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麟:中国大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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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筵席

 

○王学泰

 

苏东坡在《东坡志林》中说,有两个穷书生相互谈起自己的志向,一个说:“我平生感到不足的,唯有吃饭与睡觉二事。以后如果得志,一定要吃饱了便睡,睡足了再吃。”另一个说:“我与你不同,我是吃了再吃,接着再吃,哪有功夫睡觉啊?”

最近,我来到庐山,听说马道士擅长睡觉,于睡中得到妙道真谛,但我觉得,这还是不如那位穷书生从吃饭中得到的真谛。

苏轼最后所说的话是正话还是反话,是正言若反,还是有感而言,读者遽难断定。东坡在古代文士中是最爱谈论吃饭的人,对于吃的话题,也作过较深入的研究,因此,他说的故事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也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人们应该深入思考的。

“吃了又吃”,看似笑话,而且是穷“措大”的幻想,但在现实生活中,“吃了又吃”的人并不罕见,而且也不一定都是穷“措大”。史书上不是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殷朝的亡国之主——商纣,就是贪吃过甚:“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他就是“吃了又吃”的人中最著名的一个。据说,其亡国的原因就在于此,能不惧哉?

吃,确实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人们往往吃了上顿就盘算下顿。如果经济许可的话,总是设法要在吃上搞出点新花样来。这一点与基督教文化,特别是新教文化不同。例如,英国人就把吃看成极随便的事情。他们把吃与身体的关系比喻成煤与蒸汽机的关系,毫无诗意。林语堂曾说:“英国人所感兴趣的是怎么保持身体的健康与结实,比如多吃点牛肉汁,从而抵抗感冒的侵袭,并节省医药费。”而在美国人的“文化潜意识中,对过分地强调‘吃’存在着一种恐惧感。在清教徒文化的深层,恍惚隐约意识到:贪食是一个人不会得救的外在行为密码”。而中国人则是堂而皇之地以“口”来面对世界的。

古人说:“民以食为天。”“天”者,至高之谓也。这就是说,悠悠万物,唯此为大。于是逢年过节,喜庆吊唁,亲族聚会,好友相逢,送往迎来,乃至办一切有众人参加之事,最后都离不开“吃一顿”以尽兴。古往今来有那么多各有名目的宴会,都是借以联欢和解决吃的问题的。

我们从大众语汇中也可以看出:“吃”或文言中的“食”,是一个使用极其频繁的常用词,它被涂上各种感情色彩。本世纪初,人们把信仰天主教叫“吃洋教”,把当兵叫作“吃粮”。上世纪30年代,上海市民被租界中的外国巡捕踢了一脚,自嘲地称作“吃了一只外国火腿”。上世纪40年代,在抗战的大后方重庆,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民谚。直到近三十年来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到“革命就是请客吃饭”,这些“吃”字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格。其他如打嘴巴叫“吃耳光”,被冷落叫“吃闭门羹”,受到损失叫“吃亏”,费劲叫“吃力”,把衣食有余叫“吃著不尽”。文言一点的把不守信用叫“食言而肥”,把承受祖宗的余荫叫作“食德”。这些更是生动地体现出人们的好恶及“吃”在生活中的地位。

“吃”真是伟大,它可以无处不在,无往而不通。国人在“吃”的问题上是集中了神经的兴奋点的。人们为它欢乐,也为它悲哀。谈及美味佳肴,无不眉眼莞尔,笑逐颜开,称之为“精神会餐”。穷酸的读书人面有菜色,腹内枵然,还要装作“衣食足知荣辱”的“君子”真不知灵魂上要经历多少苦难,人性会造成多么痛苦的分裂。这比没有饭吃的穷“措大”更加不幸。

与国人刁钻的“口”相适应,中国的食物太可口了,因此,其满足口欲的功能远远超过充饥的功能,考究的进餐虽然仍称之为“吃饭”,实际上是吃菜,上饭只是最后的点缀。满桌精美的菜肴往往使人填饱肚子之后,还禁不住地要再吃。可是肚子的容积是个常量,不能无止境地扩大,于是人们发明了酒令、拇战,以及在筵席间欣赏音乐舞蹈、杂技百戏,用这种种方法延宕进食的时间,使胃中的食物渐渐消化,体内饲料依次排出。这样,一桌酒席可长至七八个小时乃至通宵,是真正“吃了又吃”。因此,那位穷“措大”的书生“吃了又吃”的“箴言”是无意间道出了中国“吃文化”的真相。

最后,东坡以其“得吃饭三味”许之。这是否符合东坡本意,不敢妄测。

 

(摘自《中国人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