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元帝曹奂的一生:《口述历史》“反面教员”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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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林，祖籍安徽徽州，1938年出生于浙江江山，1955年毕业于浙江省江山中学，196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从1962年至今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40余年，曾任《人民政协报》副总编辑、高级记者，全国政协机关副局长、巡视员，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新闻出版界）。现已出版的主要长篇作品：《李宗仁归来》（与他人合作）、《宋希濂今昔录》、《梁漱溟问答录》、《梁漱溟与毛泽东》、《名人传记集萃》、《十年风暴中的爱国民主人士》等约100万言。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兼任期刊《百年潮》、《群言》编委。
解说：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一位名人，他的一生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成为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在解放前曾把教育救国视为己任，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而解放之后，他作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被毛泽东请到北京，成为了全国政协的一名委员；1953年，在和毛泽东的一场争论之后，梁漱溟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代言人，此后的二十几年里，他的头上一直有一顶无形的帽子，叫做“反面教员”。
1962年秋，汪东林开始在全国政协的直属学习组中担任秘书。60年代，直属学习组是政协委员改造自己的思想的地方，汪东林的工作是记录他们的言行。工作开始之前领导专门找汪东林谈话，告诉他，马上有一个“顽固的反动分子”要来参加学习。那时汪东林并没有想到，十几年后他会和反动分子梁漱溟成为忘年之交，他所记录的梁漱溟在学习组中的言行后来成为他写作《梁漱溟问答录》一书的原始材料。梁漱溟一生没有写作自己的传记，这本书是梁漱溟对自己一生的口述历史，也是梁漱溟一生中唯一一次向别人吐露自己成为反面教员的经过。
1917年，24岁的梁漱溟被蔡元培聘用，成为北大哲学系的教授。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声中，梁漱溟在北大讲授佛学和儒学。1921年，梁漱溟写作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提出用中国传统文化治世救国的主张。
汪东林：梁漱溟很早就接触过《社会主义基础》，但是他没有完全相信它，后来相信儒家这个学说了。可是有几个人物对他影响很大，首先就是他在北大当教授的时候与李大钊成为非常好的朋友，两人非常相投，一直到李大钊牺牲，他给他收尸。陈独秀他也认识。他一直认为共产党这些领导人都是一条一条为国为民的汉子，是想把中国搞好，他说他对这些人都是很敬重的。
解说：梁漱溟后来对汪东林说，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但在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始终存在巨大的分歧。梁漱溟希望能够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寻求救国的良方。
1924年，梁漱溟辞去了北大的教职，后来在山东邹平县筹建乡村建设研究院，以儒家学说改造风俗，希望能够实现中华文化自下而上的复兴。这场运动后来被称作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儒家活动。那时梁漱溟踌躇满志，他说：“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山东的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乡村建设成为空谈。心灰意冷的同时，梁漱溟想到延安去看一看。1938年1月，梁漱溟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赴延安访问，在那里他受到了毛泽东的隆重接待。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梁漱溟是北大著名的讲师，毛泽东是寄人篱下、默默无闻的图书管理员；1938年梁漱溟是为团结抗战而四处奔走的社会活动家，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1938年，梁漱溟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达两夜的对话。
汪东林：第一天，一直到凌晨，主要谈抗战的问题。梁漱溟很佩服毛泽东，觉得他也是个文人嘛。他问中国还有没有救，毛泽东就把《论持久战》这本书——当时还没发表——的主要论点告诉他，说中国最后是必胜的。谈完之后，梁漱溟对毛泽东说：抗战这幺些年，从9.18事变，特别芦沟桥事变以后，局势这么个情况，我还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像你说的这样子使我也有点信心，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解说：在第一天谈话的最后，梁漱溟将自己写作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拿给了毛泽东。
汪东林：第二天晚上通宵达旦谈这个问题。毛泽东看了，还批了好多字，两个人发生争论了。毛泽东说：中国必须要阶级斗争，也包括武装斗争，枪对枪，兵对兵，武装夺取政权，你离开这个东西，你不同意，你反对这个东西，这是不行的。梁漱溟不服，就跟他争。毛泽东的态度那时非常好，所以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还跟他说：咱们的争论到此为止，咱们且听下回分解，看将来吧。
解说：梁漱溟对汪东林说，使他终生难忘的是辩论时毛泽东的风貌和气度：“他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不动气，不强辩，谈吐幽默。”这次会面之后，梁漱溟曾在1946年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再赴延安调停国共内战，最后却以失败告终。1949年和谈空气又起，梁漱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两篇反对内战的文章。不久之后，共产党取得全面胜利，梁漱溟率领重庆人民迎接解放军进城。1950年1月，他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邀请离开重庆，奔赴北京。
梁漱溟对汪东林说，直到这时自己仍然担心全国不会就此稳定统一，又是毛泽东改变了他的思想。毛泽东每个月都请梁漱溟长谈，又安排他到四川参加土改运动，在参观的过程中梁漱溟改变了看法。1951年10月，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题目是《这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他诚恳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自己从前的观点是“错误的，太肤浅了”。
此后，梁漱溟开始投入到国家建设当中，但是他的意见总和毛泽东的观点有所冲突。1953年9月，梁漱溟从毛泽东的座上宾一下子成了反面教员。在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专门有一篇文章介绍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判。
汪东林：《毛选五卷》里面有篇文章——后来把它抽掉了，叫做批判梁漱溟思想，说他反动，野心家，伪君子，蒋介石以刀杀人，他以笔杀人，他一辈子没做过好事，就说，你总是以为你自己比王昭君还美，比西施还美，比杨贵妃还美。我看了以后很吃惊，觉得毛主席非常生气了，失控了，另外他已经不是在跟梁漱溟争论问题了，就等于是在骂梁漱溟了。
解说：文革之后，梁漱溟向汪东林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1953年9月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梁漱溟是列席者之一。周恩来向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征求政协成员的意见。9月11日，应周恩来总理的要求，梁漱溟作了一个即席发言。
汪东林：他最重的话就是说，都进了城了，工人有工会管，生活提高了，工商联有工商联，农会呢，搞了土改，这就不用去了，干部都进城了，农村空虚了，农民苦，农民想进城，进城，你不让去，又把他轰回去。我还听别人讲，他说工人生活提高太快了，农民还是那么苦，所以是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农民在九地，差得太大了，这样子不行的，可别忘了共产党是靠农民进城的，你那么做，人家说你嫌弃人家了，你领导党这样子合适吗。他就说了这么些话。

倔强的梁漱溟
解说：第二天，政协扩大会议转为中央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一个发言，发言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毛泽东还说：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人搞了几十年的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梁漱溟申辩自己没有反对总路线，但是在9月17日周恩来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将梁漱溟解放前的历史称为“为了做官、一贯反动”。这种批判的调子激怒了梁漱溟，他要求再次申辩，并且说自己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的异同不是三言两语说的清楚的，需要给他更充裕的时间。大会于是决定要梁漱溟在9月18日发言。那一天，梁漱溟走进会场的时候发现，到会的人比前几天多了几乎一倍，梁漱溟的发言刚刚开了头，就被会场上轰他下台的声音打断。
汪东林：这就一弄之后，梁漱溟坚决不认输了。当时那么多人那么个喊叫，他都不听，让他滚下来也好，讲什么他都不管，他就盯着毛主席，问毛主席没有这个雅量吗，说你有没有这个雅量，听我讲完之后你说误会我了。毛主席说，这个雅量我没有，但是我有一个雅量就是下一届我还可以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这个雅量有，毛主席讲的。梁漱溟就说，当不当政协委员是另一回事，毛泽东说另一回事，那就你说的了。
解说：梁漱溟说，若毛主席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当不当政协委员可以以后再谈，现在，我想做的事情是考验一下领导党。于是大会陷入了僵持状态。这时有人提出可以用表决的方式决定梁漱溟是否继续发言，毛泽东说，梁漱溟的问题不属于中央政府扩大会议的议程，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参加表决。举手表决时，毛泽东同意梁漱溟继续发言，但是在场的大多数人表示不同意。
汪东林：后来毛主席说，这还是不同意的人多啊。高岗就说，你这话这里不讲了，移到政协到别的地方再辩论，再讲去。然后大家在下面叫滚下来，滚下来，滚下来，梁漱溟只好滚下去了。
解说：毛泽东说，梁漱溟的问题属于思想范畴的问题，但是，“反动性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因此，他主张梁漱溟继续当政协委员，充当活教材。这就成为梁漱溟“反面教员”称号的来历。
汪东林：1953年以后，梁漱溟自己写了封信，叫闭门思过。
解说：梁漱溟的闭门思过一直持续到1962年，这一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此时，“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始在全国大张旗鼓的宣传，梁漱溟也开始到政协直属学习组参加学习。不久，在学习组任秘书的汪东林就见识到了这个“反面教员”的厉害。
汪东林：1965年那个时候正好是建国15周年，大家都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所有发言的人都讲到了一点：我们国家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因为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红线。梁漱溟不同意这个，他就做了准备，写了稿子，很长的，他把解放以后15年的成就归结于两句话：一句话叫“科学之事”，一句话叫“道德之事”。现在看来这话也没什么错，但是他唯独没有提阶级斗争这个词。
解说：因此，梁漱溟的发言就引起了一场大批判。汪东林发现，梁漱溟不做任何检讨，对梁漱溟的批判最后也不了了之。
1966年文革爆发，这一年梁漱溟73岁。这一年的8月，红卫兵关了政协的门，学习组也停止了学习。不久之后，一群十几岁的中学红卫兵敲开了梁漱溟的家门。
从抄家那一天起，红卫兵占领了梁漱溟的家，还成立了作战指挥部。梁漱溟后来对汪东林说，面对文革的汹涌风暴，自己的心境是困惑、难过，常常是事前茫然，事来震惊，事后仍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不解，所以梁漱溟写信去请教毛泽东文革的意义所在，但是这封信没有回音。
文革当中，红卫兵烧光了梁漱溟所有的古籍字画，同时给了梁漱溟一迭白纸，命令他不许自由走动，老老实实地交待一生的反动罪行。但是梁漱溟把这一迭白纸挪作了他用。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之下，他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写作了四万字的《儒佛异同论》，又接着写出了《东方学术概观》。就这样，他度过了文革当中最初的四年。
1970年政协恢复了工作。掌管政协的军代表宣布，政协直属学习组学习中共中央和文革小组为四届人大起草的宪法修改草案，并欢迎大家提出意见。
汪东林：没有一个人提意见的，都说这个宪法好，也提不出意见，连个错字都提不出来。到最后了，于树德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梁漱溟其实早就想好了，他说我还要说一点。大家不知道他提什么，他一提，大家就吓了一跳了。
他说中国的宪法从民国时代开始就已经开始搞了，我看过英国，看过好多欧洲的法，这个宪法本身的产生是为了限制王权，限制个人的权力，希望大家都按照这个法来做，这是法的本意，所以是不能够写个人如何如何的。他没有直接点毛泽东，但是他点林彪，他说总纲上都写上了接班人林彪，我不是反对接班人，接班人外国没有，中国可以有，接班人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谁要找接班人，是谁接班，都是可以的，但是写上宪法我认为是不妥的，道理就是我前面讲的，个人名字不能够写上宪法。
解说：梁漱溟的意见提完之后，会场一下子紧张起来。
汪东林：提完以后，当时会场上是鸦雀无声，你看我，我看你：这个事，怎么个批判？其中有个委员提出说：这个梁漱溟放毒啊，放毒放大了，这话你要在外头讲的话，应该要砸烂狗头。
解说：趁着这次会议军代表不在，学习组的组长、梁漱溟的老朋友于树德立刻采取了应急措施。
汪东林：他这个话，他说他负责，可是我们听到的人呢，我们现在就烂在肚子里头，出这个门谁也不说，家里老婆、孩子都别讲，谁要讲你自己负责，要安全，自己负责。咱们先做这两条，好不好？大家都同意。梁漱溟还赶紧说：我负责，我负责，我既然说了，就是我负责。
解说：但是这一次梁漱溟的发言没有引起大批判。1971年9月林彪坠机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四届全国人大没有开成，宪法草案也没有人再提起。
1973年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孔的，此后不久，《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一号文件下发全国，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批判的矛头很快指向了一言不发的梁漱溟。
汪东林：他那天很特别，中山装穿得笔挺，还拿了一个教授的皮包，因为他解放以后都没当过教授了，好不容易当了一回教授。这个印象，这个细节，特有意思的。
解说：汪东林记得，梁漱溟后来回忆当天的情景时说，台下很安静，没有人打断。我已经20余年没有登过大学的讲坛了，这一次倒是得到了一次登台开讲的机会。梁漱溟发言的题目是《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孔子》，他在文章的开头说，今天我们若轻率地贬低孔子或抬高孔子，皆与他无所增损，只是自己荒唐妄为。
汪东林：他说中国的文化是不能够离开孔子的，孔子是2500年前的人，孔子是上承中国五千年的事，上承2500年，下启2500年，特别是下启，这样的人物你说他一无是处，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解说：梁漱溟如此评价孔子，立刻遭到了质疑。人们追问他对批判林彪的态度。
汪东林：梁漱溟的太极拳从春天打到了秋天。历时半年的大批判告一段落的时候，这一场针对梁漱溟的批判最后又不了了之。
解说：1975年9月毛泽东有过一个批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会很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很多人认为，这个批示隐含着毛泽东对梁漱溟的保护之意。80年代，汪东林把这个批示告诉了梁漱溟，他记得梁漱溟听后是一种既严肃又欣慰的神情。梁漱溟对汪东林说：“人无完人是句至理名言，对于凡人或伟人，都同样是适用的。”
批林批孔运动之后，三年多的时间里梁漱溟再度陷入沉默。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而此后不久“四人帮”垮台，十年文革浩劫就此结束。对于这样一系列影响中国命运的时代巨变，梁漱溟仍旧一言不发，保持着沉默。
1978年2月，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时，距上一届政协会议的召开已经有13年之久。这次会议上，梁漱溟打破沉默，第一次针对文革做了一个长篇发言。梁漱溟的发言被认定是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阶级斗争的故伎重演，大会结束后，很快又开始了一场对梁漱溟的批判。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结束了近30年的挨批命运，他的以法治国思想得到重视，他本人也担任了政协常委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但是梁漱溟一直不提个人当年与毛泽东的争执，他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往往出乎采访者的意料。
汪东林：他认为毛泽东是2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的三个人物之一，这三个人物就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他说：我不同意说只有一个毛泽东，有好多个毛泽东，或者叫变化着的毛泽东。那就是说，有早期的，有抗日战争、解放前的毛泽东，有建国初期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不一样的，人是变化的，毛泽东功劳最大，错误也最大，他功劳最大，他才有可能做最大的错误。所以梁漱溟是把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作为老朋友来看的，至于他个人，现在有人说他很有骨气啊等等，他自己不这样认为，他从来没有说过他自己很有骨气。
解说：在一生的最后岁月，梁漱溟始终对“否定文革第一人”、“中国的脊梁”、“最后的儒家”这些称呼敬而远之，他说，知识分子中有学术中人，有问题中人，他自己恰恰是一个问题中人。自己一生所做，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而已。
梁漱溟的生命走到了尽头。1988年6月22日，梁漱溟说：我要休息，我要安静。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这位思想家与世长辞。
(2005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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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儒生的一面镜子——读《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陈壁生
1918年11月7日，梁济要出门去彭诒孙家的时候，遇到儿子梁漱溟，这个时候，梁漱溟已经以一篇《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印度哲学概论”、“儒学哲学”课程的老师。梁漱溟是来与父亲讨论关于欧战新闻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济问道。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就离开了家。
三天后，梁济留下一篇《敬告世人书》，投净业湖自尽。这一天，距离他的六十大寿只有四天。
民初学人的自杀，从梁济到王国维，留下了一串长长的名字，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打下了一串长长的省略号。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
在梁漱溟的身上，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激变时代内在精神的剧烈冲突与思想张力。他在1918年之前几度自杀，却从此时便认为“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直到1980年以后接受艾恺采访，还一直强调“发展总是好的”，同时又坚定地坚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观点：“我很晓得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执——我执、法执。”他以儒家代言人自居，并且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却宣称自己终身都是佛教徒，并且终身吃素；他被视为标准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却劝人们对西方文化要采取“全盘承受”的态度；他并不赞同西方意义的那种民主制度，却在抗战开始后的十年都被视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他出生在城市，也主要生活在城市，却成为乡村建设运动最有思想深度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一个残梦初醒的时代，一个赤婴试啼的时代。惟有那样的时代，才能彰显思想的极限，让思想与生命充盈起来，涨大起来。这样的思想与生命，在精神猥琐下去的后人看来，自然充满重重矛盾，充满不可理喻之处——同时也因为其内在的矛盾与张力，便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理解空间。
儒家真精神：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1980年8月，《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的作者艾恺先生来华专访梁先生，长谈十余次并做了录音，最终整理成《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出版。在这本书里，梁漱溟回顾了自己八十七年的生命历程，评点了现代史上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思想人物。他曾亲身参与了现代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发生的每一场思想论争，甚至参与了历史转折点上的政治博弈。他的谈话不止有历史的沧桑，而且让人感到思想的活力。
梁漱溟品评人物中，最有趣的是对冯友兰的评价。当艾恺问到“除了您自己之外，在现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儒家人物是谁？”梁漱溟第一个提到了冯友兰先生。梁漱溟非常有趣地说：“他好像是儒家，好像是发挥中国传统思想，好像是这样，可其实呢，他的为人是老庄的吧，老子一派。老子一派，那是不像那个儒家，好像忠于自己，一定要正直，他不是那样，他是有点……他有点像玩世不恭。”这种评价，对冯友兰先生的信奉者来说，简直是不可接受的，学界对冯先生比较公认的评价，是蔡仲德先生说的，把冯先生的一生概括为“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的过程，1948年之前是实现自我，1949年到1976年，冯先生在“文革”中，参与批孔，谄媚江青，是“失落自我”，1977年以后，又开始回归自我。梁漱溟认为冯友兰的为人像“玩世不恭”的道家，可以说颠覆了既往的评价。这种评价由梁先生道出，自有其份量。
事实上，从一个人品评他人的话，我们倒可看出这个人的思想的模样。梁漱溟是一个有道德洁癖，并且无畏地以自己坚信的道德理想，对抗一切外来压力的人。1974年批林批孔的时候，梁漱溟本来保持着沉默，但是，作为新儒家的代言人，在那种历史环境中，是没有“沉默权”的。政协开了一个几百个人的联席会议批判梁漱溟，9月23日，主持人询问梁漱溟在大会上听了大家的批判，有什么意见、感想。梁漱溟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象征着儒学精神的梁漱溟，用《论语》中的一句话，在一个癫痫症发作的时代，夺回了他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尊严。
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最大的特点，是知行合一。他眼中的冯友兰最大的毛病，也就是知行不能合一。在解释他为什么能够顶住毛泽东1953年9月的痛骂，1974年顶住政协的批判会的时候，梁漱溟对艾恺说了八个字：“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种精神，正是儒家的理想人格的体现。真正的儒家理想人格，孟子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独立人格，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情怀，是以道抗势的勇气。梁漱溟作为最后的旧儒家，最早的新儒家，充分发挥了这种精神。在“文革”中，惟有梁漱溟一人能够保持了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尊严，在当下嚣嚣不已的“大陆新儒家”群体中，还没有看到一个恃儒家立场言说的知识分子，有这样的勇气和精神。
儒学与“西化”
作为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艾恺先生研究的是反现代思潮，他还著有《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一书。所以，他在采访梁漱溟的时候，对中国当时新出现的青年盲目崇拜西方的倾向，对商业化带来的生命机械化、亲情的丧失，提出了他的忧虑，并且向梁漱溟请教。梁漱溟的回答，可能会令他非常失望。因为梁漱溟一再强调，西化“实际上动摇不了根本”，“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可怕，没有关系。”梁漱溟甚至认为，“如果是带来，已经不是今天的事情了，带来很久了。”
事实上，我认为艾恺的问题和梁漱溟的回答，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艾恺关心的是西方现代性的弊病，由此企图从他认为的“反现代”的儒家思想中得到治现代病的资源。而梁漱溟回答的背景，则是他知道中国的所谓“西化”，最主要的是民主政治和科学精神。而对这两者，梁漱溟一贯都采取谨慎地拥护的态度。
经历过“五四”之光的洗涤，凡是有头脑、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无论他持什么样的文化立场，都不会反对“西化”的民主政治和科学精神。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对新文化采取了非常热切的支持态度。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说：“其实这两种精神（指民主和科学）完全是对的；只能为无条件的承认；即我所谓对西方化要‘全盘承受’。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否则，我们将永远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远不配谈学术。你只要细审从来所受病痛是怎样，就知道我这话非激。”这种态度，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心态支配下的开放的态度。当陈独秀、胡适把梁漱溟视为文化保守主义，划入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的时候，梁漱溟在《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公开说：“照这样说来，然则我是他们的障碍物了！我是障碍他们思想革新运动的了！这我如何当得起？这岂是我愿意的？这令我很难过。……我总觉得你们所作的都对，都是好极的，你们在前努力，我来吆喝助声鼓励你们！”
在当下，新文化运动因其“西化”的姿态遭到了一些新儒家的攻击，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造成了儒家文化传统的断裂。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对儒学是有贡献的，其功绩在于，当社会转型中儒学已经无法完整地解释中国的社会变化，人们在儒学内部已经无法找到对未来的期望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先驱们准确地点出了新的时代的要求：民主、科学、人权。这些词语，对一个处于救亡之中的民族来说，比传统的仁义礼智信更加能够解释当时的社会，更加能够表达人们对未来的期望。而这种新的时代要求，则对儒学的理论新发展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倘若儒学不能回应这种新的时代要求，便只能理所当然地为以“三纲”为核心的传统社会殉葬。
梁漱溟对民主，表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怀。一方面他完全反对国粹派对西化的态度，认为中国应该补上民主这一课；另一方面，他经过乡村建设的经验，又认为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坚持的那种纯粹的西方式的民主，无法直接移殖到中国农村，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就是中国农村，正如他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中说的：“中国社会——村落社会也。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简而言之，梁漱溟理解的“民主”，是以西方民主制度为参照系——而非“标准”，而最主要的是寻求中国农村组织化而实现乡村自治。由此，造成了梁漱溟与当时西化派的基本分歧。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引入“民主”一词，本质上是探索西方式的民主如何切入中国实际，解决中国危机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梁漱溟眼中的同一问题应该这样表述：如何借鉴西方文化中的“团体组织”，以施行于中国乡村，实现乡村自治。也就是说，梁漱溟既不像国粹派那样，以国粹反对民主，也不像西化派那样，生硬地将西方经验植入中国，他是企图以儒学“反思”民主，以民主反思中国文化。而其体现，就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上。
儒学与乡村自治
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中，艾恺问梁漱溟：“您认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可以说，梁漱溟一生立功立德的体现，就在于他倡导并长期参与了乡村建设运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局面，正如孔雪雄在1934年出版的著作《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中的描述：“最近，在‘农村经济破产’‘农村崩溃’的呼号中，‘乡村建设’‘农村复兴’的口号弥漫于全国；这实在是朝野的一种新觉悟。”——这一描述，让人不禁联想到今天的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先生的惊呼。艾恺在《最后的儒家》中准确地表达了梁漱溟对乡村建设的判断：“按照梁漱溟的文化理论，传统中国的主要弱点是团体组织和科学，而这正是西方的两大长处。因此，乡村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中国创造团体组织的形式，由此人民才能实施所有其他有关经济发展、技术普及、教育和政治改革的具体步骤。”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的根，其有形之根，是“乡村”，其无形之根，是“中国人讲的老道理”。在这里，梁漱溟非常敏锐地看到，传统文化是与乡村生活的那种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学习西方的城市化，便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毁灭。从这一角度看，梁漱溟有一种反都市，反现代文明的思想，也可以说，梁漱溟在中西文化交接之处，提供了一个反思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维度。
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最要紧的有两点，一是农民自觉，一是乡村组织。农民自觉是思想上、教育上的事情，主要强调农民必须自己代表自己，有自我管理的意识。而乡村组织，则是形式上、制度上的建设。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大意》中强调，“现在的中国，名义上已是中华民国了；既云民国，便是要大家来当家，不允许一两个少数人再出来当家了。而正因为如此，就把中国苦了。名义上是要大家都来当家，而实际上又谁都不会当家，谁都不能当家，谁也捞不着当家，所以就产生出许多假造民意伪托民意的事实来。”所以，必须有乡村组织，“必须每个份子对团体生活，都为有力地参加，中国才能太平。”梁漱溟认为，建立了乡村组织，才能够实现“权利为本，法律解决”，对组织内部的事务，以多数表决来处理。
今天的中国社会，经过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农村的精英流失、两极分化中的农民生活，使农村再次陷入似曾相识的危机之中。面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梁漱溟曾经给出了他的答案，他的尝试在日军的炮火中烟消云散了，乡村建设运动失败了，历史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出版于1936年的《乡村建设大意》，其中提出的乡村自治方案，在整整七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怦然心动，让人忍不住有一种重新假设历史的冲动。
2004年，文化守成主义思想借“读经”事件，《甲申文化宣言》浮上水面，2005年，传统文化话语在“人大国学院”等问题的争论中复兴。但是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是浮躁的表态，这些表态文字泛起层层话语的泡沫，在纸媒、网络上流行。我们看到一个似乎可以称为“大陆新儒家”的群体，儒学得到了各个阶层的不少认同。但是，总体上来说，姿态越极端，思想越浅薄；声音越激烈，行动越苍白。梁漱溟的独立精神与知行合一的态度，他对民主坚持不懈的追求，与他对芸芸众生，尤其是农民的苦难的深切关怀，都照出这个时代这群秉持儒家话语言说的文人的渺小与猥琐。对今天的所谓“大陆新儒家”而言，如果以梁漱溟为镜，那些声音最激烈，姿态最极端的人，倘若深夜梦回，扪心自问，稍有良知者，能不汗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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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在1966：艰难时世的文化信念
李海华（广州）
盖人生一日，必工作一日；工作必是从其向上心认为最有意义的工作。——梁漱溟致毛泽东，1966
小铜井一号的平静被打破了
1960年代的北京还是四合院的天下，能有个独立的院子，足以说明主人身份非同一般。在位于西城区积水潭畔的小铜井胡同一号院，就住着这样一位老人：他与毛主席同年生人，大半生的遭际也与这个大人物密切相关；他当过记者，做过教授，而令其声誉雀起者则为乡村建设运动；他曾厕身民盟，奔走国运，卒以无党派知名人士终其一生；他自信对老中国卓有洞见，晚年却渐渐为“阶级斗争说”笼罩心智……他，就是时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梁漱溟。
小铜井胡同东起西海西沿，西至新街口北大街，因胡同内原有一个铜制井圈，故有此名。小铜井一号原为梁漱溟父亲梁济（字巨川）先生的书斋。梁巨川为清末学者，曾在民政部供职，1918年感于世事污浊，愤而投积水潭自尽，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后人在其投水处立碑，并在其生前所居的书斋屋廊下悬一横匾，上书“桂林梁先生读书处”，左右配以对联，上联“忠于清所以忠于世”，下联“惜吾道不敢惜吾身”。1952年，总政文工团征集土地，梁宅西花园让于总政。作为补偿，总政出款与政协一起将旧居加以翻新油饰，并在通往西花园门处增盖西房三间作为附设用房。小院门楼极有特色，进得门来迎面是一道砖砌的独立影壁，从左侧绕过来，整个院子一览无余，东墙的树下有石桌石凳，可以与客人纳凉谈话，西边有一台压水机，水可直接饮用。从1954年搬来一直到1966年，梁漱溟和夫人陈树棻已经在这里平静地生活了12年。
然而这年8月，平静被彻底打破了。
“为什么连工具书也不放过？”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称红卫兵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一时间，北京的红卫兵唱着“拿起笔作刀枪”的“革命造反歌”，纷纷走上街头，到处张贴传单、标语、大字报，到处集会、演讲、宣传，掀起了“破四旧”的高潮。
8月24日，红卫兵也“杀”到了小铜井一号。
这天一早，梁漱溟没有像往常那样出去散步，而是忙着把挂在墙上的父母照片和各种字画摘下收好。因为他昨天就看到了大字报，要求限期24小时内拆碑。8时左右，忽听有人一阵紧似一阵地敲门。梁漱溟刚拉开门闩，一群身穿绿军装、臂带红袖章的中学生就闯了进来，这不是离家很近的123中学的学生么？梁漱溟马上就明白了：“你们是检查‘四旧’的吧，请吧。”领头的名叫成伟，一脸怒气，大声训斥：“什么检查？我们是来造反的！” 梁漱溟说道：“既然是造反，那就各自为之吧，翻抄什么都行。”红卫兵们翻箱倒柜，搜遍了每个角落，嘴里还不停唾骂着：“封建主义的玩意儿！”“封建主义的玩意儿！”领头的一声号令，梁漱溟曾祖、祖父和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梁漱溟自己保存的从戊戌维新到东西文化论战的名家手札，以及除了毛主席和马列的经典之外的书籍，统统被堆到院子里焚烧。看着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喊口号，梁漱溟只是皱了皱眉，却没有吭声。他想：许多珍本古籍本来就用处不大，自己一向反对附庸风雅，那些名人字画烧就烧了吧。如果这真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需要，烧掉这些古董玩意也不是不可以。这时，有个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来，梁漱溟一看是《辞源》和《辞海》，当即上前阻止：“这是两部工具书，谁都用得着，并且是一位外地学生借给我的，如果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抱书的红卫兵一边把书扔进火海，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用不着这些封建老古董！”这两部书是布面精装，又很厚，一时烧不着，红卫兵们便挑出来一页一页撕着烧。梁漱溟站在一边，心中非常难过：造我的反，造我祖宗三代的反，我都忍受下来了，为什么这两部普通的工具书也不放过？
梁培宽和梁培恕听说父亲出事了，急忙从蔚秀园赶来看望。父子相顾无言，只能眼瞅着红卫兵把家具拖出来砸烂，把床铺和蚊帐拆开，把衣服被褥用车拉走，里里外外翻了个底朝天。
在红卫兵又砸又烧的时候，全国政协机关也先后来了两批人斗争梁漱溟夫妇。红卫兵头头发现梁家有电话，院落也不小，当即宣布：“我们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整个院子我们都占领了！”于是红卫兵又把梁家的日常用具从北房和厢房扔出，同时一伙人把梁漱溟拉出去游街、批斗。批斗回来，梁漱溟就被关进南房靠近大门的一间小屋——原本是用来堆放扫帚等杂物的。由于灯光太强，加之没有铺板和被褥，虽然梁漱溟和夫人很疲惫，但整夜都没睡好。
一身之外无长物
从26日起，梁氏夫妇就在红卫兵的监督下，清扫街道和厕所，收拾北屋和庭院。让两位老人心里不好受的是，他们要把院子里的纸灰清走，这可都是几代珍藏的东西啊，如今悉数化为灰烬，清了一天都没清完。
梁夫人对红卫兵的行径实在忍无可忍：“你们这是犯法的！”结果红卫兵们蜂拥而上，解下铜头皮带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打，还勒令她跪在地上吃生丝瓜。梁漱溟见状说了一句：“她那么大年纪了，不要折磨她了。”红卫兵就又喝令梁漱溟也跪下。炎炎烈日之下，一对老人低着头跪在院子里，真是苦不堪言。
8月29日，梁夫人在厨房里又遭红卫兵围斗，梁漱溟好不容易遇到领头的成伟，想跟他求求情，对方却很不耐烦，没听几句就走了。下午5点多，梁漱溟又向前来“指导工作”的红卫兵冒险进言，指出夫人受伤，不合于《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规定，但对方没作理会。后半夜的时候，梁漱溟与夫人说话时，发现成伟竟在门外偷听。这期间，由于夫人伤重（后背的血湿透了衣服）卧床，梁漱溟只好自己做饭。有天夜里老人上厕所时没关门，遭到不少住在这里的女红卫兵责问，他深悔自己不该如此疏忽，立即写了一封检讨悔过书交了上去。接着，老人又把存款单据交给了成伟，托他代为说项，那几个女红卫兵才不再纠缠此事。
进入9月份，天渐渐转凉，由于一直睡在地上，老人开始腹泻。在基本生活都难维持的情况下，梁漱溟给全国政协文化革命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在对抄家后十几天不见处理结果表示费解之后陈明两件事情：“一、抄家后我的书籍、文稿、信件、日记、笔砚、名章等，以及衣服、被褥、帽袜等，或则搜集运往街道派出所，或散失不知去向，家具木器亦多砸毁，屋内殆为之一空，亦可以说‘一身之外无长物’。现在秋季已到，天气渐冷，而夫妇二人犹是当日（8月24日）单衣单裤，既无可换洗，更不足御寒。红卫兵始而允为从派出所取回几件衣服应用，但继则得知所有衣物均已他移，不在派出所，无法抽取回来。此一问题不知如何解决？”“二、红卫兵自24日之驻我家（附注：红卫兵虽说是于9月4日撤走，但仍然常来我家办事打电话，休息住宿过夜。），既用为办公室，又以其一间为禁闭室（禁闭其他人犯），往来不断。白日洗面洗手脚洗汗衣，用水特多，夜间则电灯齐开至次日天明，所有水费电费当然由我负担，而我手中却无钱，亟待发下工资用以支付一切”。信先拿给红卫兵看，由于领头的不在，此事就一直搁置着。
“余年如何度过，愿为主席一陈其情”
梁漱溟的月薪是260元，但在抄家时手里的现款、存折、单据均被红卫兵拿去。从8月24日失去自由到9月7日允许上街，在这长达半个月的时间内，梁氏夫妇就靠家中仅存的一点食品和蔬菜度日。对此，梁漱溟并不怎么在意。在抄家前的一次政协学习会上，他就提出来要减低工资。须知他从19岁起就开始吃素，饮食上花费本来就少，因此几十元的工资也能度日。梁漱溟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抄我的家？为什么像对待反动分子一样对待我？红卫兵虽然经常诟骂，却没听他们提起我过去的行动和著作。当然了，十几岁的孩子怎么会理解我那些东西？听说这场运动是毛主席发动的，想必总有他的道理吧？这些孩子闯来这里，也许只是学校离这里最近，闹起来方便。现在北京到处都在抄家，遭劫的也不止我一个。然而他们为何又只打树棻不打我呢？难道是毛主席有指示？不可能，恐怕不可能……
他尝试着自我分析，每天坚持写出一点。可是分析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梁漱溟忽然想到自己的困境或许只有上书毛主席才能化解。一念及此，他就难以入睡。9月9日清晨5点，梁漱溟开始起草给毛主席的信，写完之后，感觉“心境较正大光明”。次日清晨5点，他又把这封信誊了一遍，吃完午饭后到街上发了出去。信是这样写的——
敬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鉴阅，并劳转主席赐鉴：
主席此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向上精神，鄙视资产阶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阶级的共产社会之所必要。漱溟于此，何能无所认识。当红卫兵之来临，我以拥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以故拙妻被殴伤，而我幸未挨打，此可告慰于主席者。今后或挨斗，或挨批，方在静候中，当一切听从群众，不烦主席垂注。却有一个问题——我此后余年如何度过问题，愿为主席一陈其情。回忆1952年曾因我请求去苏联从事研究工作，承召在颐年堂谈话甚久。尔时我自陈幼年既未读四书五经，所受近世教育亦甚少。一生数十年唯在一个中国问题一个人生问题所刺激所驱使之下，求其有所解决（前者求其实际的解决，后者求其在思想上的解决）而竭尽其心思气力。中国问题现在由于共产党领导既有一条大道可循，我将集中心力于人生问题之研究，写出《人心与人生》一书，偿其夙愿于余年。此1952年8月7日事也。对于我去苏一层，主席当时未予许可，第未知对于我之自述其生平心愿事今犹留有印象否乎？近年来，我正在撰写此书尚未完成。此番抄家，一切文稿（已完成的，未完的）全被收去（似有未毁的）。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续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盖人生一日，必工作一日；工作必是从其向上心认为最有意义的工作。人的生命是与其向上心不可分离的；失去意义的生活，虽生犹死，生不如死。以故家中书籍几于全数被收或被毁；钱财百分之百被收去（发还十二元）；衣物等等被毁被收者百分之九十八；在我举不足惜。唯求发还我的那些文稿，准许其续写成书。书之出版与否，非所计，甚且限于自己寿命，是否得完成其书亦复难定。但我生活一日，必致力于此工作一日耳。此其心情主席其必能谅察之乎！倘得文稿发还，准许写作，则有生之年皆领导党所赐。披沥心肝，冒昧以陈，敬唯主席裁之！专此布陈，敬颂主席万岁！
梁漱溟敬上         1966，9，10日
值得注意的是，信中凡是提到“主席”两字都顶格写，一如过去奏折中提到“圣”字要顶格写一样。
在冲突与困顿中修养身心
信发出去后却一直不见回音，这让梁漱溟有点失望。好在这时天气转暖，红卫兵们也来得少了，院子里总算有了抄家前的宁静。他早晨起来扫完街后，还可以在院子里活动一下身体，也有亲戚上门来了，精神好时他就看看《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觉得写得不错。夜里躺在地铺上，梁漱溟想到应该致力于反躬自修，不能虚度时光。有天凌晨4点醒来，他忽然醒悟：口称佛号在唤醒自心，克化一切昏昧渣滓，所谓自修本应在此。六般若波罗密：布施、精进、忍辱、戒、定、慧，应当时时念之。他并自撰偈语如下——
一声佛号观世音
声声唤醒自家心
即心是佛佛即心
心佛众生不差甚
一声佛号观世音
声声唤醒自家心
此心好莫昏昧去
留得当前做主人
心敬如虚空
永离一切有
嗔心不起能忍辱
亦无所忍与能忍
此是忍辱波罗密
心敬如虚空
永离一切有
施舍一切无所吝
亦无所施能施者
此是布施波罗密
心敬如虚空
永离一切有
精进不懈于修持
而实精进不可得
此是精进波罗密
9月14日，政协通知梁漱溟去领工资。工资虽然只发了60%，但也有150多元，总算可以交纳水电费，购买点心蔬菜了。
从9月24日起，梁漱溟开始撰写《儒佛异同论》，手边没有参考书，全凭记忆为之。到11月10日，万余字的《儒佛异同论》宣布完稿。梁漱溟写道：“儒佛不相同也，……然儒佛固又相通焉。其所以卒必相通者有二：一、两家为说不同，然其为对人而说话则一也（佛说话的对象或不止于人，但对人仍是其主要的）。二、两家为说不同，然其所说内容为自己生命上一种修养的学问则一也……同是生命上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文章“最后必须声明：一切学问皆以实践得之者为真，身心修养之学何独不然。凡实践所未至，皆比量猜度之虚见耳。吾文泰半虚见之类，坦白自承，幸读者从实践中善为裁量之，庶免贻误”。末尾特为注明：1966年11月10日写竟于小南屋。
国庆节这天，梁漱溟在扫完街后，抄了一则毛主席语录贴在墙上，意在“取其针对我之病根而言也”。他自思“病在不谦虚，不谨慎，为一切问题之所由生，而主席语录册中其以此为训诫者凡12见焉，可谓谆谆矣”。
10月4日，该月工资全额发放，并补发了9月份未发的40%。这让梁漱溟有点困惑：为什么又不扣除了？财务科说是接上级通知。这个上级是谁？政协、统战部都已闹得乱哄哄的，负责干部们一个个自身难保，还顾得上我们吗？不管这些了，先去东安市场买件厚衣服穿。在这之后，两位老人陆续添置了一些衣服。红卫兵也同意他们取用枕头和两床褥子，下旬又买到了棉被，睡觉终于舒适一些了。这时，抄家前经常在一起散步的老友马仰乾、黄艮庸、李渊庭、郭大中都有了消息，只是境况都不太好。他还听说马一浮先生在杭州亦遭到批斗，不禁为这位自己向来敬重的“通学”大师担心。报纸基本上看不到了，时事多从友人处听来，比如关于红卫兵活动的现状和有关政策，他就是从鲜特生先生那里获悉的。
10月24日，被红卫兵抄走的已经写了七章的《人心与人生》书稿退回来了，老人立即写信向友人报告这个好消息。被抄走的现款、存折、布票以及工业券等也发还了，只是现款少了八九百元。月底，梁培宽和梁培恕来为父亲安装了火炉，并整理了厨房天窗，小屋内总算有了点暖意。
到12月初，梁漱溟连街也不用扫了，除了不能回北屋居住外，其他差不多都已恢复正常。散步、购物、读书、写作、访友、会客，均无人干涉。在这段时间内，《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之外，梁漱溟还读了《毛主席语录》、《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杜林论》、《联共党史》、《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其中《实践论》读了不止一遍。
与老舍相比（老舍死后，梁漱溟曾在太平湖公园孤坐垂泪多时），与其他很多名人相比，梁漱溟在“文革”期间受到的冲击并不算太大，但在这飞来横祸面前的困惑、挣扎甚至抗拒却是相同的。只不过是，亦佛亦儒的梁漱溟把这劫难当作践行所学的机会，在冲突与困顿中反复体认佛家的智慧与儒家的气节，从而熬过了那个荒谬而残酷的时代。生处险绝之境，不能改变世界，便要改变自己，但存己之道亦非和光同尘、随波逐流，而在葆有三军不可夺之志，善养充塞天地间之气。
《市民》杂志2006年5月号
“四人帮”垮台后第一个公开否定“文革”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