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上海文化地位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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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个大话题，从何谈起呢，容我慢慢道来。

前阵子看《民国四公子》，读到袁二少那章，他因某事请辞，做诗云：人劝我不如归去，敢问卿与意云何？正好契合我半年来对某些问题的思考，颇有感触，于是写在我MSN签名里。既然写了，潜意识就要引起别人的注意。果然，有心人甲问：归那里？有心人乙问：敢问谁？我知道这其间的弯弯绕绕一句半句解释不清，就没具体说，只讲：哪儿也不归归家里，谁也没问问自己。

昨天，小章要考职业咨询师，找我做练习对象。她问我有没有职业困惑，我说自然，你来问吧。她很兴奋地准备，一本正经地开讲，最后又是做题又是评分，得出的结论是我在上海工作职业前景指数负得一塌糊涂。我呵呵地笑，她顿感失意，才发现我的所谓困惑，利弊，得失自己已经分析得透彻明白，至于为什么坚持，只是因为愿意(其实人生需要很多第一手经验，关于这个咱们以后再慢慢聊)。章说，你这不叫职业困惑，或者我本不该给你做咨询，因为我还没你懂的多。她要把我的案例枪毙掉，我连说可惜，告诉她其实可以改改再用，比如可以将我写成一个在职业与情感中不知如何取舍的年轻人，北京和上海之于我就更矛盾与无法平衡了。后来她又咨询了几个，都败下阵来，连说一天下来她比我们都累。本来这种动脑子的事，我还算喜欢吧，但要琢磨别人，就头痛了。所以我本质上当不成好编剧，还是老老实实做个导演比较妥帖。

今天，伤风在家，迷糊地想起来写些东西，却头晕晕而不可得，所以拿起陈丹青的《退步集续编》接着看。他是上海人，海归后定居北京，因此大家都愿意让他谈谈北京与上海的文化比较。陈从三十年代的上海讲到现在的北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北京更像三十年代的上海，北京之所以像上海，是因为上海已经不再是上海。

北京在解放后通过政治中心的权利，渐渐地将上海的文化中心地位转移过来，在陈眼中有几个阶段：一、解放后上海及全国文艺界人士北迁。二、北京独特的大院文化和大学文化形成的氛围。三、文革后期高干子弟圈内艺术沙龙的盛行。四、使馆的云集造成国际间交流的便利。五、恢复高考后全国的知识精英奔赴北京。其实有一点他没谈及，而我更愿意认同，也更为重要的，就是北京的文化艺术凭借话语权优势对全国的辐射性影响。

上海文化地位的萎缩与消亡

从北京到上海这一年，也是上海的文化地位在我心中逐步塌陷的一年。上海人对海派文化的不自信，对话语权丧失已久的失落，让我感叹我心中的上海不见了。十年前，那个在武康路上海演员剧团旁边踌躇满志的女孩，已经失去了她心中的电影圣殿；失去了那个有远东巴黎之称的上海；那个戏剧电影美术繁荣，人才辈出的上海；那个文艺作家云集，进步剧社遍地的上海；那个东西方思想碰撞，古今文明交相辉映的上海。而如今，上海成了与超女抗衡, 有好男儿的上海，成了用艺术点缀"哄趴"的上海……虽然多了那么多的文化建筑，多了那么多的耸动头衔，但艺术的精髓，却渐行渐远！

我感叹着，给朋友短信，讲述我对两地文化地位的认识，并表示颇为认同陈丹青的观念。结果，这位北京仁兄一个电话追过来，我们就此展开了一个多小时的关于北京与上海文化地位的大辩论。

问题一：三十年代北京上海文化地位问题

Z兄：北京怎么象上海了，北京本来就是文化中心，文化不仅仅是那些前卫艺术和所谓的沙龙。我们是依靠自己的文化底蕴，历史氛围我就不说了。就是承上启下的五四时代，还有就是清华北大培养出的文化人才，他说的根本不对！朱自清，钱钟书，鲁迅，哪个是上海培养出来的？鲁迅到是在上海红过一阵。我们北京不是上海的后续！而且上海的文化本身就是买办文化，这个陈丹青我看目光也仅囿于文化的买办性和西洋性这方面。即使在上海文化最兴盛的时期，我们依然还有老舍这样的作家出现，可是同时代的上海有过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吗？梁实秋也是北京人。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得到的，同样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失去的。所以我们北京有邓拓，吴晗，而上海只能有姚文元！

我：那咱们需要重新界定一下文化的概念，文化包含两个基本，人文与艺术。不谈人文，只讲艺术，如果艺术只是文学、京剧，那解放前的北京的确当仁不让。但在艺术中间，大多数人类共通的艺术语言是影像，色彩，旋律，节奏，肢体，文学比重很小。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分析，从绘画、音乐、戏剧、电影的兴旺发达程度上判断，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化中心地位显而易见。

问题二：上海文化衰落的根源

Z兄：自己无法振作自己的文化发展就找这些借口说北京剥脱了上海的文化发展，这纯粹就是笑话！大院文化，这本身只是一种文化范畴，上海的市井文化要是写到精粹处一点也不差，为什么就没有人写的出来呢？还是没有文化氛围，不能把生活融会贯通！或者不屑，他们只眼睛看着大洋以外吧。写些无病呻吟罢了！如果上海人能写得市井如金瓶梅般入木三分到也不错，可惜有的只是上海宝贝般的洋奴思想的泛滥和伪高潮的出现，纯粹的意淫，陈丹青要是这么写那么就和卫慧一样，一个是对失去了的文化的意淫，一个是在不能得到的高潮中的意淫，习相远到不妨碍他们性相近。

我：上海有王安忆，但是她的写作因为文化主流话语权的丧失已经不能在国内引发更大的反响。如果中国的首都在上海，上海话是国内通行的普通话，海派文化占主流文化地位的话，我想王朔和王安忆的位置可以颠倒一下了。作为三十年代的上海，说它是文化中心是有理由的。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是南京，但是南京同华盛顿一样，只是行政首府，上海有作为文化中心的地缘优势。解放后，上海的地缘优势，人文优势，经济优势都不见了，所以衰落了。

问题三：文艺创作为了谁？

Z兄：关于高干子弟和使馆的借口更是不值一提，他这就更暴露了自己的所谓对洋奴文化和伪贵族文化的向往。这些相对高端的场所就一定能蕴育出文化吗？文化是什么，代表了什么？文艺创作究竟是为谁而服务的？要知道曹雪芹的红楼梦可不是在所谓的高官沙龙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里写出来的！

我：那你说文艺创作究竟为谁而服务的？

Z兄：当然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

我：完了，我觉得咱们又说拧巴了：你在讲文艺评论，我在说文艺创作。文艺创作应该是有感而发，无论来源何处，资产阶级沙龙也好，广大农村田间地头也罢，总是创作者有感而发的，他只是想表达，而不是为了谁去表达，这是创作冲动，不是命题作文样板戏。我们的艺术教育将文艺创作与文艺评论的因果颠倒了。应该是先有创作，再有归类，不能为了归类而去创作。

Z兄：话虽这么说，但是文艺作品终究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检验。只有经过人民群众的检验，经过时间的历练，才能真正成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西方的圆舞曲，本来就是流传于民间的小调；再比如宋词的曲牌，就是宋朝的流行歌曲。

我：对啊，过去的京剧戏园子就像现在的KTV，大家不过是没有一起张嘴唱罢了。但是为什么圆舞曲和京剧都从下里巴人成为了阳春白雪？

Z兄：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新的文化流行出现，为老百姓所接受，伴随着的就是逐渐衰落的旧有文化。

我：你这么说正好印证了我的观点，关于三十年代上海文化中心地位的问题，那个时候上海不就是因为汇集了新的文化流行，才奠定了她远东文化中心的地位吗？另外，红楼梦是在山野乡间写成的，并经过时间考验，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只能说明曹的创作契合了更多人的集体经验，但是不能就此否定阳春白雪的高端文化，比如<<洛神赋>>。

Z兄：<<洛神赋>>就是封建帝王大资产阶级后苑产生出来的小叔子恋上嫂嫂的东西，是封建贵族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集中体现! 

我：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 小叔子恋上嫂嫂不独封建帝王资产阶级才有，广大人民群众之间也有啊，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到了田间地头就没那么多“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就只剩下偷偷摸一把了，然后压抑不住就跑到山沟沟上喊一嗓子：山丹丹花开妹妹想哥哥。但是你不能因为表现形式不同，就诋毁其中的艺术价值和作为人性的本来美好呀。

Z兄：我没有贬低其中的美好，我只是在问，创作者如果不为了大众，难道为了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小众？那他本身还是带有目的性的！而且，创作的灵感源自于何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经过检验的真理。

我：我不否认有为的，但是大多数创作者谁也不为，只是为了创作，为自己的情感抒发。比如<<诗经>>，它是从群众中来的，也是到群众中去了，但是这个过程只是某个人比别人有更敏感的心灵，他把自己的感受记录了下来。而这个创作的个体经验，如果契合了大多数人的集体经验，那就是受众广泛的大众文化；但如果个体经验只为小众所接受传诵，那就是小众文化。但在创作者眼中，大众文化与小众文化没有高下之分，也没有阶级之分，只有是否符合人生经验和感同身受的区别。

Z兄（笑了）：咱俩这是上个世纪鲁迅和梁实秋的辩论: 艺术是否有阶级性。鲁迅说有，梁实秋说艺术一部分是有阶级的，但还有一部分是人类共同的。

我：那你同意不同意梁的意见？

Z兄：我当然同意。

我：那你为什么还反着说？

Z兄：鲁迅多厉害啊！他多能白活啊！最后能把梁说得哑口无言！

辩论完的思考：

Z兄事后说我把他说服了，他说自己不是鲁迅，不是旗手，也不是文革造反派，而是真理派，只要道理正确，他是可以认错的。

碰到这么好的对手，我也开心，并因为小小的胜利，感冒好了大半。现在再想，Z兄的话其实不无道理：厚重的历史传承与新的文化思潮相互涌动，让北京散发出更加独特鲜明的活力和色彩。这份文化上的绝对自信和优势地位，是三十年代的上海无可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