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评特朗斯特罗姆：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4)

　　七 

　　博物馆 

　　小时候我很迷恋博物馆。首先是自然历史博物馆。什么样的建筑！ 巨大无比，巴比伦式的，无穷无尽！在一层，大厅套着大厅，塞满在尘土中云集的哺乳动物和鸟类。拱形结构，骨头的气味，鲸鱼悬在屋顶下。再上一层：化石，无脊椎动物…… 

　　我被带到自然历史博物馆只有五岁左右。在入口处，两只大象的骨架迎向观众。两个通往不可思议之路的守护者。它们给我留下过深的印象，我画在一个大速写本上。 

　　过了一阵，我停止去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我正经历一个惧怕骨骸的时期。最糟的是在北欧家族词典中，那关于“人”的条目结尾所描述的枯槁形体。而我的恐惧总的来说是来自骨骸，包括博物馆入口处大象的骨架。我甚至惧怕自己所画的它们，不能自己打开那速写本。 

　　我的兴趣现在转向铁路博物馆。外公和我每周两次去参观那博物馆。外公准是自己被火车模型迷住了，否则他怎么能受得了。我们会以斯德哥尔摩中央火车站结束我们的一天，它就在附近，看着火车冒着蒸汽开进来，真正的。

　　博物馆职员注意到一个小孩子的热情，有一次我被带到博物馆办公室，在来访者签名簿上写下我的名字。我想做个铁路工程师。然而与电气机车相比，我对蒸汽机车更感兴趣。换句话来说，与其说我热衷技术，不如说是浪漫。 

　　此后，我作为学生重返自然历史博物馆。我现在是动物学的业余爱好者，严肃认真，像个小学究。我埋头于关于昆虫和鱼的书本中。 我开始了自己的收藏。它们存放在家中的食品柜里。而在我的脑袋中，那儿生成巨大的博物馆，在想象与真实之间交错展开。 

　　我差不多每隔一周的星期日去自然历史博物馆。我乘电车到若斯雷哥斯图尔(Roslagstull)，然后步行。那段路总是比我想象的要长。我清楚记得那徒步行军：总是刮风，我又是鼻涕又是眼泪的。我不记得相反方向的旅程。好像我从未回家，只是去博物馆，鼻涕眼泪而满怀希望地前往巴比伦建筑的远征。 

　　我会在博物馆把活儿干完。在鲸鱼和古生物学房间驻步，然后是最让我流连忘返的部分：无脊椎动物。 

　　我从没有和其他参观者有任何接触。事实上，我根本不记得那儿有其他参观者。我偶尔去过的其他博物馆——国家海洋博物馆，国家人类学博物馆，科技博物馆——总是挤满了人。而自然历史博物馆似乎只为我开放。 

　　有一天我和某人遭遇——不，不是参观者，他是个教授什么的——在博物馆工作。我们在无脊椎动物中碰见。他突然在陈列橱窗之间显形，几乎跟我的身材一样小。他半自言自语。我们立刻卷入关于软体动物的讨论中。他如此心不在焉毫无成见，像大人那样待我。那些守护天使中的一个偶尔出现在我的童年，用翅膀触到我。 

　　我们谈话的结果是，我获准进入博物馆不对外开放的部分。我得到做小动物标本的忠告，并配备玻璃试管，对我似乎意味着真的专业化。 

　　我收集昆虫，几乎所有甲虫，从十一岁直到我满十五岁。然后是别的东西，那些有竞争力的有趣的最具艺术性的，迫使我注意它们。多让人忧伤，必须放弃昆虫学！我试着说服自己那不过是临时调整。五十年后我会重新开始我的收藏。 

　　我外出无边地漫游。一种与思想无关的露天生活改善我的健康。我对战利品没有审美观，当然——这毕竟是科学——而我无意识吸收了许多自然美的经验。我进入巨大的神秘中。我知道大地活着，那有一个对我们毫不介意的爬行与飞翔的自足的无穷世界。 

　　我抓住那世界一个个片断，钉在我至今仍拥有的盒子里。一个我很少意识到的隐密的微型博物馆。然而它们在那儿，那些昆虫。好像它们在等待时机。 

　　——摘自《记忆看见我》 

　　八 

　　致防线后面的朋友 

　　1 

　　我写给你的如此贫乏。而我不能写的 

　　像老式飞艇不断膨胀 

　　最终穿过夜空消失。 

　　2 

　　这信此刻在检查员那儿。他开灯。 

　　强光下，我的词像猴子蹿向栅栏， 

　　哐啷摇晃，停住，露出牙齿。 

　　3 

　　请读这字行之间。我们将二百年后相会 

　　当旅馆墙壁中的扩音器被遗忘 

　　终于可以睡去，变成三叶虫。 

　　(北岛译) 

　　我决定放弃合作社，在托马斯的诗歌翻译上搞单干。这虽说多少有些寂寞，但省心。 

　　从题目上看，托马斯又涉及到他最常见的主题——边界。这回是语言的边界，是可表达与不可表达的边界。第一节点出表达的困境：我写给你的如此贫乏。而我不能写的/像老式飞艇不断膨胀/最终穿过夜空消失。老式飞艇这个意象很妙，夜空指的是人的潜意识或无意识的不明区域。第二节始于检查员所代表的防线(即语言边界)。我的词像猴子蹿向栅栏/哐啷摇晃，停住，露出牙齿，则意味着语言所具有的行为能力，是对检查员所代表的防线的挑战。第三节第一行请读这字行之间。我们将二百年后相会，我们指的我和防线后面的朋友。当旅馆墙壁中的扩音器被遗忘/终于可以睡去，变成三叶虫。由于死亡和遗忘，请读这字行之间所代表的语言的虚无终于显现出来。三叶虫显然来自托马斯关于博物馆的童年记忆，那化石是虚无的外化。

　　这首诗妙在结构上的切断与勾连。用数字代表的三段似乎互不相关，但又同时指涉同一主题——语言的边界。从第一节老式飞艇的消失，到第二节在检查员那儿的显现；从哐啷摇晃，停住，露出牙齿的暴力倾向，到最后一节请读这字行之间的克制与平静。起承转合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大度，整首诗显得匀称、自然而突兀。在某种意义上，读者必须采取开放的阅读方式，才可能破译并进入这首诗。 

　　蓝房子里挂着一幅多桅帆船的油画，是托马斯的祖父画的。这房子至少有一百五十年历史了。由于保暖需要，天花板很低，窗户小小的。沿着吱吱作响的楼梯上楼，一间是卧室，一间是托马斯的小书房，窗外就是树林。托马斯的很多意象与蓝房子有关。 

　　我头一回见到蓝房子是1985年夏天，即我陪托马斯游长城的半年以后。那时我像只没头苍蝇，在官僚的玻璃上撞了好几个月，终于有只手挥了挥，把我放了出去。 

　　托马斯笑呵呵地在蓝房子外迎接我。在场的除了马悦然和夫人宁祖(她去年因癌症过世)，还有他们的学生碧达(Britta)和安妮卡。安妮卡来晚了，她刚从北京调回瑞典外交部。如果时光是部影片的话，我非把它倒回去，让那个时刻放得慢一点儿，或索性定格。那时托马斯爱开玩笑，壮得像牛；宁祖活得好好的，大笑个没完；安妮卡年轻得像个大学生，精力过人，好像直接从北京游过来似的。 瑞典的夏天好像钟停摆——阳光无限。坐在蓝房子外面，我们一边喝啤酒，一边尝莫妮卡做的小菜，话题散漫。瑞典文和中文近似，有两个声调。两种语言起伏应和，好像二重唱。那年蚊子特别多，逆光下呈雾状，挥之不去，让人心烦意乱。而托马斯坐在蚊子中间若无其事。蚊子不咬他，他也不驱赶，似乎达成了一个秘密的和平协议。 

　　托马斯给我看了他刚刚完成的诗作《上海》(题目后来改成《上海的街》)。开头两句是：“公园的白蝴蝶被很多人读着。/我爱这菜白色，像是真理扑动的一角。”这意象来自他上海的经历。从北京到上海，没人陪同，使馆要他把所有发票都保存好。发票多半是中文的，他正着看倒着看都没用。那上海闲人多，估摸这奇怪的动作招来看热闹的，于是发票变成了白蝴蝶，被很多人读着。 

　　托马斯是心理学家，在少年犯罪管教所工作。依我看，这职业和诗歌的关系最近，诗歌难道不像个少年犯吗？在二十三岁那年，托马斯 

　　靠他的第一本诗集《诗十七首》把瑞典文坛给镇了。即使现在看，那些涛也近于完美。他写得很慢，一辈子只有一百多首诗，结成了全集也不过一本小书而已，但几乎首首都好。那是奇迹。 

　　我们又回到1998年，在晚饭前喝着西班牙开胃酒。我问起托马斯的写作。他从抽屉里找出两个八开的横格本。1990年12月是个分水岭，以前的字迹清晰工整，中风后改左手写字，像是地震后的结果，凌乱不堪。一个美国诗人告诉我，当年托马斯来美国访问，人一走，有人把摹仿他诗句的纸条塞进他住过的房间，再找出来，宣称是伟大的发现。他们要能看到这原稿，还了得？ 

　　六七十年代，不合时代潮流的托马斯受到同行们恶狠狠的攻击，骂他是“出口诗人”、“保守派”、“资产阶级”。记得有一次我问他生不生气。“我倒想说不，可我能不生气吗？”如今时代转过身来，向托马斯致敬。他接连得到许多重要的文学奖。莫妮卡告诉我，前不久，他俩去斯德哥尔摩美术馆，被一个导游认了出来，他大声向观众们说：“这是我们的托马斯！”全体向他们鼓掌。 

　　十 

　　蓝房子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夜。我站在密林中，转向我那雾蓝色墙壁的房子。好像我刚死去，从新的角度看它。 

　　它已度过八十多个夏天。其木头饱含四倍的欢乐三倍的痛苦。当住这儿的人死了，房子就被重漆一次。死者自己漆，不用刷子，从里边。 

　　房子后面，开阔地。曾是花园，如今已荒芜。静止的荒草的波浪，荒草的塔林，涌动的文本，荒草的奥义书，荒草的海盗船队，龙头，长矛，一个荒草帝国。

　　一个不断抛出的飞去来器的阴影穿过荒芜的花园。这一定和很久前住这儿的人有关。差不多还是个孩子。他的一种冲动，一种思想，一种行动意志般的思想：画……画……逃脱他的命运。 

　　那房子像一张儿童画。它所代表的稚气长大，因为某人——过早地——放弃了做孩子的使命。开门，进来！天花板不安，墙内平静。床上挂着有十七张帆的舰船的画，镀金框子容不下嘶嘶作响的浪头和风。 

　　这里总是很早，在歧途以前，在不可更改的选择以前。感谢今生！我依然怀念别的选择。所有那些速写，都想变成现实。 

　　一艘汽艇很远，在伸向夏夜地平线的水面。苦与乐在露水放大镜中膨胀。无从真的知道，我们是神圣的；我们的生活有条姐妹船，完全沿着另一条航线。当太阳在群岛后面闪耀。 

　　(北岛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