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陶瓷色釉料:百年辛亥征集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19 05:25:43
编者按：
百年前，辛亥至。
百年后，我们回望辛亥这一年。
“辛亥革命”，是一个全中国的小学生都知道的词汇。但辛亥这一年，究竟发生过什么，辛亥这一年之后，究竟该记取些什么，值得细细讲来。
本报记者试图从江南的视角回望辛亥，寻访辛亥江南风景中的人物和故事，聆听历史的风铃声。
重温辛亥这一课留下的思想果实和文化财富，是我们纪念辛亥的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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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10 15:54:41 leon
为了前行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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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婷
辛亥，一个锲入史碑的年份。这一年，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武昌首义的枪声击破了武汉三镇上空的黑暗，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宣告终结，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辛亥革命，一个历史的重要节点。带着志士仁人的殷殷鲜血诞生，辛亥革命成为一次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为中国人走向独立和解放的道路扫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物，助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辛亥先辈为之奋斗牺牲的理想，今天已成为了光辉现实，在不断的探索、牺牲和奋斗中，我们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
今天，我们回望辛亥，纪念辛亥，为的是记住先辈们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共同奋斗的光荣历史，继续吹响伟大复兴的号角！
百年辛亥，辛亥百年。
纪念辛亥，为了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忘记无数革命先烈为国家、为民族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创建的伟大历史功勋。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启中国发展进步的新纪元，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
百年热血，热血百年。
纪念辛亥，为了振兴中华。百年之后，我们回味辛亥那一代人的理想，心里依然感到温暖。理想信念今犹在，“振兴中华”这个孙中山先生在兴中会成立时率先喊出的口号，至今依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也鼓舞着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同胞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而不懈奋斗。
百年余热，余热袅袅。
纪念辛亥，为了解放思想。开天辟地的辛亥革命，带来的是移风易俗的社会变革。从废除跪拜、请安到代以鞠躬、握手等礼节；从取消“大人”、“老爷”到代以“先生”、“君”等称呼；从剪除发辫、废除缠脚到改变服饰……对人的禁锢逐渐打开，人的个性开始得以解放。这是一个时代的大转换，其所留下的精神果实对今天仍有着强烈的感召。
从2010年6月始，本报记者历时8个月，试图从江南的视角回望辛亥，寻访风景中的人物和故事，聆听历史的回声——浙江民气开通，商业发达，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辛亥英烈谱里镌刻着大量浙江人的名字。江南独有的文化性格和开拓的人文基因，至今仍影响着一代代的浙江人，也滋养了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取得的巨大成就。
百年沧桑岁月，风流云散，散落不去的是永远的情结与纪念。或许，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一个世纪前的事情已经太遥远了。
重拾那一段历史，是为了牢记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也是为了继往开来的前行。
辛亥以降，中华民族已走过了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100年，这是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屈辱走向富强的100年。重温辛亥这一课留下的思想果实和文化财富，是我们纪念辛亥的旨归。
辛亥祭，百年路。瞻望前程，烈火锻炼、鲜血染红的五星红旗正在召唤着我们开拓更辉煌的未来。 -
2011-02-10 15:55:31 leon
晒晒我家的辛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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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婷
说一说辛亥那些事，看一看辛亥那些人，找一找辛亥留下的那些东西。今年是辛卯年，距离辛亥革命已有了百年的跨度，本报联合绍兴市委宣传部、浙江省档案馆、浙江省博物馆拉开辛亥百年纪念活动的帷幕，面向读者发出辛亥民间征集令——广泛征集与辛亥相关的那些民间记忆。
辛亥那一年，风起云涌，虽然时隔一个世纪，但至今仍影响着世人。辛亥，不仅是当时四万万同胞孕育的一场革命，在打响埋葬封建王朝第一枪的同时，辛亥也带来了社会、文化、民俗、民风的巨大改变。
这种变化，渗透在民间，生发于草根。
因此，在纪念辛亥百年的日子里，我们希望能征集到你家的辛亥记忆，借此梳理出属于大众的辛亥民间档案。
我们希望能征集到与辛亥相关的历史照片、文献、文稿、宣传品、字画、书函、印信、日记等影像，它们可以是某一件历史事件的记录，也可以是那个年代里一个小人物的原生态；它们可以是轰轰烈烈的惊鸿一瞥，也可以是平常人家点滴生活的一个侧影……这些影像记忆将集结成一本影像录，用百年前的风景串起人们心里的辛亥印迹。
我们希望能征集到你珍藏的辛亥书籍、诗文、歌曲、短文，无论什么艺术形式，只要与辛亥有关，我们都希望你能拿出来与大家分享，稚嫩的也罢，成熟的也好，都是对辛亥的纪念。
我们还特别希望你能勇敢地拿起笔，把当时的文言名篇翻写成今日的白话文，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林觉民的《与妻书》、邹容的《革命军》、秋瑾的《对酒》、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高旭的《爱祖国歌》、马君武的《从军行》、陈天华的《猛回头》、徐锡麟的《出塞》、柳亚子的《放歌》。这是我们挑选的10篇诗文，你可以用新时代的目光创作一篇篇同题文章，也可以用今人的视角另起炉灶，创作一篇篇纪念辛亥的新诗文，我们会择优刊登。也许，在你的笔下就会诞生新时期的《少年中国说》、这个时代的《对酒》，我们将把它们收录成一本文件夹，用激情澎湃的声音大声朗诵出来。
我们希望能征集到你珍藏的辛亥遗物，可以是当年剪断的一缕发辫，也可以是当年松绑后的裹脚布，还可以是当年的证章、牌匾、流通票证、电文，或者是当年的武器、旗帜、胸标、袖章、医疗器械等用品。虽然它们可能是很平凡的物件，但从中可以透视出那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如果你知道这些传家宝背后的故事，也希望你来讲讲，我们会一起收纳进百宝箱，供后人品评。
无论你是谁，都可以来讲讲“我家的辛亥革命”。或许，就因为辛亥革命带来的妇女解放，你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许，20世纪初的废除科举，影响了你家人一生的命运；或许，你就是某位辛亥革命人士的后人，你知晓很多史书里没来得及收录的故事……来吧，一起来讲述，一起来回忆。如果你愿意，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寻访辛亥江南的一道道风景，从故居的废墟残瓦里，从邻里的只言片语里，从一点一滴的蛛丝马迹里，还原那一段改变了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
如果你提供的辛亥民间记忆特别有价值，我们将举办图片展和实物展进行陈列展示，并建议省档案馆作为民间档案永久保存。
我们还欢迎你给我们每一期推出的辛亥报道写写读后感，我们会择优编辑成“阅后记”在报上刊登。
辛亥记忆征集活动
电话：0086-0571- 85310478
地址： 杭州体育场路178号浙江日报文化新闻部“辛亥记忆”征集组
邮编：310039
邮箱：zjrenwen@sina.com -
2011-02-10 15:57:28 leon
民间藏家晒出《光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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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辛亥记忆征集组吗？我收藏有一份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出版的《光复报》。”今天，本报“辛亥这一年”大型系列报道推出的第一天，就有读者张雪根致电本报编辑部，“晒”出他的辛亥宝贝了。
杭州钢铁集团公司的张雪根珍藏着一份发黄褪色的辛亥老报纸——那是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出版的《光复报》，该报于1911年11月4日创刊，每日午间出版，白纸楷书单面石印，印刷十分精美。
张雪根珍藏的是辛亥九月廿二日（即1911年11月12日）出版的《光复报》，报纸规格33厘米×56.5厘米，每张售铜元壹枚，发行处为上海四马路奇芳对门本馆内。
这份老报纸的三分之二篇幅为“急电”，刊有十余条消息，涉及北京、天津、南京、昆明、福州和河南信阳等地。首条消息为南京满兵恃众肆毒，平民之无端被害者不知凡几，民军与之奋斗，新军助之，卒为防营之大炮所击，死伤甚多。其他消息有：南京美国领事署有八十水兵保护，德国领事则以水兵十八兼护领事署及无线电处，足见外国人界内尚为安静；北京有袁世凯被刺之说，但从种种方面察之，此说未必确实；张彪全家在日本东京，寓在某旅馆，受日本警察之保护；天津民军恐清兵来津，必有战争，已告知外交使团预备交战；黎（元洪）都督致袁世凯书，力拒其议和之说；河南信阳有清军千余人，臂围白布，投顺民军，所携子弹甚多；云南省城为蔡（锷）都督所光复，时十三日也，等等。
15年前，张雪根在绍兴古玩市场与这份报纸不期而遇，他立即意识到这张报纸的价值，便“淘”来收藏。也正是从这份辛亥收藏开始，张雪根加入了民间收藏家的队伍，迄今为止，他已收藏各种古籍6200种、清代报纸500多种、民国时期报纸500多种。
“据我了解，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上海冒出一批总数不下30种临时发行的小型报刊。这些临时快报发行时间极短，却留下了历史的一瞬间。”张雪根告诉我们，他收藏的这期《光复报》刊有“上海光复记（五）”，内容有：学生军等十七日发起以来，入队者已有五百人，因地不能容，暂时停止，此队为第一游击队；昨选敢死团百余人即日赴鄂（湖北）效用；西门内所招之先锋队已成立等等。
这份《光复报》的最后一部分，为“敬告同胞（四）”。文字不多，但言简意赅，旨在鼓舞士气，坚定信心。现照录于此，以飨读者：事之得失，为行政上所或有。战之胜败，为兵家中所常见。英雄心目中，无得失胜败也。但知力行耳。今一般同胞，一见失败，则气为之沮。反是则心为之骄。虽由于热中所致，不可谓无流弊。盖心骄则事无进益。而气沮且将退缩。同胞其慎之，务必固定其宗旨。坚忍其志，气不因小故而摇动其心，则功易成矣。
当时的新闻已然成了旧闻，但，跨过时间的长河，带着对历史的追溯，字里行间拥有的是另一种价值，这一份来自民间的收藏，为今人还原了辛亥时期记录人和事的镜像。 -
2011-02-10 15:58:04 leon
看文物，走近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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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推出“辛亥这一年”大型系列报道后，浙江省博物馆第一时间响应征集令，邀请本报记者走进博物馆“晒”辛亥文物。今天，我们走进了省博武林馆区一楼的“越地长歌”展区——一些珍贵的馆藏辛亥文物正在向公众展出。
明亮的展厅里，一纸字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上书：“章太炎之墓”五个篆字。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革命家、思想家。他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当时家喻户晓。他反对维新，主张革命，因此触怒了清廷，流亡至日本，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1910年任光复会会长，成为光复会的思想领袖。字轴旁的说明文字介绍，这是章太炎自己手书的。章太炎为何要自题墓碑？
省博物馆的讲解员向我们讲起了百年前那段血雨腥风的往事。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章太炎不避杀身之祸，只身入京，面诟袁世凯包藏祸心，遭到囚禁。期间，袁世凯威逼利诱，希望在当时颇有社会影响的章先生为他捧场“劝进”。章太炎写下“速死”两个大字贴在墙上，以示绝不屈服。
1915年10月，章太炎撰《终制》一文，以明朝开国宰相刘伯温自叹，并且自题了这纸内容极简的墓碑，一并邮寄给友人杜志远，托他在青田刘伯温墓附近觅地，以容死后安葬。一年后，袁世凯暴毙，章太炎才得以生还。一旁的一位参观者听完工作人员的解说后说，怪不得这幅字看着十分熟悉，原来西湖南屏山北麓的章太炎墓，墓碑上的题刻正是按照这幅字所刻。
《浙江潮》、《民报》、《中国女报》……这些曾在历史上熠熠生辉的刊物，如今早已泛黄、残缺，安静地躺在透明的玻璃柜内。辛亥革命时，许多志士纷纷创办刊物宣扬新思想。《浙江潮》共出12期，鼓吹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它依赖民间自建的发行网络，很快风行海内外。
鲁迅先生积极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给亲友阅读，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就发表于《浙江潮》。《民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二字为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著名的“三民主义”就诞生在《民报》的发刊词中。浙博展出的这份创刊号当年先后印刷6次，是影响极大的刊物。《中国女报》由秋瑾创办并任主编，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宣扬妇女解放，虽然仅出过2期，但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后因秋瑾遇害，就此停刊，因此更显这份文物的弥足珍贵。
百年将过，辛亥硝烟已散，但走进博物馆，沧桑的历史迎面而来。放眼展厅，几件特殊的展品，各自诉说着不一样的辛亥故事。
一只杯腹印金色楷字“凯旋纪念中华民国元年二月 日 朱瑞赠”。这是纪念浙军自南京凯旋的瓷杯。朱瑞是辛亥革命杭州光复起义军首领之一。江浙联军进攻南京期间，任浙军支队的支队长。1912年8月，任浙江都督兼民政长。
一张录制于1924年的老式粗纹胶木唱片，上面印有孙中山先生的头像。这是先生一生中唯一一次录音、留声。当时孙中山先生应刚创办不久的上海《中国晚报》之请录制，旨在尝试利用近代科学来宣传政治主张，唤起民众。他在讲话的最后低沉地呼唤：“大家要警醒！警醒！”
秦歧农绘的《西泠悲秋图》，是秋瑾在绍兴遇害后，秋瑾的生前挚友吴芝瑛约请秦歧农所作，以为纪念。画面以杭州西泠桥畔秋瑾墓为主题，后附1904年秋瑾给吴芝瑛的兰帖，末尾有吴芝瑛等诗跋，记载收葬秋瑾经过等情况。
除此之外，还有诸多革命志士如秋瑾、徐锡麟、章太炎等亲笔所书的信函、墨迹；女报发行所招牌；军用钞票、爱国公债券等。这些文物，穿越百年风云，带我们走进那段不会被遗忘的历史中…… -
2011-02-10 17:35:43 leon
四代领导人评说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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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毛泽东
（在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
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江泽民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胡锦涛
（《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2011-02-22 23:27:29 leon
读者家藏辛亥宝贝——可能是宋教仁碑文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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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是一本封面发黄褪色的小册子，共40页，首页内容为宋教仁墓碑,边角有些破损，有些字迹已难以辨认。翻开看，墨迹也随着时间沉淀进了纸张里。这是衢州读者胡利塘向本报“晒”出的家藏辛亥宝贝。
自本报“辛亥这一年”大型系列报道推出后，很多读者来信来电亮出他们的辛亥收藏。胡利塘告诉我们，他一直怀疑自己珍藏的这本小册子，很可能是当年宋教仁碑文尚未拓碑前写在小纸上的最初底稿。
这篇碑文为山东运城一位农民所藏，后来当做一本普通本子卖给了孔夫子旧书网，胡利塘就从网上得到了这本小册子。他反复揣摩小册子，上面的碑文依稀可辨：“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於戏!九原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泐（同“勒”）诸贞珉，藏之空山，鉴之鬼神，质之天地。”
胡利塘找了很多相关资料，也邀请了藏友一起研究，把它的内容和改后上石的宋教仁碑文做了对比。他发现，上石后的碑文与他藏有的碑文有不少不同之处。胡利塘觉得改后的碑文显得更为通俗和悲壮，意义更加深远，就此，他推断这篇文章很可能是当时宋教仁碑文的初稿。
胡利塘希望各界朋友能够和他一起鉴定这本册子的真伪，“因为它不仅具有文化收藏价值，还可能具有考证价值，说不定可以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这是不是真的宋教仁碑文初稿？这本小册子有多少收藏价值？我们也希望相关专家能够一揭谜底。 -
2011-02-22 23:44:05 leon
平平常常话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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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辛亥后人的口述故事
陶永铭，今年85岁，是著名辛亥革命活动家、教育家陶成章的长孙。
秋经武，今年74岁，是辛亥革命先烈秋瑾的嫡亲侄孙，为秋瑾长兄秋誉章之孙。
在绍兴两所普通的民宅里，记者找到了这两位辛亥革命英烈的后人。
陶永铭家的客厅里不仅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还挂着绍兴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教育世家”大匾。秋经武家的墙上镶着好多秋瑾烈士的遗像，纪念秋瑾烈士就义一百周年的时候，秋经武还主编了一套秋瑾研究资料。
因为有着血缘的牵扯，他们口中的陶成章与秋瑾，还原出了平常人的亲切感。下面，就让我们听听两位辛亥后人讲述的陶成章与秋瑾的故事。
陶永铭：我的祖父陶成章
我10岁之前都是我祖母带大的，我祖父只活了34岁，我祖母活到58岁，很多关于祖父的故事都是祖母讲给我听的。
我祖父出身贫苦人家，他的老家就在绍兴城东的陶堰。祖父从小就酷爱读书，由于家境贫寒没有藏书，也买不起书，常到族中书香人家借阅。他还常头戴毡帽，脚穿草鞋，从陶堰步行16公里到城里，前往墨润堂书苑看书。
那时候，祖父对墨润堂出售的《华盛顿传》、《法国大革命》、《拿破仑传》等中外历史丛书特别感兴趣，一看就是一整天，中午就只啃个大麦饼充饥。他锲而不舍的求学精神也感动了书苑的伙计，后来他们才知道当年这个带毡帽、穿草履的乡下佬竟是大名鼎鼎的革命家陶成章。
祖父勤奋好学，记性特别好，可以说是过目不忘，被当地乡亲称为“神童”。15岁的时候，祖父在陶堰竹坝头陶氏义塾教了三年书，那时就被人评为出色的教书先生。
祖父特别同情受压迫和被剥削的穷人，路遇不平也会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有一次，上虞县道墟村有个诨号叫“赵老虎”的地头蛇，依仗权势企图霸占农民的鱼塘，农民们群起反抗，其中几人竟被赵老虎的狗腿子打得奄奄一息。
祖父知道后，立即去找赵老虎评理。赵老虎不讲理，反而殴打祖父，还勾结县衙门发出传票要缉拿祖父。祖父不得不连夜避往邻近的嵊县，到一个富农家里放牛，半年后，赵老虎病死，祖父才返回陶堰。
祖父19岁的时候在东湖通艺学堂任教。有一年冬天，雨雪霏霏，祖父教完课返回途中，听到“扑通”一声，祖父意识到有人落水了，毅然脱去棉袍，跳入冰冷的水中，将落水者救上岸。后来他得知落水的女青年因不满包办婚姻产生了厌世情绪，一时想不开才投河。这以后，我们家与那被救女子的一家成了世交，现在，我们还和亲眷一样逢年过节都在走动呢。
祖父青少年时就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对那时在中国为非作歹的洋人极为愤恨。有一次，祖父进城时，在清道桥遇见一洋人，坐着八抬大轿，呼三喝四，不可一世。祖父就到油烛店买了一串联珠鞭炮，点燃后扔进了轿子里。此事惊动了山阴和会稽的县令，他们联合行动，派密探追查肇事者，幸好有在场群众掩护，祖父才化险为夷。
祖父从23岁起投身革命，由于北上刺杀慈禧太后失利，祖父随着当时留学日本的大潮去了东京，准备学习军事，以备回国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后来，光复会创建后，急需大批军事干部，祖父和徐锡麟、龚宝铨一起在绍兴创办了大通学堂。
可以说，不仅祖父的一生与教育事业有缘，我们一家人都与教育事业有缘。我的父亲也教过书，我自己曾在杭州第四中学教书，后来又回到绍兴教书。我儿子在绍兴文理学院教书，孙女、孙子毕业后也在中小学教书，算起来五代人都是老师。
祖父说过：教育是家传的。所以祖母常和我说，要把教育事业传承下去，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我做到了。 -
2011-02-22 23:44:54 leon
1911——再读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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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如一座山，从历史的源头望去，它高耸云天；从我们现在站立的位置回望，又好像是脚下刚刚迈过的一个山头。
就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俯瞰一样，我们今天所献身的振兴中华的伟业，就是从那个山头发轫壮大的。
百年后回望，我们为什么纪念辛亥革命？问号后面的回答见仁见智。我们请专家梳理回望的意义，告诉华夏儿女，该用何种姿态去审视和认识辛亥革命和其带来的影响。
问一：辛亥革命以推翻满清统治、开创新纪元告终后，四万万黎民百姓改头换面，弃旧迎新。回望百年，需要发掘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真正了解时代发展的脉络。
朱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当今中国，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进入到一个价值观多元化、见解多样化的时代，我们很难再看到人们对某个事件或现象有十分一致的认识，与此相应的是各种质疑之声越来越多。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倒记时开始之际，不仅学界评价辛亥革命的地位与作用多有不同观点，一般民众的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为什么要纪念辛亥革命”，可供选择的答案有：铭记革命的重大意义，继承先烈的革命精神，还原历史的真相，反思革命的得与失，两岸团圆的渴望，唤起人们警醒社会各种弊病，等等。
这些答案很多是人所共知的，无需再作详细解释。不过，我认为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答案未列入其中，这就是——传承历史记忆与民族精神，延续国脉。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在与发展，都必然伴随自己的历史与记忆，这种历史与记忆是支撑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一个国家与民族如果失去了自身的历史与相关记忆，距离消亡也就为时不远了。历史记忆还需要不断强化甚至不断建构，才能得以传承，才得以起到延续国脉的作用。
陶水木（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辛亥革命以后，各种发展实业的团体如雨后春笋涌现，这些实业团体都以“强国富民”、“振兴民生”为目标，很快在全国掀起了振兴实业的热潮。辛亥革命的又一大功绩是开启了社会文明新风气，进行了诸多社会改革，例如，建元改历；限期剪辫，禁止赌博与缠足；禁止刑讯，废止跪拜，改变“大人、老爷”等不平等称呼，禁止买卖人口，保障人权；严禁鸦片；保护华侨等等。这些措施有力地动摇了封建陈规陋习，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使革命后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对破除封建制度、推行民主制度都具有深远影响。这种厉行改革的精神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问二：回顾辛亥，是为了铭记这段历史，透过辛亥剖析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将百年辛亥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必然关联看得更加真切，然后出发，面向未来。
汪林茂（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我认为辛亥革命并非“英雄革命”，而是社会潮流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次革命是在中国政治局势演化、社会结构变迁、国内外各种矛盾发展的促逼下，全体国民合力作用的结果。正是这种社会合力的作用，才有辛亥年的革命爆发和胜利。
举一个例子。近代以后，城镇的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变迁，使近代市民阶层得以形成和壮大，它包括工商业资本家、新型机构的职员、工矿和交通企业工人、手工业者、苦力等。20世纪初，在当时广泛传播的新思想学说的影响下，城镇市民群众开始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觉悟，越来越把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作为主要关注对象。因此，1905年5月，当上海商务总会为抗议美国虐待华工发起反美爱国运动时，浙江从省城杭州到各府县的城镇市民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了以拒约、抵货为内容，以集会、演说、散发传单、抵制美货等形式的爱国斗争。这一过程也说明市民群众开始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在接踵而来的1907年浙江拒款保路运动中，各地市民群众参加斗争更为自觉、积极而坚决，他们强调浙路是“我国民之铁路”，不仅积极参加各种抗议集会，并且踊跃购买路股，连那些下层市民中生活贫苦的工人、轿夫、车夫也以自己仅有的血汗钱，为保卫国家主权贡献一份力量。他们在运动中表现出的不仅是参与国家事务的热情，更传递出以公共意识、自主和权利观念为基础的国民是国家主人的理念。这个理念必然推动市民群众把对国家事务的参与范围扩大到国家政治问题上。
辛亥革命运动决不只是几个英雄的壮举，也不只是几个革命党人枪炮、炸弹或口号的作用，而是一股社会潮流——各个社会阶层从认识到旧政治格局和制度的不合理，到要求改变这个旧政治格局和制度，直至决心要推翻代表旧政治格局和制度的清王朝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或者说这一社会潮流是由微而著、由低潮渐至高潮的，这是因为加入这个运动的社会势力是一个逐渐扩大的过程。
陶水木（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历史事件，虽然它只是一次资产阶级领导的并不彻底的民主革命，但它结束了封建帝制，创建了民主共和国，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历程，因而具有伟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的最大功绩是推翻了清朝260多年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但都以改朝换代或失败而告终，封建帝制依然如故。辛亥革命第一次提出了“国家之本，在于人民”的口号，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潮流如钱江大潮势不可挡，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都因逆此潮流而败亡。 -
2011-02-22 23:44:59 leon
《全浙公报》，还原历史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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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藏有一份辛亥时期的《全浙公报》。上面写的发行日期为辛亥年十月初九，即1911年11月29日，距今已有100年。我想应该属于辛亥民间记忆征集的范围。”本报“辛亥这一年”大型系列报道推出后第二天，杭州读者金健平就致电本报，并连夜送来了他珍藏的《全浙公报》。
这份《全浙公报》为大四开版式，竖排版，报纸规格80厘米×52厘米，每张售大洋一分六厘。虽然已过近百年，但报纸保存尚好，只在小范围内有些字迹难以辨认，基本不影响阅读。报眉上隐约可辨印有“新闻第一版”、“新闻第二版”字样。
金健平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他说这份报纸是1992在淳安“淘”到的。看到本报的辛亥民间征集令，他想起了这份报纸，“能够还原辛亥时期历史的一些片段，也不枉我苦苦收藏这20年。”
这份《全浙公报》报道的主要是军事、革命方面的内容，并配以不少漫画，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行文均为文言文，没有句逗标点。有一篇名为《革命时代人物军事政治》的文章类似于现在的时评：“有之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故特为择录如下 英国之幅员非甚广大者也 举中国或美国一部分之地已足……”
报纸上的新闻消息有“中国光复史”、“本省光复记”等，还有“各界人员全体割辫以为齐民之倡 所有省城内外居民人等一律剪发”等民生新闻。有一篇《车非可专利》的文章提倡政府人员公私分明，不乱用公车。还有一篇《奸商垄断》的新闻反映当时商人垄断物品牟取暴利的情况。
在报纸公告栏中，可以看到各种爱国公告。如“研究共和政体征求同志启”以及“保路权要言”、“保绍兴要言”等各种保国保家保路要言。很多现在的杭州地名“板儿巷”、“城站”、“拱宸桥”、“清河坊”、“直大方伯”等都见诸于报端。此外，各种广告也占据了不少版面，有“遗失庄票声明”、“浙江高等学堂广告”等，其中较多的是一些医药、药铺广告。 -
2011-02-22 23:45:03 leon
辛亥革命里程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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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
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与此同时，自发的群众斗争蓬勃发展，多达千余次。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 。
为了消弭革命，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1907年9月、10月，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力。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纷纷成立各种立宪团体，准备参预政权。
但是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摄政王载沣采取集权措施，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立宪派分享政权的希望完全落空，对革命活动开始表示同情。革命的形势愈益成熟。
与铁路国有直接相关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强烈反对清政府出卖路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尤为波澜壮阔。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逮捕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并枪杀请愿群众数十名，造成流血惨案。同盟会员龙鸣剑等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转战各地，攻城夺地，猛烈冲击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未完待续）
（资料来源：辛亥革命纪念馆） -
2011-02-22 23:45:36 leon
为了超越，我们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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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纪念辛亥的必要性成为人们的共识后，我们又该怎么样纪念辛亥革命？
可以想见，辛亥百年的时刻，各地的各类纪念必将多样纷呈。历史记忆或社会记忆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仪式、庆祝、纪念活动，这些有关辛亥百年的纪念形式都需要，但，并不是纪念的最终目的。
百年纪念是为了百年超越。我们请专家来谈谈如何纪念，如何延续辛亥精神。
问一：百年辛亥有着百年的特性。在跨越一个世纪的节点上，我们该构建怎样的立体纪念网络，祭奠辛亥？
朱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当然应该具有“百年”特点。不仅要重视纪念，更应注重“超越”。除了官方与民间开展丰富多彩的各种纪念活动，通过各类影视作品、通俗读物和展览等方式，帮助人们认识辛亥革命的重要历史地位与意义，发扬光大革命先烈们的奋斗精神外，还应从更深与更远的层次考虑，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百年发展史进行认真的盘点，以达到“百年纪念与百年超越”的目的。
学界对此当负有责无旁贷的义务，例如，不仅需要还原辛亥革命的史实真相，探讨辛亥革命的得失，还应总结海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百年进程以及各个阶段的发展特点，用长程式与总体史的眼光，考察自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百年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外交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时，还应该运用记忆史学的研究方法，探讨自辛亥革命发生至今的百年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官方与民间是如何纪念辛亥革命和建构辛亥记忆的？辛亥记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哪些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较为准确地认识辛亥革命给中国的发展与变革所带来的影响，对辛亥革命予以全面而客观的评价。
问二：纪念是为了超越，更重要的是在下一个百年期间，如何发扬光大辛亥精神？
朱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辛亥革命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非但不应忘却，而且应该是不断强化的历史记忆。除了从正面梳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也不应回避仍然存在的问题与弊端，包括辛亥革命自身的缺陷及影响。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意义深远的伟大革命，但又是一场反帝反封建不彻底的革命，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辛亥革命同样存在着若干缺陷，甚至在某些方面也有一些消极影响。其中的某些消极影响，甚至到今天也仍然继续产生负面作用，需要认真进行清理并加以克服。只有勇于直面，才能在纪念中实现超越。
“百年超越”目标的实现，更重要的是在下一个百年期间，发扬光大辛亥精神，使中华民族在现有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腾飞。正如著名辛亥革命史专家章开沅先生所说：“不能就辛亥革命讲辛亥革命，要盘点三个一百年。”应该了解孙中山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百年，了解辛亥革命是怎么来的，孙中山的革命纲领是怎么来的。同时，还要盘点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了解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百年发展变迁。第三个一百年是探讨从现在开始往后一百年中国的发展走向。
最后还值得指出的是，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也应防止过热现象，尤应避免商业化的炒作，产生不应有的负面影响。
韩李敏（浙江省档案馆副馆长）：不同时期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有着不同的变化，不管怎么变，有一点都能得到广泛的认同——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拐点。起码从辛亥革命以后，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是彻底没有市场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君主专制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趋势了。
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也都出现了拐点。比如，辛亥那个时候，人们开始穿起了中山装、皮鞋，出行渐渐有了火车、火轮船、有轨电车，电影、西洋景等娱乐方式也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移风易俗最主要的表现是女人放足、男人剪辫，人们开始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先生、女士等文明称呼代替了老爷、大人等等级称呼……世俗生活在悄然转变，这些都缘于解放思想。
百年之后，我们怎么纪念辛亥革命？从宏观上来说，要继承辛亥革命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解放思想，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微观上来说，各行各业都能结合实际开展一些纪念活动，唤起人们的辛亥记忆，为大众普及辛亥知识作一些贡献。 -
2011-02-22 23:45:40 leon
辛亥革命里程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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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
就在清政府全力应付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乘机发动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一幕。
革命党人感到形势紧迫，决定于10月6日发动起义，后由于形势变化，起义推迟。10月9日，在预定起义的那一天，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在汉口装配炸弹时不慎爆炸，湖广总督下令闭城搜查，汉口和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一些起义领导人被捕、被杀或避匿。在这种情况下，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士兵开始主动行动。10日晚7时，武昌城外塘角的辎重营和城内工程第八营几乎同时发动，各标营继起，经一夜苦战，11日晨革命军占领总督署，全城光复，首义成功。汉阳、汉口也为革命军占领。
11日，起义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议局，在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的参与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革命党的领袖们未亲身参加起义，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没有信心，清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在革命士兵的枪口逼迫下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发布文电，号召各省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奋斗。11月，湖北军政府公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
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得到了连锁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至11月底，全国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有14省。 （未完待续）
（资料来源：辛亥革命纪念馆） -
2011-02-22 23:46:06 leon
本报向全省读者征集个性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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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听“辛亥这一课”
女子不再缠足，而且走进学堂；火车铁轨不断延伸、近代纱厂机器轰鸣；电报、电话走进人们生活……20世纪初，神州大地变革新风呼啸而来，而所有这些，都归结为一个响亮的名字——辛亥革命。
辛亥百年，弹指一挥间。年年岁岁，面对教科书中提纲挈领的辛亥革命，你是否有新的思考？可曾试想，将自己置身百年前，感受即将发生的剧变？
本报推出的“辛亥这一年”大型系列报道，在读者中反响热烈，不少读者希望了解更丰富翔实的辛亥。应读者要求，本报今天开始向社会征集“辛亥这一课”个性教案，欢迎对辛亥有研究、感兴趣的读者来给我们讲一讲辛亥故事。
“我想知道，身处辛亥革命浪潮中的学生，面对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和层出不穷的新事物，他们如何抉择？”在校大学生小陈说。
“不知道那些封建达官显贵，为了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利益，都做了哪些疯狂的事情？”退休职工老蒋对这段往事兴趣浓厚。
“我特别想了解通俗易懂、方便记忆的辛亥历史，最好是百姓身边的故事。女儿快上初中了，将来我好讲给她听。”刘女士想做一名辛亥历史的传承者。
“我想听听别的老师如何解读辛亥革命，有没有跳出课本，有没有新的思路？”教高中历史的王老师对于辛亥这一课，抱的是学习交流的心态。
如果有机会再听一堂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课，你想知道哪些内容？如果你恰好是老师，又会演绎怎样“个性”的辛亥故事？
欢迎全省各地的你积极参加“辛亥这一课”征集活动，或提出宝贵意见，或拿出个性教案。届时，我们将邀请教学方法独特、对辛亥革命有着深层思考的历史老师，为大家重上“辛亥这一课”。 -
2011-02-22 23:46:08 leon
走进绍兴县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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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课本里读辛亥
绍兴是辛亥革命的重镇。在绍兴县档案馆里，珍藏着一批辛亥时期的珍贵史料。
走进档案馆明亮宽敞的储存室，工作人员拿出了一本距今已有93年历史的小学课本。这是宣统元年（1909）由学部图书局出版的小学第二册语文课本，名为“第一种《简易识字课本》第一编下册”。
这本清末的小学课本，与如今印刷精良的小学课本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样的图文并茂，一样有课后练习，内容一样浅显、形象。
课文内容包括伦理、科学常识、历史掌故、生活知识等，每课大概20至30个字。那时候还没有标点符号，但每句话分行竖排，或用间隔表示，一样一目了然。每篇课文一页，共有120课，约一半的课文配有插图，线条明了、图案简约，另有整页插图10幅，分别是动植物、果实、衣服、食物等，很适合低龄的儿童阅读。课本的语言十分精炼，半文半白，朗朗上口。与旧私塾所学的“子曰诗云”区别甚大，有明显的由旧式封建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变的痕迹。
轻轻翻开有点生脆的纸张，第一课便看到“学堂开学 读课本第二册 识字愈多 知识愈广”，给人开宗明义之感。“读书之事 首贵有恒 今日明一理 明日明一理 循序渐进 久则贯通矣”，这是在教学童们读书的方法。在当时，科学常识和生活知识已经成了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大约占了一半多的比例，衣食住行、四季节气、医药卫生等包罗万象。更难得的是课文中还有破除迷信的内容。如“干支相配 始甲子 终葵亥 周而复始 周纪年月日时 与人祸福无关也 而或以之谈命则愚矣”；“俗曰 鹊噪喜 鸦鸣凶 其实不然 鸟之知识 远不如人 人之吉凶 鸟何能预知乎？”
另一份引人注意的文献资料是《神州女报》创刊号，同时也是“秋女士流血纪念”专刊。这本杂志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上海出版，距秋瑾就义仅隔半年。秋瑾挚友吴芝瑛为封面题写的刊名。档案馆的祝安钧局长指着《发刊词》念道：“《神州女报》为何而作乎？为鉴湖秋女士流血之大纪念而作。”这句话不仅点明了这本刊物的主旨，也是对清廷一声响亮的质问。
该专刊卷首载有图画9幅，分别是：秋女士流血之纪念2幅、秋女士写真3幅、秋女士手迹4幅。接着是发刊词和题词。题词包括吴芝瑛的颂7首及跋，记者、南雁、梦秋和陈去病的8则题词。其中记者的题词为：“沈沈女届竟如何，眷我神州感触多。报导平权重光复，敢将文字导先河。”大胆宣言关心国家前途，要为光复大造舆论。
全本杂志的纪念文字主要分为三大块。一为秋瑾遗著。包括11封亲笔书信和14首遗诗。二为纪念文章，包括《神州女届伟人秋瑾女士传》和吴芝瑛所作《秋女士传》两篇传记，以及当时的10篇舆论。三为词藻，包括“秋雨集”和“秋风集”两个部分。“秋雨集”收入谱曲挽歌4首，“秋风集”收入悼念秋瑾的诗文和联语40首。如“一身不自保，千载有雄名”以及“生死可怜老大帝国，英魂有作自由女神”等。此外，还有将杀害秋瑾的元凶绍兴知府贵福的名字画成王八的组字画和其他幽默小品。
当时，清王朝处于帝制崩溃前的最后挣扎之际，秋瑾捐躯刚过半年，《神州女报》能在舆论影响极大的上海出此纪念专刊，其胆识和勇气可敬可佩。专刊内容不仅体裁多样，择文精当，而且感情真挚，笔锋犀利，实在难能可贵。
此外还有大量馆藏的有关辛亥的资料，如《钦定大清商律破产律》、《浙省新空筹饷百货捐厘章程》、《商业杂志》、《学部官报》等，内容涵盖法律、工商、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这其中，每张泛黄的纸张，每本保存下来的书本背后，都有一个长长的辛亥故事，等着我们去挖掘。 -
2011-02-22 23:46:11 leon
家门口的大通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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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风云，整整一百年了。今天，当我再次走进大通学堂，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位于我家门口绍兴市胜利西路563号的大通学堂，如同一部厚厚的史书，辛亥革命先驱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等，都是书中一个个闪光的名字。
由徐锡麟、陶成章创办的大通学堂，全名为大通师范学堂，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体育专科学校，1963年被公布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史料查证，大通学堂在1905年，先是因为徐锡麟得到富商许仲卿的资助，到上海购得枪支弹药运至码头；随后又召集平阳等地会党骨干20余人至绍兴，本来准备用“劫钱庄”的方法筹集军费，后因时机不成熟，未能进行。徐锡麟、陶成章便决定以办学堂为名来掩护革命活动，容纳这批会党人员和枪支弹药。在大通学堂附设了一班体育专修班，招收金华、处州、绍兴三府的会党骨干，来学堂进行短期训练。学堂规定：凡是学员一律都要加入光复会，毕业后仍受本校办事人员的节制。从此，大通学堂成了光复会革命团体联络浙江各地会党的中心。
1906年冬，秋瑾由日本回国进入大通学堂。年底徐锡麟赴安庆，校务由秋瑾主持。1907年7月12日，徐锡麟在安庆不幸遇难，浙江光复会起义接连失败，加之胡道南等人的告密，7月13日，秋瑾等在大通学堂被捕，学堂也遭破坏。1912年1月，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刺身亡，至此光复会解体。
孙中山先生高度评价光复会的革命功绩，说：“新、旧部下皆与有力，其功表现于天下。”对徐、秋、陶三烈士也给予很高评价。1912、1916年，孙中山先生两次来浙江，一次还到了绍兴，分别祭奠了秋、陶两位烈士。
青瓦黑墙平房建筑的大通学堂，原是绍兴府的储备粮仓，所以面积比较大，平面呈中、东、西三条轴线布局，中轴线有建筑三进，东、西轴线各四进。中轴线的第一进是门斗。正上方悬挂的这块“大通学堂”匾额是由已故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先生所题。绕过回廊，是第二进礼堂，也是秋瑾、徐锡麟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演讲的地方。第三进为平房，共分五间。辛亥革命后为纪念徐锡麟而被辟为徐社。门口悬挂“徐社”匾额，由孙中山先生的秘书田桓所题，现布置为《徐锡麟生平事迹陈列》。
大通学堂西轴线的第二进、三进、四进，在当年都是教室，现辟为辛亥革命烈士遗物陈列室，这里有他们生前用过的物品、往来的信函等。睹物思人，烈士们的精神风貌可窥见一斑。
大通学堂如一座不朽的丰碑，矗立在世人面前，高高地树在人们的心中。 -
2011-03-06 11:39:31 leon
“我也可以算辛亥后人，我的堂祖父是当时新闻界的前辈、易学家杭辛斋。”自本报“辛亥这一年”大型系列报道推出后，读者反响踊跃，每天都有来电来函报料辛亥的线索，今年73岁的杭肇峰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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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杭肇峰先生提供的地址，我们在杭州观音塘小区附近的一幢民宅里找到了老人。杭肇峰小心翼翼地捧出一本记事夹，里面收藏着与杭辛斋有关的文献资料和照片。“我虽未曾见过堂祖父，但父亲常给我讲他的故事，从海宁乡亲那里也听到了不少有关他的事。”这一点一滴都渗进了杭肇峰的心里，且听老人娓娓道来——
我堂祖父杭辛斋1869年出生在海宁长安镇，他的人生“关键词”离不开“报刊”，曾与严复等人创办了我国第一张民办报纸《国闻报》，后来又陆续办过《京话报》、《中华报》、《浙江白话新报》等。作为报人，堂祖父敢于直言，为民说话。
有一年冬天，杭州闹米荒，有20多个老百姓因抢米被抓了起来。有人向当时的巡抚增韫提议：“非杀几人不可！”增韫回答：“待阅明日各报披露情况再办。”当时各大报纸都回避了这件事，只有杭辛斋在《浙江白话新报》上写了一篇文章：“饥民嗷嗷待哺，不得一口之苦状，政府要关心。”增韫读完受到触动，没有开杀戒。
堂祖父杭辛斋办的报纸有观点、有棱角，提倡白话文，通俗易懂。他见解独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耿直的性格和才气让他锋芒毕露。戊戌变法后，他办的《国闻报》以“视死如归”为标题，首家报道“六君子”被杀消息，遭停刊。
很多人知道我堂祖父，是因为读了他写的《学易笔谈》、《易学丛书》、《读易杂识》等著作。其实，他与周易结缘来自牢狱之灾。当年堂祖父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捕入狱，在狱中遇到一位姓岳的老人。老人自称“白浪山人”，对易学颇有研究，在狱中将易学之道倾囊传授给了他。出狱后堂祖父便搜集易著600多种精心研究，才写出了后来的易学著作。
海宁还有一段近代交通史与我堂祖父有渊源。沪杭铁路原计划并不从海宁通过，杭辛斋联合张宗祥、徐申如（徐志摩的父亲）等有识之士，联名要求改线经过海宁。后来，当时的浙江铁路督办汤寿潜批准了改线计划，这段铁路的开通，使海宁经济振兴受益匪浅。
辛亥革命里程碑（四）
破晓
革命的胜利发展使清政府极为震惊。10月27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湖北军事的全权。11月1日，清军攻陷汉口。同日，摄政王载沣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交出全部军政大权，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27日，汉阳为清军攻陷。12月1日，双方议订停战3日。此后双方又拟定派出代表讨论大局。停战是辛亥革命从武装斗争走向政治妥协的一个重要转折。
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随即自武汉齐集南京。25日，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17省代表会议以16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1月2日，通电改用阳历。28日，又成立南京临时参议院。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3种政治势力。独立各省的军政府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操纵，南京临时政府对它们事实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革命派自身的弱点也更多地暴露出来，孙中山的许多正确主张都遭到反对。 （未完待续）
（资料来源：辛亥革命纪念馆） -
2011-04-14 21:13:50 leon
民国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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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世纪初的中国，受西方思想的影响，革新之风劲吹，社会思想文化的变革风起云涌，在衣食住行、言谈举止、精神崇拜等方面，影响了每个平民百姓。
在江南大地，以秋瑾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女性，通过办报等方式宣传女权意识，自我觉醒的妇女开始反对传统纲常伦理对女性人权的压制，办女子学堂，废缠足，学新知，直接参加社会活动争取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型，走上为自由解放而斗争的道路。新一代女性在辛亥革命的暴风骤雨中诞生……
直到有一天，中国最普通的平民也会发现，他们也许没有能够成为革命先驱中的一员，可他们的穿着真变了，他们说的话真变了。
直到有一天，习惯了谈恋爱、写白话、握手礼的我们会突然想起来，今日的一切，在100年前是多么艰难。
让我们随“平民文化手记”去到百年前的春天。
由于雨天，浙江辛亥革命烈士陵园的游客很少，陵园内的光线阴暗，宽大的芭蕉树叶和高耸的松柏挡着视线，一块隐藏着巨大力量的纪念碑从林荫中刺向苍穹，花岗岩的石碑透着金属的质感，上书孙中山先生手书“国魂不死”。四个苍劲的大字使得狭小的区域变成阔大无比，我一下就陷入庄严肃穆的历史氛围中。
隔一段距离，便坐落着一座高大的坟包，石板上的灰黑色揭示着年代的久远。下雨使墓道异常湿滑，我的脚步小心翼翼地移动着，一不小心还是打了个趔趄。
1905，1907，1911，1912，我的脚步跨过墓碑上那些浩浩荡荡的年份，距离辛亥年居然如此地接近，接近到了咫尺，我的耳膜甚至激荡起他们吹响的号角，听到子弹呼啸着穿过时间的飕飕声，听到了他们的铮铮誓言，听到他们为理想和自由赴死的脚步，当然这一切是我的想像。在如此清净的时间经纬中，只有想像才能让这里变得热闹起来，也只有想像才能让历史醒来。
那些墓碑的年份后面躺着一个个伟大的名字，但我最想拜谒的还是尹维峻之墓，作为这个陵园惟一的女性，她充满传奇的经历是如此地让人称奇。徘徊了许久，一直找不到尹维峻的墓地。询问了保安，他热情地领着我来到陵园的一角，两座青石圈成的高大墓穴赫然陈列在眼前，一座是尹维峻，另一座是他丈夫裘绍。
墓碑上铭文如下：尹维峻（1896—1919），又名尹维进，嵊州城人。1904年与二姐锐志等组织“兴汉会”（会长孙中山）。入光复会、同盟会。1907年回嵊响应皖浙“丁末起义”。1911年与锐志密通广州起义，九月参加武昌起义。孙中山称赞秋瑾、尹氏姐妹为中国三女杰。1917年7月与裘绍随孙中山赴粤护法。1919年7月16日被北洋军阀暗杀于广东汕头，年仅24岁。
从尹维峻的革命履历来看，她不仅参加了辛亥革命最重要的广州起义和武昌起义，还参加和领导了光复上海、杭州、南京的一系列战役，也就是说她亲临了辛亥革命的重大事件，她短暂的一生简直就是为辛亥革命而准备的。
辛亥期间，浙江有一大批血性女性参加革命，或抛家别子，或投笔从戎，她们追求男女平等，寻求妇女解放，要求参政议政。在这个舞台上，尹锐志和尹维峻这对姐妹花演绎得特别风生水起。
为什么在辛亥革命期间会出现尹氏姐妹花？我想可以从三个方面解读：一是她们的个人意气，两个叛逆的女孩提着脑袋干革命，慷慨面对生与死的抉择，这是至刚至烈，这需要极其强烈的个性和勇气打底；二是她们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事业信念，有不懈地追求理想的决心来强化自我，也就是说她们是一个纯粹的革命者；三是其身边的亲人朋友必然有相互辉映者，带动和引导她们走上革命之路。自古人间英物并非横空出世，时代英雄会呈序列状排布，她们的引路人正是老师秋瑾。
她们并没有读过多少书，没有秋瑾那样的留学经历，更多的是对自由、对理想、对自我的追求。晚清时候有太多去我、灭我而成全自我的人，比如自沉颐和园的王国维，比如横刀弹歌的秋瑾，比如舍生取义的徐锡麟，也有本文的主人公，这种追求是朴素的，我觉得他们的追求更接近义的本原。她们在辛亥革命时冲锋陷阵，看到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剽窃后，扯起大旗反袁，看到北洋政府腐败时，尹维峻又追随孙中山开始了赴粤护法。尹氏姐妹相继赴死，将自己的忠义献于民族的祭坛。
尹锐志加入光复会的时候15岁，而尹维峻还不到10岁，是光复会最年轻的会员。这个年纪就提枪上阵，从事着赴汤蹈火的革命事业，真让人感叹这两个不世出的英杰怎么就都出在尹家。
尹氏姐妹俩追随秋瑾后，一直跟着秋瑾革命、学习、生活，秋瑾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了她们。秋瑾在上海成立锐峻学社，取她们姐妹名字中的一字组成学社名称，锐峻学社成为光复会在上海的联络点。尹锐志协助秋瑾做着《中国女报》的发行工作，尹维峻作为报童，一面卖报一面收集情报。尹氏姐妹甚至掌管上海光复会日常机关事务，四处筹措资金，积极筹备起义。
秋瑾就义之后，她们发誓一定要为老师报仇雪耻。两姐妹通过自学，俨然成为了炸弹制作专家。1909年，她们携带炸弹潜入北京，试图暗杀满清权贵，因为清兵防范措施严密，一直没有找到动手的机会，潜伏了将近一年，无功而返。我们可以尽情地想像，她们深入虎穴龙潭中，行走在刀尖上，一次次与生死相交的策划、踩点、出击是如何地险象环生。历史的迷雾太浓重，掩盖了少年英雄的一幕幕革命细节。
尹氏姐妹从幕后走向前台的第一次表现在上海起义。尹锐志动用了多方力量吸收吴淞海军朱庭燎、巡警黄汉湘等参加光复会，并参加组建了战斗力强悍的光复军，由李燮和担任光复军总司令，积极筹划起义。光复上海的战斗，尹氏姐妹冲锋在前，在进攻闸北警察局和江南制造局的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勇猛，丝毫不让须眉，为上海的光复立了大功。在接下来光复江浙的战斗中，她们也表现得相当出彩！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任命尹氏姐妹为总统府顾问，两姐妹一道成为总统顾问，同时身兼总统保镖，这恐怕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真是让人感叹自古英雄出少年。
光复杭州的战役，尹维峻表现得过分耀眼，使得后人在追溯她的时候，常常将这一事件作为她一生的重头戏来提及。
1911年11月5日凌晨2时，杭州城一片寂静。光复军秘密地挺进到了杭州的各个攻击预定位置。而作为战役的核心，攻克浙江巡抚衙门的重担落在了光复军敢死队身上，尹维峻隐蔽在街角，怒目瞪着巡抚衙门，宝剑在剑鞘中腾腾地跳动。这时，冲锋号嘀嘀地吹响，她骑着骏马，左手挥舞着手枪，右手向衙门掷出了第一颗炸弹。
为给秋瑾复仇，这颗炸弹她已经准备了很久。“轰隆隆”一声巨响，巡抚衙门被炸塌了一角，敢死队山呼海啸般地涌向缺口，一举攻占巡抚衙门，生擒了浙江巡抚增韫。有说是尹维峻抓的，也有说是蒋介石抓的，历史的真实已经无从知晓。光复杭州战役，她的风头甚至盖过了24岁的敢死队队长蒋介石。
无数史家和作家在描写这一场景的时候，他们深深地折服于这个15岁的少女，笔尖如马蹄哒哒地跑动，为少女英杰勇冠三军的赳赳气概而击节喝彩。
我在辛亥革命纪念馆瞻仰了尹氏姐妹的照片，尹维峻是一个出挑的美女，清秀婉约，身材修长挺拔，梳着两条粗粗的辫子，隐着腆腆的笑意，这和狂呼着冲锋陷阵的铁血形象相去甚远。我甚至在她的长相中辨到一丝秋瑾的模样和气质。想必她的骑术也是秋瑾教会的，当年秋瑾就经常骑马往来于绍兴城区，两个年轻貌美的女子骑着高头大马在晚清的大地上奔跑，犹如两道闪电，一定非常动人心魄！
在接下来的南京战役中，尹维峻再一次占据鳌头。为攻克南京作战斗准备，尹锐志率领人马在上海赶制炸弹，一会员不慎引爆炸弹，导致尹锐志后脑受伤，被迫离开了战斗序列。尹维峻组织了一支女子北伐敢死队，号称“女子荡宁队”，尹维峻亲自担任队长，一说有70多人，一说有40多人。她带领的女子敢死队经过鏖战占领了雨花台，撕开了清军的防御阵地，策应了友军的进攻。在封建时代能够有那么多的女子扛枪背刀走上战场，的确是难能可贵，虽然她们的名字大部分已经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但这支队伍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人性光辉的篇章。
以身许国是光复会的誓言，在辛亥革命以及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中，尹氏姐妹延续着秋瑾的民族思想。尹氏姐妹的铁血战斗历史，的确气壮山河，古代的花木兰和梁红玉也不过如此，真是让人感慨万千，追溯百年前的这段历史，尹氏姐妹的壮怀激烈之情、飒爽的风姿依旧历历在目。
我们从尹氏姐妹的身上，品读到了人生最宝贵最美好的东西，理想，执著，坚贞，正义，赤诚，英勇，担当，她们年轻的灵魂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如此地坦坦荡荡，她们的理想主义、革命情操在今天看来是那么的纯正和激越，她们追求自由的情怀将同时代犬儒主义的男人逼到了历史的墙角。女人何尝不可以成为民族的脊梁呢？秋瑾、尹锐志、尹维峻、徐自华、吴芝英、林宗雪、唐群英、沈佩贞等等辛亥女性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组成了一道绚丽的巾帼脊梁。
我去过很多书店想买关于她们的书籍，包括在网上搜索她们的传记，一直没有找到。她们更多地出现在了武侠小说和传说故事中，以飞檐走壁和武功盖世的形象出现。
关于两姐妹的神奇，还有两则说法，在辛亥革命中一时传为美谈。
一说上海光复后，孙中山在哈同花园观看演出，由尹氏姐妹负责警卫。当锣鼓声咚咚咚咚如雨点般密集响起，一个小生翻着跟斗跳上舞台，台下观众喝彩声如潮水一般。尹锐志突然感觉小生的眼神不对，说时迟，那时快，尹锐志一个箭步挡在孙中山面前，抬手一枪将舞台上吊灯击碎，尹维峻纵身跃上舞台，三下五除二就生擒了刺客。
二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夫子庙演讲时，三个清廷刺客准备行刺，被尹氏姐妹当场识破，武功高超的姐妹俩赤手空拳就将刺客击退。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得知此事后，盛誉尹氏姐妹为“革命女侠，民国功臣” 。
由此看出，尹氏姐妹不仅有着过人的武艺，还有着过人的胆识，有着果敢从容的性格。击破两次行刺，她们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或许没有尹氏姐妹，民国的历史就将改写。一对来自越剧之乡的女子，从小耳濡目染，没有唱起越剧，却在辛亥革命的大舞台上演了一出壮烈的剧目。
辛亥革命后，尹锐志与光复会成员周亚卫结婚，周被选送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她跟随丈夫留学日本。抗战期间，尹锐志在重庆先后担任妇女工作队副队长、抗日军工烈属工厂厂长，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而尹维峻一直追随着孙中山先生继续出生入死，直到1919年被暗杀，年轻的生命就停留在24岁那一年，甚至比恩师秋瑾还年轻8岁，让人扼腕痛惜！她的丈夫裘绍翌年也被北洋军阀暗杀。尹锐志于1948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尹家烈士滚烫的鲜血流淌过历史，凝结成一团黑色的悲剧，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四野寂静，这时停歇了片刻的雨又悄悄地落了下来，在山谷中拉出了一幅雨幕。水珠簌簌地落在枝头，亮晶晶地滚动着，浓浓的绿色泛着白光在山谷中奔涌，陵园仿佛突然间光亮了起来，如同一座光线澄澈的宫殿。宫殿屏蔽了一切熙攘的世象，没有物欲，自私，腐败，堕落，罪恶，只有着一颗颗闪亮的红心。
我宁静地仰望着，很久很久，突然失语，能够表达我心境的，是花岗岩上那几个坚硬的大字——国魂不死。 -
2011-04-15 07:11:26 leon
巾帼兴学——寻访杭州女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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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与贞文女学差不多同时出现的女学堂是“杭州女学堂”，即现在的杭州十四中学。它比惠兴创办的贞文女学早了一个多月。
走进杭州十四中学，正值小雨，旧校舍在历史洪流的冲刷下早已难觅其踪，留下的，只有道路两旁摆放花盆的数座石墩……
最早女校
戊戌变法之后，一批留日归国学生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开始积极筹划女子学堂事宜。1904年，杭州教育会发起号召，邵章、陈叔、郑在常等人禀请浙江巡抚聂缉椝立案开办女校，5月2日，“杭州女学堂”在积善坊巷正式成立。这是杭州历史上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女子学校，也是杭州妇女真正获得上学读书权利的开始，学校的出现比清政府颁布的《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早3年。
建校初，杭州女学堂聘顾文郁为校长，招募5名女教员（其中1名为日籍教师），招生45名，分编3级，皆为寻常小学程度。1907年，学校增设保姆传习所和蒙养院，更名杭州女子师范学堂，使杭州第一次有了女子师范教育、幼儿师范教育和幼儿教育。1912年，学校改为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成为省立女子中学。
抗日战争年代，学校在硝烟和炮火中四处辗转。1937年11月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学校被迫撤离杭州，迁至桐庐俞赵。12月，学校再迁淳安，借淳安县中学部分校舍继续上课，当年的校舍旧址现已沉于千岛湖湖底。
经历战乱年代的洗礼，女学校曾多次更名，1958年，学校作为杭州西湖中学开始进行男女混招。2000年7月与杭州第十二中学合并后，学校正式成为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杭州十四中学，全校现有教师193名，学生近2000人。
女权先声
作为浙江历史最悠久的女子中学，杭州女学堂在女权运动的浪潮中一直昂首阔步，一马当先，最早举起了打破封建桎梏、解放妇女的大旗。
女子学堂落成后，在顾文郁校长的主持下，校内专门成立了放足会，要求尚未缠足的学生坚持不缠足，入学前已经缠足的学生逐渐解放缠足布，坚决改变缠足这种严重侵害女性身心健康的封建陋习，让“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俗语在学校成为历史。时任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的许世昌亦曾赠送匾牌“巾帼完人”于顾文郁校长，以表彰她对女子教育事业的贡献，可见学校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
1905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各式新学堂蓬勃兴起。学校积极顺应时代变化，开始教习西方自然科学，增设体育课，还专门针对女性特点和需要，成立家事事务所，开设保育、烹饪、新时代女红等课程。
第四任校长郑在常任职期间，将“勤、敬、洁、朴”四字定为校训，代表新时代女性应有的高雅气质；将菊花作为校花，象征经历学校教育走上社会的学生能够远离旧社会女性藏身深闺，弱不禁风的病态形象，如品行高尚、挺拔的菊花般迎风绽放。
时代女性
历经百年岁月，杭十四中像一位坚强的母亲，培育出无数思想先进，自立自强的新女性，她们冲破封建礼教的枷锁，摒弃旧时“大家闺秀”的形象，走出深闺，凭自己的实际行动成就新生代女性之风范。从学校毕业的许多学生，均在新中国历史进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我国著名女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吴贻芳是杭州十四中学的首批学生。在校受到爱国主义启蒙教育的吴贻芳曾明确主张“读书目的为救国”。1916年她考入金陵女子大学，任学生会会长，带领同学参加五四运动。1928年吴贻芳在美国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担任母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大学女校长。1954年4月，吴贻芳作为我国教育界和无党派代表与董必武等人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作为中国代表团的第一位女代表，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从1922年开始，学校先后出现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活动。当年考入学校的女孩胡焦琴，在校时多次在《妇女杂志》自由论坛上发表文章，反对封建宗祠的陈规陋习，反对封建婚姻，提倡男女平等。她带头放足、剪短发，并提出：“我认为不好的制度，就当用革命方法去改革”。1925年毕业后，胡焦琴辗转入党，成为中共地下党镇海县县委书记，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杀害，年仅26岁。
同样著名的女革命家还有张琴秋——我国最早的妇女武装川陕妇女独立团团长。1921年入校以来，张琴秋吸收新思潮、新思想，倾向进步，号召同学以实际行动反对封建思想的束缚。1924年张于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曾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率领近两千人的妇女独立团配合主力作战，与张国焘部队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该团是红军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战斗力最顽强的一支娘子军，成员大都在20岁左右，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解放后，张琴秋任国家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漫步校园，杭十四中百年来风起云涌的历史已化为历史老师口中的故事，融入辛亥历史的教案。
对于今天的学生来说，母校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似乎略显模糊。
一群正在上体育课的学生，提起旧社会女性缠足等陋习时，学生们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觉得不可思议。“我的脚可是39码的，要是缠起足来，一定痛死了，也不能像现在这样上体育课了。”高二女生小方连连摇头。
一旁的小裘忙说道：“若没有当时的女权运动，我根本想象不出现在会过上怎样一种生活，学校的这段历史对我们来说是一笔财富，它时刻提醒我们，应该庆幸自己能够生长在这个男女平等的年代。” -
2011-04-30 09:34:58 leon
天下孑民 -鲁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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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提起革命者，我们会联想到什么？刑场上的毫无惧意？威逼利诱时的云淡风轻？腥风血雨下的不改其志？人生道路上虽九死其尤未悔的豪迈？重读“为理想而执着，因理想而无所畏惧”的一群革命者的人生故事，崇敬之后，亦有思索。
辛亥江南从本期开始推出英烈传，讲述以身许国光复会主要成员及浙军攻克南京的壮美故事。
红彤彤的灯笼，乌漆漆的大门，两侧对峙的青石鼓，格子纹理的水洗磨砖镶嵌墙面，这一切使得绍兴蔡元培故居在沉静中凸显出威严。
大门楹联“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笔力苍劲，仿佛还带着落笔时的滚烫。我站在门口注视了良久，很多游客甚至没有看一眼这对楹联就急匆匆地跨进了大门。
进门一片开阔的庭院，阳光落在石板上荡出鹅黄色的光泽，人的脚步也变得有些虚幻。
大屋有别于一般的江南民居，没有逼仄的天井，没有阴暗的居室，没有曲折的回廊，甚至没有压抑的马头墙，这里每一进都有巨大的庭院，光线奔涌而来，这种大开大合的建筑格局与蔡元培的自由思想似乎有某种暗合。
大厅坐落着蔡元培的塑像，突出的颧骨浮在一张消瘦的脸上，一双深陷的眼窝上架着一副眼睛，他的眼里含着粼粼波光，一看就是一个青灯黄卷上捱日的先生。眼前这个不苟言笑的恂恂学子和光复会会长、教育总长、北大校长等宏大称谓实在相去太远。
蔡元培走的是古代读书人的正途，从科考的铜墙铁壁中破墙而出，一条坦途从眼前的这座大院一直铺到了北京翰林院。清朝的殿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督、巡抚等衮衮大员绝大多数出身翰林，在时人的眼中，蔡元培的仕途将会一片光明。
假如蔡满足于做一个封建官僚，而没有关注国计民生的抱负，他可以得到一种圆满。他是正统的文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他形影相随，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清醒地认识到维新、立宪都不足以救中国，只有革命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他丢下了翰林编修的职位，毅然辞职归乡。他没有和历史上那些清名之士一般退隐山野，做青灯皓首的老夫子，而是一脚踏上了革命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曲折征程。一个头戴花翎的翰林，帝国的精英，最终却成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
蔡元培的革命道路从一开始就显得旗帜鲜明，他与出生草莽的武夫和中下阶层的知识分子不同，他的性格阴柔坚韧兼具，一方面他是铁血革命家，主张以暴力推翻满清政府，一方面是书生教育家，积极走教育救国之道。两种冲突的性格集中到他身上，使得蔡元培在革命队伍中显得尤为突出。他的演说堪称天才级别，口音中藏着绍兴话的柔软，柔软中带着金属的硬和刀子的利，每一次演讲都极具煽情，仿佛一场盛大的演出。陈英士就是听了演讲之后毁家捐财参加革命。他动员了当时社会名流加入光复会，介绍了徐锡麟、秋瑾等有会党背景的革命人士入会，并将一批会党招入麾下，为光复会和同盟会的发扬光大而殚精竭虑。
蔡元培的革命路线偏向孙中山和黄兴，革命手段偏向陶成章、秋瑾和徐锡麟，他的道德、学术、声望，使得他成为革命党翘楚人物，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当日后同盟会和光复会发生分歧时，是这个德高望重的翰林屡屡出手调和，蔡元培以大局为重，坚定地维护孙中山的权威，保持了强烈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蔡元培在上海先后创办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学与爱国学社”，这两座学校是当时国内重要的爱国团体，名为教育实为革命基地。他一边从事地下革命，一边参加编写《苏报》、《警钟日报》等报刊，专事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卖国，唤取人民的觉醒。他在小说《新年梦》中露骨地讽刺清政府是供列强驱使的犬马，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满清。《苏报》案发时，蔡元培远在青岛而躲过一劫。浙皖起义失败后，徐锡麟、秋瑾等一大批同志牺牲，他又幸免于难。历史眷顾了蔡元培，为民国留下了道德的种子，教育的种子，读书的种子。
虽然是一介单瘦文弱的谦谦君子，蔡元培却比赳赳武夫更有胆量，加入暗杀团，准备和满清权贵以命相搏。他对照简易炸弹制作说明书，居然制造出了炸弹。蔡元培觉得暗杀团过于血腥和狭隘，不利于开展革命运动，于是更名为光复会，并被推选为光复会的第一任会长。
蔡元培是典型的书生政治家和革命家，他更多的是精神领袖的角色，利用自己的威望将江浙一带一些松散的革命团体捏合在一起，光复会的实际工作由陶成章管理。一方面，蔡元培翰林的身份，高尚的道德，深厚的学养，使得他有极强的号召力。另一方面，蔡元培书生意气，性格急躁，缺乏耐性，遇事好走偏激，也就是说政治不成熟，严重地制约了他的革命行动。蔡元培目睹革命党人内部明争暗斗，经历了一系列革命低潮，一次次充满信心的行动因缺乏正确的斗争方略，一次次化为泡影，渐渐心生倦意，将革命的重心由暴力抗争转移到教育救国的老路上来。1907年，蔡元培赴德留学。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等一大批流亡和留学海外的精英受召归国，他被任命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一个拥有封建社会最高学历的翰林，一个长期留学日本和欧洲的西学大家，只有他最清楚什么样的学制适合中国，他将欧洲的教育体制带回了中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封建教育中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废除，推行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从就任到辞职，仅仅半年时间就初步建立起了民国教育体制，为新式教育奠基立下了开山巨功。这一切为他日后改造北大奠定了基础。
关于五四学生运动中蔡元培的态度，一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
一种是他积极支持学生运动，比较统一的认识，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五四运动。一种说法是蔡元培反对学生运动，主要理由以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为据。后人是怎样误读了五四期间的蔡元培？学生运动的源头又在哪里呢？所有的路径一一指向了蔡元培的北大。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蔡元培历经游历，认识到教育是民族复兴的核心，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可以暂时取得胜利，但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才是立国之根本。他走在了时代的前沿，他没有停留在辛亥革命胜利的辉煌之中，另一场漫长的文化救国、教育救国之路在他脚下开始延伸，从担任教育总长开始，他就将自己的教育理想附诸实施。
晚清时，封建文化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大量的留学生走出国门，接受了西方全新的教育。但是，这种思想的更替是缓慢的，在这个渐变过程中，新旧观念并存，雅俗混杂，门派林立。清末民初，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思想最活跃的阶段。鲁迅说过：“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
作为政府公办的最高学府，北大的积弊尤其深重，沉疴累累，暮气沉沉。许多学子心神被功名利禄所驱使，受到了心灵和形体的强烈奴役，北大成为一处十足的名利场。蔡元培承受着现实的艰难，一步步改造北大，只有像他这样经历了私塾教育和科举考试的人，才深知传统教育的弊病，他在北大实践德育、智育、体育、劳动、美育教育，为北大注入了脱胎换骨的活力。
兼容并包，是蔡元培改造北大的一个梦想，也是天下学府的一个梦想。蔡元培罗揽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当时各类学术尖子和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他们既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有保守的学究派，有海归的教育家，也有国学大师，这些人物在百年中都是出类拔萃的，他们在北大舞台上光华四射，交相辉映。北大出现了百家争鸣，思潮并立，流派纷呈的盛极局面。他为近代中国知识转型提供了试验基地，为新文化运动点燃了导火索。北大是他人生的磨刀石，他这把刀子在北大越来越明亮锋利，北大正在一点一点地接近他的核心理想。
蔡元培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的心底有一个北大的核心精神，那就是自由与反抗。当理想与现实一次次产生剧烈冲突之后，蔡元培试图以己之力与丑陋的现实搏斗，结果可想而知，他只能一次次地辞职，保持自己的底线。“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他的拳头重重地砸在讲台上，那些铿锵的词句从20世纪初叶的时空中迸发出来，至今凛然有声，每每读到此处，我忍不住想站起来献给他掌声。
他在教育总长的位置上是书生意气，他当北大校长仍然是书卷气十足。在北洋政府更迭、军阀走马灯似地轮番登场的年代，他们看中的是蔡元培的名头，看中他的声望，看中他的资历。蔡元培可不管这些，书生蔡元培沉溺于理想，捍卫自由，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去实践。
北大的历史使命是振兴中华，这种将读书推向救国的最高境界，毕竟是充满文人气的口号，并不是每一个学子都能够做到的，但在蔡元培个人魅力的感召下，北大聚心聚德，在一段时间内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力量，北大在五四期间遍地盛开自由花朵。所以，即使蔡元培并不赞成学生运动，但是他的爱国思想、自由思想已经植入人心，自由的根系已经潜入学生的肌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一个偶发性的时间来决定，巴黎和会让学生抓到了一个喷薄的机会。由此，关于蔡元培在五四期间的作用也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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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成功后，蒋介石开始施行独裁统治，实行党化教育，对异党的镇压蔓延到了文化界和教育界，自由思想和独立的教育走进了死胡同，北大的自由力量很快便在专制下消耗怠尽。眼看着自己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自由大厦毁于一旦，德先生和赛先生越走越远，即使蔡元培有心阻挡，也拦不住一个民族倒退的步伐。
随着那个黄金10年的飘逝，蔡元培成为一则永久的神话。我想到了蔡元培的字——孑民，孑是孤独的意思，蔡元培是天下最孤独的人，孑然立在讲台，手上的教鞭诗意地挥舞着。我更愿意把他的教鞭想象成唐吉诃德手中冰冷的铁枪，孤独地战斗，阻挡他的却是专制的巨大堡垒。我们在蔡元培留世的相片中不难发现，绝大部分是苦大仇深的模样，沉郁，晦暗，深沉，孤独，我终于在历史的脉络中触摸到了他内心的这番凄苦。
国人一直有造圣的心理，每个时代都要塑造出一位圣人。在民国，蔡元培是最接近圣人的人。他一生从事革命救国和教育救国事业，崇尚自由，反抗专制，无意于当官敛财，一次次向袁世凯和北洋政府辞职以示不屈。在那个实用主义的年代，圆通之人热衷权术，有识之士追求实利，他一生甘于清贫，这和民国高官的鄙视操守、做派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书生，学者，君子，官员，革命家，思想家，演说家，理想主义者，实干家，多个角色投射到他的身上，这就是蔡元培。时代赋予他机会，也激发他的才华，留下了一道壮丽的民国文化风景。这些角色中，很难说他哪一类成分占得比较多，但可贵的是他拥有多种角色的天分才华资力，却少有这一角色的劣根性。
蔡元培从人格上、思想上、品德上、学养上、威望上一致赢得了各政党和派别的认可，横贯民国也仅此一人。他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镌刻出一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世楷模。故居大门上那八个虎虎生风的大字从青灰的历史中一路跋涉而来，到了我的眼前，依然色彩鲜艳。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孤独地病逝在香港。千名北大学子执绋，万名港人送葬，全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隐居孤岛的蔡元培一下勾起了国人对自由、民主、科学、进步的追忆，然而，故国早已不堪回首月明中。
一些北大的学子和社会的热心人士倡议将蔡元培遗骨迁回北大，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博爱自由一生的蔡元培，最终选择故国山河作为归宿，作为后人为什么要违背先生的遗愿呢？
对于蔡先生来说，也许泱泱中华已无故乡。 -
2011-04-30 10:38:57 leon
绝代佯狂-鲁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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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偌大的西湖，名位繁重的景点比比皆是，想要找到章太炎纪念馆并非易事。我一路开着车，一路问询，读到一张张疑惑的表情，最后从一个环卫工人那里得知，章太炎纪念馆就在雷峰塔下。历史有时候真的不忍卒读，不到百年光景，叱咤民国的风云人物如今已经少有人知了。
顺着嘈杂的南山路，车过净慈寺，雷峰塔，果然看到了一块蓝色的“章太炎纪念馆”的牌子。纪念馆就隐匿在雷峰塔下一处安静之所，与苏轼纪念馆隔路相对。当年，章太炎曾经站在这里，深情地眺望水木明瑟的西湖，留下了百年后葬于此的愿望。不知是他一心景仰张沧水的缘故，还是此地毗邻光复会据点白云庵，或者还有其他原因，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8月的杭州一片炉火，即使在西湖依旧可以感到灼人的滚滚热浪。顺着一条波浪型的甬道走进去，光线刹那间暗了下来，阴凉的气息一丝丝地从脚底向四周延伸，头顶一围围高大梧桐树、香樟树、柏树、杉树、桂花树遮天盖地，笼罩住纪念馆的建筑物，让人感觉到进入了隔绝的世界。
纪念馆不大，但很雅致，隐藏在丛林中显得无比静谧。正门悬挂着著名的史学家周谷城先生手书的“太炎先生纪念馆”匾额，笔力雄阔稳健，隐含着飞扬之气象。正厅两旁挂着一副楹联：“革命仰先躯岂独文章称巨子；湖山添胜境长留楷范励来人”。高度地概括了章太炎一生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一生。馆中色彩斑斓的文物和图片、文字还原了百年前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展现了章太炎波澜壮阔的一生。
章太炎给世人印象最深的还是鲁迅先生说过的那句话：章太炎先生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这样的观点符合读书人的理想，兼济天下，济世救民，他一生都在为这个志向而奋争。一直到晚年，章太炎才不得不撤离政治舞台，回到了学问的道路上，专心致志地著书立说，建筑起广阔的学术王国。章太炎曾经说过：“吾死后，中夏文化亦亡矣。”此话虽然狂妄，但一个甲子过去，环顾中华大地，哪个学者可与他争锋？的确一个也没有。
章太炎除了革命精神、深厚的学养之外，最让今人津津乐道的恐怕就是他佯狂的性格。章太炎有一个响亮的名头：“民国第一疯子”。仅仅看他的穿着便足够疯，时常蓬头垢面，身着皱巴巴的衣服，脚蹬破靴，甚至在婚礼上皮鞋反穿，让人啼笑皆非。他的不修边幅可与邋遢宰相王安石相比肩。
这只是表面的佯狂，更深层的佯狂表现在令人瞠目结舌的骂人功夫上，他从来不是皮里阳秋地冷嘲热讽，而是扛着一支如椽大笔，批判反动势力和伪学术，一笔胜过千万军。他的骂，都事关中国前途，而所骂的人皆政治学术之顶尖人物，按照文化惯例称做国骂。
章太炎的骂围绕着政治和学术，并非挟私怨，他个性极其强烈，观点犀利到位，秋风扫落叶般地骂太后、骂皇帝、骂总统、骂国父、骂圣人、骂大师、骂领袖，在众多的国骂中数骂康梁、骂袁世凯、骂吴稚晖最为光华四射。
一是与梁启超展开了寻找中国出路的大论战。通过论战，章太炎给国人厘清了共和的概念，给了国人一个确切的方向，指明了革命与立宪的孰是孰非，引发了国民对革命的广泛关注。章太炎于1903年首先发难，他在《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洋洋洒洒地抨击康有为的保皇理论，他在封建专制的压迫下抬头，挺身向至高无上的君权发出挑战的檄文，无异于在思想界引发了一场地震！梁启超为维护皇统和师统，与章太炎就革命和立宪的优劣开展了一场针尖对麦芒的论战，最终梁启超败下阵来，从而确立了章太炎在革命阵营领袖的地位。
二是向袁世凯上表《劝进书》。1915年秋，袁世凯称帝野心急剧膨胀，袁氏党羽和投机之徒掀起一片哓哓的劝进声。章太炎借上《劝进书》之名，大骂袁世凯狼子野心、妄僭天位、民国叛逆。一种说法袁世凯想杀了章太炎，被幕僚好说歹说给化解了。这位袁总统恨恨地留下一句：“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章太炎骂袁世凯实际上是政治的控诉，他将满腔的怒火屡屡发泄到袁世凯身上，是他没有预料到自己为之奋斗的共和前途是如此的惨淡，政治纷乱，民主篡改，民怨滔天，他痛心疾首，不想苟活于乱世，他想以骂来自戕。
三是章太炎与吴稚晖的论战，从晚清一直延续到民国。吴稚晖等人认为中国要图强就必须施行全盘西化，首当其冲地要废除阻碍中国发展的汉语，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正是这种状况下，章太炎挺身而出与吴稚晖在汉字前途上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他保持了学者公正、客观、科学的态度，痛斥了这种偏激的论断。为了达到推广和保留汉字的目的，章太炎乃依篆书创造记音字母，作为汉字初学的注音手段。1914年，章太炎弟子钱玄同、许寿裳、鲁迅等人促成教育部通过推广记音字母，作为国语注音符号，即今日仍在台湾通用之注音符号前身。这场跨越朝代的世纪大辩论又以章太炎全胜而告终，宣扬了国粹，延续中华文化的血统。
此外，章太炎还大骂蒋介石执行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以至于国民党向章太炎发出通缉令，称章太炎为“学阀”。
总的来说，章太炎的骂蔑视权贵，他的骂为民请愿，他的骂始终保持为正义勇于献身的精神，他的骂保持着洁净的人格，基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心声。他的骂建立在博恰学养之上，跳出观点读他的国骂，是一股力量，一种实力，一次学问的博览，他的骂是一篇笔伐崎岖、笔力雄浑的华章。百年之后，他的国骂从枯槁的史籍中传来，仍然铿锵有力，仍然大义千秋。
一身才华的章太炎，你可以给他罗列出一长溜的名号：最有学问的革命家、辛亥元老、光复会会长、国学泰斗、朴学宗师、学阀、在野党领袖、民国祢衡、民国第一疯子、异端、狂生、章神经……
辛亥名士中，如果说秋瑾是英烈，徐锡麟对应的是大义，那么章太炎对应的是佯狂。佯狂的人是浪漫的，凡事从自己的愿望出发，不计后果，攥着捋龙鳞、剁虎尾的勇气，出没龙潭虎穴而不知后怕，这样的人着实令人景仰。
自古狂士结局多悲剧，商代箕子、三国祢衡、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唐代刘叉、明代徐渭，他们的佯狂是憎恨世道凌夷，或不愿与当权者合作，或野夫之怒，或怀才不遇而愤恨，只有章太炎彻底为政治而佯狂。他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失败，游走于革命派、保皇派、旧军阀之间，时时刻刻与当局唱反调，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奇怪的是，章太炎提着脑袋在枪口下游刃有余，好像所有的达官政要对待章太炎都抱有宽宏大度，这也成了一道清末民初的政治奇观。
章太炎的佯狂是对政治失望后的宣泄。他一直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希望得遇明主，他并不想做清高的伯夷叔齐，更愿意成为姜太公那样建功立业的人物。然而，民国政府提名他出任首任教育部长未获得国会通过，他的热脸贴了个冷屁股，随后政府走马灯似地更换，他浑身上下挂满了虚职闲位，却始终没有走进权力核心，自己“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始终没有得到实现。
章太炎的性格决定了他就该是个佯狂之人。他的认真让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他的真诚使得内心渗不进半点污秽，他的嫉恶如仇吓得政客胆战心惊，他的执拗注定了不会随波逐流，这一切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悲剧命运。各方诸侯对其敬若神明，却怕引火烧身，无一敢与他合作。章太炎的一生都带着波折，这位天才的日子过得有些悲壮，至于“民国第一狂生”的名号，则更像是对这位狂热政治爱好者的一则无情讽刺。
“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这是章太炎一句著名的诗句，他一介书生，手中无剑，靠得是铮铮铁骨独步江湖，靠的是一支横扫千军的铁笔。哪怕自己的力量卑微，他一定要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向旧有的道德体系宣战、向伪民主宣战、向守旧学术宣战。《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逐满歌》、《劝进书》、《排满论》，那些挚真的理论有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读得人心惊肉跳，读得人荡气回肠，整个辛亥革命期间，章太炎的革命书红遍大江南北。他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针锋相对，决不屈服。
君子至纯则刚，他在政治言论上敢写敢骂，被人视之为疯，被人称为民国的祢衡，这是士的德行；生活上不拘小节，衣食不究，被人称为民国的王介蒲，此是士的道行；民国名士大多风流多情，敢弃传统道德不顾，而章重情近于痴，这恰是士的品行；他的放诞任性，不如说是较真耿直，其纯刚之性情，颇有士君子之风；率真近于狂，狂而不乱，无名士目空一切的恶习；用学术之法度驭政治之事，态度和方法都有迂味，好在迂而不腐，有着高贵的天真。
我们跳出那个时代，看待章太炎、吴稚晖、钱玄同、黄侃等清末民初的大儒，他们个个才华横溢，个个疯疯癫癫，个个至情至性，他们敢于挑衅当局，挑战权威。他们成为那个时代的异端，他们是那个时代文化人的代表，他们都是一群热血沸腾的爱国人士，他们在大变局中以各式各样的形态表现出来，因为保留了自己的清高而侥幸保留自己的个性，其余的大多数还是难逃俯仰由人而落入俗流。
“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鲁迅用38个字把他革命的一生高度地概括了，这简直可以做他的墓志铭。章太炎也认为自己第一是革命，第二才是学问。
章太炎革命的名声太响亮了，以致于我们忽略了其他的业绩。《章氏丛书》《续编》《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儒术新论》《订孔》等等著作摆放在橱窗中，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章太炎是一个不世出的英才，一个留下了400余万字著作的一代鸿儒。
我似乎看见他在典籍中坐起，从容地提笔，浓墨从宣纸上一路流淌下来，一篇篇响亮的辞章一挥而就，或许就有那篇奇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或者是《劝进书》，或者是《谢师表》。
我们还可以看得更远些，当年走向北京钱粮胡同章馆的那条狭街，或者通向苏州那章氏国学讲习会那条曲巷的章门之徒，他们可不是什么凡夫俗子，他们个个学贯中西：鲁迅、钱玄同、许寿裳、朱希祖、黄侃、刘文典、沈兼士、周作人、吴承仕、朱季海……他们继承师德，在各自的文化领域中开疆拓土，个个功成名就，成为民国文化界的精英。仅仅从开列的这份名单中，你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章太炎是民国最杰出的老师。
风流都被雨打风吹去。我的目光逐渐从章太炎纵横的一生中收回，落到了庭院当中的汉白玉塑像上，章太炎当初的踌躇满志或者狂放不羁已经悄然淡化，他的脸上甚至开始幻化出和蔼之情，他的目光也显得温润了许多，消解了历史中积聚的火气，这张面孔似乎与我们心目中的章太炎有着很大的差距。其实，生活中章太炎原本就是这副形态，一个和气的乖老头子。
纪念馆后是章太炎和夫人汤国梨的墓地，两盔坟茔一主一侧地安卧在阒寂中，与先生一生的纷纷扰扰、是是非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不知此处的清净能否抚平先生内心的郁气。我对着墓地三鞠躬，突然一声“将军”，吓了我一跳，侧目一看，两个老者坐在石桌上博弈撕杀，一个老者又高喊了一声“将军”，那声音仿佛从历史中传来，显得苍凉而冷漠。
从纪念馆出来，熙熙攘攘的南山路横贯在眼前，尖锐的喇叭声、汽车的轰鸣声、导游的解说声、嘈杂的人流声、小贩的叫卖声响成一片，历史与现实仅仅一步之遥，后脚依旧空寂，前脚已经踏入一片流光摇曳的湖光山色。 -
2011-05-10 11:23:04 leon
云和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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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晓敏
在魏裕安老先生家，他打开了一只龟裂的皮箱，小心翼翼地揭开红色的绸布，仿佛一团火焰在跳动，焰心处浮现出祖父魏兰的照片。
那张来自100多年前的照片已落满斑点，但依旧掩盖不住主人的虎虎生气，魏兰身着中山装，留着齐整短发，浓眉大眼，眸子里聚满桀傲和不服。一股烈士之风从照片上站立起来，让人模糊了时间的界限。
魏兰身背辛亥先驱、光复会创始人的光环，荡尽祖业参加革命，两渡日本，南游爪哇，西达长江源头，北上燕山之巅，历尽千难万险，兴办学校，开创实业，为振兴中华而鞠躬尽瘁。
慨叹年华易失，魏兰这个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或者说小地方中的大人物，关于他的记载是零星的，他的事迹如同断了线的珍珠链，魏兰的故居和先志学堂都已拆迁，我们只能从有限的资料中去追踪蹑迹，去连缀他在历史中的走向。
魏兰（1866~1928），字石生，号浮云先生，出生于浙江云和县城。年少的魏兰有着一股叛逆之气，厌倦四书五经，喜读军事史籍，怀有一颗大济苍生的雄心。父亲对儿子的忤逆行为十分气愤，经常责罚魏兰。19岁那年，魏兰被父亲逼着参加府考，他挥笔在试卷上草草画了一幅云和县地图。考官也算是魏兰的知音，或许认为魏兰有立足云和放眼中华的志气，破格录取他为秀才。这是魏兰的第一次人生考试，考得名声赫赫，一时在处州成为美谈。
魏兰很早就接触了进步的革命书籍，常与人纵谈天下，猛烈抨击时事。他的心灵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对民主的呼唤，他要与这个浊世抗争。父亲对这个孩子没少操心，他的担忧不无道理，对于祖辈入仕的魏氏家族来说，魏兰的确有些放浪形骸，书香门第的家族居然出现了一个反政府的叛逆，这是要背负着杀头抄家的巨大风险的。魏家很快为魏兰找了一门亲事以安定他的心思，魏兰痛快地答应了，其实他另有打算，分的家产划归名下，从此有了自主支配家产的权利，随时可以变卖家产以资革命经费。
1902年，是魏兰真正步入革命阵营的第一年，蔡元培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以教育为名建立革命据点，魏兰在上海参加中国教育会。1904年，魏兰留学日本归来后，在上海与蔡元培、陶成章等人一起创立了光复会。以后又筹建了东京分会，1910年光复会重建，他担任南洋总部执行员。从创立光复会这一刻起，魏兰走上了一条惊心动魄的革命道路，他的名字和光复会紧紧地扭结在了一起，成了光复会历史上绕不开的人物。
纵观魏兰，主要功绩在于联络和团结分布在浙江各地大大小小的会党，为日后辛亥革命聚集了武装力量。他和陶成章的组合，仿佛就是木建筑中的卯榫结构，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从此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成为生死之交。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的足迹踏遍浙江的山山水水，每到一地就慷慨陈词地演说，晓知民众反清大义，大力鼓吹共和。他们深入城镇乡村、田间地头、啸聚的山林，甚至监狱，反复与各会党接洽撮合。魏兰详细调查山川地理、清军部署、贫富结构、钱粮状况等等，一一造册登录，为以后的光复大计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经过陶成章、魏兰等人的奔走联络，白布会、双龙会、龙华会、伏虎会、平阳党等会党排除门户偏见，统一意识形态，在浙江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排满反清战略同盟。
1904年，光复会拟于慈禧太后七十寿节在长沙发动双十起义，陶成章、魏兰是这次起义的主要策划人，他们联络龙华会、双龙会等会党准备武装起义响应，计划先攻占金华、衢州、严州三府，北出安徽图谋南京，南下衢州占领江西。但是，黄兴很快在长沙失利，双龙会首领王金宝被叛徒出卖在处州就义。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那个节点的很多仁人志士选择了隐蔽，魏兰不屈服于当局的恫吓与淫威，继续行走在风口浪尖，从事着反清斗争。
魏兰在建立革命阵线同时，积极调动浙南山区畲民的革命热情，深入畲族村落宣传革命道理，并写成了反映畲民风情的著作《畲客风俗》。从现有的资料看来，魏兰是第一个用现代人类学方法去研究畲族的人（见《魏兰年谱》魏裕安著）。
魏兰密集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官府的密切注视，一方面魏兰要躲避官府的追捕，一方面受光复会派遣到南洋筹募资金，动员南洋爱国华侨参加革命。1906年夏，魏兰携妻子何莲卿等人远走南洋诸岛，一边教书一边筹集资金。当时国内一些遭到通缉和身份暴露的革命党人避难到瓜哇，魏兰一一收留他们，带领他们在南洋办学办报扩大革命影响。
随着徐锡麟、秋瑾等人遇难，国内革命形势越来越颓败，南洋的斗争地位越发重要起来。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度过了6年颠沛流离生活的魏兰才得以重返祖国。
1904年，江南一带的革命形势陷入低潮。这年3月，魏兰变卖家产，筹办“云和先志学堂”，陶成章以教员身份在学堂任教。魏兰以办学校掩护革命，一边筹集革命经费。
先志学堂成为浙江第一所联络会党和培养革命骨干的学校（见《魏兰与浙江革命党》魏跃华著），为以后开办大通学堂等革命学校积累经验。一时间，处州各地志士纷纷云集，隆盛一时，学堂灌输革命思想，培养了许绍南、叶仰高、张庆祥等革命志士。魏兰本人大力崇尚暗杀，他在学堂内制作炸弹，秘密收藏武器，学员学习军事技能，按照军事体制进行编练，积极准备起义。
辛亥年，先志学堂的学员在攻克上海、光复浙江、夺取金陵的数次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最惨烈的天堡城战斗中，光是敢死队队员居然有数十位先志学员之多，叶仰高烈士更是高居浙军纪功塔的第一位。浙江边陲的云和县当时总人口大概不到3万人，除去妇孺老幼，每100个成年云和男子中就有一人拿起武器，冲锋在辛亥革命的最前线。若以人口百分比来计算，云和绝对是辛亥革命参战人数最多的县份之一。这与魏兰的事功是分不开的。他把自己家族的很多成员一起带到了革命阵营，他的革命思想在浙西南的热播，炽热的锋芒就像烈焰一般地滚过干烈的林木，在浙西南燃起了燎原的山火。
然而云和毕竟在浙江西南山区，交通极为不便，先志学堂作为革命的指挥中枢存在先天缺陷。1905年，魏兰出任嘉兴温台处会馆总理，负责浙江会党事物，他将反清大本营迁至此，温台处会馆培植了大批的革命骨干，由此波及到全省，斗争局面日盛一日。光复会的核心成员大都是绍兴人，会党也以绍兴人居多，绍兴有着肥沃的革命土壤，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魏兰将先志学堂和温台处会馆全部家当带到了绍兴大通学堂，协助陶成章、徐锡麟办学。
经过累次革命失败，魏兰认识到没有雄厚的财力为基础无法推翻满清政府。为筹集革命经费，魏兰先后创办了“利用实业织布学堂”、“云和习艺所”，他一边办实业积蓄经费，一边联络会党和培养革命骨干，网络军事人才，为光复会推荐了大批的会员，为日后的革命力量作了充足的储备。
辛亥革命之后，魏兰先后就任浙江临时政府参议员、都督府上校参谋长、永康知事、武康知事、长兴知事、上海铁路南站税务局长。袁世凯复辟，魏兰以“救国储金团”浙江省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联合会，积极参加讨袁运动。
与同时代的很多辛亥元勋相比，魏兰在政坛上的表现太让人意外，党人官职越来越大，他却越来越小，低调地在一个个昔日的下属、学生手下有滋有味地打理事物。我忍不住想叩问他：“魏公啊魏公，凭借你在光复会的地位和浙江的影响力，完全可以在政坛上追逐高位，哪怕就是半推半就也能捞个肥缺，许多党人不就是借着革命飞黄腾达的吗？是不是想起光复会功成身退的誓言，一激动就视名利如粪土了呢？”或者是魏兰觉得自己所处的环境与奋斗的理想是冲突的，做个地方官造福一方远比身陷是非旋涡来的实在。
晚年的魏兰逐渐将精力转移到家乡建设事业上来，创办了云和中学，在云和、景宁开办“定兴”花边厂，在他大力的倡议下修建了云和白水堤，致力于发展家乡的教育、农业、工商业，这是魏兰的人生最后一次考试，答案就存放在云和百姓的心中，魏兰成为造福地方的贤达。
在魏裕安家，我见到了魏兰的遗物，发黄的照片、信札、书籍和杂碎物件。灯光下，墨迹在黯淡的纸张间渐渐明亮起来，文物的主人仿佛复活了，他就那么亲近地坐在对面，有着魏裕安一般和蔼的笑容。
我感受到了文物的冲力，试图用自己的笔去追逐着他的内心，写亮他的灵魂。
魏兰家族在当地是个名门望族，拥有殷实的家底，祖辈深受朝廷隆恩，魏家是既得利益者，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很难想象这样的官绅子弟会提头上阵闹革命。魏兰孑然一身踏上了吉凶未卜的革命道路，将家人、前程、财产抛弃，一次次远渡重洋，一次次出生入死。魏兰有着传统文人的铮铮侠骨，敢于用自己的铁肩担当济世的社会责任。经过传统儒家教育和留学日本的栉沐，两者相互激荡，于是开出了鲜艳的辛亥奇葩，使得他在革命求索的路上，拥有了超越恐惧的可能，有着藐视死亡的底气。
在辛亥革命中，许多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抓住了历史机遇，引刀成一快而青史留名，比如陈天华、秋瑾、徐锡麟等。革命者需要慷慨赴死，更需要勇敢地存活下去，魏兰的存活最大可能地唤醒普通群众的良知，这是他价值最大化的体现。在他留下的诗稿和信札中不难看出，其实他并不惧怕杀身成仁，只是一次次逃脱了朝廷的通缉和追捕，侥幸地存活下来。尽管史料中少有记录，但是我们可以想见那些丝丝入扣的环节，那些惊心动魄的遭遇。作为陶成章亲密的助手，魏兰一直掩盖在领导的光环下，专事宣传发动和后勤保障工作，没有一战定江山的机会，故他的政治作用和贡献被远远低估了，也许是今天魏兰名声不甚响亮的重要原因。
中国历朝历代的更替都是城郭荒废、尸骸遍野、血流成河，千万颗人头在闪闪的刀光下纷纷滚落。魏兰在大变局中幸免于难，那么多和他同时期开放的辛亥之花凋谢了，他们的死从那个阴郁时间段迸现出来，犹如一支利箭射向魏兰的心里。魏兰掩饰不住内心的伤痛，情不能抑，先后写成了《陶焕卿行述》《吕逢樵略传》《周华昌略传》《张恭略传》，修订了陶成章的《浙案纪略》，大把的热泪凝结成情殷意拳的文字，祭奠着昔日的亲密战友。这些文章都成了研究辛亥先烈珍贵的档案。
辛亥百年的脚步步步临近，褪去烟火的魏兰成了一名辛亥过客。他的真迹和事迹排挤到了历史的荒僻处，成了魏氏后人一张张珍藏的旧纸，成了他们温暖舌尖上说不尽的话题。以至于我去寻访魏裕安老先生时，老人家显得有些局促，疑虑的目光在镜片后不停地闪动着。
听魏裕安说，南山上还保留着魏兰的墓地，我急忙赶往魏兰墓地拜谒。登上南山，经人指点，很快就寻到了魏兰的墓地。墓园敞阔，正面一方高一米宽两米的墓碑，“先父魏兰之墓”几个大字逼视过来，让人心存恍然。墓地四周竹林像一扇虚掩的门，魏兰被遮蔽得如同失去的岁月一样，难以回遡到往日的峥嵘。
魏兰曾经说过，他最大的愿望不是革命，而是归隐，做一个与世无争的隐者。我突然对他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我甚至可以触摸到他骨血里的孤独与忧郁，聆听到灵魂的悸动和惊栗。但是，在指点江山之前，魏兰真会这样想的吗？或许答案是相反的，或许是我小处着眼了。 -
2011-05-10 12:15:34 leon
光复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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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晓敏
编者按： 一部辛亥史，半部在江南。辛亥诸英烈中，蔡元培、章太炎最终还原文人本色，致力教育，执着国学，令人高山仰止；徐锡麟、秋瑾至死不易英雄豪气，振臂安庆，血溅轩亭，令人追思千古；陶成章竟然难免同仁毒手，会盟龃龉，兄弟阋墙，令人扼腕长叹，魏兰时或牵怀烈士行迹，字里行间，情深意切，令人唏嘘不已。
陶成章故居坐落在离绍兴市16公里的陶堰镇，故居并不难找，顺着小弄七拐八弯就找到了。我去的时候没有一个游客，这让我有些始料不及，是陶成章没有什么影响力了，或者说这座名人辈出的城市忽略了陶成章？
这是一所朴素的住宅，院子不大，折入门厅，猛然就撞见了一尊陶成章的半身塑像，光线落在塑像上，每一个细节都被放大，他亲和地注视着每一位来访者。塑像褪去了历史的烟火，显得端庄周正，纠正了史书上漫溢而出的血性和惨烈。
斯是陋室，“气壮河山”四个大字却让老宅无比地宏伟，深入了老宅的肌理。这是当年孙中山先生莅临绍兴祭奠陶成章所题，笔画雍容典雅，字意纵横捭阖，仿佛陶成章所有的气度都被它们掼揽。
这就是亲临现场的感同身受，感受到了来自历史的推力，仿佛空间抽空了时间，百年前的风云往事从历史的缝隙中一丝丝地漫溢而出。
陶成章（1877—1912），字焕卿，光复会领袖，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代表人物，经过百年的风云际会，即使现在的绍兴人对他也已渐渐陌生。
从故居墙上留存的照片来看，陶成章浓眉大眼，个子矮小精瘦，穿着一件宽大的和服，使得身材更加瘦弱，但不乏儒雅之气，这是一副上个世纪初标准的留日学生的形象。脱下和服的他，立即变成一手炸弹一手握枪的侠客和革命领袖。虽然外表平平，但丝毫不妨碍我对他的尊敬。
陶成章家境贫寒，但天资聪颖，少年时就接触新学，阅读了大量的爱国思想书籍，逐渐萌发了革命思想。他的刻苦攻读为日后写下《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和《浙案记略》等书章打下了基础。
1904年，陶成章留学日本归国，穿梭在浙江各地，四处联络会党，积极策划革命。陶成章为革命奔走时，蓬首垢面，用草绳扎着腰，穿着芒鞋经常日行八九十里。自从他参加革命以后，四过杭州，却再也没有回过家。一次将近除夕，魏兰劝陶成章说：“杭州、绍兴相隔一水，先生何不归里一游？”陶成章答道：“情字难却，一见父母妻子，恐怕就不能再出来了。”我们从这样的字眼中可以看出，陶成章有着朴素的品格，保持着吃苦耐劳的品行，保持着崇高的道德品性，这是榜样的力量，是革命领袖必须要有的准则。
但在他的身上有着传统道德评价的矛盾交错，一是他的大公无私，为天下苍生愿意捐躯赴死，可谓舍生取义。二是他弃个人恩情，置亲情于不顾。他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是无我的，是无私的，为了我之理想，而灭我之存在，这样的人在辛亥革命中并不少见，但他是最突出的一个。
1904年10月，陶成章与龚宝铨、魏兰等人在上海创立光复会，这群不同背景的热血青年集聚在一起，制订了详细的战略部署，大有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豪气与勃发。陶成章从策略上考虑到蔡元培的声望，以资号召，他们公推蔡元培为会长，章太炎为副会长，会务及联络各省会党的工作实由陶成章负责，陶成章成为光复会的实际掌门人。
去陶宅之前，我先拜谒了大通学堂。当年，徐锡麟、陶成章以此为基地广招会党，延揽人才，积极策划起义，大通学堂调度着整个江南的反清战斗。学堂墙上贴着这样一张字条：徐锡麟捐道台，陶成章捐知府，陈子英捐知府，龚宝铨捐同知，陈德谷捐同知。他们以捐官的方式，纷纷打入清政府内部，浑身绑满炸弹，等待时机引爆千疮百孔的大清王朝。但是，随着徐锡麟剖肝献胆，秋瑾血溅轩亭口，面对清廷的四处通缉，陶成章只得再次流亡日本。此后陶成章游走于南洋，多方筹措革命经费。
陶成章面对一次次失败，坚韧不拔，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充满了昂扬的斗志。陶成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试图以命酬国的勇气在江南打开一处血淋淋的缺口，以自己的一厢情愿描绘着共和的蓝图。
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前，活跃在中华大地的有多个革命组织，尤以同盟会、光复会、日知会、共进社和科学补习所为著，活跃于江南的光复会与同盟会曾经有过一段蜜月的合作期。
推翻满清过程中，光复会与同盟会由于奉行的信念、路线、经费等方面的矛盾累积导致激化，合作与排挤并存，严重时处于分而不裂的状态，光复会的领袖章太炎、陶成章与孙中山产生了严重的误会。江南光复之后，两会由矛盾逐渐演变成敌对。上海同盟会领导人陈英士先是刺杀光复会李燮和未果，紧接着大力排挤光复会，兔死狗烹变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昔日的盟友转眼之间成为镇压的对象。
1912年1月14日凌晨，是一个杀机四伏的凌晨。几个人影闪进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医院昏黄的廊灯将他们的身影拉得斜长，人影轻车熟路地飘到陶成章的病房。一声枪响，陶成章命归黄泉。此刻，民国刚刚成立，就发生了革命党人内部的第一次暗杀。广慈医院的那声枪响，震惊了大江南北，举国舆论哗然，这是一声宣告民国民主破灭的一枪，也是葬送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一枪。
孙中山要求陈英士“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浙江都督悬赏三千元缉拿凶手，沪军都督陈英士也立即悬赏一千元缉拿凶手。很快，王竹卿被缉拿归案，成为这桩命案的替死鬼。
孙中山是否知道革命阵营中居然隐藏着一场惊天血案，幕后的主使人就隐藏在革命队伍的内部，就是他亲密的战友陈英士和今后党国的接班人蒋介石呢？如今一个世纪过去了，历史还是那样的扑朔迷离。默默无闻的蒋介石通过此次暗杀在政界开始崭露头角，他踩着同乡滚烫的鲜血向政权的巅峰一步步攀登而上。
辛亥革命的粗糙性和不彻底的格局在刺陶案中暴露，革命党内部围绕权力的再分配问题纷纷展开了搏弈，陶成章就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成为一个典型的牺牲品。何意百炼钢，化成绕指柔，一个堂堂的铁血英雄没有马革裹尸，竟然落到了被同志暗杀的结局。革命的践行者，共和的创造者，成为革命的受害者，这真是一个苦涩的下场。
刺陶事件起因除了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长期存在的内部冲突外，一个诱因是同盟会看到了陶成章巨大的影响力，以及潜在的威胁，陶成章不死，光复会就不亡。还有一个诱因是陈英士与陶成章的私怨深积。一次，陈英士、陶成章在上海嵩山路沈宅开会，他们因意见相左产生激烈争执，陈英士竟然用枪指着陶成章。由此看出，陈衔恨已久。
陈英士在上海光复后担任了沪军都督的高位，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空前地激烈，他无法有效地控制时局。南京朱瑞的光复军战斗力和实力强过同盟会，上海李燮和的光复军实力不俗，光复会的总部在上海，毗邻的浙江原本就是光复会的天下，假如陶不除，江南极有可能落入光复会的控制之下。同盟会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以陶成章的性格，光复会难以控制，特别是他们一意北伐的话，南北议和将出现破局，同盟会与袁世凯分享民国政权的意图将落空，同盟会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
陶成章一死，栋梁摧折，大厦呼啦啦地倾覆，光复会就此划上了一个时代的句号。想不到，一人之死居然牵涉到了一个组织的烟消云散，他的作用在此凸现出来。我想到了光复会的宗旨：“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也许会员们谨记宗旨，他们饱含隐恨，忍辱负重，携手退出了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
在利益的怂恿下，同盟会步步进逼，李燮和被撤职，上海的光复军遭到解散。广东都督胡汉民将许雪湫率领的光复军缴械。自陶成章和陶骏保后，许雪湫、陈芸生一一被党人暗杀。上海《新闻报》主笔金煦生写过一篇时评，其中有一句“空手而来，满志而去”，他指责部分同盟会要人剽窃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反过来，宋教仁、陈英士也遭袁世凯暗杀，辛亥革命的成果一再遭褫夺，何尝不是一次因果报应呢？
天下尚未安定，革命阵营内部就斗得天昏地暗，革命力量遭到了重大损失，以至于在袁世凯势力前力不能支。这就是民国现象。这种党伐也为民国今后的执政路线奠定了方向，一党专政，独裁统治，暗杀频仍，军阀混战，以及联共剿共，民国从党争中热闹登场，也在党伐中黯然退场，这是历史的必然么？
这一切，从当年刺杀陶成章和剿灭光复会后似乎就在冥冥之间注定了。
光复会始于上海亡于上海，8年的血雨腥风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光复会仁人志士的牺牲无比惨重，如徐锡麟、秋瑾等领导人的头颅高悬国门，这种牺牲和付出是晚清其他会党所没有的。光复会固然有种种缺陷，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有着认识上的先天不足，但是他们始终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在推翻封建统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陶成章死后初葬于西泠桥畔西凤林寺前，遗骸1964年迁往鸡笼山，文革时遭暴尸，1981年再迁往南天竺辛亥革命烈士陵园，与他昔日的战友徐锡麟等人安葬在一起。
坐落在岳坟街10号的陶社现已拆除，遗址上矗立起了一座中西混搭风格的建筑，即现在的香格里拉饭店。进进出出的红男绿女们不会晓得这位曾经的风流人物了。即使在他亲手参与创办的大通学堂，更多的是徐锡麟和秋瑾的空间，留给他的是一笔带过的名字和几张模糊的照片。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带着一丝矫枉，让我们情绪化地去怜恤失落者。想到陶成章死后家徒四壁，连两个遗孤也由党人抚养，真是让人唏嘘不已。陶成章留给这个世界的除了精神财富之外，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具体的实物了。故居墙上的老照片一一还原出当年的场景，就像一张张历史的补丁，拼接出一个断断续续的历史事件。但陶成章又是幸运的，他通过革命实现了理想，他看到了壮志成酬的那一天，比起那些倒在黎明前的志士们多了一份欣慰和从容。
不一会儿，天空阴霾下来，转眼暴雨如注，雨水嘭嘭地击打着白铁皮做的落水沟。由于光线很暗，整座大屋呈现出谜一般的状态。陶成章本来就是谜一样的人物，绍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
比如陶成章如何在日本学过催眠术，编撰了一本《催眠术讲义》，以后在上海通学所讲授催眠术为人治病；比如陶成章是怎么练就成一个气功师；比如陶成章死后如何被孙中山授予陆军上将等等。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一切都不得而知了。绍兴有不计其数的这种老宅，大都附有一些传说，不知道是真是假，随着主人的离去，这些故事变得越发地似是而非。
陶成章给我最深的印象还是挂在堂屋正中的那张老照片，圆润的脸蛋，面色丰颐，神情朗俊，眼光亮亮的，有种幽灵一般的光泽。在偌大的空间中，就这么一张单人照，随着光线暗淡下来，他的眼睛仿佛从各个角度逼视过来，让人望而生畏，独自在老宅中有种说不清的孤独，有种表达不清的惶惶然。
正在这时，有几个操着北方口音的观光客从风雨中钻进来，他们一定赶了很远的路跑到这狭小的空间看望他，他们“蹬蹬蹬”地上了楼梯，又“蹬蹬蹬”地下了楼梯，那些茫然的面孔在故居中匆匆浮现，很快又钻进了风雨中。在他们凌乱的声音中我有些无措，仿佛我的脚无力跨出这个阴暗凄迷的空间。
出故居，门前横着一口宽阔的池塘，清风荡漾，微波涌起，一阵清新之气扑面而来。当年陶成章从这里乘上乌蓬船，踌躇满志，沿着水路向北出发，开始了革命的旅程，年轻的面影映照在水中一定生动无比。
只是，当年的水路已经被隔断，填塞成一方池塘，这方池塘再也映照不出当年的铁血年华，它和老宅相互凝视着，缄守着一个黯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