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桥石化邮箱登陆:宋以朗：我的父亲宋淇与钱锺书(2)

宋以朗：我的父亲宋淇与钱锺书(2)

　　以下一例，大概可说明钱锺书的联想、记性都很匪夷所思。1981年1月21日，宋淇写了一个原创笑话给钱先生：

　　前数月曾虚构一笑话，一友人在美结婚，随后回港拜望岳父母，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当场塞了他一封见面钱。

　　泰水：“意思意思。”

　　婿（推却）：“那怎么好意思呢？”

　　泰水（一定要他收下）：“小小意思。”

　　婿（连忙收下）：“太不好意思了。”

　　友人是电影导演，问他如此对白精彩否？他说广东人未必能体会，洋人一辈子弄不明白。

　　1981年2月8日，钱锺书回信，居然引用了一部十九世纪的书作答：

　　所示“意思”对话，极妙！因忆苏格兰人夸其方言之简而义蕴富，有一例。“Customer（inquiring the material of a plaid）：Oo（wool）？Shopkeeper：Ay，oo（yes，of wool）. C：A‘oo（all wool）？S：Ay，a’oo（yes，all wool）C：A‘ae oo（all same wool）？S：Ay，a’ae oo（yes，all same wool）.”（E. B. Ramsay， Reminiscences of Scottish Life and Character，1857，p.130）告资谭助。

　　我一位友人（冯睎乾）曾翻过这段文字，不妨借来供各位参考：

　　顾客（询问一条毛呢长披肩的质料）：Oo（羊毛）？

　　店主：Ay， oo（是的，羊毛）。

　　顾：A‘oo（全羊毛）？

　　店：Ay， a’oo（是的，全羊毛）。

　　顾：A‘ae oo（全一样的羊毛）？

　　店：Ay， a’ae oo（是的，全一样的羊毛）。（E. B. 拉姆齐《苏格兰风俗志》，1857年，第130页）

　　1981年1月3日，钱锺书来函，对国外来的学术访问团大加嘲讽：

　　昨日得通知，美国“Commission on the Humanities”有代表团于月中来京，讨论人文科学问题，须弟参与。大约事前要筹备，届时得开几天会（访问期一周）。此等事皆游谈费日，those who can， do； those who can‘t， teach； those who can’t teach， go on lecturing tours & attend learned conferences. Philip Larkin诗“Naturally the Foundation will Bear Your Expenses”嘲讽此等学者，想鱼目、牛皮辈未必读，读亦如未读。What‘s the bloody use of writing satires？！

　　我主要想谈谈这句：“Those who can， do； those who can’t， teach； those who can‘t teach， go on lecturing tours & attend learned conferences.”中文意思是：“有能者为之，不能者为师，不能为师者，则四出演讲、参与学术会议。”刻薄得来倒相当精警。尽管不必解释什么，这句的意思也很明白，但知道钱先生暗用了什么典故，又别有一番乐趣——他必然期望我爸爸会看出那精心隐藏的一重意思。

　　钱先生的话，其实出自萧伯纳（Bernard Shaw）的《革命者箴言》（Maxims for Revolutionists）：“有能者为之，不能者为师。”（He who can， does. He who cannot， teaches.）原来只有两句，后面自然是钱先生杜撰的。我因此想起1977年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经典电影Annie Hall，片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We had a saying， “Those who can’t do， teach， and those who can‘t teach， teach gym. And those who couldn’t do anything， I think， were assigned to our school.”

　　翻成中文就是：“我们有句说话：没能力做事的，就去教书，没能力教书的，就教健身。而那些什么也做不来的人，我认为都分配到我们学校。”钱先生有没有看过伍迪·艾伦，我不得而知，但他们的口吻和机智都很相似。但仅仅就这里的“恶搞”萧伯纳而言，我觉得伍迪·艾伦的话似乎更幽默。

　　钱锺书《说笑》有一段话：

　　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

　　那么你读了以下这封以“告博一笑”结束的信，又是否会笑，或懂得笑呢？1981年1月19日，钱锺书来信谈David Hawkes和杨宪益夫妇的《红楼梦》译本：

　　前日忽得Hawkes函，寄至The Story of the Stone第三册，稍事翻阅，文笔远在杨氏夫妇译本之上，吾兄品题不虚；而中国学人既无sense of style，又偏袒半洋人以排全洋鬼子，不肯说Hawkes之好。公道之难如此！弟复谢信中有云：“All the other translators of the ‘Story’──I name no names── found it ‘stone’ and left it brick”，告博一笑。

　　钱先生那句英文，字面大意就是：“其他《石头记》的译者——我没指名道姓——总是以‘石头’始，以‘砖头’终。”单看这句已很有意思，但如果你明白钱先生还同时暗用了古罗马奥古斯都皇帝（Augustus）的一句话，也许就更能与他“莫逆于心，相视而笑”了。

　　原来奥古斯都曾自夸功业：罗马在他接手时只用砖头砌成，但他留给后世时，已全部化作大理石。此语记录在古罗马史家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的《罗马十二帝皇传》（The Lives of the Caesars），原文是拉丁文，英译一般作：“he could justly boast that he had found it (Rome) built of brick and left it in marble.”这里钱锺书反用其语，不但贴切《石头记》书名，也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它的众多译者。

　　附记一则，虽与宋、钱信札没直接关系，但也跟钱锺书的语言习惯有关。我一直很好奇：究竟钱氏夫妇平日用什么语言沟通呢？

　　钮先铭《记钱锺书夫妇》有一段说：

　　1936年，我住在巴黎多纳福街的小公寓里，位置在巴黎大学的后方，是学生的聚散地。有一天我刚将走出公寓的门堂，看见一对夫妇也走进来，正用着英语在商量着想租一间公寓。都是东方人的面孔，男的留着一小撮希特拉式的胡子，女的梳的是马桶盖的娃娃头。二十多岁的一对青年，这种打扮，人在法国，而说英语，真是不伦不类！因之引起了我和思进的注意，认为是日本人，我和思进都曾留学过日本。这就是钱锺书和杨季康一对夫妇。从此我们四人就做了好朋友。

　　《一代文化大家的高尚情操》（《人民日报》，1998年12月30日）则如此记述：

　　何青医生说，四年来，杨先生天天带着自己做的便于钱先生食用的饭食到医院探望。钱先生同杨先生在一起时，有时用无锡话交流，有时又在讲英文。杨绛始终陪伴在他身旁，在他的最后时刻，不停地用家乡无锡话在他耳边轻轻祝福着。

　　1979年8月19日，我爸爸写信给张爱玲说：

　　[钱锺书]在国内时同太太相约，每星期轮流讲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免生疏，所以出口成章，咬音正确，把洋人都吓坏了。

　　然而历史学者汤晏在《一代才子钱锺书》中则澄清说：

　　外界还有类似这样的报导，说钱锺书在家与家人均讲外语，好比说周一讲英语，周二讲法语，周三讲德语及意大利语，馀类推。这也是无稽之谈。钱锺书看到了一笑置之。他写信给夏志清说：“弟法语已生疏，意语不能成句，在家与季康操无锡土话。”（1979年17日，何月不详）

　　宋淇夫妇。钱锺书致宋淇（1980年9月19日）：“奉长书并瞻近影，丰腴胜前，精神饱满，尤佳者一望而知为聪明绝世之士。嫂夫人亦驻颜有术，东坡评书法所谓‘端庄流丽’，真福慧能兼之相。”

　　论学

　　今天有很多香港人都抗拒人大释法，但当年宋淇和他的中文大学同事每有疑难，总要求“北京最高法院”钱锺书来一锤定音。1980年3月19日，宋淇致函提问：

　　现在我们中心有一难题，尚未解决，只好最后向“活百科全书”请教并作最后判决。辛弃疾《贺新郎》有一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甲解为：“我不恨见不到古人，我恨古人见不到我狂。”乙解为：“我不恨古人见不到我，我恨古人见不到我狂。”……得先生一言，所有人均无不服。

　　钱大法官的判词是：

　　愚见以甲说为当，然非Sir Oracle，妄言之而君姑妄听之耳。此种句法，六朝时亦见《洛阳伽蓝记》，拙作《管锥编》第二册698页可参考。

　　查一查那页，果然就见到辛弃疾《贺新郎》那句，之前还连引三个先例，说明此句意思确是“我不恨见不到古人”，令人无话可说。

　　1981年，我寄了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给爸爸，他又转寄钱锺书：

　　此书乃小儿寄来，大概是现代年青人喜爱的作家之一，故“承子命”读之，免得“代沟”越来越深。

　　钱锺书阅后回覆：

　　Sontag书极伶俐，然正如其Against Interpretation，偏锋甚锐，而立说未圆。例如tuberculosis诚如所言藉metaphor以逃避惨痛现实；cancer则on her own showing 似未可相提并论。Tuberculosis：病妇成为十九世纪末文学中典型（La femme fragile，见《管锥编》753页注5），告兄资谈助，聊补Sontag书所未及云。

　　查《管锥编》引文，其实只有一句相关：“欧洲十九世纪末诗文中有‘脆弱女郎’一类型，具才与貌而善病短命”，附注是一部德文书：Ariane Thomalia， Die “Femme Fragile”： ein literarischer Frauentypus der Jahrhundertwende，中译可作《脆弱女郎：世纪之交的一个文学女性类型》。

　　看了上面两个例子，大概知道钱锺书的答问方式，就是无论你问什么也好，最后他总叫你翻他的《管锥编》。机灵如钱锺书，当然对自己相当自觉，所以早就自嘲一番，有一封信说：

　　Jean Moréas 晚年闻人谈哲学、神学等一切问题，辄曰：“何不读吾诗集，吾诗集中亦有之”（Il y a aussi de l‘ésotérisme dans mes Stances， etc.)。弟自笑亦大类此。

　　按“Il y a aussi de l‘ésotérisme dans mes Stances”是法文，意思是：“我的《诗集》中也有些秘传之学。”

　　钱锺书致宋淇夫妇信

　　香港

　　由于我在香港书展讲爸爸和钱锺书，自然就要提一提宋、钱眼中的香港。钱先生跟香港的因缘，始于1938年。陶然《登门，人已去》（见《我们的钱瑗》）有一段：

　　她（钱瑗）笑说，好多年前（1938年）她爸爸在香港投宿客栈，推门进去，管房的说没房间，钱锺书争辩道：门口明明写“有房间”嘛！那管房的领他去看，指着那牌子大声 说：“冇房间！”原来，大学者钱锺书也被广东字“冇”难倒，“冇”也看成“有”了。

　　自此之后，钱先生就没再踏足香港，也许他真觉得这里“不是学人久居之地”。爸爸虽来港几十年，似乎仍觉得格格不入。1981年，他写给钱先生说：

　　《围城》一书新版，此间想不如国内轰动，港人守旧得出奇，至今国语电影观众听不懂，要在片上打中文字幕，真可称为海外奇谈，简体字多数人怕看、拒看，说不定宁愿看盗印本，否则口碑如此之佳，定可成为畅销书。

　　同一年，宋淇又写道：

　　此间乏解人，亦少可谈之人，香港人只能作手谈，谈论学问或笔谈乃强人所难。一笑。

　　我不禁想起陈寅恪教授在港大期间，也只觉得“进退维谷”，他在1940年8月28日写信给傅斯年说：

　　别有一种精神上不愉快之感觉，即无人可谈无书可读。

　　也许就是这种原因，即使到了1980年，爸爸虽亲笔邀请钱先生到中大讲学，也被他断然拒绝。钱锺书当时只说：

　　我若来港，主要是为见兄夫妇一面；上月傅聪来舍晚饭，谈起游港，我亦曰：For me， Stephen is Hong Kong or rather H.K. is S. just as “L‘état c’est moi.”

　　“L‘état， c’est moi”是法文，中译一般作“朕即国家”，直译是：“国家，就是我。”相传为路易十四所说，没料到给钱锺书一下恶搞，就变了“香港，即宋悌芬。”爸爸居然成为旅游景点，特区政府不知道有何感想？

　　结语

　　以上摘引当然只是冰山一角，但已能大致窥见爸爸和钱先生的通信，本身就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珍贵史料。讲座中有人问我，这些信该如何处理？我暂时还不知道，有可能是把它们全数寄还杨绛先生，也有可能在杨先生的同意下，把它们整理、注释，然后出版——版税当然也全数捐给钱先生设立的奖学金。

　　一切人、事、物都有自己的归宿，我喜欢看见他们团圆，所以既是钱先生的信札，我就觉得要回到杨先生的手里才对，正如我的父母和他们已逝的朋友们，也应该已在彼岸重逢，那里有一个永恒的派对，他们谈笑风生，就像回到六十多年前的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