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广告:芬兰教育对抗“虎妈”模式

美籍华人蔡美儿（Amy Chua）最近发表的严厉的“虎妈”教育模式累倒了很多美国人，但是芬兰人采取了一种与其相反的轻松的教育模式，并且获得了成功。

在赫尔辛基（芬兰首都），春天临近了，但地面上还是覆盖着积雪，空气又干又冷。在卡拉提综合学校的户外，一群9岁左右的儿童背靠背坐着，在冰封的地面上用木棍、松果、石头和浆果摆放成各种形状。为了使其他没看到的小孩能说出这些形状是什么，摆放的人必须用几何术语来描述这些形状。

这群孩子的老师，名叫Veli-Matti Harjula，他从三年级一直教到六年级，他说：“跟用笔和纸对比，这是一种不同的数学教学理念，它可以直接印到孩子们的脑海里。”“户外数学”教育的概念实际上出自瑞典，而非芬兰。但Harjula也不必得到任何人的许可。只要他能够让他的学生达到芬兰教育委员会规定的核心课程总目标，他可以采取任何他想得到的方法来实施教学。就数学而言，最新的核心课程只有10页纸（比之前的版本多了3页半）。

在全球教育界，芬兰人俨然令世人瞩目的一颗新星，就连芬兰人自己也有点吃惊。他们只不过是尽量减少对学生的测试和考核，到现在，他们也不敢相信他们竟然做得那么好。为了给不喜欢竞争的芬兰人一个激励，他们参加了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这样全球范围的测试他们参加了四届，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他们三次名列三甲。

最近的一次PISA测试是在2009年，芬兰在科学素养方面名列第二，在数学方面名列第三，在阅读方面名列第二。美国几乎所有的科目成绩都有下降，阅读方面获得第15名，仅仅达到OECD的平均水平。

芬兰的实际对手只有来自东方的教育强国南韩和新加波。他们采取的是大量训练的教育模式，让人想起苏联时代的奥林匹克项目。的确，最近一位美籍华人母亲，名叫蔡美儿（Amy Chua），她写了一本书，叫做《虎妈的战歌》，她宣称只有严厉的训练才能调教出好的学生，她批评美国式的父母做不到这一点。她的书引起了很多人的思考，他们怀疑这样做是否太过分了。

而芬兰这种轻松的教育方式，能够获得世界级的成功，吸引了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考察团蜂拥到赫尔辛基来学习考察。在OECD负责PISA项目的Andreas Schleicher说：“在亚洲，学生在学校的学习时间很长，下课后的学习时间也很长。而在芬兰，学生在学校的时间比美国少，这是一个吸引人的模式。”

而且芬兰学生的家庭作业也很少。卡拉提综合学校教育16岁以下的学生，在该校负责学生咨询工作的Katja Tuori说：“对于一个优秀的学生而言，一天一个小时的家庭作业就足够了，这些孩子也有他们的生活。”

当然，他们也有校规。在课堂上不允许使用iPod和手机，在屋内不允许戴帽子（他们甚至想规定不准穿外套，但因为天气实在太冷而没有实施）。但也就这么多了。Tuori有一次在课堂上发现一个学生发短信，他用带有责备的眼光瞪了他一眼，他就乖乖地把手机收起来了。Tuori说： “除非学生确实做了坏事，比如打了人，他才会受到惩罚。”

在把孩子当作孩子来教育方面，芬兰具备很多聪明的理念。比如，一个老师会一直跟随一个班级，从一年级直到六年级。这样，老师就有几年的时间来观察学生，因材施教。

但芬兰教育能取得如此广泛的成功，更大程度上来源于一个不是秘密的武器：他们的教师。OECD的Schleicher说：“是教学的质量引导芬兰教育的成功。在美国，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工业模式，教师只是一种用来传输预制品的工具。而在芬兰，教师本身就是标准。”

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芬兰人希望成为教师的原因之一。因此芬兰可以从一个很大的人才库中精心挑选教师人选。有据可查的最新数据是在2008年，1258名本科生申请参加小学教师培训，只有123人被接纳，占申请人数的 9.8%。这种典型的培训历时5年。另外一个事实是：在芬兰，每一位教师都必须具有硕士学位（他们称之为教育硕士，他们的用词是kasvatus，和母亲教育孩子的用词一样。）教师的年薪介于40000美元和60000美元之间，每年工作190天。

赫尔辛基大学师范系的负责人，名叫Jari Lavonen，他说：“用5年时间来培训我们所有的教师非常昂贵，但这也使得教师可以获得高度的尊敬和赞扬。”外界对此反响强烈。位于布法罗市的纽约州立大学一位物理教育专家，名叫Dan MacIsaac，他在芬兰考察了2个月，他说：“他们的老师在教授物理方面比我们准备得更好，芬兰人让他们自由发挥，而不是派只看门狗整天看着他们。而在美国，人们对待教师就跟对待必胜客的送餐员一样，研究怎样才能更快地把比萨饼送出去。”

芬兰人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1960年代，芬兰人小学毕业后有2套平行的教育系统，聪明一点的走一条路，迟钝一点的走另外一条路。1968年进行了改革，开始废止一个国家两层教育的系统。事情无法一蹴而就。一位芬兰教育委员会的顾问，名叫Reijo Laukkanen，他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满意。”

在80年代，在数学和语言方面，芬兰终止了根据能力来“分流”小学生的做法。Laukkanen说： “在芬兰，不能根据聪明程度对人们进行分类。历史证明这一做法获益良多。”接下来，在90年代，每年安排了检查员对学校的教学计划进行审查，但学校方面非常反感，以至于检查员们都对驻点巡查感到恐惧。

Laukkanen 说：“芬兰是一个公平社会，而日本和韩国则是高度竞争的社会——如果你不能比邻居做得更好，你的父母会花钱让你上夜校。在芬兰，比你的邻居表现出色显得不是很重要，每个人都达到平均水平，当然这个平均水平相当高。”

这一原则导致芬兰在教育方面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从2006年PISA科学素养方面的测试结果看，在最差组别，80%的芬兰学生得分高于OECD的平均分；但在最优组别，他们的学生只有50%得分高于平均水平。MacIsaac说： “从整体上看，提高底线水平获得了深远的效果。”

芬兰的一些教育政策也许可以输出，但其“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能否轻易输出值得怀疑。以泰国为例，曾经尝试在其自己的教育系统中引进芬兰模式。但一旦一名学生出现落后状况，父母就为他请来家庭教师——这在芬兰是无法想象的。泰国的芬兰式实验获得成功了吗？Lavonen说：“事实上没有。”如果芬兰模式在泰国能够获得成功，那么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可以成功了。

来源：译言