芈月被下蛊第几集:区域发展失衡和产业转移

区域发展失衡和产业转移
作者：梅新育  来源：南风窗

　　10月15日至18日，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之一是讨论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二五”规划已经吸引了国内众多关注，而在人们期望“十二五”期间解决或者明显缓解的重大问题中，区域发展失衡无疑名列其中。
　　
　　区域发展严重失衡
　　在新中国前期一度缓解的区域发展失衡在改革开放以来再度加剧，在产业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等方面都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产业发展水平方面，工业化是国民经济和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从整个国家来看，我国早已跃居工业国行列，1966年第二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比重；由于第二、三产业受到较大影响而导致1967~1969三年第二产业比重再度低于第一产业，从1970年开始，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永久性地超过了第一产业。近10余年来，中国制造业更赢得了“世界工厂”的声誉。然而，近30年中国工业化成果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广大内地省份仍然面临工业化不足的困扰。我所说的“工业化不足”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即一个省级行政区人均GDP、GDP构成中工业占比两项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之所以要如此定义，是因为一个地区假如兼具人均GDP高、工业占比低两项特征，通常是因为其工业化早已完成或超越，步入现代服务业主导阶段。2008年我国人均GDP为22698元，工业占GDP的42.9%；根据上述两项标准衡量，有14个省区处于工业化不足状态，其主要工业品产量差距就充分显示了工业化不足状态。以湖南为例，主要大宗工业品产量多数不足全国总产量的1%，产量较高省市区往往是湖南的30倍以上，甚至成千上万倍。
　　在居民收入方面，这种差距同样显著。2009年，中国大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4.7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5153.2元，而在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中，竟有23个省级行政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最高者上海（28837.8元）为最低者甘肃（11929.8元）的2.42倍；有20个省级行政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11个省级行政区，最高者上海（12482.9元）是最低者甘肃（2980.1元）的4.19倍。
　　
　　代价和风险
　　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而不是短期利益来看，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因区域发展严重失衡而受损甚多，国民因此而蒙受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福利损失。内地工业化不足省份自不待言，这些省区的千百万劳动者背井离乡涌入东部沿海地区寻找就业机会，由此造就了举世瞩目的春运奇观，也造就了留守儿童、留守女性等众多社会问题。这么多国民一年到头在外地工作，只有春节前后半个月左右时间能与家人团聚，这意味着何等巨大的国民福利损失？通过产业转移，不仅能够延长众多产业的生命周期，还能够让千百万劳动者无需背井离乡，而是在家乡就能找到收入体面的就业机会，每天享受家庭天伦之乐，这种无形的精神福利难以用数字计量，却是真实存在的。
　　即使表面上因严重区域发展失衡而“受益”的发达地区也为此付出了不可忽视的代价。房价问题已经在全社会引起了高度关注，而且已经从经济问题发展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而热点城市的房价问题之所以严重，区域发展严重失衡难辞其咎，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因为本地投资发展机会不足，而盲目涌入特大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剩余资本为东部沿海地区的房价推波助澜。电视剧《蜗居》在全国热播，无非是因为剧中“房奴”的命运引起了千百万观众的共鸣；房产界争议人物任志强曾反问：在北京呆不下去的人干嘛不回家乡去？在不考虑现实约束的理论意义上，这句话并不错，因为我们不能指望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所有人口都涌向少数几个超大城市。问题是假如大部分省区存在经济资源不足的问题，我们能否苛求年轻人、特别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接受在家乡无所事事荒废青春的命运？
　　由于集中了过多的经济资源，某些因严重区域发展失衡而“受益”的发达地区正在突破环境承载容量，给当地的前途投下了日益浓重的阴影。最典型者莫过于北京。在这样一个缺水地区，北京竟然已经发展成为近2000万常住人口的巨型城市，我们不能不考虑是否已经超越了环境容量？是否最终会为此付出无法承受的重大代价？是否已经损害了整个国家的均衡发展？
　　北京不少地方都在使用数百万年、千万年历史的地下水，如此下去，将来如何得了？正是为了满足北京不断膨胀的需求，在水资源方面被迫作出牺牲的地区已经从海河流域上下游和周边省区扩大到了作为南水北调水源地的汉江流域。如此大规模、远距离的跨流域调水，对汉江下游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我们看到，北京搬迁了一个首钢，可计划大力发展的芯片等产业耗水量似乎也不逊色。与其千里迢迢高成本调水到缺水地区，何如将相关产业、资源部署到水源丰富的地区？
　　就北京自身而言，过多的人口和产业正在急剧恶化这个城市的生活品质。由于人口过多，相应地机动车过多，北京的交通堵塞早已是全中国大城市中最大的梦魇，以至于被赋予“首堵”之名，环境污染、房价居高不下也随之而来。而且，在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让更多国民更广泛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果实的今天，一些不切实际的奢望可能扭曲本意良好的改善民生的思路，如在“民生”旗号下片面要求对水电等基础服务、房地产抑制价格。资产市场泡沫不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威胁吗？我们可以指责是美日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全球流动性过剩、“钱松地紧”造成了北京房价领涨全国的局面，但是我们必须反思，无论执政者具有怎样的改善民生的良好愿望，但北京这样一个地方的环境容得下大幅度放松地根政策吗？在保护低收入阶层权益、改善民生的旗号下，我们可以要求政府在北京维持低廉的水价，但我们无法改变从外地调入的水资源注定高昂的成本，而这些水资源本来可以在其他地方以低廉得多的经济和环境成本得到。一个城市假如过度发展，在度过转折点之后，就可能走向没落。
　　
　　以产业转移化解区域失衡
　　缓解区域发展失衡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的政策取向。在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所作报告就谈到了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相信“十二五”规划会对此开展进一步的筹划，而产业转移就是缓解区域发展失衡的良方。而通过产业转移，我们不仅能够显著缓解区域发展失衡，而且能够化解成本上升带来的国外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赶超压力。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宣布取消对华全面贸易封锁、在贸易封锁和战争考验中初步建立起完整工业体系的中国以平等身份进入世界主流市场至今，中国崛起成为国际贸易秩序最大的变化之一，“中国制造”的凯歌行进声几乎响遍了地球上每一个有人定居的角落，中国已经跃居世界头号货物贸易出口大国，外向型经济主导的东南沿海部分地区繁荣富庶几乎不让中等发达国家，以至于国内外都不乏其人声称中国是19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经过当前这场80年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凭借大国之中的最佳表现，“中国崛起”的成色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然而，福兮祸所伏，新兴大国在“赶超”守成大国前期的初步成功创造了自己被其它后起者“赶超”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初期成功会削弱其赖以起家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价格竞争力。正因为如此，我们已经目睹许多出口制造业从昔日的“摇钱树”转为“苦菜花”，人民币汇率和工资水平稍有动静便叫苦连天。出口紧固件在1990年代利润率超过20%，目前只有5%左右。我们固然要通过切入高增值环节扩大盈利空间，但缓不济急，只有产业转移与切入高增值环节双管齐下，我们才能妥善化解冲击。在汇率升值、土地成本激增、人力成本上升的重重压力下，产业转移日益紧迫。
　　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必定需要政府的组织引导。今天，在日益显著的成本上升、国外产业竞争、区域发展失衡和隐隐约约的外部军事压力驱动下，在国内消费市场快速膨胀以及新兴海外市场的吸引下，产业转移已经势在必行，而此前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改进又为产业转移创造了便利。而且，产业转移需要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结合起来，尽管我们产业转移最显著的驱动力量也是土地、人力等要素价格上涨的压力，但产业转移要想成功，却必须超越廉价要素的“优势”，更多地植根于完整产业体系所带来的范围经济效益、巨大市场所带来的规模效益、优良且不断改善的人力资源、优良且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较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不断改进的公共服务效率等因素，只有这些因素要么是其他国家永远无法具备的长期优势，要么也可以维持相当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