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达之无意变身txt: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村宗教问题的思考

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村宗教问题的思考

2007-04-12 14:58   来源：SRC-32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社会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价值观念等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正由单一化、同质性向多元化、异质性转变。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社会价值和规范的冲突必然会导致道德失范，让一部分人思想上产生理想信仰危机。农村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薄弱地区，由于缺乏承载这些功能的载体，宗教这一保守性的意识形态，就乘虚而入。目前农村宗教信仰已成为一个复杂、敏感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当前农村宗教信仰的概况及类型

　　目前，我国信教人数尚无确切数字。这里仅从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及笔者本人的调查，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农村宗教信仰的一些概况。
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研究表明，信教群众文盲多、老人多、妇女多、病人多的“四多”现象突出，以睢宁县为例，全县信教群众为７．５万人，其中文盲占５０％以上，小学文化占３５％，少数为初中以上文化水平；５０岁以上的占６０％，妇女占８０％，很大一部分是患病无力医治的群众。
　　根据笔者的调查，河南省安阳县各类宗教徒（来源于安阳县宗教局的统计），２００４年底总数为２４５３０人，按性别分，男性５９１８人，占２４％，女性１８６１２人，占７６％；按文化结构分，高中学历２５６８人，占１０％，初中学历６３５７人，占２６％，小学９０２０人，占３７％，文盲６６１３人，占２７％；按年龄层次分，１９～４０岁的信教人数６５１５人，占２６％，４１～６０岁９９７８人，占４１％，６１岁以上８０６５人，占３３％；其中全家信教的人数达４７２３人，占１９％。全县共２１个乡，分布范围达１００％，自然村为６０７个，宗教徒遍布４２４个村，占７０％。  
　　当前农村群众对宗教信仰存在着几种类型，主要表现为：
１．医病型。这些类型的信教人员多是疾病缠身，久治不愈，相信通过信教能医治疾病。我国自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增长突飞猛进，但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缺衣少食的现象还存在，而缺医少药则更普遍，尤其推行医疗制度改革后的十几年间，农村原来实行的合作医疗陷于瘫痪，看病问题成为农民心中的病痛，以至于流传着一种“小病拖、大病抗、绝症等死”的说法。面对这种困境，更多的人无法改变现实，选择信教便成了他们艰难贫困生活中的唯一依托。在调查中了解到，农村中只要有一个人因为信仰宗教而其原有的疾病痊愈的奇迹发生，就能够带动一家人、一族人、一村人甚至一个地区的人皈依宗教。据一些统计，在广大农村，因病而入教的信徒占６０％以上。
　　２．寄托型。从上述河南省安阳县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４０岁以上信教的人数占７４％，主要是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劳动能力逐渐下降，农民从事生产劳动的时间日趋减少，闲暇时间相应增加，又加之子女及晚辈忙于工作、生产和求学，身边无人陪伴，他们感到孤独寂寞、精神空虚，因而求助于宗教，以获得精神慰藉。
　　３．消遣型。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基层政府和村集体对农民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呈现弱化趋势。随着家庭的小型化、核心化，农民的家庭关系日益简单，个人受家庭生活牵制的程度减轻；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农民独立的生产经营主体的地位更加巩固，政府和村集体越来越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影响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正因为如此，不少信教群众看到隔壁邻居或要好朋友信教了，平安大吉，也抱着不妨试试的心态，走进了教堂，每周一次的聚会为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提供了消遣的场所。

　　二、当前农村宗教信仰的分析

　　１．社会主导精神在农村缺乏承载主体，导致部分农民信仰上的真空。社会主导精神是为社会群体所崇尚的思想行为体系，它为社会提供行为取向和笃信目标，对社会群体的精神归宿和行为模式有聚集和导向作用。在帕森斯的范畴体系中，社会系统是由潜在模式来维持的，这种维模功能的制度主要包括家庭和教育以及宗教制度的某些部分，它们共同承担着保存、传递文化的任务，社会成员的社会化过程正是通过这些制度完成的。而现行的农村教育体制是为城市输送人才做准备的，每年有３０％～４０％的农村学生进入高等学府，１至１．２亿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这些高素质的人才自初中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等主流意识形态的熏陶，能够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载体，由于他们走进了城市，这些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就消失了。农村的党组织本应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最好的载体，但多数党员素质低下，而且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许多农村基层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在调查中了解到绝大多数支部一个月都不组织党员学习，更不用说组织群众学习了。这些支撑载体的不复存在，形成了农村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空白点，为宗教的传播与盛行提供了可乘之机，为各类宗教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２．单调乏味的农村精神文化生活使人们缺少寄托。随着城镇户籍制度的放开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离开家园，走进城市寻找新的出路。这些留守的妇女与老人由于自身文化素质、年龄、经济条件等方面的限制，普遍感到精神生活空虚，文化生活贫乏，为了寻求精神寄托，而选择了信教。一方面，农村贫乏的精神文化生活与各种文化场所缺乏有关。田翠琴女士在她的《农民闲暇》一书中指出，在她调查的河北省８个村庄中，多数没有读书看报、看影视剧、体育活动、消遣娱乐、社交活动的场所。教堂则为这些农村妇女和老人提供了相互交流与排遣寂寞的平台。另一方面，农村文化生活的贫乏也与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有关。田翠琴女士调查中了解到，年龄越大，闲暇技能的掌握情况越差，没有闲暇特长的比例随年龄的提高有明显增长；按文化程度来看，文化程度越高，闲暇技能掌握情况越好，没有闲暇特长的比例随文化程度的提高有明显下降。每周一次的教堂聚会，除了讲经说道之外，还有教唱圣歌、弹琴等各项活动，这也是吸引部分农民信教的原因之一。
３．农村组织化程度的降低、政治环境的宽松为教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改革开放的大潮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使得以往高度集中的农村组织化程度极大地弱化了，甚至出现个别地方基层组织处于瘫痪无力的境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单个农民，面对日益复杂、模糊和不可预见性的市场，感到对自己未来的前景和命运无法预料，无法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坐标，从而产生孤立无援和漂泊无依的疏离感，这时就迫切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组织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然而，由于基层组织功能的弱化，农民自身的关联性较小，农民失去了依赖的对象。于是，为寻求安稳与寄托，人们纷纷转向、拥向教堂和各式教会，宗教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基层组织的部分功能，满足了人们心理归属和组织依赖的需要。与此同时，现阶段我国业已形成的宽松的政治环境，客观上也为宗教影响的增强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推行，信仰与否已被人们看作个人自由，国家不仅不予干涉，还给予法律保护，自然使信教群众如鱼得水。这些在客观上为宗教扩大影响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４．我国当前乡村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客观上为农民宗教信仰创造了条件。陶行知先生批判当时中国乡村教育的话，放在今天的大背景下，仍有值得借鉴之处。他说：“中国乡村教育之所以没有实效，是因为教育与农业都是各干各的，不相闻问。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去了促进的媒介。”自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高考就在指挥着众多求学的农民子弟，对农村中小学教学的安排也具有相当强的导向作用。多数农村的中小学几乎不开设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当前普遍倡导的素质教育如劳动技能教育、团结协作精神等也很难走入课堂。这种乡村教育体制的弊端导致基础教育中教育与生产实践严重脱节、教育与闲暇技能相距甚远。客观上，乡村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信仰宗教起了助推作用。
　　５．宗教与我国传统文化、民俗信仰的融合及宗教界人士为适应世俗化所作的努力也增强了自身的影响和吸引力。在宗教伦理道德中，有一套切合现世的人伦道德规范，它符合人性对亲情、正义、公正、同情、互助等的心理需求，使人能够获得心理或精神上的满足，产生归依感。针对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宗教界人士对自身的教义、教规增加了新的诠释与内涵，在某种程度上也适应了世俗化的要求，加之他们极力宣扬的慈爱、互助、集体主义与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对我国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也不无裨益，如１９９７年浙江省平阳市４３０００名基督教徒的犯罪率等于０％，这非常说明问题，可以说在法制仍不健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对法律还起着一定的补充作用。这些都进一步增强了宗教对人们的吸引力。

　　三、解决当前农村宗教问题的策略

　　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在渐进式改革日益向纵深推进的今天，对当前农村出现的宗教活动，既不可故意夸大它的消极影响而盲目禁止和打压，也不能听之任之、置之不理。唯一正确的解决对策就是针对出现这一现象的成因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对农村宗教活动进行管理与引导。
１．加强基层政府对农村社会主导精神的管理与引导。乡镇党委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代表，有责任和义务加强对村级组织的引导与管理，将社会主导精神的建构纳入到日常的工作中。随着后农业税时代的到来，乡镇政府催要农业税、乡统筹的使命已经终结，曾经因这种利益冲突而导致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危机将会随政府职能的转变而重塑。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的到来，基层政府应根据“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全面推进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作为宣传社会主导精神的电视媒体尤其地方电视台，应走进农家、贴近农民，弘扬时代主旋律，宣传时代主题，以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等吸引农民，帮助农民以正确的价值观对待生活、以理性的心态对待困难。
　　２．建设和完善农村文化生活设施，培养农民文化生活素养。要转变农民落后的思想观念，使农民在农闲之余学到知识、发展技能、提高素养，就要建设和完善农村各种文化生活设施。在当前，有图书馆、阅览室的农村相对较少，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这些设施几乎不存在。

这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强农村文化设施的投入，同时也需要有识之士的捐助。只有通过书籍报刊，才能帮助农民开阔眼界，了解外部信息，充实精神世界。同时，村委会、农村基层党组织可以有针对性地引导农民组建一些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队、民间艺术团队等，开展一些高品位的文化活动，如组织农村老年妇女举行剪纸比赛、编织竞赛等。这样，即可帮助农民建立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也可以培养农民的文化生活素养，精神充实起来的农民就不会在宗教中寻求慰藉了。
　　３．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培养主流意识形态承载的主体。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是党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当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承载主体。当前，加强农村党的工作，必须结合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使广大农村党员认真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始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农村基层党组织不断提高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农村党员在自身素质提高的基础上，要带动周围群众定期或不定期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同时结合农村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正面教育。通过党员的示范导向作用，使广大农民群众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科学发展观。一旦农民接受了先进的主流文化思想，宗教在农村中的传播与盛行自然就失去了其生存的土壤。
　　４．完善乡村教育体制，寓素质教育、职业培训于教学之中。当前农村教育问题已引起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资金投入力度已达到历史最高，从２００７年起农村中小学全部实行真正的九年义务教育，减免学费、书费。从这一点看，不能说国家对乡村教育不重视。但从乡村教育体制上来审视，可以看出目前的乡村教育，广大农民受益率普遍偏低而且缺乏功效性，现在的乡村教育过于注重选拔而轻视普及，过于急功近利而不以乡村建设为本，可以说是城市教育体制向农村的延伸，它的客观结果是通过教育把部分农村子女转移到城市，是典型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思想。这种模式只是使少数农民子弟改变了个人命运，它不仅没有为农村培养人才反而从农村抽走人才，对乡村生活的改造、整个农村的发展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它并不符合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乡村则越来越呈现边缘化的趋势。如何改变乡村贫困落后的面貌，实现乡村教育为乡村发展服务？乡村教育，应该包括乡村基础教育、乡村生活实际需要的职业教育和乡村师范教育，乡村教育要从城市化大流的教育中独立起来，要有一个系统与体系来突破和巩固，要形成一种“乐业、学习和创新”的乡村文化，要立足于乡土化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５．引导广大宗教信徒自觉将宗教的教义融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在农村宗教工作实践中，最重要的要引导广大宗教徒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自觉将团结合作、勤勉自强和敬业奉献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此外，还要引导农村宗教信徒对宗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积极挖掘宗教中积极、合理的因素，将这种阐释和弘扬我国的先进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符合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要求的宗教文化。引导的宗旨就是促成广大宗教徒成为热爱祖国的爱国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促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