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暗夜要塞故事:聂荣臻的非常之路（四）

聂荣臻的非常之路（四）
第四章  面对封锁毁约，力主“两弹”攻关  
   
  第一节  决心把后半生献给祖国的科技事业　　1954年10月，聂荣臻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受命主管解放军的军工生产和武器装备工作。　　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使他高度重视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问题。　　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在为我们人民军队做‘为虎添翼’的工作。”　　因此，接受任务以后，他以饱满的热情，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　　在他和广大军工战线同志的努力下，1956年8月，米格—17飞机仿制成功。　　1955年，中国建成了第一艘木质鱼雷快艇。　　1957年，建成了1000吨级中型常规鱼雷潜艇。　　陆军武器装备的发展，是聂荣臻关心的重点。　　对这方面的问题，他充满了紧迫感，因为陆军历来是我国武装部队的重点和基础。　　1955年4月，他同彭德怀联名向中共中央报告，对陆军武器装备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到1954年底，兵工企业投入批量生产的有手枪、冲锋枪、步枪、马枪，各种机枪、迫击炮、野战炮、榴弹炮等共11种。　　并正在试制各种性能更先进的枪炮。　　坦克工业到1957年能生产中型坦克。　　生产能力到1957年轻武器方面基本可以满足现役部队装备和有适当储备的需要。　　经过努力，到1959年，兵器工业已经有了53个直属大中型企业，不仅能生产各种制式轻武器和弹药，而且能生产大口径地面火炮和高炮、中型坦克、牵引车等重型武器装备。　　在当时，可以基本满足陆军武器装备的需要。　　1956年10月的一天，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来到聂荣臻家中。　　那是中共八大以后，中央正在研究领导人的分工问题，邓小平是来征求聂荣臻的意见的。　　邓小平说：“对你的工作安排，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中央决定调陈毅同志专搞外交，他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由你来抓；二是，彭真同志工作太忙，中央想让他免兼北京市市长，你在彭真之前当过北京市的市长，现在让你官复原职；三是，你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装备工作。　　三个方案由你选择。”　　聂荣臻不假思索地说：“市长这个官我不想当，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很有兴趣。　　我们国家太落后，也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军工生产和武器装备工作，与科学技术有密切联系，可能的话，将来兼顾也可以。　　但还是请中央决定吧。”　　邓小平历来果断，当即表示同意：“那就这样定了，我上报中央批准后任命。”　　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第51次常委会议决定，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　　从此，他开始了为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奠基的征程。　　聂荣臻这样快的定下决心来抓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其缘由可以上溯到他在中学读书时期。　　1917年，聂荣臻考入江津中学，上的第一堂实验课，就是水在经电解后实现氢氧分离而能燃烧的现象，这简直使他为之入迷。　　中国历来有句谚语，叫做“水火不相容”。　　而今，经过科学这股巨大的力量，居然能使水燃烧起来。　　这对青年聂荣臻来说，真是闻所未闻。　　以后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思虑着中华民族的命运。　　旧中国民不聊生，饿殍遍地，国力衰颓，备遭列强欺凌。　　比照日本和西方社会的发展，聂荣臻悟出了一条道理：欲改造封建落后的中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只能依靠科学和实业。　　因此，他毅然到法国勤工俭学，主要的目的是到欧洲学习科学技术，以搬回拯救祖国的法宝。　　然而留法勤工俭学的经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列主义的传播，斗争的实践，使聂荣臻认识到：中国只有经过社会革命，驱逐外国侵略势力、打倒军阀、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才能建设现代经济，发展祖国的科学和文化，建立现代国防，从而使祖国摆脱被某些洋人耻笑为是所谓的“东亚病夫”的窘境。1925年9月，聂荣臻从苏联回国。　　二十多年来，他在枪林弹雨中为之奋斗，迎来了一个新中国。　　可以说，只有到了今天，他才有可能把过去科技兴国的理想转化为现实。　　接受了主管科技工作的任务，聂荣臻说：我“决心在后半生把心血献给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　　当时中央已经决定，中国要研制“两弹”(即原子弹、导弹，下同)。　　所以，如何在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研制出“两弹”，是摆在聂荣臻面前的更大的困难。　　他决心献身科技事业，其中也包含着为“两弹”事业献身的决心。　　主管科技工作后，为了摸清“家底”，他着人提供一些科技工作方面的基本情况。　　聂荣臻从中得知，解放初期，中国只有两个核科研机构，一是原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核物理实验室，一是北平研究院的镭学研究所。　　设备少得可怜，科研人员无法开展正常的研究工作。　　全国的科学研究机构总共也只有40个左右，其中还有一些是搞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人员总共只有六百五十多人。　　按当时的人口平均计算，每1125万人才有一个研究机构，每70万人中，才有一个科研人员。　　到1956年，虽说科研机构已经发展到三百八十多个，研究人员也已经有了九千多人。　　但显然，依靠这些力量，要开展“两弹”的研究和其他属于独创性、突破性的科研工作，是大大不够的。　　结合1955年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感受到了中国科技落后的实际状况。　　这年春天，聂荣臻来到祖国大西南的重庆、昆明、成都地区。　　这里在国民党时期被称做是军工基地。　　聂荣臻在视察了8个军工厂以后，感到失望。　　这些工厂机器设备普遍陈旧落后。　　像昆明的光学仪器厂，只能生产低倍率的望远镜，连高性能的瞄准镜也生产不了。　　重庆的枪炮厂，大多建在窑洞里。　　枪厂只能生产性能落后的步枪，不能生产冲锋枪。　　炮厂只能生产小口径炮，性能也比较落后。　　有些军工厂实际上只是军械维修厂。　　另外有的厂管理落后，原材料浪费惊人。　　从事军工研究设计的专业机构一个也没有。　　面对这样的困境，聂荣臻的决心是知难而上。　　他说他当时的心情是：“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中国人经过几十年奋斗，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再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一定能够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强国。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深信，只要我们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艰苦奋斗，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达到预定的目标。”　　在中国研制导弹和原子弹的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以非凡的气魄，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决策，并始终支持“两弹”的研制工作。　　特别是周恩来，不仅起了决策的作用，还进行了许多重要的组织领导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的其他主要领导同志，也都大力支持“两弹”的研制工作。　　这是中国拥有“两弹”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钱学森、任新民、黄纬禄、钱三强、朱光亚、王淦昌、邓稼先、程开甲等著名科学家，以他们的渊博知识和高度负责精神，为“两弹”的研制成功呕心沥血，作出了杰出贡献。　　所以人们从不同角度，有时称颂上述人物为导弹或原子弹之父，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更多的人们心目中，把聂荣臻看做是中国的“两弹”之父。　　这一看法，也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公认。　　这是因为聂荣臻在研制“两弹”的进程中，承上启下，起着独特的作用。　　他通过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把毛泽东、周恩来等以及中央和军委的重大决策，化作为具体的行动规划或计划；又把科技战线上的各种力量凝聚在一起，使他们的巨大潜力和积极性，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和充分的发挥。
终于使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奇迹般地研制出了导弹和原子弹。　　这方面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一扫新中国建立前百年沉疴的形象，跻身世界上少数几个核强国之列，使每个炎黄子孙深感自豪。　　国际上无论是朋友或敌人，无不对此刮目相看。　　因此，聂荣臻的名字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心中。第二节为研制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开路　　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是周恩来安排的，特地邀请了李四光、钱三强两位科学家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列席。　　聂荣臻出席了会议。　　会上由钱三强向到会的中央领导人讲解原子弹原理。　　他按照周恩来的交代，讲得详细而又通俗。　　毛泽东等到会人员都像虔诚的学生那样静静地听着。　　从他们不断地点头微笑中，可以看出，钱三强的讲解是成功的，引起了听众的浓厚兴趣。　　讲完原理，李四光让操作人员演示盖革计数器探测铀矿石的实验。　　当仪器在铀矿石边上发出“嘎嘎”的响声时，聂荣臻与所有到会人员一样，特别高兴，会场气氛活跃起来。　　毛泽东边吸烟边站起来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　　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过去几年其他的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　　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　　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毛泽东说的这件事，就是指原子弹。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决策。　　毛泽东的自信心，感染与鼓舞了所有到会的人，给聂荣臻留下极深的印象。　　他像战争年代信赖毛泽东的每一个战略决策一样，深信中国一定能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　　吃饭的时候，周恩来提议大家干杯。　　毛泽东举起酒杯说：“好，那我们就为我国的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干杯!”这年7月，聂荣臻同陈云、薄一波一起，被中共中央指定为领导原子能事业发展工作的三人小组成员。　　几个月后，研制导弹的问题也逐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955年10月，著名火箭科学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障碍，从美国回国。　　在中国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在发展导弹、火箭武器方面，他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5年12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火箭专业教授任新民等，向中央军委写信，提出了在中国研制火箭武器的建议。　　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从此，被正式提到中央和军委的议事日程上了。　　1955年冬，钱学森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访问。　　陈赓院长向他请教，中国研制导弹火箭武器的前景如何?钱学森的答复是肯定的，中国可以进行导弹武器的研究。　　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后，陈赓就为此事积极奔走。　　1956年元旦，陈赓、叶剑英、钱学森向周恩来汇报了研制导弹的设想。　　周恩来很重视，对钱学森说：“你写个报告吧!”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　　这份意见书，进一步引起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高度重视，多次开会研究。　　聂荣臻对任新民、钱学森的意见仔细阅读，然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两个报告很好，他们实际上已经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描绘了实施蓝图。”　　3月，在第二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说：“中国要搞核子武器和导弹。”　　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了钱学森汇报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　　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以下简称航委)。　　4月13日，国防部通知，航委正式成立，由聂荣臻任主任。　　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聂荣臻受命领导研制“两弹”的任务以后，经反复考虑，认为首先是要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这是科学研究方面奠基性的工作，否则，中国底子太薄，又面临帝国主义封锁，一切将无从谈起。　　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报告。　　他在这份报告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英国、法国等都在大力进行各种导弹的研制工作。　　为适应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需要，必须立即开始导弹的研制与培养技术人才的工作。　　要以最大的速度，在几年内研制成功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导弹。　　为此，建议在航委下面设立统一管理导弹研制工作的导弹管理局；建立导弹研究院，以钱学森为院长，尽快开展导弹研制工作；建立自动控制、无线电定位等研究所，加速建立电子元器件研究所。　　中央军委5月26日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这个报告，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彭德怀等。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一、导弹的研究方针是先突破一点，不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　　二、需要的专家和行政干部，同意从工业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军队中抽调。　　三、同意组建导弹管理局，由钟夫翔任局长；同意钱学森为导弹研究院院长。　　四、电子技术方面，可以先从培养人才开始，在西安设立军事通信学院。　　会议讨论通过了聂荣臻的方案。　　周恩来和军委确定，由聂荣臻全权落实这个方案。　　会后聂荣臻要安东等尽快去找总后勤部、空军、北京军区的领导人商量，为导弹研究院寻找院址，以便开展工作。　　几天以后，安东汇报说，各单位领导听说要搞导弹研究，都很支持。　　经过协商，解放军一二四疗养院、北京军区一六疗养院、北京空军四六六医院可以拨出来供导弹研究院使用。　　聂荣臻听了很高兴。　　5月29日，聂荣臻邀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一机部部长黄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国务院各部委领导33人开会，商量为导弹研究院选调科技骨干的问题。　　聂荣臻在会上说，发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帝国主义国家封锁我们，不能指望从他们那里能得到什么东西，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技术援助，可以争取，但还没有落实，中央下了决心要搞，当前急需的是各类人才，请在座各位大力支援，鼎力相助。　　陈赓大将首先发言，明确表示，搞导弹需要集中全国的有关技术力量，才有可能进行下去。　　为此，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将抽出6名教授支援航委。　　陈赓表示了鲜明的态度之后，各个部委、科学院都表示尽力支持航委的工作，给航委提供用人方便。　　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　　会后，包括任新民、屠守锷、梁守、庄逢甘等在内的数十名高级和中级科技人员，经国务院批准后，很快到正在筹建中的国防部五院报到。　　人们从事国防科技的热情很高，把这看成是无上光荣的事业。　　许多人甚至连调令都没有收到，接到电话就来报到了。　　以后又调入了蔡金涛、黄纬禄、吴朔平、姚桐彬等专家，接收了当年分配的一百多名大学毕业生，组成了中国发展导弹事业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4个多月以后，为了解决五院科技干部奇缺的困难，聂荣臻又建议，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组建导弹专业，在通信学院、邮电学院、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设置有关导弹的专业。　　建议得到中央批准。　　这为日后导弹、火箭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力量基础。　　1956年7月，导弹管理局正式成立。
10月8日导弹研究院成立，下面设立了10个研究室。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通知，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决定成立直属中央政治局的科学小组，聂荣臻为组长。　　聂荣臻在工作实践中感到，要统一领导光有党内措施还不够，必须在行政上也采取有力措施。　　为此，3个月后，他向彭德怀汇报：鉴于国防尖端科研工作已经在军队和地方的研究机构、院校、工业部门广泛展开，单靠航委领导，已难以胜任，建议在航委的基础上，充实力量，改组为统一领导国防科研工作的行政领导机构。　　彭德怀表示赞成，要聂荣臻代军委起草向中央的报告。　　在聂荣臻起草的报告中说：“国防科学技术的研究已经掀起了一个高潮，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相同的项目，几个单位都在设计和试制；各研究机构之间互通情报交流经验不够；试制赶不上设计；设计、试制和使用单位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等。”　　为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一组织力量，把研究设计、试制和使用三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加强组织领导、规划协调，并进行监督检查，“建议把原国防部航空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加以扩大，改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在军委、中央科学小组领导下工作。”　　10月16日，中央批准了军委的报告。　　国防科委以聂荣臻为主任，陈赓为副主任，以后又增加了刘亚楼、张爱萍、万毅为副主任。　　国防科委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对国防科技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　　在导弹研究机构建设方面，到1957年，聂荣臻曾先后18次召集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商讨为五院继续选调科技骨干、党政骨干、大学毕业生。　　到1961年，五院不仅已有数以百计的科学家和研究骨干，还有大中专毕业生数千人，转业复员军人数千人。　　这支队伍为五院建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五院下设第一、第二分院。　　1961年成立第三分院。　　1964年成立第四分院。　　这4个分院，分别从事各型导弹的研制工作。　　原子能研究方面，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的工作，开始主要是由薄一波为主任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负责的，聂荣臻作为原子能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参与了领导。　　首先，1956年，在他参与领导起草的12年科学规划中，把原子能研究列为第一项重点任务；同期，由他主持制定的12年国防科研规划，提出了原子能在军事方面应用的具体目标：原子弹的研究与和平利用原子能研究相结合；原子弹缩小体积，应用于导弹、炮弹、鱼雷作弹头；研制应用于潜艇、远程轰炸机的反应堆；研制可用于军队的小型原子能发电站。　　1956年11月，由宋任穷任部长的原子能工业部(当时称三机部，1958年改称二机部)成立，聂荣臻积极支持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参与三机部的原子能研究工作。　　1956年、1957年，聂荣臻确定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设立原子弹、导弹专业，以后报经军委批准，扩大成系，为“两弹”研究培养人才。　　1958年1月，中央批准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7个原子能工厂和设计所，急需大批人才。　　聂荣臻请有关方面积极为原子能工业部选调了一批急需的人才，从而加快了原子弹的研制进程。　　1958年6月18日，聂荣臻召集苏振华、罗舜初、张劲夫、刘杰、钱学森、王诤、万毅、安东等开会，讨论研制导弹核潜艇的问题。　　他在会上确定：由海军、一机部、二机部、五院共同提出研制核潜艇的具体方案，由航委抓总协调。　　方案很快提出来了，聂荣臻认为可行，即转报中央。　　8月，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　　聂荣臻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始终关怀鼓励。
“文化大革命”期间，研制工作遇到了极大困难，他及时提出“只能提前，不准推后，要抓紧，要落实”的要求，并批准用中央军委“特别公函”的形式，要求有关单位的所有人员坚决保证研制工作的进行。　　1971年，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终于下水试航。　　1958年9月，苏联援建的70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12米直径的回旋加速器在北京建成，聂荣臻参与验收，并代表中方在验收合格证书上签字。　　1958年，二机部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受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　　到1960年，该所人员已发展到四千三百多人。　　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加快了步伐。　　研制导弹、原子弹，要建立大型的试验基地。　　基地需要装备大量技术复杂、精密度要求很高的仪器设备，又确定建在人烟极为稀少的大漠戈壁地区。　　因此，建设试验基地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亚于研制“两弹”。　　经过工程技术人员和参与施工的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战，1960年，综合导弹试验基地在甘肃酒泉地区初步建成；1962年底，核武器试验基地在新疆罗布泊西北地区初步建成。　　1957年10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生发射成功。　　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据此，聂荣臻组织张劲夫、钱学森、王诤等拟制了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初步规划。　　1958年8月，由聂荣臻主持起草的“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中提到：“发射人造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域，为导弹技术动员后备力量。　　同时，大型的卫星上天，是洲际弹道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　　“人造地球卫星的研究，一系列的工作将被带动起来。　　其中包括高能燃料、耐高温合金和精密机械加工的技术、利用能源发电的新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应用数学、电子计算机技术等”的发展。　　这些话，都体现了研制人造卫星的决心。　　9月、12月，聂荣臻先后两次在听取张劲夫、钱学森汇报时指出：中国科学院要在研制卫星方面力争拿出一定的成果，但又要稳扎稳打，狠抓落实。　　同年11月，为落实卫星研制任务，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共同抽调技术力量，组建了上海机电设计院。　　1960年2月，中国第一枚直径250毫米，起飞重量190公斤，发射高度为8公里的T-7M型探空火箭首发试验成功。　　4月，聂荣臻到上海视察T-7型气象火箭地面系留热试验。　　试验获得成功。　　聂荣臻鼓励在场的科技人员继续努力，为火箭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5个月以后，首枚T-7型火箭在安徽省某山区发射成功。　　1964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与上海机电设计院合作，成功发射了高度达70公里的第一枚生物探空火箭。　　1965年，国防科委遵照聂荣臻的指示，提出了1970年或1971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设想，获得中央专委批准。　　1966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卫星设计院，开始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论证设计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减少尖端事业的损失，聂荣臻于1967年提议，在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的基础上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获得中共中央批准。　　1968年2月，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并列入军队编制，从而保证了卫星研制工作能基本正常进行。　　1970年4月24日，重量达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卫星首发成功。　　通过这颗卫星，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乐曲响彻了中国大地，也传向了世界的四面八方。第三节  研制“两弹一星”，必须采取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　　研制“两弹一星”，必须采取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　　1956年，聂荣臻成为中华民族史上第一位组织领导“两弹”(以后又增加了人造卫星)的负责人，欣喜和压力交织，使他日夜不停地思考着研制“两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　　因为方针问题，事关重大，方针不明或不对，就可能造成“满盘皆输”的局面。　　聂荣臻思考的结论是：中国国家大，人口多，办什么事情都应该以自力更生为主，尤其是尖端科学技术和军队的先进武器装备方面，更应该强调自力更生。　　聂荣臻认为，帝国主义国家敌视新中国，悍然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并且很快将战火引向中国边境，迫使我们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他们一直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用海空军骚扰祖国大陆和沿海岛屿，又串通一些国家，从各个方面封锁新中国。　　因此，很显然，难以从西方得到“两弹”方面的技术。　　即使我们想用很多的钱买，也是买不到的，何况我们没有这么多钱。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当时，苏联和东欧各国对我们是友好的。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各项建设事业中，苏联给了中国许多帮助。　　所以在“两弹”技术方面，要努力争取苏联的帮助，这是肯定的。　　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把最先进的技术交给中国，这也是肯定的。　　所以，我们研制“两弹”的方针，必须把基本点立足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再说：我们不能自甘落后，中国历史上产生过许多大科学家，只是近百年来才落后了。　　因此，不能迷信外国，依赖外国，“以洋为贵”，应该自力更生，勇于探索。　　但他又认为，到了20世纪50年代，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都在迅猛发展，中国搞闭关自守，既不应该也是行不通的。　　因此，他认为，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前提下，要努力争取外国援助和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以促进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聂荣臻担任航委主任以后，为确定航委的工作方针，1956年4月17日召开了航委第一次会议。　　他在传达了中央关于中国发展航空和火箭武器的决定以后说，现在中央和军委的决心有了，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方针来实现中央的决心，请大家畅所欲言。　　会上发言很热烈。　　因为航委的任务是领导发展航空和火箭武器的，发言首先集中在先研制飞机还是先研制导弹上。　　有人说，中国工业和科技基础薄弱，航空工业方面正在仿制苏联米格型飞机，有了点头绪，而且世界各国大多是在航空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火箭事业的，所以应该先研制技术上比较容易的飞机，这样做比较稳妥。　　也有的认为，应该先发展导弹，这可以体现“迎头赶上”的精神。　　聂荣臻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根据中央的方针，中国应该先集中力量研制导弹，导弹与飞机协调发展。　　在人力、物力、财力的分配上，重点是导弹，然后是飞机。　　各技术先进的国家都已经有了各种导弹，我们要“迎头赶上”，也得研制导弹。　　研制导弹和飞机，对中国来说都是困难的，先集中力量研制技术上更为复杂的导弹，其成果会对研制先进性能的飞机有好处，否则，只能仿制或研制性能比较落后的飞机。　　钱学森等著名导弹专家信心十足，也主张先研制导弹。　　经过热烈讨论，在聂荣臻和科学家们发言后，会上的意见基本上统一了。　　但“飞机乎?导弹乎?”的争论，在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系统一直进行了三四年。　　聂荣臻力排众议，坚持先研制导弹。　　1960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作为发展尖端武器的方针，争论才告一段落。　　在会议发言中，大家又比较多地把发展导弹事业的希望，寄托在提请苏联帮助方面。
聂荣臻根据自己的基本思路，发言说：虽然中国的技术力量和工业基础薄弱，困难很大，但从方针上说，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提请苏联帮助，还应该尽可能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　　这次会议以后，聂荣臻在积极组建机构组织队伍的同时，着手努力争取苏联的援助。　　6月，他提请国务院将留苏学生转一部分学习导弹和电子专业，另外争取再派400名学生去苏联学习有关专业。　　8月，聂荣臻对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说：“你看是不是可以向苏联政府提出导弹方面的技术援助问题，还可以提议我们派代表团去和他们谈判，你先以适当方式摸摸底吧。　　”李富春立即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提出了请苏联在导弹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问题，并提议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　　9月，苏联方面答复说，对中国的援助只能限于培养技术干部，可以提供两枚供教学用的尔-1型地对地导弹模型，派5名教授来中国讲学，还可以接受50名留学生到苏联学习，理由是，搞这个必须从培养技术干部开始。　　聂荣臻从中看出，关于导弹等尖端技术，苏联政府是不想大力支持中国的。　　但答应培养技术干部总还是好的一步，应该积极安排。　　于是，他告诉教育部，努力做好留学生的选拔工作，“为了争取时间，应选拔具有一定科学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作为研究生派出”。　　请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做好接受导弹模型的准备工作，还要安排好苏联来华教授的生活和工作。　　通过苏联的这个答复，使聂荣臻更坚定了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来发展中国尖端武器的决心。　　随即，聂荣臻请钱学森据此估计一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在中国初步完成导弹的研究工作?钱学森思考了一会后说，大概需要七八年。　　聂荣臻说，这样，就意味着将大大推迟中国掌握导弹武器的时间。　　钱学森回答，是这样。　　但他也同意聂荣臻的意见，援助有限，仍应积极利用和争取。　　10月初的一天傍晚，聂荣臻来到北海公园散步。　　夕阳的余晖在逐渐消退，公园里游人已寥寥无几。　　在暮色苍茫中，聂荣臻背着手，沿着岸边寂静的小路漫步。　　秘书陪着他。　　平时，一边散步，秘书一边和他聊天或谈些工作上的问题。　　今天与平时显然不同，聂荣臻表情严肃，始终不讲话。　　过了老半天，秘书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说，形势很明显，资本主义国家封锁我们，苏联不愿意全心全意支持我们，我们只有主要靠自己干，才是最根本的出路。　　天渐渐黑了，聂荣臻还在散步。　　这是他的惯例，每天都要走上个把小时。　　散步是他最喜爱的运动形式。　　在过连接五龙亭的弯弯曲曲小桥的时候，秘书又听到他说，这像当年攻打天险腊子口一样，这一关是非过不可的，否则红军长征就可能以失败告终。　　聂荣臻说的“这一关”，显然是指必须依靠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来突破尖端技术关。　　第二天，聂荣臻召集航委的委员和导弹研究方面的专家共同商议对苏方的答复，中国应采取什么态度。　　经过讨论，大家都同意聂荣臻的判断，应继续争取苏联援助，不放弃派留学生，接受导弹模型和请苏联教授来华讲课的机会。　　以后集中讨论中国导弹武器发展中的困难和解决困难的办法。　　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管苏联愿不愿意帮助，帮助有多大，中国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国防尖端事业。　　虽然，中国科学技术与工业水平很落后，但分散在全国各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当时在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争取回国的留学生、科技人员，还有相当的数量，有的曾在外国参加过火箭方面的设计工作。
只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采取积极措施，即使没有外援，也可以独立进行研究，无非时间长一些。　　钱学森在美国的时候，主要从事火箭导弹方面的研究设计工作，据他按以往的经验推断：中国当时在空气动力学、推进剂、弹体方面所掌握的理论知识，设计像美国“诚实约翰”一类的火箭是可以获得成功的。　　“诚实约翰”，美国于1954年研制成功，属近程地对地战术导弹，没有制导系统，最大射程为37公里。　　钱学森说，中国一开始研制这类火箭，就可以把射程提高到100至200公里左右。　　聂荣臻听了科学家们的判断，对自力更生研制导弹更增强了信心。　　1956年10月8日，对中国导弹、火箭事业来说，是个不寻常的日子。　　这一天，聂荣臻来到北京西郊原解放军第四六六医院的小礼堂，出席会议的有二百多人。　　他们中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钱学森、李强、安东、钟夫翔等。　　台下坐着的是几十名与火箭技术有关的专家和当年暑期被分配到五院的一百多名大学毕业生，还有少量的行政工作人员。　　会上，聂荣臻首先宣布：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钱学森任院长，领导大家从事火箭、导弹的研究工作。　　随后，他对导弹研究院的成立，表示了热烈的祝贺。　　接着说，在座的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　　现在人手虽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奋发图强，艰苦奋斗，边学习边研究，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聂荣臻显得有些激动，提高声音说，我希望在座的诸位，要下定决心，毕生致力于中国的导弹研究事业。　　我愿意同你们一起，当你们的“后勤部长”。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聂荣臻在讲话的最后部分说，经过航委研究，五院的建院方针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　　他解释了这个方针的含义，给与会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次会议以后，中国在导弹、火箭的研制方面，开始了艰难而又扎实的步伐。　　五院的创业者们，不畏艰苦，不辞辛劳，奋发图强，蔚然成风，涌现出了许多感人事迹，使各项研究工作得以迅速发展。　　聂荣臻要秘书将他在五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整理成文字。　　10月12日，他召开航委会议，经过讨论，形成了《加强我国导弹研制工作的报告》，于10月15日上报给周恩来、彭德怀。　　聂荣臻在这份报告中说：“我们对导弹的研究制造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　　报告说：钱学森认为，中国在导弹研究方面，较困难的是在自动控制的设计方面，但从国内可以找到科技人员先行研究，还可以自制一套控制设备，利用旧飞机进行试验。　　报告又说：已往的经验证明，只有自己积极动手，才能取得经验和成效，也只有自己先搞起来，才有可能获得国外的支援。　　“因此，建议请批准上述方针，一方面争取与苏联谈判，同时积极筹建此项工作(即抽调一定数量的科学技术人员，组建研究机构，进行基本建设，购置急需的仪器、设备和实物样品等。　　已组织专门小组进行具体规划)不宜再迟。”　　报告还提出了争取苏联帮助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科学成果的具体措施。　　周恩来在接到报告的当天，立即批示：即送主席、刘、朱、陈、邓、彭核阅。　　拟予原则同意。　　具体措施责成国务院办，复苏共中央信，请主席批发。　　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都圈阅同意。　　毛泽东10月17日批示：照办。
一项发展中国导弹事业乃至整个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历史性方针，被确定了下来。　　11月上旬，聂荣臻接连四次召开会议，研究贯彻自力更生为主方针的具体措施。　　他最担心的问题在电子学方面。　　所以，他在这几次会议上都提出，为适应尖端技术发展的需要，电子学要从教学、科研入手，在基础研究、元件、器件的研制上急起直追。　　另外，他提出，五院要加快建设，机构设置应该集中，不要重复，注意搞好各个方面的协作。　　调集技术骨干与大学生，要注意专业配套。　　对国内外有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研究，要加紧进行。　　能够买到的仪器、设备、专利或样品，请我国驻外使馆帮助，只要途径公开合法，尽量积极购买。　　1957年10月，中苏两国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以后，在苏联专家来华，中国从苏联获得了一批技术资料、实物样品等的新情况下，有些人自力更生的观念有所淡忘。　　聂荣臻不断听到反映，说什么我们有苏联援助了，听苏联专家的，照着苏联提供的路子干就是了，主张工业设备、科研设备都可以整套进口，不要再去费那么大的劲搞什么自力更生。　　这是一种明显的错误倾向，违背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聂荣臻下决心予以纠正。　　《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不到两个月，他就对五院和国防工业部的领导人说，导弹和飞机工厂的建设，规模不宜过大。　　因为苏联援助的都是些较老的产品，这方面更新换代的周期很短，船大了不容易掉头。　　五院要集中力量消化研究已经到手的样品、资料。　　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仿制，并且着手自己设计新型号导弹。　　同时，研究探索固体燃料导弹和冲压式发动机。　　我们的技术人员应该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目的是为着培养锻炼自己的技术队伍，积累自力更生的能力，不能一切等靠苏联。　　这是一种懒汉思想，大家要注意切实纠正。　　针对有些人的依赖思想，聂荣臻在1958年5月召开的第七次航委会议上说：“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中央批准的，即使有苏联的帮助也不能改变，这是永久性方针。”　　像风洞建设，不要等靠苏联，先自己着手干。　　8月，在他签发的《关于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把“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苏联的援助，并注意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作为5条基本经验中的第一条经验。　　认为这两年实践证明，这项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促进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　　聂荣臻坚决贯彻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后来在苏联突然中断援助时，使中国得以从容处置，没有陷入完全失措的境地。第四节  苏联的援助与毁约　　1956年10月，东欧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苏联领导集团感到孤立，因此对中国的态度明显地热情起来。　　聂荣臻认为，这是争取苏联援助的好时机。　　1957年初，苏联方面同意从留苏的理工科高年级学生中，抽出七十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这是个好消息。　　于是，聂荣臻与宋任穷联名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建议他向苏方提出在原子能研究方面援助中国的问题。　　以后，苏联在国防新技术援助中国方面，态度日益松动。　　1957年夏初，看到苏联对中国的友好态度，聂荣臻给周恩来总理打电话：苏联现在对我们表示友好，我们是不是再提一下国防新技术援助的事?周恩来表示同意，对聂荣臻说：“你可以先找阿尔希波夫谈一谈，我们再做下一步打算。”　　6月18日傍晚，聂荣臻和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一起，约见苏联驻中国经济技术总顾问阿尔希波夫。　　阿尔希波夫对中国是友好的。　　聂荣臻对阿尔希波夫说：我受中国政府委托，希望苏联政府在国防新技术方面能够向我们提供援助。　　聂荣臻说完，阿尔希波夫显得很热心，回答说：“您提出的问题我本人同意，待请示我国政府以后再予答复。”　　7月20日，阿尔希波夫约聂荣臻面谈。　　聂荣臻按约定时间，又一次来到阿尔希波夫在东交民巷的寓所。　　阿尔希波夫说：“元帅阁下，您上次提出的国防新技术援助的问题，我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要求表示支持。　　我受权宣布：苏联政府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由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　　聂荣臻听了很高兴。　　回来后，他立即在电话上对周恩来说：“今天，阿尔希波夫约见了我，苏联方面答复，同意我们的要求，要我们派一个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　　周恩来听了也挺高兴：“这次还不错，我马上报告主席，你就着手考虑组织代表团吧!”聂荣臻开始着手进行紧张的筹备工作，整整忙了一个多月。　　9月3日，赴苏联谈判代表团召开全体会议。　　聂荣臻在会上宣布：经毛泽东、周恩来等批准，代表团名称为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　　由他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成员有钱学森、李强、刘杰、万毅、通信兵部主任王诤，二机部副部长张连奎、刘寅。　　此外还聘请了21名火箭、原子能、飞机、电子等方面的专家、教授当顾问，加上工作人员共四十多人。　　希望大家要遵守外事纪律和注意事项，力争谈判能取得圆满成功。　　1957年9月7日，聂荣臻率领代表团乘坐一架苏制伊尔-18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了。　　在飞机上，聂荣臻与钱学森议论起苏联的尔-2型地对地导弹。　　钱学森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聂荣臻问：“造它，你有把握吗?”钱学森：“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　　聂荣臻：“去年10月开会的时候，你说过，如果没有外援，依靠我国现有的技术力量，可以在七八年内，研制出像美国‘诚实约翰’一类无控制火箭。　　我把你的意见报告给总理。　　后来中央叫我们7年内搞出自己的导弹。　　我比较乐观，大概只用5年，最多7年就行。　　这次能争取到苏联的帮助，就可以提前制造出比‘诚实约翰’性能更先进的火箭武器来。”　　钱学森：“也许不用5年，在元帅领导下，大家干劲足得很哟。　　我有个预感，因为，我们的制度能使科研力量高度集中，意志高度统一，这比自由化的美国更适合搞火箭工程。”　　当天下午，莫斯科时间6点钟，专机抵达莫斯科努契科伏国际机场。　　苏联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别尔乌辛、国防部副部长科涅夫元帅等，与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到机场欢迎。
聂荣臻与别尔乌辛、科涅夫热烈握手。　　初步接触，聂荣臻感到对方的态度明显热情友好，这是个好兆头。　　在莫斯科，聂荣臻下榻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大街一座别墅式的小楼里。　　陈赓、李强和几个秘书，也住在这里。　　为了照顾中方在长途跋涉后恢复疲劳，谈判从9月9日开始，共进行了35天。　　在这段时间里，中苏两国代表团人员进行了内容广泛的谈判。　　谈判的进展总的来说比较顺利，但也有曲折，不过，这也在意料之中，苏联方面不会无保留地把一切新技术都交给中国，聂荣臻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　　整个国防新技术谈判，分为若干部分：导弹、原子能、飞机及其基地建设等方面各自分头进行。　　每个方面，可以说是一点一点地取得进展。　　所幸的是，代表团各个方面的准备都比较充分，有的要求非常具体。　　在谈判桌上，苏联谈判代表的态度大部分是友好的。　　别尔乌辛甚至对聂荣臻说，有些项目你们提出的型号性能已经落后了，可以提出更新一些的型号。　　但有的技术项目也有保留，不是只给资料，就是只给样品。　　经过二十多天的谈判，9月底，双方终于达成了协定草案。　　聂荣臻看了草拟的协定，心里轻松了许多。　　如果苏联政府能够认真地执行协定，中国在突破导弹、原子弹、现代作战飞机等尖端技术方面，就有把握得多了。　　聂荣臻派宋任穷立即把草案送回北京，交给周恩来，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审批。　　毛泽东、周恩来对这个草案表示满意。　　很快，宋任穷把草案和修改意见告诉了聂荣臻。　　苏联方面上送的草案也得到批准。　　这样，1957年10月15日，聂荣臻代表中国政府，别尔乌辛代表苏联政府，分别在协定上签了字。　　签字仪式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　　出席签字仪式的中苏两国代表都很轻松，彼此微笑，热烈握手祝贺。　　在签上“聂荣臻”3个字的协定中，苏联答应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武器、航空新技术以及导弹和核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援助。　　协定的全称是《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　　代表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16日启程回国。　　国防新技术协定生效后，催促苏联政府履行协定，成了聂荣臻的一项重要工作。　　1957年、1958年两年，协定大体上执行得比较顺利。　　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相应的技术资料，派了几百名有关的技术专家来华。　　在各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大多态度友好，这对中国相关的科技人员熟悉情况、掌握技术，是有帮助的。　　苏联的帮助对中国在导弹、火箭和作战飞机、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的起步工作，是有较大作用的，使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建设步伐得以明显加快。　　但聂荣臻清楚，从根本上说，在国防新技术产品上，苏联总是要让中国落后它一代，甚至是两三代。　　这个意图很明显。　　他提醒有关部门，在接收苏方运来的样品时，要注意设备是新的还是旧的，资料是否齐全。　　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在执行过程中，苏方有些做法使中方疑惑不解。　　一次，苏方通知，一种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已经送到了绥芬河，要中方去接收。　　当中方按时赶到预定地点，苏方却说“样品还没有到”。　　等了几天，样品始终没有来。　　这使中方有关人员心生疑窦。　　在核试验基地，还发生过所谓“哑巴和尚”的传闻。　　在这个基地核武器研究所工作的几名苏联专家，当中国同行向他们请教技术方面的问题时，他们强调保密，总是不做回答。
次数多了，人们就说他们是“哑巴和尚”。　　在五院，也出现过“专家不专”的问题。　　有位苏联“火箭”专家，对中国很热情，相处时间长了，他悄悄地告诉中国同行，他不是搞火箭设计的，而是从事猴子在人造卫星上失重状态下生理变化的研究工作的。　　这些情况，传到聂荣臻这里，他总是对有关人员说，我们本来就没有准备苏方会全心全意帮助我们，所以不要奇怪，还是要对苏联专家热情友好，以礼相待。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在访华期间，要中方回答他提出的关于中苏建立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的建议。　　这项建议，有损中国主权，理所当然被中国严正拒绝。　　建立联合舰队，实际上就是允许苏联的军舰不经过交涉就能使用中国的港口。　　苏联领导人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那种悻悻不快的心情，使中苏两国间的关系出现了变化。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尔后，中印双方关系紧张起来。　　苏联领导集团不顾中国提供的事实和提出的劝告，授权塔斯社，公开发表关于中印边界事件的声明，有意偏袒印度，把中苏分歧公诸于世。　　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当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议，怕西方国家获悉他们正在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　　因此，信中提出，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　　其中特别提到不再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　　这就开了苏联单方面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的先例。　　1959年九十月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后来在参加中国国庆招待会时，都影射攻击中国是所谓“好斗的公鸡”。　　这些情况，使聂荣臻感到苏联单方面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已经为期不远。　　果然不久，苏联在国防尖端技术上对中国的限制越来越多了，许多原先答应给的技术资料和样品拖延不给。　　一些专家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变化。　　他们对中国技术人员接触苏联技术资料严加限制，给中方科技人员的研究工作带来极大不便。　　与此同时，另一个重大变化是：苏联由向中国索要中医、中药、种籽及农业、手工业等传统技术和资料，改为大量索要中国工业新技术、尖端技术、重要资源、重大工程项目的资料。　　聂荣臻密切注意苏联方面的这种动向，他指示秘书把各方面有关的情况搜集起来。　　很快，工业、科研、国防等有苏联援助项目的单位，都把情况报了上来。　　他纵观全局，认为事关重大，必须尽早报告中央，以便采取相应措施。　　1960年1月，聂荣臻到上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他先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了中苏经济援助与科学技术协作方面的变化和趋势，以后又在会上就此作了发言。　　他说：苏联很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单方面终止与中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米格-21飞机和导弹的技术资料，苏联近来都卡住不给了。　　看来，靠苏联援助肯定靠不住了。　　他们的基本意图是，在尖端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上，使中国与他们保持相当的距离，只同意我们仿制苏联即将停产甚至已经停产了的装备，使中国长期停留在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　　周恩来对聂荣臻的发言记录，仔细看了几遍。　　然后，他在这份记录上写了许多批语，把它转给外交部，以引起警觉。　　1960年2月，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制定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　　人们迫切希望拥有原子弹，于是再次派宋任穷到苏联谈判，争取苏方能继续履行国防新技术协定，仍为苏方坚决拒绝。
4月5日，聂荣臻同军委其他领导人一起，听取宋任穷汇报。　　听后他表示，苏方拒不执行国防新技术协定，不给原子弹教学模型、资料、原材料和关键设备，决心自己干，时间可能长些，但相信我们总是能干得出来的。　　同年6月，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赫鲁晓夫组织几个国家的共产党，有计划地围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消息传来，聂荣臻知道中苏关系必将进一步恶化。　　于是，他于7月3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份报告，提出三点建议：一、苏联在重要的关键技术上卡我们，我们应该在国防科学技术方面，更加坚决地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　　二、今后科技往来应采取新的做法。　　协议上有的仍然要，不给就挂笔账，协议以外的新要求就不提了。　　三、独立自主，立足国内，绝不意味着自己封锁自己。　　毛泽东、周恩来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　　中国做好了苏联全面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的准备。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决定从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终止一切技术援助协定。　　这样，苏联全面撕毁了同中国的协议，从7月28日到8月下旬，撤走了他们尖端技术领域里在华的全部技术专家，并带走了全部图纸和技术资料，停止供应重要原材料和关键设备。　　苏联撤走全部技术专家的消息传到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气魄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　　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聂荣臻深刻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决心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更加致力于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事业。　　苏联领导集团的背信弃义行为，促成了中国自行研制“两弹”的历史性转折。第五节  领导“两弹”攻关　　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五院领导到北戴河向聂荣臻汇报。　　他们表示：苏联专家从不帮助我们搞研究设计，这方面的工作都是五院科研人员自己进行的。　　现在他们撤走，对我们影响不大。　　设备、资料方面的某些困难，五院经过努力，可以克服。　　现在最困难的是原材料问题。　　话虽这么说，但神态上还是带有明显的焦急心情。　　聂荣臻说，大家不要急，原材料方面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希望五院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下决心依靠自己的专家，把导弹和试验设备研制出来。　　完成了近程地对地导弹的仿制以后，要集中力量迅速研制中近程、中远程导弹，为国家民族争气。　　1960年7月6日至8月23日，苏联撤走了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全部233名专家。　　以后，二机部进一步采取措施，调集人力物力，加速西北核工业基地的建设，力求尽快建成铀-235生产线，获得合格的产品。　　调集科技力量，积极探索原子弹的设计、引爆和爆轰试验等的研究设计工作。　　面对困难，聂荣臻要各科研单位更广泛地收集外国各种书报杂志等资料，参观各种技术展览，购买技术专利和先进设备。　　以体现“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　　同时又说，在苏联毁约、帝国主义国家封锁的条件下，总体上我们必须进一步强调自力更生，把突破“两弹”的希望主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20世纪60年代初，在三年困难时期，“两弹”研制又遇到的另一个重大困难是粮食严重不足的局面。　　这竟迫使正在导弹基地、核试验基地施工的工程兵、铁道兵部队疏散或撤走了，许多科技人员也被疏散了。　　聂荣臻忧心忡忡。　　有一次他对导弹试验基地的副司令员李福泽说：“你们把部队和机关的许多人员疏散了，这我没意见，但听说，有的单位把直接从事火箭技术方面工作的知识分子也疏散了，有这样的事吗?”李福泽回答：“有。”　　聂荣臻说：“你知道莫塞莱这个名字吗?”然后叹息着说：他是位年仅28岁的大科学家，在原子物理学上有重大发现。　　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强征入伍，死在了战场上，不仅英国的科学界，而且世界上的科学界都对这颗科学巨星的过早陨落，深感惋惜和悲痛。　　此后，英国政府规定，不准征召科学家到第一线作战部队服役。　　而今，难道我们还不如当时的英国政府吗?这样下去，我们的导弹何时才能上天!”这席话，使李福泽深受感动。　　他回到基地，把已经疏散走了的知识分子请了回来。　　后来，聂荣臻把两个基地严重缺粮的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指示部队紧急筹措了一批粮食调往大漠深处的两个基地，才解了燃眉之急。　　在北京，从事导弹、核武器研究的科技人员，面临着同样的困难，他们在副食品严重缺乏的忍饥挨饿情况下工作。　　聂荣臻深为不安，在报经周恩来批准后，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各大军区、海军“募捐”，请他们支援些猪肉、黄豆、鱼、海带之类的东西，给五院和二机部的科技人员，“募捐”来的东西，比预料的要多得多。　　海军和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价拨给国防科研战线一批猪肉、鱼、海带、黄豆、水果等副食品。　　在当时，这些都是无比珍贵的东西。　　陈毅元帅听说此事后，对聂荣臻说：“我举双手拥护，向各单位‘募捐’，也加上我的名字。”　　“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硬，也得靠这些人。　　我们不吃，也要保障他们起码的生活。”　　在当时，为了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宣布自己不吃肉，他们的孩子，都只吃寄宿学校的普通伙食，回到家里也就是多吃几块红薯或掺了玉米面的馒头。
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发下来的副食品，实在使知识分子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　　他们都表示，要为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拼出一腔热血，研制“两弹”的积极性更为高涨。　　1961年1月，聂荣臻听取刘杰汇报，二机部西北核工业基地的人员，也面临同样的困难。　　他要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力所能及地调拨一批副食品和粮食予以支援。　　张达志坚决照办。　　面对重重困难，1961年夏天，国防科研战线出现了“两弹”是继续“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论。　　有些人认为，研制“两弹”困难太大，主张“下马”。　　聂荣臻力主继续研制“两弹”，并且要以“攻关”的精神去突破国防尖端技术。　　毛泽东对这场争论甚为关心。　　1961年7月，他让秘书从杭州打电话给聂荣臻说，不久前看到了一份材料，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日本现在还没有导弹、原子弹，但对此很重视，内部有争论，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毛泽东还打招呼说，他要亲自找聂荣臻等人谈一次。　　当时，国防工业委员会正在北戴河开工作会议，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以及国防工业、国防科研方面的负责人都参加了。　　会议开得很热烈，两种意见尖锐对立。　　主张“下马”的，主要理由是苏联的援助没有了，整个经济形势又不好，国防尖端武器研制困难太多太大，我们的工业基础薄弱，原材料无法保证，搞“两弹”花钱太多，影响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等等。　　因此，他们主张只搞常规武器，不搞“两弹”。　　7月20日聂荣臻来到北戴河，得知会议争论的情况，心情很不安。　　他多次找人座谈，冷静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两弹”研制都已经有了一定基础。　　五院、二机部各拥有大学毕业以上的研究人员数千名和一批先进的研究设备，铀矿资源也能满足需求，特别是有一批世界第一流的研制“两弹”的爱国科学家，这是个决定性因素。　　“两弹”研制还带动了一系列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8月4日，他在会上作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国防科研方面，“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是中央军委确定的方针，后来又得到中共中央批准，不应该动摇，三五年内要力争突破尖端，现在遇到些困难，但这是历史任务，在困难面前是退还是进?“我的意思还是要进”。　　武器装备上，尖端与常规，应该两条腿走路。　　三五年内不管打什么仗，都得靠常规武器，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因此，要特别重视常规武器研制和生产的配套问题。　　如果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同样要犯历史性错误。　　无论是尖端武器还是常规武器，现在上不去的关键是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是尖端都停下来，常规也上不去。　　解决的办法是要列入国家计划，大家都来攻关，否则，就事倍功半。　　尖端与常规武器要想上去，另一项措施是都要缩短战线，任务排队。　　他形象地比喻说：这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谁先谁后，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　　尖端与常规不是谁挤谁，谁怨谁的问题，而是要向中央和军委负责，要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困难是有的，但我们可以上去，不管是尖端武器还是常规武器都不要退。　　8月20日，聂荣臻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详细陈述了“两弹”攻关的条件、困难和拟采取的措施等等。　　报告上报中央后，很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表示同意。　　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对“两弹”攻关都很支持。　　陈毅元帅用风趣的语言表示了鲜明的态度，他说：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原子弹搞上去。
　我这个外交部长，现在腰杆子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子就硬了。　　中共中央批准了聂荣臻8月20日的报告以后，一场轰轰烈烈的“两弹”攻关战斗，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展开。　　作为指挥这场战斗的组织领导人，聂荣臻主要进行了以下7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提出各科研部门都要“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以地对地导弹为重点，争取3年左右突破中程；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　　原子弹方面争取4年左右建成第一套核燃料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初级的原子弹；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试制出能用于导弹的小型核弹头。　　国防科研的其他任务，都要为“两弹”让路。　　聂荣臻多次强调突破地对地导弹系统是个战略问题，搞成“三班”去安排科研力量。　　他对钱学森等解释说，“三班”的含义是，地对地导弹在仿制的基础上自行设计中近程、中程和中远程导弹，这3个型号形成系列，集中力量搞，然后有多余的力量再研制地对空、空对空导弹。　　导弹攻关，捷报频传。　　1964年9月，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试射成功，进入批量生产。　　1965年聂荣臻又进一步提出，研制地对地导弹首先抓中程的，准备中远程的，探索远程的。　　在核武器方面，缩短战线的做法集中到一点，就是保证1964年炸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　　1961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后，聂荣臻多次对二机部的领导说，核武器研究力量要集中，西北核工业基地着重搞基本建设，要确保质量。　　我们遵照中央的指示，要求全国科研部门，努力配合你们的研制工作，全国要“拧成一股劲，共同完成任务。”　　1962年10月，聂荣臻在听取二机部领导汇报时指出，原子弹研制进展较快，今后仍应把好每道关，有专人抓，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1964年爆炸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来安排。　　1963年9月3日，他在听取刘杰、钱三强、朱光亚汇报时指出，中国发展核武器，最后着重是要搞战略导弹用的核弹头。　　因为中国空军力量薄弱，空投原子弹难起作用。　　二机部的工作要求是，1964年准备好地面核试验；1965年准备好空爆核试验；1966年准备好导弹核武器试验；1967年争取试验氢弹。　　1964年10月，中国终于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4年5月，聂荣臻对五院和二机部提出了研制导弹核武器的问题。　　他要求研制导弹、原子弹的技术总负责人钱学森和钱三强都要参加这项工作。　　以便密切配合，完成这项任务。　　第二，组织全国大协作。　　从主管全国科学研究工作起，聂荣臻深知，中国各方面基础薄弱，要搞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全国一盘棋，进行大协作的方针。　　进入“两弹”攻关阶段，他更加重视全国大协作的组织工作，把国防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地方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组织成5个方面军，协同攻关。　　遵照聂荣臻指示，中国科学院为紧密配合“两弹”攻关，与国防科委商定，组成两个协作组。　　导弹攻关协作组由钱学森、王诤、张劲夫、裴丽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刘西尧组成；原子弹攻关协作组由刘杰、钱三强、张劲夫、裴丽生、刘西尧组成。　　为此，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由谷羽任局长的新技术局，动员三十多个研究所的大部分科研力量，共承担三百多个科研项目的协作任务，大大加强了“两弹”攻关的力量。　　中央决定“两弹”攻关以后，其他科研部门、工业部门和高等院校的积极性很高，纷纷主动要求承担任务。　　这样，全国逐步形成了“两弹”攻关的大协作网。　　1962年10月，在聂荣臻出席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得知“两弹”的研制，技术上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综合性，靠一个或几个部门都难以完成任务，需要组织全国大协作时，提出中央要成立个委员会，加强领导，加强配合。
据此，10月30日，罗瑞卿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报告，建议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统一领导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核武器的研究试验工作。　　毛泽东11月3日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　　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1月17日，在聂荣臻列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宣布，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为委员。　　1965年3月，中央决定15人专门委员会也管导弹的研究试验协调工作，成员有所调整，改称中央专门委员会。　　从此“两弹”攻关大协作就置于中央专委强有力的领导之下，调动全国一切力量，为“两弹”研制开绿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狠抓了新型原材料、仪器仪表、电子原件、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这7个方面的关键技术保障工作。　　在导弹与核武器的攻关中，所有的研究课题都提出了这样的前提条件：需要许多新型原材料、高温合金材料、高能燃料、精密合金、半导体材料、稀有金属材料、人工晶体、超纯物质、稀有气体等。　　在一个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国家里研制“两弹”面临的困难实在太多。　　聂荣臻对此感触尤深。　　一段时间，他经常提这些事情。　　他打了个比喻，“一家人过日子，少不得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叫开门七件事”。　　而新型原材料、电子元件、精密机械、仪表仪器、特殊设备、测试技术和计量基准等7个方面，就是办尖端科学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开门七件事”好记好懂，在科研战线家喻户晓。　　用于尖端武器的新型材料，至少有五千六百多种，大到导弹尾喷管的耐高温合金，能耐万度高温的导弹石墨尾舵，小到导弹、原子弹上用的特殊用纸。　　尖端武器所需要的许多材料又都是“特”字号的，如特大、特宽、特薄、特细、超纯等等。　　这样多的原材料研制，不可能全部由导弹、原子弹研究机构本身来完成。　　聂荣臻报经中央同意，动员全国的科技力量进行攻关。　　由中央专委向各科研单位与工厂分配研究试制任务，各项工作的完成都很顺利。　　在当时，许多单位都以能接受尖端项目的研究任务为无上光荣。　　这种大协作，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高度集中力量的优越性，以及中国人民当时集体主义和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　　经过努力，这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　　1965年4月到7月，聂荣臻分三次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书面报告：奋战4年共研制成新型金属材料6800多个品种。　　高温合金，可满足制造米格-21飞机的需要。　　电子、仪器仪表中的精密合金70多个品种中，已有55种可满足需要。　　特细、特薄的金属材料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40多种稀有金属元素，已能生产18种。　　共试制出新型化工材料3900多个品种。　　在重水、高能推进剂、特种合成橡胶、塑料、树脂、特种感光材料、稀有气体、超纯物质、超纯试剂等方面，已可满足导弹、原子弹、航空及无线电工业等方面近期发展需要的90%。　　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方面，已研制成玻璃钢、人工合成晶体、特种陶瓷、耐高温涂层、石墨等共2000余项。　　这些成就值得自豪。　　它不仅保证了“两弹”攻关的需要，而且使中国军事和民用工业的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第四，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他们的攻关积极性。　　在“两弹”攻关前夕，1961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了聂荣臻提出的“科学工作十四条”意见。
为配合攻关，他要求各科研单位，结合本单位实际，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工作十四条”，主要是纠正工作中某些“左”的错误做法，使广大科技人员能心情舒畅地投入工作。　　他还召开五院干部大会，亲自到会讲解“科学工作十四条”的精神实质。　　1962年2月，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　　在会上，他发现许多科技工作者，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称谓心存疑虑。　　这对攻关非常不利。　　于是，他请周恩来、陈毅到会讲话，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中说：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不能笼统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称“社会主义的知识界”。　　陈毅历来豪爽，他干脆在会上宣布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说你们今后就叫“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科学工作十四条”和广州科技工作会议的精神，一经传达，犹如在科技界刮起了和煦的春风，大家攻关的热情空前高涨。　　在导弹和核武器研究单位，在为配合“两弹”攻关的中国科学院，办公楼、图书馆、资料室，几乎经常是灯火彻夜通明，科研人员在那里翻阅资料，论证方案，精心设计，情景实在感人。　　此外，他还规定，为使科研人员有责有权，建立技术指挥线，就是由上到下，都由科技人员直接指挥科技工作方面的一切活动。　　行政领导必须保证技术指挥线畅通，不得干预科技人员的科技工作，以避免瞎指挥。　　以上政策的贯彻落实，对“两弹”攻关起了重要作用。　　第五，进一步培养干部，想各种办法扩大科技队伍。　　聂荣臻多次对国防工业高等院校的领导人强调，能不能培养大批优秀的科学技术干部，是我国发展国防工业和国防科学技术的根本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六，强调攻关要有科学精神。　　他说，要攻关，就要从上到下，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又要实事求是，冷热结合，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工作，切忌弄虚作假和滋长浮夸风。　　第七，号召科研单位的各级领导和所有工作人员，都要全心全意为科技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服务，甘心为科技人员当好“勤务员”。　　他自己就一再说，我是科技人员的“后勤部长”和“勤务员”。　　聂荣臻强调“两弹”攻关的急迫心情，可以从他1963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军工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看出，他说：“‘两弹’要尽早地过关。　　尖端什么时候过关，这不但是个军事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天天在猜我们‘两弹’什么时候出来。　　他们最害怕中国人民拥有核武器、火箭武器，中国人民有了这些武器，他们向世界人民的讹诈就彻底地全部破产了。　　去年8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说：美国在1945年第一次使用原子弹，1949年苏联作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1952年英国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到1960年法国也爆炸了原子弹，这是一个国际的核竞赛。　　他们最害怕中国拥有原子弹，但又不得不估计，中国是今后头一批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　　“两弹”攻关的辉煌成就，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　　许多科技人员和有识之士说，如果不是聂荣臻当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苦口婆心，以后又忘我地致力于“两弹”的攻关事业，那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第六节深入现场，主持“两弹”试验　　1960年11月4日，聂荣臻、赵尔陆、钱学森等人乘飞机越过万水千山，越过巴丹吉林戈壁大沙漠，来到酒泉导弹试验基地。　　当初在决定建设导弹发射试验基地时，经有关人员勘察比较，在大量资料中，是聂荣臻亲自在地图上圈定这个基地的。　　但亲自到现场，这还是第一次。　　他是来主持发射我国仿制的第一枚导弹的。　　这是在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以后，第一次试验用国产材料仿制的第一枚苏联尔-2型近程地对地导弹，成功与否，对“两弹”攻关的士气影响很大。　　所以聂荣臻决定亲临现场，主持这次试验。　　5日清晨，弹体全长177米，最大直径165米，起飞重量205吨，射程可达590公里，用液体推进剂发射的尔-2型地对地导弹，高高地耸立在稳固的发射架上，阳光为它披上一层金色的外衣。　　聂荣臻在导弹试验基地司令员孙继先中将陪同下，走进指挥所。　　8时整，副司令员李福泽报告：“尔-2地地导弹发射试验一切准备完毕，可否进入发射前一小时准备?”聂荣臻在征询了钱学森的意见后说：“同意”。　　9时整，李福泽开始倒数计时，“……5、4、3、2、1，点火!”接着是一声巨响，大地颤抖起来，人人脚下都感到了它的震动。　　导流槽里涌出了火焰浓烟，像火山喷发，势不可挡。　　聂荣臻在指挥所里看到那枚导弹尾部喷着火焰，先是缓慢上升，越来越快地直指蓝天，变成了一个亮点，消失在视野之外，天际留下了一根白色的飘带，也逐渐消散。　　十多分钟后，导弹命中550公里以外预定的目标区，证明试验完全成功。　　在场的人都万分激动，鼓掌声与欢呼声响成一片。　　聂荣臻也极为激动，与在场的科技人员、指挥员们热烈握手，表示祝贺，然后走出指挥所，向人们频频招手致意。　　仿制的近程地对地导弹发射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已经初步掌握了导弹制造技术，同时还标志着中国导弹研究已经可以由仿制转变到自行研制的阶段了。　　人们研制“两弹”的信心倍增。　　1964年4月11日，在第8次中央专委会议上，周恩来决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采用塔爆方式，要求在9月10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周恩来说，这次试验要力求做到“保响、保测(测试到各项试验数据)、保安全、一次成功!”1964年6月6日，进行了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这是第一次核试验前的综合试验。　　经过4年半的努力，原子弹的研制，在苏联撤走全部专家，拒绝提供样品、资料，在完全自力更生的情况下，可以说是成功在望了。　　8月，组成了首次核试验委员会，由张爱萍任主任、刘西尧任副主任。　　9月下旬，张爱萍、刘西尧来到位于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传达了中央对首次核试验的有关决定。　　10月4日，供正式试验用的原子弹运到核试验基地，接着在现场进行最后的总装，人们心情既兴奋又紧张。　　张爱萍下达了总装命令。　　每个人都屏息凝神，一丝不苟。　　他们整整奋战了72个小时。　　当最后的一个核心部件安安稳稳地装配在原子弹中央时，整个大厅里仍然静得出奇。　　10月14日19点20分，原子弹安全吊上矗立的铁塔上。　　这座塔高达120米，顶端有一个完全密闭的纯金属小屋，中国原子弹的第一个“婴儿”就安放在里面。　　张爱萍在现场随时同北京的周恩来、聂荣臻、刘杰等保持电话联系。　　张爱萍说：“安装手已登上铁塔，取样机已由马兰机场起飞，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等4人已经撤离铁塔……”10月16日15时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天下午，聂荣臻聚精会神地守候在电话机旁，得知喜讯，一面向张爱萍等表示慰问，一面立即与周恩来通电话，互致祝贺。
随后要秘书起草贺电：“爱萍、西尧同志：消息传来，甚为兴奋，特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体参加这一试验工作的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聂荣臻，1964年10月16日15时零3分。”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以后，知情人都在兴奋之余，表示焦急，这么天大的喜讯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全国人民?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解地问。　　聂荣臻说：“刚才与总理通了电话，总理说，毛主席指示，我们先不忙公布，要等外电报道证实以后再公布。”　　试验现场报告，经各种数据核对计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当量相当于2万吨梯恩梯炸药。　　不多久，西方各大通讯社也纷纷报道，美国侦察到中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万吨级的原子弹。　　深夜23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　　《人民日报》随即散发了套红大字的“号外”。　　第二天一早，当工作人员把“号外”送到聂荣臻手里的时候，他边看边高兴地说：“这张‘号外’留下，留下，留作纪念!”实现了首次核爆炸，下一步就是把能用于飞机投掷的原子弹研制出来。　　这项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只用7个月就完成了。　　1965年5月14日，核航弹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从此，中国开始有了可供实战使用的原子弹。　　导弹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在体积和重量上都要大大缩小，在所经受的环境条件上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起来困难更大。　　广大科研人员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不怕困难，坚持不懈，再接再厉，研制工作进展顺利。　　1966年9月5日，聂荣臻召集国防科委、二机部、七机部、导弹试验基地、核武器试验基地的负责人开会，在听取了“两弹”结合(即导弹核武器)试验准备情况的汇报以后，对大家说：“两弹”结合飞行试验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停下来，要防止有些人思想不集中而影响产品质量，导致试验失败。　　试验前要进行一系列质量检查，不光“两弹”本身，还有外单位的协作件，主要是各种仪表，都要仔细检查。　　导弹核武器飞行经过的红柳园，试验时13万居民必须疏散，一切工作停下来，以防万一。　　否则，物资损失事小，出现人员伤亡问题就大了。　　为了鉴定核弹头在飞行状态下的性能，“中央专委”决定，进行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的全当量、全射程飞行核试验。　　这要冒极大的风险，万一核弹头在发射现场爆炸或发射后中途掉下来，或偏离弹着区，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为此，“中央专委”在周恩来主持下，于9月5日、10月8日、10月20日，3次开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讨论这次试验。　　周恩来在会上做了细致周密的安排，要求反复论证，并进行一系列模拟试验，要做到万无一失。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广大科技人员认真负责，做到了慎之又慎，细之又细，使一些不放心的问题一一获得解决。　　聂荣臻出席了这3次中央专委会议。　　在10月20日的会议上，他说：“我深信我们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基地的工作同志，都具有高度的负责精神，听了各方面的汇报，我认为我们的设计工作做得是扎实的。　　我们自己研制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已经多次试射，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发射成功率是经得起考验的。　　再说，为了使我们国家的导弹能真正成为具有强大作战威力的武器，也必须进行实弹结合试验。　　为了鼓舞同志们的信心和使各项工作力争做到万无一失，我决心到现场去主持这次试验。”　　周恩来非常赞同聂荣臻的这番话，他说：“有聂老总去亲自主持，我们更感到放心了。”　　10月24日晚上，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驱车来到钓鱼台宾馆，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批准了这次试验，同意聂荣臻到现场主持试验，并说，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
第2天上午9时30分，聂荣臻来到西郊机场，登上军用专机，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到达导弹试验基地机场，下午到达基地营区，风尘仆仆，顾不得休息，就听取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二机部副部长李觉以及李福泽、钱学森等汇报。　　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聂荣臻感到满意，但仍不放心。　　在这次会议上，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且解释说，毛主席指示的意思是要大家从坏处着想，要充分做好准备，力争成功。　　大家要把各项最后的准备工作，做细做好。　　26日上午，他首先听基地党委汇报气象情况，同意把发射时间定在27日上午9时，并将这个时间报告给周总理，获得批准。　　以后又到实地，分别检查了用于试验的导弹和核弹头的准备工作情况。　　导弹、核弹头的各项测试数据都是正常的，他批准将核弹头运到导弹发射阵地进行对接。　　下午聂荣臻到导弹发射架下“坐镇”，看“两弹”对接，进行通电试验。　　这是项最危险的工作，人们劝聂荣臻离开，进入掩蔽部，以防不测。　　他干脆拿把椅子坐下说：“你们什么时候对接通电完，我就什么时候离开。”　　令在场的人极为感动，也极大地鼓舞了操作的科技人员的信心。　　对接通电完，确证情况良好，他高兴地在导弹发射架下，与在场的科技人员、领导干部合影，留下了历史性的纪念。　　晚上，聂荣臻仍在想着试验时万一导弹带着核弹头掉下来怎么办的问题，心系着红柳园居民和两个基地科技人员指战员的安全。　　于是派人将导弹核武器安全自毁系统的试验纪录影片找来，仔细看了一遍，觉得这个系统是可靠的，他才放心去睡觉。　　27日上午8点，聂荣臻来到发射阵地附近的指挥所，勉励在地下发射控制室冒着风险，坚守岗位的发射小组人员，要沉着勇敢，坚决完成任务。　　可大家更多的是担心元帅的安全，因为他也冒着同样的风险。　　临发射前15分钟，核试验基地报告，凌晨2时起，基地核导弹的预定弹着区3000米高空，出现了一股6到7级左右西南向的强风。　　这是个突然的情况，这股风会不会使导弹偏离弹着点?聂荣臻立即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果断地回答：“一切由你在现场决定。”　　聂荣臻最讲科学，信任专家，就征求在场专家们的意见。　　专家们进行了短暂紧张的商量，得出结论，认为影响不大。　　于是聂荣臻一挥手，“按预定时间发射!”上午9时整，中国第一枚核导弹点火，呼啸着腾入长空。　　各项数据不断传到指挥所：导弹飞行正常，信号良好，轨迹正常，准确飞向核试验基地靶场区，飞行9分14秒钟以后，核弹头按顺序在距地面569米的高度实现核爆炸。　　聂荣臻立即在电话上向周恩来报告了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的喜讯。　　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人们一片欢腾!聂荣臻走出指挥所，向大家挥手致意，在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体参试人员表示了热烈祝贺以后说，国防科学技术，在党的领导下，整整进行10年了，这次试验成功，是对党对人民的献礼，也是对国防科学技术10年工作的最好纪念。　　人们报以持久热烈的掌声。　　第二天上午，导弹试验基地也召开了庆祝大会，人们都欢欣鼓舞，请聂荣臻讲话。　　他在讲话中说：“这次试验是震惊中外的伟大胜利。　　是在过去导弹和核弹头分别试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综合性的更高级的试验，是带有战斗实用性质的试验。　　试验结果，证明我们的设计是成功的，水平是不低的，质量也很好。　　通过试验，发现和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为今后其他型号的设计和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　　同时，也初步摸索了这种战略性武器的综合使用性能，对今后部队的装备、训练、战斗使用、基地建设都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这些经验，都是十分可贵的，一定要认真总结起来。”　　10月31日，聂荣臻飞临核武器试验基地。　　这里地处著名的新疆罗布泊地区。　　罗布泊，素有死亡之海的名声。　　外国人把它看做是中国核试验基地的代号。　　中国的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和许多中外探险家曾在这里神秘失踪，被沙海吞没，或在古丝绸之路上，被干渴夺去生命。　　可如今，聂荣臻从飞机上看到，在浩瀚的戈壁沙漠深处，出现了一片耀眼的绿洲。　　他不由得低声感叹，真了不起!对基地的创业者们肃然起敬。　　飞机降落了，基地司令员张蕴钰等前来欢迎。　　聂荣臻紧握着张蕴钰的手，连声说：你们真了不起，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11月1日上午，核武器试验基地也召开庆祝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的大会。　　应基地张蕴钰司令员的要求，聂荣臻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说：“这次试验成功后，3天来共有30万人到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报喜。　　世界各国都作为特大新闻，迅速而反复地报导。　　这说明，中国已经有了相当高超的核技术和工艺技能，在尖端工业方面已经取得辉煌成就。”　　“你们基地已经建设6年了。　　6年来，你们的经历是不平凡的。　　基地刚开始建设时，正是我们国民经济最困难的年月。　　你们战胜了重重困难，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地区，建立了革命的家园。　　1964年以来，你们在各单位的支持和配合下，胜利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你们的4次核试验任务。　　同志们很辛苦，工作做得很好，很有成绩，我向你们致敬!”11月3日，聂荣臻到核试验基地弹着区，察看导弹核武器飞行试验投影点地区被烧成玻璃体的地面。　　当了解到这次试验与预定计划比，核弹头爆炸高度仅偏高约60米，爆心投影点仅偏近400多米、偏右约500米时，他高兴地对陪同的钱学森、张震寰、李觉、张蕴钰等说：“我们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能达到这样准确，核弹头和引爆控制系统设计得这样可靠，是很不容易的，真了不起，说明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随后，聂荣臻又慰问了在这里冒着巨大风险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参试人员，并对他们说：“我们爆炸的是物质的原子弹，但它产生的巨大威力，却来自不知要大多少倍的精神原子弹。　　在场区工作是艰苦而危险的，特别是到了严冬，困难就会更多。　　但是，同志们知道，艰苦就是光荣，是对我们革命意志的最好考验。　　克服了最大艰苦，就能取得最大的胜利。”　　回到北京，就这次导弹核武器试验，聂荣臻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写了书面报告。　　报告说：“为了保证绝对安全可靠，防止任何事故，在准备阶段，曾进行了各种事故设想和技术论证，做了很多地面试验，采取了一系列安全防护措施。　　试验前，对导弹和核弹头的每一个部件，每一个零件，又都反复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和测试，保证了最好的质量，最大的可靠性。　　事实证明，尽管导弹、原子弹多么复杂，但是只要以毛泽东思想统率技术，大力突出政治，提高人的思想革命化，在生产过程中，对每一个部件每一个零件，都严格掌握好工艺，严格控制好质量，试验前再进行反复检查，反复测试，试验时对每一个动作都认真细致地操作，就一定能保证试验成功。”　　聂荣臻的这段话，说出了中国的“两弹”是怎么搞出来的奥秘所在，也说出了中国人民为了祖国的安全、民族的尊严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力量和信心!在研制导弹核武器的同时，氢弹的研制工作也在夜以继日地进行。　　氢弹的研制在理论和制造技术上比原子弹复杂得多。　　实现核聚变爆炸，需要1000万度的高温。
迄今为止，除了原子弹爆炸，人们还无法在瞬间获得如此高的能量。　　中国的科学家在研制氢弹过程中，除了理论原理以外，没有任何实际资料可资借鉴，但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了一种新的设计原理。　　1966年12月11日，在聂荣臻参加的专委会上，批准了新的原理方案。　　他再次要求到现场主持这次试验。　　在去核武器试验基地途中，他于12月26日到达导弹试验基地，主持了东风3号中程地对地导弹首次发射试验，获得成功。　　他马不停蹄，第二天乘飞机抵达马兰核试验基地。　　12月28日，在核试验基地主持了第5次核试验，也就是氢弹原理试验。　　这一天的中午12时，氢弹装置按计划爆炸，试验获得成功，实现了预定计划，核爆炸威力达122万吨梯恩梯当量。　　下午，他乘飞机在爆心1200米上空绕行两圈，察看铁塔残骸和效应物受破坏的景况。　　试验成功后，聂荣臻在基地接连两天召集钱学森、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于敏、周光召、方正知等科学家座谈。　　这些科学家都是中国的民族精英。　　聂荣臻热爱他们尊敬他们，他犹如最虔诚的学生，请科学家们发表对这次氢弹原理试验的看法和明年氢弹试验安排的意见。　　与会科学家一致认为，这次氢弹原理试验是成功的，这条路子走对了，用“板机”引爆“被板机”的氢弹设计原理是正确的，是中国氢弹技术的一项重要的突破性成就。　　下一步采用这个原理和已有的核航弹壳体，争取进行一次百万吨级全威力的氢弹空爆试验。　　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以后，聂荣臻信心倍增，在会上说：“我同意诸位意见，这次试验是成功的，试验结果表明，新的原理方案切实可行，而且非常简便。　　下一步争取在明年10月1日前，进行一次设计威力达100万到200万吨当量的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　　在空爆的氢弹试验成功后，再研制用于导弹的氢弹核弹头。　　这些设想待我报告中央，做最后决定。”　　回到北京，聂荣臻向中央专委建议，集中力量按新原理方案进行设计，争取直接进行全当量的氢弹试验。　　中央专委批准了他的建议。　　后来他再次召开专家座谈会，亲自部署了氢弹试验任务，研制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1967年5月，第一颗全当量氢弹的加工装配以及试验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5月9日，聂荣臻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第18次中央专委会议，讨论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　　会议认为，我国第一次全当量的氢弹试验，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在军事上，它将使我国的核武器技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会议要求6月20日以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6月12日，他再次出席专委会议。　　会议在听取情况汇报以后，批准了这次试验。　　在会上，周恩来注视着聂荣臻说，聂老总，是否还是请你到现场去主持这次关系重大的氢弹试验。　　聂荣臻高兴地回答：义不容辞。　　6月14日上午9时，聂荣臻来到西郊机场，叶剑英专程到机场送行。　　下午1时50分，专机降落在马兰机场，聂荣臻第三次抵达核试验基地。　　这次他还发着烧，是抱病执行任务的。　　一到基地，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即询问空爆氢弹降落伞的情况。　　答复是已经没有问题。　　但他牢记着周恩来的话：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很关键的是保证伞的强度和正常开伞。　　当即要张蕴钰陪同，到礼堂看了6月3日配重弹空投试验时破裂的主伞情况，询问技术人员，对备份伞的质量有无把握，在得到确切的满意答复后才放心。　　晚上，他不顾5个小时飞机上的颠簸劳累，听取张震寰、郑汉涛、张蕴钰、李觉、陈能宽、程开甲等关于准备工作情况的详细汇报。
当听说，检查中技术上出现了两个小问题，就一再询问，并说：“这些问题不要看成是小事，出起事来会变成大问题。　　规程上的工序一道也不能少，少了一道工序，就是个教训。”　　最后说：“现在大家很累了，要注意很好休息。　　这次试验与过去不同，有质的变化，休息安排不好，工作是搞不好的。”　　6月15日上午，聂荣臻再次听取郑汉涛汇报有关降落伞的详细情况。　　下午，听取郑汉涛汇报氢弹检查的详细情况。　　晚上，听取张蕴钰汇报基地各项准备工作的详细情况。　　又渡过了紧张的一天。　　16日下午，他来到马兰机场，慰问在现场工作的科技人员；看了试验用的氢弹实物；登上执行空投氢弹任务的轰-6甲飞机，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并勉励说：“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炸弹，一定按操作规程执行好任务，但也不要紧张。”　　机组人员的答复是坚定的：“请元帅放心，我们保证胜利完成任务。”　　聂荣臻使劲摇着机组组长徐克江的手说：“好，好，我相信你们。”　　当天晚上，他乘飞机到达现场指挥部，同张震寰、张蕴钰商量研究后，研究将试验零时定为17日8时，并在电话上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得到批准。　　6月17日上午7时40分，聂荣臻再次分别打电话给周恩来、叶剑英，汇报了现场各项准备工作的最后情况。　　得到了周恩来、叶剑英的肯定和鼓励的答复。　　于是他下令8时整进行氢弹空爆试验。　　8时前，飞机声由远而近，人们都翘首以待。　　8时整，空投氢弹的飞机到达预定空域，没有投弹，拐了个弯飞走了。　　“怎么回事?”聂荣臻在掩蔽壕里用电话问。　　电话里空军地面指挥员报告说：“飞行员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　　聂荣臻是要求严格按科学规则办事的人，觉得飞行员的请求是认真、科学的表现，当即答复：“可以!”于是20分钟以后，徐克江驾驶的轰-6甲型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中国的第一颗全当量氢弹。　　氢弹在距靶心315米、高度2960米处爆炸。　　天空出现了一个自然太阳，一个人造太阳，两个太阳在蓝天并排高挂的奇特壮观。　　随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　　氢弹爆炸成功了!人们从指挥部掩蔽壕内跳出来欢呼，一阵强风带着热浪迎面扑来，有的人几乎被吹倒，这是氢弹冲击波的威力!聂荣臻因为上了年岁，无法像年轻人那样跳出掩蔽壕。　　但他手握电话，激动地凝视着天空那个人造太阳渐渐演变成的蘑菇云。　　摄影家孟昭瑞拍下了聂荣臻的这张历史性照片。　　人们面对着这朵比原子弹的蘑菇云要壮观美丽得多的伞状烟云慢慢上升、扩大，颜色则由红色渐渐变成了白色的蘑菇云，欢呼声经久不息。　　聂荣臻却在焦急地等待着，要秘书催问有关方面，尽快汇集各种数据，计算出眼前实现的核爆炸的当量，够不够得上氢弹级爆炸?科学家们紧张地计算着，不久报告说，初步计算，核爆炸的威力在300万吨梯恩梯炸药的当量以上，(据最后各项数据测算的结果为330万吨)是氢弹爆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没有发生任何人员伤亡。　　聂荣臻立即要通北京的电话，先后向周恩来、叶剑英报告了科学家们的计算结果。　　周恩来在电话里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所有参试人员表示祝贺!”叶剑英则代表中央军委向参试的指战员们表示祝贺!聂荣臻走出指挥部临时架设的帐篷，向守候在外面对他热烈鼓掌的人群挥手致意，大声转达了周恩来、叶剑英的话。　　11时，他乘飞机赶回马兰机场，向徐克江机组全体人员表示感谢、慰问和祝贺，并同机组人员合影留念。　　在时间上，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并且赶在了法国之前试验氢弹，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反响，公认中国已经进入世界核先进国家的行列。
回到基地本部以后，有人向他汇报了上述时间表。　　聂荣臻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我们的科学家该有多好啊!”可这时“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风暴也已经吹到了基地，人们从上到下分成两派，在试验氢弹前后的时间里争斗不休。　　聂荣臻在临离开基地前，站在飞机的舷梯上，对两派群众说了句语重心长而又深富哲理的话：“你们过去试验的是原子弹，是‘裂变’产生的威力。　　这次试验的是氢弹，是‘聚变’产生的威力。　　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像‘聚变’一样，把基地的各项工作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