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魔兽世界救助小猫任务:聂荣臻的非常之路（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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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的非常之路（六）
第六章 “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 6第一节 绝不允许乱军 “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几位老帅关心的是军队的稳定。 人民解放军这座伟大的长城，是老帅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共同缔造的。 老帅们对解放军有深厚的感情。 因此，在“文革”动乱中，他们力所能及的同林彪、江青一伙的乱军阴谋进行斗争，直至发展到“大闹京西宾馆”，成为“二月逆流”的主要罪状之一。 要稳定军队，“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当务之急是要制定一个军队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1966年5月30日，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几位老帅，加上杨成武、萧华等一起聚集到军委西山招待所15号楼叶剑英的住处开会。 会上，听了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汇报，几位老帅的一致意见，“文革”中军队不能乱，并拟就了军队参加“文革”的10项措施，上报中央审批。 这10条措施总的精神是：认真学习有关文件，提高思想觉悟；部队以搞正面教育为主，要批判整顿的主要是军以上机关的宣传文化部门；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声讨大会；要进行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总政治部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在军委领导下处理军队“文革”方面的问题。 6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总政治部关于部队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 7月下旬起，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各单位掀起了一股驱赶工作组的邪风。 这股风很快波及到了军队。 8月3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电话向聂荣臻请示：地方院校撤销工作组以后，军队院校撤不撤?并且说，军队有一百多所院校，根据以下5条理由，建议仍应派工作组：一、军队院校有的有武器，有的有精密仪器设备，有的有剧毒物，乱了容易出大事。 二、军队院校是在中央、军委的绝对领导下的，不同于地方院校。 三、军队院校绝大部分是好的。 四、军队院校从1964年起，就进行整风学习，到前两个月刚结束，对绝大部分领导干部，摸过底，比较好，个别不好的已经调换。 五、中央已经批准总政提的10条措施。 聂荣臻听了以后说，我倾向仍应派工作组，按10条措施执行，军队不能乱，有的军队院校已经出现问题，要引以为戒。 但形势突变。 8月4日，在聂荣臻出席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派工作组的做法，说，这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听了毛泽东的话，老帅们都不好吭声了。 总政治部赶紧发通知，宣布军队院校也撤销工作组。 8月23日，在第五十五次军委常委会上，林彪表态说：“军队院校可以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小组，可以试一试。” 此话一传出，军队院校形势大乱。 不仅是院校，而且在军队各单位，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高潮，军队开始大乱。 10月21日上午。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斗团”的三百多名学生，到国防部大院门口造反，要求进国防科委大楼。 还没有等到答复，其中的一百多人就于11时强行冲入国防部大院，以后又冲过由警卫部队和机关干部组成的人墙，进入国防科委大楼。 到处搜查，口口声声说，要派到该院的工作组交出所谓整学生的“黑名单”。 聂荣臻叫国防科委领导做工作劝学生退出国防部大院。 学生哪里肯听。 晚上，聂荣臻同叶剑英一起，请中央文革、全军文革的人到京西宾馆开会，研究解决办法。 聂荣臻在会上说：连国防部都冲进去了，此例一开，将来还有什么地方学生不敢冲，后果严重啊，必须尽快要学生退出，现在只有你们说话才灵。
叶剑英也竭力主张要强令学生退出。 在两位老帅的凛然正气面前，中央文革只得表示：我们去做工作。 随即由张春桥等4人去向学生宣布：遵照毛主席要保障党中央、国防部等要害部门所在地安全的指示，学生不能进入国防部大院，必须立即退出。 到22日凌晨1时，学生全部退出国防部大院。 不久，军队各单位某些干部或群众组织要求罢领导官的越来越多，老帅们总是千方百计予以保护，包括某些后来在“二月逆流”算总账时反咬老帅们一口的干部，其中最典型的是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 聂荣臻也保护了大批干部。 国防科委系统第一个提出罢官的是西安电信工程学院的造反派，要求罢该院政治委员张衍的官。 聂荣臻答复说：“不能开这个先例。 军队规定，罢官要在运动后期处理，并且要通过一定手续。 学生的要求，我们不能同意。” 以后，国防科委下属的国防工业高等院校、导弹和核试验基地等单位，纷纷要求罢主要领导的官，聂荣臻总是叫按上述精神答复。 对军队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凡是他认识的，都为他们说好话。 如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是个好人，是个痛快人，战争中很能打仗，是拥护毛主席的。 说成都军区副司令韦杰是个老红军，壮族干部，应该保护。 说内蒙军区司令员吴涛是蒙族干部，不能罢官。 他也力保过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 在军队干部问题上，老帅们与林彪、江青一伙的一次重大较量，发生在1967年的1月。 新年伊始，在中央文革炮制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中，提出要在全国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 接着又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1月10日，关锋、王力起草了一个“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提出要“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 林彪对此批示：“完全同意。” 1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说：绝不能强调军队特殊而对军队搞“文化大革命”有所动摇。 还说“这种阻力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公开了这个口号，造反派的矛头直指老帅们和军队的其他高级干部。 1月中旬，陈伯达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说：“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 1月19日下午，在聂荣臻出席的京西宾馆军委碰头会议上，老帅们与江青一伙短兵相接。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共四十多人。 江青、康生、陈伯达、叶群等也出席了会议。 会上，围绕着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问题，江青、康生、陈伯达同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展开了激烈争论。 老帅们从稳定军队出发，坚决不同意开展“四大”。 江青则说，“军队不能特殊。” 争论过程中，叶群按照江青的授意，突然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说萧华反对林彪。 陈伯达跟着重复了“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的谬论。 江青则指着萧华的鼻子说：“今天晚上在工人体育场开十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江青一伙蛮不讲理的态度，聂荣臻与叶剑英实在看不下去，愤而提前退出会场。 萧华在会上被无端攻击之事，不知怎么，很快传了出去。 当天晚上，萧华被抄家。 萧华住所与聂荣臻的住所紧挨着。 造反派走错了门。 午夜，突然有人猛砸聂荣臻家的门，接着就有人要越墙而入。 正在此时，外面有人喊：弄错了，弄错了，是北面一家。
于是，人群蜂拥向北。 这一来，给了萧华迅速离家出走的时机。 造反派抄了他的家，但没有抓到人。 萧华辗转于20日凌晨赶到了叶剑英家里。 第二天一早，聂荣臻的秘书到萧华家里看了一下，见保险柜被砸开，机密、绝密文件撒了一地。 聂荣臻听了秘书的报告后说：“这还了得，是谁干的，必须追查!”20日上午，在京西宾馆继续开军委碰头会议。 会议一开始，江青明知故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这说明江青完全清楚萧华被抄家情况。 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 徐向前针对江青怪声怪气的提问，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他在一气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和碟子都摔了。 叶剑英这时也忍不住了，生气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完，也拍了桌子，造成右掌骨骨折。 聂荣臻在会上说了萧华被抄家时，保险柜被砸开、文件被抢走的情况，强调对此必须严肃处理。 江青、陈伯达一伙被老帅们的凛然正气镇住了，没敢啃声。 江青听了聂荣臻的讲话，正好借机岔开话题，说：这要怪萧华的秘书，这个秘书是胆小鬼，要是我，死也不能让他们砸保险柜，要保卫国家机密的安全嘛。 这次会议的过程，很快在社会上传开了，说是几位老帅“大闹京西宾馆”。 日后，这成为“二月逆流”的主要罪名之一。第二节 “大闹怀仁堂” 1月22日中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议的全体成员。 几位老帅参加了接见。 在接见中，军队的领导人大多情绪激动，反映了各自被揪斗的艰难处境。 有的说，我们跟主席这么久，有人要给我戴高帽子。 有的说，我们那里许多领导人被抓走或被围困，行动失去自由。 有的反映了自己的家被抄或家属子女被揪斗的情况。 毛泽东听了感到震惊，这些长期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老部下，所遭遇的处境和目前的情绪，都是出乎他意料的。 于是，毛泽东也表示气愤，说：“那还了得”，“到处抓人怎么行”，“要允许工作，不能搞过头了”，“不能犯点错误就一棍子打死”。 当天晚上，在西山一号楼聂荣臻的住所，刘伯承、陈毅、叶剑英、聂荣臻4位老帅开了个碰头会。 大家认为毛泽东接见时所说的话，对军队是个支持，感到欣慰。 叶剑英说：“我们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 聂荣臻说：“军队不能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 刘、陈老帅也讲了话。 1月24日晚上，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先后来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陈述了军队不能再乱的理由。 林彪知道了毛泽东的意图，他又是军委常务副主席，军队不乱，当然对他有好处。 于是，他把老帅们的意见归纳口述了9条命令稿。 连夜由徐、叶、聂3位老帅带到钓鱼台，同中央文革成员讨论，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3点。 经过激烈的争论，中央文革不同意命令稿中关于军队搞运动必须由党委领导，和军队不能成立跨系统、跨行业、跨行政单位的群众组织这两条，同意了另7条。 第二天，命令稿由林彪报送毛泽东。 1月28日，毛泽东通知周恩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到中南海开会，研究军委命令稿。 毛泽东同意所定7条，另加了1条：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好自己的子女。 随即，毛泽东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军委八条命令”的主要内容是：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二、一切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 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自由抓人、任意抄家。 四、外出串连的军队人员，应迅速返回原单位。 五、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 六、军队战备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 七、军以上机关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 八、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 2月11日、14日、16日，周恩来接连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议。 出席会议的国务院和军委的负责人，有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还有余秋里、谷牧；中央文革一方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 这3次中央碰头会，老帅们、几位副总理与中央文革成员之间，发生了短兵相接的激烈斗争。 因为会议地点都是在怀仁堂，所以被称为“大闹怀仁堂”。 在会上，谭震林要张春桥保一下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 张春桥推说，要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一听火了，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 谭震林越说越激动，拿起文件包，就要退出会场。 还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恩来要谭震林不要走。
陈毅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 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的，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周恩来责问陈伯达等说：《红旗》十三期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 叶剑英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 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李富春、余秋里、谷牧也在会议上分别发了言。 2月16日的怀仁堂会议，从下午4时一直开到9时。 当晚聂荣臻回到西山一号楼，仍显得很兴奋。 他说，从派工作组到撤工作组，红卫兵大串联，到“一月夺权”，我多次与剑英、陈总老等议论过，他们纵容娃娃们到处乱窜，到了哪里就把哪里的局面搞乱了。 这几天的会议，总算出了口气。 在这3次会议中，要数16日的那次会议争论最激烈。 在康生的指使下，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赶到钓鱼台，连夜整理了记录。 又经过江青安排，张春桥等带着记录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看了记录，听了汇报，非常生气，这些老同志们居然从各个方面否定“文化大革命”。 而“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是他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大事是打了22年的仗，创建了新中国)。 这怎么能够容忍。 但他知道，此事非同寻常。 他找周恩来，周恩来作了如实汇报。 毛泽东思之再三，事隔3天，才于19日凌晨，召集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开会。 在会上，他严厉地批评指责了谭震林、陈毅等。 但他仍然把此事约束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 因此，他指示，自2月25日起，开“政治生活批评会”，对有错误的老同志进行批评帮助。 “政治生活批评会”，仍然在怀仁堂召开，2月25日、3月1日、3月4日、3月11日、3月14日、3月16日、3月18日共开了7次。 7次会议聂荣臻都参加了。 会议名义上仍由周恩来主持，实际上是由中央文革一伙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围攻批斗这些老同志。 聂荣臻也受了批评，作了检讨。 连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 “政治生活批评会”开完后，成立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中央文革成员正式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4月上旬，有次叶剑英在西山同聂荣臻一起散步时，偶然说起，有人批评我，说我在2月怀仁堂会议上曾说过对高干子弟“不教而诛”的话，我不记得说过，又是欲加之罪了。 聂荣臻当即回答：这话是我说的，怎么安到你的头上了呢?散完步，他给毛泽东、林彪写了封信。 信上说：“最近，剑英同志问我，据反映，他在中央碰头会上讲过‘不教而诛’的话，他自己没有这个印象了，问了汪东兴同志，记录上也没有。 我当即答复说，这话是我讲的。” 这封信，聂荣臻署名的日期是4月7日。
毛泽东用铅笔在信的台头“主席”两字上画了个圈，写了“退荣臻同志”5个字。 林彪在“林副主席”4个字上用红铅笔画了个圈，原信又退给了聂荣臻。第三节 算总账，还有聂荣臻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时宣布的议程是：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二、修改党章。 三、讨论国内外形势。 四、刘少奇专案的审查报告。 可会议中间，林彪、江青一伙突然集中提出“二月逆流”的问题。 在分组会上，对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算总账(谭震林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把这7位老同志污蔑成是所谓“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 温玉成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总参谋部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传达十二中全会精神时，在逐个念了所谓“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6个人的名字后，停了一停说：“还有聂荣臻。” 10月13日下午，十二中全会开幕。 会上，周恩来作了大会议程的报告以后，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没有说“二月逆流”问题，主要说了各省的形势，和领导干部应该怎样对待群众的问题，也说了“多中心论”的问题。 大会开幕以后，转入小组讨论。 聂荣臻被编在第二组。 参加这个组的有陈伯达和温玉成，其余大多是聂荣臻的老部下。 在十二中全会召开前的三四个月，聂荣臻已基本处于没有什么工作可做的境地。 接到通知后，他知道会上肯定是要受批判的。 10月8日，他写了个在会上检讨的发言稿。 10月16日，他在小组会上做了检讨发言，承认自己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多中心论”的错误。 联系到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他增加了部分检讨内容，说：“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七机部‘916’总是抓住我不放，这主要是由于我的错误而造成的。” 在科研工作中，“沿袭和实行了许多资产阶级办科研的东西。” 由此可见，当时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聂荣臻等一般中央委员，都没有想到“二月逆流”的问题，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半了。 可2月17日，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突然在第一组会议上，集中批判所谓“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的问题。 康生首先发言，为制造有一个所谓“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问题定调子。 康生说：“大闹怀仁堂，(1967年2月)16日前就酝酿了。 当时有两个地方，富春同志讲，在他家开了三次会，是俱乐部，另一个地方是京西宾馆，军队干部开会，徐向前在会上叫干部有什么意见尽量讲，表面上是对着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 京西宾馆是个中心，富春家是个中心。” 康生发言后，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立即呼应，在“反对文化大革命”、“乱军夺权”、“包庇老干部”、“包庇干部子弟”、“反对延安整风”等问题上，指名道姓，大肆攻击出席怀仁堂会议的老同志，硬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反党活动。 谢富治最后发言时，还批判了朱德、陈云两位老同志。 康生等4个人的发言，发下去以后，各个小组立即转变方向集中火力批判7位老同志，捎带批判朱德、陈云。 在第二组，由陈伯达发难，温玉成帮腔，集中批判聂荣臻。 在17日的小组会上，陈伯达就他1931年4月在天津被捕后自首的问题，突然对聂荣臻责问说：“你为什么在背后议论我三十年代初在平津地区活动的那一段历史问题?告诉你，我的历史是清楚的，中央是知道的。” 聂荣臻心头一怔。 “我同剑英两个人在西山议论的事情，当时没有任何第三个人在场，以后也没有再同别人谈论过此事，陈伯达是怎么知道的?会不会是剑英又对别人说了?后来我问了剑英，他说没跟别人说。” 聂荣臻后来回忆此事时说。
陈伯达的福建口音特别重，加上心里有鬼，说话吞吞吐吐。 组里的人都没有听懂他在说些什么，谁也没有搭腔。 聂荣臻倒是听懂了，因为一时不好回答，也就装作听不懂，不予理睬。 陈伯达气急败坏地说：“你老婆张瑞华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是自首叛变后才放出来的，中央组织部有人揭发了这个问题，你知不知道?”聂荣臻从容地回答：“我知道她被捕过，但没有听说有自首行为，既然有人揭发，那就按调查的事实做结论就是了，我不包庇。” 张瑞华1934年确曾在上海英租界被英国的巡捕房逮捕过。 敌人百般威逼利诱，她始终不招供，一口咬定是农村妇女，来上海找丈夫，临时住在那所房子里的。 敌人问不出什么，就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将她放回原住处，严密监视。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趁敌人监视松懈的时机，她带着不到4岁的聂力，逃出了虎口。 这段历史组织上严密审查过，有关的当事人有确切的证明，张瑞华没有自首问题。 聂荣臻对妻子的这段历史是清楚的，知道是经得起审查的。 所以当后来在十二中全会简报中出现“张瑞华是叛徒”的内容时，他根本不予置理。 陈伯达碰了一鼻子灰，就到周恩来那里告状。 18日中午，周恩来在电话上问聂荣臻，是怎么回事?还说：“你没有回答伯达同志提的问题，他很生气。” 聂荣臻只好如实地回答说：“三十年代初，他在天津被捕，后来经过他的同乡、福建军阀张贞的斡旋，出了监狱。 他出狱后，因为别人听不懂他的福建话，无法解决吃饭问题，就又自动回到监狱，后来又被赶出了监狱。 这是彭真有次闲谈时对我说的，说陈伯达是‘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 ’我是当成笑话，前几个月同剑英闲聊时说过这个故事，没有对别人说过，我不好回答。” “噢，是这么回事。” 周恩来也没有再问。 在以后几天的小组会上，陈伯达说聂荣臻参与了“二月逆流反党集团”，一再追问他与所谓“二月逆流”其他老同志的关系，目的是逼他承认是“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 陈伯达的同伙有次追问聂荣臻：哪天哪天，你到某某家去了，去干什么?哪天哪天，你又到另一家去了，又是去干什么?哪一天，某某到你家里来了，来干什么?你必须老实交代。 聂荣臻一听火了，愤怒地痛斥陈伯达及其同伙：“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了吗?有事就不能互相商量了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这是搞什么?是搞特务活动!”陈伯达及其同伙还在小组会上对聂荣臻提出了一系列指责：在1966年科学口万人大会上的态度，北航28昼夜事件，反对军队院校撤工作组，对红卫兵大串联不满，对上海“一月夺权”不满，参与了“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一贯走专家路线，犯了“多中心论”错误，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时搞大摊子，在西山与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发泄对中央文革的不满，包庇老干部、包庇干部子弟等等。 聂荣臻对这些指责，有的承认，做了检讨；有的沉默不语，以免再生是非。 聂荣臻的老部下们，在小组会上没有揭发什么问题，只是一般地表表态。 他理解和感谢这些老部下。 有位参加第二组会议的老部下，十二中全会以后不多久，在三○一医院碰到聂荣臻的秘书时说：“请你向聂帅问好，要他保重身体。 聂帅是正派人，什么参加反党集团，我就根本不信。” 10月26日，林彪在十二中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为“二月逆流”定了性、定了调。 林彪讲话以后，聂荣臻被迫在小组会上做了检讨发言，承认自己“陷入了‘二月逆流’”，变成了“‘二月逆流’的成员”，“犯了严重错误”。
但他同时又说：“思想沉重，根本没有想到我也是‘二月逆流’的成员，错误地认为自己不沾边。 因此，根本没有向这个问题思考和检查。 问题提出以后，大吃一惊，不知所措。 经过最近几天同志们的揭发帮助，认识才开始有所提高。” 毛泽东在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说明在“二月逆流”问题上，他是受了林彪、江青一伙的蒙蔽的。 他说，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 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 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嘛，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 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 毛泽东还说：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 可林彪、江青一伙，对毛泽东的指示阳奉阴违，对老同志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十二中全会已经结束，江青突然影射攻击聂荣臻阴谋陷害毛泽东。 她在一份会后补发的会议简报中说：1948年，毛主席刚到阜平城南庄不几天，就遭到敌机轰炸，炸死了许多人，毛主席险些遇害。 事后查明，这是有人阴谋暗害毛主席，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电台就设在军区司令部，后来又把与此事有关的特务分子处决灭口。 聂荣臻因患肺炎，突发高烧，体温达396℃，心率每分钟150次，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就住进了医院。 陈毅比聂荣臻先看到这份简报。 他在医院对聂荣臻说：“我真为你捏了把冷汗。” 聂荣臻在问清缘由后对陈毅说：“你放心吧!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 那次敌机轰炸城南庄，包括当地人民群众在内，没有伤亡一个人。” 后来，聂荣臻也看到了这份补发的简报，仍然坦然处之，但他心想，江青这个人真够狠毒，为什么当面不说，背后却来这么一手。 对“二月逆流”的传达问题，中共中央文件规定，只传达到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对下不公布老同志们的名字。 可中央通知下发后仅仅9天，张春桥就在“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说：“‘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要不要点名?看来，点名很有必要。” 他说：陈毅在上海党内外、军内外影响都很大。 有个领导干部，只在单位小组会上通了点气，“说陈毅是反毛主席的，竟受到几个小时的围攻。” “聂荣臻的‘一贯正确’，在上海国防科委所属单位中，被一些人吹得就更神气了。” 此后，“二月逆流”问题扩大了传达范围，老同志们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聂荣臻住院以后，有次叶剑英到医院探望，因为正发高烧，医生未让见面。 叶剑英在电话上对守候在聂荣臻身边的张瑞华说：“你转告聂总，我相信我自己，我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 稍后，刘伯承到医院探望，对聂荣臻说：“老兄，这一下你苦恼了，但要保重身体。” 在困境中，战友的关怀给了他以宽慰。
第六章 “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 6第一节 绝不允许乱军 “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几位老帅关心的是军队的稳定。 人民解放军这座伟大的长城，是老帅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共同缔造的。 老帅们对解放军有深厚的感情。 因此，在“文革”动乱中，他们力所能及的同林彪、江青一伙的乱军阴谋进行斗争，直至发展到“大闹京西宾馆”，成为“二月逆流”的主要罪状之一。 要稳定军队，“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当务之急是要制定一个军队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1966年5月30日，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几位老帅，加上杨成武、萧华等一起聚集到军委西山招待所15号楼叶剑英的住处开会。 会上，听了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汇报，几位老帅的一致意见，“文革”中军队不能乱，并拟就了军队参加“文革”的10项措施，上报中央审批。 这10条措施总的精神是：认真学习有关文件，提高思想觉悟；部队以搞正面教育为主，要批判整顿的主要是军以上机关的宣传文化部门；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声讨大会；要进行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总政治部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在军委领导下处理军队“文革”方面的问题。 6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总政治部关于部队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 7月下旬起，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各单位掀起了一股驱赶工作组的邪风。 这股风很快波及到了军队。 8月3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电话向聂荣臻请示：地方院校撤销工作组以后，军队院校撤不撤?并且说，军队有一百多所院校，根据以下5条理由，建议仍应派工作组：一、军队院校有的有武器，有的有精密仪器设备，有的有剧毒物，乱了容易出大事。 二、军队院校是在中央、军委的绝对领导下的，不同于地方院校。 三、军队院校绝大部分是好的。 四、军队院校从1964年起，就进行整风学习，到前两个月刚结束，对绝大部分领导干部，摸过底，比较好，个别不好的已经调换。 五、中央已经批准总政提的10条措施。 聂荣臻听了以后说，我倾向仍应派工作组，按10条措施执行，军队不能乱，有的军队院校已经出现问题，要引以为戒。 但形势突变。 8月4日，在聂荣臻出席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派工作组的做法，说，这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听了毛泽东的话，老帅们都不好吭声了。 总政治部赶紧发通知，宣布军队院校也撤销工作组。 8月23日，在第五十五次军委常委会上，林彪表态说：“军队院校可以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小组，可以试一试。” 此话一传出，军队院校形势大乱。 不仅是院校，而且在军队各单位，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高潮，军队开始大乱。 10月21日上午。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斗团”的三百多名学生，到国防部大院门口造反，要求进国防科委大楼。 还没有等到答复，其中的一百多人就于11时强行冲入国防部大院，以后又冲过由警卫部队和机关干部组成的人墙，进入国防科委大楼。 到处搜查，口口声声说，要派到该院的工作组交出所谓整学生的“黑名单”。 聂荣臻叫国防科委领导做工作劝学生退出国防部大院。 学生哪里肯听。 晚上，聂荣臻同叶剑英一起，请中央文革、全军文革的人到京西宾馆开会，研究解决办法。 聂荣臻在会上说：连国防部都冲进去了，此例一开，将来还有什么地方学生不敢冲，后果严重啊，必须尽快要学生退出，现在只有你们说话才灵。
叶剑英也竭力主张要强令学生退出。 在两位老帅的凛然正气面前，中央文革只得表示：我们去做工作。 随即由张春桥等4人去向学生宣布：遵照毛主席要保障党中央、国防部等要害部门所在地安全的指示，学生不能进入国防部大院，必须立即退出。 到22日凌晨1时，学生全部退出国防部大院。 不久，军队各单位某些干部或群众组织要求罢领导官的越来越多，老帅们总是千方百计予以保护，包括某些后来在“二月逆流”算总账时反咬老帅们一口的干部，其中最典型的是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 聂荣臻也保护了大批干部。 国防科委系统第一个提出罢官的是西安电信工程学院的造反派，要求罢该院政治委员张衍的官。 聂荣臻答复说：“不能开这个先例。 军队规定，罢官要在运动后期处理，并且要通过一定手续。 学生的要求，我们不能同意。” 以后，国防科委下属的国防工业高等院校、导弹和核试验基地等单位，纷纷要求罢主要领导的官，聂荣臻总是叫按上述精神答复。 对军队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凡是他认识的，都为他们说好话。 如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是个好人，是个痛快人，战争中很能打仗，是拥护毛主席的。 说成都军区副司令韦杰是个老红军，壮族干部，应该保护。 说内蒙军区司令员吴涛是蒙族干部，不能罢官。 他也力保过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 在军队干部问题上，老帅们与林彪、江青一伙的一次重大较量，发生在1967年的1月。 新年伊始，在中央文革炮制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中，提出要在全国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 接着又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1月10日，关锋、王力起草了一个“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提出要“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 林彪对此批示：“完全同意。” 1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说：绝不能强调军队特殊而对军队搞“文化大革命”有所动摇。 还说“这种阻力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公开了这个口号，造反派的矛头直指老帅们和军队的其他高级干部。 1月中旬，陈伯达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说：“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 1月19日下午，在聂荣臻出席的京西宾馆军委碰头会议上，老帅们与江青一伙短兵相接。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共四十多人。 江青、康生、陈伯达、叶群等也出席了会议。 会上，围绕着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问题，江青、康生、陈伯达同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展开了激烈争论。 老帅们从稳定军队出发，坚决不同意开展“四大”。 江青则说，“军队不能特殊。” 争论过程中，叶群按照江青的授意，突然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说萧华反对林彪。 陈伯达跟着重复了“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的谬论。 江青则指着萧华的鼻子说：“今天晚上在工人体育场开十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江青一伙蛮不讲理的态度，聂荣臻与叶剑英实在看不下去，愤而提前退出会场。 萧华在会上被无端攻击之事，不知怎么，很快传了出去。 当天晚上，萧华被抄家。 萧华住所与聂荣臻的住所紧挨着。 造反派走错了门。 午夜，突然有人猛砸聂荣臻家的门，接着就有人要越墙而入。 正在此时，外面有人喊：弄错了，弄错了，是北面一家。
于是，人群蜂拥向北。 这一来，给了萧华迅速离家出走的时机。 造反派抄了他的家，但没有抓到人。 萧华辗转于20日凌晨赶到了叶剑英家里。 第二天一早，聂荣臻的秘书到萧华家里看了一下，见保险柜被砸开，机密、绝密文件撒了一地。 聂荣臻听了秘书的报告后说：“这还了得，是谁干的，必须追查!”20日上午，在京西宾馆继续开军委碰头会议。 会议一开始，江青明知故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这说明江青完全清楚萧华被抄家情况。 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 徐向前针对江青怪声怪气的提问，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他在一气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和碟子都摔了。 叶剑英这时也忍不住了，生气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完，也拍了桌子，造成右掌骨骨折。 聂荣臻在会上说了萧华被抄家时，保险柜被砸开、文件被抢走的情况，强调对此必须严肃处理。 江青、陈伯达一伙被老帅们的凛然正气镇住了，没敢啃声。 江青听了聂荣臻的讲话，正好借机岔开话题，说：这要怪萧华的秘书，这个秘书是胆小鬼，要是我，死也不能让他们砸保险柜，要保卫国家机密的安全嘛。 这次会议的过程，很快在社会上传开了，说是几位老帅“大闹京西宾馆”。 日后，这成为“二月逆流”的主要罪名之一。第二节 “大闹怀仁堂” 1月22日中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议的全体成员。 几位老帅参加了接见。 在接见中，军队的领导人大多情绪激动，反映了各自被揪斗的艰难处境。 有的说，我们跟主席这么久，有人要给我戴高帽子。 有的说，我们那里许多领导人被抓走或被围困，行动失去自由。 有的反映了自己的家被抄或家属子女被揪斗的情况。 毛泽东听了感到震惊，这些长期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老部下，所遭遇的处境和目前的情绪，都是出乎他意料的。 于是，毛泽东也表示气愤，说：“那还了得”，“到处抓人怎么行”，“要允许工作，不能搞过头了”，“不能犯点错误就一棍子打死”。 当天晚上，在西山一号楼聂荣臻的住所，刘伯承、陈毅、叶剑英、聂荣臻4位老帅开了个碰头会。 大家认为毛泽东接见时所说的话，对军队是个支持，感到欣慰。 叶剑英说：“我们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 聂荣臻说：“军队不能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 刘、陈老帅也讲了话。 1月24日晚上，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先后来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陈述了军队不能再乱的理由。 林彪知道了毛泽东的意图，他又是军委常务副主席，军队不乱，当然对他有好处。 于是，他把老帅们的意见归纳口述了9条命令稿。 连夜由徐、叶、聂3位老帅带到钓鱼台，同中央文革成员讨论，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3点。 经过激烈的争论，中央文革不同意命令稿中关于军队搞运动必须由党委领导，和军队不能成立跨系统、跨行业、跨行政单位的群众组织这两条，同意了另7条。 第二天，命令稿由林彪报送毛泽东。 1月28日，毛泽东通知周恩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到中南海开会，研究军委命令稿。 毛泽东同意所定7条，另加了1条：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好自己的子女。 随即，毛泽东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军委八条命令”的主要内容是：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二、一切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 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自由抓人、任意抄家。 四、外出串连的军队人员，应迅速返回原单位。 五、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 六、军队战备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 七、军以上机关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 八、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 2月11日、14日、16日，周恩来接连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议。 出席会议的国务院和军委的负责人，有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还有余秋里、谷牧；中央文革一方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 这3次中央碰头会，老帅们、几位副总理与中央文革成员之间，发生了短兵相接的激烈斗争。 因为会议地点都是在怀仁堂，所以被称为“大闹怀仁堂”。 在会上，谭震林要张春桥保一下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 张春桥推说，要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一听火了，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 谭震林越说越激动，拿起文件包，就要退出会场。 还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恩来要谭震林不要走。
陈毅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 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的，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周恩来责问陈伯达等说：《红旗》十三期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 叶剑英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 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李富春、余秋里、谷牧也在会议上分别发了言。 2月16日的怀仁堂会议，从下午4时一直开到9时。 当晚聂荣臻回到西山一号楼，仍显得很兴奋。 他说，从派工作组到撤工作组，红卫兵大串联，到“一月夺权”，我多次与剑英、陈总老等议论过，他们纵容娃娃们到处乱窜，到了哪里就把哪里的局面搞乱了。 这几天的会议，总算出了口气。 在这3次会议中，要数16日的那次会议争论最激烈。 在康生的指使下，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赶到钓鱼台，连夜整理了记录。 又经过江青安排，张春桥等带着记录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看了记录，听了汇报，非常生气，这些老同志们居然从各个方面否定“文化大革命”。 而“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是他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大事是打了22年的仗，创建了新中国)。 这怎么能够容忍。 但他知道，此事非同寻常。 他找周恩来，周恩来作了如实汇报。 毛泽东思之再三，事隔3天，才于19日凌晨，召集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开会。 在会上，他严厉地批评指责了谭震林、陈毅等。 但他仍然把此事约束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 因此，他指示，自2月25日起，开“政治生活批评会”，对有错误的老同志进行批评帮助。 “政治生活批评会”，仍然在怀仁堂召开，2月25日、3月1日、3月4日、3月11日、3月14日、3月16日、3月18日共开了7次。 7次会议聂荣臻都参加了。 会议名义上仍由周恩来主持，实际上是由中央文革一伙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围攻批斗这些老同志。 聂荣臻也受了批评，作了检讨。 连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 “政治生活批评会”开完后，成立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中央文革成员正式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4月上旬，有次叶剑英在西山同聂荣臻一起散步时，偶然说起，有人批评我，说我在2月怀仁堂会议上曾说过对高干子弟“不教而诛”的话，我不记得说过，又是欲加之罪了。 聂荣臻当即回答：这话是我说的，怎么安到你的头上了呢?散完步，他给毛泽东、林彪写了封信。 信上说：“最近，剑英同志问我，据反映，他在中央碰头会上讲过‘不教而诛’的话，他自己没有这个印象了，问了汪东兴同志，记录上也没有。 我当即答复说，这话是我讲的。” 这封信，聂荣臻署名的日期是4月7日。
毛泽东用铅笔在信的台头“主席”两字上画了个圈，写了“退荣臻同志”5个字。 林彪在“林副主席”4个字上用红铅笔画了个圈，原信又退给了聂荣臻。第三节 算总账，还有聂荣臻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时宣布的议程是：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二、修改党章。 三、讨论国内外形势。 四、刘少奇专案的审查报告。 可会议中间，林彪、江青一伙突然集中提出“二月逆流”的问题。 在分组会上，对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算总账(谭震林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把这7位老同志污蔑成是所谓“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 温玉成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总参谋部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传达十二中全会精神时，在逐个念了所谓“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6个人的名字后，停了一停说：“还有聂荣臻。” 10月13日下午，十二中全会开幕。 会上，周恩来作了大会议程的报告以后，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没有说“二月逆流”问题，主要说了各省的形势，和领导干部应该怎样对待群众的问题，也说了“多中心论”的问题。 大会开幕以后，转入小组讨论。 聂荣臻被编在第二组。 参加这个组的有陈伯达和温玉成，其余大多是聂荣臻的老部下。 在十二中全会召开前的三四个月，聂荣臻已基本处于没有什么工作可做的境地。 接到通知后，他知道会上肯定是要受批判的。 10月8日，他写了个在会上检讨的发言稿。 10月16日，他在小组会上做了检讨发言，承认自己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多中心论”的错误。 联系到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他增加了部分检讨内容，说：“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七机部‘916’总是抓住我不放，这主要是由于我的错误而造成的。” 在科研工作中，“沿袭和实行了许多资产阶级办科研的东西。” 由此可见，当时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聂荣臻等一般中央委员，都没有想到“二月逆流”的问题，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半了。 可2月17日，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突然在第一组会议上，集中批判所谓“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的问题。 康生首先发言，为制造有一个所谓“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问题定调子。 康生说：“大闹怀仁堂，(1967年2月)16日前就酝酿了。 当时有两个地方，富春同志讲，在他家开了三次会，是俱乐部，另一个地方是京西宾馆，军队干部开会，徐向前在会上叫干部有什么意见尽量讲，表面上是对着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 京西宾馆是个中心，富春家是个中心。” 康生发言后，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立即呼应，在“反对文化大革命”、“乱军夺权”、“包庇老干部”、“包庇干部子弟”、“反对延安整风”等问题上，指名道姓，大肆攻击出席怀仁堂会议的老同志，硬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反党活动。 谢富治最后发言时，还批判了朱德、陈云两位老同志。 康生等4个人的发言，发下去以后，各个小组立即转变方向集中火力批判7位老同志，捎带批判朱德、陈云。 在第二组，由陈伯达发难，温玉成帮腔，集中批判聂荣臻。 在17日的小组会上，陈伯达就他1931年4月在天津被捕后自首的问题，突然对聂荣臻责问说：“你为什么在背后议论我三十年代初在平津地区活动的那一段历史问题?告诉你，我的历史是清楚的，中央是知道的。” 聂荣臻心头一怔。 “我同剑英两个人在西山议论的事情，当时没有任何第三个人在场，以后也没有再同别人谈论过此事，陈伯达是怎么知道的?会不会是剑英又对别人说了?后来我问了剑英，他说没跟别人说。” 聂荣臻后来回忆此事时说。
陈伯达的福建口音特别重，加上心里有鬼，说话吞吞吐吐。 组里的人都没有听懂他在说些什么，谁也没有搭腔。 聂荣臻倒是听懂了，因为一时不好回答，也就装作听不懂，不予理睬。 陈伯达气急败坏地说：“你老婆张瑞华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是自首叛变后才放出来的，中央组织部有人揭发了这个问题，你知不知道?”聂荣臻从容地回答：“我知道她被捕过，但没有听说有自首行为，既然有人揭发，那就按调查的事实做结论就是了，我不包庇。” 张瑞华1934年确曾在上海英租界被英国的巡捕房逮捕过。 敌人百般威逼利诱，她始终不招供，一口咬定是农村妇女，来上海找丈夫，临时住在那所房子里的。 敌人问不出什么，就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将她放回原住处，严密监视。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趁敌人监视松懈的时机，她带着不到4岁的聂力，逃出了虎口。 这段历史组织上严密审查过，有关的当事人有确切的证明，张瑞华没有自首问题。 聂荣臻对妻子的这段历史是清楚的，知道是经得起审查的。 所以当后来在十二中全会简报中出现“张瑞华是叛徒”的内容时，他根本不予置理。 陈伯达碰了一鼻子灰，就到周恩来那里告状。 18日中午，周恩来在电话上问聂荣臻，是怎么回事?还说：“你没有回答伯达同志提的问题，他很生气。” 聂荣臻只好如实地回答说：“三十年代初，他在天津被捕，后来经过他的同乡、福建军阀张贞的斡旋，出了监狱。 他出狱后，因为别人听不懂他的福建话，无法解决吃饭问题，就又自动回到监狱，后来又被赶出了监狱。 这是彭真有次闲谈时对我说的，说陈伯达是‘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 ’我是当成笑话，前几个月同剑英闲聊时说过这个故事，没有对别人说过，我不好回答。” “噢，是这么回事。” 周恩来也没有再问。 在以后几天的小组会上，陈伯达说聂荣臻参与了“二月逆流反党集团”，一再追问他与所谓“二月逆流”其他老同志的关系，目的是逼他承认是“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 陈伯达的同伙有次追问聂荣臻：哪天哪天，你到某某家去了，去干什么?哪天哪天，你又到另一家去了，又是去干什么?哪一天，某某到你家里来了，来干什么?你必须老实交代。 聂荣臻一听火了，愤怒地痛斥陈伯达及其同伙：“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了吗?有事就不能互相商量了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这是搞什么?是搞特务活动!”陈伯达及其同伙还在小组会上对聂荣臻提出了一系列指责：在1966年科学口万人大会上的态度，北航28昼夜事件，反对军队院校撤工作组，对红卫兵大串联不满，对上海“一月夺权”不满，参与了“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一贯走专家路线，犯了“多中心论”错误，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时搞大摊子，在西山与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发泄对中央文革的不满，包庇老干部、包庇干部子弟等等。 聂荣臻对这些指责，有的承认，做了检讨；有的沉默不语，以免再生是非。 聂荣臻的老部下们，在小组会上没有揭发什么问题，只是一般地表表态。 他理解和感谢这些老部下。 有位参加第二组会议的老部下，十二中全会以后不多久，在三○一医院碰到聂荣臻的秘书时说：“请你向聂帅问好，要他保重身体。 聂帅是正派人，什么参加反党集团，我就根本不信。” 10月26日，林彪在十二中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为“二月逆流”定了性、定了调。 林彪讲话以后，聂荣臻被迫在小组会上做了检讨发言，承认自己“陷入了‘二月逆流’”，变成了“‘二月逆流’的成员”，“犯了严重错误”。
但他同时又说：“思想沉重，根本没有想到我也是‘二月逆流’的成员，错误地认为自己不沾边。 因此，根本没有向这个问题思考和检查。 问题提出以后，大吃一惊，不知所措。 经过最近几天同志们的揭发帮助，认识才开始有所提高。” 毛泽东在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说明在“二月逆流”问题上，他是受了林彪、江青一伙的蒙蔽的。 他说，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 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 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嘛，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 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 毛泽东还说：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 可林彪、江青一伙，对毛泽东的指示阳奉阴违，对老同志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十二中全会已经结束，江青突然影射攻击聂荣臻阴谋陷害毛泽东。 她在一份会后补发的会议简报中说：1948年，毛主席刚到阜平城南庄不几天，就遭到敌机轰炸，炸死了许多人，毛主席险些遇害。 事后查明，这是有人阴谋暗害毛主席，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电台就设在军区司令部，后来又把与此事有关的特务分子处决灭口。 聂荣臻因患肺炎，突发高烧，体温达396℃，心率每分钟150次，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就住进了医院。 陈毅比聂荣臻先看到这份简报。 他在医院对聂荣臻说：“我真为你捏了把冷汗。” 聂荣臻在问清缘由后对陈毅说：“你放心吧!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 那次敌机轰炸城南庄，包括当地人民群众在内，没有伤亡一个人。” 后来，聂荣臻也看到了这份补发的简报，仍然坦然处之，但他心想，江青这个人真够狠毒，为什么当面不说，背后却来这么一手。 对“二月逆流”的传达问题，中共中央文件规定，只传达到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对下不公布老同志们的名字。 可中央通知下发后仅仅9天，张春桥就在“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说：“‘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要不要点名?看来，点名很有必要。” 他说：陈毅在上海党内外、军内外影响都很大。 有个领导干部，只在单位小组会上通了点气，“说陈毅是反毛主席的，竟受到几个小时的围攻。” “聂荣臻的‘一贯正确’，在上海国防科委所属单位中，被一些人吹得就更神气了。” 此后，“二月逆流”问题扩大了传达范围，老同志们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聂荣臻住院以后，有次叶剑英到医院探望，因为正发高烧，医生未让见面。 叶剑英在电话上对守候在聂荣臻身边的张瑞华说：“你转告聂总，我相信我自己，我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 稍后，刘伯承到医院探望，对聂荣臻说：“老兄，这一下你苦恼了，但要保重身体。” 在困境中，战友的关怀给了他以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