坊回来汇报，聂荣臻夸奖说：“不错!任务完成得很好!”左、中、右纵队所有参战部队，除了攻占据点而外，都着重破坏铁路、桥梁、收割电线等，广泛进行破袭战。 正太线东段作战20天，晋察冀军区参战部队共消灭日伪军九百多名，攻克据点17处，破坏铁路六十多里，桥梁18座，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在晋察冀军区和一二九师两支部队联合打击下，正太路全线曾一度瘫痪。 一分区部队从井陉新矿撤走之前，盘踞在岗头老矿的敌人向新矿猛烈炮击，井陉煤矿火车站日方副站长加藤清利夫妇在炮击中先后身亡，遗下两个小女孩，被八路军战士冒险抢救了出来。 前线部队请示如何处理这两个孩子?聂荣臻回答，立即把他们送到指挥所来。 放下电话，聂荣臻心潮难平。 他身经百战，耳闻目睹了多少红军和八路军官兵奋不顾身地从战火中抢救孤儿的事，可这回抢救的，却是侵略中国的日本人的遗孤。 两个日本孩子由一位民兵用箩筐挑着送到了聂荣臻的前线指挥所。 聂荣臻吃完晚饭后正在指挥所门外散步。 来人报告：“奉命护送两个日本小孩到指挥所来，交给首长。” 聂荣臻亲切地说：“辛苦啦，快放下箩筐休息休息。” 他慈爱地抚摸着这两个日本小女孩。 两个日本女孩分坐在两个箩筐里。 大的五六岁；小的还在襁褓中，脚跟被炸伤。 聂荣臻看到箩筐里各放着几个雪花梨，还放着为孩子赶苍蝇的苍蝇拍子，很感兴趣地问：“孩子送来之前，在你们那儿是怎样安排饮食的?”来人回答：“我们四分区政治部的袁心纯副主任规定，按团职干部负重伤的伙食标准特别照顾，供给奶粉、罐头、白糖、水果。” “嗯，做得对!”聂荣臻满意地点了点头，逗着两个小女孩。 但他并不知道，精心照料和护送日本孩子的民兵，其母是瞎子，被日军用刺刀活活捅死了。 而那位袁心纯副主任，后来竟被日军用马刀砍了头!聂荣臻用小刀削雪花梨喂那个大的女孩，女孩不伸手去接。 聂荣臻笑了，明白孩子的意思，赶紧用水冲洗干净，小姑娘这才高兴地接过去吃了起来。
聂荣臻抱起那个正在熟睡的小女孩，交待警卫员赶紧抱到村里，设法找正在哺乳期的妇女，给孩子喂奶，还要军区的医生为小女孩治伤。 那个大女孩则一直跟在聂荣臻身边，常常用小手拽着聂荣臻的裤腿，走到哪里跟到哪里。 聂荣臻还和小姑娘在指挥所外的土场上合了个影，这张照片后来成了珍贵的历史见证。 后来，聂荣臻考虑到战事频仍，两个孩子留在中国会很困难，孩子也会伤感，还是送回去交给孩子的亲戚抚养比较好，于是找了最可靠的老乡，把两名日本孤儿送往石家庄的日军兵营。 他把本应给独生女儿聂力的深沉的父爱，给了这两个战火中的敌国遗孤。 为了防止孩子在半路上饥饿啼哭，他特地准备了各种食品。 孩子上路前，他依依不舍地挨个抱起来，摸摸头，以示祝福。 聂荣臻对老乡说：“请把这两个孩子送到敌人那里去吧。” 说完，他郑重地交给那位老乡一封亲笔信，信没有封口，信中说：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 一女仅五六岁，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 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是日本军阀挑起了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对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 这是中日两大民族的空前浩劫。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是迫于侵略而自卫。 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是受日本军阀逼迫。 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 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的日本军阀血战到底。 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石家庄日军收到这两个小孩之后，回信表示感谢。 事隔40年后的1980年，《解放军报》上发表了姚远方写的《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报道，日本《读卖新闻》社奇迹般地找到了当年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她住在日本国九州的宫崎县都城市，这才知道那个小的女孩在送回石家庄后，死在医院里了。 美穗子后来回到了日本，现在已是3个孩子的妈妈。 美穗子1980年秋应聂荣臻邀请来华访问时，眼含热泪，以额头接触聂荣臻那双温暖的大手，表达她深深的感激之情。 美穗子说，一些日本旧军人知道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后，非常感动和惭愧，更加认识到了侵华战争的罪恶。 聂荣臻回答说：“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吧! 日本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 聂荣臻救美穗子，构成中日人民友谊史上一个被广为传颂的动人故事。第七节 无线电波的启示，突出重围 这是一个生动的故事。 日军，利用无线电测向技术，紧跟聂荣臻的指挥部，轰炸、合围，然后得意地宣布：“聂荣臻已阵亡”。 聂荣臻从军区司令部的电台呼叫声中得到启示，命一支50人的小分队，带电台到另一地发报，诱敌成功，然后机警地突破重围，发表声明，驳斥敌人的谣言。 1941年秋季，晋察冀的北岳、平西地区经历了一次规模最大的反“扫荡”战役。 战前，敌我双方都进行了紧张周密的准备和部署。 日军指挥这次作战的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 他调集5个师团、6个旅团的大部加上部分伪军共7万余人，对北岳区进行空前规模的“扫荡”，并制定了以“铁壁合围”为核心，“梳篦式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各种“扫荡”形式相配合的战役计划。 他还规定，要对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妄图一举“歼灭五台山的共产军”。 冈村宁次把这次行动称为“百万大战”，意在报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 聂荣臻于7月上旬就发现了日军大“扫荡”的征候。 7月10日，他向军区部队发布了敌情通报。 7月14日，他向总部报告，发现日军两个师团沿平汉线北调，一部沿德石路西调，并反复“扫荡”平汉路两侧地区，估计不久将对北岳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以求华北“明朗化”，军区正积极做各种准备。 7月22日，他发布了军区关于准备秋季反“扫荡”的作战训令：这次敌人“扫荡”，兵力必大，时间必长，可能用“步步推进，分区清剿”的办法，斗争将特别残酷。 接着又接连发布了反“扫荡”政治工作指示，侦察、通信、供给、坚壁清野等具体指示。 命冀中加强“青纱帐”攻势，以分散敌兵力。 各分区组织武装宣传队，加强反“扫荡”宣传，严格盘查可疑分子，打击敌特活动。 8月14日，他得知日军的大“扫荡”已经开始。 西线共有二万多兵力，北面向上寨、下关，中间向高洪口、耿镇等地，南面自娘子关、盂县向上社、活川口等地，共分10路，对二分区进行分进合击、“铁壁合围”。 另派出约1500人的部队轻装奔袭漫山、蛟潭庄等根据地后方机关。 不久，又传来东线由石家庄、新乐、定县等地的万余敌人，在向平汉路东冀中七分区“扫荡”后，突然调头向平汉路西进攻。 聂荣臻对参谋长唐延杰说：“敌人这一招够狠毒，想先将我二分区主力消灭，西可彻底切断冀晋边，把我们与晋西北割裂开，南可切断我与晋冀鲁豫的联系，平汉路西进和北部南进之敌，意在钳制我军，与进攻二分区之敌遥相呼应。 小股敌人奔袭我后方机关，意在造成我后方混乱。 为今之计，有关部队要以小部队在合击圈内用游击战与敌人周旋，主力应立即跳出合围圈。 极力避免与敌人决战。” 各部接到命令，部队分散，利用有利地形，穿插自如，使冈村宁次合围消灭八路军部分主力的阴谋破了产。 而日军自己反而疲惫不堪。 接着，日军进行了第二步计划。 8月23日开始，出动七万多兵力，向平西及北岳地区四面八方全面进攻，用的仍然是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结合“清剿”的战术。 聂荣臻当天发布命令：要求各分区主力按地区以营为单位适当分散，适时转移和隐蔽，极力避免与敌决战，以保存有生力量。 另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开展广泛的游击战，所有民兵、游击队都要积极活动在敌人周围，积极组织阻击、伏击，随时随地一有机会就袭击扰乱敌人。 破击敌人的交通供应线，打击其运输供应部队，迟滞消耗敌人，掩护机关和部队转移。8月28日，日军仍然找不到八路军主力，反而被游击战搞得精疲力竭，惊恐不安，只能到处搞“三光政策”。 8月29日起，冈村宁次使出了杀手锏。 用重兵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以阜平为中心，从四面八方铁桶般团团围住，利用伪军、汉奸和密探将“聂总部”可能突围的每一条大道和小路都查明、堵死，然后步步为营，分进合击，在每一条山沟里采取纵队行进，纵队下又分横队行进的办法，逐渐缩小包围圈，企图将聂荣臻和他的指挥机关一网打尽。 反“扫荡”一开始，聂荣臻没有离开中心区，只是在8月23日命一分区的一团，调来掩护军区指挥机关，这一方面是指挥全局的需要，一方面也是为了吸引日军，好让军区的主力和各分区部队跳到外线。 8月27日，军区突围队伍到达阜平的马驹石，没有发现敌情，就在村子内外宿营。 聂荣臻正在屋里与唐延杰等研究敌情，突然传来敌机的声音。 侦察科长罗文坊急喊：“司令员!敌机要轰炸了，快到外面去隐蔽!”聂荣臻立即跑到屋外的小树林里，卧倒在一个土坎边。 天空中，4架日本飞机轮番着俯冲轰炸，弹片在聂荣臻的上空横飞，炸起的瓦片、泥土落满他的全身。 敌机飞走了。 聂荣臻赶紧从地上爬起来，了解伤亡情况。 这一次空袭，军区机关突围队伍被炸死5个人，炸伤6个人。 “我们现在不能走，摸不清敌情，乱走更危险。” 聂荣臻对唐延杰说。 他俩商量后，决定在马驹石附近先隐蔽起来。 此时，冈村宁次搞了许多诸如伪装撤退、空投假命令的鬼把戏，造成日军已从东西两面急进，即要向阜平奇袭的假象，企图迷惑聂荣臻自投罗网。 聂荣臻在马驹石的河沟里住了3天之后，于8月31日夜率队涉过沙河。 过河走了40来公里，意外地遇上由沙河以南向北突围的晋察冀分局和北岳区党委机关队伍，才知道日军在南面也设置了包围圈。 聂荣臻决定再度折回沙河北。 队伍刚刚到达沙河北的雷堡村，又碰上转移到这里的边区政府机关。 这样，边区的党政军首脑机关聚到一起，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突围队伍，在日军眼皮底下，目标太大，行动迟缓，打又打不得，走又走不成，态势严峻，气氛紧张，人们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聂荣臻的身上。 聂荣臻此时格外沉着冷静。 怎样才能把这近万人员带出重围呢?他想起了被他称之为“游击队之路”的上下古道，盘算着向那里转移，以便利用险要地形与敌周旋。 一份向总部和延安报告危急情况的急电，从雷堡村发了出去。 可是，未等聂荣臻得到回电，4架敌机就顺着沙河突然低空飞临雷堡村，俯冲投下一颗颗炸弹。 军区通信营教导员当场牺牲，地方党政部门也有一些伤亡。 好在时间不长，突然乌云密布，天色昏暗。 日本飞机见暴雨将至，只好爬高，悻悻离去。 两次挨炸，使聂荣臻警惕起来，敌人对我的行踪为什么捕捉得这么准?忽然，他从司令部几部电台的电键声中，悟出了暴露目标的原因：“问题就可能出在这几部电台上。 我们刚到一个地方，架起天线一叫，电波飞向天空，敌人利用无线电测向技术就可以测定我们的位置。 ”想到这里，便立刻命令电台停止跟外界联系。 黄昏前，聂荣臻想出了一个将计就计的办法。 他让罗文坊带一个小分队和一部电台，到雷堡东边的台峪把电台架起来，仍用军区的呼号，不断和各方面联系。 罗文坊接受了这项艰巨任务，当晚就带着一支五十多人的小分队出发了。 突围队伍因为弄不清周围敌情，聂荣臻决定不轻率行动，当晚仍在雷堡村宿营。
第二天，罗文坊在台峪用电台迷惑敌人成功了，日军的飞机开始轮番轰炸台峪，各路敌军也以进攻作战队形，分7路向台峪进逼。 聂荣臻在日军距他仅隔一个山头的地方，在夜幕掩护下带领队伍穿插出去，一夜走了40公里路，到达了阜平西北方的丁家庄，在那儿休息吃饭。 在丁家庄，奉命来保卫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转移的一分区一团也赶到了。 侦察员报告，东北面的日军一千多人从涞源、倒马关分两路南下，正向聂荣臻带领的突围队伍扑来。 一团副团长宋玉琳当即命一营跑步堵住北面之敌。 所幸的是一营没有与敌人接触，使大部队的行动得以继续隐蔽行进。 聂荣臻决定，不能再向“游击队之路”方向去了，那样可能会与东北面的敌人遭遇。 于是，9月2日清晨，突围队伍继续折向西北，进入一条狭长隐蔽的山沟，到达一个只有七八十口人、叫常家渠的小山村。 聂荣臻非常劳累，但顾不上休息，马上带人仔细察看这一带的地形。 但见山沟两侧山峰高插入云，山沟极为狭窄。 秋天的山野沟谷里，草深树密，敌人飞机要侦察和轰炸都很困难。 在常家渠的南侧，虽然紧邻着阜平到五台的东西大道，但村子隐蔽在山沟里，四周山山相连，道路不熟的人很难进来。 几位参谋悄悄地爬上山头，发现山下公路上，日军正在频繁地巡逻。 他们向聂荣臻作了报告。 聂荣臻说：“敌人虽然在台峪造成错觉，罗文坊小分队也已经平安地甩掉了敌人，但情况仍然是很严重的。 我们依然没有跳出针对我们的大约有两万敌军的合击包围圈。 外面公路上的敌人离常家渠仅10里路。 再说，这万把人在山沟沟里的吃饭也是个大问题。 我们不能久拖不动，还得想办法突围。 眼下为了不再暴露目标，要命令各单位都注意隐蔽，一律不准烧火做饭，所有的电台继续停止对外联络，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要对这近万人负责!”常家渠虽然偏僻，几乎与世隔绝，但是抗日政府的工作做得扎实，在这里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群众把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拿了出来，白薯、南瓜、山果、腌菜……可是，近万张嘴，每个人只嚼那么一点点，很快就没了。 于是，乡亲们又把地里正在生长的玉米棒子和树上的生核桃采来，让大家充饥。 因为怕暴露目标，不能生火，所以聂荣臻也跟大家一样，啃生玉米棒子。 大家非常感激常家渠乡亲的无私支援。 聂荣臻交代，各单位都要给乡亲们留下足够的粮票，以便反“扫荡”结束后，由抗日政府归还这些粮食。 就在这条山沟里，聂荣臻于9月4日发布训令：要求军区的所有部队“巩固模范的群众纪律，在任何的困难下，必须保持八路军的光荣传统，才能得到群众配合，粉碎敌人‘扫荡’。” 队伍在山沟里隐蔽了3天，日军仍然毫无察觉。 山下的日军窜来窜去，有时他们派出的小股搜索部队就在山沟外头，离一团前卫营派出的尖兵距离很近，随时都可能发生战斗，那情形是相当惊险的。 突围队伍里很多人又累又饿又病，连聂荣臻身边的作战科八九个人也病得只剩下3个人尚能带病坚持值班。 经过慎重研究，聂荣臻决定：为使今后的行动轻便灵活，跳出包围圈以后，除分局、边区政府与北岳区党委的主要领导人随军区指挥机关一起行动外，其余人员向几个不同的方向分散行动。 军区机关转向四分区西部滹沱河两岸地区机动。 9月5日下午，侦察员报告，沟外大路上的敌人空出了一个口子，黄昏时分，聂荣臻下令突围。 不料，他们只走了五六里路，便发现由阜平来的日军正顺着大道向西开进，为避免与日军遭遇，聂荣臻马上命令部队返回常家渠，继续隐蔽。
9月6日黄昏，聂荣臻率部再度出发。 眼看着就要突出去了，侦察员匆匆赶来，向聂荣臻报告，由阜平向西运动的敌人不走了，都宿营在大道上的安子岭、东西下关、大教场一线的村庄，把准备穿插过去的突围路线堵住了。 聂荣臻命令部队再度返回常家渠。 9月7日晚，乘着夜色，聂荣臻率领突围队伍第三次向常家渠西南边运动。 在通往龙泉关方向一个小小的口子那里，敌人白天来，晚上就撤了。 他决定在敌人的合击圈未完全合拢之前冒险突围，成功了!在朦胧的月光中，近万人跳出了日军在阜平至五台一线苦心设置的大包围圈，分散向各个方向转移。 聂荣臻率军区机关到了四分区的平山县薛家河地区。 历时66天的北岳、平西地区的秋季反“扫荡”，以歼敌五千五百多人，敌狼狈撤回而告结束。 冈村宁次10月20日在北平不得不对记者承认：“华北治安的恢复困难，要想很快消灭共匪是不容易的。” “共匪像老鼠，皇军犹如狮子，狮子力量虽然大，但不能捕鼠，要找猫来才行，这猫即是民众。” 在反“扫荡”总结会上，聂荣臻针锋相对地说，“他所谓的‘猫’即是汉奸组织，以华制华那一套。” “但我们说他找的不是猫而是狗——汉奸走狗。 狗是永远不能捕捉老鼠的!” 第八节 向敌后之敌后挺进 1941年的秋季大“扫荡”，冈村宁次的图谋未能得逞，就极力破坏根据地，新增修了大量的堡垒、封锁沟、封锁墙。 使晋察冀面临巨大困难，据统计，北岳区人民群众死伤四千五百多人，青壮年被抓走近二万多人，房屋被烧毁十五万间以上，损失粮食近五千八百万斤，被抢走或毁坏的农具二十三万余件，抢走牲畜家禽八万多头只；敌人新修碉堡一百一十三个，公路五百三十多公里，挖封锁沟一百五十八公里；在冀晋边界地区制造了大片无人区；北岳、平西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四千多平方公里。 面对这些数字，聂荣臻想起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情景。 目前，日军以深沟高垒，配合“蚕食”“扫荡”，不断向根据地推进。 其严重性与第五次反“围剿”有过之而无不及。 怎么办?必须慎重决策。 1942年1月中旬，为了冲破错综复杂的困难局面，晋察冀分局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了有军分区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 聂荣臻在会上指出，总的形势对我们有利，但日本侵略者也肯定要作最后挣扎，正加紧对敌占区的统治，加紧对边区的封锁、“扫荡”、“蚕食”与掠夺。 敌人在战术上基本还是强调高度分散配备。 第一线据点大多由战斗力较强的日军守备；其后的堡垒、据点大多由伪军守备。 初步统计，光北岳区已经有敌人据点与堡垒一千多处，比国民党在中央苏区构筑的堡垒密度还要大。 敌人的分割政策还在继续，由沟到墙，由一道沟到纵深的几道沟，在晋察冀与晋冀鲁豫、晋西北之间，在冀中平原与北岳山区之间，以至边区内的各县之间，都在挖沟垒墙，加紧封锁，掠夺物资。 我们应该以地方武装为主，不断开展广泛的游击战，“配合政治攻势，瓦解和消灭伪军与伪组织，相机收复一些地区”。 “由于敌之侧后存在着大的空隙，因此在封锁沟外的活动可能收到大的效果。” 这样我们才能避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厄运。 结合八路军总部的有关指示，和前述思考的结论，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3月，聂荣臻组织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拉开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序幕。 经过寨北会议，统一了高级干部的思想，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积极性大为提高。 各部遵照聂荣臻指示，先后派出有几十名到上百名武装人员组成的武装工作队六十多支，在人民群众的帮助掩护下，顺利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携带数百万件宣传品，针对不同对象开展工作。 如对日军，都是由“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朝鲜独立同盟”的成员进行工作。 他们深知日军内情，宣传品内容丰富多彩，针对性强。 宣传品是用日文写的，日军都看得懂。 这使许多日军士兵及一些下层军官产生了思乡厌战情绪。 对伪军伪政权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武工队通过关系，召开多种形式的座谈会，收到了良好效果。 他们对日军必败，伪军政人员应及早弃暗投明的道理听得很入耳。 有些死心塌地敢于顽抗的伪军政人员，武工队坚决予以镇压。 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形式更是活泼多样，随队行动的文艺工作者，向群众演出了短小精悍的话剧、快板、歌曲等节目，揭露日军暴行，宣传根据地军民的抗日事迹，使敌占区人民群众受到极大振奋。 日伪军则随着政治攻势的深入越来越惶恐不安。 聂荣臻从开展政治攻势的胜利简报中，深感到“敌后之敌后”去活动，是打破敌人封锁、“蚕食”政策的有效方法。 因此，1942年5月15日，他进一步明确提出：“各地正规军，特别是平原地区，必须以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正规军队，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去活动，到敌后去活动。”
正当到“敌后之敌后”的活动在北岳区逐步展开的时候，冈村宁次又集中兵力，向冀东和冀中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两区特别是冀中区遭受了重大损失。 冀中区所受的重大损失，促使聂荣臻更加坚定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决心。 1942年9月中旬，他在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对敌后的进攻，日益严重。 日寇已确定把华北作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具有确保华北的决心……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反复长期的‘扫荡’、‘蚕食’与‘清剿’，都说明了敌人的企图。 ”“我们不应该把反‘分割’、反封锁与反‘扫荡’割裂开来看。 敌之封锁、‘分割’，把我们区域划成许多小块，即是为着便利于‘扫荡’、‘清剿’，在一定的区域内彻底摧毁我们的下层基础，以达到其所谓‘扫马粪驱苍蝇’的目的。” “其实，反‘扫荡’虽苦，但时间不长，而‘蚕食’的危害性却更大。 ‘蚕食’易于使我们麻痹与疏忽，以致‘蚕食’到我们的要害。” 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从而更明确地提出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斗争方针。 他说，今后必须把游击战争开展到“敌后之敌后”去，正规军要这样做，地方军更要这样做。 一切强调敌后据点、公路的稠密，堡垒、沟墙的封锁等等困难而不敢积极去活动，或不设法配备干部组织部队去活动，都是不对的。 这次高干会议以后，各地区都掀起了对敌斗争的新高潮。 首先是在北岳区，各军分区划分了到敌后活动的地域，派出主力部队的1/3到1/2的力量，组成多支武装工作队，分散穿越敌人封锁线，到指定地区活动。 当时敌人的封锁沟已加宽到4米至9米，深达5米到6米，有的沟里引进了水或埋设了地雷，不少地方还砌了高达7米至10米的封锁墙。 堡垒的密度也有较大的增加，有些地方4平方公里之中即筑有二十多座堡垒，有的一个村庄就有十几座堡垒。 日伪军沿沟、墙日夜巡逻，一有情况立即报警，堡垒中的敌人彼此呼应，组织力量堵截或合击。 武工队深入敌后，封锁线外的群众，见到自己的队伍又回来了，都非常高兴，想方设法掩护武工队的活动。 12月，在一周之内，逮捕了六千多名伪组织成员，伪军、伪组织的瘫痪瓦解，使那些死心塌地和犹豫观望的伪军政人员惊恐不已。 当敌人发现八路军大批武工队突破封锁线并在各村庄积极活动的情况，就从各据点拼凑几十人到二三百人的“讨伐队”，进行奔袭合击。 武工队一般采取分散隐蔽、灵活转移的办法，使敌人经常扑空。 条件有利时，就反袭击“讨伐队”，使其损兵折将而败归。 正当八路军向敌后顺利挺进时，日伪军对北岳区的“扫荡”突然停止。 聂荣臻思索着敌人的用意，得出的结论是企图吸引武工队返回北岳区。 他决心不为所动，继续组织力量向“敌后之敌后”挺进。 敌人见此计不成，就重新沿已有的封锁线，积极筑堡，向北岳区“蚕食”推进，企图沿北岳区四周建立第二道封锁线。 聂荣臻指示，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相配合，沿封锁线两侧积极开展交通破袭战，使敌人疲惫不堪，建立第二道封锁线的计划大多落了空。 从1943年1月中旬起，敌人再次改变策略，集中较大兵力与人力、物力，沿平汉路西侧封锁线积极筑堡，向北岳区东部边沿平原地区推进。 聂荣臻于2月3日发布训令：敌人这种“蚕食”方式的改变，旨在彻底切断北岳山区根据地与冀中平原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各部队要分配作战活动区，控制制高点，正面打击“蚕食”推进之敌；另外，还是要组织兵力挺进到敌人后方进行积极的游击战，这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措施。
经过二十多天五十多次的战斗，敌人的阴谋又告破产，被迫再次改变作战部署。 敌组织较大的兵力，突然奔袭“扫荡”某一地区，将八路军赶走，随后驱迫大量民工，携带物资器材，突击筑堡，企图站稳脚跟，再向四周“蚕食”。 这就是所谓的“跃进蚕食”。 2月21日，聂荣臻就此指示各部：对敌人的“跃进蚕食”，我方初期应以小部队、地方武装，在敌人周围袭扰，迫使他们分散兵力，然后用各种办法驱散和抢救民工，破坏物资器材，使敌人无法挖沟、筑堡。 在敌人兵力分散时，八路军集结主力，打击孤立或力量较弱的敌人。 在地形有利的地区，组织顽强防御，以尽量杀伤和迟滞“跃进蚕食”的敌人，并尽量组织夜袭，疲惫敌人。 敌人孤军突出，经常被我军突然袭击。 民工都是被强迫来的中国人，他们大多积极配合八路军，一打就散，甚至不打自散，任意抛弃物资器材或主动交给八路军。 有的地方，一次就驱散民工达一万多人。 这样，“跃进蚕食”的敌人就失败得更惨。 这种你来我往的反复斗争，到1943年春末夏初，北岳区逐渐摆脱被动困难的局面，共恢复和新建了一千六百多个村政权，使许多地方成为根据地或游击区。 贯彻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对冀中区、冀东区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冀中区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歼日伪军近四千人，恢复村政权达三千五百多个。 使日本侵略军在冀中重又陷入中国人民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冀东部队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开辟了滦河东和北宁路南两大块平原游击根据地，出现了新的大好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