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蝙蝠侠阿甘骑士急冻人:《伪满洲国学生口述历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2:41:00
没有读书节的时候，中小学生的读书会——伪满洲国学生口述历史
作者：齐红深 2010-04-27 08:15:27 发表于：博客中国
没有读书节的时候，
在日本严密统治下，中小学生如何读书
——纪念“读书节”
孙萌：花老师送我《妇人与社会》
我认识花喜露老师，是因为同班好友穆玉琪小学时是他的学生。我没有跟他念过书，却和许多青年一样尊敬地称他为花老师。从玉琪那里我知道他是个革命诗人，写过不少有爱国思想的诗文。
那是1942年的寒假，花老师答应我们去见他，我和琪来到沈阳找他。当时他已离开学校到沈阳大东区公所，当上一名职员，后来知道，那是用来掩护身份的公开职业，实际他在这个军工工厂集中的地区为党做情报工作。我和花老师一见面就被他的爽朗和热情所感染，同时也感觉到他的机警和谨慎。这次见面，我向他提出不少问题，有书本上的，也有现实生活中的，这时我已读过不少左倾进步的书籍，虽然幼稚却敢于议论，看着我们不知天高地阔地发议论，他微笑不语。听我讲完了，他说：“你们都是有梦的孩子啊！”接着又说：“有梦是好事，但不能忘记现实。”什么是现实？我明白他指的是反满抗日。他又问我们都读过什么书，还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严肃地对我说：“你想的对，要勇于做剥削阶级的叛逆者。”他让我再读一读屠格涅夫的《门槛》和《前夜》，还借给我一本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我明白他是在鼓励我做叛逆者的决心和勇气。这次见面，他还领我们去逛了旧书摊，回来特意从一条贫民集中居住的街里穿过。他为什么不领我们去逛繁华的大街，偏偏来到这个地方？看得出他是在向我们进行阶级教育，让我们认识社会，引我们树立更高的理想。在回来的路上，他同我们讲社会上为什么有穷有富，他还说：“不变革社会制度，不解放劳苦大众，你们说的妇女解放，都是空洞的口号。”后来他送给了我一本德国社会主义者倍倍尔写的《妇人与社会》。我不知道砍了多少遍，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从这本书里，我懂得了妇女同无产阶级同是被压迫者，甚至在无产者不是奴隶时，妇女就已经是奴隶了。我明白妇女解放必须参加阶级斗争的道理，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后来从家跑出来参加革命，我什么衣物都没带，却把花老师给我的这本书挟出来，至今仍在手中，成为一份珍贵的纪念。图5，6，
以后，我同琪还来过沈阳，除了借书，就是听花老师给我们讲革命道理。他总是用革命的思想影响别人，并且注意捕捉青年学生的思想，正确地加以开导。我总忘不了一次对我思想有深刻影响的谈话，那是我说我喜欢《灭亡》里杜大心的勇于牺牲精神，花老师立刻说：“那种勇敢不是真正的革命。我们主张变革社会制度，不主张盲目冒险和谋杀。”说到这里，他问我：“你说杀死一个李总督，再来一个王总督怎么办？”这次谈话他让我明白一个道理：革命和冒险不同，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才是真正的革命，这对纠正我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情绪和消除我当时思想上受到的虚无主义影响，起了决定作用，使我的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花老师是个目标明确、脚踏实地、注重实践的人。他一再提醒我们不要去出风头（指投稿）。要多读书，多做事，多团结进步同学，扩大抗日力量。他要我们关心现实斗争，每次见面他都给我们讲国际国内形势，提高我们的民族觉悟。记得一次去沈阳，他已搬家，两边都住有人家。那是一个夜晚，我和琪围坐桌旁，听他给我们讲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怕被邻居听见，他在纸上写德、意、日三个字，并画上圈，说这是三个法西斯，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讲到中国抗战，他说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的，国民党反动而腐败，中国将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还讲了毛泽东和朱德是为劳苦大众的。就是这次，我们知道本溪有个学生已去了延安，后来还有两个学生，一个去了山东解放区，一个去了太行根据地。花老师讲得激动了，就低声教我们唱《大路歌》，参加革命后，每唱这支歌，我都想起那个夜晚。
门文东：中秋赏月办书店
在于家麟的领导下，一些“星火”同人深入到盖平县第一国高、第二国高和女子国高去联系新的同人，经过那里的毕业生、“星火”同人张吉宽、喻庆龄的介绍，发展了一高学生领袖李昌毓、二高学生领袖臧永昌、女高学生侯赓芝等一些新的“星火”同人，盖平县几个国高里的学生于1943年8月份又开始油印反满抗日的刊物。一高油印出版了《大地》，二高油印出版了《辰星》，女高学生也向这两个刊物投稿。写稿的进步学生很多，又增加了不少“星火”同人。于家麟等人想开办一个书店，作为传阅进步书刊，联系更多同人的阵地。
一天傍晚，我刚刚吃过晚饭就回到香铺帐房。这是我的习惯，有事没事，只要吃完晚饭，必定再回到香铺帐房来，或看书看报，或练字练写文章，每天都要10点以后才能回家。我家就在香铺的西邻，中间只隔一个大门，来去很方便。于家麟和我住在一个院，也是香铺柜房里的常客，因为于家鳞是这个香铺的股东，天天来也不引人注意。我们就利用这种条件，经常请“星火”同人到香铺开会。当时香铺的大掌柜胡乾乙老先生，是一个同情和支持反满抗日爱国活动的开明人士，他知道于家麟我们在香铺里的活动，不但不阻拦，还提供了很多方便。后来“星火社”同人被捕，胡乾乙老先生也受到了日伪特务的刁难和摧残。
这晚，我刚刚坐下，于家麟就进来了。紧接着王锡成、张克恩也跟了进来，看柜房的伙计一看这个形势，心里就明白了。因为这些人都是常客，往往一来不是开会，就是研究怕别人听到的问题。所以他打了一个招呼，就到下屋工友住的房间里去休息了。
于家鳞往炕上一坐，就开门见山地说：“锡成和克恩是我特意请来的，咱们还得研究研究开书店的事。现在日伪特务控制非常严，想要公开出刊物很困难，开书店是个好办法……”
王锡成没等于家麟说完，就急忙接茬说：“说开就开，还老研究什么呢？再不建立个据点。我们“星火”同人就没有‘老家’了。”
接着我们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对开办书店的资金问题、经理人的问题、地点门市问题和怎样活动问题进行了研究。一直研究到下半夜。最后于家麟说：“这事还应当请克范和李昌毓、臧永昌参加研究。那些在外地的同人就不用请来研究了，办成以后再给他们去通知。八月十五快到了，我想利用王克范他们学校放假的机会，大家都到他那里去，最后决定开书店的问题。”
1943年的仲秋之夜，于家麟、王锡成、张克恩、李昌毓、臧永昌和我，有的带月饼，有的带苹果，有的带葡萄，傍晚之前先后来到王克范工作的永安屯小学。当时学生都放假了，老师们也都回家过节过了。王克范自从接到于家麟的电话，说仲秋之夜一些同人要到他那里“赏月”，他心里就明白了，这是“星火”同人要集会。所以这天师生们一退校，王克范就把做会议室的教室布置起来。首先在黑板上写了大大的四个美术字——“仲秋赏月”，接着把十多张学生书桌并在一起，还特地从家里摘来了苹果和葡萄，又准备了十多根白蜡，每个人前面都给准备一根。这是他们每次夜间开会的习惯，主要是防止突然空袭警报而断电。
于家麟一走进教室就风趣地说：“好阔气的排场呀，又准备这么多的蜡，有什么说道吗?”
“今天我们赏月，干脆就不点电灯啦。”王克范说。
“那也用不着一个人面前点上一根呀。”于家麟向窗外看了看，“天上有月亮，屋里点上一两支就可以了嘛。”
王克范一本正经地说：“我这个主人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各位同人，只想叫每个人都心明眼亮一些，所以就每人给准备了一支蜡烛，你们如果拒绝了，就实在叫我难堪了。”
于家麟幽默地说：“主人真是用心良苦啊，既然有这样的苦衷，那我真是却之不恭了。来吧，咱们都点起蜡烛来。”
大伙一边说笑一边拿出他们各自带来的好吃的东西，接着就把自己座前的蜡烛点着了。还真有点欢庆的气氛呢。
王锡成突然警惕地说：“这样大声地说笑，这样明灯蜡烛地点着，不能引起外人的注意吗?”
“放心。就是再加上大喇叭，也无法叫别人听到，整个学校，除了操场南头大门口的传达室里住着一个打更的张大爷之外，再无别人。如果说还能有谁偷看我们的活动，偷听我们的说笑，那只有后面的大山啦。” 王克范说。
我们首先研究书店资金的来源问题。我估算了一下，租房子，添些必要的设备，雇佣经理人，购书成本和活动资金，加在一起至少要先准备出200元现金。于家麟说：“开书店不比出刊物，出刊物不用租房子不用雇人。这次开书店要比以前印刊物的花费大得多啦，我自已有点力不从心，得靠大家来想想办法。” 王锡成说：“我们大家来集资，都来当书店的股东，当然是赔钱的股东。”
张克恩放下手里的苹果，神秘地说：“我还可以动员日本人出些钱。”大家一听就会心地笑了，只有李昌毓和臧水昌两个学生有点莫名其妙。其实，盖县“星火”同人多年来的活动，日本人是拿了不少经费的。张克恩管的兴农合作社仓库，就是我们的“银行”。一到经济困难时，就把兴农合作社仓库里的东西卖上一些，这就是日本人的“赞助”。
于家麟说：“大家要量力而行，不能影响生活，多少不限。我先拿出100元，作为开办书店的紧急之需，先把书店开起来。”我说：“家麟先拿出100元，我们马上可以着手租门市，买设备，购进一部分书刊。等大家集资和日本人‘赞助’的钱上来了，有多余的再退给你一些，以免你负担太大。”除了于家麟外，都靠工资养家糊口，每人拿出10元钱。李昌毓、臧永昌还是学生，也主动拿了钱。
圆月已经升到中天，山村、大地、岗峦撒上一层银辉。看到这景色，有的吟起诗来。王克范拍案而起，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
过了好一会儿，于家麟又把大家请回了原座，感慨地说：“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条件尚不成熟，为时尚早，我们还是来研究书店的问题，大家看看请淮来做经理人好。”在座的同人都不适合做书店的经理人，因为书店的经理人若是一个锋芒毕露的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马上就会引起日伪特务的注意，对于书店的工作很不利。于家麟提出请歇业的老商人李勤甫来做书店的经理。他是盖县城里的老买卖人，市面很熟，人缘很好，又善于经营。 李勤甫和于家麟还有些亲戚关系，论辈分，于家麟还得称之为表叔。我和王锡成也都认识李勤甫。经过大家决定，由于家麟出面去请李勤甫出任书店经理。
关于书店的门市问题，王锡成多次奔走，现在已基本有了着落。有一间门市，一间后屋，就在城里鼓楼北路西，伪满“道德会”的旁边。那地方是个比较繁华的商业区，人来人往整天不断。前屋卖书，后屋住人，每月房租要5元钱。
事先谁也没有想到在书店的字号上讨论的时间最长。这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字号上费了不少劲。有的人提出叫“勤学书店”，有的人提出叫“奋进书店”，等等。大家提来提去，反复推敲，都觉得不能尽如人意。大家认为这个书店的字号既要有深刻的革命含义，还不能太锋芒毕露。既要让人们一看就能认识和记住，又不能落入俗套；同时还得使自己人一看到书店的名字就受到鼓舞，又不能让日伪特务嗅到什么味道。
于家麟久久地看着眼前蜡烛跳动的火焰，又不时地看看窗外的夜景，提意说：“我们这个书店，今天就是成立纪念日，今天正是仲秋节，我们秉烛在这里研究书店的问题，我看就叫秋灯书店怎么样？秋天是丰收的季节，预示着我们的工作将取得丰硕的成果，灯能在黑暗中给人以光明，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这和我们以前印发《行行》《星火》和现在一高、二高同学们油印的《大地》《辰星》还有些内在的联系。鲁迅在他的《秋夜》一文中提到，灯可以照着他读书写文章，让我们的‘秋灯’也照着我们读书写文章吧。”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了这个书店的名称。
会后，于家麟把李勤甫清到家里进行长谈。李勤甫一口答应一切由他承办。于家麟嘱咐说：“大叔，我们那些人谁也不能出面，一切只能在暗中工作，将来到店里去就是你的顾客了。”“好，好，你们在背后支持我就行啦!”
就这样，没过半个月，“秋灯书店”的招牌挂出去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招未了好多看热闹的人围在书店门前，一些李勤甫的老同行出出进进来为他祝贺。这些表面文章做得和其他买卖开业一模一样．店铺的书架上摆的都是《三侠剑》、《大八义》、《小五义》和《金粉世家》、《啼笑姻缘》之类的书．任何汉奸特务到这里来，也看不出什么破绽的。可是书店的后屋，李掌柜的炕柜里却装满了王锡成从奉天地下书店买来各种各样的革命进步书刊，还有喻庆龄托鲁琪从新京亲自送来的各种革命进步书刊。其中有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郭沫若的《女神》，巴金的《灭亡》，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等，还有外国翻译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复活》，杰克·伦敦的《深渊下的人们》等等文艺作品。也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以及《社会发展史》和各种进步报刊杂志。这些书刊并不是公开出卖的，只能由于家麟等“星火”同人介绍来的读者，才能从李勤甫的后屋看到这些书。
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把书店办得更好，于家麟又和我等几位“星火”同人研究了办书店的分工问题。除了李勤甫作公开的经理人外，一切和书店有关的事务由于家麟总负责，王锡成负责采购书刊和对外联络工作，李昌毓负责一高学生的借阅工作，臧永昌负责二高学生的借阅工作，侯赓芝负责女高学生的借阅工作，门文东负责社会青年的借阅工作和一些财务工作。
就这样，“星火”同人利用秋灯书店，在盖县警察特务的眼皮底下，进行着出卖、借阅和传递革命进步书刊，起到了推动盖县爱国青年学生反满抗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图129-1，图129-2
李吉恒：“拿五元钱参加书店”
1943年暑假，我的同班同桌同学李昌毓问我：“你拿五元钱参加书店干不干？”我说回家商量商量。因为家住农村，很穷，所以也没拿钱。他说：“那也好，以后就常去书店看看，有好书就借着看。”实际这个书店就是“秋灯书店”。外面摆放的都是些武侠小说，里屋才有文艺小说，我们可以借看的。当时李昌毓就曾借给我歌德的《浮士德》，还有《北京人》等等。在我们三年乙班的几个同学中，以李昌毓为中心，组织我们写稿，向长春的《新满洲》杂志投稿，还真的发表了。我记得我写的一首诗《北风》就发表在那上面。当时我的笔名叫毅夫，李昌毓叫舒啸，孙世藩叫舒展，门恩义叫泥牛。也就在这一年，我们都写稿并在《大地》、《辰星》两个秘密的刊物上发表了。因为这两本刊物是三个国高部分同学共同办的。当时我记得是二高的臧永昌负责刻版印刷。女高也有人参加，每个人还都发了两本。
孙萌：胡同口那个小书店
我想起离我家胡同口不远的那个小书店——秋灯书店。我从秋灯书店借过书。前屋一排书架上摆的是对外出售的一般书籍，我借的书自然不是书架上的。我记得果戈里的《死魂灵》、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角逐》、还有《丹顿之死》，手抄本《千人针》(写日本人民反战的)等。我敢说那是当时我们读书的一个书源。书店只有一间门市，前屋经营的全是日本当局许可的一般书籍，既卖又出租；里屋则是藏龙卧虎之处，他们搜集了当时禁读的进步书借给进步学生看。有人回忆说：“当时秋灯的进步书都藏在掌柜的炕柜里。”这些情况我不了解，但是我知道我看到的那些书，包括左倾进步的书，有很多是来自这个渠道。小书店取名“秋灯”，“秋天夜里的一盏灯”。在那个日本帝国主义毁灭文化、毁灭教育的黑暗年代，在漫漫的黑夜中，这个小书店，说它是一盏灯，是向光明摸索的一丝光亮，是名符其实，一点都没有夸大。应该说，它确像秋夜里的一盏灯。办书店的人，是想用这盏灯照亮人们的心，照亮暗夜中的路。
读书活动，通过阅读进步书刊，把进步学生从思想上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有的则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和影响，书对我的思想影响确是非常大的。因此，每每回忆那段岁月，我首先就想起读书活动。那就像一团火，燃烧起我们的革命热情。
图63，64
李昌毓：我们年轻时读书热情非常高
我们年轻的时候，条件非常差，可是大家读书的热情却非常高。得到一本书不容易，到十里八里外去取书，一点不觉得累。下一个阅读者催得紧，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抢着读。住校生夜里偷偷点个小煤油灯，真是灯光如豆，那才真是如饥似渴地学习。现在的年轻人可好，学习条件那么好，读书却很被动，没有热情，缺少动力。我看到孙子这样子，很不理解。责怪也没用。我们那时候是为了求知而读书，现在的学生是为了考试而学习。难怪不一样。
果然，到1942年6月就看到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攻势作战的失利，报载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随后，美军在阿图岛全歼了日军山琦联队，联队长山琦保代被打死，报纸上报道消息的同时，公布了日本统治当局将这个送死疆场的法西斯军官奉为“军神”。这两次失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极大的打击，明显看出小鬼子是“颓了”。此后，一再举行的不是祝捷会，而是追悼阵亡官兵的所谓“招魂祭”，气氛低沉，再也不喊“万岁”了。
1943年9月，报载意大利巴多里奥将军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随后俘虏了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德、意、日轴心国鼎足的三条腿断了一条，站不稳、站不住了。那一年还接连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日本联合舰队的两个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和古贺峰一先后在南太平洋丧命，我们内心里都庆幸日本海军的老本联合舰队完蛋了。此后，报纸上报道日本生产出了新的战斗机“神风号”，日本飞行员驾驶这种飞机直接撞美国军舰，这些为日本天皇效命的人都被奉为“军神”，隔几天就报到一批，我们知道这是小日本快要垮台的记录。
在这种情势下，一些同学开展读书活动。我上班同学喻庆龄，笔名铁汉，是我爱好进步文艺的第一个启蒙者。我们思想一致，志趣相同。他使我同进步文艺和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在写作上同现实的社会现象结合起来。铁汉性格刚毅，作风朴实，为人耿直，态度和蔼可亲，不骄狂自傲。对朋友热情真诚，乐于助人，说话直率，光明磊落。经常借给我们书看，也经常向我们介绍自己的写作体会。他沉默寡言，善于观察，沉默使他思索入理，观察使他运笔奇妙。他敏而好学，创作思想活跃，勤于写作，报刊杂志上经常刊登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文笔流畅，生动简洁，清新活泼，立意新颖，风格明朗，颇受欢迎。其作品形势多样，有诗歌，有散文，有小说、也有杂文，不论哪种形式，都紧紧地与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以促进民族的觉醒。他的文章多用苏生、芷莎郎、铁汉等笔名发表。在伪满进步青年作家中，是比较有成就的一个。他对盖平县学生进步文艺活动，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图158
铁汉：殷拳领我走进杂货铺
我们上班同学殷拳(张吉宽)与我们互相传书和都在报上发表文章而成为好友。我随后知道他周围有一批思想进步同学，如刘永良(刘英)、刘兆祺、吴鸿显(吴山)等。殷拳给我一种成熟、有见解的印象。那时，我在心中认为改动“国歌”者必是他们。唱了半年多，学校中的日本人并未发觉，却有一个姓侯的教师听出了异样。于是每当学生唱“国歌”他便竖起耳朵走到学生中间。其实，他是愚蠢的，学生们很聪明，他走近时，唱原词，走远了，便唱改动的词。这令他大为恼火。于是他报告给日本校长，杀气腾腾下来查，结局仍徒劳而归。
我对侯老师的行为很气愤，见之便怒形于色，这家伙便想到在报上常写文章的铁汉，怕不是这小子吧。于是对我格外注意。过了一段时间，把柄没抓到，栽赃我不认账。有一次，他硬是找茬打了我一顿。我悲愤交加，想弄把枪打死他，再把盖县日本县长杀掉。我向殷拳谈了我的想法。
“你想做巴金《灭亡》中的杜大心吗?”殷拳像大哥哥那样笑着，“你打死一个汉奸，还有另一个汉奸来干，你把这一个日本县长打死了，会有另一个日本鬼子来当县长。而你自己说不定被人家捉起来，杀死了。”
短短数语，顿开茅塞。我叹道：“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这，我可担当不起。这些话，都是花老师教诲的啊！” 于是，他讲了花喜露怎样教育他认识社会认识真理的几件事情，我对花老师油然起敬。
1940年秋天里的一个星期天，殷拳领我走进盖县东门里一家门面很小的杂货铺。这是于家麟当股东的振兴东杂货铺。拐进里面一间光线微暗的房间。室内坐着两个30岁左右的人。殷拳介绍这就是花老师和驼子。花老师紧紧攥住我
的手，极其亲热地把我拉到他的身边坐下。
这次会面与谈话，应当说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开始，花老师像唠家常似地问我的家庭情况，个人情况，都读过什么书？驼子并未插言，但是当我提出要当作家的理想时，他俩都同我攀谈起来。这次谈话内容十分重要，至今回忆起来，也没发现花老师和驼子有何观点分歧。他俩循循善诱地启发我，写文艺作品不是为自己争名夺利，不是无病呻吟，不能搞风花雪月，不能出卖人格去写庸俗黄色的作品，文艺应该是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现在文坛(指伪满洲国文坛)出现论争，有的说为艺术而艺术，有的说为生活而艺术。后者是正确的。文艺就是要表现生活，再现生活，暴露现实，指导时代。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作大众的代言人。图55
这是一次从为文到做人的重要启蒙。他俩谁也没讲反满抗日，更没讲政治党派，但他们的观点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根。
他俩答应借好书给我看。并接纳我参加《星火》活动，共同切磋写作，并可在《星火》上发表作品。从此，我从殷拳那里，读到了花老师转来的大量革命书刊。如《大众哲学》、《联共党史》等等。从驼子那里借到了《跋涉》《母亲》等大量进步书籍。我对《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一类马列主义书读不懂、啃不动，看了一半便放弃了。尽管如此，我的思想确实有了不小的提高。如从《大众哲学》中我懂得了人活着就是要斗争，要追求真理，要改造世界，为实现全人类的幸福而献身。又如：看了高尔基的《母亲》，懂得了只有被剥削被压迫者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从事地下革命斗争，才能推翻不合理的旧制度，建立人人平等自由的新社会。这些书拨亮了我的眼睛。那种不甘做亡国奴，不忍受封建统治的反抗情绪，要求民族解放的爱国热忱，燃烧起来了。
过去，反满抗日的思想是模糊的、不自觉的，这时也变得明确了、自觉了。
读书会——爱国一一革命，硬是被我串连在一起，因为他俩谁也没讲什么主义，连一点暗示都没有。我想：他俩看出了我政治上的幼稚。
这次“交待任务”是冬天。临分手时，他俩通知我寒假时去尚和寨小学王克范那里去参加以文会友，有“消寒雅集”。我高兴地答应了。不料寒假时因为家庭“逼婚”遗憾地错过了这个良机。
要把读书会建立起来，首先自然在我们盖平一高同学中物色对象。那时，铁汉这个笔名经常在报刊上出现，所以，盖县二高便有同学羡慕我这个“小作家”，主动和我交朋友，“请教”我写作方法来了。
和我最好的朋友，便是下一班同学李昌毓。通过他，我又认识了孙世藩、杨士绵、李吉恒、高玉元等等。后来，我未见过面的，都由李昌毓做了详细介绍。书是由驼子、殷拳那里传来的。我对李昌毓除了未交代花老师和驼子及关系外，有关写作问题、人生问题、爱国问题，都是把他俩对我的讲话照本实发。
李昌毓的写作水平与爱国觉悟提高得很快。一高的读书会他领导和组织得很出色，杨士绵与孙世藩成了他的左膀右臂。
一高读书会的成功，对我是个极大的鼓舞。更多的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反满抗日的斗争才能形成巨大的力量啊。于是我就把目光投到盖县女高和第二国高校园中去。
盖县女高的姜静芳(银燕)，和我有通信关系，是个文友。我除了让她联系爱好写作的同学共同读书外，也有意让她负责把女高读书会组织起来。由于某种客观因素我们始终未见面，读书会的深入问题无法在信中谈及。但我们心有灵犀，总是多少在文艺中表现自己的热爱祖国感情的。银燕身边的孙萌、穆玉琪、张慕兰等五六人，我都清楚。
接着便是通过盖县二高的臧永昌(臧晶)组织了读书会。他的写作水平与爱国觉悟提高得更快，当时令我惊讶。后来才慢慢明白，由于他和花老师有了接触等等原因。二高的读书会，我记得除了周建涛、于恩惠外还有几个同学。这些学生后来所以成为爱国抗日运动的中坚人物，就是因为有了读书会的基础。
图161
李昌毓：学校越来越乏味
1940年春天来得很迟，而且非常寒冷。我刚踏进海城日本语学院，便接到家里寄给我的信，说我被盖县国民高等学校录取了，让我去报到。我向院方提出了退学，就返回了家乡。
来到盖县国高后，学习内容多了，有一种新鲜的感觉。这所学校是农科，学制4年，毕业后可以考大学。除了学习国语、地理、历史、数学和日语外，还学农业、畜牧、兽医、林业、园艺、植物等课程。此外，还设有国民道德课。从课程设置看，既不像中学，又不似中专，更非职业学校，完全是殖民地的教育体系，十分畸形，是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服务的。学生学的知识既片面又不系统，而且，历史课程和其他课程中的一些课文纯属捏造和歪曲史实。在语文和日语教材中称中国是“支那”，不讲中国五千年历史，只讲“满洲国”是附属日本国的，满洲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有钢铁、煤炭和大豆高粮等等。教育学生要热爱“满洲国”并为之效力。说日本天皇和满洲“皇帝”是神的降临，主宰世界。臣民和学生对皇权要绝对信奉和遵从。
日寇为了长期霸占和统治东北人民，除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控制外，还在文化上对东北人民进行同化教育。从小学三年级到国民高等学校，都开设日语课。使东北青年一代经过同化教育精通日语和熟悉日本民情，以便变成日本的奴仆，成为帮助日本统治东北人民的工具。《本国地理》只讲东北一地之地理，本国历史》只讲东北满族的发展史，而《国民道德》讲的却是孔孟之道，日满亲善，甚至胡说伪满皇帝之始祖是日本的天照大神，而溥仪则成为日本天皇的儿皇帝了。把关里、关外截然分开，使学生不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更不知道自己的祖国一一伟大的中国。其目的就是向学生灌输奴化教育。为日本帝国及其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效力。日本人老师却规定不许使用汉语喊口令，必须改为日语口令，随后立即应用于所有课程的课堂，连日常的朝会等集体行动的整队甚至军事教练的所有口令都必须使用日语整个伪满时期的所有学校都是这样。一切场合对一切人员点名都必须用日语“哈伊”应答,犹如汉语“到”的意思。伪满时期的许多官方文书中使用了相当多的日语汉字词汇，例如：强制征收粮食叫“出荷”，商量问题叫“打合”，接受办理事务叫“受理”，管理登记签到叫“受付”，火车票、船票叫“切符”等等。伪满后期颁布的各科教科书、尤其是所谓的《满语》教科书里，不仅大量掺进日语汉字词汇，而且掺杂了相当多的日语假名词汇，甚至语句，当时人们称之为“协和话”，即非日语，亦非汉语，其目的显然要消灭汉语，进而消灭汉族，这就是日伪强制推行的所谓“满语”的真实目的。
学校设有农场，每个年级都划有土地，种植谷物和蔬菜，还饲养牛马猪鸡。学生轮流到街上卖菜。学校还设有教官，实行军训，学生穿着规定的制服。在街上，低年级学生见到高年级学生必须敬礼，不敬礼挨打活该，这种法西斯教育还美其名叫“阶级服从”。提倡“绝对服从”是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一级压一级，一级服从一级，下级服从上级，最后全民服从伪皇帝，伪皇帝服从日本天皇。天皇是至高无尚的，是上天派到人间统治一切的。服从是“绝对”的，不准问为什么，叫你咋样就得咋样。在学校，低年级要服从高年级学生，校外相遇要敬礼，如果是早晨上学时相遇，敬礼的同时还要高喊“欧要斯”(日语早安)。那怕你是从后边超越前去，也要同样做，不然要挨打嘴巴的。一年级小孩没人太理会你，四年生专打三年，二年的，三年生就拿二年生出气，二年生是挨打最多的一年，每到年底快毕业时四年生就开始紧张，甚至毕业典礼刚完，三年生就开始报复，特别对平时爱打人的毕业生，群起而攻之。如此反复，循环不已。我比较老实，四年中只挨打两次，一次是在队列里说话，没注意被从后边过来的“值周生”(四年级)捅了一拳，差点把我打趴下，好在没练第二拳，算我幸运。那时人们的思想都麻木了，挨打是家常便饭，谁也不笑话谁，但还未泯灭的反抗报复心理，所以给老师起外号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也算是一种精神安慰。
军事训练受到特别重视，每周4节课，配备3名教官。训练严格、艰苦，像正规部队一样法西斯那一套。从单兵教练开始，队列立正稍息，战技术有射击，投弹，刺杀，劈刺等等。直到战术班、排的攻防。夏天毒辣辣的太阳晒得人冒油，冬天下大雪全身一片白，常常有人在队列中晕倒。
朝会，星期一和雨天在大礼堂，其余时间在大操场。星期一比较隆重，全校师生员工全体参加，礼堂正面是日满两国国旗，先唱日本国歌，后唱满洲国歌，由校长用日语宣读“回銮训民诏书”，再由教导主任用“满语”宣读：“朕自登基以来，极思恭访日本皇室，修睦联欢，以伸积慕，今次东渡，宿愿克遂，朕与日本天皇亲如兄弟……”是溥仪访日回国后颁发的训民诏书。从此日本国从友邦就升格为“亲邦”了。亲，日语读“欧牙”，是父母之意，日本国就成了满洲国的父母之邦了。向皇室遥拜也是先向日本帝宫遥拜，后向满洲皇宫遥拜。凡此种种都是日本在先，满洲在后，日满亲善。最后校长训话，无外乎为大东亚圣战读书，报效皇室，报效国家之类套话。
学校实行“勤劳奉仕”制度，经常迫使学生参加劳动。“勤劳奉仕”就是义务劳动，占去不少教学课时。低年级学生年龄较小，体力不足，安排还算不多，进入三年级后就逐步加强。平时校园内部的平整操场，植树种花，打扫卫生等零星劳动都由学生自己动手做，校外占用整块时间的如修建日本神社。日本人自称大和民族是天之骄子，是神的后代，是上天派到日本这块土地上为王，统治群民，繁衍后代，建立八纮一宇、万世一系的国家的。日本京都有伊势神宫，是专门供奉“天照大神”的，“亲邦”的祖宗当然也是满洲国的祖宗，所以在伪都长春也建立一个“建国神庙”以祭祀“天照大神”。为祭祀侵华战争和成立满洲国而死亡的日本鬼魂，各地都建立忠灵塔、神社。培养教育学生要忠于小日本，做死心塌地的驯顺奴才。图48
国高4年时间所学到的知识很少，这正符合敌伪的愚民政策，没有知识，不学无术，越加荒唐，越对他们的反动统治有利。学生对此只能应付，全无学习积极主动性。因此，有些学生便去发掘另外的知识领域，去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我们对学校的课程，越来越感到枯燥乏味，便在同学间兴起一股文艺热。我从第一学年后期，便开始喜欢上文艺书籍和《营口新报》的副刊《星火》。除和本班同学孙世藩、李吉恒交上朋友，又由他们介绍和上班同学喻庆龄(铁汉)和上两班同学张吉宽(殷拳)交上朋友。在他们影响和帮助下，我读到一些进步文学作品，也开始练习写作。在盖县国高(后改为一高)这几乎成了风气。这风气当然又是和田贲和驼子等作家的帮助和指导分不开的。
以文会友，以友从善。我在与同学、朋友的交往中，思想上互相启蒙，写作上切磋琢磨，受益非浅。我的第一篇作品是首诗《田大妈的忧郁》，发表在《新满洲》月刊学生栏内。它描写一个老大娘的贫困生活和痛苦遭遇。我开始对劳动者的不幸，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与关注。虽然它还不很成熟，但毕竟被采用了。自此之后，我经常读也经常写，作品也不时被刊登出来。在这期间，我结交了不少朋友，有的是同学，有的是社会上有识之士。他们都以文见长，不是作家，便为诗人，最低也是文艺爱好者。如本校的殷拳、铁汉、舒展、毅夫、辰藩和杨波等同学，二高的臧晶、王德祥、周建涛等同学，女高的潜萌、银燕、枫君等同学，瓦房店国高的石攻同学等。社会上有驼子、田贲、门文东、夕澄、矜人、衣云和李明轩等人。他们都比我年长和资深，在写作上都有较高的水平，所以我十分尊重他们。对女高那几位同学，由于条件的限制，虽未能会过面，但彼此都很熟悉，也可算作神交了。
在同这些朋友交往中，对我影响和帮助最大的要算铁汉、驼子和田贲了。他们不仅对我的成长，而且对开展盖县的爱国文艺活动，特别在学生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
1943年是盖县进步文艺活动最旺盛的时期。它的标志是读书会的开展，《辰星》《大地》的出刊，以及秋灯书店的设立，都在积极地进行着。
为了在学生中开展读书活动，以达到对学生的思想启蒙，由驼子提议，门文东等人的支持，我们开始在学生中筹组读书会。正如高尔基所说：“书籍是青年人不可分离的生命伴侣和导师。”选择书籍与选择朋友同样重要。驼子提议：一高由我负责，二高由臧永昌负责，女高由侯赓芝负责。此时，殷拳已去吉林师大学习，铁汉已去新京(长春)《新潮》杂志当文学编辑。我已是一高四年级学生，在我身边联系着一批进步学生。除我和孙世藩、李吉恒等同学，包括第二国高的文昌等同学，已和驼子认识外，又把杨士绵等同学介绍给驼子，以便在我们离开一高后，他们可以继续在驼子等人的指导下开展进步文艺活动。
作为读书会的成员，一高有十多名学生，二高有四五名学生，女高也有四五名学生，如果再加上其他一些人，大约有二三十人，可谓继《星火》同人之后的一时之盛。
读书会是在秘密中开展活动的，有的同学知道，有的同学不知道。反正凡参加收集和借阅进步文艺书籍的，都是这一组织的成员。开始是在几个要好的同学中借阅，后来又扩大到其他同学中去。书的来源，都是由分散的个人藏书中收集起来互相传阅的，效果很好。后来，我又同驼子到大石桥南桥台铺王克范家去收集。他藏书很多，从两大木箱的文艺书籍中选出三四十本好书，秘密带回盖县。
我们先后读过的中抖文学名著的作家，有中国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夏衍、叶圣陶、曹禺、田汉、胡风、郁达夫、张天翼、丁玲、冰心、臧克家、何其芳、闻一多、卞之琳、艾青等30多人。外国的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契诃夫、普希金、巴尔扎克、莫泊桑、但丁、海涅、歌德、果戈理、莎士比亚、杰克•伦敦，雨果、泰戈尔、易卜生、安徒生、罗曼·罗兰、高尔基、萧洛霍夫，还有小林多喜二、芥川龙之介和有岛武郎等30多名。此外，甚至还能看到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社会主义ABC》等书。这些书是人们追求革命、正义、民主、自由、和平与爱情，反对专制、压迫、邪恶、黑暗、愚昧和自私的指路灯火，它照亮我们的思想，开阔眼界，振奋民族精神，鼓舞革命斗志，为祖国的自由和光复而奋斗。
可见，进步书籍和文艺作品对影响人们的思想，推动社会的前进，有多么重要。故而想到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为何要弃医从文的深意了。正如鲁迅所说：“文艺是国民精神进发的火花，同时又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所以敌人才千方百计地把它列为禁书。而田贲和驼子等有识之士才如此重视它在青年学生中的作用。而我们一旦看到几本好书，就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甚至觉得是一种高尚的享受。有的同学为了怕流失，甚至几天几夜不睡觉也要把它全部抄录下来。想从它那里得到智慧和灵感，有助于自己的写作和成长。
为了增强读书效果，保全好书籍，我们对每本书编成号码，并在书的最后一页贴上标签。上面印着注意事项：(一)要明确本书写作宗旨和目的；(二)要认真阅读，避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三)要写读书心得，探索书中真理；(四)要及时传阅，交流学习经验；(五)要爱护书籍，勿使丢失或破损。以引导同学明确读书目的，讲究学习方法，注重学习效果。
在读后传阅时，便将自己的读后感谈出来，或有重点地分别介绍，如你介绍《罗亭》，我介绍《野性的呼唤》，他介绍《母亲》。或利用小型集会介绍读书经验体会。这样更受欢迎。无形中便在盖平一高、二高和女高的某些同学中形成一个读书网。我们对那些好书都着了迷，如鲁迅的《傍徨》《呐喊》，巴金的《死去的太阳》《灭亡》，茅盾的《子夜》，果戈理的《死魂灵》，高尔基的《母亲》，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书。当时书市上，虽然充斥着言情小说，武侠小说。还有为敌伪效劳的五花八门的反动书刊，我们都不屑一顾，而宁愿冒着风险去传阅达些“禁书”。
这些书，无疑唤起了我们的同情感和正义感。从而对经济困难的同学积极进行援助活动，如对本校的殷拳的接济，给西安县（今吉林辽源县）国高寒金的经济支援。还参加集资办“秋灯书店”，加强对反满抗日的宣传。还利用“赈灾”和本校的“农场祭”的文艺演出，揭露封建礼教，演唱革命歌曲，影射日寇剿灭抗日志士的凶恶和残忍。
同时，我们还发动同学反对学校舍监对学生粗暴管理和对伙食的漠不关心。一次，利用舍监训话的机会，要求改善伙食，舍监置之不理，我们一大群人一窝蜂似跑出校门，要找上级请愿，这可吓坏了那个舍监，脸色变得煞白，怕闹出大事，慌忙跑到操场截住学生，立即答应学生要求，才算了事。这些无疑在广大学生中起到积极地影响。
读书会的书有些放到了秋灯书店，有些仍然继续借阅。这样更扩大了借书范围，除了学生还有社会青年。
读书会达到了提高思想，锻炼写作的目的。我们坚信，日伪的反动统治迟早会灭亡，对祖国的胜利充满信心。大家都说：“日本船念个丸(完)嘛!”这不能不感激驼子等人为培养青年学生所作的努力。读书，这一活动直到我们被捕才停了下来。图162
臧永昌：我厌恶透了奴化教育
每天朝会向伪满皇宫和日本皇官行九十度鞠躬礼遥拜，用以强制灌输忠于伪满洲国和“大日本帝国”，忠于伪皇和日本天皇以及坚定对天照大神的信仰，企图让中国学生彻底忘掉中国。每天早自习必须分别背诵伪满的所谓《建国宣言》、1934年溥仪即位为伪皇的《即位诏书》和1935年伪皇溥仪第一次访日的《回銮训民诏书》等殖民地文书。其中，背诵次数最多的是《回銮训民诏书》。朝会后，全班进入教室站立，由班长先念“诏书”，随后大家跟着齐声朗诵全文，两年里背的不下数百遍，以至事隔六十多年后，到现在我还能够全文背诵出来。
我上国高时，每星期一还举行“诏书奉戴日”。上午第一节课，全校师生齐集礼堂(其实只是将两间教室中间的活板墙打开的一个大教室)肃立，由一位戴白手套的老师从存放处将装在圆筒里的“诏书”取出，放在一个日本式的木质祭器上，捧着走往讲台，全体师生按口令向这东西行注目礼。到讲台时交给校长或其他有资格的人，这个人像接受多么珍贵的东西一样，谨慎小心地接过来。这时候，全体师生听口令，一齐行九十度鞠躬礼，当时叫做“最敬礼”。随后将卷着的东西从筒子里取出，从左向右打开，然后轻声朗读。若是日本人念，取来的就是日译本，如果是所谓“满系”人念，取来的就是汉语本，多数时候是念《回銮训民诏书》，有时候念《国本奠定诏书》。每周一都是这么折腾一次，每次一个小时，一年四十多个小时，四年就是一百六十多小时，这不仅是让青少年时代多少宝贵的光阴就这样白白被荒废掉了，而且是反来复去灌输骗人的谎言，在青少年身上打牢“日满协和”的烙印。
记不得是1942还是1943年了，伪政权公布了伪国务院总理张景惠撰写的所谓《国民训》，一共五条，有汉文和日文两种。各机关、各学校必须在每周一朝会时集体朗读，学生每天朝会都必须集体读。如今我还记得其中的第一条是“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与几乎前后颁发的那个《国本奠定诏书》一样，我对这个胡说八道的所谓《国民训》从心眼里就讨厌。
日伪为了灌输奴化思想，唱殖民地歌曲也很普遍。首先必须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从谋划和占领我东北全境时候起，就已经当作了自己的领土，打算长期霸占。但是，为了欺骗东北和全中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才建立了伪国、伪政权、立了伪执政、伪皇帝，而且在所谓《建国宣言》、《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等殖民地文书中将其装扮得似乎真的是一个独立国家，与日本真的是平等友好的邻邦。这样的奴化教育也表现在歌曲上。我念小学时候学过一支儿歌《乐园大满洲》，歌词是：
“好朋友，好朋友，
大家牵着手，
同向乐园走。
乐园在何处，
就是新兴国家大满洲”。
还学过一支《建国运动会会歌》，歌词是：
“滔天胡沙吹去了，
风和日丽杏花开，
晴空荡漾春光好，
新天地内何快哉。
这般大的新生命，
辟开大地涌出来”。
这些歌曲也都是把伪满洲国装扮成新兴独立国家的模样，都以欺骗东北人民及其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为目的。可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疯狂，就不惜把这种欺人的外表撕掉了。在伪皇溥仪的《国本奠定诏书》中就明白地说：伪满洲国之得以建立和存在“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就是说，伪满和日本一样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和日本天皇陛下的臣民，所以才由张景惠用所谓的《国民训》公开训令东北人民崇拜天照大神。这种情况也表现在歌曲上。1942年，伪满洲国庆祝所谓建国十周年时候的《建国十周年纪念歌》中就有“八紘一宇奏钧天” 的歌词，意思是我东北地方也属于天照大神生成的“八紘一宇”，日本国土的一部分。后于1942年又编出一首“国歌”，取代旧“国歌”。歌词是：
神光开宇宙，
表里山河壮皇猷。
帝德之隆，
巍巍荡荡莫与俦。
永受天祜兮，
万寿无疆博海讴。
仰赞天业兮，
辉煌日月侔。
这就从根本上说，连东北地方自古以来就都是由“(天照大)神(之)光开(的)宇宙”了。若非日本帝国主义迅速灭亡，东北肯定会像朝鲜一样直截了当地被日本吞并。
伪满学生既然非常讨厌殖民地歌曲，爱玩爱唱的青少年当然要别处寻满足。那时候，书店和商店为了赚钱，大量出售上海周旋、龚秋霞、李丽华、陈云裳等明星歌星及其演唱的歌曲照片，这些有中国形象的东西对青少年有很大吸引力，价钱又不贵，许多学生就象如今的“追星族”一样搜集，自己或和要好的同学在家里学唱，以满足文娱生活的渴求。这也是伪满时青少年抵制奴化教育和怀念中国的一种表现和心理反映。
我厌恶透了日伪的奴化教育，课余时间大量地阅读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每每读到深夜，甚至把书带到学校，在课堂上冒着危险放在膝盖上偷偷地看。当时，盖平城无书店，有两三家杂货店、文具店带售少量书刊。我买书的好去处，是几十华里外的商埠营口市。那里的书摊有从上海偷运过来的进步书籍。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天，营口日本宪兵曾大肆拘捕“反满抗日分子”，但也没有杜绝掉书摊上暗中贩卖进步书籍。当然，买卖时要防备日伪警特的耳目。
读了许多文学书籍，情不自禁地写起文学作品来。在写作中，我以象征含蓄的手法，抒发了追求真理、向往光明、怀念祖国的思想感情。我用臧晶、臧青镜为笔名在《康德新闻》日报副刊《新文坛》、《康庄》、《新满洲》杂志，大连《泰东日报》文学副刊上，先后发表了《童年的回忆》、《学校里的老鳏夫》、《海之赠礼》、《家园里的孩子》、《孩子们别了》、《迢遥寄》、《仲秋夜》、《雁南飞》、《同院的一家》、《张半仙的故事》、《白华和丝丽》等小说、散文、诗歌10余篇。
我和盖平另两个国高中爱好文学的爱国学生建立了友谊。在盖平女高，有侯赓芝、穆玉琦、姜静芳等；在盖平一高，有李昌毓、杨世绵、孙世藩、门恩义、李吉恒、赵廷魁、高玉元等。我还和瓦房店国高的爱好文学的爱国学生石攻等有了来往。特别幸运的是我认识了进步作家于家麟（驼子）、鲁启智（华青，王道书院学生）、喻庆龄（铁汉，《新潮》杂志社编辑）。经于家麟介绍，我又认识了社会上爱好文学的爱国者王夕澄、门文东、王矜人、张可恩、孔庆举等以及张继宽（吉林师大学生）。他们都是反满抗日秘密刊物《行行》、《星火》的同人，秘密集会“消寒雅集”的参加者。在我认识的女高、一高的学生中，有些是共产主义者、革命作家花喜露在熊岳教高小时的学生。他们把从花喜露那里借来的进步书籍转借给我，于家麟、王矜人、鲁启智和他的弟弟鲁启仁（凤城国高毕业生），也把他们的藏书借给我看。
我把读过的鲁迅、巴金、高尔基等人的著作，也借给同班好友周建涛、王德祥、于恩惠、王永泰。我把我们几人写的散文和诗编成《盖平二高学生作品特辑》寄给《康德新闻》副刊主编张罗先生。后来发表了。我们在课前课后，午休或星期天，往往凑到一起，海阔天空地谈这谈那。我们谈起邓铁梅、苗克秀在九一八事变后率领义勇军打日本，从凤城打进岫岩，打到盖平附近的熊岳、营口、大石桥等地的英雄事迹，对他们被俘后誓不投降、视死如归的大义凛然气概，很是敬佩！当谈到盖平的两个大汉奸冯涵清（伪司法部大臣）、金荣桂（伪奉天省长）背叛祖国、为敌效力的罪恶行为，我们恨之不已！
这样，在盖平三所国高学校的学生中，都有了一股暗中活跃着的爱国力量。他们在读进步书和文学写作中结成了志同道合的友谊，还和外地的爱国学生有了联系，并且取得了社会上爱国人士的扶助引导，共同汇合起来，进行了反满抗日的爱国活动。
读书和写作的队伍形成了，而且建立在爱国的思想基础上，并拥有许多进步的书籍，这就具备了成立一个抗日爱国的读书组织的基本条件。秋天到来时，于家麟、王夕澄、王矜人、李昌毓和我研究，决定成立“读书会”。在这个秘密的爱国组织中，传阅进步书籍，交流读后感，密切友谊，相互勉励。我们确定，和这个组织发生关系的，必须可靠。实际上，读书会成立之前，它的活动己进行了，在20余人中传阅了百余本进步书籍。
姜静芳：我要化作银燕
1940年，我考入伪奉天省立盖平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在学校里，陷入民族压迫，强制奴化的苦闷之中，这里每日讲的都是所谓“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日满协和，共存共荣”一些滥调。不管酷暑严冬，每天要上“朝会”，默读日本天皇诏书。图14，15，
有一天，寒风刺骨，大雪纷飞，同学们冻得直跺脚，日本教师认为这是不满情绪，便罚全校师生站在鹅毛大雪里一个钟头，不许动一动。师生们愤怒地注视着雪地，把仇恨深深地理在心里。
更使人不能容忍的是，一位日本体育老师，一不顺心就命令我们这些女孩子到东门外一面街(妓院所在地)去跑步，他自己却站在城墙上指挥，往下扔石子儿打学生取乐。
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东北人民在日寇铁蹄践踏下，受尽奴役凌辱、掠夺屠杀之苦，过着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
自从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更是变本加厉，颁布什么《治安维持法》、《思想矫正法》，设置“思想矫正辅导院”，“保护监察所”等等，用以镇压所谓思想犯、嫌疑犯。对我同胞施以残酷统治，滥杀无辜。
面对日寇的凶残，民族的危难，我的心中堆满了恨，积满了怨。为了抒发内心的愤懑，我拿起笔来，写了许多诗歌、散文，用“银燕”的笔名发表在伪满的报刊杂志上。“银燕”意思是我要化作一只纯洁矫健的燕子，冲破狂风暴雨飞向南天——祖国。我的诗歌，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从而引起一些爱好文艺写作的进步青年朋友们的共鸣，纷纷给我写信，支持我，鼓励我。吉林师大的张吉宽、王盛家，盖县一高的喻庆龄等同学都给我写过信。本校同学侯赓芝、穆玉琪、赵俊芬等同学，也经常和我凑在一起，研究写作，交换进步书刊，我们形成了一个进步的集体。我们也常去盖县进步作家于家麟创办的“秋灯书店”，借阅一些进步书籍。当时，盖县的革命爱国气氛很浓。
赵俊芬：阅读进步书籍
身受着奴化教育的凶残压迫，同学们没有屈服，对日伪更加仇恨。我开始暗中阅读进步的文学作品和革命的书籍。在书中寻找慰籍。我读了鲁迅的《呐喊》和《狂人日记》，巴金的《家》、《灭亡》和《新生》，巴金翻译的波兰作家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等。我和陈桂兰等几个要好的同学(我们都是住宿生)常常在晚自习以后偷偷把书带到教室，放下防空灯罩，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有时读到深夜。为免这些违禁的书被发现，白天就把书藏到宿舍后边一个夹道里，上面放块石头压着。这些书给予了我们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启迪和生存的力量，唤起了我们的民族觉悟，点燃了我们的爱国热情。
同学们暗中传阅的书还有《大众哲学》、《社会主义ABC》以及丁玲、茅盾、老舍、高尔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这些书，是有的同学从进步的小学教师或亲友处借来的。我的下班同学穆玉琦，我的同班同学姜静芳的弟弟从小学语文教师花喜露那里借来了一些进步的文学作品和革命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