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丝中国官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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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2011-10-02 23:14:49)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34ba900102dubj.html       7月6日，中宣部长刘云山先生在“全国文明办主任培训班”上有一个讲话，讲话稿经整理后，取了一个醒目的名字《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很多媒体都转载或报道了这篇文章。刘云山的这个讲话及文章，主旨上延续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即群众路线。文中提到毛泽东曾经指出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也提到胡锦涛主席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的内容。因此，从文章内容说，并不新鲜。但在现阶段这样明确地提出“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在时代背景下，的确有值得重新解读的地方。

    毛泽东当年写《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就是为了分清“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它关系到生死存亡，关系到你死我活。因而，在与广大基层群众建立鱼水深情的同盟关系时，还需要与手握屠刀的敌人势不两立。这一革命战争、武装斗争年代形成的敌我关系，后来被雷锋称为“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我认为，武装斗争年代的群众路线与和平时代并不一样，不能简单套用。在和平时代，“群众路线”虽然同样关系到政权的生死存亡，但是，对于“群众”的理解应该有新的内涵。

    战争年代的“群众”基本上是指工农兵，群众路线也大多是指占绝大多数的工农兵。能够被统一战线囊括的社会其他成员，也是同盟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则是敌人。和平年代的上述观念应有所变化。邓小平指出，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虽然概念还是过去的概念，但已经把群众的含义扩大了，这是对的。此后，私营业主也能入党，同样是群众概念变化的体现。这一变化本身，我认为是和平年代的必然。毕竟，和平是人们的向往，战争不过是迫不得已的最终选择。所以，当今中国强调“群众路线”是正确的，但对于“群众”的认定，要避免简单沿用战争年代。

    刘云山的讲话中提到“服务大众还是服务小众、服务多数人还是服务少数人的问题”，这个提法应该引起重视。“大众”和“多数人”就是民主的基础，就是政权的生存之本，然而，在和平年代，“小众”和“少数人”不能简单认定为“敌人”，不能简单采取“残酷无情”的手段。另一方面，当知识分子、私营企业主也成为“群众”的一部分，由于他们拥有话语权和资本的力量，政权也不能轻易地倒向他们，从而远离基层普通群众。在和平年代，除非颠覆国家政权，严格来说，应该没有敌人，只有法律意义上罪犯。罪犯虽然要受到惩罚，但未必是敌人，这是需要注意的。毛泽东当年对于战犯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和平年代“群众”内涵发生变化的体现。

    在提倡群众路线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民主。“为了谁”的提法，往往会给人“替民做主”的联想。一些信奉西方普世价值的人会说，民众该自己做主，“民主”不需要别人代为做主。也就是说，我自己管，不用你代我管。这两种观点常常会产生对立。简单说，“为了谁”是自上而下，民主是自下而上。但这种简单理解容易造成错觉，即把两者对立起来。一些僵化的思维常常会认为，要么就是自下而上的“民主”，要么就是自上而下的“做主”，两者不可融合，前者是善，后者是恶。我不得不说，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可取的，一个合理的社会，一定是是两者的结合。

    刘云山所言的“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其实包含了西方的所谓“民主”，“我是谁”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当我们说“群众路线”时，只有“我是谁”的答案是“来自群众”，才能体现自下而上的精神。“为了谁”、“依靠谁”则更多体现自上而下。西方民主最突出的一点是，以选票的方式，在程序上体现自下而上，但同样不能避免自上而下的决策。因此，如果以为借助自下而上的“程序正义”就能解决一切，那就大错特错。如果自下而上的程序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美国也不会发生占领花儿街的长期性群体性事件。虽然“占领”行动可以看成是自下而上，但真正解决问题，还要靠美国政府自上而下。否则，把花儿街的办公室、计算机统统交给街头群众不就完了？

    西方“民主”的幼稚在于，以为自下而上能解决一切，因而在理论和制度上缺乏对自上而下的约束，使得少数人能够利用自下而上，为私利服务。中国政治的高明在于，2000多年来想了很多办法，既兑现自下而上的实质，例如科举，又不必过于强调自下而上的程序，而是要确保自上而下的正义性。如何确保此种正义？群众路线、大多数人是一种表述方式。按照西方概念，还应该再加一句，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应该避免“多数人暴政”，让少数人也有生存空间。在中国的政治概念中，还应再加一句，为了多数人的利益，也要避免政权像西方那样被少数人绑架。换句话说，自下而上、自上而下都需要，这是一个平衡，是一个中庸。这一平衡和中庸的核心就是超越利益集团。

    中国政治的复杂还在于，超越利益集团也需有所认定。我在《超越利益集团》一书中，结合宋朝政治的内涵指出，“义利之辨”中的“义”是整体利益，而非一部分人的利益。不管这部分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某一部分人的“利”都不是“义”。所以，“群众路线”从概念上说是正确的，要落到实处，还应该注意细节，避免简单化，尤其要避免极端化。如何把握分寸，这需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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