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泳二次退不协调:怀疑成中国人生活方式 地方政府越来越不被相信- 搜狐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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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   地方政府越来越不被相信

来源:新华网 2011年01月17日10:41我来说两句(8161)复制链接打印 

 

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直接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
  对话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正在不断损失

  一些单位机构做过的调查表明,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级次之,地级再次,县级最差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亚君发自北京“中国互联网进入全民围观时代”这是2010年岁末,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最受关注的一句总结。

  这意味着,信息分享的背后挺立着4.2亿中国网民大军,他们在虚拟平台上观点交锋、意见发布。与此同时,一方面是社会参与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则坦言,政府的话语体系与网民的期望尚有距离,这是“围观”平台上,影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主要障碍。

  “地方政府的话越来越不被相信”

  《国际先驱导报》:一些突出的热点事件,比如“李刚事件”,会给政府公信力带来多大程度的损害?

  单学刚:“李刚事件”比较典型,它涉及到中国社会的很多领域。比如“官二代”、交通肇事、学校“朴素”的维稳观、学术诚信等。由于它涉及到社会矛盾的很多领域,所以很受关注。“李刚事件”和“浙江乐清村长之死”可以说是去年最受关注的事件,这些事件给了社会舆论一个宣泄的窗口。网民利用这些事件进行了情绪上的宣泄。 “李刚事件”,对整体“官二代”的形象、官员形象都有负面作用。

  这一事件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应对突发事件,信息透明、公开,不能以维稳的目的去遮蔽,去拖延。网络是社会情绪的宣泄窗口,用传统的维稳观去应对微博背景下的媒体环境,(会)构成很大的矛盾。这个事件还留下一个隐患:事发后出现了几十万造句,比如,“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飞流直下三千尺,不如我爸是李刚”等。很多娱乐化的造句,对政府公信力也好、对官员形象也好,是一个长期的负面效果。“李刚”已经变成了不良官员的代称。

  Q:你还提到了最近刚发生的“浙江乐清村长之死”事件,我们看到,当地公安机关的信息发布速度是比较快的,当地也第一时间开通了微博,这些方式对政府公信力建设有帮助吗?

  A:这确实是一种积极态度。我注意到有篇博文写道“我们为何患上"迫害妄想症"?”就是说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交通肇事事故,但为什么非要先设定为有迫害嫌疑?这是大家对政府不信任的体现。开通微博、两手准备去调查的态度都是这一事件应对中的亮点,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找出真相,恢复公信力。

  Q:“迫害妄想症”与2009年相比,有加深吗?

  A:
随着时间的推移,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有。并且和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有关。矛盾的过程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长期以来,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好,矛盾肯定在逐步加深。到某种时间段上,在某个突发事件上就有明显的表现。但也不能根据这一点去判断现在官民关系就一定怎么样。没有科学数字,很难得出一个主观的判断。只能说,随着矛盾的加深,在某种情况下某些问题上可能会被激化。

  Q:那么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研究,虽然没有科学的数字,但对当下的政府公信力、官民关系有没有一个恰当的判断和表述?

  A: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损失。这点上,有其他一些单位机构做过一个调查,表明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级次之,地级再次,县级最差。这反映出老百姓对中央政府还是有一个比较高的评价,但在基层,很多基层政府在日常管理方面水平不高。县市级的政府公信力确实有减弱的迹象。表现为,政府的话越来越不被相信,觉得是在编造。还有对当地公检法机关是否能把问题查清楚的能力存在质疑,不相信官方的结论。

  Q:除了上榜的网络热点事件,还有哪些监测的案例能印证这个说法?

  A:
比如,去年9月的“湖南凤凰女坠楼事件”,虽然对犯罪者判刑很重(死缓),但是大家还是对此颇有争议,就是因为当地机关一开始遮遮掩掩、透明度不高。还有“宁夏吴忠跨省抓捕王鹏错案”,人们质疑,很多时候,为什么要采取一种极端的方法来抓捕网民呢?可能他自身也存在问题,为了掩饰问题所以采取这种比较极端的方法。

  负面的案例并不少。特别还有拆迁问题,从唐福珍到江苏东海的父子自焚,到去年宜黄的拆迁事件,通过微博的推动,成为全民“围观”的事件,对当地政府的公信力都是减弱。

  大家突然都不说的事情,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单学刚和同事的研究发现,随着近年来社会矛盾的加剧,“意见领袖”的价值立场发生明显分化。一部分人对社会的渐进发展失去耐心,趋于激进;另一部分人依然坚定地选择了体制内改革的立场。“如何团结和借重其中理性的声音,抑制其中非理性的声音;如何凝聚"意见领袖"推进改革的基本共识?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付出更为诚挚和细腻的努力。”他说。

  Q:政府的话语体系和舆情表达的诉求,主要分歧在哪里?

  A:
观点有分歧也比较正常,因为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和出发点上。有些事件是在试图寻找这种交叉点,双方都在向对方立场靠近。比如“躲猫猫”事件后的追责处理。但是有些事件因为地方政府的推诿、拖延,到最后虽然大家都不说了,但是与网民的预期仍有一定差距,那么这些事件我们就称为一颗“定时炸弹”,表面看起来已经过去了,但要是今后又出现了类似的事件或者相关事件,这一事件马上又被提起,而且会变本加厉,有点像挥之不去的阴影。

  网络舆情表达的诉求主要有两点:第一是真相,网民首先要知道不管是好事坏事,真相是什么,而不是含糊其辞;真相之后就是追究责任,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谁应该负责?影响政府公信力的主要是真相和责任。当然,真相可能很复杂,也许在第一天不能把真相说清楚,但是要有一个好的态度,对信息积极通报。最近几个案例还不错,比如“跨省追捕王鹏错案”,媒体披露后第三天,当地公安机关最高的两个负责人就被免职了。这与以往相比,已有很显著的提高。

  Q:舆情监测室每个季度发布“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排行榜”,制定这个榜单有助于缓解地方上的官民对立吗?

  A:还是有助于的。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那么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应对突发事件,而现在应对突发事件,离不开网络新媒体,所以能不能处理好突发事件,能不能处理好突发事件中和新媒体的关系,也是考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力度的体现。

  Q:去年四个季度的榜单变化明显吗?

  A:
从政府应对这个角度上讲,应对的速度和态度是有所提升的。发现问题早,更早地控制事态发展的方向,在信息透明度方面也有所提升,至少事件出来后大家会明白透明、公开的重要性。另外运用新媒体方面也有所提升,比如开通了不少官方微博,设立新闻发言人,和网民进行互动。当然,还有普遍存在的不足。有些情况下,有关部门试图进行好的处理方式,但是对新媒体的特点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导致回应的时机、讲话的方式和网民预期有一定差距。

  Q:一边是突发事件产生的破坏力,另一边是网络问政的建设力,破坏力和建设力现在哪个力度更占优势?

  A:我觉得一些基层政府公信力的损害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修复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对于基层政府而言,一些具体事件,比如拆迁事件,这个事件到底有没有责任,谁的责任,是可以说清楚的,但是整个社会对强拆的不满,是难以扭转的。所以对基层政府来说,如果能把每个环节都处理好,那么它就是在为扭转全局做贡献。如果大家都能做好,慢慢就能转变过来。目前这个阶段破坏力很严重,就是现在一点点积累起的社会矛盾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所以也要给大家一点时间去进行良性的互动,去一点点提升公信力。

  专家视角:重构信任,我们才能获得幸福

  【访谈对象】周瑞金 著名社会评论家、知名学者

  【主持人】邓媛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维稳旧思维影响政府公信力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关于“信任”的话题出现,比如老百姓可能不相信公安机关的某次调查结果。您怎么看?

  周瑞金:这些案例反映了官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有深层次的原因。综观农村目前的群体性事件,和土地拆迁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多数是有关的。土地拆迁引起的矛盾,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地方政府发生了矛盾,而地方政府又把农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方式当作影响稳定,于是又从维稳的角度去处理问题,不善于正确处理这种关系,反映了我们维稳的思路比较片面。

  这两年我们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原因有很多,客观的原因、主观的原因,以及在处理老百姓利益问题上的政策有实际的困难。我觉得上级领导起到比较关心的作用时情况会好一些,但是上级领导不出来时,基层政府和老百姓的对立就比较明显,很多事情很难解决。比如,钱云会事件,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被谋杀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要说是普通的交通肇事,很多人又难以相信。我认为当地公权力介入时要注意,不要把很多知情人隔离起来。怎么做让老百姓觉得比较公正?这里有方式方法的问题。

  总体上看,目前爆发的群体性事件,一是涉及到土地和拆迁的农民权利的维护问题;另一个我们的维稳的思维逻辑和农民维权的逻辑发生冲突,显示出什么叫稳定,农民有意见不能当作不稳定,要正确处理,调整维稳的思路。公信力问题涉及到这两个根本问题。

  Q:提到基层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有实际的困难,这主要指的是什么?

  A:
具体的困难主要因为和老百姓的关系,基层政府一般处在和老百姓打交道的第一线,和老百姓的冲突会经常发生,小事情也会变成大事情。基层干部也很累、很辛苦,面对的是直接的群众。不像上层领导隔了一层,相对好处理一些,所以基层一般发生和老百姓的矛盾时,特别需要上级领导及时介入。一方面能够指导基层干部如何正确对待,同时也能够全面看到问题所在,能够介入解决一些问题。再回到浙江乐清村长之死这个案例上,村长被碾死事件直接和“征地”有关。建厂的征地补偿够不够?如果存在问题,那么政府要承担责任,上级领导需要缓解村民情绪,指导乡村一级的干部解决问题、维护农民的基本利益。

  Q:公信力下降,是否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阶段?

  A:
从目前来看,我觉得现有的冲突主要是内部矛盾,处理利益关系调整上的问题。群体性事件,争利不争权。大部分是利益引起,维护自己权益。中央提出要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在市场经济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必然部分农村土地涉及到征用,农民被征地后被补偿多少合适,这些问题上需要有法制的规定。

  现在旧的拆迁法被批评很多,但新的拆迁法迟迟没有出台。这说明问题很复杂。农民维权不仅是土地拆迁,还涉及到陵权、矿权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环境污染问题等。

  市场竞争焦虑让人与人疏离

  Q:除了官民之间的信任,其实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目前也普遍缺乏信任,比如为争房产,亲人之间也能反目成仇;去医院看病,患者不相信医生等。

  A:公民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我们面临的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问题:市场竞争的焦虑。市场竞争引起的焦虑弥漫在这个社会。以前阶级斗争时,通过政治运动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改革开放后不搞政治运动了,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了,个人要有上升的通道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于是,每个人都想争到自己的利益,很短视,别人获得的自己没获得,就会有焦虑感和失落感,容易在眼前利益争夺下,互相不信任。

  由此出发,又产生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也就是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对立情绪,进一步产生仇官、仇富情绪。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加以疏导,要建立文明的精神,道德规范,要从物质主义、享受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思想中解脱出来,更多关注人文精神,要有精神的追求,精神的关怀,把公民的精神层面提得更高一些。

  人际关系在社会转型期间,总会有一个调节的过程。所以这里面需要有一个社会基层的自治,社会的问题交给社会自己治理。公民之间要自我管理、自我提高、自我监督,要形成公民社会的规则。

  Q:从精神层面上而言,信任缺失的后果是什么?

  A:
现在精神病患者越来越多,人们的信任感低,失落感增多,就是说即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是人和人比还是会有失落、幸福感比较低,缺少满足感。人对物质的追求需要满足感,对人与人竞争结果的公平性感到不满。这种情绪是在竞争中人的本性都可能有的。需要我们社会加以引导和疏导,正确的社会管理。政府适当管理,有一个仲裁的机构满足人们对公平的调节。

  总之,我们需要从法制、建立公民社会等多方面努力,才能重构信任,获得幸福

  。(本报实习记者胡萍萍对本文亦有贡献)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