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机动型精神力扎古:“微博治理”究竟在承担怎样的使命？

“微博治理”究竟在承担怎样的使命？
作者：静之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1-2-19
本站发布时间：2011-2-19 0:46:53
阅读量：281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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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2010年重要的事，首先想到的就是微博的横空出世。微博元年，大概不会有人会想到，就是这一年，微博“走街窜巷”，红遍大江南北；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么一个网络小应用，引来数以千万记的网民在140字的篇幅内，写下经天纬地之乾坤，关注社会热点，参与公共事件，见证社会变迁，于不经意间，迅速成为国民的一种新潮的生活方式，使这一年成为社会共称的“微博年”；更不会想到，还在“摇篮期”的它就已如“壮年期”般释放出强大的能量，并以其独具之魅力凝聚了民众的自觉意识，不觉间已担负起社会治理之要责。
微博，作为一个网络交流平台，广大民众通过它能够迅速地参与到自己关注的公共事件当中，发表自己的看法，支持他人的建议，还能进行建设性的合作，发起目的性的公民行动，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微博治理”无疑标志了我国公民社会发展进入了又一个新兴阶段，这显然不能脱离网络工具革命所带来的助力，但根本还在于民众自觉意识的提高。
“微博元年”的治理行动
    前不久的《瞭望》杂志载文称，截至2010年10月，中国微博服务的访问用户规模已达到1.2亿人，活跃的注册用户数突破6500万个。
在过去的2010年，微博伴随着贫频发的社会事件成长，也见证了这一年公共事件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去年年末时代周报评出了“微博治理时代的十大事件”，当中不泛有我们熟知的上海大火事件、宜黄强拆自焚事件、“李刚门”事件等，且每件事都共同在网络上引发了“微博巨澜”，微博直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每一件原本在传统意义上只牵涉当事人的“单纯”事件推向一个万人瞩目的公共事件。可能连当事人都不知道，在他一觉醒来他居然就成为了社会焦点。在围观这组事件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评论：
“正是通过这一新的通讯技术，我们看到了背后的种种黑幕，许多令人惊讶的罪恶逐渐浮出水面。”
“在微博上，同情弱者、制约强权已为基本共识，任何一个违背该共识的人都将遭到网民们的痛击。微博的介入将地方政府-被强拆房主之间的权力博弈置换成了网民-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博弈。”
的确，“微博力”的背后是正在生长的公民力量，“微博力”让我们在困境中不再势单力薄，让我们在强权面前不再哑口无言，让社会不公再也无处藏身。从“谢朝平案”中的检察院拒绝批捕和“宜黄拆迁事件”中，宜黄两大领导被问责下台来看，公众在微博上确实得到了胜利的快感。接着就是去年年末发生，直到今天都还颇受关注的浙江乐清“钱云会事件”。事件一起，微博上便风起云涌般形成围观，网友纷纷表示关注，发表看法，参与讨论，并不断有“事件真相”披露，网上围观近一周之后，“微博观察团”从线上走到线下，公民自发组成各路“公民考察团”走入乐清，实地挖掘事件真相，分别发表各自的调研报告，成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建设性公民行动。这一行动把全国人民的视线都引向乐清，带动民众一同去质疑公安部门的调查程序公正性、调查结果准确性，这种质疑精神是公民社会成长必须具备的理性引导。
“微博打拐”——民间自觉才是公民社会的根
2011年1月25日，于建嵘教授在微博里宣布，已在新浪及腾讯两大门户网站设立专题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呼吁网友如果碰到乞讨儿童即拍摄上传至网上，同时督促警方采取相应行动。    这一号召引起了网友的极大反响，截至2月8日19时30分，专题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粉丝已达8.8万余人，最近几天粉丝数量更是以每日上万人的速度增长。目前，该微博已发微博1800余条，90%以上都是全国各地网友拍摄的乞讨儿童照片。
这场“微博打拐”在兔年一开年就掀起了新一轮万众瞩目的公民行动，虽然之前公安部也启动过5次全国范围内的打拐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都没有像这次社会自发行为一样引发民众对“打拐”的空前重视。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就有多名乞讨儿童被成功解救，关键在于，还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加入到解救被拐儿童的行列中来，献计献策：全国各地乞讨儿童的照片不断被上传到网上；代表委员在酝酿议案提案，做制度跟进的努力；各地警方则积极回应网友提供的线索。
尽管这样的民间行动有了初步成效，但它从一开始便伴随着这样那样的质疑。此种运动式的网络行动缺乏持久性，是否会导致乞讨儿童暂时藏匿起来避风头？接着就是，最近几天，质疑声日重的关于“打拐”和“禁乞”关系的争论，于建嵘教授在“解救乞讨儿童官方博客”上发布了《“禁止儿童乞讨”拟提交两会系列提案、议案、建议案要点》，于是有学者认为，乞讨也是一种权利，不应被剥夺，随后中国青年报载文反对，提出乞讨不是儿童权利，呼吁社会援助。法学家王建勋呼吁，民间打拐值得鼓励和倡导，但打拐行为不能脱离法治轨道，关键需要探讨的是，人们在拍摄儿童乞讨照片之前，往往难以知道该儿童是否系被拐卖——普通民众很难有调查和核实其真实身份的权利和能力。对于乞讨行为，倘若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禁止，则这样的法律不仅无法保护人们的权利，反而成为限制甚至戕害人们权利和自由的工具。南方周末著名评论员笑蜀也多次在微博上就“禁乞”发表看法，他认为首务不是“禁乞”而是建立儿童福利体系，国家应该给足儿童奶粉钱。
但无论有怎样的争议，从该次行动本身的自觉性来看，来自民间的努力应该得到多一些鼓励，社会力量可以帮助政府行为，民间行动可以助推制度完善东方早报评论认为，此次“微博打拐”至少有两个重要经验值得重视，首先是要降低活动参与的门槛，其次是信息需要可交流、可验证，实际上是证明了自觉的公民参与和公民的有效参与的重要意义，同时倡导对于这类全社会范围的事件应该加强警民合作。笔者认为，这一行动最为宝贵的价值其实在于民众的自觉意识，有了这一意识，公民社会才算是真正有了根。
“微博治理”困境——“网络水军”和被迫返乡的儿童
“网络水军”
2010年12月1日，人民日报载文《必须理性看待网络民意》，称近来“网络水军”不断制造“网络暴力”事件，炮制虚假民意，混淆视听，干扰民意，使得人们开始怀疑：互联网时代，网络民意究竟能不能反映真实的民意？那么又该如何看待网络民意？
前不久，蒙牛伊利之间的黑公关事件，以及360与QQ大战，使得“网络水军”、网络公关公司问题浮出水面。这支“水军”在网络上到处发帖、跟帖，在短时间内打造出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事件”，形成自编自导的舆论场；或为企业提供品牌推广、口碑维护的服务，对己不利的帖子进行删除，对竞争对手进行诽谤、栽赃和陷害，通过网络舆论传播，打击、破坏竞争对手的形象。这样的恶性行为是在“绑架”民意，那么，一旦这样的“水军”在利益驱使下大批走入微博平台，无疑会使之成为利益争夺的前线，届时，所谓的公民参与平台将面临崩溃，“微博治理”也会变身“微博乱政”。
当然，这样极端的预设是亟待说明当下“微博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之严重，亦须国家社会群策群力，谋求救治之道。“网络水军”是通过左右民意来达成其目标的，那么，民众是否能被误导便成其行为逻辑的核心，可见，所谓“网络水军”，真正考验的是公众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因而，一是要靠公民个人和行业协会的监督和自律，此外，要靠法律法规的保障和强有力的执行，这就需要国家公权力的介入了。
被迫返乡的儿童
当“微博打拐”初尝甜头，民间为此纷纷称快时，新的状况又出现了。民众们忽然发现，怎么往日在某个地方固定乞讨的儿童，再也找不着了？是已经被解救了吗？时间走过，当这样的事情不无巧合的在不同地方一同出现时，我们似乎可以尝试判定，这些孩子好像自动或被动地藏了起来。
深圳都市频道的《第一现场》栏目曾报道，世界之窗外广场上卖花的小女孩儿找不着踪影了，东门老街被商户熟知的卖花女孩也异常失踪了。这其中，固然有拐童者受“民间打拐”所怵，将卖花童（行乞儿童）暂时控制起来的可能，但同样方式却也可以重演不同的故事。
2011年2月14日，生活新报载文《不为人知的红河“行乞乡”穷和懒造就行乞热潮》称，“微博打拐”一起，云南红河县垤玛乡出现了儿童返乡潮，而这些孩子都是在外地行乞的。我们不禁要问，这个乡为什么成了“行乞乡”？通过报道，我们发现深层原因在于村民还在为温饱努力。
于是，“微博治理”陷于另一重困境。公民行动有着强大的能量，然而，单靠社会力量依旧难以解救和保护社会的儿童。行乞的孩子，可能会是拐童者的暴力强迫，也可能会是亲生父母的无奈之举，还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命运。想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公民行动会徒劳无功，社会援助也会苍白无力。这也许就是“微博治理”的局限，是公民社会的无奈。社会之上，国家不可脱责，国家应竭力治穷，以公权之力建立完善的儿童福利体系，国家与社会合力，兴许才会有令人满意的景象。
“微博治理”牵出中国政治生态一角
在公民社会成长的话语体系中，“微博治理”究竟在承担怎样的使命？
本文一开篇就提到，“微博治理”无疑标志了我国公民社会发展进入了又一个新兴阶段，这显然不能脱离网络工具革命所带来的助力，但根本还在于民众自觉意识的提高。抛开民众自觉意识提高的常规基础因素，诸如经济水平提高致使民众相对富裕、教育水准提高使得民众思想开明等，另一个面的因素其实在民众能迅速集结，对公共事件做出强烈关注和及时反应中起到了强大的催化剂作用，那便是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无论是去年的谢朝平案、宜黄强拆案、上海大火事件，还是跨年的钱云会案，均反映出民众对事件真相的渴求、对官方作为的不满以及对官方发布消息的强烈不信任。今年春节发起的“微博打拐”虽然更多是民间自发的行动，更多是民众责任感的凝聚，但也暗含对相关部门工作的质疑，凭微博力几天就能解救的儿童，靠公安却多年解救不了，这是何等的笑料。兴许这其中有着某种巧合，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执法机关的确有效率低下之嫌。
政府行为失效导致其公信力下降，进而引发民众“仇官疑官”情绪，在这样的情绪下催生公民行动已成为当下中国独有政治生态的一角。在夹杂着这种情绪下发起的公民行动或许快于基础因素下常态形成的公民行动，但是它所承担的使命或许远不止促使公民社会之成长，还在于揭露那些个中国政治生态图中亟待改善的边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