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石化因生蚝业抵制发展艰难 可能向福建转移

　　要生蚝，还是要石化

　　石化，是“石油化工”的简称。在网络上，它的意思是被突然雷到了，惊讶、呆傻而不能行动，瞬间停止思维——也就是希腊神话中不幸撞见美杜莎的下场。

　　在漫长海岸线上的不少地方，“石化”的这两个义项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里：当人们发现庞大的石化项目离他们的家只有咫尺之遥，他们瞬间石化了。

　　周刊记者在台湾地区采访发现，石化工业的黄金时代已被环保潮流彻底终结，一个个巨无霸在小小的生蚝面前败下阵来，原有项目难以扩建，新项目更不可能上马，于是，它们飘洋过海，寻找新的乐园。

　　要生蚝，还是要石化？轮到我们来做这道选择题了。

　　生蚝战石化

　　记者/汪 伟

　　环保组织挑起了一项关于台湾石化业和台湾经济未来的争端。这场争端的结论是，石化业在台湾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

　　大城湿地位于台湾海峡东岸，在大肚溪口和浊水溪口之间，是一片2000公顷的滩涂，这块滩涂从河口地区向海峡延伸，足有6公里长。日本福岛地震引发海啸之后，当地环保人士说，如果这一带发生类似海啸，有这块滩涂吸收地震的冲击波，浊水溪这条台湾的母亲河，包括两岸的粮食产地——习惯上被称作“台湾粮仓”，就不至于遭受那种沧海桑田式的破坏。

　　当地的环保组织为我们播放了一部纪录片。纪录片的片名叫《退潮》——在浊水溪口北岸，潮水退去之后，沿着一条蜿蜒深入台湾海峡的水泥路，两边滩涂上露出密密麻麻的蚵架。蚵，就是生蚝，也叫做牡蛎。这些蚵架上吊挂着无数蚝壳，牡蛎就寄住在这些看上去让人有点肉麻的贝壳里面。这是大城湿地特有的养殖业，规模在全台是最大的。据统计，生蚝养殖为周边两个乡镇创造了5万个就业机会。

　　在这片滩涂上，台湾人养蚵的历史超过300年。只要台湾人对传统美食蚵仔煎不感到厌烦，蚵架似乎会永远存在下去——但这只是初来此地的人一厢情愿的想法。三年来，石化业的扩张一直威胁古老的养蚵业，大城湿地里随时可能开进填海造地的大型机械，把滩涂变成国光石化园区的地基。

　　国光石化的大股东为台湾“经济部”下属“国营事业”中油公司，计划在此兴建台湾第八套轻油裂解设备。规划中包括一座日炼30万桶原油的炼油厂、年产120万吨乙烯的轻油裂解中心、年产80万吨的对二甲苯芳香烃中心、23座石化中下游工厂、14套汽电共生厂以及含13座码头的工业专用港。

　　国光石化项目预计直接投资超过6300亿新台币，附加价值每年大约2800亿新台币(约占台湾GDP2%)。据台湾“经济部”测算，项目一旦上马，除了能直接和间接带动25万人就业，每年还可为政府贡献448亿新台币税收。

　　支柱产业、超大规模、大型“国企”领衔投资——顶着这些光环的国光石化还未面世，已俨然有巨无霸的气势。在陈水扁、马英九两届政府任期内，国光石化都被列入“国家重大投资计划”。然而，在小小的生蚝面前，巨无霸败下了阵来。这个计划最终受挫于地方居民和环保组织长达数年的抗议。

　　石化败阵

　　去过浊水溪口的人，都会被入海口南北两侧迥然不同的景象吸引。涨潮时，北岸一片汪洋，退潮时露出密密麻麻的蚵架，而在一水相隔的南岸，潮汐只能在填海围墙外起落，围墙内是一个占地巨大的化工园区，林立的烟囱和巨型罐体占满了海滩，也挡住了南方的天际线。

　　这个化工园区属于“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生前构筑的台塑集团，是台湾第六套轻油裂解厂，因此被称作台塑六轻。台塑六轻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园区——台塑控制着其中66家工厂，覆盖了石化业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2010年，台塑六轻的产值占台湾GDP的10.6%。而根据环保人士计算，台塑六轻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6755.7万吨，占台湾全年二氧化碳排放量26.57%。

　　在8月的午后，台塑六轻的烟囱里缓缓冒出袅袅白烟，与台湾海峡上空的白云纠缠在一起，但这种恬淡的画面下，这个石化巨无霸正深陷在麻烦之中。2010年7月以来，六轻已经发生了7次火灾，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现在部分工厂还在停产整顿。

　　不断有新发表的研究提到，周边乡镇高于通常水平的癌症发病率，与台塑六轻的排放有关。台塑六轻的第五期扩建计划因此一拖再拖，迟迟不能通过环境评估。

　　同样因为无法通过环境评估而陷于困境的石化巨头，并不止台塑六轻一家。国光石化的选址与台塑六轻隔河相望，一旦上马，两个化工园区连成一片——正如台湾政府希望的那样——将进一步提升台湾石化业的规模和技术水平。

　　但这些并不足以动摇反对者的决心。“这样的项目只有短期的收益”，当地环保人士、彰化环境保护联盟的蔡嘉阳博士说，“长期而言，对地方是很大的伤害。”

　　为了说服村民反对项目上马，环保人士从台塑六轻附近请来工人现身说法——六轻曾经带来工作机会，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但疾病最终夺走了一切。环保组织认为，这些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所患疾病与六轻的排放有关联。

　　近在咫尺且记录糟糕：台塑六轻成了国光石化上马的巨大障碍。尽管当地不乏支持国光石化项目的居民，但支持者的声势根本不能和反对者相比。在一个频繁爆炸的石化园区旁边，谁能够心平气和地讨论兴建另一个石化园区呢？

　　环保组织所做的当然不止于此。围绕大城湿地和国光石化的去留，那种抗争的方式是台湾特有的。每次台湾“行政院”召集环评会议，就会有数以千计的抗议者集中在凯达格兰大道上。这条正对着“总统府”的街道上，是台湾抗议政治的中心。几年前，施明德召集百万人在此集会，抗议陈水扁执政期间的贪腐行为。大规模政治集会给了台湾人极好的训练，他们熟练地利用集会表达政见，却不会因此造成社会动荡。这种高度的公民素养为人称道，只是一般人很少知道环保组织为此付出的努力。

　　在大城湿地所在的彰化县，小学生源源不断地给马英九寄去表达抗议的明信片，2000名当地中学生为此静坐。4月，国光石化项目的环评结果即将宣布，抗议者利用一台投影设备，在“总统府”建筑外立面上打上了抗议口号：“石化亡国”。环保组织还发起一个信托基金，在全台湾募集股份，准备把大城湿地买下来，以保持其现有的生态。

　　马英九一开始并没有对这场争论表态。2011年年初，他因为提名了一位有争议的“大法官”而深陷舆论漩涡，亟需转移舆论的焦点，他开始频繁地介入国光石化案：参加反国光集会、视察大城湿地，听取蚵农和环保人士的意见。

　　“总统府”发言人在自己的Facebook上发现了一位医生的留言。那条留言讽刺马英九在国光石化案中应对失措，马的幕僚随后在“总统府”约见了这位医生。在此后召集的正式评估中，医学界提供了关于化工厂排放影响居民健康的证据，马英九表示，自己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资料，相当“震惊”。

　　2011年4月21日，台湾“行政院”召集第五次环评会议，成千上万抗议者集结在凯达格兰大道上，但长达11个小时的评估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结论。第二天，也就是今年的世界环境日，反对者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答案：环评结果有条件通过，全案驳回二案并陈，送交环评大会决议。这意味着国光石化的环评必须从头再来。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当天下午，愤怒的抗议者向“总统府”进发时，马英九宣布，国光石化停建。

　　产业链危机

　　对国光石化的环境评估持续3年之久，许多环保NGO(非政府组织)在这个时间点，加入到了对石化业的抗议之中。有些环保组织如反国光自救会是本地的居民发起的，代表了蚵仔养殖户的利益，而更多的环保组织参与进来，则是出于环境生态方面的考量，也代表了台湾民众对石化产业的疑虑。

　　环保组织反对国光石化的理由无所不包。这些组织——大多数规模很小，既分工又互相协作，表现出很高的效率。地方环保组织负责动员和组织当地的乡民，专业人士较多的机构为他们提供环境污染、医学和政务方面的咨询，一个致力于环境资讯传播的机构——台湾环境咨询协会，则持续更新着他们的信息发布平台，将事态的每一个进展公布在网站上。

　　尽管和石化产业相比，单个环保组织的规模和影响力微不足道，但他们联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台湾的环保组织一开始就是在与石化业的对抗中发展起来的。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NGO开始出现，到1990年代，台湾的环境保护运动在环保NGO的推动下有长足发展，它们首先和台湾大规模发展石化业的产业取向发生了激烈碰撞。

　　1990年代的抗争大多以环保组织抗议失败而告终。台湾五轻、六轻、七轻上马前，都经历了激烈的争论，但这些争论难以动摇台湾政府发展化工业的决心。

　　政府不惜动用警察保证政府投资的化工厂顺利施工。台湾“中油”五轻选址的后劲地区，于1990年5月举办了台湾首次公民投票，尽管六成以上民众反对兴建，但当年9月22日，大量全副武装的镇暴警察开进工地后，五轻仍然强行开工。

　　相比下，民营企业投资的台塑六轻虽然早在1987年已经动议，选址却几经变化，从宜兰县到桃园县再到宜兰县，在环保组织的抗议下，一直无法确定投资地点。5年后，经台湾“经济部”协调，并给予多项优惠措施下，台塑六轻才最终确定落户在云林县。

　　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台湾政府日渐淡化了在产业和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与此同时，环境保护运动却巩固了自己在台湾社会中的影响力。

　　从1980年代末反对台湾五轻到近几年反对国光石化，环保组织反对大型石化项目的理由并没有新意，但经过20多年的坚持，石化业高能耗、高水耗、“三废”(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污染，及其对生物多样性和地方产业文化的伤害，已经变成台湾社会的普遍共识。

　　1994年，投资商规划台湾七轻，计划在台南县七股乡滨海地区开发兼化工和炼钢业为一体的“滨南工业区”。工业区选址的地方为台湾一处重要湿地，观光和渔业资源丰富，还是濒临绝种的黑面琵鹭的觅食区，环保组织的抵制非常坚决，并提出要在此地设置“湿地国家公园”。工业区方案的环境评估“有条件通过”，但由于抗议激烈，加上投资商的资金不能到位，七轻至今仍未开工建设——时间流逝，石化业在台湾的处境已经今非昔比，在国光石化流产之后，七轻开工的希望也愈加渺茫。

　　原有项目无法扩建，新项目不能上马，台湾石化业的产能已经绷到极致，随时可能发生违约。台大经济系教授林建甫在台湾《工商时报》的评论文章中说，台湾石化产业链随时可能“分崩离析”。

　　他唱罢，我上场

　　通过反国光石化，环保组织挑起了一项关于台湾石化业和台湾经济未来的争端。这场争端的结论是，石化业在台湾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

　　台湾石化业从60年代开始飞速发展，现在仍是台湾的支柱性产业。石化业产值在台湾制造业中的占比超过30%，塑料制品是台湾出口的大头，占比在60%以上。台湾石化业人士一直为产业链完备、技术先进而骄傲，加上这个产业对台湾经济腾飞所做出的贡献，很容易理解台塑这样的石化业巨头为什么会在台湾社会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但王永庆的离世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台湾石化业的黄金时代似乎也随他一起消失了。台湾民众对石化产业的污染忧心忡忡，在反对国光石化的过程中，医学界发表的报告几乎都提到了对台塑六轻不利的证据。

　　大量台湾制造业已经在过去20年间迁移到了大陆。高能耗、高水耗、污染严重的石化业“登陆”步履之所以比较慢，一是因为台湾对轻油裂解技术的管制还未解除，二是因为石化产业在台湾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但台湾民众日渐高涨的环保意识将迫使台湾的石化业重新考虑投资的方向。石化业人士不时表达出对台湾石化业前景忧惧之心。在今天的台湾，几乎所有大型石化项目都受制于环保人士的抗议。除了国光石化(八轻)胎死腹中，已经上马的石化项目如四轻和台塑六轻，都因为环境评估迟迟无法通过，原定的扩建计划不得不推迟，已经影响到台湾石化业的产能，甚至可能导致合同违约，加上五轻即将关厂，台湾石化业的前景变得很不确定。

　　在那些对环境的担忧没有影响对GDP的渴望的地方，石化业仍受到热烈欢迎。国光石化在台湾受挫后，东南亚各国和大陆地方政府随即表示了极大兴趣，纷纷争取国光石化项目落户，其中包括与大城湿地隔海相望的古雷半岛——2007年厦门PX项目终止后，正是搬迁到了这里。

　　距离高雄港不足200海里的古雷半岛隶属于福建漳州。当地一份宣传材料说，古雷半岛正在兴建台湾石化产业园区，目标是与台湾石化业实行“无缝对接”。台湾对轻油裂解技术的投资管制已经受到了现实的冲击——4月以来，媒体一直在讨论国光石化落户古雷半岛的可能性。上述台湾《工商时报》评论文章的标题直白地说：“石化的未来在古雷”。

为了“更好的生活”

　　为了“更好的生活”

　　一条古道的去留并不仅仅关系几个小村庄的命运。这是一场关于台湾未来发展方向的争论。为了证明什么是“更好的生活”，环保组织正在和时间竞赛。

　　记者/汪 伟

　　我认识的台湾人中，黄焕章是最严肃的一个。即便置身在台湾海峡美丽的落日余晖中，他的表情也没有任何快乐的成分。他指着横七竖八地倒卧在海滩上的巨大树干，指着涨潮线上数不清的塑料垃圾，向人们诉说这块海滩多年来的变迁：海边的树林怎么被蚕食，沙滩怎么被侵蚀消退，垃圾终于堆满了空地。

　　以前黄焕章常常推荐台南医事科技大学的学生来这片海滩约会。他至今仍是这所大学的副教授，但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当地的环保事务上。在兼职的台南市社区大学，他成立了研究发展学会，这个小型的NGO把全部精力都花在了处理台南当地的固体废弃物和海洋垃圾问题上。

　　悲剧“时间差”

　　8月一个炎热的午后，黄焕章把我们带到纵贯台湾南北的台61线高速公路的高架桥下，用手抓起一把形状不规则的颗粒，然后摊到我们面前：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些棕色的颗粒状似泥团，其实非常结实，它们是炼钢工业的废弃物之一：集成灰。黄焕章示意同事晁瑞光拿这些泥团做测试。

　　晁瑞光先用重金属快速分析仪检测了附近的原生黏土，测得原生黏土中锌含量数据为142PPM，铅含量85PPM。随后他检测了黄焕章手中的集成灰，这台仪器的显示屏上亮起一串红色的数字：锌值为143000PPM，铅含量11000PPM。为了对比，晁瑞光又捡起一块炉渣——钢铁工业另一种的固体废弃物，显示屏上再次显示出一片红色：其中锌含量为17000PPM，铅含量9800PPM。

　　红色数字表示集成灰中的重金属含量超标。这些集成灰颗粒与炉渣混杂着泥土和卵石，是作为高架桥的桥基填埋在桥下的。黄焕章和晁瑞光担心，这些废弃物中的重金属会进入土壤和水，造成污染。事实上，流经高架桥下的河流不断冲刷这些桥基，已经把炉渣和集成灰带进了大海。黄焕章出示了一些附着在炉渣上生长的牡蛎，证明这些废弃物已经在海水中浸泡了很长时间。

　　在台湾南部，一些养殖户占据了高架桥下的公地，他们养殖的牛和鸭子每天都和这些废弃物接触。根据黄焕章最近举报的一起案子，一位养殖户在炉渣地上养鸭，3个月后，鸭肉里的二恶英含量达到了食用标准的5倍。晁瑞光没能检测到牧场出售的牛肉，但他检测到的牛粪也显示重金属超标。

　　黄焕章试图证明一件事：台湾钢铁业每年产出数百万吨废渣和15万吨集成灰，很大一部分没有得到合适的处理。

　　在高温熔炉里，废渣和集成灰可以变成黑色的块状物——这是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物质，也是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处理方式，但是成本很高。台湾钢铁业处理炉渣和集成灰的传统方式是填埋。但随着回收填埋场填满到期，这些废弃物的处理成了大难题。台湾《资源回收再利用法》通过后，废弃物处理公司从钢厂回收的矿渣和集成灰，转手当成土石方卖给路桥工程，用于铺设路基。台61线经过台南七股乡一段长达13公里的路基，都混有炉渣和集成灰。

　　黄焕章希望推动一项立法，要求这些路基中的重金属和二恶英含量——几乎全程都在农田、河流和养殖场的包围之中——适用农业土壤的标准。但旷日持久的立法程序，钢铁企业的敌意和政府部门在处理他们的投诉时的拖延，让黄焕章和他那个小小的团队感到筋疲力尽。

　　这并不是黄焕章和他的朋友们特有的感觉。在台湾，很多致力于环境保护的小型NGO都不得经常面对疲倦和挫败。相比之下，黄焕章的团队已经算得上成绩斐然了。

　　十几年前，在二仁溪的出海口，黄焕章曾经目睹无数死鱼漂浮在水面上，死鱼带长达2公里。二仁溪，台南这条数十公里长的河流，那时候被称作是“台湾的黑龙江”——1980年代开始，大量废弃五金和电子产品在二仁溪流域被拆解，能够加以循环利用的金属以酸性化学品分离熔炼，电线电缆付之一炬，废旧电路板填埋在地下，造成严重污染，当地居民中癌症高发，下游的稻米和水产品都因此发生二恶英和重金属超标。

　　经由黄焕章等人的报道和呼吁，直到2001年，台湾政府才强力介入二仁溪治理。无照工厂被取缔，其他工厂也搬迁他处。但到10年后，尽管河水开始改变颜色，湿地动物开始回归，但台湾政府仍然禁止在二仁溪从事渔业捕捞。台风来临，大雨经常从河堤和鱼塘堤坝中冲刷出当年填埋的电子废弃物。为清理这些电子废弃物，估计耗费将在新台币10亿元以上。二仁溪流域居民的健康损害至今无法挽回，

　　二仁溪的故事如今正在广东的贵屿重演。贵屿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电子废物分解地，分解回收的手段与二仁溪边的工厂如出一辙。这种悲剧并不因为二仁溪和贵屿相距上千公里而减弱。

　　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缩短了中国大陆与台湾在经济水平上的差异，也缩短了两地在环境污染方面的时间差。

　　“日本出现的环境问题，20年后就会在台湾重演”，晁瑞光说，“10年后，同样的一幕又会发生在大陆。”

　　两周只倒一次垃圾？

　　经济上的分工合作将世界各地的工厂紧紧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不仅见证了也加深了这种联系。晁瑞光和同事们一直监控着台南海岸的垃圾。洋流将垃圾冲上海岸，台风会加快这个进程，每次风暴过后，台南的海岸就会被越来越多的白色垃圾覆盖。晁瑞光带领清理垃圾的志愿者，将检获的垃圾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其中绝大多数垃圾是塑料制品：数不清的塑料瓶、包装泡沫、一次性杯子和塑料袋，而犹如恒河沙数的塑料碎片根本无法清除。通过辨识塑料废物上的文字，他们发现，其中既有台湾本地制造的垃圾，也有大量垃圾是从日本和大陆海岸漂流而来的。

　　尽管已经加入了国际性的海洋垃圾监控网络，但处理越来越多的废弃物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些小环保组织和志愿者的能力。海洋垃圾无视国界，解决这个问题有赖于国际协作，从根本上说，还有待现代人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有垃圾总量减少了，台湾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海岸才有望恢复洁净。

　　在这方面，台湾也许能给中国大陆一个非常好的借鉴。正是在环保组织的推动下，台湾建立了自己行之有效的垃圾分类制度。

　　和其他人口密度很高的城市一样，垃圾处理一直困扰着台北市政管理机构。最早开始提倡垃圾分类的是台北的家庭主妇，一些积极分子不仅宣传垃圾分类的做法，而且在自己家中实验厨余堆肥——那种噩梦般的气味让她们至今记忆犹新。在这些勇敢的妇女的提倡和推动下，台北从15年前开始推行“垃圾不落地”，取消放置在居民住处的垃圾桶，改为每天派垃圾车定点回收垃圾。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台北已经成了大都市垃圾分类的样板和模范。旧衣服、塑料瓶、废纸隔几天回收一次，而回收厨余的垃圾车每天定时到达，周边居民自己把垃圾送下来，已经是分好类的，摘菜剩下的菜叶、连汤带水的厨余，装在自备的小塑料袋里，再倒入大号塑料垃圾桶内，部分用作养猪和养鸡的饲料，部分用作堆肥或焚烧。环保部门要求居民的厨余尽量沥干，因为水分太高降低焚烧热值，会产生更多二恶英。部分居民还会把装过泔水的塑料袋带回去洗净再用。无法分类和回收利用的垃圾装在特制垃圾袋里。这种垃圾袋需从政府部门购买，此举也是为了减少垃圾量。当地的环保人士介绍说，除了厨余泔水，台北的两口之家一般两周才倒一次垃圾。

　　环境保护方面的成就高度依赖教育，这些工作很难由政府来完成。在改变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过程中，环保组织和志愿者的努力比政府更重要。在家庭主妇——她们通过“台湾主妇联盟”开展活动——和到社区里负责指导和监督垃圾分类的义工的努力下，和15年前相比，台北的垃圾量减少了三分之二，并且最终决定不再以填埋方式处理垃圾，以避免对土壤和水的污染。

　　什么是“更好的生活”

　　旨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环保教育，都把重心放在年轻人和孩子身上，因此尽量采取有趣和活泼的形式，而不是枯燥的课堂说教。在台北附近的阳明山上，环保NGO组织的“工作假期”，带着市民去山间水面清除外来植物，这些植物挤占了台湾本地物种的生存空间。这种活动并不繁重，但环保组织的目的是动员更多的人来参与，并且教给城市居民一些关于动植物保护和生态平衡的知识——比如放生的时候不要选择那些外来的物种。报名参加活动的有台北的年轻白领、小学教师、咖啡馆老板，也总是能够吸引那些带着孩子到阳明山出游的家庭的注意。

　　和欧洲、美国和日本这些富裕社会经历过的情形一样，关于人与自然的新关系的观念正在台湾逐渐流行起来。最新的潮流鼓励新的生活方式，追求洁净、低碳和环保，比如徒步或骑自行车旅行。一个名为“千里步道”的NGO，准备将全台湾的步道(总长达3000公里)重新定位、修整，保证旅行者能够沿着这些步道，徒步走遍全台湾。自行车运动在北部的城市方兴未艾。每到周末，越来越多的台湾人习惯骑车而不是驾车出游。

　　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也见证了环保组织在台湾社会中的影响力。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相似，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环境保护并不是一个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实际上，直到10年前，环保组织在台湾社会里的位置并不重要，但通过反国光石化这场“蚂蚁扳倒大象”的抗争，环保组织几乎重新塑造了台湾人对石化产业的认识，也让台湾社会重新认识了环保组织。受到那些成功的案例的鼓舞和启发，台湾环保组织一直在增加。越来越多的机构——尤其是大学和研究机构，也表现出对环境议题的关注，这对年轻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台湾年轻人的起薪比几年前下降了很多。“几年前，我给研究生介绍了一份三万块月薪的工作，他对我抱怨说太低了”，一位大学教授对我说，“现在呢？起薪两万二。”

　　但这一代台湾人是衣食无忧的一代人。他们的父母普遍经历过贫困，在沉闷的政治气氛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才使台湾变得自由而富足。由于经济增长稳定，人均GDP1.8万美元的台湾正逐渐成为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一员。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0年度数据中，台湾的GDP总量位居世界第27位，人均GDP位于世界第37位。据台湾“经济部”测算，2011年台湾人均GDP有望超过2万美元，其排名也将超过韩国。

　　尽管贫富差距仍然是选举时的焦点话题，但经济起步和腾飞阶段普遍存在的物质主义氛围和焦虑情绪，在台湾已经大大缓解了。和努力赚钱或投身政治抗议的上一代台湾人相比，这一代台湾人关心的是所谓的“更好的生活”——NGO则寄托了社会改良的希望，因此吸引了不少富有理想的年轻人前去工作，即使那里的工资比商业机构低。

　　远水与近渴

　　尽管台湾环保组织的工作人员愿意承受繁重的工作而接受比较低的收入，但这种方式并不能解决环保组织本身普遍面临的难题：如何平衡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反国光石化为例，对NGO来说，组织抗议不是最大的考验。最大的考验其实来自石化项目终止之后。

　　蔡嘉阳博士这样本地的环保人士不得不考虑，在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地方居民的收入。大城乡和芳苑乡的多数乡民代表都支持国光石化，他们是由乡民公开选举出来的，所以代表了很多乡民的看法。他们认为，环保组织是外来力量，并不真正了解本地人的需要；不少人抱怨环保组织让当地失去了开发的良机。尽管在反对石化项目的巨大声浪面前，支持者很少明确站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但环保组织要想在当地继续活动下去，必须证明自己不是为抗议而抗议。

　　蔡博士和他的同事们想让村民们看到，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并不是对立的，相反，良好的环境能够给予地方更多回报。在纪录片《退潮》的取景地，大城乡王功村，渔民们近年来开始根据当地的特色发展观光。环保人士希望，观光业能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并且为地方找到新的发展道路。

　　在王功村和周边的乡村里，到处可以看到堆积如山的雪白的蚝壳，有一些已经穿上了绳子。一旦到生蚝繁殖的季节，这些串成一长串的蚝壳就会被挂到蚵架上去，海水里的蚵苗自己会找到这些贝壳，然后附着在上面生长。涨潮的时候，这种贪吃的动物以海水中的浮游生物为食，并不需要特别照料，几个月之后，蚵仔成熟，其他地方的渔民架着一种轻而平的小船下海收获，只有这一带渔民习惯赶着牛车或开着拖拉机下海。

　　下海之前，游客们先要在岸边脱掉鞋袜，换上一种有橡胶底的长筒靴，这样可以保证他们不会在锋利的蚝壳上划破脚。由于整天嚼着槟榔，这里的渔民一笑起来，就会露出两排血红的牙齿，他们开着铁牛——也就是手扶拖拉机，沿着退潮后露出水面的水泥路，把游客一直带到5公里外的海边。在那里，游客可以就着冰冻的台湾啤酒吃新鲜生蚝。

　　在蚵架边上吃生蚝，那种咸鲜的滋味很难评价，也很难和通常在日式酒店里吃到的生蚝的味道相比较。对没有海边生活经验的游客来说，这种行程颇具地方风情，环保人士希望这能够带动地方的观光经济。他们培训当地居民，帮助他们掌握导游的知识和技巧，还努力开发当地的观光资源，希望当地特有的自然景观和民风民俗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从而带来更多的收入。

　　这些工作还刚刚起步。在大城湿地，旅游业的收入还很难与养蚵相比。环保组织着眼于未来，但“更好的生活”只是一幅蓝图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坚持很久，才能看到蓝图变成现实的可能。

　　观光业的回报

　　对旅游资源丰富的台湾来说，观光经济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但环保组织并不认为，传统的旅游景点和经济模式，可以让地方从中获益。

　　在台南屏东县，旅行团的大巴一个接一个地驶过，“这就是大众旅游——把游客带到景点，拍个照就走”，颜士杰站在路边，指着这些车说，“除了垃圾，当地人什么都得不到。”

　　颜士杰曾在台北为环保组织工作，回到故乡屏东县恒春镇后，一边为环保机构做志愿者，一边从事商业旅游解说。但他不是旅行社的导游，也不向游客推荐知名景点，而愿意带着他们去一些不同的目的地：生长着一种特殊植物的高山湿地，一片看上去普通无奇的沼泽，或者是去攀援台湾东部海岸那些人迹罕至的古道。这些地方算不上人迹罕至，但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也很少有旅行团会带团前去。尽管旅游设施并不便利，愿意亲近自然的游人却可以在这些地方却领略到台湾独特的自然风貌和文化。

　　当地人接受培训，为游客提供导游服务，山中的小村落能够从餐饮和住宿中得到回报——回报有限，但投资也很少，自然生态不会因为商业开发和过多的游客受到破坏。生态观光业追求细水长流的效应，目的是为了让那些只有老人和孩子的古老村落获得收入，同时能吸引一部分年轻人回归乡土——就像颜士杰本人那样。离开台北后，他在老家帮助父母经营农场，除了做导游，还要照料农场的一大群猪。

　　生态观光的目标是在自然环境和地方经济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最终的目标是振兴那些因为年轻人外流而日渐衰落的村庄。环保组织和志愿者花了大量时间，为那些具备条件的村庄规划生态观光线路，帮助村民学习新的知识。

　　社顶部落是台湾最南端一个100多人的村庄，坐落在三面俯瞰大海的山上，距离熙熙攘攘的旅游胜地垦丁仅仅几公里路程，却很少为游人所知。屏东科技大学的教授陈美惠花了3年时间，在当地培训了12名导游。

　　这些导游都有当地人特有的健壮体魄，熟悉社顶部落的一草一木，知道东北季风怎么塑造了当地的地貌，能够轻易找到生活在山上的奇异螃蟹的洞穴，也了解梅花鹿的习性和猕猴的藏身之地，但我最后还是忍不住问了他们的平均年龄。

　　“60岁！”一位从建筑公司退休后接受培训的导游挺起胸膛回答道。

　　整个社顶部落里很少看到年轻人——他们都在垦丁大街或高雄打工。生态观光只能依赖老人和妇女。社顶生态旅游服务中心有一位帅气的理事长，他被陈美惠教授所感动，决心为家乡贡献一份力量，但他同时要在垦丁经营自己的冲浪店，只能在社顶和垦丁两头跑。

　　生态观光每年能社顶带来100万新台币的收入。和大众观光业相比，这个规模不值一提。在几公里外的垦丁大街，一个有9间房的民宿，每年收入就可达800万新台币。

　　市场并不大，但在起步阶段，外来的志愿者要付出极其辛苦的努力。在饱受台风和泥石流侵袭的沿海山区，两年前莫拉克台风带来泥石流，其令人惊心的痕迹远远没有消除。几乎是灾难刚发生，志愿者就介入了救灾和重建，但成效不一。尽管台湾的政府已经习惯通过委托项目的方式，把一部分用于发展乡村的资金划拨给NGO，但并非每个NGO都能得到充足的资源，也不是每个乡村都够把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变成可以盈利的观光线路。

　　和时间竞赛

　　NGO和志愿者的牺牲精神令人印象深刻，但并不能保证成功。在重灾区屏东县来义乡，河道被大大小小的石块淹没，这些凝固的石头河流在原有河床上堆积起十几米高。这个排湾族聚居之地和社顶的原住民部落一样，人口少且老化，几乎所有人都从事传统的农耕。泥石流毁坏了一部分村庄，政府在灾后实施了更加严格的水土保持政策，禁止种植不利于保持水土的经济作物，比如槟榔树，这让重建变得更加艰难。

　　志愿者努力培训部落的年轻人(主要是妇女)，挖掘排湾族的传统文化，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吸引游客，为这个饱受创伤的部落提供能持续经营的经济来源。灾前这些地区风景如画，大多数排湾族人信仰基督教，但头目仍享有很高的威望，部落的创世神话也被完好地保存下来，但要把这些转换成观光资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负责当地重建的NGO负责人周克任不得不花费许多精力，去争取各种支持。

　　许多NGO认识到，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取得平衡，是台湾社会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大多数NGO都对环境保护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关心。但那些不同于传统思路的经济模式——比如生态观光，其效果很长时间后才能显现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坚定地方居民的信心最重要”，陈美惠教授说，“这并不容易。”因为居民已经等不及了。

　　颜士杰带我们去过东部海滨一处古老栈道的遗址，在那里，太平洋的波涛年复一年地冲刷着古道下的巉岩峭壁，造就了大片砾石海滩，俯瞰这种世界级的壮美景观令人陶醉，但台湾环岛公路如果按计划从这里通过，12公里长的古道将不复存在。县政府和环保组织试图保住古道，发展生态观光，但居民却挂起条幅，控诉他们滥权、无视地方福利。村民们期望这条公路改善村落到附近城市的交通，自己可以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并且为村子带来更多游人。

　　陈美惠担心村民们美好的愿望会落空。没有了古道，这些村庄会失去自己的特色，游客不会在这些偏僻的地方停留。再说，“用40亿新台币投资修路，为什么不可以拿一些钱出来改善当地的医疗设施？”

　　到现在为止，环保组织的努力并没有得到村民的认同。“我知道哪种方式对他们更好”，陈美惠说，“但没办法证明给他们看。”生态观光需要时间去经营，但在这条古道旁，环保组织的介入太晚。

石化海岸

　　石化海岸

　　在中国东部S形的、长达1.8万公里的海岸线上，化工厂的数量如此之多，几乎所有重要的沿海城市，都在化工厂的包围之中。

　　记者/汪 伟

　　频繁的爆炸、漏油和意外事件，终于摧毁了大连人的心理防线。在这座北方滨海城市周边，至少分布着5个大型石化园区，星罗棋布的化工厂给当地政府带来了巨额税收，现在却成了市民的噩梦。

　　8月，台风“梅花”过境，海浪轻松击溃了中国最大的PX项目——福佳大化石化有限公司——厂区外的两段防波堤，在堤防上撕开了两道20米多长的口子，距离塌方处不远的地方，堆放着几十个储存易燃有毒原料的储罐。这次意外将20多公里外的大连市区置于危险之中，也引发了市民对石化业的集体恐慌和抗议。

　　大连市政府命令福佳大化停产，准备迁往他处。这距离该厂2009年6月正式投产，只有两年时间。对一个年产值约260亿元，每年纳税超过20亿元的大型企业来说，停产和迁址，将造成巨额损失。这些损失将由谁来埋单，现在还是个谜。但不管由谁埋单，这笔钱都可以看作是中国石化业为自己草率、莽撞的发展方式交出的一笔学费。

　　这个高速扩张中的行业，以这种惨痛的方式，暴露了自己的软肋，也引发了人们普遍的担忧。在中国东部S形的、长达1.8万公里的海岸线上，化工厂的数量如此之多，几乎所有重要的沿海城市，都在化工厂的包围之中。谁敢保证大连的悲剧不会在其他城市里重演？

　　全国沿海同一首歌

　　在9月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温家宝回应了这种忧虑。他要求治理渤海湾的污染，并严格控制新的石化项目上马。这距离2009年2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石化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只有两年半的时间。

　　正是这份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产业规划，鼓励石化业向沿海集中，由此激发了石化业两年半以来的扩张热情。

　　规划提出，到2011年，原油加工量达到40500万吨，成品油、乙烯产量分别达到24750万吨、1550万吨。提高石化产业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的聚集程度，并建成3－4个2000万吨级炼油、200万吨级乙烯生产基地。

　　宽松的政策和信贷随产业振兴规划而来，为石化企业在东部沿海的扩张提供了关键支持。各沿海的省市，都趁着政策和资金的东风，纷纷吹响了石化业的冲锋号。从2009年开始，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都在重复同一个主旋律：石化、石化、石化。

　　沿着海岸线，石化园区遍地开花。粗细高低不一的烟囱遍布河口、海岸和近海岛屿。为了降低用地成本，沿海掀起了一轮填海造地的风潮。海水被排干，附近的山头被削平，工程车日夜不停，将山上的土运到海边，填埋在昔日的海面上。填海运动刷新了沧海桑田的速度。

　　位于辽东半岛最前端的大连，是石化重镇辽宁省的重中之重。有人形容说，半个辽东半岛的地下，都遍布各种管道。这些管道将石化园区里的企业连接在一起。辽宁拟在大连临港石化产业基地，形成5000万吨炼油、200万吨乙烯、200万吨PX的生产规模。

　　在另一个传统石化大省广东，广东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和广东经贸系统在2009年底的调查显示，当地百强企业中，55个企业属于重化工业。他们的梦想是，到2020年，在广东建设“2—3个千万吨级炼油、百万吨级乙烯炼化一体化工程”，使“广东炼油能力将达到1亿吨/年，乙烯生产能力达到600万吨/年，约占全国的1/4”，由此“形成世界先进水平的特大型石油化工产业基地”。

　　石化产业原本处于弱势的省份，也在努力追赶。福建的石化业产值在2008年仅位居全国第19位，也搭着产业振兴的好风，提出建设位于湄洲湾和漳州古雷半岛的两大石化基地，预计2011年实现成2400万吨／年炼油加工能力和100万吨／年的乙烯生产能力，朝着石化大省的方向发展。

　　甚至连石化业的“处女地”，也忙于拓荒。2010年，总投资151亿元的中国石油广西石化1000万吨／年炼油工程在钦州投产。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马飚盛赞此项目 “填补了中国西南地区无大型炼油厂的空白”。根据地方规划，广西沿海石油化工计划到2020年完成年销售收入超1000亿元，将南海北部湾变成“西南地区新兴的石油化工基地”。

　　一系列地方规划在2009年获得国务院批准。其中沿海省市的规划无不与化工相关。《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等文件随即成为当地上马化工项目的政策依据。

　　为了大型石化项目能够落地，各地政府纷纷给出土地和税收优惠，首要目标是争取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这类垄断央企进驻。那些拥有特殊资源的省份如福建，则试图在台湾石化业陷入环保困境之时，“引导和策划台湾石化产业整体转移”。福建省政府的一份文件说，相关项目用地，可“实行最优惠的地价政策，按我省工业用地最低价标准招拍挂出让土地使用权，适当放宽其全部付清土地出让金的期限”。

　　到2011年，尽管3年期限未到，但石化业振兴规划中所列目标提前完成。2011年2月底，工业和信息化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发布的报告显示，规划中重点扶持的三个地区——环渤海湾、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石化产业链条，山东、江苏、广东、辽宁四省石化产业总值已占全国49%左右。这些沿海省份，上游的炼油厂，中游的PX(对二甲苯)项目，下游的PTA、PET项目一应俱全。

　　石化业的扩张速度远远超出2009年规划设想。到2010年，中国石化业总产值8.88万亿，居世界第二位，截至2010年底，原油加工量达到4.23亿吨，成品油产量2.53亿吨，已经超过了原定于2011年完成的目标。

　　根据已经开工建设的产能，到2013年，全国将形成20个以上千万吨级炼油基地、11个百万吨级乙烯基地。预计到2015年，全国炼油能力将达7.5亿吨规模——现在，行业人士担心的是，届时将出现大规模的产能过剩。

　　后遗症开始凸现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作为石化产业振兴规划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如今正焦头烂额的大连，不得不面对高速增长留下的麻烦。尽管产业振兴规划为石化业在沿海的扩张注入了兴奋剂，却没能预见高速增长带来的问题，更没有为这些问题事先打好预防针。

　　投产两年即被迫搬迁的大连PX项目，令人想起2004年的宏观调控中被斩于马下的江苏铁本项目。在地方政府的要求下，江苏铁本投资规模层层加码，最后变成投资逾百亿、年产840万吨钢的大型项目。8年前，大连市政府规划PX项目时，设想中的产能仅为每年30万吨。在筹措资金、项目审批和环境评估的漫长过程中，改项目的产能和投资规模迭经修改：2005年提高到年产45万吨、2007年又提高到年产70万吨。用地规划和厂区设计也不断修改，以适应新产能的需要。只要把项目建设进度和审批和环评的时间节点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以肯定，和江苏铁本一样，大连PX也是个“边建边修改”、“边建边设计”、“未批先建”、“边建边批”的项目。

　　不断修改投资计划是大型项目的通病，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投资者，而是地方政府的不断提升的胃口。官员们对“第一”有一种病态的迷恋。更多的投资可以使GDP的数字更好看。而追求GDP也是地方政府热衷石化业的主要原因——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大型石化企业的投资动辄数以十亿，百亿以上的项目也不在少数，并能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其他投资，是GDP效益最为明显的行业之一。

　　在地方政府的力争和力保之下，对石化项目的环境评估常常流于形式。2011年4月，环保部通报批评一批环境咨询机构，其中包括黑龙江省化工研究院、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山东省化工规划设计院、黑龙江大学等在内。通报指出，上述机构所编制的环氧乙烷、PVC树脂工程、苯抽提等一系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存在严重质量问题。

　　漏油、爆炸、有毒气体泄漏，这些意外事件一再发生，使得意外变成了常态，也使得沿海石化企业周边的城市居民对日常生活充满忧虑。

　　《经济观察报》引述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的话说，目前海上各种溢油事故每年约发生500起。沿海地区海水含油量已超过国家规定的海水水质标准2-8倍，海洋石油污染十分严重。2010年和2011年，中石化在大连的厂区接连发生爆炸，约有1500吨原油进入海中，受污染海域达430平方公里，对环境的影响远未消除，更荒唐的是，连赔偿善后，也至今没有明晰方案。

　　2011年9月8日晚间，上海赛科石化的低温罐区的烯烃管线发生大火。上海市消防局政委张华锋说，这是上海化工区迄今为止最大的火灾，起火点与存储2万立方米乙烯和3万立方米丙烯的两个立罐，相隔不过20余米。赛科石化是上海中石化与英国石油的合资公司，位于上海金山、奉贤交界处，紧邻杭州湾。火势一旦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石化业的日常排放让人对中国沿海地区的污染情况感到担忧。尽管行业人士不断喊冤，认为PX项目被媒体“妖魔化”，但不可否认的是，石化行业的确是污染最严重的行业之一。因为高能耗、高水耗和高污染，在世界各地，都不断引发环保方面的争端。

　　拥有五大化工业基地的珠三角地区，每年平均灰霾天气达到238天，与石化业排放有密切关系。广州中科炼化一体化项目后来迁往湛江，知情者透露，这主要是因为香港方面的强烈反对。这也证明人们对石化企业污染的担忧，绝非空穴来风。

　　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数据显示，石化产业废弃物排放量较高，废水、废气、废固排放量已分别居全国工业行业第1、第4和第5位，化学需氧量(COD)、氨氮化合物、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也位居前列。

　　在此之外，偷排偷放屡见不鲜。本刊2009年刊12月刊出的报道《增长的代价》，曾报道江苏北部的化工企业偷排，黄海饱受污染，至今未见根本改善。国家发改委亦承认，“部分企业排放不达标对区域水体、土壤安全产生严重影响。”

　　尽管如此，在对石化企业的环境评估中，“公众参与”依然软弱无力。大连PX项目、厦门PX项目、广州中科炼化一体项目中，当地民众对工程选址长期一无所知，往往要到选址确定，征地乃至工程开工，方才如梦方醒，自然意气难平。

　　2007年，厦门市民对PX项目的抵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市民对城市周边的化工厂变得敏感。2010年，由于市民的抵制，设计产能1500万吨的中科炼化一体化项目，未能按照原计划落户在广州郊区。2011年，大连PX正式投产两年即被迫搬迁，这些都增加了化工业选址布局的成本和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